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闲评
Wednesday, January 30, 2008
历史学家称魏玛共和国的教训依然有益今天
Deutsche Welle | 2008.01.30
75年前，希特勒上台，结束了德国历史上的首次民主尝试——魏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当年真有生机吗？美国历史学家兼作家埃里克.韦茨(Eric Weitz)对此自有答案。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意味着魏玛共和国的终结。德国1919年(一次大战刚结束)至1933年间的这一首次民主共和尝试之所以被历史学家们冠以“魏玛共和国”的称呼，是因为通过共和国宪法(一般称之为《魏玛宪法》)的国民大会当年是在魏玛市召开的。
魏玛共和国的特征具有两面性，迄今依然既令人惊骇，又令人向往：一方面是恶性通货膨胀，失业率极高，政治极不稳定；另一方面是科学艺术领域发挥出的令人眩目的创造性以及柏林充满传奇色彩、五颜六色的夜生活。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主任埃里克.韦茨去年出 了一本颇受好评的书，论述德国历史的这一时期，书名为《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德国魏玛：期望和悲剧》)。德国之声网就那个时代的精神、就导致希特勒夺权的原因以及魏玛共和国带给我们的教训等话题对韦茨进行了访 谈。
德国之声：您书中的观点之一是魏玛共和国并非可以简单地被看作是纳粹独裁统治的前奏，而是一个自有其独立存在权利的时期。
韦茨：她确实是应当被看作是有其独立存在权利的时期，而非过渡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个创造力得到大发挥的时期。在我们回顾历 史的时候，不应总是先从历时12年的第三帝国出发，来看历时14年的魏玛共和国，因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革 新。我们需要把它作为独立存在的时期来予以回顾和评价。其实，无论是知识界、艺术界，还是政治界和社会各界，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方方面面、对德国1920 年代的生活都已进行过深入探讨了。
德国之声：您怎么解释1920年代德国特别是首都柏林的文化艺术那么兴旺呢？毕竟，这个民族刚刚经受了战争的磨难，数百万人死亡，而又时值通货膨胀和政治动乱。
韦茨：魏玛共和国时期层出不穷的革新恰恰和这些因素有关。许多人只看到一次大战给德国带来的绝望。毫无疑问，绝望确实是深重的： 200万德国人死于一次大战；400万人受伤；从前线侥幸逃生的人往往身负身理的和心理的重伤；留守后方的女性经历了四年的极度困苦；随即而来的是战后危 机——重新调整和恶性通货膨胀。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社会、政治的极度不稳却又促使有识之士更为积极地思考生活在现代的种种问题，思考德国在政治上的何去何从。而且除此之外， 1918/19年的革命也对这一文化繁荣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场革命，革及皇帝的命，也就是废除了帝制，创立了民主体制——德国至此为止最为民主的体 制。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人们生发了一种可以创造未来的感觉，一种前途无量、可以以更人道的方式塑造未来的感觉。这种感觉未能持续很久，但它却造就了魏玛 共和国的大部分文化革新创举。
德国之声：但当时也有德国人对魏玛共和国报以仇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既然当时的情况那么诱人、那么令人充满期待，他们为什么会希望魏玛共和国倒台呢？
韦茨：魏玛共和国的所有事物都受到争议。我的书中所关注的那些人——艺术家、思想家、建筑设计师等等，他们的大部分作品甚而所有 作品都受到右派的强烈攻击。我在此所指的右派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保守势力——保皇的名门贵族、政府高级官员、军官、生意人、银行家、教会人士等等。一般来 说，这些人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反对民主。1918/19年的革命大致上没有触及他们的权力。那次革命虽然创立了民主政体，但是对社会 状况以及上述守旧精英的权力却没有做任何变革。
最初的革命浪潮过去以后，这些守旧精英就开始对共和国迈出的每一步投放绊脚石。许多纠纷的焦点并非仅是政治方面的，也包括文化、社会方面的，比如当 时曾有过一场所谓的“采伦多夫(注：柏林一市区)房顶之战”，因为保守势力，还有纳粹分子，攻击批评现代建筑的平顶绝对不是日耳曼的，真正日耳曼风格的建 筑，其房顶是斜顶。他们称平顶建筑是一种犹太人的建筑方式。还有，1920年代的妇女解放以及对满足性爱情欲的积极讨论也是引起激烈纠纷的焦点话题。
德国之声：您会说魏玛共和国是全球化的一个早期牺牲品吗？您认为假如1929年不曾发生世界经济大萧条魏玛共和国就会得以继续生存吗？
韦茨：世界经济大萧条是致命一击。纵观1928年，也就是大萧条发生前一年的经济状况和当年的选举，我们就会看到政治上在转向中 间，经济上也有不错的起色迹象，这是所谓的魏玛共和国黄金时代的最后一年。没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话，魏玛共和国或许最终还有继续生存的希望。毕竟， 1923年深具破坏力、令人迷失方向的恶性通货膨胀她都度过了，但1929年来自美国的大萧条潮流却速度极快、力度极大，自然为脚跟还没有真正站稳的魏玛 共和国带来了致命一击。
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忘记，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在类似魏玛共和国的困难条件下，成功地建立了民主体制。初建的共和国需要更长的休生养息时间，需要西方盟国更为胸襟开阔的大度姿态，需要经济稳定和发展，而所有这些，在一次大战后的那些年月，都是金贵的稀货。
德国之声：那么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呢？毕竟，1928年大选时，纳粹党才得到2.6%的选票，而5年之后，希特勒却大权在握。
韦茨：确实，1928年，纳粹党还只是一个非常边缘、并不重要的政治团体，除了在经济大萧条开始前就已显出不景气的几个特殊领域 特别是农业领域以外，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极小。然而，在纳粹党夺权以前，魏玛共和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是“残桓断壁”，政治体系处于瘫痪状态。那么特别是在 经济萧条期间，人们希望有条出路，而魏玛共和国却拿不出任何应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从1930年起，德国实行的其实是总统专制，因为德国政体已经四分五 裂，连帝国议会都召集不起来，议会多数制也运转不灵，因此，从1930年春上任的总理布吕宁开始到其后的总理都是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元帅通过行使紧急状 态令任命的，而不是议会任命。
但我想特别强调的事实是，纳粹党从来没有在一次自由竞选的大众选举中得到过多数。1932年夏天，他们得到了37.4%的票数，是他们曾得到过的最 高票数。毫无疑问，这已经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飞跃了，但这不是多数。在美国经常听到的“德国人选希特勒上台或者选纳粹党上台”的说法是不对的，是不准确的， 不符合实情。纳粹党从来没有被选上台。在下一次选举，即1932年秋季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就已经失去了不少选票，比夏季的选举差多了，全党处于混乱状 态。最后他们夺得权力是因为保守势力的精英们，也就是围绕在总统兴登堡周围的那些实权人物把权力托手交给了希特勒，最终致魏玛共和国以死地的其实是这帮 人。
德国之声：人们能从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吸取哪些教训呢？有一个问题贯穿您的整个著作，即当代哪个民主国家是否也会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落入新法西斯势力的手掌。
韦茨：今天的德国已建立了稳健的民主制度，我没有任何担心。毫无疑问，德国社会也有一些极端右翼的团体，可能有些危险，对他们做出的回击反应有时还是有些迟缓，但这些团体还处于社会边缘，而且柏林不是魏玛。
我担心的更多地是我自己的国家——美国。我的意思是，对民主的威胁并非总是来自国外，大部分危险的威胁可能来自国内。魏玛当时的情况，特别是最后几 年的情况既是如此。令我担忧的是有些人或者有些机构口头大谈民主，但在实际中却在做渐渐架空推翻民主的事情。当然，纳粹党从来没有致力于民主，但他们却利 用了能引起老百姓共鸣的哗众取宠的修辞手法。假如现在有人也利用这种哗众取宠的修辞手法掩盖其非民主的做法，那我认为我们真的需要密切关注。
类似的，当现今有权有势的保守势力亲近极端右翼分子，接受其成为席上客的话，就会令我非常担忧。我认为美国确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当保守势力超越正当合法的民主商谈和宪法条款的界限，使极端右翼团体的纲领、人物、思想变成可接受的东西时，我们就麻烦了。
德国之声：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好像重新对魏玛共和国感兴趣，无论是在时装方面，还是在艺术、音乐方面。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韦茨：这是极其古怪的现象，确实存在，特别是在纽约。我想这和9.11恐怖袭击后人们心中生出的脆弱感有关。美国人了解的魏玛共 和国比较片面，比如通过百老汇音乐剧《歌厅》(“Cabaret”)了解到的魏玛共和国堕落颓废、危机四伏，这是符合实情的，但却只是实情的一部分。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曾举办了一个魏玛共和国人物肖像展，展出的是奥托.迪克斯(Otto Dix)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作品。那假如你对魏玛共和国的了解仅局限于此，那你当然会想这是一个残缺不全、性格扭曲的时期。这种诠释当然是不全面的，没有考虑到那个时 期其实还有民主期望、科学文化革新的一面。至于魏玛共和国现在之所以在纽约的文化圈内举城走红，原因其实还是纽约文化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脆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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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夺权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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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Welle | 2008.01.30
五千多万人惨遭杀害或是战死在前线，欧洲的犹太人几乎被灭绝，战后的欧洲处在废墟之中－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挑起这场战争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残 暴的独裁统治者－阿道夫－希特勒，他以纳粹思想体系发动了这场惨无人道的世界大战。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德国之声记者 Felix Steiner评论如下：
“夺权”这两个字实则是混淆史实的概念之一，这是纳粹宣传的结果。按照“夺权”一词发明者的意愿，它在暗示人们，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德国居民推上了国家权力的顶峰。
但是，在1945年以后，“夺权”又有了新的内涵。因为它听起来象是阿道夫－希特勒于75年前政变上台，仿佛当年的德国居民束手无策地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
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1933年1月30 日，希特勒被合法任命为德国总理。所以使用“授予权力”则是更为贴切的表达。当时，希特勒身为国会中最大党派的领袖。但是，在1932年举行的4次选举 中，希特勒和其所在党均未赢得超过40％的选票。当年11月，希特勒的支持率甚至再度降至33％。
目前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俯拾皆是：这究竟是什么 回事？当时只有43岁的无业之徒竟然通过合法途径，稳坐欧洲中部居民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国家的最高权力宝座？他如何能堂而皇之地在书中公开其犯罪动 机，迫害和杀戮犹太人，向欧洲东部发动袭击和攻击战？如此之流又如何能成为自视为“诗人和思想家辈出”民族的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什么？导致 1/3德国雇员失去工作岗位的世界经济危机又意味着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于75年前成全希特勒登上权力巅峰的保守派精英们打错了算盘。他们对希特勒进行有效控制的方案彻底失败。同样，60％没有选举希特勒的德国居民的希望也被粉碎，他们原本以为，希特勒会象其前任一样迅速从总理宝座上消失。
但实事却是，登上权力巅峰的希特勒直到最后一刻 都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恰恰相反：在不足数月的时间里，他成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政权。当年2月份，居民的新闻和集会自由即被剥夺，3月国会也被解散，5月 取缔了自由工会组织，7月禁止所有政党活动，唯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例外。此外，当年4月，首次抵制犹太人经商，禁止犹太医生行医，犹太律师、记者、 教师和教授等均被解职。再者就是，1933年春天，已建起了首批纳粹集中营。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而且 没有遇到任何阻力。恰恰相反，随着失业人数的减少，德国居民对希特勒政权的支持率有增无减。这就是1933年德国人犯下的大错：为了人们以为的经济和政治 稳定，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权，一系列居民组织的权力也被剥夺。但是德国人民已无力自行摆脱希特勒的统治。所以1945年5月8日，德国人的灾难的起因源自 1933年1月30日。
那么人们究竟能从中汲取哪些教训？两点值得一提，那便是，民主需要学习，它依赖于民主主义者；民主还需要有自卫能力，需要人们为捍卫民主付出不懈的努力。
Sunday, January 27, 2008
臺大怪客4.林毅夫
2006-07-22 臺灣大學校史館
「大陸知名經濟學人、中共總理朱鎔基的最重要智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國軍軍官楷模林正誼」、「叛逃軍官林正誼」、「台大一代會主席林正義」，看到這些報導，使我的思緒漸漸轉回民國六十年的台大校園。
************************************************
林正義、林正誼、林毅夫都是同一個人，是我們同一屆農工系水利組的同學，而且是一同在成功嶺受訓的戰友！筆者寫過幾篇臺大的奇人，林正義可說是奇人中的奇人，他的傳奇人生，在六、七○年代還是我們談話中的禁忌。現在兩岸已經大為開放，因此可以在此略為述說林正義傳奇的上半生。
林正義是宜蘭人，幼年家境十分清苦，讀初中的時候，母親幫人洗衣維持家計，林正義每天放學必須先到宜蘭新生綜合醫院載運餿水回去餵豬。由於家住夜市附近，環境十分吵雜，林正義晚飯後先倒頭大睡，到了午夜十二點才起來唸書，唸到第二天清晨為止。由於功課很好，宜蘭初中畢業後獲得保送，直升宜蘭高中就讀。在宜蘭高中，林正義高一唸的是「忠」班，高二轉到「信」班，「信」班讀的就是丙組，準備考台大醫科的那一組(當時大專聯考的分組和現在不太一樣，醫學院和農學院都是丙組)。不過，林正義大學聯考並沒有考上臺大醫科，而是分發到臺大農學院農工系的水利組就讀。
那個時候，國內先是發生了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學生運動)，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中華民國又退出聯合國，臺大校園一時風起雲湧，但是一般的大一新生對時事其實都還懵懵懂懂，而林正義卻不然，發起了「大一學生代表會」組織(簡稱「一代會」，後被選為「一代會」主席，和當時的「全校班代表聯誼會」(簡稱「班聯會」)、畢業生代表聯誼會(簡稱「畢聯會」)分庭抗禮，在臺大校園爭取發言權。
由於投入太多時間在「一代會」，林正義大一上學期的功課並不好，可說是「滿堂紅」。那一年，大專學生成功嶺受訓第一次從「暑訓」改為「寒訓」，也就是大一上學期上完課之後，十二月份就要上成功嶺受訓八個禮拜。
林正義人高馬大，身高一八三公分，在受訓連隊算是非常突出，受訓又很認真，棉被總是折得有稜有角，深得班長、排長喜愛。在受訓到第四、五週的時候，林正義向部隊班長、排長報告，他決定要投筆從戎，不回台大唸書了。臺大的學生在成功嶺受訓，深感軍中袍澤的溫暖、以及對國家的向心力，決定留在軍中，對當時被社會譏為「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臺大學生，真是一個震撼彈，也是大專學生成功嶺集訓十幾年來的頭一遭、一大賣點。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特地到成功嶺視察，並發表這一大振奮人心的消息，各大媒體廣為披露，一時傳為美談。
林正義刻意不進入與他背景較相近的中正理工學院就讀，而選擇進入軍事訓練較嚴格、與他背景較不同的鳳山陸軍官校就讀。進入軍校之後，林正義改名林正誼，以與從前的林正義有所區別，真是煞費苦心。在陸軍官校，林正誼不負各級長官的期盼，以第二名的出眾成績畢業。畢業之後又考上政大企管研究所就讀，拿到碩士學位之後才下部隊，被派到金門馬山連當連長。在求學過程，蔣經國已經高昇行政院院長，但是還是關心林正義的近況，並囑咐當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將軍特別照顧林正義。
金門馬山連在金門東北角，是國軍距離大陸的最前哨，與共軍據點角嶼退潮時的距離只有一千八百多公尺，可以掌握大陸福建白河口、小嶝角、刀嶼、大伯嶼、小伯嶼等一線共軍的動態。馬山連因為常常要向到前線視察的長官和外賓們簡報，因此，只有最優秀的基層軍官才能出任馬山連長。由此可見國軍對於林正誼可說是極其呵護與關照。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中共召開歷史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為主的集團，擊敗了以華國鋒為主的「凡是派」掌握政權，並界定此黨的政策方針從軍事建設轉移到經濟建設。十二月十六日，中美斷交。六十八年元旦，中共全國人大常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中共國防部長徐向前宣佈停止對金門的砲擊。
這些重大事件，或許改變了林信誼的想法。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傍晚，林正誼帶著一些機密文件，繞過了哨兵的視線，由馬山觀測所附近向海中潛行，並藉著一顆籃球的協助之下，載沉載浮地游向大陸角嶼，成功地到達大陸。金門地區最忌諱軍人叛逃，晚點名少了一人，立刻大陣仗搜索、演習，「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一時兵荒馬亂了好幾天，但是始終找不到林正誼。傳說中，林正誼帶走了金門極端機密的駐地作戰計畫，裡面註記了金門兵力部署、防禦演習、反登陸、反空降、以及沿海防禦共軍登陸的瓊麻、刺條等數量。
因為始終找不到林正誼，五月中旬，金防部下令駐守南雄的三一九師與駐守金東的二八四師互換陣地；六月，一五八師移防台灣，一二七師改駐小金門，一四六師則駐守金中。短短一個月，駐守大、小金門的五個師全部移防。同時，重新制訂「通訊密碼表」和金門的作戰計畫。據說林正誼到大陸後，拒絕中共以他做為對台灣統戰的工具，因此中共也沒有發表他的消息。因為一直沒有找到林正誼屍體，陸軍總部在事件發生一年後，依據軍中作業規定，宣佈林正誼死亡。林正誼的直屬師長、旅長、營長全部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同時期投筆從戎的大學轉學生，從此在軍中受到壓抑，影像層面不可謂不大。
但是林正誼並沒有死亡，他成功登陸大陸之後，改名林毅夫，進入北大研究生院，取得經濟學碩士。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茲教授訪問北大的時候，林毅夫主動要求擔任翻譯而大受賞識，一九八二年在舒爾茲教授的協助下，獲得獎學金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一九八六年畢業，再赴耶魯大學博士後研究一年，一九八七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並先後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農村部副部長。一九九三年，林毅夫集合了大陸改革後首批接受西方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成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為中共本土經濟研究的重鎮，也成為中共領導人最重要的經濟智囊。
一九九三年底，林毅夫發表「關鍵在於戰略目標的轉移—評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除了肯定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之外，也檢討了大陸當時經濟問題的所在，例如：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國有企業改革成效不彰；政府的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以及中央政府收入占整個政府收入比重的不合理；貪污腐敗現象嚴重等。其後幾年，中共總理朱鎔基主導的經濟改革理念中，都和林毅夫的分析不謀而合，因此才會有「朱鎔基的智囊」之稱。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或是林毅夫，是中國經濟研究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的主要推動者。由於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有高度興趣，林毅夫的學術地位愈益提高。經濟學家傅里曼曾經說過一句名言：「誰能把中國的經濟問題解釋清楚，誰就能得到諾貝爾獎。」林毅夫也常談起中國人到現在為止仍和諾貝爾獎絕緣，他認為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至遲到二0三0年，大陸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也將執世界經濟學的牛耳，就如同歷史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由英國轉變到美國的歷史一樣，最後終將轉變到中國來。他認為他個人正爲著這一天在播種，至於自己能不能獲得諾貝爾獎，那就無法預料了。
筆者因為與林毅夫有過同學之誼，因此對他的前半生僅做敘述而不作評論，對他的心路歷程、思考邏輯亦略而不談，此一部份就由學弟、學妹們自己做判斷吧！
「大陸知名經濟學人、中共總理朱鎔基的最重要智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國軍軍官楷模林正誼」、「叛逃軍官林正誼」、「台大一代會主席林正義」，看到這些報導，使我的思緒漸漸轉回民國六十年的台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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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義、林正誼、林毅夫都是同一個人，是我們同一屆農工系水利組的同學，而且是一同在成功嶺受訓的戰友！筆者寫過幾篇臺大的奇人，林正義可說是奇人中的奇人，他的傳奇人生，在六、七○年代還是我們談話中的禁忌。現在兩岸已經大為開放，因此可以在此略為述說林正義傳奇的上半生。
林正義是宜蘭人，幼年家境十分清苦，讀初中的時候，母親幫人洗衣維持家計，林正義每天放學必須先到宜蘭新生綜合醫院載運餿水回去餵豬。由於家住夜市附近，環境十分吵雜，林正義晚飯後先倒頭大睡，到了午夜十二點才起來唸書，唸到第二天清晨為止。由於功課很好，宜蘭初中畢業後獲得保送，直升宜蘭高中就讀。在宜蘭高中，林正義高一唸的是「忠」班，高二轉到「信」班，「信」班讀的就是丙組，準備考台大醫科的那一組(當時大專聯考的分組和現在不太一樣，醫學院和農學院都是丙組)。不過，林正義大學聯考並沒有考上臺大醫科，而是分發到臺大農學院農工系的水利組就讀。
那個時候，國內先是發生了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學生運動)，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中華民國又退出聯合國，臺大校園一時風起雲湧，但是一般的大一新生對時事其實都還懵懵懂懂，而林正義卻不然，發起了「大一學生代表會」組織(簡稱「一代會」，後被選為「一代會」主席，和當時的「全校班代表聯誼會」(簡稱「班聯會」)、畢業生代表聯誼會(簡稱「畢聯會」)分庭抗禮，在臺大校園爭取發言權。
由於投入太多時間在「一代會」，林正義大一上學期的功課並不好，可說是「滿堂紅」。那一年，大專學生成功嶺受訓第一次從「暑訓」改為「寒訓」，也就是大一上學期上完課之後，十二月份就要上成功嶺受訓八個禮拜。
林正義人高馬大，身高一八三公分，在受訓連隊算是非常突出，受訓又很認真，棉被總是折得有稜有角，深得班長、排長喜愛。在受訓到第四、五週的時候，林正義向部隊班長、排長報告，他決定要投筆從戎，不回台大唸書了。臺大的學生在成功嶺受訓，深感軍中袍澤的溫暖、以及對國家的向心力，決定留在軍中，對當時被社會譏為「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臺大學生，真是一個震撼彈，也是大專學生成功嶺集訓十幾年來的頭一遭、一大賣點。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特地到成功嶺視察，並發表這一大振奮人心的消息，各大媒體廣為披露，一時傳為美談。
林正義刻意不進入與他背景較相近的中正理工學院就讀，而選擇進入軍事訓練較嚴格、與他背景較不同的鳳山陸軍官校就讀。進入軍校之後，林正義改名林正誼，以與從前的林正義有所區別，真是煞費苦心。在陸軍官校，林正誼不負各級長官的期盼，以第二名的出眾成績畢業。畢業之後又考上政大企管研究所就讀，拿到碩士學位之後才下部隊，被派到金門馬山連當連長。在求學過程，蔣經國已經高昇行政院院長，但是還是關心林正義的近況，並囑咐當時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將軍特別照顧林正義。
金門馬山連在金門東北角，是國軍距離大陸的最前哨，與共軍據點角嶼退潮時的距離只有一千八百多公尺，可以掌握大陸福建白河口、小嶝角、刀嶼、大伯嶼、小伯嶼等一線共軍的動態。馬山連因為常常要向到前線視察的長官和外賓們簡報，因此，只有最優秀的基層軍官才能出任馬山連長。由此可見國軍對於林正誼可說是極其呵護與關照。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中共召開歷史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為主的集團，擊敗了以華國鋒為主的「凡是派」掌握政權，並界定此黨的政策方針從軍事建設轉移到經濟建設。十二月十六日，中美斷交。六十八年元旦，中共全國人大常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中共國防部長徐向前宣佈停止對金門的砲擊。
這些重大事件，或許改變了林信誼的想法。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傍晚，林正誼帶著一些機密文件，繞過了哨兵的視線，由馬山觀測所附近向海中潛行，並藉著一顆籃球的協助之下，載沉載浮地游向大陸角嶼，成功地到達大陸。金門地區最忌諱軍人叛逃，晚點名少了一人，立刻大陣仗搜索、演習，「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一時兵荒馬亂了好幾天，但是始終找不到林正誼。傳說中，林正誼帶走了金門極端機密的駐地作戰計畫，裡面註記了金門兵力部署、防禦演習、反登陸、反空降、以及沿海防禦共軍登陸的瓊麻、刺條等數量。
因為始終找不到林正誼，五月中旬，金防部下令駐守南雄的三一九師與駐守金東的二八四師互換陣地；六月，一五八師移防台灣，一二七師改駐小金門，一四六師則駐守金中。短短一個月，駐守大、小金門的五個師全部移防。同時，重新制訂「通訊密碼表」和金門的作戰計畫。據說林正誼到大陸後，拒絕中共以他做為對台灣統戰的工具，因此中共也沒有發表他的消息。因為一直沒有找到林正誼屍體，陸軍總部在事件發生一年後，依據軍中作業規定，宣佈林正誼死亡。林正誼的直屬師長、旅長、營長全部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同時期投筆從戎的大學轉學生，從此在軍中受到壓抑，影像層面不可謂不大。
但是林正誼並沒有死亡，他成功登陸大陸之後，改名林毅夫，進入北大研究生院，取得經濟學碩士。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茲教授訪問北大的時候，林毅夫主動要求擔任翻譯而大受賞識，一九八二年在舒爾茲教授的協助下，獲得獎學金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一九八六年畢業，再赴耶魯大學博士後研究一年，一九八七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並先後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農村部副部長。一九九三年，林毅夫集合了大陸改革後首批接受西方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成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為中共本土經濟研究的重鎮，也成為中共領導人最重要的經濟智囊。
一九九三年底，林毅夫發表「關鍵在於戰略目標的轉移—評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除了肯定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之外，也檢討了大陸當時經濟問題的所在，例如：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國有企業改革成效不彰；政府的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以及中央政府收入占整個政府收入比重的不合理；貪污腐敗現象嚴重等。其後幾年，中共總理朱鎔基主導的經濟改革理念中，都和林毅夫的分析不謀而合，因此才會有「朱鎔基的智囊」之稱。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或是林毅夫，是中國經濟研究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的主要推動者。由於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有高度興趣，林毅夫的學術地位愈益提高。經濟學家傅里曼曾經說過一句名言：「誰能把中國的經濟問題解釋清楚，誰就能得到諾貝爾獎。」林毅夫也常談起中國人到現在為止仍和諾貝爾獎絕緣，他認為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至遲到二0三0年，大陸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也將執世界經濟學的牛耳，就如同歷史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由英國轉變到美國的歷史一樣，最後終將轉變到中國來。他認為他個人正爲著這一天在播種，至於自己能不能獲得諾貝爾獎，那就無法預料了。
筆者因為與林毅夫有過同學之誼，因此對他的前半生僅做敘述而不作評論，對他的心路歷程、思考邏輯亦略而不談，此一部份就由學弟、學妹們自己做判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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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anuary 22, 2008
Top Chinese economist set for Bank job
By Richard McGregor in Beijing
Published: January 21 2008, FT
The World Bank will appoint a Chinese economist to a senior position in a move that will buttress the institution’s ties with Beijing and lift the profil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Lin Yifu, or Justin Lin, is expected to be appointed as the organisation’s chief economist, according to bank officials quoted by agencie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rof Lin is one of China’s leading economists, as the head of a think-tank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an adviser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ighly respected as an economist, his appointment will also strengthen Beijing’s ties to 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is trying to refurbish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joining it as a development partner in Africa and trying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to work with it in Washington and elsewhere.
Prof Lin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on China’s famin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early 1960s, when tens of millions died, and more recently was instrumental in shaping Beijing’s new policy to reinvigorate the rural economy.
The so-called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policy was the centrepiece of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programme announced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China’s parliament in 2006.
His recent research has focused the continuing role of the state in China’s economy, and the potential challenge its success poses to conventional theories about the greater efficiencies of the private sector.
Prof Lin gained a Ph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86 and has twice been awarded China’s top economics honour, the Sun Yefang Prize, in 1993 and 2001.
But Prof Lin is just as well known for his own extraordinary personal history as he is for his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Prof Lin defected from Taiwan in 1979, when stationed as a soldier on the heavily fortified island of Kinmen, just off the coast of China, near Fujian province.
Most famously, Prof Lin, according to the story he himself has told friends, swam from Taiwan to reach the mainland.
Taipei decided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in 2002 to allow Mr Lin to return home for his father’s funeral, a decision that the then Taiwan defence minister said filled him with “righteous fury”. Prof Lin in the end decided to pay his filial respects in Beijing.
Prof Lin retains an indirect link to Taiwan through his wife, who “represents” the island, over which China claims sovereignty, i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The announcement of Prof’s Lin appointment could come as early as this week.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n Beijing said it expected a decision on the issue by the World Bank board soon.
The bank once counted Beijing as its largest client, but China’s fast-growing economy has freed it of reliance on foreign development bodies.
In a coup for World Bank president Robert Zoellick last month, Beijing agre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become a donor to the World Bank’s fund for poor countries.
Published: January 21 2008, FT
The World Bank will appoint a Chinese economist to a senior position in a move that will buttress the institution’s ties with Beijing and lift the profil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Lin Yifu, or Justin Lin, is expected to be appointed as the organisation’s chief economist, according to bank officials quoted by agencie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rof Lin is one of China’s leading economists, as the head of a think-tank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an adviser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ighly respected as an economist, his appointment will also strengthen Beijing’s ties to 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is trying to refurbish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joining it as a development partner in Africa and trying to attract more Chinese to work with it in Washington and elsewhere.
Prof Lin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on China’s famin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early 1960s, when tens of millions died, and more recently was instrumental in shaping Beijing’s new policy to reinvigorate the rural economy.
The so-called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policy was the centrepiece of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programme announced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China’s parliament in 2006.
His recent research has focused the continuing role of the state in China’s economy, and the potential challenge its success poses to conventional theories about the greater efficiencies of the private sector.
Prof Lin gained a Ph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86 and has twice been awarded China’s top economics honour, the Sun Yefang Prize, in 1993 and 2001.
But Prof Lin is just as well known for his own extraordinary personal history as he is for his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Prof Lin defected from Taiwan in 1979, when stationed as a soldier on the heavily fortified island of Kinmen, just off the coast of China, near Fujian province.
Most famously, Prof Lin, according to the story he himself has told friends, swam from Taiwan to reach the mainland.
Taipei decided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in 2002 to allow Mr Lin to return home for his father’s funeral, a decision that the then Taiwan defence minister said filled him with “righteous fury”. Prof Lin in the end decided to pay his filial respects in Beijing.
Prof Lin retains an indirect link to Taiwan through his wife, who “represents” the island, over which China claims sovereignty, i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The announcement of Prof’s Lin appointment could come as early as this week.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n Beijing said it expected a decision on the issue by the World Bank board soon.
The bank once counted Beijing as its largest client, but China’s fast-growing economy has freed it of reliance on foreign development bodies.
In a coup for World Bank president Robert Zoellick last month, Beijing agre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become a donor to the World Bank’s fund for poo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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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s long swim
Jan 17th 2008, The Economist
An economist with an unusual past
THIRTY years ago China's leaders used to call the World Bank a tool of imperialism. Now China is one of the bank's top borrowers, and in December it became a donor, on a small scale.
China may soon make a big contribution to the bank's intellectual ranks. According to whispers at the institution, its new chief economist will be a Chinese citizen. Justin Yifu Lin is the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has twice won his country's top economic honour, the Sun Yefang award, and he has published in the leading journal of his profe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But this brilliant record masks an unlikely past. He was born no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ainland) but in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defected to the mainland after serving in the Taiwanese armed forces.
After earning a master's degree in political economy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t a time when it was still steeped in Marxism, he earned an economics doctor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the market reigns. So his intellectual portfolio is perfectly hedged. That will serve him well in his new post. His adopted land has become an inspiration to many poor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Africa. Their policymakers argue that China's path to prosperity defies and discredits the simple formulas propagated in Washington.
Mr Lin is a studen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But his scholarship, like his past, straddles ideological gaps. He believes governments go wrong when they defy 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promoting heavy industries in countries where capital is scarce and labour abundant. The government's first duty, he argues, is “to remove all possible obstacles for the function of free, open and competitive markets”. Spoken like a Chicago man.
But Mr Lin also says government has a second duty. As an economy develops, the state should coax firms into more sophisticated industries. This prodding may be needed for several reasons. To cite one: firms may not know which industries are viable, and which are not.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se pioneers who break a path for others.
Washington'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ere once notorious for their dogmatic prescriptions. Now they prefer piecemeal reforms and eclectic advice. That is a tide Mr Lin can probably swim with.
An economist with an unusual past
THIRTY years ago China's leaders used to call the World Bank a tool of imperialism. Now China is one of the bank's top borrowers, and in December it became a donor, on a small scale.
China may soon make a big contribution to the bank's intellectual ranks. According to whispers at the institution, its new chief economist will be a Chinese citizen. Justin Yifu Lin is the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has twice won his country's top economic honour, the Sun Yefang award, and he has published in the leading journal of his profes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But this brilliant record masks an unlikely past. He was born no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ainland) but in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defected to the mainland after serving in the Taiwanese armed forces.
After earning a master's degree in political economy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t a time when it was still steeped in Marxism, he earned an economics doctor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the market reigns. So his intellectual portfolio is perfectly hedged. That will serve him well in his new post. His adopted land has become an inspiration to many poor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Africa. Their policymakers argue that China's path to prosperity defies and discredits the simple formulas propagated in Washington.
Mr Lin is a studen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But his scholarship, like his past, straddles ideological gaps. He believes governments go wrong when they defy 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promoting heavy industries in countries where capital is scarce and labour abundant. The government's first duty, he argues, is “to remove all possible obstacles for the function of free, open and competitive markets”. Spoken like a Chicago man.
But Mr Lin also says government has a second duty. As an economy develops, the state should coax firms into more sophisticated industries. This prodding may be needed for several reasons. To cite one: firms may not know which industries are viable, and which are not.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se pioneers who break a path for others.
Washington'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ere once notorious for their dogmatic prescriptions. Now they prefer piecemeal reforms and eclectic advice. That is a tide Mr Lin can probably swim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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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21, 2008
统一中的欧洲银行卡支付市场
作者: 姚丽莎 来自：银联商务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
一、欧洲支付市场发展的背景：欧洲央行SEPA（单一欧洲支付区）计划
2002年，欧洲中央银行宣告了在欧洲建立单一欧洲支付区（SEPA）的初步想法，并成立了由27个国家的64家银行组成的欧洲支付委员会以促成 SEPA的建立，并预计于2010年形成统一的网络。建立SEPA的目的是统一区域内本地交易与跨国交易的费率，降低客户的交易成本，促进标准化技术平台 的开发，为欧洲金融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新规则的产生将对整个欧洲的银行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更强大的一体化欧洲银行和系统，提高欧洲银行整体竞争 力和反洗钱能力。因此，欧盟和欧洲央行对欧洲原有的支付结算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建立了包括泛欧欧元实时全额结算系统—“目标”结算系统（Target） 和“泛欧自动清算所”（PEACH）在内的跨境支付结算网络。PEACH将连接各国的自动清算所组织，形成泛欧标准的消息交换格式。除了ACH转帐， SEPA还希望定义一个统一的卡支付架构。目前一些欧洲国家拥有自己单一的卡支付网关以抵御国际支付组织直接渗入本地支付市场。
二、欧洲银行卡市场概况
欧洲支付市场中主要有5种支付方式，即信用转帐、直接借记、支票、电子货币支付交易和电子货币交易以外的卡支付。相应地，欧洲支付卡基本分为现金功能 卡、电子货币功能卡和支付功能卡。其中，支付功能卡与银行卡范畴更具关联性，分为借记功能卡、延迟借记功能卡、信用功能卡、借记兼有延迟借记功能卡、信用 兼有延迟借记功能卡。
从发卡端分析，带支付功能的卡在欧元区的发卡量从2000年的2.65亿张增长到2004年的3.53亿张，增长了33%；而欧盟区的发卡总量则从3.84亿张增加至5.43亿张，增长了41%（见表1）。
表1 欧洲支付功能卡发卡量（2000－2004）
从受理端分析（见表2），欧洲具有与其发卡端相配套的受理环境，欧盟2004年底的POS总量为614.7万台，比2000年增加188万台，增长了44%，与欧盟整体支付功能卡的增长相一致。
欧元区2004年底POS总量为470.2万台，比2000年增加145万台，增长了45%,比欧元区支付功能卡的增长更为迅速，这更加显示出以欧元区为代表的欧洲支付市场发达的受理环境。
表2 欧洲支付终端数量（2000年－2004年）
从交易端分析，欧元区的支付交易无论是总量，还是基于卡的支付都在欧洲银行卡市场中占据很大的比例，说明欧元区的支付产业非常发达，是决定整个欧盟支 付产业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从表3的数据中也可窥一斑：欧元区基于卡的支付交易从7.49亿笔增加至12.93亿笔；人均年交易量从25笔增至41 笔。
表3 欧洲支付交易基本数据（2000年－2004年）
欧洲的银行卡交易业务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欧洲国家。从2004年交易份额分析(如图1)，英、法、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和比利时占据了85%的市场份额。本文主要选取第一集团中各具特色的德国和法国银行卡收单市场进行对比分析。
三、德国银行卡收单市场概况
(一)发卡机构情况
截至2004年年底，德国银行卡市场中有1.09亿张的支付功能卡，其中借记功能卡有8915万张（见表4）。与此相对应，德国有5.2万台的ATM终端和52万台POS终端可以受理这些支付功能卡。
表4 德国银行卡发卡量及终端数量（2000－2004）
就发卡机构来说，没有一家机构占有绝对优势，前六家发卡机构仅占32%左右的市场份额。
从交易种类来分析，德国消费者对现金或者借记支付方式的倾向性颇为明显（见附表5）。
德国的ATM交易量与POS取现交易量不相上下，但是ATM交易额2倍甚至3倍于POS交易额，说明POS取现交易每笔额度远小于ATM交易。另外，电子货币圈存和圈提交易也占了一小部分的份额。
表5 德国各种交易量及金额对比（2000－2004）
(二)收单机构情况
1、收单市场的总体特点
目前，德国收单市场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专业化服务机构占市场主导地位。
★收单机构和收单数据处理机构存在紧密的战略联盟关系。
★从信用卡收单来看，德国的信用卡收单在1999年6月前是根据信用卡品牌收单的，从1999年7月开始实行混合收单制。由于市场竞争的影响，导致交换费和平均商户扣率不断下降，分别为1.5%和2%。
★借记卡的处理和收单主要由网络运营商进行：信用卡和借记卡收单以前处于分离状态，而目前两种卡的收单将逐步趋于统一。借记卡的处理和收单由网络服务运营商进行，2004年底德国有25家网络服务运营商。
2、基于POS的支付方式概况
在德国，基于POS的支付方式主要分借记卡和信用卡两种。借记卡有6种支付方式：电子现金支付方式（electronic cash）、电子现金IC卡支付方式（electronic cash chip）、POZ交易方式（POS ohne Zahlungsgaranti）、电子转帐（ELV）支付方式、电子钱包卡、万事顺支付方式，具体特性见附表8。其中，与银联类似的借记卡支付方式有电 子现金和万事顺支付方式。
3、收单机构概况
德国的主要收单机构包括ConCardis、B+S Card Service、Citibank Card Acceptance、GZS、Easycash和Telecash。
★ConCardis是最重要的收单机构，在信用卡收单领域，获得了VISA、万事达和美运卡在整个欧洲的收单许可；在借记卡收单领域，获得了VISA Electron和万事顺在整个欧洲的收单许可。
★B+S Card Service是德国最大的收单机构。在信用卡收单领域，为VISA、万事达和JCB收单；在借记卡收单领域，为万事顺、VISA Electron和电子钱包卡收单。
★Citibank Card Acceptance是花旗银行的专业收单机构。在信用卡收单领域，为VISA、万事达和大莱卡收单；在借记卡收单领域，为VISA Electron收单。Citibank Card Acceptance同时还是中等规模的网络运营商，负责为美运和JCB转接。
★GZS是一家专注于数据处理的支付系统服务公司。为德国2300家金融机构提供无现金交易和卡交易数据处理服务。
★Easycash是德国的POS网络运营商之一，2002年被GZS收购,成为其全资子公司,GZS籍此进入借记卡收单业务领域。
★Telecash是FDC在德国的全资子公司，专门为POS机和互联网无现金支付提供服务。
四、法国银行卡收单市场概况
(一)总体概况
截至2004年年底，法国银行卡市场中有4599万张的支付功能卡，并配套有4.4万台的ATM终端和106万台POS终端（见附表6）。
表6 法国银行卡发卡量及终端数量（2000－2004）
与德国相反的是，法国POS交易量和交易额都基本两倍于ATM取现交易（见附表7），说明法国的支付产业较德国更为活跃，而法国人更倾向于用卡支付。
附表7 法国各种交易量及金额对比（2000－2004）
法国的银行卡产业比较发达: 一方面, 发卡量以及ATM/POS终端数目较大； 另一方面, 卡片的使用率，尤其是在POS上的使用率很高。此外，法国银行卡产业在引入新技术，尤其是芯片卡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
概括来说，法国银行卡产业有如下几个特征：
★银行卡市场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2003年平均每58个人就拥有1台POS机, 平均每1417个人就拥有1台ATM机。
★银行卡交易非常普遍：在日常消费中，当金额超过15欧元，法国人通常选择使用银行卡支付。法国2003年使用银行卡的支付交易量超过43亿，首次超过使用支票的支付交易量。
★银行卡欺诈率低：因为使用芯片卡，法国银行卡的欺诈率仅为0.02%, 而且其中80%以上来自于使用磁条的跨境交易。
★CB卡组织是法国国内唯一的银行卡组织，它负责转接全部内卡跨行交易并负责外卡在法国全部交易的转接，CB国际卡的国际受理环境完全由VISA和MC代理。
(二)收单市场概况
法国银行卡收单市场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收单专业化服务不发达，银行仍是收单行业的主力军。在法国收单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的收单机构都是银行。
★商户收单市场上呈现多头垄断竞争的局面。主要5家收单行占据了87%的市场份额，分别为Credit Agricole/Credit Lyonnais，Credit Mutuel/CIC，Banque Popolaire，BNP Paribas，Societe Generale。然而，仅就大中城市而言，BNP Paribas和Societe Generale所占市场份额还要高一些。
★法国的银行卡联合组织CB对法国银行卡受理市场有较强的控制。根据CB的规定，在法国从事一般银行卡收单业务的机构都必须加入CB，接受CB对其的直接管理。
★在CB控制的银行卡系统之外, 消费者金融服务机构发展了自己的网络。例如Cetelem在全球20个国家共有30万特约商户，其中接近40%在法国。
★得益于收单行间的激烈竞争，法国的商户扣率水平普遍较低：借记卡平均为0.7%, 贷记卡平均为1%。
五、SEPA计划推动下的欧洲银行卡市场：任重而道远
事实表明，虽然欧盟大部分地区采用统一的货币进行支付，但各国的支付系统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欧 盟经济系统将会逐步凸现引发风险的端倪，因此，SEPA计划的最终目标是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创造更具竞争力的欧洲支付市场。
然而，SEPA计划的实施需要很大的成本，成本的落脚点将是各个支付市场中的银行。对于大多数欧洲银行而言，支付处理始终是不起眼的部分，由于目前各 个银行都已具备各自现行的支付系统，因此很难让他们为新的支付清算系统重新进行投资。欧洲中央银行可以把SEPA计划与EMV迁移相结合，考虑如何与各国 银行和金融机构一起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评估后台支付系统，观察是否到了进行更换或者升级的时候，从而对现有的支付系统进行整体转型，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收 益。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欧洲中央银行还是各国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都会为这个未来统一的支付市场付出巨大成本。然而，如果以SEPA计划为核心的欧洲支付市场能成功实施，将为重新洗牌国际支付市场奠定基础。
一、欧洲支付市场发展的背景：欧洲央行SEPA（单一欧洲支付区）计划
2002年，欧洲中央银行宣告了在欧洲建立单一欧洲支付区（SEPA）的初步想法，并成立了由27个国家的64家银行组成的欧洲支付委员会以促成 SEPA的建立，并预计于2010年形成统一的网络。建立SEPA的目的是统一区域内本地交易与跨国交易的费率，降低客户的交易成本，促进标准化技术平台 的开发，为欧洲金融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新规则的产生将对整个欧洲的银行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更强大的一体化欧洲银行和系统，提高欧洲银行整体竞争 力和反洗钱能力。因此，欧盟和欧洲央行对欧洲原有的支付结算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建立了包括泛欧欧元实时全额结算系统—“目标”结算系统（Target） 和“泛欧自动清算所”（PEACH）在内的跨境支付结算网络。PEACH将连接各国的自动清算所组织，形成泛欧标准的消息交换格式。除了ACH转帐， SEPA还希望定义一个统一的卡支付架构。目前一些欧洲国家拥有自己单一的卡支付网关以抵御国际支付组织直接渗入本地支付市场。
二、欧洲银行卡市场概况
欧洲支付市场中主要有5种支付方式，即信用转帐、直接借记、支票、电子货币支付交易和电子货币交易以外的卡支付。相应地，欧洲支付卡基本分为现金功能 卡、电子货币功能卡和支付功能卡。其中，支付功能卡与银行卡范畴更具关联性，分为借记功能卡、延迟借记功能卡、信用功能卡、借记兼有延迟借记功能卡、信用 兼有延迟借记功能卡。
从发卡端分析，带支付功能的卡在欧元区的发卡量从2000年的2.65亿张增长到2004年的3.53亿张，增长了33%；而欧盟区的发卡总量则从3.84亿张增加至5.43亿张，增长了41%（见表1）。
表1 欧洲支付功能卡发卡量（2000－2004）
（亿张）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欧元区发卡总量 | 2.65 | 3.06 | 3.10 | 3.21 | 3.53 |
欧盟发卡总量 | 3.84 | 4.28 | 4.44 | 4.68 | 5.43 |
从受理端分析（见表2），欧洲具有与其发卡端相配套的受理环境，欧盟2004年底的POS总量为614.7万台，比2000年增加188万台，增长了44%，与欧盟整体支付功能卡的增长相一致。
欧元区2004年底POS总量为470.2万台，比2000年增加145万台，增长了45%,比欧元区支付功能卡的增长更为迅速，这更加显示出以欧元区为代表的欧洲支付市场发达的受理环境。
表2 欧洲支付终端数量（2000年－2004年）
（万台）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POS 终端 | |||||
欧元区终端总量 | 324.3 | 371.3 | 397.3 | 426.2 | 470.2 |
欧盟终端总量 | 426.7 | 457.3 | 488.6 | 523.1 | 614.7 |
ATM 终端 | |||||
欧元区终端总量 | 19.3 | 21.0 | 22.0 | 22.8 | 24.5 |
欧盟终端总量 | 23.5 | 25.2 | 26.7 | 28.0 | 32.6 |
从交易端分析，欧元区的支付交易无论是总量，还是基于卡的支付都在欧洲银行卡市场中占据很大的比例，说明欧元区的支付产业非常发达，是决定整个欧盟支 付产业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从表3的数据中也可窥一斑：欧元区基于卡的支付交易从7.49亿笔增加至12.93亿笔；人均年交易量从25笔增至41 笔。
表3 欧洲支付交易基本数据（2000年－2004年）
地区 | 项目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欧元区 | 所有支付方式交易 | |||||
交易总量(亿笔) | 34.35 | 36.61 | 39.01 | 41.78 | 46.87 | |
交易总额(万亿欧元) | 142.64 | 163.77 | 165.04 | 170.39 | 190.23 | |
基于卡的支付交易 | ||||||
交易总量(亿笔) | 7.49 | 8.69 | 10.86 | 11.68 | 12.93 | |
交易总额(亿欧元) | 4,134.20 | 4,779.10 | 7,608.90 | 6,401.00 | 7,224.50 | |
每笔平均交易额(欧元) | 55.20 | 55.00 | 70.10 | 54.80 | 55.90 | |
人均交易额（欧元） | 1,402.83 | 1,560.86 | 2,471.48 | 2,066.44 | 2,318.06 | |
欧盟 | 所有支付方式交易 | |||||
交易总量（亿笔） | 46.81 | 49.65 | 52.5 | 56.18 | 65.32 | |
交易总额（万亿欧元） | 258.31 | 286.91 | 283.98 | 283.92 | 313.38 | |
基于卡的支付交易 | ||||||
交易总量(亿笔) | 12.08 | 13.81 | 16.63 | 18.19 | 20.79 | |
交易总额(亿欧元) | 7,264.40 | 8,320.20 | 11,611.10 | 10,597.80 | 12,427.40 | |
每笔平均交易额(欧元) | 60.10 | 60.20 | 69.80 | 58.30 | 59.80 | |
人均交易额(欧元) | 1,092.33 | 1,259.36 | 1,994.51 | 1,668.40 | 1,570.32 |
欧洲的银行卡交易业务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欧洲国家。从2004年交易份额分析(如图1)，英、法、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和比利时占据了85%的市场份额。本文主要选取第一集团中各具特色的德国和法国银行卡收单市场进行对比分析。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http://www.51credit.com/Images/Banks/public/YouHuiTu/2007-02-07/007.gif');}"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border="0">
三、德国银行卡收单市场概况
(一)发卡机构情况
截至2004年年底，德国银行卡市场中有1.09亿张的支付功能卡，其中借记功能卡有8915万张（见表4）。与此相对应，德国有5.2万台的ATM终端和52万台POS终端可以受理这些支付功能卡。
表4 德国银行卡发卡量及终端数量（2000－2004）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
发卡量（百万张） | 109.45 | 123.9 | 113.35 | 110.72 | 109.59 |
ATM （万台） | 4.8 | 4.9 | 5.0 | 5.1 | 5.2 |
POS （万台） | 59.1 | 43.6 | 46.1 | 49.6 | 52.0 |
就发卡机构来说，没有一家机构占有绝对优势，前六家发卡机构仅占32%左右的市场份额。
从交易种类来分析，德国消费者对现金或者借记支付方式的倾向性颇为明显（见附表5）。
德国的ATM交易量与POS取现交易量不相上下，但是ATM交易额2倍甚至3倍于POS交易额，说明POS取现交易每笔额度远小于ATM交易。另外，电子货币圈存和圈提交易也占了一小部分的份额。
表5 德国各种交易量及金额对比（2000－2004）
各种交易笔数及交易额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ATM 取现笔数（亿笔） | 1.72 | 1.65 | 1.67 | 2.04 | 2.4 |
ATM 取现金额（亿欧元） | 2538.7 | 2605.3 | 2650.3 | 3035.7 | 3402.4 |
不分卡类型的 POS 交易笔数(亿笔) | 1.46 | 1.68 | 1.9 | 2.05 | 2.27 |
不分卡类型的 POS 交易金额(亿欧元) | 1097.3 | 1214.5 | 1332 | 1404.8 | 1501.3 |
电子货币卡圈存/圈提交易金额(亿欧元) | 3.71 | 3.71 | 4.42 | 4.16 | 4.17 |
电子货币卡圈存/圈提交易金额（亿欧元） | 1.2 | 1 | 1.2 | 1.1 | 1.1 |
(二)收单机构情况
1、收单市场的总体特点
目前，德国收单市场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专业化服务机构占市场主导地位。
★收单机构和收单数据处理机构存在紧密的战略联盟关系。
★从信用卡收单来看，德国的信用卡收单在1999年6月前是根据信用卡品牌收单的，从1999年7月开始实行混合收单制。由于市场竞争的影响，导致交换费和平均商户扣率不断下降，分别为1.5%和2%。
★借记卡的处理和收单主要由网络运营商进行：信用卡和借记卡收单以前处于分离状态，而目前两种卡的收单将逐步趋于统一。借记卡的处理和收单由网络服务运营商进行，2004年底德国有25家网络服务运营商。
2、基于POS的支付方式概况
在德国，基于POS的支付方式主要分借记卡和信用卡两种。借记卡有6种支付方式：电子现金支付方式（electronic cash）、电子现金IC卡支付方式（electronic cash chip）、POZ交易方式（POS ohne Zahlungsgaranti）、电子转帐（ELV）支付方式、电子钱包卡、万事顺支付方式，具体特性见附表8。其中，与银联类似的借记卡支付方式有电 子现金和万事顺支付方式。
3、收单机构概况
德国的主要收单机构包括ConCardis、B+S Card Service、Citibank Card Acceptance、GZS、Easycash和Telecash。
★ConCardis是最重要的收单机构，在信用卡收单领域，获得了VISA、万事达和美运卡在整个欧洲的收单许可；在借记卡收单领域，获得了VISA Electron和万事顺在整个欧洲的收单许可。
★B+S Card Service是德国最大的收单机构。在信用卡收单领域，为VISA、万事达和JCB收单；在借记卡收单领域，为万事顺、VISA Electron和电子钱包卡收单。
★Citibank Card Acceptance是花旗银行的专业收单机构。在信用卡收单领域，为VISA、万事达和大莱卡收单；在借记卡收单领域，为VISA Electron收单。Citibank Card Acceptance同时还是中等规模的网络运营商，负责为美运和JCB转接。
★GZS是一家专注于数据处理的支付系统服务公司。为德国2300家金融机构提供无现金交易和卡交易数据处理服务。
★Easycash是德国的POS网络运营商之一，2002年被GZS收购,成为其全资子公司,GZS籍此进入借记卡收单业务领域。
★Telecash是FDC在德国的全资子公司，专门为POS机和互联网无现金支付提供服务。
四、法国银行卡收单市场概况
(一)总体概况
截至2004年年底，法国银行卡市场中有4599万张的支付功能卡，并配套有4.4万台的ATM终端和106万台POS终端（见附表6）。
表6 法国银行卡发卡量及终端数量（2000－2004）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
发卡量(百万张) | 36.91 | 39.73 | 41.85 | 44.38 | 45.99 |
ATM(万台) | 3.5 | 3.7 | 3.9 | 4.2 | 4.4 |
POS(万台) | 83.9 | 90.4 | 95.6 | 100.0 | 106.0 |
与德国相反的是，法国POS交易量和交易额都基本两倍于ATM取现交易（见附表7），说明法国的支付产业较德国更为活跃，而法国人更倾向于用卡支付。
附表7 法国各种交易量及金额对比（2000－2004）
各种交易笔数及交易额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ATM 取现笔数（亿笔） | 1.08 | 1.17 | 1.21 | 1.24 | 1.26 |
ATM 取现金额（亿欧元） | 660 | 710 | 760 | 810 | 852 |
不分卡类型的 POS 交易笔数(亿笔) | 3.29 | 3.67 | 4.1 | 4.34 | 4.65 |
不分卡类型的 POS 交易金额(亿欧元) | 1530 | 1700 | 1900 | 2040 | 2196 |
电子货币卡圈存/圈提交易金额(亿欧元) | 0 | 60 | 260 | 279 | 200 |
电子货币卡圈存/圈提交易金额（亿欧元） | 0 | 0.2 | 0.8 | 0.8 | - |
法国的银行卡产业比较发达: 一方面, 发卡量以及ATM/POS终端数目较大； 另一方面, 卡片的使用率，尤其是在POS上的使用率很高。此外，法国银行卡产业在引入新技术，尤其是芯片卡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
概括来说，法国银行卡产业有如下几个特征：
★银行卡市场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2003年平均每58个人就拥有1台POS机, 平均每1417个人就拥有1台ATM机。
★银行卡交易非常普遍：在日常消费中，当金额超过15欧元，法国人通常选择使用银行卡支付。法国2003年使用银行卡的支付交易量超过43亿，首次超过使用支票的支付交易量。
★银行卡欺诈率低：因为使用芯片卡，法国银行卡的欺诈率仅为0.02%, 而且其中80%以上来自于使用磁条的跨境交易。
★CB卡组织是法国国内唯一的银行卡组织，它负责转接全部内卡跨行交易并负责外卡在法国全部交易的转接，CB国际卡的国际受理环境完全由VISA和MC代理。
(二)收单市场概况
法国银行卡收单市场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收单专业化服务不发达，银行仍是收单行业的主力军。在法国收单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的收单机构都是银行。
★商户收单市场上呈现多头垄断竞争的局面。主要5家收单行占据了87%的市场份额，分别为Credit Agricole/Credit Lyonnais，Credit Mutuel/CIC，Banque Popolaire，BNP Paribas，Societe Generale。然而，仅就大中城市而言，BNP Paribas和Societe Generale所占市场份额还要高一些。
★法国的银行卡联合组织CB对法国银行卡受理市场有较强的控制。根据CB的规定，在法国从事一般银行卡收单业务的机构都必须加入CB，接受CB对其的直接管理。
★在CB控制的银行卡系统之外, 消费者金融服务机构发展了自己的网络。例如Cetelem在全球20个国家共有30万特约商户，其中接近40%在法国。
★得益于收单行间的激烈竞争，法国的商户扣率水平普遍较低：借记卡平均为0.7%, 贷记卡平均为1%。
五、SEPA计划推动下的欧洲银行卡市场：任重而道远
事实表明，虽然欧盟大部分地区采用统一的货币进行支付，但各国的支付系统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欧 盟经济系统将会逐步凸现引发风险的端倪，因此，SEPA计划的最终目标是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创造更具竞争力的欧洲支付市场。
然而，SEPA计划的实施需要很大的成本，成本的落脚点将是各个支付市场中的银行。对于大多数欧洲银行而言，支付处理始终是不起眼的部分，由于目前各 个银行都已具备各自现行的支付系统，因此很难让他们为新的支付清算系统重新进行投资。欧洲中央银行可以把SEPA计划与EMV迁移相结合，考虑如何与各国 银行和金融机构一起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评估后台支付系统，观察是否到了进行更换或者升级的时候，从而对现有的支付系统进行整体转型，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收 益。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欧洲中央银行还是各国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都会为这个未来统一的支付市场付出巨大成本。然而，如果以SEPA计划为核心的欧洲支付市场能成功实施，将为重新洗牌国际支付市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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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anuary 17, 2008
谁是中国最可怜的人？
知名文化学者刘再复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1月18日 星期五
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最先把“可怜”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
“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且介亭杂文二集》)
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一九八八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入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
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最字。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编排、任意驱使的人。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 •柏林(Issiah Berlin)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对斯大林来说，这还不够。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可以随意揉捏。柏林很善于用意像表述思想，他的狐狸型和刺猥型两种知识分子的划分几乎影响全球。而这一“面团”意象，则最准确地定义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怜的人（请参见《以赛亚•柏林对话录》第二次谈话 “现代政治的诞生”）。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不幸，我们的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可怜这位“先师”，一会儿被捧杀，一会儿被扼杀，一会儿被追杀。揉来捏去，翻手为神，覆手为妖。时而是圣人，时而是罪人；时而是真君子，时而是“巧伪人”；时而是文曲星，时而是“落水狗”；时而是“王者师”，时而是“丧家犬”。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那阵子，只能直呼其名称他为“孔丘”，其态度相当于对待鲁迅笔下的“阿Q”。声音相近，地位也差不多。跟着孔夫子倒霉的是<<论语>>与儒学，“半部就可治天下”的<<论语>>，也像面团，一会儿被揉捏成“经典”，一会而被揉捏成“秕糠”(毛泽东诗“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一会儿是“精神鸦片”，一会儿是“心灵鸡汤”。
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权力之门，功名之门，豪门，候门，宫廷门，都可以敲进去。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先前要当进士得靠他，现在要当战士也得靠他，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至于他的“徒子徒孙”，则必须反戈一击，把他作为“落水狗”痛打痛骂，划清界限，才得以自救。文革后期，孔夫子运交华盖，成了头号阶级敌人，与反党叛国集团头目林彪齐名。因为林彪引用过“克己复礼”的话，铁证如山，于是，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这回与五四不同，五四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写写文章，这次批孔则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动用了整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仅口诛笔伐，还给他踩上亿万只脚。请注意，不是一万只脚，而是亿万只脚。弄得史学家们也手忙脚乱，立即着手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通史》改为“以儒法斗争为纲”的通史新版。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翻开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页。
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 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被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古代的手段也没闲着，立庙、烧香、拜祭全都汹涌而至。这次重新摩登，差不多又是把孔子当面团，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这回则是棒上了天。揉捏时面团里放了不少发酵剂，于是格外膨胀，不仅《论语》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连“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也千真万确)，而且孔子也变成超苏格拉底、超耶稣的第一大圣，什么先进文化都在他身上，孔老先生成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大肚至饱先师。有此大圣在，还扯什么五四精神，什么德先生、赛先生，连圣诞节、元旦都是胡扯，都是有损于我大中华形象，应当用孟母节取代母亲节，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这回孔夫子除了当 “敲门砖”之外，还充当“挡箭牌”,起了掩盖“问题”的奇妙作用。有此挡箭牌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就该退避，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就该统统靠边站。
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棒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棒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崇尚苏格拉底的是他们，处死苏格拉底的也是他们。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或做敲门砖，或做万金油，或立孔庙与关帝庙并列，或办孔氏牛肉店与妓院同街，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心诚，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线常常分不清楚。当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吃法不同，有的是小吃，有的是大吃，有时是单个吃，有时是集体吃，有时是热炒吃，有时是泡汤吃。充当“心灵鸡汤”时，放点西洋文化参搀和，有些变味，尚有新鲜感，最怕是大规模集体炒作，让人又浮起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噩梦。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
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座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如果只给孔子戴高帽子，把他当作傀儡和稻草人，那还谈得上什么理解，还有什么好研究的？余英时先生说，对待孔子和儒家经典，应当冷读，不应热炒，便是应当坐下来以严肃冷静的态度，把孔子以及儒学当作一个丰富、复杂的巨大思想存在，充分尊重，认真研究。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
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2008年新春之际让我们祝他老人家好运和重新赢得思想家的尊严。
2008年1月8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１９８９年出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刘再复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１９８６年十大畅销书，曾获“金锁匙”奖。他的《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模式。他的学术著作还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人》、《放逐精神》以及和李泽厚先生合着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
2008年1月18日 星期五
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最先把“可怜”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
“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且介亭杂文二集》)
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一九八八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入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
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最字。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编排、任意驱使的人。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 •柏林(Issiah Berlin)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对斯大林来说，这还不够。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可以随意揉捏。柏林很善于用意像表述思想，他的狐狸型和刺猥型两种知识分子的划分几乎影响全球。而这一“面团”意象，则最准确地定义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怜的人（请参见《以赛亚•柏林对话录》第二次谈话 “现代政治的诞生”）。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不幸，我们的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可怜这位“先师”，一会儿被捧杀，一会儿被扼杀，一会儿被追杀。揉来捏去，翻手为神，覆手为妖。时而是圣人，时而是罪人；时而是真君子，时而是“巧伪人”；时而是文曲星，时而是“落水狗”；时而是“王者师”，时而是“丧家犬”。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那阵子，只能直呼其名称他为“孔丘”，其态度相当于对待鲁迅笔下的“阿Q”。声音相近，地位也差不多。跟着孔夫子倒霉的是<<论语>>与儒学，“半部就可治天下”的<<论语>>，也像面团，一会儿被揉捏成“经典”，一会而被揉捏成“秕糠”(毛泽东诗“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一会儿是“精神鸦片”，一会儿是“心灵鸡汤”。
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权力之门，功名之门，豪门，候门，宫廷门，都可以敲进去。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先前要当进士得靠他，现在要当战士也得靠他，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至于他的“徒子徒孙”，则必须反戈一击，把他作为“落水狗”痛打痛骂，划清界限，才得以自救。文革后期，孔夫子运交华盖，成了头号阶级敌人，与反党叛国集团头目林彪齐名。因为林彪引用过“克己复礼”的话，铁证如山，于是，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这回与五四不同，五四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写写文章，这次批孔则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动用了整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仅口诛笔伐，还给他踩上亿万只脚。请注意，不是一万只脚，而是亿万只脚。弄得史学家们也手忙脚乱，立即着手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通史》改为“以儒法斗争为纲”的通史新版。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翻开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页。
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 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被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古代的手段也没闲着，立庙、烧香、拜祭全都汹涌而至。这次重新摩登，差不多又是把孔子当面团，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这回则是棒上了天。揉捏时面团里放了不少发酵剂，于是格外膨胀，不仅《论语》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连“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也千真万确)，而且孔子也变成超苏格拉底、超耶稣的第一大圣，什么先进文化都在他身上，孔老先生成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大肚至饱先师。有此大圣在，还扯什么五四精神，什么德先生、赛先生，连圣诞节、元旦都是胡扯，都是有损于我大中华形象，应当用孟母节取代母亲节，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这回孔夫子除了当 “敲门砖”之外，还充当“挡箭牌”,起了掩盖“问题”的奇妙作用。有此挡箭牌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就该退避，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就该统统靠边站。
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棒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棒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崇尚苏格拉底的是他们，处死苏格拉底的也是他们。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或做敲门砖，或做万金油，或立孔庙与关帝庙并列，或办孔氏牛肉店与妓院同街，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心诚，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线常常分不清楚。当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吃法不同，有的是小吃，有的是大吃，有时是单个吃，有时是集体吃，有时是热炒吃，有时是泡汤吃。充当“心灵鸡汤”时，放点西洋文化参搀和，有些变味，尚有新鲜感，最怕是大规模集体炒作，让人又浮起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噩梦。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
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座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如果只给孔子戴高帽子，把他当作傀儡和稻草人，那还谈得上什么理解，还有什么好研究的？余英时先生说，对待孔子和儒家经典，应当冷读，不应热炒，便是应当坐下来以严肃冷静的态度，把孔子以及儒学当作一个丰富、复杂的巨大思想存在，充分尊重，认真研究。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
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2008年新春之际让我们祝他老人家好运和重新赢得思想家的尊严。
2008年1月8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１９８９年出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刘再复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１９８６年十大畅销书，曾获“金锁匙”奖。他的《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模式。他的学术著作还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人》、《放逐精神》以及和李泽厚先生合着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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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14, 2008
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
《战略与管理》2003.5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于建嵘
《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发表后，我本无意在近期就相关问题再发表意见。但由于新闻媒体、学术界和执政者的关注，文中所陈述的事实和某些观点被赋予了超越学术探讨的社会意义，成为了“公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有关问题提供更多的证据并作出更加明确的解释就成为了任何有责任的研究者必须做的事情。这其中，首先要回答的就是，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等重要问题。
一、农村治理性危机的主要标志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治理性危机，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近十年来，全国乡镇政府普遍出现了财政危机，目前全国65%的乡镇共负债达 3200多亿元，其中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最为严重，这些乡镇还债能力低下，致使负债仍在不断增长，濒临破产的经济状况已严重地制约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其二，广大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农民针对基层政权的集体抗争活动，这些事件不仅快速增长，组织化程度也迅速提高，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日益增强，暴力化趋势普遍蔓延。其三，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乡村干部为完成各种“任务” 假借地痞流氓之手恫吓和强迫农民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严重，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也屡见不鲜。
应该说，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都集中地表明了国家基层政权合法性正在逐渐丧失和社会控制能力的降低。但是，它们所表明问题的性质又有一定的区别。其中，乡镇财政危机表明的是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国家财政体制和税收政策、乡镇政权汲取资源的能力及财政开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有组织抗争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表明的是农村政治秩序的稳定状况。它可以破坏社会的稳定性，也可以作为一定时期内各种利益关系的外部化，具有结构的可控性，特别是对“能够容纳冲突的开放社会”而言，“能够从冲突中得到封闭、专制的社会所难以得到的益处”；而基层政权的黑恶化则表明国家机体发生了病变，这种病变不仅仅是国家政权出现了功能性异化，而更严重的是一种结构性退化。甚至可以说，如果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是制度性的原因在起主导作用的话，就标志着国家政权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曾经有过探讨。他在研究民国时期乡村政治状况时就发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就进入到了乡村政治之中。这些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与地方政府的官员结成同盟，一方面，他们帮助地方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似乎是强化了国家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以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横行乡里、欺压良善，造成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流失。他们对地方政府官员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农民，而是渔肉农民。杜赞奇把这种国家能力貌似增强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称为“内卷化”即国家退化。政权的“内卷化”虽然在短期内给中央政府提供了较多的税款，表面上增强了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但事实上是从结构上架空了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连带丧失对于农村税源的有效控制，并最终丧失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其结果就是在农村社会中造成了极大的民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力夺取政权预备了土壤。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沿袭战争时期的经验和做法，重构了农村治理体制：其一，扶植原来农村社会处于弱势的贫苦大众，并着力改造那些虽属社会无赖但却并没有罪恶的人物，让他们以旧政权受害者的身份进入新体制，而成为了农村社会的主流；其二，彻底摧毁原来由强势人物和宗族势力相结合的农村社会控制体系，防范游离国家体制之外的力量存在，将整个社会秩序纳入到国家的强控制之下，在农村建立了系统的基层政权。虽然，它的实际效能和历史性后果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但有一点则是大多数研究者都肯定的，这就是那些直接挑战国家法定秩序的社会黑恶势力失去了公开和大范围生存的空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族大灾难时期，地痞和恶棍这些沉渣泛起，但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当时国家政治状况相一致，他们以各种身份进入国家政权体制并被执政者所认可甚至利用。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村政治也因推行了村民自治这一“草根民主”被许多主流媒体和学者认为出现了“民主盛世”之时，一些农村地区的政治治理却发生了令人惊悚的退化现象。在增强国家能力的旗号下，各级政府对于农民经济资源的索取能力确实是增强了。但是，在资源提取增加的同时，中央政府丧失了有效的政治管制能力。理应是中央政府代理人的乡镇政府官员，反斥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黑文件”，甚至轻蔑地斥之为“狗屁”。为了榨取农民的血汗以自养自肥，乡镇官员置国家长治久安于不顾，豢养纵容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并给他们披上“执法队”、“工作组”的合法外衣。这些黑恶势力漠视法纪、耍蛮使横、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们或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或敲诈勒索，不劳而获；或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或丧尽天良，残害无辜，甚至要挟政府，对抗法律，已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有的还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侵入到了农村基层政权，成为了农村治理体制中的组成部分，他们凭借基层政权和打手们的力量，成为了可以公开挑战国家法律权威的一方霸主，其结果是“民怨沸腾”而导致国本动摇。近年来，各地公开揭露的许多案例，真可谓触目惊心。
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李修文，被称为“东霸天”。他不仅是村党支部书记还被聘为乡经委副主任。他利用这些合法的外衣和职权，聚集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乡建筑公司变成了他数十名打手的大本营，进而霸占集体湖地1000余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一座，被他欺骗、赖账的企业、商家、店铺不计其数。他公开声称，留庄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这里他真是无恶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赵修果，被称为“南霸天”。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当选为村主任后，营私结党，排斥异己，先后五任村支部书记被迫辞职，致使该村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赵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在换届选举中私拉私买选票，暗中操纵选举。他还通过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等手段，混得了区、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光环”，成为了有多种合法外衣而作恶多端的一方霸主。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的吴国彦，被称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为打架故意伤害他人被劳教3年，1989年吴国彦劳教出来后，和黑帮头子关系密切。他 1993年当上吴庄村第五村民组组长，1995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党，1997年底当上村支部书记，并成为了七里店乡和魏都区两级人大代表。他在吴庄得势后，巧取豪夺，因怕问题败露，竟然勾结黑恶分子，雇凶伤人。
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的刘景山，被称为“北霸天”。这个区盛产铜，党政部门设置以矿山为主而建立，全区由红透山铜矿和一镇三村组成。刘景山是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网罗了20多名地痞流氓、“两劳”释放人员和惯盗、亡命徒，成立了一个“十三太保”黑帮，由他做帮主，为其篡权、贪污、统治矿山“保驾护航”，并直接插手矿山和政府的政务，诸如交通事故、打架伤人、经济纠纷之类事端，都得由这个流氓集团裁决处理，甚至工商、税务部门也以30％的提成委托这个流氓集团收取税费。
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的何长利，被称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镇人大换届选举时，由何长利的十几个拜把子成员上下活动，将素有劣迹的何推举为利民镇的副镇长。之后，何长利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亲信安插在镇司法所任所长，镇上七个基层支部中有五个支部书记、十个镇企业中有七个负责人是“他们的人”，成为了典型的黑恶势力的“土围子”。
这些“霸天们”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到基层政权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十分的社会危害性，已引起了当政者的重视。近年来在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当政者运用专政机器对黑恶势力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迄今为止，执政者和学术界都没有从政权退化和政权建设这一高度来认识和研究这一问题，因此，许多整治措施只能是治标之策。
为了研究现阶段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状况和特点、方式和手段、原因和危害，我对湘南地区农村黑恶势力状况进行过考察，并重点调查了湘南某市40个被司法机关确定为黑恶势力控制的村的有关情况。通过这些考察和研究，我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情况已十分严重且具有体制性原因，如果不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而顺其发展下去，将会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二、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的方式和原因
如果从黑恶势力侵入国家政权的路径来分析，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模式，即官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官员的黑恶化是指党政官员向黑恶势力蜕变，这种蜕变不仅表现为他们作为黑恶势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的施政行为在方式和性质上已具有黑恶势力的基本特征。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则主要是指一些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入体制内获取合法外衣，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从事罪恶勾当。就目前我国农村而言，西部地区主要是官员的黑恶化，东部地区更多的是黑恶势力的官员化，中部地区两种情况同样突出。根据我在湘南的调查，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在方式和手段上主要有如下四种情况。
第一，乡镇领导的“引狼入室”。
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利用“合法的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如果从乡镇领导的主观愿望来说，主要有“以黑治黑”、“以黑治良”，“同流合污”等三种情况。所谓“以黑治黑”是指乡镇领导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社会治安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担任该地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组织后，更加有恃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并发生了多起致人死伤的刑事案件。其中某村的杨某本是当地黑恶势力的“大哥大”，是多起社会治安案件的制造者。可当地党政不仅不对他进行打击，而希望运用其在当地黑恶势力的影响来 “维护社会治安”。于是，任命他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可他掌握村基层组织后，就利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基层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黑据点。所谓“以黑治良”，主要是指某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企图借助社会黑恶势力从农民手中收取各种税费和罚款，于是采用“恶人治村”策略，将那些素有劣迹的村霸扶持到村级组织中，并作为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比如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此人素有劣迹，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先后殴打干部和群众数十人，村民畏之如虎狼，敢怒不敢言。村民们选出来的村主任也必须对他言听计从。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镇里就多次封他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他在担任村支书的短短几年里，就利用手中职权贪污、挪用、侵占公款数万元，甚至还用村里的名义贷款为自己赌博、嫖宿。所谓“同流合污”则是指那些腐败的乡镇干部的玩忽职守、收受贿赂、不负责任、与黑恶势力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某镇党委书记是一个酒色贪婪之徒，为了打击和报复那些向上级和新闻媒体控告其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众和干部，就与当地的黑恶势力勾接在一起，利用地痞和无赖组织所谓的“联防队”充当其打手专事镇压不服的干部和群众，并论功行赏地将多名打手安排到乡镇有关部门，其中有两名打手担任了各自村的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乡镇领导“引狼入室”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直接任命那些被他们认可的黑恶势力代表人物为农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村级组织“三主干”的一把手。在我调查的这40个因黑恶势力侵入而失控的村中，就有14位村党支部书记因此而被依法查处。其中有一位姓李的村民，曾经因盗窃案被刑事拘留过，但他并不思改过， “老子大牢都进了，还怕什么？”成为了他的口头禅。加上他做事心狠手辣，身边也就有了一些混混，在当地成了谁见谁怕的角色，是典型的黑恶势力。可一些乡镇领导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的口号下，“以改革的精神”启用他来管制村务，在此人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先直接任命他为该村“党政联席会议”的负责人，并不按照党章规定强行发展该人入党并很快任命他为村党支部书记。此人掌握村权力后，通过各种野蛮手段压榨农民，因能完成乡镇的各种税费任务而成为了各种 “先进”的同时，实际上将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变成了黑恶势力的大本营。据了解，农村党组织之所以成为了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的通道，与现行的农村制度安排是相联系的。因为，现在农村普遍实行村民自治，村委会主任需要选举，虽然这些选举较容易被控制，但终究要履行一些法定程序，而根据党章规定，村支部书记是可以由上级党组织通过任命的方式产生的，这样就为乡镇控制村级组织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同时，在“村三主干”中，村支部书记是“老大”，掌握着村级组织的主要权力，村中的重要事务都得听村支部书记的。因此，任命“老大”就更有利用于直接控制村级组织。
出现乡镇领导“引狼入室”的现象，虽然与个别领导人的素质相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体制性的。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掠夺性财政体制所形成的官民之间直接的利益冲突。我曾经用“掠夺性政府”来表述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出现的只求索取而不为民谋福的功能性异化。事实上，基层政这种异化有着很深刻的制度根源，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长期以来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旗号下对农村采取的掠夺性政策。这种掠夺性政策突出表现在国家的财政制度安排上。近十多年来所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权，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的政治经济主体。可在财力安排上，国家和省市不仅垄断了主要的税源，而且还采用“国税不足地税补，地税不足财政补”等手段，以确保中央和省市财政。其后果就是造成了县乡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特别在中部地区一些依靠农业税费维持运转的乡镇财政更是濒临破产。这些地方政府不仅无能力兴政，就连乡镇干部的工资也没有办法发放。于是，上级政府就以“给政策”的名义把官僚体制多年恶性膨胀的后果强栽在农民的头上，让冗员庸吏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变成掠夺农民以自存自肥的手段。这种公然背弃现代科层制政府的基本架构、类似封建王朝时期的畜民作法，把本应当由政府财政完全支持并从而由政府完全控制的地方政府公务员变成了必须搜刮民脂民膏才能生存（姑不论自肥）的“税吏”。据湖南省有关部门1999年调查，当时全省 2000多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达448人，负债面85.4%，全省乡镇共负债85.4亿元，每个乡镇平均负债363万元，最多的达5111 万元。这些年撤乡并镇，乡镇在数量上有所减少，可人员和债务却并没有减少，有的反而有所增加。如此的财政状况，寻租以得自养并自肥就成为了许多乡镇干部的必然选择。2、压力体制下的干部制度造成的监督失效。压力体制的干部制度并不具有真正积极意义的激励机制。这一点在乡镇干部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作为国家最基层行政组织的成员，许多工作诸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税费征收等等都是上级政府规定的可以实行“一票否决”的硬任务，可他们并没有在这种“政治承包”获得相应的政治激励，由于其人数众多，素质相对较低，其向上升迁的路径和机会也就十分有限。在缺乏合理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乡镇干部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获利性。乡镇干部利用公共资源来谋取私人利益行为也较为普遍。特别是乡镇干部在村级组织和村民面前直接代表着国家，其行为具有极大的权威性。由于政府作为权力资源的垄断机构这一特殊地位，使得官员们可以动用政治权力资源对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和强制。而政治权力的膨胀在利益驱动之下，又演化为官员们超越政府的职责范围，进一步制造垄断或行政管制。因此，有许多情况下，乡镇干部就只执行约民的政策，即最终落实到农民头上的中央政策，例如税费和计划生育；但是对于约官的中央政策，即最终落实到官员自身的政策，例如限制农民负担、反对腐败、推进基层民主，乡镇党政则既有动力也有能力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既不是中央的地方政府，也不是人民的地方政府，而只是地方官员的政府。也就是说，目前的制度安排赋予了农村基层政权具有一定的自利目标，而为了实现这种自利目标对公共目标的替代，只得将国家权力私有化，农村基层政权由公共权力机关变成了代理人控制的掠夺性政府。3、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使传统的政治动员手段失灵。长期以来，政治动员是共产党和政府管制农村社会最重要的手段。但随着基层政府与农民利益的对抗，特别是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这种动员的效力也因农民的抵制正在逐渐消失。而在目前中国这样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下，农村基层政权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并解决其本身的生存困境，就不得不采用强化政权机器等手段来填补社会动员资源的缺失。这样，一方面政权机器的扩张而恶性膨胀，另一方面又使政权趋于暴力化。扩张了的政权机器为了获得维护其运转的资源就会展开新的掠夺，而为了实现这样的掠夺，又需要借助暴力。从国家层面来说，为了节制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掠夺行为，制定了许多相关的规定。而为了规避国家的这些规定，一些乡镇领导就企图利用黑恶势力来进一步强化其强势地位。
第二，强权控制的“民主选举”。
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在我调查的这40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20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大部分是在实行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 而窃取权力的。从形式上来说，他们控制村级组织有着一定的“合法性”，即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合法选举”而进入村委会的。
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之所以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而“合法”地窃取村级基层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1、这些地方的选举并不是真正“民主”的，而是由乡镇领导“主导”或黑恶势力控制的假民主，选举的结果不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如某村康某本是村中一地痞，利用村委会选举之际，通过给镇干部送礼和动用黑恶势力来控制村委会选举，窃取了村主任一职。他掌握村委会权力后，就为非作歹，将村委会的财力和人力用于其黑帮的发展上，致使村基层组织失控。他为了从当地铅锌矿获利，遂纠集地痞地霸打砸矿上车辆的专用变压器，致使矿山停工，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2、选举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民主，但由于家族势力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民主”体现的“多数人”的意志，并不能形成正常的社区性力量。农村家族势力对乡村选举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一般的情况下，其影响会受到国家法律和社区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制约。然而，一旦家族势力与黑恶势力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就会成为黑恶势力控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武器。某村李氏宗族利用宗族势力控制了村委会的选举，并“成功”地将本族的利益代表者李某“民主”地选为了村委会主任。李某在控制村委会后，利用合法的身份，以社会联防为名非法购买了火药枪20多支，以加强本族的“打击力”，对不听话的外族村民动辄以暴力相加，对峙械斗，将基层政权变成了与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的犯罪组织。某村阳某的情况更为典型。这个村村民以阳姓为主，在进行村委会选举时，阳姓家族公开提出要以家族利益为重，首先由其家族人员开会推荐了阳某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并要求全族人员必须投其的票，否则要以族规处置。而阳某当选后，为了摆脱党支部的控制，就利用其家族力量村委会之外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或“政权化”，这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必需注意的问题。因为，在农村社区内，家族势力的客观存在，会使“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体现社区正确的发展方向。许多大的家族，就是利用这种“多数人”的意志来“合法”地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目前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原则，而且还要建立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的机制。这一点，对于生活在一定社区的村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属于少数的村民，并没有退出这一社区的可能性。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否定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的意义。但黑恶势力利用“民主选举”而合法地控制乡村社会的现象却是值得我们正视的。
第三，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
通过经济上的诱惑来达到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手段。农村改革开放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有许多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而致富。这也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行为评价体系及由此决定的权威结构。“财富”效应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于是大批的“经济能人”因拥有了金钱的支配权而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变得突出。大多数的“经济能人”利用这种影响力在为自己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或为社区的事务尽力。但也有少数的“经济能人”则由于“财富”的增加而成就了其政治野心，他们以改革开放为口号，以发展经济为借口，通过经济利益的诱惑，来实现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如湘南某镇享有皮鞋之乡的美誉，因此，该镇企业办主任吴某，也就成了当地有名的“经济能人”。由于其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深受镇党政领导的心爱，还得到了一些村级领导的拥护。此人以利益为引诱，通过手下的一大批打手和马仔，以黑社会的方法为镇某些领导或村干部“了难”，骗取信任，最后发展直接控制镇政村务，并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祸害，最后被劳动教养2年。我在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以“经济能人”的面目控制农村基层政权，主要发生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由于这些地方处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土地资源往往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金钱。而为了控制这些经济资源，那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完成了所谓的“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能人”，就会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名，以 “投资”或“捐赠”等手段来诱惑一些乡镇领导和群众，获取政治资本，并通过各种途径侵入农村基层政权。他们在控制农村基层政权后，会充分利用合法政权的政治资源，并通过金钱开路等手段，来保护和发展其黑恶势力，成为了一些有政治身份和经济实力的“大老板”、“社会名流”和黑社会的“大哥大”等多料角色。
这些“经济能人”控制乡政村务的主要方式有：1、直接出面，争夺乡村控制权。有些“经济能人”在乡村换届选举时，以金钱为诱饵，大搞非法活动，直接出面 “竞选”村委会干部。由于拥有金钱支配权，并以“致富带头人”的身份出现，容易得到乡镇干部的支持，也容易在群众中获得认可，为他们掌握乡村政权提供了 “合法”的外衣。他们中有的还被宣传成改革开放的典型。2、控制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这些“经济能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主要手法是通过腐蚀乡镇领导和村级干部，并逐渐架空村级组织，使其成为“影子”政权。他们有的则利用黑恶势力胁迫村级干部，有些村级领导为了获取私利，或者为了自保平安，而放弃了对村务的领导。这样他们实际上控制了村级组织，村中的大少事情都必须经他们表态才可以算数，合法选举的村干部就只能是他们的代言人。3、扶植黑恶势力掌握乡村权力。有些 “经济能人”自己并不出面，而是把一些本来就是社会黑恶势力中的人物“举荐”进乡村领导岗位。再通过控制这些担任了乡村领导的“打手”或“马仔”来行使各种“权力”，“合法”地欺压群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黑恶势力以 “经济能人”的面目来实现对村级组织的控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一般以诸如“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这些时髦外衣打扮自己，并在某些的时期或阶段能促使地方经济的一定发展。因此，他们也往往会得到更大的权力，以掌握控制更多的经济资源。而一旦他们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后，还会利用现代企业制度来装扮自己，将黑恶势力公司化，并通过对村级组织的“改制”全面控制农村的经济资源，将村级组织变成这些黑公司的附属，他们也成为身为董事长或总经理兼村支书或村主任的多料人物。有的甚至通过这样的公司直接“改制”乡镇政权。事实上，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也得益于他们用金钱编织出的那张庞大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而他们把持农村基层政权、成为“党政干部”后，为了得到更大的保护、获得更大的保护而千方百计拉拢腐蚀更高级别的党政干部，寻求更大的“保护伞”。
第四，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
乡村干部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也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形因之一。在湘南某市这次被整治的村霸中，有许多曾经是当地的政治精英，他们在成为黑恶势力之前，是当地的村支书或村主任，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曾经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过一定的贡献，也获得过各种荣誉。但在各种原因下，他们逐渐由“红”向“黑”蜕变，由农村政治精英变成了村霸或黑恶势力的组织者、保护人。某村支部书记陆某，担任村组干部多年，也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过许多积极作用，因此他成为了市政协委员，是当地有名的政治精英。但随着地位的上升，他逐渐将全村视为自己私有的领地，将村支部和村委会当成了自家的衙门，容不得了任何反面意见。而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村民他就开始聚集社会恶势力为己所用，最后成为了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人而被依法查处。某村村主任、镇人大代表陈某，不仅保护黑社会势力来欺压群众，并发展到自己组织黑社会团伙，蜕变了黑社会的“大哥大”。而某村村支书、县人大代表罗某，则直接利用黑社会势力进行敲诈勒索，而被刑事处分。从已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从政治明星转变为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人及其参与者的比例要大于前三种情况。
这些由农村政治精英向地方黑恶势力转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1、腐化变质，以黑恶手段获利。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利益主导行为价值观得到普遍倡导，使得有些农村干部开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村组干部的“合法权力”控制的经济资源有限，权力寻租难以满足他们的私欲。为了更好地获利，他们就采用一些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就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并逐渐将村级组织变成他们从事非法活动的掩蔽所。这些掌握了村级组织的政治精英们，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充当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更有甚者，亦官亦黑，一身二任。2、错误地选择治理农村的方法。这些地方政治精英，面对日益紧张的党群关系，还不习惯用社区民主的办法来治理乡村，只看到了强权的一时之效。他们认为，支持和保护黑社会团伙对于治村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村民就会怕自己，许多通过按正常合法途径办不了的事，只要通过黑社会团伙出面，就容易多了。3、对村级干部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村级组织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非行政性。乡镇领导对于村级干部的管理表面上强性的，而实际上却是软性的。这在于村级干部的本土性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家族势力或乡土社会势力的支持。而村级组织的非行政性则使乡镇领导一般很难改变村级干部的本土性特色。这样，乡镇干部在监督和评价村级干部时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国家和乡镇的上交提留及计划生育任务为标准。这样势必对那些本地性的政治精英产生很大的依赖。因此，当这些政治精英发生蜕变时就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约。
三、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的政治危害
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导致国家基层政权出现严重的功能性变异和结构性退化，具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能被有效扼制，将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第一，从内部消解了体制的自我净化功能，加剧了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基层干部的奢侈腐败、施政行为的暴力匪化。
一般来说，任何政治体制都有一定的自我净化功能，这种功能主要是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的。从本质上来讲，由于黑恶势力是一种反体制和反社会力量，其反体制性在于对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的破坏，其反社会性则在于它的行为违背了社会最基本的准则，所以，任何“合法政府”都不会许可这种力量的存在，都会利用国家专政工具对其进行打击。但是，黑恶势力是一种可以自己繁殖的恶性胚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一旦与国家权力结合而侵入到国家政权之中，它就像人机体上生长出来的癌细胞，如果不能被彻底清除，就会从国家政权体制内产生出一种独立的对抗性力量，不仅从外围即社会方面使国家政权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根据，而且能从内部扼制和消解国家机器所具有自我净化功能，使政权机能发生质变而蜕变成为黑恶势力欺压民众的工具。
基层政权自我净化功能被黑恶势力所消解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1、加剧了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是我国农村政治领域中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将国家权力作为官员个人或集体获取利益的工具。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乡镇政府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时，完全可以将行政权力集团化，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他们就会公权私用，借政府职责之名，行集团和个人利益之实，将乡镇政府变成掠夺的强权。而又由于乡镇干部依靠国家权力来收取税费以自养或自肥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制度上的原因，所以，也就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合法”地存在。一旦黑恶势力掌握了农村基层政权，就会将这种“合法”性无限制地放大。特别是，黑恶势力从其特性来说具有一定的组织性、集团性和繁殖性，它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整合一部分社会群体。因此，那些侵入基层政权的黑恶分子，往往在各级政权部门培植了一定的势力网络，有的还在一定的地域里建立起独立王国，显现出一种与国家体系并不兼容的亚社会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国家权力成为了黑恶分子用来对抗国家法律、欺压民众、巧取豪夺的工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农村基层政权所出现的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既是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原因，又是结果。从原因方面来说，压力体制下的基层官员为了保持已私有的权力，就需要利用政权外的黑恶势力；从结果方面来说，黑恶势力所具有的行为特征又进一步促使了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并将这种私有化权力扩张成为一种黑恶势力的组织性需求。2、加剧了基层干部的奢侈腐败。许多事实表明，农村黑恶势力盛行与基层政府官员的腐败具有强相关性。如果我们研究乡镇债务状况就会发现，许多乡镇债务的主要债主就是乡镇干部。这其中有由于乡镇财政困难而拖欠的工资和福利，但更多的则是由乡镇干部自己借贷给乡镇政府的。这些借贷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的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税费，有的则是搞所谓的乡镇企业筹资，有的则是借贷消费。乡镇干部之所以敢于将自己的钱借贷给乡镇政府，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债务转嫁到农民个人身上，使乡镇财政债务的身份个人化。而一旦他们通过所谓的“正常”方式不能从农民手中收到税费之时，他们就会与农村黑恶势力勾结。而黑恶势力的侵入，又进一步加剧了官员的奢侈腐败。有些基层干部因为傍上了黑道人物，自认为没有人再敢对自己的腐败行为提出批评或控告，就更加无法无天，或贪污受贿、或巧取豪夺、或欺压民众，成为了群众痛恨的腐败分子。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基层干部并不认为自己与黑恶势力勾结是件可耻的事情。在湘南调查时，有一位年轻的现任副镇长就非常自豪地对我说：“在我这里只要不杀人放火，嫖娼赌博都可以。许多事情白道搞不定，我可以用黑道来了难”。而这些黑道人物之所以愿意帮干部“了难”，其原因是这些干部会对他们的为非作歹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是同流合污。3、加剧施政行为的暴力匪化。黑恶势力在行为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暴力化，而这种暴力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的。然而，随着农村各种利益冲突的加剧，干群关系就更加趋于紧张，特别是当黑恶势力掌握了乡村权力之后，暴力施政现象就因披上了“合法外衣”而更为突出。湘南农民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层政府在征收税费和实行计划生育时使用暴力，其中又以计划生育问题更为严重。由于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基层党政往往实行“一票否决”和“政治承包”。因此，一些基层党政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村民。而要运用这些“非常手段”就需要社会黑恶势力这些“非常之人”。而只要没有因此发生死人或群体性事件，上级党政对这些“非常手段”虽不公开支持，但在行为上还是默许的。农民控告党政干部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勾结社会黑恶势力“公然使暴”的案件一般也就很难得到处理。可事实上，这种借口“国策”而暴力施政的行为，不仅不能搞好计划生育，反而为基层党政和社会黑恶势力提供了掠夺农民的方便之门。现在一些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计划生育上就是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来获取利益，即或与那些想超生的农民谈好罚款等条件让其超生；或对那些超生农民采取放任“政策”，等超生后再强行罚款；有的乡镇甚至还专门下达超生罚款指标，迫使村干部去动员那些不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村民超生。由于这种“放水养鱼”的行为有国家权力及黑恶势力作为后盾，也就很容易达到目的。
第二、加深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社会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正在逐渐丧失。
近十年来，我国农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危机和认受性危机在迅速加剧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1、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很长一个时期，基于传统教育等原因，农民的社会不满一般只针对具体的工作人员，他们将农村出现的许多问题归结为县乡党政工作人员的腐败无能。但随着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基层政权也就出现了功能性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不能为农民提供必要公共产品和服务，反而成为了专向农民收取税费并进行乱摊乱派的暴力机器。这样，农民就不再将农村基层政权与个别工作人员区分开来，而将整个基层政权视为“敌人”。我在调查时，经常有农民问，那些利用黑社会来打击农民的政府还是不是人民的政府，还是不是共产党的政府，还是不是中央的政府。许多农民称这样的政府干部就是土匪，有的还称之为侵略者。某乡农民在联名上访信就说： “我XX乡组织残渣余孽地痞，集中人马，穿着假武警服装，横行村组，扬威耀武、代理乡村收取各种摊派钱粮，冒充政法公安领导，对农民实行野蛮手段，大肆敲诈勒索财物，还巧立名目，过于加重农民负担，交纳不完起者，采用逼、骂、打、捆、关押另加罚款。全乡有三十多人被用汽车装运到全乡、村、组挂牌子作为不法分子游行示众，最后不得不从信用社借贷抵上交，搞得全乡人心不安，造成男的外逃，女的流落他乡。其形势就像日本强盗侵略时一模一样”。2、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合法性作为对统治权力的承认”是靠法律制度来保证的，司法公正是合法性的重要标志。而黑恶势力对国家政权的侵蚀最为直接的就是对司法公正的否定。或者是黑恶势力利用国家政法部门某些人的保护来作恶犯科，或者是国家政法部门的某些人假借黑恶势力来了难获利。这样的事实的客观存在，对民众的法律观念影响极大。有些农民就用 “官黑一伙”、“警匪一家”来表示对国家法律制度的绝望。3、合法性危机的对象在加速上移。十年前农民一般只是质疑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非法行为，还将希望寄予县乡政府，而现在许多农民认为县乡政府已经是“乌天黑地”是农民灾难的制造者，有的农民将省级政权视为农民灾难之源。虽然现在许多农民还将希望寄予中央政府，但对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些事情表示怀疑。他们比较典型的说法是：“现在的中央领导的心还是好的，还是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可天高皇帝远，下面的人不听，中央也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为什么发了那么多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县乡政府和干部理都不都理，还说是狗屁文件？”
农民对基层政权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不信任，政权合法性认同危机的加深，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1、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基层官员的作威作福和黑恶势力横行霸道，本来就是对社会治安秩序的公然挑战，许多社会治安案件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它们的联姻形成的畸形关系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使农村的社会治安形势更为严峻。在湘南就发生了多起农民采取非法手段来对付乡村干部的事件。比如，前不久在湘南某村发生的唐某爆炸案就是一起较典型的案件。唐某本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因不满村主任乱收费和乱罚款而发生冲突，在多次上访和申述得不到处理的情况下购买了炸药，并在村主任家门口安设爆炸装置，导致无辜他人因爆炸受重伤，唐某也因爆炸罪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唐某在为自己的辩护时一再强调的就是村主任是社会的黑恶势力，而且得到了乡镇有关领导的支持，同这些黑社会的人根本没有道理可讲，只有采取这种手段搞个鱼死网破。这种“以暴制暴”的恶性案件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农民对社会法制的失望。2、农民群体性抗争事件增加。对这个问题我已在相关论文中有过详细的分析，这里只是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农民有组织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发生了裂变时所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也就是说，由于县乡政府与农民之间直接的利益冲突，当国家正式制度无法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时，就会产生农民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危机，体制外的对抗性组织力量也就会产生。3、社会动员能力下降，基层政权无能兴政。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拥护和服从，它是与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相联系的。因此，合法性危机又表现为社会价值的危机，而且主要是对执政者所主张的价值观的怀疑或否定。我在湘南调查时，听到有的乡镇干部对政府动员农民兴修水利而农民根本不理睬这类事情深表困惑。但农民们则说，“修水利当然是件好事。可这些干部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人了，他们做这些事如果不是为了升官就是想从中发财”。 可见，一个没有让民众认同的政府其社会动员能力是十分低下的。
四、扼制农村基层政权退化的基本对策
毫无疑问，对一切黑恶势力，运用国家专政力量进行坚决而深入的打击是最主要的对策。问题是，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的原因十分复杂且具有制度性背景，而其严重程度及危害又影响到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它既是基层政权退化的重要原因，又是基层政权退化的重要表现。因而，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更主要的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决定了，必须要从政权建设等方面来考虑治本之策。就是说，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彻底解决目前已十分严重的基层政权退化问题。在我看来，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将农村还给农民，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我的基本主张就是：官权退，民权进，严法制，正官德。
第一，官权退，就是要使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退出一些公共领域并改变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就农村政治领域而言，就是改革目前的乡镇体制，实现乡镇社区自治。
国家权力过于强大和民间社会发育不足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更是一个强势国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地方政府及乡村干部通过代理方式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权力的垄断。解放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国家对政治资源的军事性控制及对经济资源暴力型配置方式，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实现农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村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对农民的掠夺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经济资源，为从农村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因此，国家通过对土地所有制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建立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为手段、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代表农村利益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进行多层次强制性掠夺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这是一种通过行政控制方式对乡村进行剥夺式动员的社会组织制度，是一种政治上高效率经济上低效益的动员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农村社会资源的占有主要方式有两个，一是利用不对等的交换体制，即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利用高度统一的财政体制实现对地方财政资源的直接占有。因此，它压抑了农民创造热情，不仅不能为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反而造成了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积累了农民对国家的反抗，增加了国家的控制成本。其历史性命运就是农民在生存压力下通过“联产承包制”将这一体制撕破，出现了所谓的农民“第二次解放”。然而，30多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就会被逐渐吞没。而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就是要“重新思考国家行政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和界限”。因此，我主张彻底改革现行乡镇体制，在“法制—遵守”的原则之下实行乡镇自治，即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形式将基本的社会规范和目标确定下来后，建立以一定社区或群体为对象而相对独立地组织起来的公共权力管理组织进行广泛的社区自治。其制度性框架就是将目前乡镇政权从国家行政组织变成社区自治组织，将国家行政权力的底线退到县级；而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则在国家的法律权威下，实现以农村居民广泛参与地方自治。
在调查中，我就乡镇体制改革问题与乡镇干部、县市领导及农民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有些乡镇干部和县市领导对实行乡镇自治持有异议。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没有了乡镇政府，谁来帮助国家收取税费，谁来领导农村进行现代化建设？现在的农村社会治安形势已非常严峻，如果将乡镇政府撤销，会不会使农村黑恶势力更为嚣张？目前农村乡镇体制的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撤乡并镇”这样的改革来解决？撤销乡镇后，乡镇债务如何办？众多的乡镇干部如何安置？农村公共产品如何提供？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也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但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否定实行乡镇自治的理由，而有些问题恰恰需要通过彻底改革乡镇体制来加以解决。1、关于乡镇政府撤销后的职能替代问题。改革现行乡镇体制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农村掠夺性政策和强制性的社会动员方式，让农民休养生息。作为封建皇帝的乾隆就认为：“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累民者，使其心宽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目前农村最大的“累民”之举就是超越农民实际经济水平的税费政策和超越农村社会实际需要的政绩工程。也就是说，如果国家不放弃采取掠夺性手段从农村获取资源这一政策取向，就不可能改革与之相一致的乡镇体制；而不改变目前这种乡镇体制，基层官员就必然会有收取税费以自养或自肥的利益需求及追求政绩的“累民” 之举。封建皇帝的“为治之道”是“休养生民”，而现代社会民众自治的基础同样应该是“休养生民”。鉴于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现在应当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相应地，乡镇政权的征税功能也就随之消失。在农村减少那些“以掠民为生”的“税吏”和“以劳民为乐”的“能吏”，正是撤销乡镇实行社区自治的主要目标。2、关于农村黑恶势力问题。事实上，目前农村黑恶势力严重影响到基层治理状况，无不与干群关系紧张密切相关。由于乡镇政府和干部与农民利益上的直接对立，才给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提供机会。而一旦乡镇政府撤销，实现了乡镇自治，国家权力就成为农村事务的“裁判”而不是直接的参与者，这样黑恶势力就会真正成为国家、社区组织和农民的共同敌人。而且，撤销乡镇政府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了对农村的管制，国家司法机关在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后，能够更好地在农村行使其法定的职权，以打击一切黑恶势力保护广大人民群众。3、关于目前的撤乡并镇问题。撤乡并镇作为建设小城镇的重要措施，其目的是做大做强县城和中心镇，进一步增强城镇的集聚能力，拓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渠道。1997年到2001年，全国乡镇总数减少了4528个，其中乡减少了5681 个，镇增加1153个。到2002年7月，全国乡镇数共为39715个，其中建制镇为20374个，比改革开放初的2176个增长了近10倍，而乡的数量则由52534个下降为19341个，乡镇数量之比首次出现建制镇超过乡数，分别是总数的48.7%和51.3%。然而，在前阶段的撤乡并镇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比如，一些地方不从实际出发，一哄而上，并大兴土木建设，而其职能并没有实际性的改变；有的乡镇干部私分公有财物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流失，而且通过大举借债消费等加重了农村乡镇政府的债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被一些干部和群众称之为“灾难”。4、关于乡镇债务问题。由于乡镇债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政府为迎合上级好大喜功而虚报产值产生的各种税款。这实际上是近年来出现的财政“大跃进”的必然后果。解决之道就是中央和省级政府要退回县乡政府因虚报产值而多交纳的税款来化解这些债务；对于那些因乡镇干部贪污腐败形成的债务则通过国家司法部门用其非法所得偿还；对那些由于乡镇干部自放自贷形成的债务则可以还本免除高利息等等。而为了防止因撤销乡镇过程中形成新的债务，可以考虑实行“统计大赦”，免究以往的虚报，但是自大赦后必须实报，严厉处罚新的虚报。总而言之，只要本着实事求是和“执政为民”的原则，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民权进，就是要真正实现农民的经济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其中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和建立农民自治组织是最为重要的目标。
经济自主权是农民最基本的民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民在利益驱动下创造的土地经营形式只落实了农民生产自主权的部分内容，而对农民财产权利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还远远不够。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土地三级“农民集体”所有，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而在实践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权能已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这种权能替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使土地所有权高度弱化、使用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很高。特别是国家对“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超法律强制，使本来在法律上已虚拟化了的“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并因此蜕变成的“政府所有”或“官员所有”。对这一点，乡镇干部和农民都有很深的体会。比如有的乡镇干部到农民家里收取税费张口就是“你种了集体的田，就得交税费”。有的农民则说，这些税费就是地租。可过去旧社会农民租地主的田，收多少租，事先就商量好了的，起码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地主要加租，农民还可以拿着租约到政府去告他。而现在的乡镇干部收租想要多少就是多少，而且动不动就用“政府”这块牌子来压人。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如果虚拟化的“集体”已经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完全可以考虑将农村土地还给农民。农民只有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民权进还需要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如何保证乡镇政府撤销后建立的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这同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鉴于村民自治因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所产生的功能性异化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设计乡镇自治制度时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1、要在法律上将国家行政组织与乡镇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界定为管理及协作关系。也就是说，县以上的各级行政组织虽然可以依据国家的法律对自治组织进行管理，但乡镇自治组织并不隶属于县级行政，它们之间不具有直接的领导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协作关系。2、要在乡镇自治组织实行乡镇长和乡镇议事会民主直选。为防范社会强权控制乡镇选举，需要制定严格而科学的选举办法，以国家法律的力量来确保这种选举体现公平和公开的原则。3、乡镇自治组织的职能和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避免再出现目前乡镇政权的“累民”之举，需要尽量减少乡镇社区内的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除了为农村社区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产品外，乡镇自治组织不应承担经济发展等责任。只有减少了公共领域，限制社区组织的权力，才能防范自治组织对农民个人权利的侵犯。4、要准许农民成立诸如农会和合作协会等民间组织。从理论上讲，农民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让农民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参与政策执行过程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这一点在中国变得特别复杂和政治性。我认为，在目前完全可以在政策上开绿灯，让一些民间组织在农民提出成立农会要求的地方进行以农民为主的实验，等积累经验后再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增进民权与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一致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以民为本，就是要相信人民，要实现从过去的“管民”和“治民”向 “约民”和 “为民”的转变。这种转变应该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根据我在湘南的调查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可以说，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出现了结构性的退化。具体表现是许多农村党支部成了支部书记的天下。他们完全无视党的利益，为了维护私利拒不发展党员或者只发展亲朋好友入党，为了争利或斗气而千方百计刁难民选的村主任，从根本上背弃了“立党为公”的原则。在山西省，为了打破村党支部书记的家天下，一些乡镇党委甚至不得不在乡镇办党校，组建临时支部，发展农村积极分子入党，以突破村党支部对农村健康政治力量的封锁。我认为，应当尽早把公平赢得乡镇自治组织和村委会选举列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头号任务。党的候选人落选，基层党委书记必须引咎辞职。海选的意义是打破退化乃至变质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垄断，不是挑战或否定党对农村事务的领导权。这项改革，可以从最基层开始，逐渐培养执政党的竞选意识，树立执政党地位必须不断接收人民授权认可和巩固的人民主权观念。这样做将在制度上为党的建设引进一股源源不断的活水，并将有助于解决党组织内部上级无法有效管理下级的严重政治问题。通过乡镇自治组织和村委会选举的竞选和辅选活动，还可以建立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从长远看，把要求党组织竞选辅选的措施推广应用到其它层级的党委，将为全党战胜惰性和腐化趋势创造一个有效的机制。应该说，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是必然的，政治利益的多元化也是必然的，但是政党政治的发展却并非与政治利益的多元性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改革中的执政党来说，提高自身的政治利益包容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保持自身与民众的密切联系，这是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第三，严法制，就是要树立国家法律特别是宪法的绝对权威。为此要废除那些侵犯农民基本权益的“恶法”以保证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并坚持司法独立以根除司法腐败。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礼法秩序。因而从传统的礼法秩序向现代的法治秩序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走向法治秩序是以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法制为基础和前提的，法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这一静态的意义，更主要的在于它是法律运转机制，即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以及法律价值体系等法律的整个运行机制和过程。现代法治秩序的核心就是宪政，要在宪法的旗帜下，规范所有的政党、政府、社团和个人的行为。宪政是约民之政，更是束官之政。在这种意义上，严法制就是要正“官位”。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就认为：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也就是说，贵戚和官吏离开了法制，就会做出蠹国害民的坏事。曾经也生活在湘南的王船山说得就更加明确：“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而现在中国的许多制度，恰恰是对“民严”而对“官宽”而导致“官位”不正；而“官位”不正，就会民不聊生。
要严法制，就得去“恶法”立“善规”，即彻底废除那些侵犯农民人身和财产权利、限制农民自由的法律，制定具体而明确的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法律规定。目前这些“恶法” 还很多，诸如维护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违反宪法精神的劳教制度、剥夺农民财产所有权的土地制度等等。而那些有关农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又过空泛，无法操作。因此，在废除恶法的前提下，还要将有关农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具体明确化。就农村政治方面而言，为了保障农民在农村政策执行的参与权，要用细致明确的政策或法律具体肯定并细化宪法规定的农民作为政治人的基本权利，如宣传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决策提出异议和抗辩的权利，和平地以个人和集体方式向公民和政府表达政治异议的权利，以及公民个人用合法方式寻求民意支持和政治影响的权利。
严法制还要坚持司法独立性，力克司法腐败。农村黑恶势力及社会治安等状况之所以如此恶化与司法腐败密切相关。而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其原因则是司法机关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受制于地方官员。湘南某市一位基层法院院长在与我探讨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扼制住农村黑恶势力时就说：“现在并不是政法部门不知道农村黑恶势力横行的危害，也不是没有能力打击。为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黑恶势力大都以各级党政领导为背景的。而政法部门又要受到各级党政的牵制。比如，公安是在政府的管制下工作的，一些乡镇派出所的所长还是乡镇党委委员，各级检察院和法院也要接受政法委的领导。这样，政法部门想打击，党委和政府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这样有能力的人不能动，动了的话这个村的税费就收不上来了。因此，对待农村黑恶势力只要没有明显而严重的犯罪事实，政法部门一般就不会主动去管，就是管也管不了。” 可见，司法不能独立，也就没有法律的尊严；没有法律的尊严，也就会有更多的司法腐败。而只有做到了司法独立公正，才能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第四，正官德，就是要在官员中确立“执政为民”和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
要扼制住农村基层政权的退化，还要在严法重典的同时，兴道正德。孔子就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作为是外在于人的他律，具有强制性，是普遍的社会规范；而德则是内在于人的自律，通过自守规范人们的行为。“法止人为恶，德劝人为善”。黑恶势力在农村的横行霸道并侵入乡村政权而导致国家政权的退化，对全社会道德意识的侵蚀是十分巨大，也与目前农村社会道德水准有一定的关系。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官德不正。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就说，“国家重敛以毒民，而民之毒也”。也就是说，民之毒是由于官毒，而要想民不“毒”，先要国不“毒”；要想民不“黑”，首先就得吏不 “黑”。由于“官德”不正，就没有“民德”。许多人就是从社会腐败现象中失去了对社会公德的认同的。可以说，“官德”是社会公德的重要组织部分，更是社会公道的风向标和导航器。正官德才能顺民心,顺民心才可安天下。
要正官德，就要坚决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家长制”、“官本位”及特权享乐主义这些封建遗毒，是导致基层政权退化的思想根源。正是由于一些领导干部深受封建 “家长制” 的影响，在政治上搞一言堂，压制民主，独断专行，使权力离开了人民的监督，才有权力私有化现象的存在；也正由于一些人崇拜封建“官本位”，将个人职务升迁作为了最现实的奋斗目标，为了升官就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拉帮结派找政治靠山，最终蜕变成为人民憎恨的封建官僚；也正是由于这些官僚们信奉封建特权享乐主义，唯利自图、糜烂无度，并为此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甚至傍款傍黑，污损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基本认同和信任。可见，如果不彻底肃清这些封建遗毒，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制度建设，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扼制住目前已十分严重的政权退化现象。
要正官德，执政者就要树立民本主义的基本目标。在我看来，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最基本的“官德”。它集中体现了执政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现在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那些掌握了权力的执政者离开了“为民”这个最基本的准则。因此，将“为民” 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要“为民”就不得“累民”，就不要为了个人的升迁而不顾农民的利益搞政绩工程，让农民休养生息；要“为民”就不得 “愚民”，要让农民建立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为民”更不得“掠民”，就要废除长期存在的一切歧视农民的规章制度，用法律和宪法保障农民最基本的权益。只有执政者真正能够做到“乐民之乐者”和“忧民之忧者”，才能培育出讲正气的社会风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 1:08 PM 0 comments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于建嵘
《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发表后，我本无意在近期就相关问题再发表意见。但由于新闻媒体、学术界和执政者的关注，文中所陈述的事实和某些观点被赋予了超越学术探讨的社会意义，成为了“公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有关问题提供更多的证据并作出更加明确的解释就成为了任何有责任的研究者必须做的事情。这其中，首先要回答的就是，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等重要问题。
一、农村治理性危机的主要标志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治理性危机，主要依据有三个方面：其一，近十年来，全国乡镇政府普遍出现了财政危机，目前全国65%的乡镇共负债达 3200多亿元，其中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最为严重，这些乡镇还债能力低下，致使负债仍在不断增长，濒临破产的经济状况已严重地制约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其二，广大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农民针对基层政权的集体抗争活动，这些事件不仅快速增长，组织化程度也迅速提高，规模越来越大，对抗性日益增强，暴力化趋势普遍蔓延。其三，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乡村干部为完成各种“任务” 假借地痞流氓之手恫吓和强迫农民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严重，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也屡见不鲜。
应该说，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都集中地表明了国家基层政权合法性正在逐渐丧失和社会控制能力的降低。但是，它们所表明问题的性质又有一定的区别。其中，乡镇财政危机表明的是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国家财政体制和税收政策、乡镇政权汲取资源的能力及财政开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有组织抗争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表明的是农村政治秩序的稳定状况。它可以破坏社会的稳定性，也可以作为一定时期内各种利益关系的外部化，具有结构的可控性，特别是对“能够容纳冲突的开放社会”而言，“能够从冲突中得到封闭、专制的社会所难以得到的益处”；而基层政权的黑恶化则表明国家机体发生了病变，这种病变不仅仅是国家政权出现了功能性异化，而更严重的是一种结构性退化。甚至可以说，如果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是制度性的原因在起主导作用的话，就标志着国家政权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曾经有过探讨。他在研究民国时期乡村政治状况时就发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就进入到了乡村政治之中。这些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与地方政府的官员结成同盟，一方面，他们帮助地方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似乎是强化了国家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以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横行乡里、欺压良善，造成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流失。他们对地方政府官员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农民，而是渔肉农民。杜赞奇把这种国家能力貌似增强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称为“内卷化”即国家退化。政权的“内卷化”虽然在短期内给中央政府提供了较多的税款，表面上增强了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但事实上是从结构上架空了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连带丧失对于农村税源的有效控制，并最终丧失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其结果就是在农村社会中造成了极大的民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力夺取政权预备了土壤。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沿袭战争时期的经验和做法，重构了农村治理体制：其一，扶植原来农村社会处于弱势的贫苦大众，并着力改造那些虽属社会无赖但却并没有罪恶的人物，让他们以旧政权受害者的身份进入新体制，而成为了农村社会的主流；其二，彻底摧毁原来由强势人物和宗族势力相结合的农村社会控制体系，防范游离国家体制之外的力量存在，将整个社会秩序纳入到国家的强控制之下，在农村建立了系统的基层政权。虽然，它的实际效能和历史性后果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但有一点则是大多数研究者都肯定的，这就是那些直接挑战国家法定秩序的社会黑恶势力失去了公开和大范围生存的空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族大灾难时期，地痞和恶棍这些沉渣泛起，但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当时国家政治状况相一致，他们以各种身份进入国家政权体制并被执政者所认可甚至利用。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村政治也因推行了村民自治这一“草根民主”被许多主流媒体和学者认为出现了“民主盛世”之时，一些农村地区的政治治理却发生了令人惊悚的退化现象。在增强国家能力的旗号下，各级政府对于农民经济资源的索取能力确实是增强了。但是，在资源提取增加的同时，中央政府丧失了有效的政治管制能力。理应是中央政府代理人的乡镇政府官员，反斥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黑文件”，甚至轻蔑地斥之为“狗屁”。为了榨取农民的血汗以自养自肥，乡镇官员置国家长治久安于不顾，豢养纵容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并给他们披上“执法队”、“工作组”的合法外衣。这些黑恶势力漠视法纪、耍蛮使横、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们或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或敲诈勒索，不劳而获；或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或丧尽天良，残害无辜，甚至要挟政府，对抗法律，已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有的还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侵入到了农村基层政权，成为了农村治理体制中的组成部分，他们凭借基层政权和打手们的力量，成为了可以公开挑战国家法律权威的一方霸主，其结果是“民怨沸腾”而导致国本动摇。近年来，各地公开揭露的许多案例，真可谓触目惊心。
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李修文，被称为“东霸天”。他不仅是村党支部书记还被聘为乡经委副主任。他利用这些合法的外衣和职权，聚集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乡建筑公司变成了他数十名打手的大本营，进而霸占集体湖地1000余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一座，被他欺骗、赖账的企业、商家、店铺不计其数。他公开声称，留庄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这里他真是无恶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赵修果，被称为“南霸天”。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当选为村主任后，营私结党，排斥异己，先后五任村支部书记被迫辞职，致使该村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赵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在换届选举中私拉私买选票，暗中操纵选举。他还通过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等手段，混得了区、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光环”，成为了有多种合法外衣而作恶多端的一方霸主。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的吴国彦，被称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为打架故意伤害他人被劳教3年，1989年吴国彦劳教出来后，和黑帮头子关系密切。他 1993年当上吴庄村第五村民组组长，1995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党，1997年底当上村支部书记，并成为了七里店乡和魏都区两级人大代表。他在吴庄得势后，巧取豪夺，因怕问题败露，竟然勾结黑恶分子，雇凶伤人。
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的刘景山，被称为“北霸天”。这个区盛产铜，党政部门设置以矿山为主而建立，全区由红透山铜矿和一镇三村组成。刘景山是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网罗了20多名地痞流氓、“两劳”释放人员和惯盗、亡命徒，成立了一个“十三太保”黑帮，由他做帮主，为其篡权、贪污、统治矿山“保驾护航”，并直接插手矿山和政府的政务，诸如交通事故、打架伤人、经济纠纷之类事端，都得由这个流氓集团裁决处理，甚至工商、税务部门也以30％的提成委托这个流氓集团收取税费。
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的何长利，被称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镇人大换届选举时，由何长利的十几个拜把子成员上下活动，将素有劣迹的何推举为利民镇的副镇长。之后，何长利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亲信安插在镇司法所任所长，镇上七个基层支部中有五个支部书记、十个镇企业中有七个负责人是“他们的人”，成为了典型的黑恶势力的“土围子”。
这些“霸天们”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到基层政权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十分的社会危害性，已引起了当政者的重视。近年来在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当政者运用专政机器对黑恶势力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迄今为止，执政者和学术界都没有从政权退化和政权建设这一高度来认识和研究这一问题，因此，许多整治措施只能是治标之策。
为了研究现阶段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状况和特点、方式和手段、原因和危害，我对湘南地区农村黑恶势力状况进行过考察，并重点调查了湘南某市40个被司法机关确定为黑恶势力控制的村的有关情况。通过这些考察和研究，我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情况已十分严重且具有体制性原因，如果不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而顺其发展下去，将会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二、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的方式和原因
如果从黑恶势力侵入国家政权的路径来分析，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模式，即官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官员的黑恶化是指党政官员向黑恶势力蜕变，这种蜕变不仅表现为他们作为黑恶势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的施政行为在方式和性质上已具有黑恶势力的基本特征。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则主要是指一些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入体制内获取合法外衣，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从事罪恶勾当。就目前我国农村而言，西部地区主要是官员的黑恶化，东部地区更多的是黑恶势力的官员化，中部地区两种情况同样突出。根据我在湘南的调查，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在方式和手段上主要有如下四种情况。
第一，乡镇领导的“引狼入室”。
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利用“合法的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如果从乡镇领导的主观愿望来说，主要有“以黑治黑”、“以黑治良”，“同流合污”等三种情况。所谓“以黑治黑”是指乡镇领导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社会治安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担任该地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组织后，更加有恃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并发生了多起致人死伤的刑事案件。其中某村的杨某本是当地黑恶势力的“大哥大”，是多起社会治安案件的制造者。可当地党政不仅不对他进行打击，而希望运用其在当地黑恶势力的影响来 “维护社会治安”。于是，任命他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可他掌握村基层组织后，就利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基层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黑据点。所谓“以黑治良”，主要是指某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企图借助社会黑恶势力从农民手中收取各种税费和罚款，于是采用“恶人治村”策略，将那些素有劣迹的村霸扶持到村级组织中，并作为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比如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此人素有劣迹，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先后殴打干部和群众数十人，村民畏之如虎狼，敢怒不敢言。村民们选出来的村主任也必须对他言听计从。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镇里就多次封他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而且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他在担任村支书的短短几年里，就利用手中职权贪污、挪用、侵占公款数万元，甚至还用村里的名义贷款为自己赌博、嫖宿。所谓“同流合污”则是指那些腐败的乡镇干部的玩忽职守、收受贿赂、不负责任、与黑恶势力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某镇党委书记是一个酒色贪婪之徒，为了打击和报复那些向上级和新闻媒体控告其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众和干部，就与当地的黑恶势力勾接在一起，利用地痞和无赖组织所谓的“联防队”充当其打手专事镇压不服的干部和群众，并论功行赏地将多名打手安排到乡镇有关部门，其中有两名打手担任了各自村的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乡镇领导“引狼入室”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直接任命那些被他们认可的黑恶势力代表人物为农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村级组织“三主干”的一把手。在我调查的这40个因黑恶势力侵入而失控的村中，就有14位村党支部书记因此而被依法查处。其中有一位姓李的村民，曾经因盗窃案被刑事拘留过，但他并不思改过， “老子大牢都进了，还怕什么？”成为了他的口头禅。加上他做事心狠手辣，身边也就有了一些混混，在当地成了谁见谁怕的角色，是典型的黑恶势力。可一些乡镇领导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的口号下，“以改革的精神”启用他来管制村务，在此人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先直接任命他为该村“党政联席会议”的负责人，并不按照党章规定强行发展该人入党并很快任命他为村党支部书记。此人掌握村权力后，通过各种野蛮手段压榨农民，因能完成乡镇的各种税费任务而成为了各种 “先进”的同时，实际上将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变成了黑恶势力的大本营。据了解，农村党组织之所以成为了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的通道，与现行的农村制度安排是相联系的。因为，现在农村普遍实行村民自治，村委会主任需要选举，虽然这些选举较容易被控制，但终究要履行一些法定程序，而根据党章规定，村支部书记是可以由上级党组织通过任命的方式产生的，这样就为乡镇控制村级组织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同时，在“村三主干”中，村支部书记是“老大”，掌握着村级组织的主要权力，村中的重要事务都得听村支部书记的。因此，任命“老大”就更有利用于直接控制村级组织。
出现乡镇领导“引狼入室”的现象，虽然与个别领导人的素质相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体制性的。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掠夺性财政体制所形成的官民之间直接的利益冲突。我曾经用“掠夺性政府”来表述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出现的只求索取而不为民谋福的功能性异化。事实上，基层政这种异化有着很深刻的制度根源，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长期以来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旗号下对农村采取的掠夺性政策。这种掠夺性政策突出表现在国家的财政制度安排上。近十多年来所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权，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的政治经济主体。可在财力安排上，国家和省市不仅垄断了主要的税源，而且还采用“国税不足地税补，地税不足财政补”等手段，以确保中央和省市财政。其后果就是造成了县乡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特别在中部地区一些依靠农业税费维持运转的乡镇财政更是濒临破产。这些地方政府不仅无能力兴政，就连乡镇干部的工资也没有办法发放。于是，上级政府就以“给政策”的名义把官僚体制多年恶性膨胀的后果强栽在农民的头上，让冗员庸吏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变成掠夺农民以自存自肥的手段。这种公然背弃现代科层制政府的基本架构、类似封建王朝时期的畜民作法，把本应当由政府财政完全支持并从而由政府完全控制的地方政府公务员变成了必须搜刮民脂民膏才能生存（姑不论自肥）的“税吏”。据湖南省有关部门1999年调查，当时全省 2000多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达448人，负债面85.4%，全省乡镇共负债85.4亿元，每个乡镇平均负债363万元，最多的达5111 万元。这些年撤乡并镇，乡镇在数量上有所减少，可人员和债务却并没有减少，有的反而有所增加。如此的财政状况，寻租以得自养并自肥就成为了许多乡镇干部的必然选择。2、压力体制下的干部制度造成的监督失效。压力体制的干部制度并不具有真正积极意义的激励机制。这一点在乡镇干部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作为国家最基层行政组织的成员，许多工作诸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税费征收等等都是上级政府规定的可以实行“一票否决”的硬任务，可他们并没有在这种“政治承包”获得相应的政治激励，由于其人数众多，素质相对较低，其向上升迁的路径和机会也就十分有限。在缺乏合理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乡镇干部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获利性。乡镇干部利用公共资源来谋取私人利益行为也较为普遍。特别是乡镇干部在村级组织和村民面前直接代表着国家，其行为具有极大的权威性。由于政府作为权力资源的垄断机构这一特殊地位，使得官员们可以动用政治权力资源对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和强制。而政治权力的膨胀在利益驱动之下，又演化为官员们超越政府的职责范围，进一步制造垄断或行政管制。因此，有许多情况下，乡镇干部就只执行约民的政策，即最终落实到农民头上的中央政策，例如税费和计划生育；但是对于约官的中央政策，即最终落实到官员自身的政策，例如限制农民负担、反对腐败、推进基层民主，乡镇党政则既有动力也有能力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既不是中央的地方政府，也不是人民的地方政府，而只是地方官员的政府。也就是说，目前的制度安排赋予了农村基层政权具有一定的自利目标，而为了实现这种自利目标对公共目标的替代，只得将国家权力私有化，农村基层政权由公共权力机关变成了代理人控制的掠夺性政府。3、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使传统的政治动员手段失灵。长期以来，政治动员是共产党和政府管制农村社会最重要的手段。但随着基层政府与农民利益的对抗，特别是社会不公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这种动员的效力也因农民的抵制正在逐渐消失。而在目前中国这样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下，农村基层政权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并解决其本身的生存困境，就不得不采用强化政权机器等手段来填补社会动员资源的缺失。这样，一方面政权机器的扩张而恶性膨胀，另一方面又使政权趋于暴力化。扩张了的政权机器为了获得维护其运转的资源就会展开新的掠夺，而为了实现这样的掠夺，又需要借助暴力。从国家层面来说，为了节制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掠夺行为，制定了许多相关的规定。而为了规避国家的这些规定，一些乡镇领导就企图利用黑恶势力来进一步强化其强势地位。
第二，强权控制的“民主选举”。
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在我调查的这40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20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大部分是在实行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 而窃取权力的。从形式上来说，他们控制村级组织有着一定的“合法性”，即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合法选举”而进入村委会的。
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之所以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而“合法”地窃取村级基层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1、这些地方的选举并不是真正“民主”的，而是由乡镇领导“主导”或黑恶势力控制的假民主，选举的结果不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如某村康某本是村中一地痞，利用村委会选举之际，通过给镇干部送礼和动用黑恶势力来控制村委会选举，窃取了村主任一职。他掌握村委会权力后，就为非作歹，将村委会的财力和人力用于其黑帮的发展上，致使村基层组织失控。他为了从当地铅锌矿获利，遂纠集地痞地霸打砸矿上车辆的专用变压器，致使矿山停工，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2、选举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民主，但由于家族势力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民主”体现的“多数人”的意志，并不能形成正常的社区性力量。农村家族势力对乡村选举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一般的情况下，其影响会受到国家法律和社区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制约。然而，一旦家族势力与黑恶势力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就会成为黑恶势力控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武器。某村李氏宗族利用宗族势力控制了村委会的选举，并“成功”地将本族的利益代表者李某“民主”地选为了村委会主任。李某在控制村委会后，利用合法的身份，以社会联防为名非法购买了火药枪20多支，以加强本族的“打击力”，对不听话的外族村民动辄以暴力相加，对峙械斗，将基层政权变成了与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的犯罪组织。某村阳某的情况更为典型。这个村村民以阳姓为主，在进行村委会选举时，阳姓家族公开提出要以家族利益为重，首先由其家族人员开会推荐了阳某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并要求全族人员必须投其的票，否则要以族规处置。而阳某当选后，为了摆脱党支部的控制，就利用其家族力量村委会之外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或“政权化”，这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必需注意的问题。因为，在农村社区内，家族势力的客观存在，会使“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体现社区正确的发展方向。许多大的家族，就是利用这种“多数人”的意志来“合法”地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目前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中，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原则，而且还要建立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的机制。这一点，对于生活在一定社区的村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属于少数的村民，并没有退出这一社区的可能性。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能否定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的意义。但黑恶势力利用“民主选举”而合法地控制乡村社会的现象却是值得我们正视的。
第三，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
通过经济上的诱惑来达到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手段。农村改革开放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有许多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而致富。这也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行为评价体系及由此决定的权威结构。“财富”效应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于是大批的“经济能人”因拥有了金钱的支配权而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变得突出。大多数的“经济能人”利用这种影响力在为自己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或为社区的事务尽力。但也有少数的“经济能人”则由于“财富”的增加而成就了其政治野心，他们以改革开放为口号，以发展经济为借口，通过经济利益的诱惑，来实现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如湘南某镇享有皮鞋之乡的美誉，因此，该镇企业办主任吴某，也就成了当地有名的“经济能人”。由于其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不仅深受镇党政领导的心爱，还得到了一些村级领导的拥护。此人以利益为引诱，通过手下的一大批打手和马仔，以黑社会的方法为镇某些领导或村干部“了难”，骗取信任，最后发展直接控制镇政村务，并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祸害，最后被劳动教养2年。我在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以“经济能人”的面目控制农村基层政权，主要发生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由于这些地方处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土地资源往往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金钱。而为了控制这些经济资源，那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完成了所谓的“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能人”，就会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名，以 “投资”或“捐赠”等手段来诱惑一些乡镇领导和群众，获取政治资本，并通过各种途径侵入农村基层政权。他们在控制农村基层政权后，会充分利用合法政权的政治资源，并通过金钱开路等手段，来保护和发展其黑恶势力，成为了一些有政治身份和经济实力的“大老板”、“社会名流”和黑社会的“大哥大”等多料角色。
这些“经济能人”控制乡政村务的主要方式有：1、直接出面，争夺乡村控制权。有些“经济能人”在乡村换届选举时，以金钱为诱饵，大搞非法活动，直接出面 “竞选”村委会干部。由于拥有金钱支配权，并以“致富带头人”的身份出现，容易得到乡镇干部的支持，也容易在群众中获得认可，为他们掌握乡村政权提供了 “合法”的外衣。他们中有的还被宣传成改革开放的典型。2、控制村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这些“经济能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主要手法是通过腐蚀乡镇领导和村级干部，并逐渐架空村级组织，使其成为“影子”政权。他们有的则利用黑恶势力胁迫村级干部，有些村级领导为了获取私利，或者为了自保平安，而放弃了对村务的领导。这样他们实际上控制了村级组织，村中的大少事情都必须经他们表态才可以算数，合法选举的村干部就只能是他们的代言人。3、扶植黑恶势力掌握乡村权力。有些 “经济能人”自己并不出面，而是把一些本来就是社会黑恶势力中的人物“举荐”进乡村领导岗位。再通过控制这些担任了乡村领导的“打手”或“马仔”来行使各种“权力”，“合法”地欺压群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黑恶势力以 “经济能人”的面目来实现对村级组织的控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一般以诸如“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这些时髦外衣打扮自己，并在某些的时期或阶段能促使地方经济的一定发展。因此，他们也往往会得到更大的权力，以掌握控制更多的经济资源。而一旦他们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后，还会利用现代企业制度来装扮自己，将黑恶势力公司化，并通过对村级组织的“改制”全面控制农村的经济资源，将村级组织变成这些黑公司的附属，他们也成为身为董事长或总经理兼村支书或村主任的多料人物。有的甚至通过这样的公司直接“改制”乡镇政权。事实上，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也得益于他们用金钱编织出的那张庞大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而他们把持农村基层政权、成为“党政干部”后，为了得到更大的保护、获得更大的保护而千方百计拉拢腐蚀更高级别的党政干部，寻求更大的“保护伞”。
第四，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
乡村干部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也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形因之一。在湘南某市这次被整治的村霸中，有许多曾经是当地的政治精英，他们在成为黑恶势力之前，是当地的村支书或村主任，有的还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曾经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过一定的贡献，也获得过各种荣誉。但在各种原因下，他们逐渐由“红”向“黑”蜕变，由农村政治精英变成了村霸或黑恶势力的组织者、保护人。某村支部书记陆某，担任村组干部多年，也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过许多积极作用，因此他成为了市政协委员，是当地有名的政治精英。但随着地位的上升，他逐渐将全村视为自己私有的领地，将村支部和村委会当成了自家的衙门，容不得了任何反面意见。而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村民他就开始聚集社会恶势力为己所用，最后成为了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人而被依法查处。某村村主任、镇人大代表陈某，不仅保护黑社会势力来欺压群众，并发展到自己组织黑社会团伙，蜕变了黑社会的“大哥大”。而某村村支书、县人大代表罗某，则直接利用黑社会势力进行敲诈勒索，而被刑事处分。从已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从政治明星转变为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人及其参与者的比例要大于前三种情况。
这些由农村政治精英向地方黑恶势力转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1、腐化变质，以黑恶手段获利。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利益主导行为价值观得到普遍倡导，使得有些农村干部开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村组干部的“合法权力”控制的经济资源有限，权力寻租难以满足他们的私欲。为了更好地获利，他们就采用一些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就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并逐渐将村级组织变成他们从事非法活动的掩蔽所。这些掌握了村级组织的政治精英们，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充当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更有甚者，亦官亦黑，一身二任。2、错误地选择治理农村的方法。这些地方政治精英，面对日益紧张的党群关系，还不习惯用社区民主的办法来治理乡村，只看到了强权的一时之效。他们认为，支持和保护黑社会团伙对于治村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村民就会怕自己，许多通过按正常合法途径办不了的事，只要通过黑社会团伙出面，就容易多了。3、对村级干部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村级组织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非行政性。乡镇领导对于村级干部的管理表面上强性的，而实际上却是软性的。这在于村级干部的本土性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家族势力或乡土社会势力的支持。而村级组织的非行政性则使乡镇领导一般很难改变村级干部的本土性特色。这样，乡镇干部在监督和评价村级干部时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国家和乡镇的上交提留及计划生育任务为标准。这样势必对那些本地性的政治精英产生很大的依赖。因此，当这些政治精英发生蜕变时就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约。
三、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的政治危害
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导致国家基层政权出现严重的功能性变异和结构性退化，具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能被有效扼制，将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第一，从内部消解了体制的自我净化功能，加剧了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基层干部的奢侈腐败、施政行为的暴力匪化。
一般来说，任何政治体制都有一定的自我净化功能，这种功能主要是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的。从本质上来讲，由于黑恶势力是一种反体制和反社会力量，其反体制性在于对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的破坏，其反社会性则在于它的行为违背了社会最基本的准则，所以，任何“合法政府”都不会许可这种力量的存在，都会利用国家专政工具对其进行打击。但是，黑恶势力是一种可以自己繁殖的恶性胚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一旦与国家权力结合而侵入到国家政权之中，它就像人机体上生长出来的癌细胞，如果不能被彻底清除，就会从国家政权体制内产生出一种独立的对抗性力量，不仅从外围即社会方面使国家政权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根据，而且能从内部扼制和消解国家机器所具有自我净化功能，使政权机能发生质变而蜕变成为黑恶势力欺压民众的工具。
基层政权自我净化功能被黑恶势力所消解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1、加剧了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是我国农村政治领域中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将国家权力作为官员个人或集体获取利益的工具。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乡镇政府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时，完全可以将行政权力集团化，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他们就会公权私用，借政府职责之名，行集团和个人利益之实，将乡镇政府变成掠夺的强权。而又由于乡镇干部依靠国家权力来收取税费以自养或自肥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制度上的原因，所以，也就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合法”地存在。一旦黑恶势力掌握了农村基层政权，就会将这种“合法”性无限制地放大。特别是，黑恶势力从其特性来说具有一定的组织性、集团性和繁殖性，它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整合一部分社会群体。因此，那些侵入基层政权的黑恶分子，往往在各级政权部门培植了一定的势力网络，有的还在一定的地域里建立起独立王国，显现出一种与国家体系并不兼容的亚社会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国家权力成为了黑恶分子用来对抗国家法律、欺压民众、巧取豪夺的工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农村基层政权所出现的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既是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原因，又是结果。从原因方面来说，压力体制下的基层官员为了保持已私有的权力，就需要利用政权外的黑恶势力；从结果方面来说，黑恶势力所具有的行为特征又进一步促使了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并将这种私有化权力扩张成为一种黑恶势力的组织性需求。2、加剧了基层干部的奢侈腐败。许多事实表明，农村黑恶势力盛行与基层政府官员的腐败具有强相关性。如果我们研究乡镇债务状况就会发现，许多乡镇债务的主要债主就是乡镇干部。这其中有由于乡镇财政困难而拖欠的工资和福利，但更多的则是由乡镇干部自己借贷给乡镇政府的。这些借贷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的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税费，有的则是搞所谓的乡镇企业筹资，有的则是借贷消费。乡镇干部之所以敢于将自己的钱借贷给乡镇政府，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债务转嫁到农民个人身上，使乡镇财政债务的身份个人化。而一旦他们通过所谓的“正常”方式不能从农民手中收到税费之时，他们就会与农村黑恶势力勾结。而黑恶势力的侵入，又进一步加剧了官员的奢侈腐败。有些基层干部因为傍上了黑道人物，自认为没有人再敢对自己的腐败行为提出批评或控告，就更加无法无天，或贪污受贿、或巧取豪夺、或欺压民众，成为了群众痛恨的腐败分子。更为可怕的是，有些基层干部并不认为自己与黑恶势力勾结是件可耻的事情。在湘南调查时，有一位年轻的现任副镇长就非常自豪地对我说：“在我这里只要不杀人放火，嫖娼赌博都可以。许多事情白道搞不定，我可以用黑道来了难”。而这些黑道人物之所以愿意帮干部“了难”，其原因是这些干部会对他们的为非作歹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是同流合污。3、加剧施政行为的暴力匪化。黑恶势力在行为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暴力化，而这种暴力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的。然而，随着农村各种利益冲突的加剧，干群关系就更加趋于紧张，特别是当黑恶势力掌握了乡村权力之后，暴力施政现象就因披上了“合法外衣”而更为突出。湘南农民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层政府在征收税费和实行计划生育时使用暴力，其中又以计划生育问题更为严重。由于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基层党政往往实行“一票否决”和“政治承包”。因此，一些基层党政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村民。而要运用这些“非常手段”就需要社会黑恶势力这些“非常之人”。而只要没有因此发生死人或群体性事件，上级党政对这些“非常手段”虽不公开支持，但在行为上还是默许的。农民控告党政干部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勾结社会黑恶势力“公然使暴”的案件一般也就很难得到处理。可事实上，这种借口“国策”而暴力施政的行为，不仅不能搞好计划生育，反而为基层党政和社会黑恶势力提供了掠夺农民的方便之门。现在一些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计划生育上就是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来获取利益，即或与那些想超生的农民谈好罚款等条件让其超生；或对那些超生农民采取放任“政策”，等超生后再强行罚款；有的乡镇甚至还专门下达超生罚款指标，迫使村干部去动员那些不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村民超生。由于这种“放水养鱼”的行为有国家权力及黑恶势力作为后盾，也就很容易达到目的。
第二、加深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社会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正在逐渐丧失。
近十年来，我国农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危机和认受性危机在迅速加剧并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1、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很长一个时期，基于传统教育等原因，农民的社会不满一般只针对具体的工作人员，他们将农村出现的许多问题归结为县乡党政工作人员的腐败无能。但随着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基层政权也就出现了功能性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不能为农民提供必要公共产品和服务，反而成为了专向农民收取税费并进行乱摊乱派的暴力机器。这样，农民就不再将农村基层政权与个别工作人员区分开来，而将整个基层政权视为“敌人”。我在调查时，经常有农民问，那些利用黑社会来打击农民的政府还是不是人民的政府，还是不是共产党的政府，还是不是中央的政府。许多农民称这样的政府干部就是土匪，有的还称之为侵略者。某乡农民在联名上访信就说： “我XX乡组织残渣余孽地痞，集中人马，穿着假武警服装，横行村组，扬威耀武、代理乡村收取各种摊派钱粮，冒充政法公安领导，对农民实行野蛮手段，大肆敲诈勒索财物，还巧立名目，过于加重农民负担，交纳不完起者，采用逼、骂、打、捆、关押另加罚款。全乡有三十多人被用汽车装运到全乡、村、组挂牌子作为不法分子游行示众，最后不得不从信用社借贷抵上交，搞得全乡人心不安，造成男的外逃，女的流落他乡。其形势就像日本强盗侵略时一模一样”。2、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合法性作为对统治权力的承认”是靠法律制度来保证的，司法公正是合法性的重要标志。而黑恶势力对国家政权的侵蚀最为直接的就是对司法公正的否定。或者是黑恶势力利用国家政法部门某些人的保护来作恶犯科，或者是国家政法部门的某些人假借黑恶势力来了难获利。这样的事实的客观存在，对民众的法律观念影响极大。有些农民就用 “官黑一伙”、“警匪一家”来表示对国家法律制度的绝望。3、合法性危机的对象在加速上移。十年前农民一般只是质疑村级组织和村干部的非法行为，还将希望寄予县乡政府，而现在许多农民认为县乡政府已经是“乌天黑地”是农民灾难的制造者，有的农民将省级政权视为农民灾难之源。虽然现在许多农民还将希望寄予中央政府，但对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些事情表示怀疑。他们比较典型的说法是：“现在的中央领导的心还是好的，还是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可天高皇帝远，下面的人不听，中央也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为什么发了那么多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县乡政府和干部理都不都理，还说是狗屁文件？”
农民对基层政权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不信任，政权合法性认同危机的加深，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1、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基层官员的作威作福和黑恶势力横行霸道，本来就是对社会治安秩序的公然挑战，许多社会治安案件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它们的联姻形成的畸形关系所引发的合法性危机，使农村的社会治安形势更为严峻。在湘南就发生了多起农民采取非法手段来对付乡村干部的事件。比如，前不久在湘南某村发生的唐某爆炸案就是一起较典型的案件。唐某本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因不满村主任乱收费和乱罚款而发生冲突，在多次上访和申述得不到处理的情况下购买了炸药，并在村主任家门口安设爆炸装置，导致无辜他人因爆炸受重伤，唐某也因爆炸罪判处了死刑缓期执行。唐某在为自己的辩护时一再强调的就是村主任是社会的黑恶势力，而且得到了乡镇有关领导的支持，同这些黑社会的人根本没有道理可讲，只有采取这种手段搞个鱼死网破。这种“以暴制暴”的恶性案件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农民对社会法制的失望。2、农民群体性抗争事件增加。对这个问题我已在相关论文中有过详细的分析，这里只是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农民有组织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发生了裂变时所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也就是说，由于县乡政府与农民之间直接的利益冲突，当国家正式制度无法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时，就会产生农民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危机，体制外的对抗性组织力量也就会产生。3、社会动员能力下降，基层政权无能兴政。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拥护和服从，它是与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相联系的。因此，合法性危机又表现为社会价值的危机，而且主要是对执政者所主张的价值观的怀疑或否定。我在湘南调查时，听到有的乡镇干部对政府动员农民兴修水利而农民根本不理睬这类事情深表困惑。但农民们则说，“修水利当然是件好事。可这些干部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人了，他们做这些事如果不是为了升官就是想从中发财”。 可见，一个没有让民众认同的政府其社会动员能力是十分低下的。
四、扼制农村基层政权退化的基本对策
毫无疑问，对一切黑恶势力，运用国家专政力量进行坚决而深入的打击是最主要的对策。问题是，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的原因十分复杂且具有制度性背景，而其严重程度及危害又影响到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它既是基层政权退化的重要原因，又是基层政权退化的重要表现。因而，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更主要的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决定了，必须要从政权建设等方面来考虑治本之策。就是说，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彻底解决目前已十分严重的基层政权退化问题。在我看来，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将农村还给农民，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我的基本主张就是：官权退，民权进，严法制，正官德。
第一，官权退，就是要使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退出一些公共领域并改变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就农村政治领域而言，就是改革目前的乡镇体制，实现乡镇社区自治。
国家权力过于强大和民间社会发育不足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更是一个强势国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地方政府及乡村干部通过代理方式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权力的垄断。解放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国家对政治资源的军事性控制及对经济资源暴力型配置方式，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实现农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村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对农民的掠夺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经济资源，为从农村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因此，国家通过对土地所有制等经济制度的改造和意识形态的动员，建立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为手段、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代表农村利益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进行多层次强制性掠夺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这是一种通过行政控制方式对乡村进行剥夺式动员的社会组织制度，是一种政治上高效率经济上低效益的动员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农村社会资源的占有主要方式有两个，一是利用不对等的交换体制，即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利用高度统一的财政体制实现对地方财政资源的直接占有。因此，它压抑了农民创造热情，不仅不能为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反而造成了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积累了农民对国家的反抗，增加了国家的控制成本。其历史性命运就是农民在生存压力下通过“联产承包制”将这一体制撕破，出现了所谓的农民“第二次解放”。然而，30多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就会被逐渐吞没。而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就是要“重新思考国家行政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和界限”。因此，我主张彻底改革现行乡镇体制，在“法制—遵守”的原则之下实行乡镇自治，即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形式将基本的社会规范和目标确定下来后，建立以一定社区或群体为对象而相对独立地组织起来的公共权力管理组织进行广泛的社区自治。其制度性框架就是将目前乡镇政权从国家行政组织变成社区自治组织，将国家行政权力的底线退到县级；而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则在国家的法律权威下，实现以农村居民广泛参与地方自治。
在调查中，我就乡镇体制改革问题与乡镇干部、县市领导及农民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有些乡镇干部和县市领导对实行乡镇自治持有异议。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没有了乡镇政府，谁来帮助国家收取税费，谁来领导农村进行现代化建设？现在的农村社会治安形势已非常严峻，如果将乡镇政府撤销，会不会使农村黑恶势力更为嚣张？目前农村乡镇体制的问题为什么不能通过“撤乡并镇”这样的改革来解决？撤销乡镇后，乡镇债务如何办？众多的乡镇干部如何安置？农村公共产品如何提供？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也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但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否定实行乡镇自治的理由，而有些问题恰恰需要通过彻底改革乡镇体制来加以解决。1、关于乡镇政府撤销后的职能替代问题。改革现行乡镇体制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农村掠夺性政策和强制性的社会动员方式，让农民休养生息。作为封建皇帝的乾隆就认为：“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累民者，使其心宽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目前农村最大的“累民”之举就是超越农民实际经济水平的税费政策和超越农村社会实际需要的政绩工程。也就是说，如果国家不放弃采取掠夺性手段从农村获取资源这一政策取向，就不可能改革与之相一致的乡镇体制；而不改变目前这种乡镇体制，基层官员就必然会有收取税费以自养或自肥的利益需求及追求政绩的“累民” 之举。封建皇帝的“为治之道”是“休养生民”，而现代社会民众自治的基础同样应该是“休养生民”。鉴于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现在应当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相应地，乡镇政权的征税功能也就随之消失。在农村减少那些“以掠民为生”的“税吏”和“以劳民为乐”的“能吏”，正是撤销乡镇实行社区自治的主要目标。2、关于农村黑恶势力问题。事实上，目前农村黑恶势力严重影响到基层治理状况，无不与干群关系紧张密切相关。由于乡镇政府和干部与农民利益上的直接对立，才给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提供机会。而一旦乡镇政府撤销，实现了乡镇自治，国家权力就成为农村事务的“裁判”而不是直接的参与者，这样黑恶势力就会真正成为国家、社区组织和农民的共同敌人。而且，撤销乡镇政府并不意味着国家放弃了对农村的管制，国家司法机关在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后，能够更好地在农村行使其法定的职权，以打击一切黑恶势力保护广大人民群众。3、关于目前的撤乡并镇问题。撤乡并镇作为建设小城镇的重要措施，其目的是做大做强县城和中心镇，进一步增强城镇的集聚能力，拓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渠道。1997年到2001年，全国乡镇总数减少了4528个，其中乡减少了5681 个，镇增加1153个。到2002年7月，全国乡镇数共为39715个，其中建制镇为20374个，比改革开放初的2176个增长了近10倍，而乡的数量则由52534个下降为19341个，乡镇数量之比首次出现建制镇超过乡数，分别是总数的48.7%和51.3%。然而，在前阶段的撤乡并镇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比如，一些地方不从实际出发，一哄而上，并大兴土木建设，而其职能并没有实际性的改变；有的乡镇干部私分公有财物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流失，而且通过大举借债消费等加重了农村乡镇政府的债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被一些干部和群众称之为“灾难”。4、关于乡镇债务问题。由于乡镇债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政府为迎合上级好大喜功而虚报产值产生的各种税款。这实际上是近年来出现的财政“大跃进”的必然后果。解决之道就是中央和省级政府要退回县乡政府因虚报产值而多交纳的税款来化解这些债务；对于那些因乡镇干部贪污腐败形成的债务则通过国家司法部门用其非法所得偿还；对那些由于乡镇干部自放自贷形成的债务则可以还本免除高利息等等。而为了防止因撤销乡镇过程中形成新的债务，可以考虑实行“统计大赦”，免究以往的虚报，但是自大赦后必须实报，严厉处罚新的虚报。总而言之，只要本着实事求是和“执政为民”的原则，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民权进，就是要真正实现农民的经济自主权和政治民主权，其中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和建立农民自治组织是最为重要的目标。
经济自主权是农民最基本的民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民在利益驱动下创造的土地经营形式只落实了农民生产自主权的部分内容，而对农民财产权利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还远远不够。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土地三级“农民集体”所有，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而在实践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权能已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这种权能替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使土地所有权高度弱化、使用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很高。特别是国家对“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超法律强制，使本来在法律上已虚拟化了的“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并因此蜕变成的“政府所有”或“官员所有”。对这一点，乡镇干部和农民都有很深的体会。比如有的乡镇干部到农民家里收取税费张口就是“你种了集体的田，就得交税费”。有的农民则说，这些税费就是地租。可过去旧社会农民租地主的田，收多少租，事先就商量好了的，起码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地主要加租，农民还可以拿着租约到政府去告他。而现在的乡镇干部收租想要多少就是多少，而且动不动就用“政府”这块牌子来压人。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如果虚拟化的“集体”已经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完全可以考虑将农村土地还给农民。农民只有真正拥有了土地所有权，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民权进还需要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如何保证乡镇政府撤销后建立的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这同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鉴于村民自治因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所产生的功能性异化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设计乡镇自治制度时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1、要在法律上将国家行政组织与乡镇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界定为管理及协作关系。也就是说，县以上的各级行政组织虽然可以依据国家的法律对自治组织进行管理，但乡镇自治组织并不隶属于县级行政，它们之间不具有直接的领导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协作关系。2、要在乡镇自治组织实行乡镇长和乡镇议事会民主直选。为防范社会强权控制乡镇选举，需要制定严格而科学的选举办法，以国家法律的力量来确保这种选举体现公平和公开的原则。3、乡镇自治组织的职能和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避免再出现目前乡镇政权的“累民”之举，需要尽量减少乡镇社区内的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除了为农村社区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产品外，乡镇自治组织不应承担经济发展等责任。只有减少了公共领域，限制社区组织的权力，才能防范自治组织对农民个人权利的侵犯。4、要准许农民成立诸如农会和合作协会等民间组织。从理论上讲，农民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让农民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参与政策执行过程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这一点在中国变得特别复杂和政治性。我认为，在目前完全可以在政策上开绿灯，让一些民间组织在农民提出成立农会要求的地方进行以农民为主的实验，等积累经验后再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增进民权与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一致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以民为本，就是要相信人民，要实现从过去的“管民”和“治民”向 “约民”和 “为民”的转变。这种转变应该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根据我在湘南的调查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可以说，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出现了结构性的退化。具体表现是许多农村党支部成了支部书记的天下。他们完全无视党的利益，为了维护私利拒不发展党员或者只发展亲朋好友入党，为了争利或斗气而千方百计刁难民选的村主任，从根本上背弃了“立党为公”的原则。在山西省，为了打破村党支部书记的家天下，一些乡镇党委甚至不得不在乡镇办党校，组建临时支部，发展农村积极分子入党，以突破村党支部对农村健康政治力量的封锁。我认为，应当尽早把公平赢得乡镇自治组织和村委会选举列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头号任务。党的候选人落选，基层党委书记必须引咎辞职。海选的意义是打破退化乃至变质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垄断，不是挑战或否定党对农村事务的领导权。这项改革，可以从最基层开始，逐渐培养执政党的竞选意识，树立执政党地位必须不断接收人民授权认可和巩固的人民主权观念。这样做将在制度上为党的建设引进一股源源不断的活水，并将有助于解决党组织内部上级无法有效管理下级的严重政治问题。通过乡镇自治组织和村委会选举的竞选和辅选活动，还可以建立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从长远看，把要求党组织竞选辅选的措施推广应用到其它层级的党委，将为全党战胜惰性和腐化趋势创造一个有效的机制。应该说，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是必然的，政治利益的多元化也是必然的，但是政党政治的发展却并非与政治利益的多元性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改革中的执政党来说，提高自身的政治利益包容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保持自身与民众的密切联系，这是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第三，严法制，就是要树立国家法律特别是宪法的绝对权威。为此要废除那些侵犯农民基本权益的“恶法”以保证法律的正义性和公平性，并坚持司法独立以根除司法腐败。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礼法秩序。因而从传统的礼法秩序向现代的法治秩序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走向法治秩序是以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法制为基础和前提的，法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这一静态的意义，更主要的在于它是法律运转机制，即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以及法律价值体系等法律的整个运行机制和过程。现代法治秩序的核心就是宪政，要在宪法的旗帜下，规范所有的政党、政府、社团和个人的行为。宪政是约民之政，更是束官之政。在这种意义上，严法制就是要正“官位”。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就认为：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也就是说，贵戚和官吏离开了法制，就会做出蠹国害民的坏事。曾经也生活在湘南的王船山说得就更加明确：“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而现在中国的许多制度，恰恰是对“民严”而对“官宽”而导致“官位”不正；而“官位”不正，就会民不聊生。
要严法制，就得去“恶法”立“善规”，即彻底废除那些侵犯农民人身和财产权利、限制农民自由的法律，制定具体而明确的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法律规定。目前这些“恶法” 还很多，诸如维护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违反宪法精神的劳教制度、剥夺农民财产所有权的土地制度等等。而那些有关农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又过空泛，无法操作。因此，在废除恶法的前提下，还要将有关农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具体明确化。就农村政治方面而言，为了保障农民在农村政策执行的参与权，要用细致明确的政策或法律具体肯定并细化宪法规定的农民作为政治人的基本权利，如宣传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利，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决策提出异议和抗辩的权利，和平地以个人和集体方式向公民和政府表达政治异议的权利，以及公民个人用合法方式寻求民意支持和政治影响的权利。
严法制还要坚持司法独立性，力克司法腐败。农村黑恶势力及社会治安等状况之所以如此恶化与司法腐败密切相关。而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其原因则是司法机关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受制于地方官员。湘南某市一位基层法院院长在与我探讨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扼制住农村黑恶势力时就说：“现在并不是政法部门不知道农村黑恶势力横行的危害，也不是没有能力打击。为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黑恶势力大都以各级党政领导为背景的。而政法部门又要受到各级党政的牵制。比如，公安是在政府的管制下工作的，一些乡镇派出所的所长还是乡镇党委委员，各级检察院和法院也要接受政法委的领导。这样，政法部门想打击，党委和政府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这样有能力的人不能动，动了的话这个村的税费就收不上来了。因此，对待农村黑恶势力只要没有明显而严重的犯罪事实，政法部门一般就不会主动去管，就是管也管不了。” 可见，司法不能独立，也就没有法律的尊严；没有法律的尊严，也就会有更多的司法腐败。而只有做到了司法独立公正，才能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第四，正官德，就是要在官员中确立“执政为民”和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
要扼制住农村基层政权的退化，还要在严法重典的同时，兴道正德。孔子就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作为是外在于人的他律，具有强制性，是普遍的社会规范；而德则是内在于人的自律，通过自守规范人们的行为。“法止人为恶，德劝人为善”。黑恶势力在农村的横行霸道并侵入乡村政权而导致国家政权的退化，对全社会道德意识的侵蚀是十分巨大，也与目前农村社会道德水准有一定的关系。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官德不正。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就说，“国家重敛以毒民，而民之毒也”。也就是说，民之毒是由于官毒，而要想民不“毒”，先要国不“毒”；要想民不“黑”，首先就得吏不 “黑”。由于“官德”不正，就没有“民德”。许多人就是从社会腐败现象中失去了对社会公德的认同的。可以说，“官德”是社会公德的重要组织部分，更是社会公道的风向标和导航器。正官德才能顺民心,顺民心才可安天下。
要正官德，就要坚决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家长制”、“官本位”及特权享乐主义这些封建遗毒，是导致基层政权退化的思想根源。正是由于一些领导干部深受封建 “家长制” 的影响，在政治上搞一言堂，压制民主，独断专行，使权力离开了人民的监督，才有权力私有化现象的存在；也正由于一些人崇拜封建“官本位”，将个人职务升迁作为了最现实的奋斗目标，为了升官就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拉帮结派找政治靠山，最终蜕变成为人民憎恨的封建官僚；也正是由于这些官僚们信奉封建特权享乐主义，唯利自图、糜烂无度，并为此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甚至傍款傍黑，污损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基本认同和信任。可见，如果不彻底肃清这些封建遗毒，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制度建设，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扼制住目前已十分严重的政权退化现象。
要正官德，执政者就要树立民本主义的基本目标。在我看来，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最基本的“官德”。它集中体现了执政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现在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那些掌握了权力的执政者离开了“为民”这个最基本的准则。因此，将“为民” 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要“为民”就不得“累民”，就不要为了个人的升迁而不顾农民的利益搞政绩工程，让农民休养生息；要“为民”就不得 “愚民”，要让农民建立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为民”更不得“掠民”，就要废除长期存在的一切歧视农民的规章制度，用法律和宪法保障农民最基本的权益。只有执政者真正能够做到“乐民之乐者”和“忧民之忧者”，才能培育出讲正气的社会风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 1:08 PM 0 comments
Sunday, January 13, 2008
特首拼政绩 香港十大基建上马
2008-01-13 联合早报
● 戴庆成（香港通讯）
韩国总统大选，在野党选人李明博异军突起，凭借首尔市长任内复育清溪川所表现出的气魄，提出总经费150亿美元、总长度达540公里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以加速经济增长，结果在大选中囊括近半数选票赢得总统宝座。李明博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也因此被台湾报章喻为有如蒋经国时代的“十大建设”翻版。
2007年，香港也提出过类似“十大建设”的口号。
去年10月10日，刚连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首次宣布，将展开“十大基建”工程，以基建带动香港经济发展。
曾荫权所指的十大基建工程包括：一、南港岛线铁路；二、沙田至中环线铁路；三、屯门西绕道及屯门至赤腊角连接路；四、广深港高速铁路；五、港珠澳大桥；六、港深空港合作，建设两机场连接铁路；七、港深共同开发落马洲河套区；八、西九文化区；九、启德发展计划（包括建设邮轮码头）；十、发展新界北区。
曾荫权解释，回顾上世纪70及90年代，香港大型基建工程都对经济扮演重要角色，也创造工作职位与提高工资，并带来不少实质经济效益，但回归十年以来基建投资却不断减少，故他决定在五年任期内耗资逾2500亿港元（约460亿新元），展开十大基建工程，希望为香港经济创造每年超过1000亿港元（约 184亿新元）的增加值。
为了确保这个宏伟蓝图得以落实，曾荫权特委任两名爱将——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担大旗。
较早前，郑汝桦率先宣布，港府将注资60亿港元（约11亿新元）协助地铁公司先建港岛线，而沙田至中环线铁路也有望于明年初落实。此举意味着十大基建工程即将启动。
与此同时，港府还积极与广东省政府协商，加快多个涉及两地的基建项目上马。其中，本月初，香港就与深圳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成立“港深机场合作联合专责小组”及“港深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就兴建接驳香港与深圳机场的铁路，以及港深共同发展边境河套区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了使十大基建中与广东省有关的项目能尽早推行，曾荫权甚至亲自出马。当中国官方宣布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南调，接替新任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而张德江或会调任中央后，曾荫权去年12月2日到北京述职后立即赶赴广州与张德江会晤，希望张德江离开广东前能运用影响力，促使广东省官员全力推动港珠澳大桥动工。
港府对十大基建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香港政坛人士普遍这么认为，“说穿了其实（十大）工程就是曾荫权的个人政绩。曾荫权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要香港人在五年后离任时记住他；由铁路、公路、跨境大桥、新市镇以至新郊野公园，都是在他的五年任期内一一落实，所以政府才会这么着急。”
事实上，对于这项香港自1990年代玫瑰园计划以来最大型的基建工程，香港社会尤其是房地产及建筑界都看好其效益。
瑞银亚洲房地产联席董事王震宇表示，虽然十个项目早前已略有所闻，但动工及启用时间没有定案，如今施政报告披露时间表，意义颇大。他相信，透过十大建设，可以打通香港对外“经脉”，有助促进人流及资金流。
摩根大通发表的报告也指出，十大基建能创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尤其改善建筑及运输业的就业情况，也有助加强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融合。
不过，在一些学者及专业人士眼中，十大基建工程能否成功还存在着许多变数。
担任香港规划署署长长达七年，现任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总裁的潘国城说：“几十年前我做规划署的时候，亲戚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几年，我问同行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也说身边的人均不知规划署是做什么工作的。”
对香港发展规划发展了如指掌的潘国城慨叹，香港人不熟悉城市规划概念，再加上近年来为皇后码头的清拆问题而出现的“保育”声音，均令当局重新发展城市时面对更大的压力及困难。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教授曾渊沧也指出，全世界的反对派都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城市、社会在经济上欣欣向荣，因为经济越好，自己就越没有机会取得权力；经济越好，支持政府的选民就越多。外国如此，香港也如此。因此，“反对派会倾力阻碍十大建设。此外，一些打着环保旗帜的人也会跳出来反对，他们会说基建影响环保。那些极端的保育人士也会反对，说基建可能破坏保育。总之，香港永无建设最好。”
《东方日报》专栏作家史进在去年10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担心，曾荫权为了个人政绩，必定不惜劳民伤财，争取在五年任期内尽可能推动上马。
文章引述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说，十大建设将耗资2500亿港元只是初步估计数字，也就是将来的实际数字肯定不止此数。“犹记得，曾荫权担任九七前后港府的财爷时，接任时政府财政储备高达四五千亿元，但交给接手的梁锦松时，只剩下2000亿元左右，不足政府一年的开支！现在港府的财政储备约4000亿元，在煲呔的十大建设和其他挥霍下，五年后可能只剩1000亿，不足政府半年开支，到时怎么办？”
不过，香港政界人士分析，十大基建之中最难实施的相信是与中国大陆合作的部分。十大基建可归纳为四个范畴，就是香港内部的交通基建、与广东合作的跨境基建、兴建都市新发展区以及建设文娱及旅游设施。其中四项涉及衔接中国大陆的跨界建设，需要与广东有关单位进一步磋商和规划。
香港一名政界人士说：“按照目前情况来看，港珠澳大桥、港深空港合作和港深共同开发河套区三个项目，双方拖了很多年。曾荫权提出的四大跨境基建，似乎只有广深港高速铁路有望开通，因为粤方确有需要。其他三项很大可能在他任内成为空中楼阁。”
台湾已故总统蒋经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主政后，提出“十大建设”计划，这个基础建设工程后来被视为是带领台湾经济转型，以及冲破石油危机的关键力量。
由于当时台湾许多公共基本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不足，十大建设计划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建设自1974年起，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
十大建设分别是南北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中正国际机场、大钢铁厂（中国钢铁厂）、大造船厂（中国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核能发电厂，总投资达2580亿元新台币。
据东森新闻报报道，有如天文数字的建设经费由当年的财政部长李国鼎，亲自到沙地阿拉伯去借钱。
整个基础建设工程刺激了生产，增大了就业，改变了台湾以农业轻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提高了能源和原材料的自给水平，建立了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
据报道，刚开始有人对“十大建设”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提出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蒋经国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
● 戴庆成（香港通讯）
韩国总统大选，在野党选人李明博异军突起，凭借首尔市长任内复育清溪川所表现出的气魄，提出总经费150亿美元、总长度达540公里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以加速经济增长，结果在大选中囊括近半数选票赢得总统宝座。李明博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也因此被台湾报章喻为有如蒋经国时代的“十大建设”翻版。
2007年，香港也提出过类似“十大建设”的口号。
去年10月10日，刚连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首次宣布，将展开“十大基建”工程，以基建带动香港经济发展。
曾荫权所指的十大基建工程包括：一、南港岛线铁路；二、沙田至中环线铁路；三、屯门西绕道及屯门至赤腊角连接路；四、广深港高速铁路；五、港珠澳大桥；六、港深空港合作，建设两机场连接铁路；七、港深共同开发落马洲河套区；八、西九文化区；九、启德发展计划（包括建设邮轮码头）；十、发展新界北区。
曾荫权解释，回顾上世纪70及90年代，香港大型基建工程都对经济扮演重要角色，也创造工作职位与提高工资，并带来不少实质经济效益，但回归十年以来基建投资却不断减少，故他决定在五年任期内耗资逾2500亿港元（约460亿新元），展开十大基建工程，希望为香港经济创造每年超过1000亿港元（约 184亿新元）的增加值。
为了确保这个宏伟蓝图得以落实，曾荫权特委任两名爱将——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担大旗。
十大基建即将启动
较早前，郑汝桦率先宣布，港府将注资60亿港元（约11亿新元）协助地铁公司先建港岛线，而沙田至中环线铁路也有望于明年初落实。此举意味着十大基建工程即将启动。
与此同时，港府还积极与广东省政府协商，加快多个涉及两地的基建项目上马。其中，本月初，香港就与深圳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成立“港深机场合作联合专责小组”及“港深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就兴建接驳香港与深圳机场的铁路，以及港深共同发展边境河套区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了使十大基建中与广东省有关的项目能尽早推行，曾荫权甚至亲自出马。当中国官方宣布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南调，接替新任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而张德江或会调任中央后，曾荫权去年12月2日到北京述职后立即赶赴广州与张德江会晤，希望张德江离开广东前能运用影响力，促使广东省官员全力推动港珠澳大桥动工。
港府对十大基建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房地产建筑界看好十大基建效益
香港政坛人士普遍这么认为，“说穿了其实（十大）工程就是曾荫权的个人政绩。曾荫权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要香港人在五年后离任时记住他；由铁路、公路、跨境大桥、新市镇以至新郊野公园，都是在他的五年任期内一一落实，所以政府才会这么着急。”
事实上，对于这项香港自1990年代玫瑰园计划以来最大型的基建工程，香港社会尤其是房地产及建筑界都看好其效益。
瑞银亚洲房地产联席董事王震宇表示，虽然十个项目早前已略有所闻，但动工及启用时间没有定案，如今施政报告披露时间表，意义颇大。他相信，透过十大建设，可以打通香港对外“经脉”，有助促进人流及资金流。
摩根大通发表的报告也指出，十大基建能创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尤其改善建筑及运输业的就业情况，也有助加强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融合。
学者专业人士：十大基建工程存在变数
不过，在一些学者及专业人士眼中，十大基建工程能否成功还存在着许多变数。
担任香港规划署署长长达七年，现任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总裁的潘国城说：“几十年前我做规划署的时候，亲戚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几年，我问同行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也说身边的人均不知规划署是做什么工作的。”
对香港发展规划发展了如指掌的潘国城慨叹，香港人不熟悉城市规划概念，再加上近年来为皇后码头的清拆问题而出现的“保育”声音，均令当局重新发展城市时面对更大的压力及困难。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教授曾渊沧也指出，全世界的反对派都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城市、社会在经济上欣欣向荣，因为经济越好，自己就越没有机会取得权力；经济越好，支持政府的选民就越多。外国如此，香港也如此。因此，“反对派会倾力阻碍十大建设。此外，一些打着环保旗帜的人也会跳出来反对，他们会说基建影响环保。那些极端的保育人士也会反对，说基建可能破坏保育。总之，香港永无建设最好。”
《东方日报》专栏作家史进在去年10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担心，曾荫权为了个人政绩，必定不惜劳民伤财，争取在五年任期内尽可能推动上马。
文章引述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说，十大建设将耗资2500亿港元只是初步估计数字，也就是将来的实际数字肯定不止此数。“犹记得，曾荫权担任九七前后港府的财爷时，接任时政府财政储备高达四五千亿元，但交给接手的梁锦松时，只剩下2000亿元左右，不足政府一年的开支！现在港府的财政储备约4000亿元，在煲呔的十大建设和其他挥霍下，五年后可能只剩1000亿，不足政府半年开支，到时怎么办？”
政界：与大陆合作部分难实施
不过，香港政界人士分析，十大基建之中最难实施的相信是与中国大陆合作的部分。十大基建可归纳为四个范畴，就是香港内部的交通基建、与广东合作的跨境基建、兴建都市新发展区以及建设文娱及旅游设施。其中四项涉及衔接中国大陆的跨界建设，需要与广东有关单位进一步磋商和规划。
香港一名政界人士说：“按照目前情况来看，港珠澳大桥、港深空港合作和港深共同开发河套区三个项目，双方拖了很多年。曾荫权提出的四大跨境基建，似乎只有广深港高速铁路有望开通，因为粤方确有需要。其他三项很大可能在他任内成为空中楼阁。”
台湾经济转型靠十大建设
台湾已故总统蒋经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主政后，提出“十大建设”计划，这个基础建设工程后来被视为是带领台湾经济转型，以及冲破石油危机的关键力量。
由于当时台湾许多公共基本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不足，十大建设计划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建设自1974年起，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
十大建设分别是南北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中正国际机场、大钢铁厂（中国钢铁厂）、大造船厂（中国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核能发电厂，总投资达2580亿元新台币。
据东森新闻报报道，有如天文数字的建设经费由当年的财政部长李国鼎，亲自到沙地阿拉伯去借钱。
整个基础建设工程刺激了生产，增大了就业，改变了台湾以农业轻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提高了能源和原材料的自给水平，建立了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
据报道，刚开始有人对“十大建设”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提出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蒋经国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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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11, 2008
恒生银行"乌龙"事件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于晓娜 2008-1-11
H先生原本以每股0.19港元平均成本持有的90万股中海雷曼八零三B窝轮(代码:5741,下称"5741"),不仅不能如愿到期兑换成91.84万股中海外(0688.HK),反而一夜间可能缩水到9.16万股!
不仅如此,根据1月10日收盘价,5741的股价已经跌到0.061港元,比当时已经下挫67.9%。
乌龙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7年11月2日,H先生在其证券经纪(恒生银行网上银行)的即时信息里看到5741的行使价为19.514港元, 溢价5.9%,但兑换比率为0.98,即每0.98股该窝轮对应1股中海外正股。
以当日5741的收盘价0.295港元计算,若持有到期,每股中海外正股的认购成本约22.4港元。而当日,中海外(0688.HK)正股收盘价18.7港元。
" 当时5741并不是溢价最低的中海窝轮,有一个7750(中海花旗八零二认购窝轮,认购比例为10,即10股窝轮可兑换1股正股)的溢价是-1.18%。但是5741的杠杆比率却是所有中海窝轮里边最高的,相当吸引人。所以我当时就准备买5741。"H先生说。
随后几日,H先生全力出击5741。
根据H先生提供的交易记录,他在11月5日分别以0.305港元、0.29港元、0.23港元各买入10万股5741;11月13日,再以0.168港元买入30万股5741;11月20日,H先生又买入30万股5741,每股作价0.122港元。
其间,11月9日,H先生向恒生银行询问5741的交割及行使问题,得知若持有到期,则"最后现金交割价是由正股最后5个交易日的收市平均价来,减去行权价19.514港元,再把结果乘以1.018就是每股窝轮5741的价格"。
H先生认为,这意味着5741兑换正股的比率仍为0.98(即1/1.018)。
这原本是一件极为正常的投资。
"乌龙"的是,到了11月29日,等H先生再次登入其证券账户察看5741的行情时,却发现其兑换比率变成了9.82!
这意味着,需要9.82股5741才能兑换1股正股!换言之,H先生持有的90万股5741可以兑换的正股数量,从原来的91.84万股,瞬间缩水到9.16万股!
H先生立刻就此向恒生银行查询,得知该行的确曾在11月27日将5741窝轮的资料进行过修改,即将兑换比率从0.98变成了9.82,整整10倍的差距。
H先生试图向该行进行索赔,理由是其依赖进行交易的证券信息是从经纪商处得到,而且其也支付了相关费用,理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客户损失。
多轮协商之后,12月21日,恒生银行则以相关错误信息是由恒生银行的资料提供方提供,并且该行网站已经有相关免责声明为由,拒绝给与H先生任何赔偿。
恒生银行资料显示,该行的资料提供方有多家,包括:恒指服务有限公司、财华控股有限公司、经济通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道琼斯通讯社、麦格理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及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金管局介入
12月22日,恒生银行拒绝赔偿的次日,H先生向香港金管局进行投诉。
2008年1月2日,金管局在给H先生的回复中表示,会将该问题转至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会将处理结果回复H先生。
然而,金管局同时表示,"若投诉涉及审慎监管的问题,我们会按情况要求有关机构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但由于<银行业条例>的保密条文所限,我们不能向你透露我们向有关机构采取的任何监管行动。"
金管局同时强调,"金管局并无权力就认可机构与客户之间的纠纷做出仲裁,亦无需指令认可机构做出赔偿。"
截至1月10日,H先生并未接到金管局的回复。
消息人士透露,香港金管局已经就相关问题询问过恒生银行,但并未获知处理结果。
免责声明
该事件反映的问题在于,对恒生银行来说,其拒绝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该行网页登载"免责声明"。
本报记者发现,该"不承担责任声明"显示:"……资料供货商及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本行")尽力确保所提供数据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
此外,该声明还指出:"凡属数据供货商所提供并印有'Powered by'之数据,乃由本行在日常运作过程中再转送予阁下并只供参考之用。本行及其雇员、代理人并无对该等数据的内容进行设定、拣选、增补、修改或作其它方式的控制,及不会对数据的准确性负责或认可。"
问题是,包括恒生银行在内的证券经纪商,由于直接采用了某些资料提供商的信息,未加确认直接提供其客户,而客户根据某些错误信息做出了不合本意的投资决定,是否仅通过"免责声明"就可免除所有责任?
据上述消息人士透露,恒生银行内部已经就此事进行过认真讨论,该行内部负责投诉事宜的部门,认为在该事件中,恒生银行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月10日,恒生银行给本报的回复则称,"该案正交予有关部门跟进和处理,将会尽快将结果奉送。"
律师意见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如果经纪商可以通过免责条款而开脱所有责任的话,对投资者来说,是否公平?
对此,香港何耀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奇鹏律师在阅读了H先生提供的材料之后,对本报表示,其个人认为恒生银行的免责声明包罗范围相当广泛,应当已经包括了所有可能涉及的免责范围。
"免责条款在香港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从通常情况来看,投资者要在同意相关的免责条款之后才能使用其服务,这意味着投资者认可了这种合约关系",徐奇鹏表示。
" 问题在于,香港的法律是不看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的,只是看合约关系,只要合约双方达成了协议,即使不公平也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点跟内地是不同的",徐奇鹏指出,内地的<合同法>规定,显失公平的合约可能是无效的,而香港则是,"显失公平也未必无效,只要你签了字,一般都是有效的"。
并且,具体的情况是,在香港,一般的人跟银行签约,很多条文都是对银行比较有利的,对普通个人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无碍法律的执行。
徐奇鹏指出,一般的网站其实在登入的时候或者内部都登有免责声明,使用者看不看是自己的问题,但免责声明通常仍然有效。
" 比较特别的问题是,如果对投资意见提出免责声明通常是有效的,比如说只是说某只股票好坏、应该买多还是买少,这样的建议肯定是可以免责的,因为投资者有义务自己判断是否采纳,但现在这个信息属于完全失实,如果连一个基本的事实都错误的话,应该是有人要承担责任的。"徐奇鹏表示。
他指出,H先生应该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争取得到利益保障,金管局并没有权力要求银行赔偿客户。
"有一点有问题,有些大的律师楼可能不愿意做,因为很多律师楼的业务都是从银行来的,他们不太会愿意因为一个客户而向银行追讨,不愿意得罪银行。"有业内人士表示。
H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投资窝轮就遭遇滑铁卢。
H先生原本以每股0.19港元平均成本持有的90万股中海雷曼八零三B窝轮(代码:5741,下称"5741"),不仅不能如愿到期兑换成91.84万股中海外(0688.HK),反而一夜间可能缩水到9.16万股!
不仅如此,根据1月10日收盘价,5741的股价已经跌到0.061港元,比当时已经下挫67.9%。
乌龙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7年11月2日,H先生在其证券经纪(恒生银行网上银行)的即时信息里看到5741的行使价为19.514港元, 溢价5.9%,但兑换比率为0.98,即每0.98股该窝轮对应1股中海外正股。
以当日5741的收盘价0.295港元计算,若持有到期,每股中海外正股的认购成本约22.4港元。而当日,中海外(0688.HK)正股收盘价18.7港元。
" 当时5741并不是溢价最低的中海窝轮,有一个7750(中海花旗八零二认购窝轮,认购比例为10,即10股窝轮可兑换1股正股)的溢价是-1.18%。但是5741的杠杆比率却是所有中海窝轮里边最高的,相当吸引人。所以我当时就准备买5741。"H先生说。
随后几日,H先生全力出击5741。
根据H先生提供的交易记录,他在11月5日分别以0.305港元、0.29港元、0.23港元各买入10万股5741;11月13日,再以0.168港元买入30万股5741;11月20日,H先生又买入30万股5741,每股作价0.122港元。
其间,11月9日,H先生向恒生银行询问5741的交割及行使问题,得知若持有到期,则"最后现金交割价是由正股最后5个交易日的收市平均价来,减去行权价19.514港元,再把结果乘以1.018就是每股窝轮5741的价格"。
H先生认为,这意味着5741兑换正股的比率仍为0.98(即1/1.018)。
这原本是一件极为正常的投资。
"乌龙"的是,到了11月29日,等H先生再次登入其证券账户察看5741的行情时,却发现其兑换比率变成了9.82!
这意味着,需要9.82股5741才能兑换1股正股!换言之,H先生持有的90万股5741可以兑换的正股数量,从原来的91.84万股,瞬间缩水到9.16万股!
H先生立刻就此向恒生银行查询,得知该行的确曾在11月27日将5741窝轮的资料进行过修改,即将兑换比率从0.98变成了9.82,整整10倍的差距。
H先生试图向该行进行索赔,理由是其依赖进行交易的证券信息是从经纪商处得到,而且其也支付了相关费用,理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客户损失。
多轮协商之后,12月21日,恒生银行则以相关错误信息是由恒生银行的资料提供方提供,并且该行网站已经有相关免责声明为由,拒绝给与H先生任何赔偿。
恒生银行资料显示,该行的资料提供方有多家,包括:恒指服务有限公司、财华控股有限公司、经济通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道琼斯通讯社、麦格理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及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金管局介入
12月22日,恒生银行拒绝赔偿的次日,H先生向香港金管局进行投诉。
2008年1月2日,金管局在给H先生的回复中表示,会将该问题转至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会将处理结果回复H先生。
然而,金管局同时表示,"若投诉涉及审慎监管的问题,我们会按情况要求有关机构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但由于<银行业条例>的保密条文所限,我们不能向你透露我们向有关机构采取的任何监管行动。"
金管局同时强调,"金管局并无权力就认可机构与客户之间的纠纷做出仲裁,亦无需指令认可机构做出赔偿。"
截至1月10日,H先生并未接到金管局的回复。
消息人士透露,香港金管局已经就相关问题询问过恒生银行,但并未获知处理结果。
免责声明
该事件反映的问题在于,对恒生银行来说,其拒绝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该行网页登载"免责声明"。
本报记者发现,该"不承担责任声明"显示:"……资料供货商及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本行")尽力确保所提供数据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
此外,该声明还指出:"凡属数据供货商所提供并印有'Powered by'之数据,乃由本行在日常运作过程中再转送予阁下并只供参考之用。本行及其雇员、代理人并无对该等数据的内容进行设定、拣选、增补、修改或作其它方式的控制,及不会对数据的准确性负责或认可。"
问题是,包括恒生银行在内的证券经纪商,由于直接采用了某些资料提供商的信息,未加确认直接提供其客户,而客户根据某些错误信息做出了不合本意的投资决定,是否仅通过"免责声明"就可免除所有责任?
据上述消息人士透露,恒生银行内部已经就此事进行过认真讨论,该行内部负责投诉事宜的部门,认为在该事件中,恒生银行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月10日,恒生银行给本报的回复则称,"该案正交予有关部门跟进和处理,将会尽快将结果奉送。"
律师意见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如果经纪商可以通过免责条款而开脱所有责任的话,对投资者来说,是否公平?
对此,香港何耀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奇鹏律师在阅读了H先生提供的材料之后,对本报表示,其个人认为恒生银行的免责声明包罗范围相当广泛,应当已经包括了所有可能涉及的免责范围。
"免责条款在香港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从通常情况来看,投资者要在同意相关的免责条款之后才能使用其服务,这意味着投资者认可了这种合约关系",徐奇鹏表示。
" 问题在于,香港的法律是不看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的,只是看合约关系,只要合约双方达成了协议,即使不公平也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点跟内地是不同的",徐奇鹏指出,内地的<合同法>规定,显失公平的合约可能是无效的,而香港则是,"显失公平也未必无效,只要你签了字,一般都是有效的"。
并且,具体的情况是,在香港,一般的人跟银行签约,很多条文都是对银行比较有利的,对普通个人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无碍法律的执行。
徐奇鹏指出,一般的网站其实在登入的时候或者内部都登有免责声明,使用者看不看是自己的问题,但免责声明通常仍然有效。
" 比较特别的问题是,如果对投资意见提出免责声明通常是有效的,比如说只是说某只股票好坏、应该买多还是买少,这样的建议肯定是可以免责的,因为投资者有义务自己判断是否采纳,但现在这个信息属于完全失实,如果连一个基本的事实都错误的话,应该是有人要承担责任的。"徐奇鹏表示。
他指出,H先生应该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争取得到利益保障,金管局并没有权力要求银行赔偿客户。
"有一点有问题,有些大的律师楼可能不愿意做,因为很多律师楼的业务都是从银行来的,他们不太会愿意因为一个客户而向银行追讨,不愿意得罪银行。"有业内人士表示。
Labels: Hang Seng, Hong Kong, stock
¶ 4:51 PM 0 comments
Tuesday, January 08, 2008
Canada investment rules not aimed at China: minister
Tue Jan 8, 2008, Reuters Canada
Industry Minister Jim Prentice late last year announced new guidelines to review takeovers of Canadian companies by foreign state-owned investors, and many speculated the move was aimed primarily at China, which has accumulated massive reserves that it is anxious to invest around the globe.
Emerson said the issue had come up in his talks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Chen Deming.
"I communicated to him that Canada is anxious to have Chinese investments in Canada, including investments of the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Emerson said, referring to China's sovereign wealth fund.
"The guidelines that Minister Prentice would be using in reviewing corporate buyouts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designed not to discourage acquisitions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to ensure that when those companies acquire Canadian companies that they have governance systems and transparency arrangements in place and that they are operating as an economic, commercial corporation not as a political arm," he said.
Emerson pressed Chinese official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designating Canada as an approved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tourists, saying failure to do so appeared to be unfair discrimination.
"We really have got to the point where we really have to move it along in a meaningful way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frame or we will really have no choice but to explore the WTO option," he said.
Chinese tourists are allowed to travel to over 100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at puts Canada at a huge disadvantage for attracting tourism dollars and could do "economic damage," Emerson said.
Many believe that Canada's outspoken criticism of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could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China's delays, but Emerson declined to speculate on the reasons.
"Sure we're hearing people express concern that there may be some atmospheric frictions out there that they're a little bit concerned about it but (the Chinese) are wanting to move on," he said.
(Reporting by Louise Egan; editing by Janet Guttsman) ¶ 2:05 PM 0 comments
OTTAWA (Reuters) - Canada'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guidelines, which contain tougher criteria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o not target China's sovereign wealth fund, Trade Minister David Emerson said on Tuesday.
Emerson, speaking to reporters via teleconference from Beijing, also said Canada will consider taking action against China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f China does not approve Canada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soon.
Industry Minister Jim Prentice late last year announced new guidelines to review takeovers of Canadian companies by foreign state-owned investors, and many speculated the move was aimed primarily at China, which has accumulated massive reserves that it is anxious to invest around the globe.
Emerson said the issue had come up in his talks with his Chinese counterpart, Chen Deming.
"I communicated to him that Canada is anxious to have Chinese investments in Canada, including investments of the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Emerson said, referring to China's sovereign wealth fund.
"The guidelines that Minister Prentice would be using in reviewing corporate buyouts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designed not to discourage acquisitions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to ensure that when those companies acquire Canadian companies that they have governance systems and transparency arrangements in place and that they are operating as an economic, commercial corporation not as a political arm," he said.
Emerson pressed Chinese official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designating Canada as an approved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tourists, saying failure to do so appeared to be unfair discrimination.
"We really have got to the point where we really have to move it along in a meaningful way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frame or we will really have no choice but to explore the WTO option," he said.
Chinese tourists are allowed to travel to over 100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at puts Canada at a huge disadvantage for attracting tourism dollars and could do "economic damage," Emerson said.
Many believe that Canada's outspoken criticism of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could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China's delays, but Emerson declined to speculate on the reasons.
"Sure we're hearing people express concern that there may be some atmospheric frictions out there that they're a little bit concerned about it but (the Chinese) are wanting to move on," he said.
(Reporting by Louise Egan; editing by Janet Guttsman) ¶ 2:05 PM 0 comments
Canada hopeful tourism deal with China possible but keeps WTO action in hand
The Canadian Press, 8 Jan, 2008
BEIJING - International Trade Minister David Emerson says he's hopeful negotiations for a tourism agreement with China can be re-started quickly, but Canada is prepared to take the issue befor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f that doesn't happen soon.
Speaking to reporters from Beijing, the trade minister blamed China for the lack of progress in talks which began three years ago.
In the meantime, China has negotiated an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 as it has with about 130 other countries - which Emerson says is placing Canadian touris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We don't want to have to go to the WTO, but if we can't resolve it through negotiations we'll have to do that," he said in a conference call.
"Much of the tourism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rmally include a portion of it to Canada, and not to have an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for Canada really does become a discriminatory policy."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would allow the Canadian tourism industry to actively market in China while allowing Chinese travel agents to promote their travel packages in Canada. China agreed in 2005 to begin talks on the issue.
China's reluctance to offer Canada the same arrangement as most countries is believed to be based on Ottawa's refusal to deport refugee claimant Lai Changxing, who is wanted in China on smuggling charges.
Emerson said he has not been specifically told the reason for the impasse, adding he did not want to speculate.
The minister, however, said the two countries were much closer to signing a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reement (FIPA), saying talks on a pact that would protect investments were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 2:00 PM 0 comments
BEIJING - International Trade Minister David Emerson says he's hopeful negotiations for a tourism agreement with China can be re-started quickly, but Canada is prepared to take the issue befor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f that doesn't happen soon.
Speaking to reporters from Beijing, the trade minister blamed China for the lack of progress in talks which began three years ago.
In the meantime, China has negotiated an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 as it has with about 130 other countries - which Emerson says is placing Canadian tourism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We don't want to have to go to the WTO, but if we can't resolve it through negotiations we'll have to do that," he said in a conference call.
"Much of the tourism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rmally include a portion of it to Canada, and not to have an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for Canada really does become a discriminatory policy."
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would allow the Canadian tourism industry to actively market in China while allowing Chinese travel agents to promote their travel packages in Canada. China agreed in 2005 to begin talks on the issue.
China's reluctance to offer Canada the same arrangement as most countries is believed to be based on Ottawa's refusal to deport refugee claimant Lai Changxing, who is wanted in China on smuggling charges.
Emerson said he has not been specifically told the reason for the impasse, adding he did not want to speculate.
The minister, however, said the two countries were much closer to signing a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reement (FIPA), saying talks on a pact that would protect investments were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 2:00 PM 0 comments
未得旅游“蛋糕”加拿大指中国歧视
BBC 2008年01月08日
 中国已成为加拿大第五大客源地 |
加拿大周二（8日）警告中国，如果不把她列为中国旅客旅游目的地国的话，就会诉诸世界贸易组织。
上个月，美国正式成为中国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
目前正在北京访问的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艾民信指责中国官员"歧视"。
他说："已经进行了三年没有成果的谈判，如果不在短期内取得突破的话，我们可能会别无选择地诉诸世贸组织。"
艾民信拒绝猜测北京迟迟不把加拿大列为旅游目的国的原因。
有分析认为，这可能跟加拿大当局经常批评北京的人权纪录有关，而加拿大总理早期又高调会晤了达赖喇嘛。
错失商机
加拿大官方预计，一旦开放中国人到加拿大旅游，每年至少会有100万中国人前往加拿大，为加拿大带来至少2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10月数据显示，到加拿大旅游的外国人数不断减少。
人民网引述分析人士指出，这显然与加元对美元汇率一年来的持续升值有关。
加拿大旅游部门认为，鉴于目前加拿大的旅游业已处境困难，加拿大联邦政府需要开发其他的旅游市场，而中国应该是一个最有潜力的市场。
加拿大旅游部门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目前在加拿大旅行时的人均消费约为3500加币（相当于约25620元人民币）。
旅游部表示，中国已成为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之后，加拿大第五大客源地，预测在此基础上未来还将有20%的增长。
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大旅游出境国，出境人数将超过1亿人次。
¶ 1:58 PM 0 comments
Canada Is `Anxious' to Have Investment From China, Emerson Says
Bloomberg, January 8, 2008
By Theophilos Argitis
Jan. 8 (Bloomberg) -- Canadian Trade Minister David Emerson said he's trying to assure officials in China that the country remains a welcome investor, after Canada last month placed new limits on takeovers by foreign state-run firms.
Emerson, 62, said he told Chinese Commerce Minister Chen Deming during a meeting today in Beijing that the rules target non-commercial investments meant to advance ``political'' motives. Canada would welcome investment from China Investment Corp., the nation's $200 billion sovereign wealth fund, Emerson said in a conference call with reporters.
``I communicated to him that Canada is anxious to have Chinese investments in Canada, including investments by the China Investment Corp.,'' said Emerson, who is on a five-day tour of China, Hong Kong and Mongolia to promote trade links.
Relations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soured after Prime Minister Stephen Harper's Conservative Party government was elected two years ago. Harper has criticized the Asian nation's human-rights record, and in December Canada outlined new foreign-investment rules that analysts say may limit investments in Canada by Chinese state-run firms and funds.
When Harper met with the Dalai Lama in October, China warned the move would have a ``grave'' impact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so, China has been reluctant to give Canada so-called ``approved-destination status,'' which would allow Chinese and foreign travel agencies to promote and package group tours to Canada.
WTO Threat
Emerson warned the government may file a complaint wit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f China doesn't restart talks to ease the marketing restrictions.
``We have to move it along in a meaningful way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frame or we will really have no choice but to explore the WTO option,'' Emerson said.
Still, political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shouldn't undermine business ties, he said.
``Our general approach on thes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ssues is to operate on two tracks,'' Emerson said. ``We do not think that has to necessarily get in the way of carrying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investment dea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he said, adding that China's Chen also provided very ``encouraging signals'' on the travel dispute.
To contact the reporter on this story: Theophilos Argitis in Ottawa at targitis@bloomberg.net. ¶ 1:55 PM 0 comments
By Theophilos Argitis
Jan. 8 (Bloomberg) -- Canadian Trade Minister David Emerson said he's trying to assure officials in China that the country remains a welcome investor, after Canada last month placed new limits on takeovers by foreign state-run firms.
Emerson, 62, said he told Chinese Commerce Minister Chen Deming during a meeting today in Beijing that the rules target non-commercial investments meant to advance ``political'' motives. Canada would welcome investment from China Investment Corp., the nation's $200 billion sovereign wealth fund, Emerson said in a conference call with reporters.
``I communicated to him that Canada is anxious to have Chinese investments in Canada, including investments by the China Investment Corp.,'' said Emerson, who is on a five-day tour of China, Hong Kong and Mongolia to promote trade links.
Relations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soured after Prime Minister Stephen Harper's Conservative Party government was elected two years ago. Harper has criticized the Asian nation's human-rights record, and in December Canada outlined new foreign-investment rules that analysts say may limit investments in Canada by Chinese state-run firms and funds.
When Harper met with the Dalai Lama in October, China warned the move would have a ``grave'' impact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so, China has been reluctant to give Canada so-called ``approved-destination status,'' which would allow Chinese and foreign travel agencies to promote and package group tours to Canada.
WTO Threat
Emerson warned the government may file a complaint wit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f China doesn't restart talks to ease the marketing restrictions.
``We have to move it along in a meaningful way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frame or we will really have no choice but to explore the WTO option,'' Emerson said.
Still, political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shouldn't undermine business ties, he said.
``Our general approach on thes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ssues is to operate on two tracks,'' Emerson said. ``We do not think that has to necessarily get in the way of carrying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 investment dea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he said, adding that China's Chen also provided very ``encouraging signals'' on the travel dispute.
To contact the reporter on this story: Theophilos Argitis in Ottawa at targitis@bloomberg.net. ¶ 1:55 PM 0 comments
法国将支持欧盟扩张
英国《金融时报》本•霍尔(Ben Hall)巴黎报道
2008年1月8日 星期二
法国欧洲事务部部长让-皮埃尔•茹耶(Jean-Pierre Jouyet)表示，法国将拥护欧盟(EU)进一步扩充，这一态度转变有可能放宽对新成员国加入欧盟的限制。
茹耶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现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领导下的法国政府，已经摒弃了长期以来对欧盟扩充所持的怀疑态度，该国目前认为，扩充将增强欧盟在国际上的力量。
茹耶表示，自法国选民于2005年在一次全民公决中否决欧盟宪法以来，法国政府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过，法国政府在欧盟扩张的范围上设定了限制。萨科齐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法国希望优先处理的事务包括提高欧盟在防务、安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作用、在全欧盟范围内达成一项移民和平等对待外国人的协定，以及在信贷紧缩后的金融市场推出新监管规定。
茹耶承认，英国议会可能难以批准为欧盟设定新规则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但他警告称，如果英国未能批准该条约，那么就不要指望在保持其在欧盟决策中核心地位的同时，议定更为有利的入盟条款。
译者/何黎 ¶ 10:23 AM 0 comments
2008年1月8日 星期二
法国欧洲事务部部长让-皮埃尔•茹耶(Jean-Pierre Jouyet)表示，法国将拥护欧盟(EU)进一步扩充，这一态度转变有可能放宽对新成员国加入欧盟的限制。
茹耶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现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领导下的法国政府，已经摒弃了长期以来对欧盟扩充所持的怀疑态度，该国目前认为，扩充将增强欧盟在国际上的力量。
茹耶表示，自法国选民于2005年在一次全民公决中否决欧盟宪法以来，法国政府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过，法国政府在欧盟扩张的范围上设定了限制。萨科齐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
法国希望优先处理的事务包括提高欧盟在防务、安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作用、在全欧盟范围内达成一项移民和平等对待外国人的协定，以及在信贷紧缩后的金融市场推出新监管规定。
茹耶承认，英国议会可能难以批准为欧盟设定新规则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但他警告称，如果英国未能批准该条约，那么就不要指望在保持其在欧盟决策中核心地位的同时，议定更为有利的入盟条款。
译者/何黎 ¶ 10:23 AM 0 comments
Japan's new rich party like it's 1989
By Sophie Hardach
Sat Jan 5, 2008, REUTERS
TOKYO (Reuters) - They customize the headrests of their Rolls-Royces with "Harry Potter writing," sip martinis poured over diamonds and buy $130,000 watches on a whim.
Meet Japan's big spenders.
On a Wednesday night, carefully coiffed women in fur coats slide into a rooftop bar in Ginza, Tokyo's most exclusive shopping district. Ten floors below, the streets resound with the angry growl of a Ferrari stuck in a traffic jam.
In this setting reminiscent of the booming 1980s, it seems hard to believe that Japan is suffering from weak consumer spending.
Despite a sluggish economy, tepid retail sales and a weak yen, demand for super-luxury goods and services is up, thanks to a small, growing class of new rich -- the winners of Japan's economic reforms.
In a society that used to value equality and modesty, these entrepreneurs and executives in se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e like to flaunt their wealth.
"People have a view of the Japanese as quite conformist," said Matthew Bennett, general manager of Rolls-Royce Motor Cars in Japan. "But the number of people asking us to do something we've never seen before is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Japanese clients frequently arrive with bits of cloth or magazine photos, asking for a custom-made Rolls-Royce, he said. One ordered a two-tone car in light grey and tomato red, a previously unseen color combination that added more than $20,000 to the retail price of about $390,000. Another had his Rolls-Royce fitted with a refrigerator and television, bringing the price up to about $550,000. Yet another asked for his initials to be put on the headrests in Gothic script -- or, as he put it, "Harry Potter writing" -- an extra $5,000.
Rolls-Royce's bespoke services for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clients centre around armored cars. Chinese color requests all tend to be for auspicious red and gold. But in Japan, Bennett said, the wealthy stand out with personal and often quirky ideas.
"It's a very rich market for us," he concluded.
It is also a rich market for fast cars. Maserati sales were up 21 percent in January to November 2007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Ferrari sales grew 11 percent in that period, Porsche 15 percent. Meanwhile, cars for the once so mighty middle class are selling badly. Toyota sales fell 17 percent in the same period, Volkswagen sales 6 percent and Mercedes sales 7 percent.
FASHION RIFT
In the fashion world, extremely expensive brands such as Bottega Veneta, whose cheapest handbag sells for $1,500 on Tokyo's glitzy Omotesando shopping mile, are doing better than Gucci or Louis Vuitton, the traditional favorites of the Japanese luxury shopper, whose handbag prices start at $600 to $900.
"There's a sort of polarization," notes Claudia D'Arpizio, a partner at consultancy Bain & Co, in a phone conversation from Italy, where she is based. She points out that Bottega Veneta has been shifting its collection in Japan towards more expensive items due to high-end demand. Louis Vuitton, on the other hand, launched lower-priced models in Japan last year to fish around for new customers.
The spending habits reflect a deepening economic divide.
Japan, long known for its safe and stable corporate culture, introduced performance-based wages and stock options and made it easier to hire and fire temporary workers to boost competitiveness after the 1990s economic slump. This has produced a new business elite as well as a growing number of poor and unskilled temporary workers.
For luxury goods makers, the new rich are an appetizing prospect.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Japan holding more than $1 million in financial assets grew 5.1 percent in 2006 to some 1.5 million, about three times as many as in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put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 Capgemini/Merrill Lynch World Wealth Report.
In 2007, Japan saw an avalanche of products for the very wealthy: a volcanic body scrub and massage at the new Armani tower in Ginza for up to $600; a $130,000-a-night Christmas suite with a bejewelled tree in the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a $47 set of tissues in a Swarovski crystal-studded box. The Ritz-Carlton in Tokyo launched a $15,000 martini with a diamond.
"That's ridiculous," said a 45-year-old business owner and one of Japan's newly wealthy.
"Those people hanging around Ginza, they are just showing off," he said, relaxing in his sleek Tokyo office in jeans and a white shirt. "If someone has it, other people want it. That's Japanese. The group mentality."
The business owner was willing to talk about his spending habits only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for fear of drawing unwanted attention, and declined to say how much he was worth.
He is onto his fourth Jaguar and just bought a $130,000 Francois-Paul Journe to add to his growing watch collection. He once bid in an auction for woodblock prints by Hiroshige, a 19th century Japanese printmaker, during a flight from Frankfurt to Cairo. The line kept breaking up, but he still came away with 15 prints.
PRESTIGE
Finding out what exactly such top spenders want and marketing it effectively can be tricky.
Versace has tried to position itself globally as a super-exclusive brand by selling custom services such as interiors for private jets. But in Japan it lacks prestige, possibly because it does not have a flagship store in the Ginza district. The Italian fashion house's financial troubles have prevented it from investing in marketing and retail in a city that is suddenly seeing an influx of money from European brand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Armani, Gucci, and Bulgari have all opened retail towers in Ginza, which feels like a live, super-scale commercial for luxury goods. Chanel, Louis Vuitton, Hermes, and many others are already there, with adverts and brand names splashed across 10 storeys. Facades sparkle with projections of snowflakes or bamboo, vying for the attention of Japanese shoppers. The weak yen also means it is a good time for upmarket brands -- flush with cash from a global luxury boom -- to secure a place there.
Bulgari, the Italian jeweler, invested heavily in Japan last year, opening a flagship store in Omotesando as well as Ginza.
Francesco Trapani, Bulgari's chief executive,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from Italy that Japanese demand for jewelry in the higher price segments -- which he defined as 25,000 euros to 70,000 euros, or $37,000 to $100,000 -- has been particularly strong.
"In Japan, ther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ore expensive, more sophisticated products, be it watches, jewelry, or accessories," Trapani said.
The new Bulgari restaurant on top of the flagship store in Ginza is packed on a weekday. "Luxury clients want to be entertained," Trapani added. "A retail space shouldn't just be a sales point, it has to be fun and exciting and underline the prestige of the brand they're about to buy."
The Japanese businessman with a weakness for watches and woodblock prints is already tiring of the shopping bonanza.
He finds there are fewer and fewer things he wants. He likes to visit museums rather than own artwork, except for a few lithographs by Salvador Dali and Pablo Picasso.
"The process of getting it, or just before getting it, is interesting. Keeping it is not so interesting," he concludes.
Lately, he has developed a liking for tea ceremony. Three of his wealthy friends now regularly practice the ancient, complex ritual. "Before, Japanese used to enjoy this kind of luxury, he says of the ceremony. "It's a kind of invisible beauty."
(Reporting by Sophie Hardach; Editing by Eddie Evans)
Sat Jan 5, 2008, REUTERS
Meet Japan's big spenders.
On a Wednesday night, carefully coiffed women in fur coats slide into a rooftop bar in Ginza, Tokyo's most exclusive shopping district. Ten floors below, the streets resound with the angry growl of a Ferrari stuck in a traffic jam.
In this setting reminiscent of the booming 1980s, it seems hard to believe that Japan is suffering from weak consumer spending.
Despite a sluggish economy, tepid retail sales and a weak yen, demand for super-luxury goods and services is up, thanks to a small, growing class of new rich -- the winners of Japan's economic reforms.
In a society that used to value equality and modesty, these entrepreneurs and executives in se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e like to flaunt their wealth.
"People have a view of the Japanese as quite conformist," said Matthew Bennett, general manager of Rolls-Royce Motor Cars in Japan. "But the number of people asking us to do something we've never seen before is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Japanese clients frequently arrive with bits of cloth or magazine photos, asking for a custom-made Rolls-Royce, he said. One ordered a two-tone car in light grey and tomato red, a previously unseen color combination that added more than $20,000 to the retail price of about $390,000. Another had his Rolls-Royce fitted with a refrigerator and television, bringing the price up to about $550,000. Yet another asked for his initials to be put on the headrests in Gothic script -- or, as he put it, "Harry Potter writing" -- an extra $5,000.
Rolls-Royce's bespoke services for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clients centre around armored cars. Chinese color requests all tend to be for auspicious red and gold. But in Japan, Bennett said, the wealthy stand out with personal and often quirky ideas.
"It's a very rich market for us," he concluded.
It is also a rich market for fast cars. Maserati sales were up 21 percent in January to November 2007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Ferrari sales grew 11 percent in that period, Porsche 15 percent. Meanwhile, cars for the once so mighty middle class are selling badly. Toyota sales fell 17 percent in the same period, Volkswagen sales 6 percent and Mercedes sales 7 percent.
FASHION RIFT
In the fashion world, extremely expensive brands such as Bottega Veneta, whose cheapest handbag sells for $1,500 on Tokyo's glitzy Omotesando shopping mile, are doing better than Gucci or Louis Vuitton, the traditional favorites of the Japanese luxury shopper, whose handbag prices start at $600 to $900.
"There's a sort of polarization," notes Claudia D'Arpizio, a partner at consultancy Bain & Co, in a phone conversation from Italy, where she is based. She points out that Bottega Veneta has been shifting its collection in Japan towards more expensive items due to high-end demand. Louis Vuitton, on the other hand, launched lower-priced models in Japan last year to fish around for new customers.
The spending habits reflect a deepening economic divide.
Japan, long known for its safe and stable corporate culture, introduced performance-based wages and stock options and made it easier to hire and fire temporary workers to boost competitiveness after the 1990s economic slump. This has produced a new business elite as well as a growing number of poor and unskilled temporary workers.
For luxury goods makers, the new rich are an appetizing prospect.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Japan holding more than $1 million in financial assets grew 5.1 percent in 2006 to some 1.5 million, about three times as many as in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put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 Capgemini/Merrill Lynch World Wealth Report.
In 2007, Japan saw an avalanche of products for the very wealthy: a volcanic body scrub and massage at the new Armani tower in Ginza for up to $600; a $130,000-a-night Christmas suite with a bejewelled tree in the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a $47 set of tissues in a Swarovski crystal-studded box. The Ritz-Carlton in Tokyo launched a $15,000 martini with a diamond.
"That's ridiculous," said a 45-year-old business owner and one of Japan's newly wealthy.
"Those people hanging around Ginza, they are just showing off," he said, relaxing in his sleek Tokyo office in jeans and a white shirt. "If someone has it, other people want it. That's Japanese. The group mentality."
The business owner was willing to talk about his spending habits only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for fear of drawing unwanted attention, and declined to say how much he was worth.
He is onto his fourth Jaguar and just bought a $130,000 Francois-Paul Journe to add to his growing watch collection. He once bid in an auction for woodblock prints by Hiroshige, a 19th century Japanese printmaker, during a flight from Frankfurt to Cairo. The line kept breaking up, but he still came away with 15 pr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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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out what exactly such top spenders want and marketing it effectively can be tricky.
Versace has tried to position itself globally as a super-exclusive brand by selling custom services such as interiors for private jets. But in Japan it lacks prestige, possibly because it does not have a flagship store in the Ginza district. The Italian fashion house's financial troubles have prevented it from investing in marketing and retail in a city that is suddenly seeing an influx of money from European brand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Armani, Gucci, and Bulgari have all opened retail towers in Ginza, which feels like a live, super-scale commercial for luxury goods. Chanel, Louis Vuitton, Hermes, and many others are already there, with adverts and brand names splashed across 10 storeys. Facades sparkle with projections of snowflakes or bamboo, vying for the attention of Japanese shoppers. The weak yen also means it is a good time for upmarket brands -- flush with cash from a global luxury boom -- to secure a place there.
Bulgari, the Italian jeweler, invested heavily in Japan last year, opening a flagship store in Omotesando as well as Ginza.
Francesco Trapani, Bulgari's chief executive,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from Italy that Japanese demand for jewelry in the higher price segments -- which he defined as 25,000 euros to 70,000 euros, or $37,000 to $100,000 -- has been particularly strong.
"In Japan, ther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ore expensive, more sophisticated products, be it watches, jewelry, or accessories," Trapani said.
The new Bulgari restaurant on top of the flagship store in Ginza is packed on a weekday. "Luxury clients want to be entertained," Trapani added. "A retail space shouldn't just be a sales point, it has to be fun and exciting and underline the prestige of the brand they're about to buy."
The Japanese businessman with a weakness for watches and woodblock prints is already tiring of the shopping bonanza.
He finds there are fewer and fewer things he wants. He likes to visit museums rather than own artwork, except for a few lithographs by Salvador Dali and Pablo Picasso.
"The process of getting it, or just before getting it, is interesting. Keeping it is not so interesting," he concludes.
Lately, he has developed a liking for tea ceremony. Three of his wealthy friends now regularly practice the ancient, complex ritual. "Before, Japanese used to enjoy this kind of luxury, he says of the ceremony. "It's a kind of invisible beauty."
(Reporting by Sophie Hardach; Editing by Eddie Evans)
Label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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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富阶层生活奢靡 仿佛黄金80年代重现
2008年 1月 8日
http://cn.reuters.com/article/asiaNews/idCNChina-444120080108?sp=true
路透东京1月6日电（记者Sophie Hardach）---他们坐在自己的个性定制劳斯莱斯车里，微啜浸着鉆石的马提尼酒，心血来潮就会一掷13万美元购买名牌手表。
尽管经济不景气，零售疲软，日圆处于弱势，对超级奢侈品和服务的需求却在上涨，而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一小撮日本新富阶层，他们是日本经济改革的赢家。
日本传统上是一个公平和以谦虚为美德的国家，这些信息技术和金融等行业崛起的企业家和高管却喜欢炫耀财富。
“人们通常认为日本人墨守陈规，”日本劳斯莱斯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Matthew Bennett说道，“但在这里，提出各种空前古怪要求的客户数量却是最高的。”他表示，日本客户常常拿着布料和杂志图片前来，要求定制个性化的劳斯莱斯车。
一个客户要求定制浅灰和番茄红色两色的汽车，这种颜色组合的汽车以前从来没有制造过，造车成本增加了两万美元，零售价格达到了39万美元。另一个客户要求在他的汽车里配备冰箱和电视，结果将汽车价格推高至55万美元。还有一位则要求仿照“哈里・波特式”的哥特式字体将自己名字的缩写刻在汽车靠垫上，为此他要多花费5000美元。
在劳斯莱斯的个性化服务中，俄罗斯和中东客户大多要求做防弹车，中国客户多要求制造吉祥的红色和金色车。Bennett表示，他们在日本的巨富客户往往提出更个性化而怪诞的想法。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表示。
同时，日本的赛车市场也很巨大。玛莎拉蒂汽车2007年1月至11月的销售量较上年增长了21%，法拉利同期的销售增长乐11%，保时捷增长了15%。然而，那些针对中产阶级的汽车销售成绩却非常糟糕。丰田同期的销售量下降了17%，大众下降了6%，奔驰下滑了7%。
时尚强音
在时尚圈，极度昂贵的品牌，如Bottega Veneta，比起昔日血拼族的最爱--古奇(Gucci)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等普通奢侈品牌的业绩更为出色，後两者的手包价格一般从600-900美元起，Bottega Veneta最便宜的手包在东京富丽堂皇的Omotesando购物广场也要卖到1,500美元。
“（日本市场）出现了两极分化状况，”贝恩资本(Bain & Co)的合伙人Claudia D'Arpizio在意大利与记者进行电话交谈时表示。她指出，由于高端需求的旺盛，Bottega Veneta一直把更为昂贵的产品系列推往日本。而LV去年则在日本推出低价款式，以吸引新的客户。
消费习惯反映出日本经济状况分化加剧的事实。
长期来以工作安全、公司文化稳定而闻名的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济萧条後引进了业绩工资和股票期权等奖励措施，这样更便于雇佣或解雇临时雇员，以提升工作竞争氛围。这造就了经济新贵的诞生，也导致贫穷和无所长的临时工数目增多。
对奢侈品制造商而言，新富阶层是令人垂涎的目标客户群。据Capgemini/美林世界财富报告称，日本金融资产超100万美元的人士数量在2006年增长5.1%，达到约150万人，约相当于中国、台湾和香港总量的三倍。
日本在2007年见证了仅针对极富有人群的产品如雨後春笋般出现：银座新的阿玛尼(Armani)旗舰店内，温泉和按摩服务价格高达600美元；文华东方酒店提供13万美元一晚的圣诞豪华套间，内有鉆石装饰的圣诞树；施华洛世奇镶水晶盒子中的薄纸售价47美元。东京丽兹-卡尔顿酒店推出1.5万美元一瓶的镶鉆石马天尼酒。
“简直是荒唐，”一位45岁的企业主表示，他同样属日本新富阶层。
“那些人在银座流连，只是为了显摆，”他说，他身着牛仔裤和白衬衣，放松的坐在东京的办公室内。“有人有了某种东西，别人就跟风想得到。这就是日本人。从众意识。”
这家企业主只是在匿名条件下愿意谈论自己的消费习惯，担心招来不必要的关注，并拒绝透露自己有多少资产。
他坐在自己的第四辆“美洲虎”汽车上，最近刚买进一款13万美元的Francois-Paul Journe名表，让自己的收藏再添新秀。他曾在从法兰克福飞到开罗的旅程中，出价竞拍日本19世纪浮世绘名家安藤广重的一幅作品。通讯断断续续，但他最终仍拍下15幅作品。
尊贵感
要握住这些挥金似土者的脉搏，并有效地变成赚钱良机，确实颇费思量。
范思哲(Versace)曾试图通过销售定制服务，如私人飞机内饰等，定位成全球超奢侈品牌。但它在日本缺乏尊贵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银座区并没有旗舰店。这家意大利时尚品牌的财务状况不允许其在东京大规模展开营销和零售行动。东京正看到欧洲品牌的投资疯狂涌入。
在过去约一年间，阿玛尼、古奇和宝格丽 (Bulgari)都在银座开放零售旗舰店，当地感觉就像是奢侈品的鲜活、大规模商业广告。
香奈尔(Chanel)、LV、爱马仕(Hermes)和很多其他奢侈品牌已经进驻银座，10层的大厦到处闪烁着广告和品牌名字。日圆疲软，以及全球对奢侈品的需求高涨，也意味着对高端品牌而言在日本占据一席之地是个良机。
意大利珠宝商宝格丽去年斥重金在表参道和银座各开了一家旗舰店。宝格丽执行长Francesco Trapani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日本对高端珠宝的需求尤其强劲。高端珠宝定位于2.5万欧元至7万欧元间，或3.7万美元至10万美元间。
“在日本，更昂贵、更精致的产品，无论是手表、珠宝还是饰物，都有更好的市场，” Trapani说。
某个周末，Bulgari在银座旗舰店顶楼的新餐厅内人潮拥挤。“奢侈顾客希望舒适，”Trapani说。“零售场所不仅是卖东西的地方。那里还要有乐趣和刺激，彰显他们所要购买品牌的尊贵感。”
上面那位经不起名表和浮世绘诱惑的日本商人，表示自己已经对这种狂热血拼感到疲倦。
他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除了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少数作品外，他不喜欢拥有那些艺术品，而是更喜欢参观博物馆。
“有趣的是得到的过程，或者是就要得到的时刻。而拥有的过程却并没那麽有趣，”他总结道。
最近，他对茶道产生了兴趣。他的三个有钱的朋友现在常聚在一起练习这一古老而又复杂的艺术。“日本人曾经很喜欢这种奢侈的方式，它有一种看不见的美，”他在谈到茶道时表示。（完）
翻译：程芳∕王燕焜 发稿：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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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reuters.com/article/asiaNews/idCNChina-444120080108?sp=true
见识一下这些日本一掷千金的人吧。
一个周三的晚上，身穿裘皮大衣、精心修饰的女人们悄悄地走进银座一处楼顶酒吧，银座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楼下拥塞的街道上，传来法拉利赛车愤怒的轰鸣声。这一幕让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繁荣期的景象，难以相信日本现在正在经历消费购买力疲软的困境。
尽管经济不景气，零售疲软，日圆处于弱势，对超级奢侈品和服务的需求却在上涨，而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一小撮日本新富阶层，他们是日本经济改革的赢家。
日本传统上是一个公平和以谦虚为美德的国家，这些信息技术和金融等行业崛起的企业家和高管却喜欢炫耀财富。
“人们通常认为日本人墨守陈规，”日本劳斯莱斯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Matthew Bennett说道，“但在这里，提出各种空前古怪要求的客户数量却是最高的。”他表示，日本客户常常拿着布料和杂志图片前来，要求定制个性化的劳斯莱斯车。
一个客户要求定制浅灰和番茄红色两色的汽车，这种颜色组合的汽车以前从来没有制造过，造车成本增加了两万美元，零售价格达到了39万美元。另一个客户要求在他的汽车里配备冰箱和电视，结果将汽车价格推高至55万美元。还有一位则要求仿照“哈里・波特式”的哥特式字体将自己名字的缩写刻在汽车靠垫上，为此他要多花费5000美元。
在劳斯莱斯的个性化服务中，俄罗斯和中东客户大多要求做防弹车，中国客户多要求制造吉祥的红色和金色车。Bennett表示，他们在日本的巨富客户往往提出更个性化而怪诞的想法。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表示。
同时，日本的赛车市场也很巨大。玛莎拉蒂汽车2007年1月至11月的销售量较上年增长了21%，法拉利同期的销售增长乐11%，保时捷增长了15%。然而，那些针对中产阶级的汽车销售成绩却非常糟糕。丰田同期的销售量下降了17%，大众下降了6%，奔驰下滑了7%。
时尚强音
在时尚圈，极度昂贵的品牌，如Bottega Veneta，比起昔日血拼族的最爱--古奇(Gucci)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等普通奢侈品牌的业绩更为出色，後两者的手包价格一般从600-900美元起，Bottega Veneta最便宜的手包在东京富丽堂皇的Omotesando购物广场也要卖到1,500美元。
“（日本市场）出现了两极分化状况，”贝恩资本(Bain & Co)的合伙人Claudia D'Arpizio在意大利与记者进行电话交谈时表示。她指出，由于高端需求的旺盛，Bottega Veneta一直把更为昂贵的产品系列推往日本。而LV去年则在日本推出低价款式，以吸引新的客户。
消费习惯反映出日本经济状况分化加剧的事实。
长期来以工作安全、公司文化稳定而闻名的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济萧条後引进了业绩工资和股票期权等奖励措施，这样更便于雇佣或解雇临时雇员，以提升工作竞争氛围。这造就了经济新贵的诞生，也导致贫穷和无所长的临时工数目增多。
对奢侈品制造商而言，新富阶层是令人垂涎的目标客户群。据Capgemini/美林世界财富报告称，日本金融资产超100万美元的人士数量在2006年增长5.1%，达到约150万人，约相当于中国、台湾和香港总量的三倍。
日本在2007年见证了仅针对极富有人群的产品如雨後春笋般出现：银座新的阿玛尼(Armani)旗舰店内，温泉和按摩服务价格高达600美元；文华东方酒店提供13万美元一晚的圣诞豪华套间，内有鉆石装饰的圣诞树；施华洛世奇镶水晶盒子中的薄纸售价47美元。东京丽兹-卡尔顿酒店推出1.5万美元一瓶的镶鉆石马天尼酒。
“简直是荒唐，”一位45岁的企业主表示，他同样属日本新富阶层。
“那些人在银座流连，只是为了显摆，”他说，他身着牛仔裤和白衬衣，放松的坐在东京的办公室内。“有人有了某种东西，别人就跟风想得到。这就是日本人。从众意识。”
这家企业主只是在匿名条件下愿意谈论自己的消费习惯，担心招来不必要的关注，并拒绝透露自己有多少资产。
他坐在自己的第四辆“美洲虎”汽车上，最近刚买进一款13万美元的Francois-Paul Journe名表，让自己的收藏再添新秀。他曾在从法兰克福飞到开罗的旅程中，出价竞拍日本19世纪浮世绘名家安藤广重的一幅作品。通讯断断续续，但他最终仍拍下15幅作品。
尊贵感
要握住这些挥金似土者的脉搏，并有效地变成赚钱良机，确实颇费思量。
范思哲(Versace)曾试图通过销售定制服务，如私人飞机内饰等，定位成全球超奢侈品牌。但它在日本缺乏尊贵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银座区并没有旗舰店。这家意大利时尚品牌的财务状况不允许其在东京大规模展开营销和零售行动。东京正看到欧洲品牌的投资疯狂涌入。
在过去约一年间，阿玛尼、古奇和宝格丽 (Bulgari)都在银座开放零售旗舰店，当地感觉就像是奢侈品的鲜活、大规模商业广告。
香奈尔(Chanel)、LV、爱马仕(Hermes)和很多其他奢侈品牌已经进驻银座，10层的大厦到处闪烁着广告和品牌名字。日圆疲软，以及全球对奢侈品的需求高涨，也意味着对高端品牌而言在日本占据一席之地是个良机。
意大利珠宝商宝格丽去年斥重金在表参道和银座各开了一家旗舰店。宝格丽执行长Francesco Trapani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日本对高端珠宝的需求尤其强劲。高端珠宝定位于2.5万欧元至7万欧元间，或3.7万美元至10万美元间。
“在日本，更昂贵、更精致的产品，无论是手表、珠宝还是饰物，都有更好的市场，” Trapani说。
某个周末，Bulgari在银座旗舰店顶楼的新餐厅内人潮拥挤。“奢侈顾客希望舒适，”Trapani说。“零售场所不仅是卖东西的地方。那里还要有乐趣和刺激，彰显他们所要购买品牌的尊贵感。”
上面那位经不起名表和浮世绘诱惑的日本商人，表示自己已经对这种狂热血拼感到疲倦。
他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除了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少数作品外，他不喜欢拥有那些艺术品，而是更喜欢参观博物馆。
“有趣的是得到的过程，或者是就要得到的时刻。而拥有的过程却并没那麽有趣，”他总结道。
最近，他对茶道产生了兴趣。他的三个有钱的朋友现在常聚在一起练习这一古老而又复杂的艺术。“日本人曾经很喜欢这种奢侈的方式，它有一种看不见的美，”他在谈到茶道时表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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