德法同床异梦 2012年12月27日 07:55 来源：财新网 作者：财新专栏作家 张丹红

    从欧洲货币联盟的酝酿、创立到今天的危机处理，也是一部德法两种理念、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张丹红）德意志和法兰西是欧洲大陆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法兰西率先崛起，德意志后发制人，彼此不共戴天。过去两百年间，两国五次兵刃相见，互伤元气。在二战之后的废墟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届总统戴高乐握手言和，并于1963年签署友好条约。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分歧和互不信任也从此一笔勾销。从欧洲货币联盟的酝酿、创立到今天的危机处理，也是一部德法两种理念、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构建货币联盟的努力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巴黎。法国政府视货币为关键因素，认为各国只要在货币问题上步调一致，经济发展的差异会自动消失。换句话说，货币联盟可以一蹴而就，各国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也可随之迎刃而解。前提是：收支顺差的国家也必须采取行动，调整经济政策，而且将自己的外汇储备拿出来“充公”。支持法国这种货币主义理念的是比利时、卢森堡和欧共体委员会。

　　德国对此持坚决拒绝的态度。当时的德国正在享受经济奇迹的果实，出口猛增，贸易顺差随之不断扩大。在德国占主导的是所谓经济主义思想。据此，自愿结盟的各国必须首先协调其经济政策，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完全合拍之后，货币联盟便水到渠成。也就是说，政治联盟在先，货币联盟在后。与德国同一阵营的是荷兰。

　　　德法分歧概括起来就是：德国视共同货币为终点，为目标；法国则将共同货币看作是起点，是工具。由于两国互不相让，货币联盟的设想暂时告吹。

　　　1973年，金本位体制崩溃。尼克松自私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也激起战后对美国一向低眉顺耳的德国的愤怒。尼克松财长John Connally当时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它是你们的问题。”欧洲国家以汇率走廊作为对策，控制各国货币的大幅震荡。这是欧洲货币联盟的雏形。德法再一次“各怀鬼胎”。德国的目的是防止马克过分升值，而法国仍然盯着顺差国的外汇储备不放。1973年成立的欧洲央行基金虽使法国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巴黎政府无法让法郎与强劲的马克保持同步，一次次贬值令骄傲的法兰西人感到无限屈辱。

　　　德国这时认识到：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其实也符合自身的利益，否则马克一枝独秀，代价将是本国的出口。总理施密特于是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一起积极推动欧洲货币体系（EWS）的诞生。在谈判过程中，德国要求传统的软货币国必要时干预外汇市场，支撑本国货币；法国则主张硬货币国必要时抛售本国货币，以帮助其他国家。结果德国再次占了上风，1979年成立的欧洲货币体系处处体现波恩政府及其身后联邦银行的主张，马克很快成为EWS的核心货币，其他货币与马克的汇率保持在特定浮动范围内。

　　　这意味着，法国为了留在EWS，必须唯联邦银行的马首是瞻，紧跟德国的货币政策。法国央行对马克的“奴役”（法国央行内部文件用语）怀恨在心，总统密特朗甚至称马克为“德国的核武器”。在巴黎看来，唯一的出路在于实行统一货币。德国则想借助货币联盟摆脱马克不断升值的尴尬。

　　　两国这时的主要分歧是欧洲央行应当扮演的角色。在法国，央行一向相当于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因此密特朗要求欧洲央行也必须接受政治的指挥。而独立的联邦银行与马克一样是战后德国人的骄傲。尽管央行也曾经使一些政治家感到碍手碍脚，但谁也不敢在废除马克的过程中将央行的独立原则一并牺牲。

　　1989年秋天，几乎是从天而降的德国统一激活了一度陷入停滞的货币联盟进程。在密特朗看来，只有将版图扩大了的德国纳入欧洲共同的货币体系，才能防止德国再生独霸欧洲的野心。而对科尔来说，只有积极催生欧元，才能换取邻国对两德统一的首肯。同时科尔也隐约意识到：德国将从进一步融合的欧洲获益。

　　　联邦银行和德国公众仍然对货币联盟持怀疑态度。这加重了科尔的谈判筹码。他曾经对密特朗说：“放弃马克对德国人来说是个很大的牺牲。”言外之意，如果你们一定要引入欧元，就必须满足德国人的条件。

　　　结果，在1991年底的马斯特里赫特峰会上，德国在有关货币联盟的几乎所有问题上贯彻了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在围绕欧洲央行的争议上，从独立性到内部结构、从人事到设址，法国全线失败。难怪当时的德国财长魏格尔得意地说：“我们把马克带到了欧洲。”欧洲央行将成为联邦银行的翻版。

　　　1995年，魏格尔推出确定财政赤字和负债上限的稳定公约。这可以说是给德国公众的一颗定心丸，让德国人相信其他欧元国将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欧元将成为与马克一样坚挺的货币。法国对此很不感冒，特别不能接受德国有关犯规时自动受罚的设想，因为那将意味着部分丧失财政自主权。谈判一年之后，两国达成妥协：自动惩罚改为欧盟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这一改动使稳定公约变成了纸老虎。

　　　在货币联盟正式成立之前，德国几乎在所有与法国争议的问题上如愿以偿，只是在一个核心问题上让步。德国从60年代法国萌生欧洲统一货币念头的一开始就强调首先实现政治联盟的必要性。1991年11月，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总理科尔还在联邦议院振振有词地说：“政治联盟是经济与货币联盟不可或缺的补充。”不过，科尔当时在说这话的时候也许只是在安抚德国的议员。德国政治精英早已意识到，在欧洲实现政治联盟，让成员国交出财政、经济政策的自主权，是根本不现实的，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巴黎。

　　为什么一向崇尚中央集权的法国却阻挠欧罗巴合众国的诞生呢？这源于法国对德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历届爱丽榭宫的主人都以防止德国在欧洲再度称霸为首要外交任务，而在一个以欧元为共同货币的政治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自然坐头把交椅。

　　　法国的理想是在欧元区内建立经济政府。成员国政府首脑定期聚会，协调经济与财政政策，特别是要求北方国家提高雇员工资，推动内需，减少收支盈余。换句话说，法国在不拱手交出主权的前提下，希望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国家降低自己的竞争力，迁就南欧伙伴，缩短南北距离。德国则要求南欧国家通过体制改革，提高自身竞争力。此外，德国对经济政府这个概念向来有些忌讳，担心欧洲分裂为欧元区和非欧元的欧盟国家两个阵营。不过，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德国逐渐放弃一贯的立场：同意欧元区政府首脑单独召开峰会，允许欧洲以两种不同的速度进一步融合；政治干预劳资谈判，呼吁雇主更大幅度地提高员工的收入。

　　　随着债务危机演化为货币危机，德国也在另一个核心问题上向法国“投降”。2008年初，时任德国财长的施泰因布吕克在接受英国记者马施采访的时候说：“法国撼动欧洲央行独立性的尝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将意味着修改央行的章程，而这是不可能的。萨科奇对欧洲央行的批评将不会有任何效果，他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原来萨科奇自2007年当选法国总统之后便视独立的欧洲央行为眼中钉。在他看来，央行应对欧元区过于疲软的经济和过于坚挺的货币负责。

　　　似乎是蚍蜉撼树的萨科奇却抱着滴水穿石的精神，伺机对央行施加影响，并终于在2010年5月达到了目的。据说，他当时以法国退出欧元区相威胁，迫使默克尔同意拯救希腊（其实主要是拯救法国银行），并说服同胞特里谢购买希腊债券。欧洲央行的态度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积极投身救助行动，设立金融稳定工具（EFSF）的建议就是由央行提出的。

　　　当初德国坚持写入央行章程的最主要原则包括：完全独立于政治，不得资助单个成员国，以维持物价稳定为最高目标。而最近的两年半，特里谢和他的继任德拉吉使出浑身解术，为政治家买下宝贵的时间，花2000多亿欧元购买受困国债券，为银行无限注资，使央行的资产负债总额达到3万亿欧元，与2007 年相比翻了一番。这特别在德国引发了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可以说，欧洲央行的现状完全符合20年前法国的设想。密特朗在天之灵一定发出会心的微笑。

　　　在如何使欧元区走出困境的讨论中，德国和法国有时使用相同的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却截然不同，以银行联盟和财政联盟为例。

　　　在银行联盟的问题上，法国延续中央集权的思维，认为应当由欧洲央行监管欧元区6000家银行，最好明年1月1日开始。有了欧洲层面的监管，欧洲稳定机制（ESM）就可以直接纾困银行。最终欧元区将建立共同储蓄保障基金，银行联盟大功告成。前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师、德国人奥特马•易欣前不久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他过去曾不只一次地因欧盟的某个荒诞决定而恼火，但是起码这些决定是精心设计、有着巧妙包装的，而有关银行联盟的计划“简直是太露骨了”。言外之意，法国的设想最终是为了让德国的储户为其他国家经营不善的银行买单。因此德国的策略是尽可能拖延银行监管的实现。在12月中旬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两国达成妥协：银行监管最早于2014年3月启动，但在特殊情况下，ESM可在此之前纾困银行。什么是“特殊情况”，则是德法两国新的争议点。

　　　欧元区的另一项长远规划是建立财政联盟。对德国来说，这实际可以等同于政治联盟。成员国必须谨守财政纪律，预算由欧盟委员会或是一名超级专员监督。一旦赤字超标，就将接受自动惩罚，并丧失预算自主权。这对法国来说是绝对的禁区。巴黎政府最热衷的话题是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认为这是解决欧元危机的灵丹妙药。而在柏林政府的眼里，只要不提欧元区债券，其他问题都好商量。

　　　欧洲的老大和老二对待欧洲第三大国——英国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在欧洲融合的初始阶段，法国根本不打算让伦敦参与。60年代，戴高乐总统曾两次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投了否决票。法国既担心又一个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大国入盟会削弱自身地位，又不愿因英国的加入而间接扩大美国对欧共体的影响。戴高乐的第三层担忧是英国只考虑自己的经济实惠，拖欧洲一体化的后腿。德国则从一开始便张开双臂欢迎英国，因为借助伦敦可以遏制巴黎。

　　　近一年来的发展证明，戴高乐是多么有远见。英伦三岛与欧盟越来越离心离德，甚至退出欧盟也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德国对此趋势深感担忧和惋惜，因为一山二虎的法国比三足鼎立的法国更难对付；而巴黎对英国的游离不免窃喜，因为这将加强自己在欧盟的地位。

　　　德国和法国之间是一桩理性的婚姻。没有两国的火车头作用，欧洲融合无从谈起。但德法之间携手合作的历史毕竟只有60年，不足以消除两国间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再加上双方政治、经济传统与民族性格的差异，两国同床异梦的状态仍将伴随着欧洲今后几十年的发展。■
  ¶ 2:12 AM 0 comments

  2012中国外交：崛起的烦恼 2012中国外交：崛起的烦恼

2012年12月21日 08:00 AM 孙兴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12月13日，中国海洋局的飞机出现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上空，中国首次对钓鱼岛进行海空立体“维权”，这也为持续近8个月的钓鱼岛危机画上了重要一笔。

2012年中国外交的重点集中于东部沿海一线，从南海到东海，“麻烦不断”，中国也在危机管理中积累外交经验。21世纪前十年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权力结构的调整必然反映在外交层面，2012年中国外交正是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烦恼”的应对，也许这样的局面随着“中国崛起”这一议题的展开还会继续，中国需要从麻烦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中国崛起”时代的大外交，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疲于奔命的“救火式”外交。

周边是首要

在中国“全方位外交理念”的表述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然而，“关键”与“首要”的重要性很难厘清。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大国外交的关键性得以凸显，大国外交、首脑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路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等大国的双边关系占据了主要的外交资源。

中国迈步于“大国崛起”的道路上，以大国为外交的关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翻检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大国兴衰史，很多时候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周边，没有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崛起的跳板就变成了藩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周边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其字面意义，它不仅指代一个国家周围的邻国，更是一种权力分布的态势。当代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是平等一员，但是真正决定世界发展进程的是大国，于大国而言，周边意味着边缘地带，也是大国博弈的舞台或者缓冲区。一个大国走向崛起，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其崛起的基石，而如果周边是破碎的，则可能让崛起昙花一现，如二战后的苏联。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大国之一，周边外交不仅是首要，也是关键，更具有基础性。2012年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在昔日比较平静的西太平洋，军演、对峙不断上演，一个直观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战略力量向亚太一线集中，从而使中国周边成为中美博弈的“边缘地带”。2010年，美国希拉里在东盟宣布美国回来了，中国外交界、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研究“狼来了”的问题，两年过去了，中国逐渐习惯“狼来了”，因为“狼”并没有那么可怕。

中菲黄岩岛的对峙折射出美国在中国周边“搞小动作”的限度，菲律宾上至总统下至外长都需要拿美菲同盟来对抗中国。中国国防部长时隔9年访问五角大楼，美国并没有做出给予菲律宾军事支持的表态，而是采取了“不选边”的做法。此后，中国实际强化了对南海的控制权，包括设立三沙市等。南海问题也成为菲律宾、越南等国在东亚峰会这个地区性论坛上对抗中国的“筹码”，然而，东盟十国在南海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泰国、柬埔寨等国不愿意因南海问题损害与中国的关系，7月份的东盟会议，由于各方分歧较大而没有发表会后宣言。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的周边。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双边经贸往来不断增强，但是，地缘经济上的合作并不能代替地缘安全框架的建立。在安全方面，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东南亚地区在地缘安全与地缘经济上呈现二元分离的态势，在经济上，搭乘“中国龙” 崛起的快车以获得经济利益；在安全上，依靠“美国鹰”的羽翼以获得安全保障。当然安全与经济的分离并不是东南亚所独有的。冷战期间，随着西欧诸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大西洋共同体也呈现出安全与经济分离的态势，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维系大西洋共同体。

安全与经济的二元分离，中美两国各具优劣。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贸易并不能真正稳定周边态势，花钱无法购买和平，需要真正构建地区性的安全机制；对于美国而言，军事同盟不能给盟友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同时军事同盟的可信性也在受到质疑。对于这样的局势，中国可以安抚周边国家，继续绥靖，以实惠弱化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或选择强硬姿态应对，让周边国家明白，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是麻烦的来源。很多政策选择是在两可之间，2012年的中国周边外交更偏于后者。无论强硬还是绥靖都是一种政策选择，而政策效果则需要评估，在此基础上选择更优化的外交政策。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分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中国周边的特征，能够弥合二者的分离则是对中国崛起的莫大考验。中国周边在地缘上是中国邻国，在战略上是美国的“邻国”，因此，周边外交的首要性也包含了大国外交的关键性。

“错误知觉”与中日僵局

没有人会料想到2012年的中日关系会急转而下，而起因在于日本地方政府官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的“大放厥词”，即日本东京都政府将“购买”钓鱼岛，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让中日关系降至近年来新低，而且日本政坛也因此而风云变幻，民主党不得不提前大选为自民党让路，第三党势力的影响在扩大。

无论钓鱼岛还是教科书都是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难题，在短时间内都难以解决，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够时时发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错误知觉”。所谓的 “错误知觉”并非是误会，而是一种认知思维的惯性，这种思维的惯性包括先入为主、惯性思维以及历史认识。决策者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以自己的知觉来分析“信息”，对时局进行判断，最终做出决策。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愿意将对方视为团结一致的整体，同时高估或者低估危险性，这种错误的知觉会使对峙加强。

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发表“购岛”言论之后，在中日政坛引起波澜。石原乃日本地方政府的长官，发表关涉外交事宜的言论已经越权。石原的“购岛论”也揭示了钓鱼岛为日本实际控制的事实，这与中国人传统的“钓鱼岛为我国固有领土”的认知有了巨大的反差。石原的言论被迅速炒热，在为个人赢得政治资本的同时，开启了中日“错误知觉”的大幕。

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抢在石原慎太郎的东京都之前将钓鱼岛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国有化”更多是土地产权的交易，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以此来防止地方政府挑起外交争端。对于中国而言，无论东京都政府“购岛”还是东京政府购买都是让中国直面丧失领土的事实，这是关系到主权领土的核心利益，因此，无法做出妥协。在东京政府宣布“国有化”之后，中国国内很多人并不相信这将变成事实，而直到日本政府通过了国有化的法案之后，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中日从“政冷经热”陷入了“政寒经冷”之中，中日经济战不仅被热炒，也变成了事实。

中日两国是东亚两强，未来东亚地区的合作取决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后，两国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滋生，国家兴衰之间，民族情绪处于震荡之中。中国“未富先傲”，而日本“未衰则躁”。

中日关系是大国关系的关键一环，于中国崛起而言，日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笔者曾主张中日两国都需要向德国学习，日本需要对于历史问题做出深彻的反省，而中国则需要从德国在二战后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努力中汲取智慧与营养。

钓鱼岛引发的危机尚未平息，中国维权的舰船与飞机在挑战日本“实际控制”的状态，可以预见，2013年钓鱼岛依然是中日关系的焦点，而且会撬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奥巴马政府虽然采取了“不选边”的姿态，但是国会却将协防钓鱼岛纳入到预算之中，这意味着，钓鱼岛成为美国“调度”中日关系的砝码。

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渗透着“大国兴衰”的逻辑，相比之下，中国是个崛起国，而日本依然处于“失去”的轨道上，美国则处于“守成”之中。三个国家虽处于同一个时空之中，但是历史发展进程却迥然有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唯有将自身置于大国成长历史进程之中，才可能在汲取大国崛起的经验，同时处理与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大国关系。

中日之间的僵局为东亚局势带来了很多变数，但是中日之间的底线是不战，至少在这一点上各方之间是具有共识的。而朝鲜半岛的“导弹与核”在2012年里也牵涉了中国不少的精力。

半岛无核化：现实与理想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坚持半岛无核化，但是这一立场却屡屡经受朝鲜核试验或者火箭发射的挑战。与中国的立场和愿望相悖的是，朝鲜实际具有了远程核打击能力，这是中国外交潜在的麻烦。中国周边成为世界上核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带，从而对中国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挑战。

12月12日，朝鲜突然发射了“光明星3号”火箭，并且将“银河3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美、韩、日等国基本判定朝鲜初步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换言之，朝鲜在理论上可以对美国构成核威慑。所谓的威慑包括能力、意志以及可信性，在三个要素中，朝鲜只缺少能力，在频繁的核试验与火箭反射过程中，虽然受到安理会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反对与制裁，但是朝鲜依然我行我素。

在朝鲜锻造本国核威慑力的同时将中国置于两难之中：朝鲜是中国的盟友，也被视为中国的战略屏障，但是这个盟友却频频做出让中国意外的事情。自去年末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经历了权力的第二次交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鲜进行了两次火箭发射行动，其中4月份的发射以失败而告终，朝鲜与美国关系逆转恶化，而此番火箭发射更是出乎各国意料之外，在发射前一天还传出由于技术问题发射需要延迟至29日的说法，但是第二天火箭便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

拥有核威慑力的朝鲜具有更多的选择权：或者继续以往的道路，以“核”来引起周边大国的关注，以此作为谈判的资本；或者改弦易辙加入核俱乐部，开启改革的征程，融入东亚的合作网络之中。朝鲜之所以可以“特立独行”，根源在于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封闭国家之一，所谓的制裁与封锁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特立独行”的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维持本国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在市场经济时代，自我封闭意味着资源无法自由流通，经济增长便无从谈起。

朝鲜的杀手锏也是其软肋，核武器不能替代大米，经济与安全同样重要。朝鲜以地缘政治的优势来制衡东北亚的地缘经济网络，这种权力的裂变使朝鲜成为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网络的空白点或者黑洞。随着朝鲜具有远程核打击能力，这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裂变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关乎东北亚安全，也关乎崛起大计。

中美关系“纵深”发展

大国是关键，而中美关系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胡锦涛在2011年初访美，2012年习近平访美，保持了中美关系的连贯性。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利益纽带不断夯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两国的沟通提供了渠道。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让中美关系很难重走美苏冷战的老路，即便在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背景之下，“遏制”中国都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

与传统大国关系不同的是，中美关系的焦点在经济层面，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向纵深发展。2012年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再是焦点，美国更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商业性，以及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汇率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趋近均衡；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产业升级正在进行中，中美的贸易竞争向产业竞争转移。美国需要在核心产业方面占据先导，因此，产业的竞争使美国更关注中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三一重工、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国受阻，三一集团甚至将奥巴马政府告上了法庭，这意味着中美外交关系的主体真正多元化，除了政府间关系之外，企业也成为重要的主体，所谓的公共外交已然兴起。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硬权力”的范畴，更多的是国家能力、社会活力、文化自信的角逐。

在区域经济整合、国际货币等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更见真章。中国在推动东亚地区的FTA建设的同时，美国以TPP渗透其中，日本在参与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也徘徊于TPP的门槛之外。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东亚国家货币与人民币的关联度超过了美国，中日韩三国的金融合作受阻与美韩、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同时发生。

凡此种种，中美关系不仅广度上在拓宽，而且深度上在发展，深度的相互依赖与竞争使中美关系成为不同以往的新兴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可以走一条不同的大国兴衰之路。

2012年是世界“换届之年”，权力的交接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个成熟稳定的宪政国家可以在权位易人之后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而一个经过动荡与革命而进行权力交接的国家则需要专注于国家内部事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是内政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的目标或者使命是维护本国利益，其中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国内安宁、国际安全、人民福利等，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是一种理念，而非外交的切实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也期待中国外交有理念、有目标、有路线、有图景，换言之，中国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实现自己，除了利己的外交之外，也需要基于利己基础上的利他外交，因为这样的外交才让世界安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 8:36 PM 0 comments

  中国终将“失去”朝鲜 2012年12月20日 16:53 PM 陈雪根

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讨论朝鲜发射卫星以及亚太地区局势问题，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在场嘉宾有韩国、日本、中国的，就是没有朝鲜的，可见在事关朝鲜问题的国际对话中，朝鲜并不在场。

在谈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所能采取的政策、中朝关系的未来以及亚太格局时，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负资产，也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挡箭牌。在我看来，无论过去和现在中朝关系如何，总有一天，中国终将“失去”朝鲜。

很多人指责朝鲜发射卫星、发展弹道导弹、研制核武器，是在加剧东北亚紧张局势，给美国重返亚洲、在亚洲大规模军事存在提供借口，仿佛没有朝鲜捣乱，美国就不会重返亚洲、也不会在亚洲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这种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美国重返亚洲无需任何理由或者借口，朝鲜局势如何都无法改变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选择。既然要重返亚洲，美国就一定会在亚洲部署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否则就谈不上重返亚洲了。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是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目的是为了应对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并不是为了遏制朝鲜。美国与其说要对付朝鲜，还不如说要考验中国。

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不称霸、和平崛起，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在访美时表示，一个太平洋容纳得了中美两个大国，因此，中国不会是美国的敌人，不会主动挑战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并不公开反对美国重返亚洲。实际上，在中美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中国并未坚持美国从日本等地撤军，相反，还觉得美国在日本驻军，是远东地区的一个制衡因素（制约苏联、约束日本）。但随着美国重返亚洲，这种微妙的心态已经改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在亚洲并无多少可以依靠的力量足以跟美国抗衡，如果硬要说哪几个国家是中国可以依靠的对象，估计勉强可以把朝鲜、柬埔寨、巴基斯坦算在内，其余恐怕都难说，不站到美国一边乘机敲诈中国就已经不错了。

更让中国感到不安的是，美国重返亚洲，本来，看起来即将有能力取代日本主导亚洲局势的中国，一下子失去了这个能力，变成了次要的、有时甚至是被人忽视乃至被人围攻的角色，在未来亚洲局势中，美日同盟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如果说美国曾经有过与中国一起主导亚洲的念头，如今也已经烟消云散。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重返亚洲将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不仅将重振美日同盟，而且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怎么改善与加强其同缅甸、朝鲜等这些原来中国的战略同盟者的关系也是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点组成部分。

在亚洲，不仅朝鲜是孤立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已经被孤立，中国将发现不仅盟友越来越少，而且将处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包围之中。实际上中国应该早就看清这种局势，并且未雨绸缪。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在美洲除了加拿大可以称之为朋友外，几乎也找不到一个跟他友好的国家，所以大国的战略必须是远交近攻，从内线跳到外线，不仅要做好朝鲜陷落的心理准备，不仅要有将军事力量投射到美国亚洲包围圈之外的能力，而且还要在外线建立同盟者链条。不能就亚洲论亚洲，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想当年，中国处在美苏包围之中，最后还是依靠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一样，现如今，中国仍需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中美之间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之争，更是两个大国之争，就像苏联即使瓦解了，美国依然把俄罗斯视为战略上的敌人。因此，中国必须同欧洲、中东、独联体、拉美、非洲地区国家建立更为友好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援助，还需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建立更加紧密友好的关系，同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政治事务时，要有自己鲜明的立场，要树立负责任、讲信义大国的良好形象。

用同样的眼光看朝鲜，朝鲜发展核力量，也是一种摆脱孤立、从内线跳到外线、突破包围的战略选择，有人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可以覆盖中国全境，因此对中国也构成了威胁，这种看法及其幼稚。即使拥有了核武器，朝鲜既不会把美国、更不会把中国作为使用对象，当然也不是为了对付韩国，实际上，朝鲜发展核武器，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加强其统治地位，一是加强其国家安全，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安全，如果国将不存，统治地位也就无从谈起。朝鲜即使有能力把核武器投到美国中国，敢于跟美中打核战争，常识告诉我们，毁灭的只能是朝鲜。因此，核武器无非是其讨价还价的筹码，很多人以为包括美国人以为，中国可以制约朝鲜，不让其发展核武器，甚至可以左右其内政，这是错误地估计了朝鲜以及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又有哪个国家会听他国指挥呢？当年中国就是一个例子，越孤立，越要发展核武器，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把你当对手平等看待，才会有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朝美既可以是敌手也可以是朋友，唯一的障碍是如何实现各自利益的平衡。

当然，如果指望以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为前提换取朝鲜需要的东西，这也是一厢情愿。事实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教训了朝鲜，一方面，韩国也在发展弹道导弹技术（显然既不是针对日本也不是针对美国只针对朝鲜），美国作为韩日盟国拥有核武器，日本也是随时有能力可以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另一方面，卡扎菲的前车之鉴告诉金正恩，千万不能步其后尘。另外，从政治上看，这也是朝鲜两代领导人的遗愿，从维护其家族统治地位的需要出发，金正恩也必须实现这一“祖训”。从技术角度看，朝鲜也不会停止核武器研发，否则就等于前功尽弃。因此，朝鲜成为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无论是美国的诱导还是施压，或者联合国的制裁都不能改变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既定方针，事实证明制裁也是根本无效的，放眼世界，几乎找不到哪个制裁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对于一个处于孤立中的国家，制裁只会加强其内部凝聚力，加强其对外的仇恨，迫使其铤而走险，绳索勒得越紧，核武器研制就只会加速不会减慢，更不会停止。所以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制裁，而是通过对话谈判促使其变化。只有想办法打开朝鲜的大门，把它纳入国际社会之中，才有可能最终消除朝鲜的敌意。从美国来看，实际并不存在任何障碍，想当年，中美如何敌对，不还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打开了中国大门，如今，在美国连其国名都不承认的情况下，不也是打开了缅甸的大门。直接谈判也是解决国与国关系的最有效办法，自从六方会谈名存实亡以来，美国和朝鲜实际已经迫不及待地几次绕过中国，开始直接谈判。

中国已经面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搞“越顶外交”的威胁，在朝鲜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美国已经警告中国，如果不能约束朝鲜，美国将采取行动。留给中国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太多，选择余地也不大。即使中国参与美国发起的对朝新制裁，或者如美国所愿强迫朝鲜放弃核计划，中国终将失去朝鲜，如果中国不采取实质性行动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中国的国际形象将受损，等到美国采取行动之时，中国也将失去朝鲜。

经过此次发射，对朝鲜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及核武器的能力和决心，美国已经得到确认，因此，美国的态度也已有了明显的转变，对于朝鲜来说，核武器本来就只是一个对付美国的筹码，现在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可以让美国坐到谈判桌上，开始认真的讨价还价，如果，这个筹码能换来朝鲜所要的国家安全以及对朝鲜政权的承认，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美国真的像在缅甸所做的一样，越过中国，把朝鲜拉入其重返亚洲战略之中，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在将来同时面临美国、印度、朝鲜的核武器威胁之下。这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梦魇。

（陈雪根是中国媒体评论员，是《中华工商时报》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读者来信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8:34 PM 0 comments

  于品海在东北亚战略形势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和日本就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已经有过多次讨论，但显然这一次学者之间的交流更为坦诚，因为大家都说了一些气话，特别是日方的一些代表。我觉得这是好事，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甚至不需要隐瞒自己的情绪。

在这两天的会议里，我们很“礼貌”地听到有关中国的威胁，做事不透明，特别是军费增加等话题，还有就是所谓应该遵守国际上已经建立的次序，什么日本历史上如何防御小偷的故事和防卫大学村井友秀教授的撒谎论。中方代表对这种言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两国间本来就有一百多年的意见不和，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用一百年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要问，中日两国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是什么？在这个会议的开幕式上，我曾经提到“由于中国的崛起，金砖国家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以及美国和欧洲所处的困境，世界的战略平衡和地缘格局正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很可能是二战之后最大的变化，甚至是工业革命之后自由经济模式所主导的经济腾飞以来的最根本变化”。

但这种变化——我有时候说这就是一种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却并非是第一次，就好像蒸汽机的发明、计算机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解体等。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再是一个假设，而是现实。由于这种变化而逐步催生的一种世界格局和战略平衡的转移只是这种世界性范式转移的一个表现、一个切面。大家最好开始习惯它，不然你会感到迷惑和失望。

在学者们讨论的这两天里，我经常听到历史这个词。历史是什么？在我粗浅的认知里，这是一连串的经验、记忆和故事，当这些经验和故事不断提醒、警示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时，那就是历史。我们可能会经常对历史的诡异、神秘、高深莫测感到疑惑？或者历史是顽皮的，感觉它经常忽悠我们，让我们无从知道它的真正意思。

北京大学的朱峰教授说，民主的中国日后将会提供区域的稳定。但我想知道这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所做出的预言吗？对伊拉克人民、越南人民、很多中东国家或者拉丁美洲人民来说，民主的美国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稳定。“不民主”或者不够民主的中国却让无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脱离贫穷，让不少澳洲人民提升了生活水平。根据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先生的说法，中国也帮助美国减低了通胀，改善了生活。

朱峰教授还谈到民主和理性的关系。但我所知道的现实是以色列很民主，但他对待巴勒斯坦的问题时却并不理性。德国当时是个民主国家，却选出了个希特勒。美国可以民主地、糊里糊涂地入侵了伊拉克，然后就后悔，这是理性吗？

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部土山实男教授在他的演说中谈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次序，认为日本应该保护这个次序，暗示着中国是在破坏它。但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日本就是那个曾经破坏国际次序的国家，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去企图建设自己想要的次序，所以今天才被迫接受美国的次序。要记住，这几年日本不断寻求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并不时地宣称要成为“正常国家”，这正是在努力破坏土山教授所说的“现存的、行之有效的”次序。显然，问题不是中国是否要破坏原来的次序，而是日本是否愿意和中国一起来重写世界的次序，还是大家各自去努力。

日本防卫大学教授，原陆军将军山口昇先生介绍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亚太局势的看法以及美国的作用，并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好像这种作用理所当然我也一度认为希拉里会比奥巴马更适合做美国总统，但后来认识到她的外交能力后，觉得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希拉里的外交思维正是美国历史上最常见的与二战后设计围堵苏联政策的乔治•凯南，以及十九世纪初为了抵御欧洲人在南美洲扩张势力，因而宣称南美洲是美国势力范围的詹姆斯•门罗总统（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的观点如出一辙。

在希拉里出任国务卿之后，曾经极力鼓吹美国将以软实力（Soft Power）和 巧实力（Smart Power）重建美国的国际地位，这是企图针对美国在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之后的拨乱反正。但在现实里，她却是一个典型的硬实力执行者，她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的态度就是其中一些佐证。当年她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重启”（ reset）两国外交关系，但美俄关系却在其后几年里变得更为敌对。最近普京总统在竞选连任时将中俄关系比喻为风和帆，展现了与中国合作的诚意，这是否暗示美俄关系有所变化？希拉里对中国的政策如此不济，在拜登去年访华后，据说奥巴马总统就将中国事务的主导权交了给副总统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这是企图透过人事的再部署来进行改变一种过时的外交关系概念，取代希拉里和传统美国的强权外交，落实了奥巴马竞选时所说的Change 吧。也许由于这种观念的改变，去年的对台军售、陈光诚事件、菲律宾就黄岩岛与中国的对峙都没有造成两国的冲突。

综合很多学者的演说，如果从历史的整体来看，很多事情都是相互矛盾或者是两难的。为什么？因为历史很顽皮。就好像美国的航母群被日本视为稳定因素，但正是它曾经摧毁了日本海军；美国的核威胁能力让苏联的经济崩溃，却也终结了二战，制止了日本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美国的情报人员和特种部队让本•拉登离开了人世，当初却无法阻止两架民航飞机袭击纽约的世贸大夏。
军事力量究竟能够用来做什么？这对于日本来说，它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如果美国人今天还没有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还不知道历史是这样顽皮的。

前段时间我和自民党前官房长官中川秀直先生讨论中国威胁论时，他表达了对解放军如何“主导”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但我告诉他，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熟悉中国政治的学者，很难理解解放军的角色会被如此误解。党指挥枪，从毛泽东开始就是最重要的原则，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军人干政的可能。最近，薄熙来事件后一些国际媒体报道了所谓的军事政变，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在这两天的会议里，我们还是听到了对中央军委作用的怀疑。

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善这种无知，加快我们对所处的“现在”的认识？因为只有提升这种认识，才能够引领历史，而不是被顽皮的历史忽悠。

我们两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佛学的传统，佛学经常要求我们从自己的内心去找寻和谐、净土。心是我们成为智者、成为佛的唯一路径，但这是要经过深长的渐修过程。对于这一点，我们两个民族显然都很有经验和认识。

如果有人担心中国的发展可能会让自己受到威胁，那这种认识有可能是无知所致，也可能是偏见，更可能是阴谋。但不管是什么，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中国的发展将不会停止，而且很快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甚至有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并不追求这个结果，但如果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也不会介意，就好像我们要让十三亿人口步入小康，结果也偶然成为了经济大国一样。这种结果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那个时候，那些人的担忧会否依旧存在？我可能会问，中国的军事力量现在这么小，你们就如此担心，而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如此强大，你们却认为这是稳定的力量。那么是否我们成为最大的时候，你就不会担心了？！如果到时候你还担心，我也只能无奈地说，请你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寻找和平与安静。因为除了心理医生或者佛经之外，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日美同盟究竟是什么？不就是一张纸吗，你们的和平宪法也是一样。它们曾经都不存在，日后也可能被改变，或者说必然会被改变。这几年日本经常说要做一个“正常国家”，这不就是要改变日美同盟的性质吗？改变什么性质，不就是很多日本人所认为的不平等的性质吗？合同很重要，因为有法律，有法院。但在国际关系中，有法律吗？如果有，那美国和日本都曾经长期不守法。没有法律，那有什么？就只有良知、智慧和力量，或者对某些人来说，没有！

这两天不少学者在讨论权力转移—— Power Shift，但我相信大家是在说“力量”转移吧。在国际关系语境里，Power是力量，不是权力。如果要说权力，就要用Authority这个字。因为 “权力”要有一种授予的意思，或者是大家所认同的。但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人授予美国权力，它的权力更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的。而力量呢，不需要授予，更不需要认同，美国或中国所拥有的是力量。当有充足的条件后，就有力量。由于力量是相对的，所以任何人都有力量。当我们说力量转移，是指最大力量的变化，也就是之前的力量结构中的领导者地位的更迭、转换。可以透过之前的领导者力量的下降，也可以是后来者力量的上升，或者两者都存在。

显然这种力量的转移已经启动，所以成为了我们讨论的焦点，而它不就是之前所说的世界战略平衡和地缘格局变化的结果吗？对于学者来说，我们要承担说明现实的责任，而不是在连历史的意思都搞不懂的情况下去胡乱猜测，甚至在政治问题上情绪化。中日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现在面对的挑战又是如此繁杂，但我们还是可以心平气和，以一种平常心去面对，友好协商，消除大家认识上的差异，建立互信。显然，也只有这样，一种新的国际次序才能够被逐步构建起来，才有机会让我们在新的国际格局里扮演积极的角色。  ¶ 2:34 AM 0 comments

  地缘政治大转移和中国外交 （2012-02-14）
● 郑永年

对美国来说，TPP的一个潜在的课题就是如何应付中国经济模式。中国要不改革国家资本主义，而变得更加开放，为加入TPP创造条件，要不被排挤在外。

　　本栏上周从文化地缘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非常实在，但比较容易被忽视。简单地说，当世界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的时候，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频繁接触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从长远来看，接触多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信任会得以产生和发展；但在最初阶段，当两种文明还不能互相适应的情况下，频繁的接触表明冲突的机会也越多。本文主要论述为什么这个世纪的地缘政治，已经很快转移到亚太地区。从地缘政治来看中美关系，也比较容易说清楚。

　　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首先是地缘经济因素。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不言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数十年不会改变。今天，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此外，印度也正在崛起，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印度尼西亚和东盟（亚细安）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忽视。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也有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远不及亚洲地区。多年里被人们称道的“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和南非）中间，其它几个国家的GDP总量目前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调整。欧美经济对世界经济依然重要，但在其结构调整期间，要扮演世界经济领头羊的角色比较困难。这样，亚洲必然要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世界经济重心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甚至俄国，其经济战略必然向亚洲转移。从世界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即一个国家的地缘经济，是跟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也就是经济重心走的。例如唐宋时期的中国，18、19世纪的欧洲和冷战期间的大西洋两岸。因为亚洲地区涉及到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洲，也表明代表这些经济体或者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互动也必然增加，并且成为主体。这种互动意味着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重叠。如果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不是互动的主体，那么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但一旦主权国家成为主体，那么经济互动面的战略重要性就显示出来。就是说，即使是经济上的互动也具有了非常的战略意义。


战略转移符合“税收国家”本质

　　对美国来说，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非常符合其“税收国家”的本质。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一直在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来维持其所谓的“世界秩序”或者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但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撑。因此，美国也一直扮演着全球性的“税收国家”的角色，即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向全世界各国“征税”，来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费用。这一事实也决定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其地缘经济的紧密相关性。如果两者是重合的，那么美国维持其全球秩序的费用就低；但如果不重合，美国所要承担的费用就会很高。显然，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会随着其地缘经济而转向亚洲。既然亚洲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会扮演世界经济重心的角色，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原因，把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在这里，美国的“税基”庞大，其安全战略是可持续的。

　　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战略本身。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变成了唯一霸权国家，或者一霸超强。在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分庭抗礼，只主宰了半个世界，即西方世界。苏联一垮掉，美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就是维持其唯一霸权的地位。美国开始利用现存体制来消化中国等新兴国家，也包括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做得相当成功。历史似乎沿着“历史的终结”的道路行走。必须记得，在小布什刚刚上任之初，美国出台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意在对付中国。这种政策调整非常符合西方外交政策的逻辑。因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现存霸权必然会遭受另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对美国来说，中国很自然成为美国的目标。

　　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正当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很乐观地消化吸收着另一半世界的时候，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了。反恐战争在一段时间里，牵制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大转移。此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主题。非传统安全的主角不再是主权国家，而是非政府组织。因为恐怖主义组织被定义为“邪恶”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的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主权国家的外交压力，尤其是中国。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必须提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也改变着西方人的思维。当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主权国家不再重要，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而超国家组织（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要超越主权国家。这种认知尽管反映了国际政治舞台上角色的多样化这个事实，但这种认知过分理想化。很显然，主权国家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变得不重要，更不用说是“消失”了。从今天的情况看，无论是应付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恐怖主义，都需要主权国家的强化。

　　但不管怎样，这么多年的反恐战争使得西方政府意识到，恐怖主义是个常态，不可能因为反恐战争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实际上，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反恐怖主义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因为被西方所定义的“恐怖主义”的因素，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而呈现出一种持续发展的趋势。于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开始要人们接受“恐怖主义”是常态这样一种认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与其说是美国的反恐战争结束了，倒不如说美国接受了恐怖主义存在这个事实，是观念改变的结果。


安全问题回归传统定义

　　但也很显然，这种观念的改变对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一般国际关系而言，这种变化促使国际关系的主题回到了传统安全问题，主权国家因此再次成为聚焦点。这里至少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传统安全问题例如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问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如果忽视了这些主权国家所从事的安全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西方）将是不安全的。第二，因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恐怖主义）而带来的不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强化主权国家的能力来应付。不难理解，这种认知在深刻影响着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战略调整。伊朗和朝鲜问题会随时被提到西方的议事日程上来。

　　对中国来说，这种认知使得美国再次倾向于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美国“重回亚洲”策略比较容易些。在短短几年里，美国很快明确了“重回亚洲”的政策内容（当然，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实施下去，则另当别论），那就是围绕着南中国海问题的军事战略调整，和围绕着TPP的经济战略调整。

　　美国以南中国海问题为核心的军事战略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也有比较新的内容。人们观察到，在小布什当政的早期，美国也曾经试图建立亚洲版“小北约”，即加强美国和亚洲区域内部同盟的战略关系。现在有人说，在反恐时期美国忽视了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并不准确。实际上，即使是在反恐时期，美国也在巩固和其传统盟友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之间的战略关系，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的亚洲版“小北约”的构架。不过，自从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政策目标之后，这种战略越来越明确了，也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内容。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动作。第一，和越南、菲律宾等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合作；第二，扩大和澳洲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在澳洲的变相“驻军”；第三，试图建立新联盟，如印度。（当然，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很难成为像日本那样的完全同盟国，除非印度面临自己难以消化来自中国的国际压力。）第四，努力改善传统上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的关系，例如缅甸。

　　应当意识到，美国这样做并非其一厢情愿，而是具有来自亚洲的很大“需求”，就是说亚洲国家要求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卷入。这种需求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亚洲国家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解决亚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这种需求也来自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担忧。在前一方面，亚洲国家并不见得一定要排斥中国，而是因为在各个方面，中国还没有显示出有能力应付和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以朝鲜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局势，和南中国海海上航行安全问题。美国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国家，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做错误的事情，有时候做成功的事情，有时候做失败的事情，但不管怎样，美国的行动是可预期的。对多数亚洲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强权。中国尽管正在崛起，但在国际事务上，还没有经历足够的考验。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也尽力显示其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但还没有能力来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国家自然倾向于选择美国。

　　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和不确定性是个老问题，也比较容易理解。除了日本，亚洲国家都较中国“弱小”（主要是认知上的）。小国家本来就惧怕单独面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国家，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领土（海）上的。这些国家既然不愿单独面对中国，那么就要么抱团面对中国，要不就邀请其他大国来应付中国。即使是日本，这方面的担忧也是很显然的。当然，不管什么原因，邀请美国的卷入是有成本的。但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也愿意以各种方式为美国承担费用，也就是自愿被美国“征税”。

　　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战略则是以TPP为中心的。TPP本身并非为美国创始，但一旦美国卷入，开始主导TPP，其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TPP本身是一个新的尝试，一旦实现，参与国家的很多方面的“经济主权”势必遭到削弱。现在人们还不知道，想参与其中的一些较穷的国家例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如何消化TPP的压力，因为它们和美国经济水平相差实在太大。即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也不见得能够消化。对一些国家来说，参与TPP的谈判，其政治战略理性要大于经济理性，甚至是为了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也就是应付中国的考量。尽管人们不知道TPP最终如何实现，但在中国看来，其发展趋势类似于冷战期间西方所实施的“战略性贸易”（strategic trade）。


中国被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

　　对美国来说，TPP的一个潜在的课题就是如何应付中国经济模式。在新兴经济体中，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兴起成为一大趋势。国家资本主义被视为是对西方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构成竞争甚至是威胁。在西方，中国被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中国尽管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也努力在和世界“接轨”，但在西方的眼中，中国并没有按照“规则”办事情。尤其近年来，西方深陷经济危机，更是把矛头对准中国，把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从纯经济角度看，TPP无疑为了推进世界经济的高度自由化。同时，TPP本身又是一个开放体，原则上中国也可加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谈判来加入。不过，要中国放弃如此大的经济主权，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这样，TPP必然对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从长远来看，中国要不改革国家资本主义，而变得更加开放，为加入TPP创造条件，要不被排挤在外。但从目前来看，中国最为担心的是TPP的战略性质，而非经济性质，正如越南、日本等国家的主要考量是战略上的一样。

　　对地缘政治的这种大转移，很多人或许还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他们不能理解美国为什么要把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中国既无实力也无意愿和美国对抗，美国何苦呢？不过，这种转移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发展得很快。一旦当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中国就会面临无穷的外交压力。中国必须直接面对。当然，这种转移对中国来说并不算是世界末日。中国有很多政策选择来应付之。对中国的对应政策和举措，当另文讨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 7:02 PM 0 comments

  移民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罗天昊 仇里
2010年05月12日

最近几个月，中国广东出现了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大批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境外黑工渐渐潜入珠三角，在深圳、佛山、东莞、云浮、肇庆等地遍地开花，并大有向整个珠三角扩展之势。

而早在几年前，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包括广东，都出现了民工荒，更为吊诡的是，尽管去年中国大学升学率达到了创纪录的62%，但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仍然称，中国未来大学招生将面临严重不足，很多大学将倒闭。而在上海，连续三年都出现了高考报名人数比录取人数还少的局面。

“洋黑工”浪潮，与“民工荒”、大学生荒几乎同步，折射了中国目前隐含的巨大人口危机。随着数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已经告别了“少年之国”，人口老化将成为未来的巨大挑战。

开放移民形同“请人养老”

就目前而言，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区间，不是在青年段，而是在中老年段。中国3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近70%，数量惊人。而65岁以上老人的人口比例，将在十年后的2020年达到16.6%，其比例之高，超过现在任何一个国家。

这种状况将直接导致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福利负担加重，在中国本国青年人缺少的情况下，养老将成为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届时，有效劳动力不足，将使社会养老资本枯竭。

未来20年内，中国可以在适当时机废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规模移民。而开放移民的本质，乃是使用亚非国家广泛的青年人资源。

众所周知，人口具备消耗性与生产性的双重特征，世界人均寿命大约为70岁，前20年和后20年以消耗为主，则真正以生产为主的年龄，也不过就是从22岁到55岁左右的30余年时间。从这种角度来说，在本国人口结构失衡的情况下，接纳国外移民，远比获得国外投资获利更为久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接纳国外移民，是让这些新移民的生产劳动来补充本国老年人的生产亏空，相当于让新移民帮助中国青年为老年人口养老，而非一些人担心的“外国人抢了中国人的饭碗”。

补充劳动力形同“雇人干活”

目前，中国民众普遍担心两点，其一是亚非人口的移民会增加中国人口基数，加大人口压力；其二是移民会引发中国未来的社会和文化冲突。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移民潮对于移民目的国，基本都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加快了移民目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美国的崛起中，移民的推动作用居功至伟，已为世所公认，无需再谈。当今时代的移民与美国崛起时期不同的是，初创期的美国，移民主要是平行移动，不存在落差，甚至来自欧洲的移民其知识和技术素养比美国人更高。但是，二战之后欧洲诸国的发展，证明了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一样可以促进移民目的国的发展。

二战后欧洲国家重新崛起，但是，由于本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社会老龄化导致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越来越严重，为了给经济注入活力，法国等欧盟成员国开放了移民政策，其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大批进入欧洲。仅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就达500万人。很多欧洲人不愿意做的工作，都被这些移民承接，这对于促进欧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加拿大在二战之后，取消了移民的“最惠民族”条款，移民脚步加大，许多高素质的移民担任了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以华人为例，今天进入加拿大的华人大都是有文凭、有技术、懂专业和英语的新一代脑力劳动者，同时，加拿大还有很多移民承担了许多加拿大人不愿干的工作，如到西部、北方的工矿企业工作，或在大都市的建筑业工作等。无论是拥有技术、技能的移民，还是一般移民，都对加拿大的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中国，来自亚非的移民也将起到类似的作用。

随着中国大学教育的普及，年轻一代人知识素养都已提高，本次民工荒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以前在青年人中，上过大学的少，除少数精英成为白领阶层外，多数青年均流向了工厂流水线；2009年，中国大学升学率已达62%，未来大部分青年，将告别流水线，而走向写字楼，虽然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可以降低用工数量，但是，中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流水线工人，每年仍然有数百万人的缺口，此时开放亚非移民，乃为上策。

同时，由于全面开放移民，新的移民不仅有产业工人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东南亚国家的技术人员，也可以移民中国。中国比欧美落后，比亚非发达，可以存在梯度式移民。对于未来的亚非移民来说，如果不能去欧美，中国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而担心移民会抢自己饭碗的思维，乃是一种不甘心的心态在作祟。

为什么中国不会发生类似欧洲的移民问题？

当然，很多中国人担心，国外移民过多，是否会使中国未来发生严重的社会文化冲突？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可能性不大。

法国总人口有限，而其移民比例，达到了12.25%，法国外来移民的主要族裔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德国的8200万居民中有730万外国人，即平均约每12个人中就有一个外国人，移民比例大约为9%，其中，最主要的是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亦信仰伊斯兰教。目前，欧洲的2000万移民中，大多数来自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昔日的非洲殖民地。由此构成了欧洲移民的独特性，即大部移民信仰伊斯兰教，这与欧洲本土的基督教文化冲突比较大。

而中国能够避免类似今日法国和德国的移民困局，恰恰在于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和民族的多样性。中国本来人口基数大，开放一亿移民，也不过占总人口的6%，仍然远远低于欧洲国家的平均移民水平，不至于对于中国种族构成造成根本性的冲击，而56个民族的融合更不必在乎外来移民的干扰，相反来自相近文化圈的亚洲移民，则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同化。

2009年，中国人口约为13.34亿，至2020年，将达到15亿，而将来的一亿移民，不过占中国人口总比例的6%，十年时间移民一亿，其实并不多，届时中国将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10:37 PM 0 comments

  香港模式的瓶颈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罗天昊
2010年12月06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近期发布的施政报告承认，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大约有18%的港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收买”政策。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类豪族。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亦成为被容忍的对象，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小平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三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郑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4%，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2010年的香港十大富豪中，从第一名的李嘉诚的190亿美元到第十名冯国经的29亿美元，其财富总值，达800亿美元之巨，仅此10人，即集中了相当于香港GDP40%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经济总量为香港50%强的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向右转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注：作者为前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早年长住广东。对于珠三角城市发展有切身体会，现居北京。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10:37 PM 0 comments

  中國為何被群小欺負？--兼評深化改革推動民主是中國取得話語權的關鍵 湯本

中國的外交戰略，雖然韜光養晦，咬緊牙關，忍辱負重，用足機遇，多元戰略，努力發展，但還是漏洞百出，處處被動，在周邊國家，就處於一種被群小惡欺的尷尬狀態。

從北韓說起，根據一位不願披露名字的專家認為，中國每年支援北韓的糧食能源等經濟援助，相當一個中國小省的一年GDP。但這個白眼狼，轉身就跟中國在邊境河邊上的小山和小島爭執不休，去年發生肆意開槍打死中國邊民案件。試想，美國打贏二戰，公開在德日駐軍，六十多年來，沒有撤軍的意思。一比較，就看出中華民族的孱弱。

在內蒙，中國也面對各種壓力，儘管內蒙邊境的蒙古議員，主張加強和中國合作。但蒙古今後的方向令北京擔憂。鳳凰時事辯論會，就討論蒙古與一些外國的軍事合作，是否對中國形成“O”形的軍事包圍？

印度，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現在增強軍備，在渤海、東海、黃海外設置日印航海圈，目的就是堵住中國的深海出口。

越南，與美國鷹派眉來眼去，與日本軍事合作演習，最近，與日本展開稀土合作，拿中國的資源討好日本人。

菲律賓與美國和日本軍事合作，也不斷演習。菲律賓一方面繼續要中國好處，一方面把南海改名為西菲律賓海。把人家的一個孩子搶來，改了名字就是他的了？ ！

緬甸政府，對於中國投資幾百億的密松水庫，說停就停。此項目，本來有利於緬甸，百分之十的電歸你，因為你用不了那麼多啊，百分之九十電是拿來還投資債的。中緬在水力資源的雙贏的經濟合作，一句話就停了，傷的是兩國人民！

斯里蘭卡，講好的土地購買案，也是說停就停。中國幾乎沒有埋怨一句！我在下班的火車上，遇到一個14歲的斯里蘭卡男孩，他隨父母在香港居住上學，他知道中國一家集團公司在斯里蘭卡購買土地案。這項土地案被政治化國際化之後，現在已經被斯里蘭卡政府拒絕。這個孩子知道這個新聞，他的父母更是都知道這個新聞，他和她父母完全站在政府一邊，是為了保衛“國土”，這就是一個小國發賤的典型案例，以往殖民者拿著槍逼你，你老老實實的。今天，中國人不是殖民者掠奪，而是與你平等共同開發，與你雙贏啊！

常識告訴我們，如果對小孩子太好，太溺愛，如果對小孩沒有管教，小孩子容易發賤，不尊重大人，不知好歹，在大人面前窮得色，沒有禮貌，傷害大人尊嚴，也傷害小孩自己。

11月8日。我的《有報天天讀》的評論題目是：中國周邊小國家為什麼發賤？

我的看法是：在日本軍國主義鷹派的慫恿下，在美國某些軍政人士蠱惑下，這些中國周邊國家紛紛終止和中國的合作項目，這不僅阻遏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合理經濟拓展，也傷害這些小國自己。

問題是中國外交戰略過於軟弱，缺乏必要的剛柔相濟的戰略。

一是，剛才談到的，小國如小人：遠則怨，近則狎。中國軟弱有餘，謙讓過多，當然導致眾小的欺負和哂笑。自然還有其它原因。

二是，中國應該採納剛柔相濟的戰略，全世界為何怕美國，因為他老是打人，揍人，動不動就是戰爭，有士兵自殺率大幅提高負面問題，但是美國海陸空軍隊獲得鍛煉，高科技新型武器得到實戰使用。

三是， 密松電站停止項目，是以環保為理由。事實上，過渡的環境保護傷害經濟發展，美國共和黨有一批學者堅決反對把環保政策極端化，批評美國副總統的高爾的極端氣候變暖論。

四是，北京沒有找到話語權，在人權民主-主權及人民利益和國家安定等方面沒有平衡，無法向周邊國家說明自己的軟硬實力，將使支撐中國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五是，這些發賤的小國，因為中華民族對他太好了，他要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繁榮和機會，同時又不願意對島嶼進行共同開發，寧可讓給生人外人甚至是以往的敵人，也不讓給你中國人。

六是，很多時候，中國沒有話語權。對於某些周邊國家的民主領袖，事實上，不能排斥下面的可能：他們以民主為理由，發展個人的權利慾望，卻影響社會安定，導致經濟滯後，給人民帶來傷害。

而且，北京面臨權貴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尖銳矛盾，當局在民主社會主義體制建設上積極發展，深化改革，推動改革。因為無論是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有巨大空間，急需全方位的創新。一個讓人心服口服的領導人團隊，採取剛柔相濟的戰略，體現真正為民眾服務的精神，才能不僅使得國人佩服，也使得外人佩服，才能擁有強大話語權。推動改革深化改革，實現民主，是一個國家取得話語權的關鍵步驟。

最後，以上所有改革和發展，急需人才。中國急需創新人才，尤其是戰略創新，思想創新的人才，因此，我勸天公從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或者說：不拘一格選人才！  ¶ 7:13 PM 0 comments

  安裕周記﹕談談種族歧視 【明報專訊】種族歧視是連環式關係，以所謂民族大熔爐美國來說，這一態勢更是顛撲不破。白人歧視黑人，白人歧視西班牙語裔移民，白人裏的新教徒（WASP）歧視白人的天主教徒，新教徒歧視猶太裔、意大利裔和愛爾蘭裔。黑人歧視西語牙語裔，黑人歧視黃種人，黃種人倒過來歧視黑人和西班牙語裔。歧視尋且到達一個普遍程度，是連歧視的密語都不再是秘密。人類分類學來說，黑人屬於尼格羅（negro），這詞是西班牙語，美國一些人在口語轉了一個調叫nigger，變了「黑鬼」。我在這裏聲明，在美國千萬千萬不要在街上說這字。我看到最血腥的一幕是在紐約地鐵，黑人中年女子和白人男子可能因為過道時擠了一下起爭執，黑人女子句句都是問候娘親，男子回了一句you nigger。幾秒之間，車廂裏各不認識的幾個黑人青少年忽地撲上來就打，掄起套有金戒子那只拳頭死命打下去。列車乘警趕到時，一個黑人青年沒有走，氣噓噓說是我打了他，這人說我是黑鬼；白人男子整件襯衫都是血，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我留下來直至看着傷者抬走，是想知道到底案子最後怎樣處理；傷人是紐約州法律罪案，如果涉及種族歧視，州和聯邦法案都對hate crime處罰極嚴。可是第二天連《紐約時報》都沒有這條消息。

華人不會公開用廣東話說「黑鬼」，因為黑人會聽得懂，下場肯定是捱一頓痛打。後來轉一個圈叫「老墨」，但時間久了又被識破，於是改了叫「墨匪」。至少我離開美國前，還未有華人因為「墨匪」給人活生生打死。反而是華裔黑幫到意大利裔區收保護費，給人綁起送到新澤西狗食工廠扔進攪拌機，今天想起都有餘悸。

美國的種族或族裔歧視脫不了宗教和經濟因素。歧視意大利裔和愛爾蘭裔，只有一個原因﹕在美國主流的新教徒裏，有人歧視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裔和愛爾蘭裔。宗教自由是憲法上的事，你去什麼教堂沒人管你，但美國史上只有一個總統是天主教徒，那是來自麻省的愛爾蘭後裔甘迺迪。愛爾蘭人在美國不算名聲好，紐約的非華裔黑幫是意大利裔的黑手黨和愛爾蘭人。兩者各有地盤，黑手黨在曼哈頓下城區和布魯克林區，愛爾蘭人則是曼哈頓上西城。說起來倒也奇趣，愛爾蘭裔當差的不少，今天紐約警察總長克里便是愛爾蘭裔。下次去遊紐約，不妨看看警察胸前名牌，姓奧圖（O'Toole）奧白賴恩（O'Brain）奧舒亞（O'Shea）的不少，奧字當頭為記認，都是愛爾蘭人；意大利裔的姓氏是元音AEIOU為尾。黑手黨如今作奸犯科少了，只是包下整個城巿的窗戶工程或清倒垃圾來做這些小道時有所聞。紐約黑手黨是栽在意大利裔的朱利亞尼手上，就是「九一一」時擔任紐約巿長的那位，八十年代他是檢察官，一夜之間拘捕黑手黨五大家族其四。

從未宣之於口的理由

宗教歧視主要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平日不多顯示，大選年便露出來。一九九四年通過的《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是聯邦法例，「要求美國判罪委員會增加對種族、膚色、宗教及性別而生的罪案加重刑罰」。表面涵蓋甚廣，似乎可以從此令歧視消失，可是不利天主教徒的潛規則行之多年，從未有政客因此被控。天主教徒當不了總統，六十年代之後幾成定例，目下正競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羅姆尼是摩門教徒，早給評論員批死不能入主白宮。表面原因極多，如利用稅務優惠少付稅，如沒有聯邦部門管理經驗。有一句話從沒公開說出來﹕羅姆尼是摩門教徒，在美國不視為正統。評論員只要說出這句話，下場是聯邦調查局找上門來。

八十年代末，民主黨一片混亂，卡特之後無人，有人想到紐約州州長科莫（Mario Cuomo），這個人精明強悍外型好，治理這美國第一大州井井有條，但就是沒法再上一層樓。據說是有人質疑他和黑手黨關係，因為他是意大利裔云云。之後科莫老去，競逐總統一事不了了之，然而誰都知，意大利裔是他的白宮之路一道坎，另一道便是他的宗教天主教。

必須提到種族和經濟帶出的歧視。黑人在美國立國後從非洲源源輸入，十九世紀因解放黑奴爆發南北戰爭。縱然北軍取得最後勝利，但黑奴問題從未徹底解決。這是經濟因素使然。美國南方遍是農業州，中部地區也有一些，諸如堪薩斯，諸如密蘇里，還有所謂MAG。M是密西西比Mississippi，A是亞拉巴馬Alabama，G是佐治亞Georgia，黑奴十八世紀時主要來這三個州，原因很簡單﹕幫農。這些地方的種族歧視情况也最惡劣，三K黨大本營在這一帶。五十年代，馬丁路德金牧師打出反種族歧視第一炮的蒙哥馬利校車事件便在亞拉巴馬。六十年代，頭戴白色三角帽、只露出眼睛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者猖獗，黑人半夜三更給人吊死樹上時有所聞。一九八八年，演員真赫曼主演的電影《Mississippi Burning》說的是真人真事——一九六四年，東北部三個青年到南部州份推動黑人民權，路上離奇被殺，區內有黑人遭人吊死房子燒毁，聯邦調查局介入，最終拘捕真兇。

軍中歧視黑人雞與蛋的關係

過往黑人在南部州份的角色是經濟因素佔大，今天美國農業全面機械化，但黑人依然在整個勞工結構最底層，加之南方政治取向保守，歧視黑人現象一直無法全面驅散。由於農業不景及保守傳統，南方青年當兵特多，初進軍隊，下士月入約一千美元，比起在望不到盡頭的田野收割好得多。因此MAG不僅是農業州代號，更是大量美軍的來源，尤其講究刻苦重視忠誠的特種部隊，MAG所佔比例極大。不過，歧視黑人的做法，也因為MAG兵員多而在美軍裏常有所聞，這到底是把軍營以外的歧視黑人傳統帶進軍營，抑或軍營裏本質就是歧視黑人，這多少有點雞和雞蛋的關係。但可以肯定，六十年代越戰，美軍裏的黑人兵成為越共及北越招降對象，因為兩軍相遇打頭陣的總是黑人兵佔多，再是軍隊內部種種壓制，遂成為對手喊降入手點。

加州情况本來和MAG有點相似，地緣上毗鄰墨西哥，非法移民在漫長的美墨邊境自出自入。事實上，加州農場的收成時節，需要大量人手在短時間內收割及處理蔬果，時薪只要一元半塊美金的墨西哥或中南美洲非法入境者，輕易擊倒根據聯邦條例時薪至少四美元的美國本土工人。農場工作辛苦，一天下來光流汗都要瘦幾磅，白人幹這些活的很少，身高體壯的黑人六十年代佔了這種工種的極大部分。當說西班牙語的中南美洲非法勞工一來，農場主人要多便宜多刻薄都嚥下，反正回去墨西哥就是一筆小財。這些非法移民漫山遍野，生下的小孩成了美國人，四十年來改變了美國人口結構，一躍成為第三大族裔，佔美國總人口百分之十六。

西語裔受歧視，其中一個原因是工作職位競爭，不過美國民族繁多，紐約巿人口部門九十年代曾公布，巿內各國族裔比起聯合國成員國還多。我查過資料，九十年代初，聯合國成員國約一百九十，未到二百。時間久了，西語裔第二三代陸續成為美國主流，白人也開始接受包容，今天美國開到成行成巿的Taco Bell快餐，賣的便是墨西哥傳統食物，玉米餅包捲心菜和豬肉醮辣醬吃。另一批西語裔人口在美國大受歡迎，是棒球運動員。美國國球不是籃球是棒球，四月打到十一月，主流社會不少生活習慣或民俗都和棒球有關；不是棒球擁躉，人生似乎少了一些什麼。棒球手是白宮常客國家英雄，瑪麗蓮夢露其中一任丈夫、紐約洋基棒球隊名將迪馬治奧（Joe DiMaggio）在世時幾乎所有國宴都獲邀參加。日本的華裔棒球手王貞治一度是全壘打世界紀錄保持者，但美國棒球界從不把這當作一回事，一句也不提，除了對黃種人的輕視，便是認為王貞治能打出全壘打，是日本投手膂力不夠。但即便美國棒球大聯盟，三分之一運動員是西語裔，美國球迷一點都不覺有問題。

黃種人被歧視在美國不是新聞，任何人在當地生活超過一年，不論土生華裔或新來甫到的第一代，都吃過這些苦頭。亞裔讀書成績好，白宮每年的科學獎總有幾個亞裔少年，可是華人照舊遭歧視，起初人們以為和社會地位不如其他族裔有關，也有人說這和身形瘦小吃虧。都不是。我看到黑人挑釁華人的實况，地鐵上人人眼觀鼻鼻觀心，黑人就是要說你用敵意眼光看他，搶了你的隨身聽（walkman）就跑。亞裔裏，日裔住在白人區多，少點捱打；韓裔是天不怕地不怕，哈林區開店的亞裔只有朝鮮人。是冰天雪地鍛煉出來的剛烈，抑或是跆拳道的狠勁調教出來的不屈，我不是朝鮮人，不知道，只道是韓裔最團結，也最挺身保衛一己權益。YouTube唯一看到遇劫後拿着一管槍追出去的，不是大塊頭的白人，是韓裔。

挑軟的吃懦夫之道

我老是覺得種族歧視是專挑軟的吃的懦夫之道，便是從韓裔的反抗想到出來。韓裔用雙管獵槍打死來搶錢的歹徒間有所聞，我不贊成以暴易暴，但像韓國人那樣，千山萬水從朝鮮半島移民美國，胼手胝足開一家小店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要搶他的家當，若果只是因為他的膚色和矮小了一點，那就看錯了人。韓國男人個個都當過兵，絕不好惹的。唐人街的華青幫，名字乍聽挺嚇人，「鬼影」、「飛龍」，怎料去意裔人區被人架走攪碎，去黑人區不夠大塊頭，去韓裔區敵不過拚死一擊，只得留在那幾條小街欺侮同胞，在地下世界吃盡苦頭，也真殘酷了一些。  ¶ 6:55 PM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