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7, 2008
谁是中国最可怜的人？
知名文化学者刘再复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1月18日 星期五
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最先把“可怜”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
“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且介亭杂文二集》)
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一九八八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入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
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最字。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编排、任意驱使的人。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 •柏林(Issiah Berlin)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对斯大林来说，这还不够。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可以随意揉捏。柏林很善于用意像表述思想，他的狐狸型和刺猥型两种知识分子的划分几乎影响全球。而这一“面团”意象，则最准确地定义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怜的人（请参见《以赛亚•柏林对话录》第二次谈话 “现代政治的诞生”）。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不幸，我们的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可怜这位“先师”，一会儿被捧杀，一会儿被扼杀，一会儿被追杀。揉来捏去，翻手为神，覆手为妖。时而是圣人，时而是罪人；时而是真君子，时而是“巧伪人”；时而是文曲星，时而是“落水狗”；时而是“王者师”，时而是“丧家犬”。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那阵子，只能直呼其名称他为“孔丘”，其态度相当于对待鲁迅笔下的“阿Q”。声音相近，地位也差不多。跟着孔夫子倒霉的是<<论语>>与儒学，“半部就可治天下”的<<论语>>，也像面团，一会儿被揉捏成“经典”，一会而被揉捏成“秕糠”(毛泽东诗“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一会儿是“精神鸦片”，一会儿是“心灵鸡汤”。
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权力之门，功名之门，豪门，候门，宫廷门，都可以敲进去。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先前要当进士得靠他，现在要当战士也得靠他，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至于他的“徒子徒孙”，则必须反戈一击，把他作为“落水狗”痛打痛骂，划清界限，才得以自救。文革后期，孔夫子运交华盖，成了头号阶级敌人，与反党叛国集团头目林彪齐名。因为林彪引用过“克己复礼”的话，铁证如山，于是，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这回与五四不同，五四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写写文章，这次批孔则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动用了整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仅口诛笔伐，还给他踩上亿万只脚。请注意，不是一万只脚，而是亿万只脚。弄得史学家们也手忙脚乱，立即着手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通史》改为“以儒法斗争为纲”的通史新版。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翻开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页。
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 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被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古代的手段也没闲着，立庙、烧香、拜祭全都汹涌而至。这次重新摩登，差不多又是把孔子当面团，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这回则是棒上了天。揉捏时面团里放了不少发酵剂，于是格外膨胀，不仅《论语》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连“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也千真万确)，而且孔子也变成超苏格拉底、超耶稣的第一大圣，什么先进文化都在他身上，孔老先生成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大肚至饱先师。有此大圣在，还扯什么五四精神，什么德先生、赛先生，连圣诞节、元旦都是胡扯，都是有损于我大中华形象，应当用孟母节取代母亲节，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这回孔夫子除了当 “敲门砖”之外，还充当“挡箭牌”,起了掩盖“问题”的奇妙作用。有此挡箭牌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就该退避，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就该统统靠边站。
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棒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棒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崇尚苏格拉底的是他们，处死苏格拉底的也是他们。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或做敲门砖，或做万金油，或立孔庙与关帝庙并列，或办孔氏牛肉店与妓院同街，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心诚，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线常常分不清楚。当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吃法不同，有的是小吃，有的是大吃，有时是单个吃，有时是集体吃，有时是热炒吃，有时是泡汤吃。充当“心灵鸡汤”时，放点西洋文化参搀和，有些变味，尚有新鲜感，最怕是大规模集体炒作，让人又浮起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噩梦。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
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座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如果只给孔子戴高帽子，把他当作傀儡和稻草人，那还谈得上什么理解，还有什么好研究的？余英时先生说，对待孔子和儒家经典，应当冷读，不应热炒，便是应当坐下来以严肃冷静的态度，把孔子以及儒学当作一个丰富、复杂的巨大思想存在，充分尊重，认真研究。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
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2008年新春之际让我们祝他老人家好运和重新赢得思想家的尊严。
2008年1月8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１９８９年出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刘再复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１９８６年十大畅销书，曾获“金锁匙”奖。他的《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模式。他的学术著作还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人》、《放逐精神》以及和李泽厚先生合着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
2008年1月18日 星期五
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最先把“可怜”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
“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且介亭杂文二集》)
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一九八八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入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
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最字。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编排、任意驱使的人。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 •柏林(Issiah Berlin)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对斯大林来说，这还不够。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可以随意揉捏。柏林很善于用意像表述思想，他的狐狸型和刺猥型两种知识分子的划分几乎影响全球。而这一“面团”意象，则最准确地定义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怜的人（请参见《以赛亚•柏林对话录》第二次谈话 “现代政治的诞生”）。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不幸，我们的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可怜这位“先师”，一会儿被捧杀，一会儿被扼杀，一会儿被追杀。揉来捏去，翻手为神，覆手为妖。时而是圣人，时而是罪人；时而是真君子，时而是“巧伪人”；时而是文曲星，时而是“落水狗”；时而是“王者师”，时而是“丧家犬”。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那阵子，只能直呼其名称他为“孔丘”，其态度相当于对待鲁迅笔下的“阿Q”。声音相近，地位也差不多。跟着孔夫子倒霉的是<<论语>>与儒学，“半部就可治天下”的<<论语>>，也像面团，一会儿被揉捏成“经典”，一会而被揉捏成“秕糠”(毛泽东诗“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一会儿是“精神鸦片”，一会儿是“心灵鸡汤”。
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权力之门，功名之门，豪门，候门，宫廷门，都可以敲进去。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先前要当进士得靠他，现在要当战士也得靠他，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至于他的“徒子徒孙”，则必须反戈一击，把他作为“落水狗”痛打痛骂，划清界限，才得以自救。文革后期，孔夫子运交华盖，成了头号阶级敌人，与反党叛国集团头目林彪齐名。因为林彪引用过“克己复礼”的话，铁证如山，于是，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这回与五四不同，五四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写写文章，这次批孔则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动用了整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仅口诛笔伐，还给他踩上亿万只脚。请注意，不是一万只脚，而是亿万只脚。弄得史学家们也手忙脚乱，立即着手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通史》改为“以儒法斗争为纲”的通史新版。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翻开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页。
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 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被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古代的手段也没闲着，立庙、烧香、拜祭全都汹涌而至。这次重新摩登，差不多又是把孔子当面团，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这回则是棒上了天。揉捏时面团里放了不少发酵剂，于是格外膨胀，不仅《论语》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连“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也千真万确)，而且孔子也变成超苏格拉底、超耶稣的第一大圣，什么先进文化都在他身上，孔老先生成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大肚至饱先师。有此大圣在，还扯什么五四精神，什么德先生、赛先生，连圣诞节、元旦都是胡扯，都是有损于我大中华形象，应当用孟母节取代母亲节，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这回孔夫子除了当 “敲门砖”之外，还充当“挡箭牌”,起了掩盖“问题”的奇妙作用。有此挡箭牌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就该退避，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就该统统靠边站。
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棒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棒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崇尚苏格拉底的是他们，处死苏格拉底的也是他们。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或做敲门砖，或做万金油，或立孔庙与关帝庙并列，或办孔氏牛肉店与妓院同街，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心诚，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线常常分不清楚。当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吃法不同，有的是小吃，有的是大吃，有时是单个吃，有时是集体吃，有时是热炒吃，有时是泡汤吃。充当“心灵鸡汤”时，放点西洋文化参搀和，有些变味，尚有新鲜感，最怕是大规模集体炒作，让人又浮起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噩梦。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
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座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如果只给孔子戴高帽子，把他当作傀儡和稻草人，那还谈得上什么理解，还有什么好研究的？余英时先生说，对待孔子和儒家经典，应当冷读，不应热炒，便是应当坐下来以严肃冷静的态度，把孔子以及儒学当作一个丰富、复杂的巨大思想存在，充分尊重，认真研究。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
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2008年新春之际让我们祝他老人家好运和重新赢得思想家的尊严。
2008年1月8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１９８９年出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刘再复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１９８６年十大畅销书，曾获“金锁匙”奖。他的《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模式。他的学术著作还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人》、《放逐精神》以及和李泽厚先生合着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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