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陨落 黑领升起 - 杜君立 - 杜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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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万科地产甚至将其出版的系列图书命名为《白领》。白领是指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

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白领必定毕业于名牌大学，甚至是硕士、博士或海归，每天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西藏，留恋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国家地理》《名牌》《读书》杂志，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月光一族。

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白领大多只出现在一线城市。面对WTO的前夜，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一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雅皮士生活。绅士与淑女，是充满这些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标。《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傲慢与偏见》是他们的必读书。爱情、教养、文化、艺术、体验、精神贵族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

曾经的白领已经老去，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离婚的离婚。当孕育白领的贸易、广告、房地产、IT和制造业风吹雨打流水落花，脆弱的白领蓦然发现，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

春天来的时候，老去的白领继续徘徊于物价和房价飞涨的城市。伫立在林立的写字楼脚下，他今天会收到一个面试通知么……白领的传说就这样陨落了。

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观最佳，装修最豪华、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独立办公室，不打卡，饭局，会面，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精装《毛评二十四史》，VIP，炒股投资保险理财，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高级会所，劳力士，路易威登，奢侈品，国际顶级品牌服饰，高尔夫，公派出国，移民，护照，拉斯维加斯，美容减肥按摩，组织体检，疗养，免费医疗，贵族学校，MBO，脱产学习，党校，佣人，情人，养藏獒，带薪假……

他们就是在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遍地开花，无远弗届全面崛起的新兴黑领阶层。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 ……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10年间，官有建筑已经屡屡刷新了所有中国城市的高度。在气度辉煌富丽堂皇的官方办公楼面前，商业写字楼登时被压出逼仄吝啬的寒酸来。从容积率、配套、装修等各方面，拔地而起的“大裤衩”成为城市黑领新贵们的“鸟巢”。白领和他的OFFICE一起，被黑领的裤衩遮住了所有的阳光。

10年间，通过土地财政和垄断政治权力，官方组织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不仅以重税和重复收费罚款的方式，从横向上苛刻聚敛社会财富，而且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从纵向上大肆透支谋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

官有经济在垄断的无竞争市场所向披靡，源源不断的暴利如滚滚长江。水气电油电信金融烟草卫生教育海关公路等行业自不用说，即使出版、邮政、新华书店、市政、环卫、公交、盐业、矿业、铁路、民航、文化、体育、新闻、旅游、土地等这些领域，因为禁止自由竞争，其利润之丰厚仍足以使任何外企眼红得流鼻血。

在当下中国随便哪一个城市，一个大腹便便的税务监管员都可以开着路虎SUV上班，他的办公室面积有多大、装修得有多豪华不必说，只消告诉你一句，他可以在单位里健身桑拿游泳……一个刚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已经买车买房——没要父母的钱也没按揭……一个国家电网公司的抄表员基本月薪达到8000元……

简单推算一下，全国有1000多个省级，20000个厅级，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这还不包括北京的中央部门和军队警察系统。较发达地区普通黑领年收入10到20万元极普遍，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而这也不仅仅是税务部门才有这个财力。这是“合法”的收入，这一部分财产是不怕公示的。去年就有新闻称，南方某地所有的黑领都有两部车，而且很正常。

人类都知道，对黑领来说，收入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所有的地方都享受纳税人无偿供养，每月的车贴甚至比农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他们也可以在超市买个床单裤衩都开发票报销，或者把免费领来的大量昂贵药品卖钱。甚至嫖娼也要发票。可以说，所谓黑领，就是除了没给其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享受无偿供给的。

黑领阶层之所以生活水平急剧提高，是因为其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他们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国民收入。他们的崛起，构成了中国新二元社会的显赫一极。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数量少，但是绝对数量庞大。粗略估计一下，这种以寄生垄断为业的黑领在全国约有2000万以上。

比起10年前苍白的小资白领来，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利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准。当然，另外一极的其他“普通老百姓”则是标准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国民。

来自官方背景的黑领对来自民间草根的白领的颠覆，体现了政治权力向自由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僭越，以政治权力篡夺经济权力。这种食利自肥的经济身份使官方的超脱精神和公益基础遭到侵犯，合法性受到玷污，政治的伦理尊严荡然无存。官方由民众的仆从变成“民主”——民众的主子，由公共利益的正义仲裁者演化为自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国家和社会的守夜人退化为自私卑鄙的盗窃者。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白领阶层可以说是开放的，或者说穷人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实现白领梦。正因为如此，白领在大学扩招后人力资源充沛的中国急剧贬值。相对而言，黑领阶层则完全是封闭的，正因为封闭，才会奇货可居炙手可热。公共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官僚权力集团把持的私家后院，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想进入这个群体，理论上说不是不可能，只能说——很渺茫。

不错，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垄断官方企业的职位也是面向社会招聘的，只要你拥护那个党，你就可以报名考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规矩——潜规则，考不考得上并不取决于考试分数。

黑领的特殊之处是已经走向组织化和正在走向世袭化，前者巩固，后者继承。在白领黯然陨落之后，黑领的低调崛起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考公务员热。同时，黑领也成为所有商家追逐的目标，他们比白领具有更真实更强悍的消费力。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物价飞涨；他们对地产的投资，使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白领丧失了家园。

当白领遇见黑领，立马被压出西装下面的“小”来。今天，一个供职于夹缝状态私企的所谓白领，以他微薄的收入仅够维持温饱而已，消费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太过夸张和绝望的词语。不久前官商云集（没有几个身家低于千万）的两会上，一个黑领代表或是同情或是鄙夷地建议小白领们应该去卖肉——不是出卖自己的肉体，是卖猪肉。

在这场席卷地球的金融风暴中，无数外企破产倒闭、业绩滑坡，覆巢之下，纷纷裁员降薪，白领们仓皇失业。与此相反，中国官有组织却财大气粗逆市飘红，令世界500强为之羡慕，黑领们仍然可以毫无罪恶感的集体加薪。

近水楼台先得月，砸向黑领掌心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同一针鸡血，使无数红了眼的黑领们激动得加额称庆——还是中国好、组织好啊。说实话，贫困潦倒的白领们从这4万亿民脂民膏中想捡点残羹剩饭也是痴心妄想。所以说，“孔乙己”这样卑微的白领如何能与“假洋鬼子”这样傲慢的黑领同日而语？

如果说白领曾经掀起一股托福热、小资热的话，黑领的江湖则使传统国学和势利文化大热。易中天的阴谋学、王立群阎崇年的帝王学、于丹的犬儒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无不映照了黑领这个社会核心消费阶层的形成。

黑领的兴起说明，2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从量变到质变，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权力组织在文革后重新收复了对共和国的垄断话语权。

近年来热映银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金婚》和《天下兄弟》等剧，集中反映了文革时期第一代黑领的优裕生活。权力特权下的文革被营造被演绎得无比温馨富足和谐，根本看不到知识阶层生不如死和农民阶层食不果腹的悲惨灾难。这种以主旋律色彩出现的怀旧情绪充满复辟邪恶和美化罪恶的企图。

曾经的党校高材生、当代厚黑学大师冯仑老板毫不客气地把白领鄙视为“房奴”，一个“奴”字撕下了一群人看似体面的假领。诚然，白领没有任何社会权利，没有罢工权，没有选举权，没有话语权；他们没有权势，没有资本，没有门第。相反，黑领则是这个国家的上帝选民。他们的房子票子车子等等除过老婆之外，都一概享受无偿配给，几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们争来抢去的所谓市场发生任何关系。

白领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一套小小栖身的房子就可以将其压垮；而黑领是如此坚不可催固若金汤，一场导致无数孩子死亡的“三鹿”惨案，也未见一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法律责任，仅仅纪律处分了事。

因为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把持，黑领群体才是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共和国公民，他们普遍享受到一个共和国公民所应当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从基本人权、财产权、公民权、选举权和一切社会福利，他们都应有尽有的得到了充分保护和满足。

与之相反，日渐普遍和经济失宠的白领群体则无法享受到基本人权保证，更遑论公民权和社会福利。他们被官方称之为与“公民”对立的“普通老百姓”或者“群众”。相对于“共和国公民”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政治层面和法律意义上，仅相当于“人畜”、“奴隶”或者“机器人”。他们经常被官方作为十几亿的巨额国家财产来看待，说好听点叫作“劳动力资源”。其对外的称呼为“人民”，多用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时候。

白领的陨落代表着知识精英的穷途末路和理性精神的落败，黑领的兴盛代表着权力意识形态的扩张，和反知识重权力的血统论和阴谋论王者归来。“知识贬值”必然带来“读书无用论”的盛行，中国社会从此向封建资本主义进一步靠拢。社会文化日渐沙化和盐碱化，重归流氓文化和宫廷权谋黑幕政治的覆辙。

黑领对白领的阻击和绞杀使构成未来社会主流的新兴中产阶级胎死腹中，建立宪政公民社会的启蒙运动被迫土崩瓦解。这种财阀与权贵的合力扼杀使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严重退化直至丧失。社会结构和信息结构进一步被凝固被肢解，青年一代被年迈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压制封堵在社会最底层。健康的社会流动和财富循环陷于停滞，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力和源泉被窒息被堵死。

胜者为王的狼图腾文化、不择手段的官场权谋文化、暴殄天物的面子文化和崇高伟大的满清皇帝戏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映射着白领规则的陨落与黑领规矩的升起，中国社会由知识和文明的艰难复苏，无可挽回地退回到野蛮与无知的权力通吃、弱肉强食中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全社会的羡慕、嫉妒和仇视之中，黑领阶层一方面继续低调的巩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积累后，他们开始悄然向新大陆挺进——携款外逃，或者投资移民，实现自己正式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高级人类的梦想，同时也使自己的后代永远彻底的摆脱水深火热的中国。

摘自胡记茶行《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

据官方统计， 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 37.58%用于供养行政公务人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每年达9000 亿元以上。

中国社会阶层分类：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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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维专访：当时局势下，六四变革必然失败 2009年6月5日

多维社记者柯宇倩报导／20年前的六四学运如果成功了，将会是怎样的光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对多维社说，也许学生能推翻政府、也许军队会倒向民众，但绝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分析六四事件时表示，六四是否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还很难说，因为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辛亥革命、1978年的改革开放等。“六四只是中国百年民主运动中的一个环节，或是有具体意义的一个事件，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以失败做结的。”

有说法指当时的学生太过激烈，导致最后不可收拾的局面。李成认为，青年人太过激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很多历史事件，包括共产党革命、五四、文化大革命也很激烈，问题在于，根据当时的局势，这场变革必然会失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如果各种机制运作成功的话，也许它能够把当时的政府推翻掉，也许军队会倒向民众，但绝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李成对多维社解释，健康的民主制度必需有社会结构、权力均衡、有组织的反对势力，但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存在，所以即使推翻政府，也可能产生一个军人政府，而且学生运动后期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无法有组织地领导学生运动，学生领袖一波波来来去去，所以留下比较极端的学生领导人，主张温和、正式对话、妥协的也就逐渐失去市场。

“如果说六四给了一些意义的话，其中一点就是给了经验教训：怎样来实现中国真正的民主。需要去考虑民主的程序、规则、权力平衡，而不只是喊口号、上街绝食等等。我不是说这完全是错的，但要建立一个有效成熟的民主制度，不是用休克疗法或群众运动就能解决的。”李成说。

李成认为，现在中国高层对六四的态度仍强硬，但再过一代以后，态度可能会转变。“毕竟是个悲剧，学生是无辜的，整个国际舆论都是指责中国政府的，在外界眼里，政府是带着武器对学生进行镇压，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政府中的保守派是有责任的。”

不过，李成表示，有些领导人还在台上，而且中国目前平反六四的呼声不是很强，反而是中国境内网民对流亡海外的民运多有多批评和意见。“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事件都没得到平反，包括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造成的罪恶也没有彻底清算，所以六四会有平反的一天，但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那么，是不是平反压力主要来自海外？李成对多维社说，海外的压力也不是很大，因为海外人士，例如留学生，也在重新认识中国。他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社会变化，例如20年前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根本不存在，司法制度也刚开始建立，如今，一个人数众多的法学队伍正在成形、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快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也在逐步崛起，都是非常可取的变化。

至于六四本身，李成表示，在这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胡耀邦的声誉恢复了。

波兰的六四纪念雕塑：被压毁的单车和坦克行经的痕迹。（资料图片)

李成说，这20年来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也很大。“如果把民主看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的话，有很多非常积极的变化，包括领导层之间各种派系的平衡、妥协；党内选举逐步运用；地方选举的开始，尤其是村民选举；党的制度化建设上也是，领导层当中，包括任期制、退休制、各地方利益集团的分配，都在逐步健全。”

李成指出，现在党内部仍意见纷歧，但就看未来是否能在未来把党内的派系逐渐制度化，更有透明度、更有合法性，就像日本的自民党，由党内的派系来互相制衡，逐步分享权力，让社会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让他们寻找自己的发言人，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和制衡。

而在六四事件上，中国领导人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李成对多维社说，西方一提到中国政府就会想到天安门，这个观念要改变是很缓慢的。“中国领导人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现在还在偿付。在对西方人的价值观、西方媒体的运作、西方政客对事件的关注上，中国政府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方面中国始终在付很大的代价。”

但另一方面，李成也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印象该有转变。“西方不能将观念局限在20年前的中国，否则也是犯很大的错误。因为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政治方面的变化，当然这里不是讲民主化、多党制，但媒体的商业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司法制度逐渐逐渐建立、公民社会的形成、党内权力制衡，这些都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常重要的变化。”

因此，李成说，他一方面可以理解西方对人权和民主的关注，但同时也希望西方不能公式化地以20年前的概念来看现在的中国。

李成也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任、汉密尔顿学院政府学教授、美国国会中美工作小组学术组顾问，李成研究中国领导的转变、中国地区发展、美中关系。  ¶ 8:20 PM 0 comments

  六四也是“防卫过当”？50年内难有公论 2009年6月3日

冼岩专稿／这边厢新任律师才表示对“故意杀人”定性有异议，那边厢公安机关就宣布邓玉娇致人死伤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对强制措施的变更也是如此，律师才提出申请，公安机关就忽然发现“邓玉娇具有自动投案情节，对其采取变更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于是由刑事拘留改为监视居住。

律师与警方配合之默契，足见双方关系之紧密——简直就是一家人，这倒也颇符合中国特色。由“故意杀人”到“防卫过当”，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还远远不够。一个容易令人产生疑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弱女子面对三个大男人的被迫自卫行为都可以定性为“防卫过当”的话，那么掌握了一国武装力量的中国政府，在20年前的行为又算什么呢？

实际上，当此对六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邓玉娇案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自我辩护、自我证明的机会。中国政府确实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当年行为及定性的合理性何在。对六四定性的众说纷纭，源于不同人心目中有着不一样的六四。对政府而言，它是从自我感觉出发来定性六四的。在运动后期，政府感到了威胁，于是将其定性为内部的权力之争，外部的政权之争，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这是政权的问题”——从“暴乱”到“动乱”到“风波”到“事件”，虽然官方的表达越来越柔和，但这一定性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无论是当年运动的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感受到的都是运动所蕴涵的，以“悼耀邦、促反腐、唤民主”为诉求的激情。虽然也有不少人对运动后期学生们为什么坚守广场不退感到困惑，但仅此一点并不足以改变他们对运动的整体观感。在他们眼中，六四就是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

对某些运动精英或学生领袖而言，或许在前期对运动的规模、成就缺乏足够想象时动机相对单纯，但当运动唤起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并成为全球聚焦中心、隐隐可以牵动国运时，运动就成了一张天上掉下来的大饼，成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投机。在他们的想象中，运动的结果再坏，自己也不会失去什么。正如一篇评论所说的，成，他们留名青史，甚至“掌握政权”；败，他们可以出走海外，显荣耀于异邦—— 一切都已经盘算好了。

虽然他们口中绝不会这么说，但其行为无疑透露了心中所想。六四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场豪赌。反腐、民主等口号，于他们而言主要只是赌桌上可以运用的筹码。类似筹码还有境外的支持，等等。当然，最重要的筹码是他们以爱国、反腐、民主等口号，“绑架”的学生与民众。这类人的存在，是官方感到威胁的源头，因为他们有能力左右运动的走势。直到今天，六四还是这些人的资历与资本。不管是在当年还是今天，他们都试图利用民众的观感、一般参与者的心态，来否认和掩盖六四对于他们自己的真实意义。

最后一种六四，是历史的看法，历史的结论。无论当事各方在今天各自作何表述，未来的史书上，对六四必然会有一番“定论”。这种定论也未必公允，它同样会带有成王败寇的特征。未来将如何评价六四，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从现在到未来，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将选择怎样一条道路。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相对客观的评价，不可能在六四还是一种符号，还被各方势力争相利用之时出现并占据上风。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50年内，六四不可能有公论。

六四不可能有公论，这不仅是因为六四本身具有多重性质、多重意义，更重要的是，历史也是一个“势利之徒”。在这里，不妨以“李鸿章卖国”、“袁世凯卖国” 为例，予以说明。李鸿章卖国、袁世凯卖国，这曾经是史书上天经地义的结论。时至今日，李鸿章终于等到了昭雪机会，其忍辱负重、拳拳为国之苦心，逐渐为世人所理解，成为时下观念的主流。但是，这种昭雪，并不是因为“真理必然战胜谬误与谎言”，而是由于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所主持的改良，谙合于他们所希望于今时中国的进步方式或方向，于是乃有李鸿章的沉冤得雪。

反之，同样被冤枉为以“21条”卖国的袁世凯，因为当世人的种种需要，却至今还只能作为“靶子”存在。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袁死时遗言“我死了，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感慨。事实上，袁早年驻戍朝鲜时，即两次把日本人赶出朝鲜，被日本视为大敌。

当后来日本以“21条”相逼时，鉴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袁在“不开战”的底线上进行了竭力抗争，包括派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使“21条”密约公之于世，令日本陷入被动（原来的说法是革命党揭露了“21条”阴谋）。袁最后在日武力胁迫下签定的《中日新约》，已经剔除了最屈辱的条款，实际不足21条。而几乎与此同时，革命党为寻求日本帮助以“夺取政权”，向日本许诺了远比全版“21条”更为屈辱的条件。

而且，袁签《中日新约》是受迫而被动的，并非为复辟筹款而主动献媚；革命党则是自己找上门去主动开条件。即使如此，也并不妨碍革命党在“21条”曝光后大骂袁氏“卖国”。可见，此处所谓“卖国”，其实只是一种攻击对手的筹码，并不是自己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底线。在革命党的眼中，“取得政权”这一“大是大非” 高于一切。事实上，在日方胁迫袁签“21条”时，革命党也成了日方迫使袁就范的筹码。而革命党一方，似乎也甘于充当这样的筹码。

后来的史实更有意思，袁去世后的北洋诸子，如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虽无一不是世人眼中的大军阀、大混蛋，但无一不对日本人秉持了民族气节，哪怕是身陷日占区，也能表现得威武不能屈。反之，当年的革命党精英，以汪精卫为代表，却有不少人主动卖国投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从由上似乎可得出结论：急于上位的人，是最易于倾向卖国的；已经在位的人，则背负着更多责任，主动卖国的动机较少。这主要不是由于双方道德操守的差异造成的，而是因为彼此面对的利害选择不同。卖国，自古为中华之大恶。对已经在位的人而言，很难再有值得他如此付出的目标；而那些急于上位的人，则正有一个迫切需要实现的目标，为此，他们常常是“不惜一切代价”。

历史之波诡云僪，由此可见一般。有些人喜欢说，历史是人民写的。其实，所谓的“人民”，从来就没有出场过；出来显身说法的，都只是一些怀着各种目的试图“代表”人民的人。  ¶ 8:20 PM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