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 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1998年12月 北京

　　 目前在西藏问题上对立的双方，几乎对有关的一切都有黑白分明的解释，区别只是黑白相互颠倒。但是有一点双方都力图模糊和回避，那就是千千万万的藏人在六十年代中期亲手砸毁了曾被他们视为珍宝的寺庙，扬弃了他们信仰了千年的宗教，而成为“占领者”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现在，对中国当局而言，那段历史是它自己发动又被自己否定了的一场“浩劫”，希望世人 “淡忘”；对当事的藏人来讲，则是耻辱的苦果，同样不想再提，或是用“汉人所逼”抹平内心的负罪感。而对于外界的中共批评者，因为他们不可想象藏人会亲手砸庙，因此拒不相信。在我看来，由于相关者对事实的拒绝承认(denial)与便利解释(expedient interpretation)导致至今仍处于模糊状态的这一历史现象，恰恰可以成为揭示与理解西藏问题的一个入口，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与反省。这种反思首先需要回顾一些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一、“接口”关系
　　
　　 我把中国自清王朝开始的“治藏”，称为“接口”方式。那时西藏自成一体，由当地统治者自行管理。中国对西藏的管辖，是通过当地统治者的臣服，中国政府并不插手具体事务，或即使插手，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能力。
　　
　　 典型情况如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1，那是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一个主要象征。但当时设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2。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驻军，职责纯粹是军事性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正副驻藏大臣和手下很少几个文职人员去做。他们语言不通，交流要靠翻译3。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拉萨，每年只有几次外出视察。可想而知，靠那样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管理上百万平方公里西藏的实际能力。驻藏大臣只能做为清廷伸进西藏的一个“接口”，与西藏本地的统治者──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清政府对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而只有西藏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清政府才能间接地实现对西藏的控制。
　　
　　 在这种“接口”关系中，普通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他们只服从当地统治者。而西藏的统治者在有些时候，如清朝大军刚刚帮助其打退了侵略者，是可以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的。大多数时间，指望掌握着当地一切权力及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语言不通、人缘不熟、势单力孤的异族人唯命是从，则不切实际。
　　
　　 所以，尽管因为乾隆认识到“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葛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4，才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立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5（简称《二十九条章程》），将西藏的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财税权统统集于驻藏大臣之手6，以至有“驻藏大臣之权限，有超于各省督抚者”之说7，然而百余年后进藏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仍然得为驻藏大臣被达赖喇嘛讥讽为“熬茶大臣”而痛心（熬茶是藏传佛教一种布施之称。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在宗教庆典时代表大清皇帝向西藏僧众发放布施。达赖此称意指驻藏大臣别无他事）8。末代驻藏大臣联豫，也仍然在抱怨“达赖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于己”9，表面上，西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籍口于达赖未归，或托词于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10。
　　
　　 不过，某种程度上，那也是当时双方都认可的一种状态。从国力上来讲，清朝是有可能全面占领并控制西藏的，但那时对它并无这种必要。“接口”方式的优点在于成本低。古代东方关系的框架中，核心是“礼”的秩序──只要西藏不构成危害，并且表示臣服就可以了。尽管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时有怨言，清朝皇帝也有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西藏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整顿。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185年间只有过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西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
　　
　　 如果古代那种东方式的关系保持不变，“接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式。然而一旦西方的主权观念延伸到东方，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接受主权体系，再继续保持“接口”方式，地方统治者就迟早要想法获得独立主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裂”或“独立”。
　　
　　 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后，有多于清朝千百倍的军事和文职人员进驻了西藏，然而就政权和社会制度而言，北京与西藏仍然是一种“接口”关系。管理西藏本地事务的仍然是西藏地方统治者，即“一国两制”。
　　
　　 以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解决西藏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企图，他们愿意放弃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封建农奴制”，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很明显，当时解决西藏问题的思路，主权是第一位的。改变西藏的制度不是北京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确实做出了等下去的决定。后来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开社会革命，是因为“西藏叛乱”（流亡藏人称为“起义”）的发生使北京认识到，真正建立牢靠的主权，只有把西藏纳入中国的“一国一制”。
　　
　　二、一体的西藏
　　
　　 五十年，除了一开始打了个昌都战役，北京一直是以“统战”为主要手段解决西藏问题的──即依靠西藏上层的合作，达到在西藏确立主权的目的。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于1951年5月由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全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1。在那个协议里，西藏方面承认西藏属于中国，同意解放军进藏和由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而北京允诺西藏自治、西藏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并保证维护西藏宗教以及不强迫西藏进行改革。
　　
　　当时不仅在噶厦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实行“统战”路线，昌都是通过军事胜利被解放军控制的地方，但是在所建立的具有政权性质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九个副主任有七个藏人，其中只有一个藏人是共产党，另外六个都是当地上层人士；委员会中的35名委员基本都是上层人士；下属的12个宗12的“解放委员会”，有汉人官员14人，藏人官员154人，所有藏人官员均系上层人士13。
　　
　　 当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统战部长陈竞波提供了这样的数字：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中上层人物（含主要土司头人）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205人，五品以下的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了2163人，尚有3400人未安排，计划在1960年全部予以安排。14
　　
　　 达赖和班禅就更是统战的重中之重。1954年他们被邀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中共中央特地指示由张经武同行照护15。张经武当时对外是中央政府驻藏代表，对内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领导人。在护送达赖从川藏线进京路上，张经武不离达赖左右，精心护卫16。在北京，邓小平亲自检查达赖和班禅住所的安全保卫情况17。达赖和班禅到达北京时，朱德和周恩来到车站迎接。他们在京期间，毛泽东数次接见和宴请。而刚满19岁的达赖喇嘛在全国人大被安排为副委员长，比他更年轻的班禅喇嘛成为人大常委。
　　为了避免发生对抗破坏“统战”，当时北京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妥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1952年这样告诉西藏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18
　　
　　 事实上一等就是八年，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
　　
　　 当时中国内地已经全面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一国两制”使西藏在对比下显得反差极大。为此坐不住的中共西藏工委在1956年也决定开始进行在西藏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变革的准备，并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西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19。北京很快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进，把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重新派回西藏稳定局面，向西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诺，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20。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西藏六十个宗开设的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在西藏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地方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21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22
　　
　　 从这些事实看，当时北京是愿意按照“接口”方式，把“统战”路线继续实行下去的。然而西藏却越来越动荡不安。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首先发生叛乱，并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刚被安排为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产生滞留不归的念头。驻藏解放军十八军1958年8月28日一份内部简报中的小事例，则可以反映当时噶厦政府的心态：
　　
　　 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达赖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西藏独立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23
　　
　　 这些情况反映出在西藏搞“统战”存在的一个问题。作为权宜之计，“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但却不能在西藏得到可以真正立足的社会基础。共产党革命的基础一向是在底层社会，“统战”却使它无法获得西藏底层人民的理解和拥护，因为它不能给底层人民指出一个明确的前景——“西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24。
　　
　　 而“统战”也不能真地争取到西藏上层的诚意，因为不管如何对上层妥协怀柔，也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与西藏只维持一个驻藏大臣衙门那种脆弱的“接口”。在现代世界寸土必争的主权体系中，确立和捍卫主权所要做的远比古代的“礼”多得多，即使还是“接口”，也得是能把对方一口吞下的大口。对西藏上层来讲，数万解放军永久地驻扎西藏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反对清政府增派三千川军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见西藏统治者多么反对中国军队驻扎西藏。此时汉人军队增加了十数倍，部署在西藏的周边和腹心，引起的恐惧是不可能靠“统战”消除的。
　　
　　 在西藏上层心目中，“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他们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何况共产党进入西藏，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藏社会方方面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于传统的西藏社会都有可能产生整体震荡和深远影响。如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这些事都对西藏上层构成挑战。
　　
　　 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中共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这使中共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这件事显然更符合“统战”方针，但是会因此助长西藏上层的气焰，使其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与中共的合作，同时也会使底层的“积极分子”心寒，疏离中共的事业；反之，处置打人的贵族，则是对西藏传统制度的破坏，使西藏上层更不信任。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为中共在西藏政策的试金石。结果是中共下令凡是当了其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25。
　　
　　 北京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统战”并没有换取上层的效忠，反倒失去了争取群众的可能。虽然“统战”被它称为“三大法宝”之一，但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的“法宝”。与上层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藏的成本，结果却使它无论在上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只要西藏社会的下层对上层依然保持传统的效忠关系，一旦有一天上层社会反目，下层人民就会被裹挟地跟随，形成全民族的反叛。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这一点在“西藏叛乱”中得到了证明。叛乱起于中央政府控制的藏区，首先是在康区和云南藏区开始，然后扩大到青海和甘肃藏区。那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因此 1955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扩展到那里。改革威胁到那些地区上层藏人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成为暴动的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但是为什么本来可以从改革受益的下层藏民也大量卷进叛乱呢？就在于他们脑子里只有藏人和汉人的概念，他们做为藏民族的一员，只能跟着民族上层投入到反对汉人的斗争。藏族社会有政教合一的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藏人来讲，以宗教名义发出的号召，以及僧侣、头人的命令，一般是没人敢于和能够拒绝的。
　　
　　 民族和宗教两面旗，任何时候都只能由民族社会的上层把持。而只要那两面旗不倒，底层藏人就不可能得到有别的选择，他们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不可能分化瓦解，只能跟着他们世代为之效忠的上层社会卷入叛乱。
　　对此，北京最终的结论是：“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26——把这句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语言翻译成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统战”路线的大转弯，从此要把立足基点转移到底层社会，要通过在藏族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去打倒上层社会，以及打倒被他们掌握的民族与宗教之旗。
　　
　　 1959年的拉萨事件及达赖喇嘛流亡后，北京接管了西藏政权，从此彻底地抛弃了西藏上层社会。
　　
　　三、把民族分化为阶级
　　
　　 拉萨的炮火一停，上万名军人、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立刻奔赴西藏各地的农村牧场进行“民主改革”。工作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西藏进行了一次囊括全部人口的“划分阶级”。
　　
　　打破藏民族的一体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如果不是以民族而是以阶级划分人群，哪个民族都有穷人和富人，都有压迫和剥削，就应该是天下穷人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乌鸦。一旦打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共产党就不再仅仅是汉人的政党，而成为普天下穷人的领导者和代言人，从而就有了从民族与宗教旗下把西藏穷苦百姓争取到自己一边的可能。
　　
　　 工作队最先着手的是引导西藏老百姓开展“诉苦”，然后是“挖苦根”，帮他们算帐，到底是“谁养活谁？”，引导他们讨论“为什么农民子子孙孙受苦受穷，而农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来就享福”、“藏政府是保护谁的，是为谁服务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问题27。进行这些讨论的目的，就是要让笃信天命的藏人认识到阶级压迫，及那种压迫的不合理。
　　
　　新的阶级划分与过去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完全掉了一个个──越穷的地位越高。那种颠倒被非常形象地形容为“翻身”。工作队在最穷的藏人中发展了一批 “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帮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和动员群众，并以他们作为建立基层政权的骨干。由于那些穷苦藏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引起人们异议。工作队就组织讨论“旧社会谁最有文化”、“谁最了解贫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办事经验，对穷人翻身有好处吗”等28，逐步培养了一个忠诚的积极分子队伍。
　　
　　 获得底层人民支持是需要有实际利益的，那种利益就是剥夺上层社会，把原本集中于上层的财富重新分配，那除了可以博取底层人民的感恩戴德，还可以同时摧垮上层社会，消灭其制造反叛的能量。
　　
　　 共产党以废除劳役、均田分地、斗争“三大领主”等一系列措施，摧毁了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在民主改革中，原属西藏政府和寺庙的土地全部没收，上层人士凡参加叛乱的，财产也予没收。按照当时统计，西藏贵族和大头人634户，其中参加叛乱的462户，占73%29。对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采取赎买政策，即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财产买下来。所有被没收和赎买的土地和财产都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争取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拥护，使其成为同盟，在西藏却不象在中国内地那样容易。例如在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工作队经常恨铁不成钢地发现，西藏老百姓的“阶级觉悟”太低。牧民中的一些最穷者明明是在给牧主当雇工，却不愿意承认，他们宁愿说自己是牧主的儿子、女儿、媳妇、爱人等。工作队想把他们定为“牧工”成分──在新的阶级序列中是地位最高的──他们反而不满地反问：“强迫我承认是牧工是什么意思？”30
　　
　　 西藏传统社会有一个独特之处：其社会虽然存在着阶级，并且阶级分化达到了相当水平，但就总体而言却很少有阶级斗争。连那些按照“阶级斗争为纲”历史观所写的西藏近代历史，都很少找得到关于阶级斗争的描述。西藏历史通篇充斥的都是上层社会的倾轧，以及藏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斗争。
　　
　　西藏下层社会为什么对上层社会总是谦卑与服从。根源就在于西藏宗教。旧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西藏宗教是讲宿命和来世的。在那种宗教的笼罩下，穷人即使知道自己处在受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也会认为是天命，是前世因缘的报应，而不将其归结为现实的不公。他们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来世，只有在今世服从天命，把苦难当成必要的修行，才能获得神的青睐，批准其来世转生为好命，对现实的任何反抗都是对神意的忤逆，将遭神的惩罚，所以他们的人生态度就是逆来顺受。
　　
　　在笃信那种宗教者的眼里，即使民主改革能给他们现世的好处，也不能跟“来世”的幸福或报应相提并论。如果他们今生做了“犯上作乱”的事，取了“不义之财”，来世的惩罚要远远超过这一世所占的便宜。所以他们很多人对阶级斗争有疑虑，不但跟随主人一起叛乱，还宁愿与主人一道流亡国外，继续服侍主人。
　　
　　 因此逻辑是这样的：只要藏民族保持一体，中国就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藏民族之所以能保持一体，在于没有阶级斗争，而没有阶级斗争的根源，就在于西藏宗教。所以，且不说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宗教先天对立，就是出于以阶级斗争发动底层群众、分化西藏传统社会的具体目的，也不可避免地会把矛头转向西藏宗教，把它当作“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去打倒。不打倒西藏宗教，就不可能把西藏底层人民从上层社会的精神威慑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敢于做共产党同盟者的勇气，中国的主权也就无法得到在西藏扎根的群众土壤。
　　
　　四、西藏不能没有宗教
　　
　　 如何战胜西藏宗教？如果仅仅是要消灭它，让西藏人都成为无神论者，那是做不到的。先不从广义上去谈宗教信仰有多么顽强，仅从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而言，没有宗教，人也是很难在那里生存的。
　　
　　 西藏宗教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僧侣宗教，一是百姓宗教。前者深奥无比，非凡人所能了解。后者则没有那样深奥，更多的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与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严酷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恐惧心理是产生其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
　　
　　 西藏文化中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神灵鬼怪，为什么有那样强的宗教需求？而同是从印度传进的宗教，在西藏又为何变成那么沉重和森严，既不同中国的佛教，也不同印度的佛教？对这些疑问，只有脱离城市文明提供的一切，直接置身西藏自然环境中，去体会那里的天地之严酷，生存之艰难，以及人心之寂寞，才能多少有一些理解，恐惧是其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在西藏高原那种环境中，大部分地区是无法存在有规模的人类社会的，人只能以极小的群体面对浩大狂暴的自然。当人单独面对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时，会产生被“巨大” 压倒和被“未知”恐吓的感觉。藏人世世代代在那种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忍受孤独寂寞和没有支援的恐慌，经历灵与肉的磨难，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每个人的灵魂，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升华出神灵鬼怪的图腾。
　　
　　 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恐惧。“西藏人生活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焦虑之中，每次身体或心灵上的纷乱、每次疾病、每次不安全或危险的处境都鼓励他狂热地追寻这些事件的原因以及避免这一切的办法。” 31恐惧与解决恐惧相辅相成，越恐惧，越急于解决恐惧，而在对恐惧进一步的思考和阐释中，恐惧又会进一步地深化。在无法逃避和解决恐惧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种更大的恐惧——明确和有规则的恐惧，那恐惧超过一切恐惧，但是只要服从和依附那种恐惧，就能获得安全，从而解脱未知的恐惧在心理上造成的重负。也就是说，恐惧是他们生命历程中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经过升华的恐惧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他们必须膜拜恐惧，服从恐惧，以复杂的礼仪祭祀恐惧，才有可能通过对恐惧的顺应，在恐惧的规则和强大保证下，获得安全和心理上的解脱。这样的恐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有神的性质。西藏宗教崇拜大量狰狞恐怖之事物的根源应该就在这里。32
　　
　　 因此，西藏高原的环境注定了藏人不能没有宗教。没有神的指引和支持，人在那种恐惧环境中是坚持不下去的。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有一天所有的宗教都趋向消亡，西藏宗教也可能会保存到最后。
　　
　　
　　五、西藏宗教的问题
　　
　　 自然的严酷和生活的艰辛，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之感，使藏人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来世。“来世”构成西藏宗教的核心部分，主张人以今世的忍耐和苦行，去修炼来世的正果。而在崇拜恐惧的宗教基础上，对来世的追求往往体现为现世的自虐。西藏宗教从观念到方法都有不少与人性相背之处，甚至热衷于对人性的扼杀。它鼓动人去做的牺牲，有时非常恐怖。
　　
　　 除了近乎自我摧残的苦行和将生命中大量时光付诸宗教仪式，藏人还必须将自己财富的相当一部分奉献给种种繁复的宗教形式和宗教活动，包括建设寺庙、供养僧侣、举行宗教仪式、朝拜或为宗教义务献工等。达赖时期的藏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92%都消耗于宗教方面的开支33。即使是今天，照有关人士估计，藏人每年的收入也约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那些财富既不会转化成生产性投资，亦不能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千百年来，藏人的血汗就这样不断地耗费与沉淀在寺庙之中。
　　
　　 宗教是传统西藏一切活动的中心，主持宗教的僧侣形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据梅．戈德斯坦（M.Goldstein）的计算，十八世纪西藏的喇嘛僧人占总人口大约13%，也就是约有26%的男子出家为僧34。而中国藏学家李安宅在1947年对西康德格藏人进行的人口抽样研究中，僧侣所占的比例高达33.25%35。因此，西藏僧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认为是世界之最。36
　　
　　 僧侣脱离社会劳动，终身享受他人供养，既造成社会劳动力缺乏，又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由于喇嘛教禁止僧侣婚育，大量育龄人口出家，导致西藏人口萎缩，成为传统西藏社会的问题之一。连西藏自己的学者，也把西藏从吐蕃王朝之强大衰败到后来的不堪一击，归于西藏宗教的原因37。为了解脱宗教之负担，历史上的西藏王朝甚至有过毁佛灭教，强迫喇嘛还俗之举（如发生在吐蕃王朝后期的达磨灭法）。
　　
　　对违反人性的宗教，藏人崇拜和服从，与前面所说的藏人对恐惧的崇拜是一致的。但是那不能说他们的人性就是如此。如果只给人两个选择，要么今生一世逆来顺受以换取万代来世在天堂享福，要么永生永世沦落地狱遭受刑罚折磨，底层百姓对掌握着进入天堂之门钥匙的宗教与僧人，是必然要顶礼膜拜的。然而，若是有一天能够推翻那种非此即彼的前提呢？如果出现了另外一个神，更强大，更威严，告诉他们一切都在现世，而现世受苦是不合理的，追求现世的幸福才是最应该的。他们还会愿意继续虐待自己的人性吗？
　　
　　 答案是不难想知的。
　　
　　六、神界轮回
　　
　　 藏人不能没有神，但是在其崇拜强大的那种宗教基础上，对其原有的神进行置换却是可能的。而实现那种置换的前提之一就在于新神要比原有的神更为强大。
　　
　　 毛泽东和达赖孰强孰弱，藏人通过事实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战役，西藏全部精锐兵力在解放军面前如摧枯拉朽，达赖只能逃到亚东去避风；1959年，数万武装叛乱者云集拉萨，解放军只用二十几个小时就获全胜，达赖从此流亡印度。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展现在藏人面前，肯定会给他们极大的震动。他们一直五体投地崇拜的神，原来并非像他们想象得那样战无不胜、无所不能。藏人心目中认可的神，首先在于神能够取得胜利，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并且神应该是要求明确、手段严厉和赏罚分明的。这种心理和思维方法从宗教延伸到藏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现为藏人对专制的服从、对受苦的忍耐、对胜者的尊重，以及对敌人的残酷等。毛泽东的强大与藏人在宗教意识上的恐惧感以及被慑服的需求发生了某种微妙契合，因此有了使他们崇拜的对象发生转移的可能。
　　
　　从北京一边，可能没有从宗教角度认识这个问题，从“翻身农奴”的拥护看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正确性。然而事实上，推翻已经被藏人在千年时间奉为神圣的天理，那是不可能没有神的作用的。那是新神把旧神残暴地踩到了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毛泽东体系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其新的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性方面的满足。要知道，无论“来世”的宗教观念如何深入藏人之心，那终究是一种后天的修行和约制，而“趋利避害”是人生而俱来的本能，肯定强于宗教对人的约束，因此有压倒宗教的必然力量。
　　
　　 一旦“皈依”到毛泽东的体系之内，底层藏人以极端的方式去砸烂旧世界以表达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和西藏宗教的传统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1960-1966年），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 “文化大革命”典型特征是影片与画报上的毛泽东从一座遥远且具寺庙风格的城楼上挥动红星军帽——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并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无神论”的口号对西藏传统宗教进行摧毁，也需要看到那个潜在的脉络——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是把心中的神从达赖喇嘛换成了毛主席。
　　
　　 那是天地重造，神界轮回──旧神的时代结束，无比强大的新神时代从此开始！以新神的神威，新世界必将与天地共长久，而旧世界将万劫沉沦，永世打入地狱。在这种对比中，慑服于新神，投靠新神，敬畏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抛弃和打倒旧神，以西藏文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
　　
　　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造神运动进行分析，其意识形态至上（信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天堂）、对导师和领袖（神）无条件服从和崇拜、政治学习和洗脑（讲经布道）、主张改造世界观（觉悟）、鼓励反省和自我批评（忏悔），严格的纪律（戒条）和残酷的惩罚（宗教裁判），强调奉献与甘愿吃苦（苦行）……大都能找到对应的宗教要素。因此，毛泽东体系并不与底层藏人的宗教意识发生太大冲突。当年对毛泽东表达崇拜的仪式化行为，具体方式不同，精神实质却和喇嘛教很接近，转换起来非常容易。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小宝书”背诵“最高指示”，与过去家家供奉达赖画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没有本质区别。对普通藏人百姓，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所寻求的强大威慑和庇护，以及提供他们相应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换。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与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老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举着毛泽东像念毛语录唱“东方红”。
　　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换上有足够的份量，能满足西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泽东置换掉达赖，以共产主义天堂置换掉西天极乐世界，以革命组织置换掉寺院结构，对底层藏人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尽管当时的统治是严厉的，有极左路线和种种政治运动，但那主要是针对上层阶级，旧西藏的压迫却是对下层阶级。共产党颠倒了以多数人苦难维系少数人特权的关系，西藏底层民众可以放心大胆地跟随，因为给他们做主的新神是那么强大有力，一方面可以降临最残忍的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而区分的规则如此明确，一目了然——阶级。那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哲学，简直跟西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模一样。
　　
　　 在底层藏人心目中完成的这种神界轮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曾奋起去摧毁过去被他们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38的组成部分。然而事实是由于西藏的遥远和交通不便，汉族红卫兵当时只有很少数量进入西藏，他们中间即使有人参加砸庙，也只能是象征性的。而西藏数千座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不是当地人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摧毁。当时进藏的红卫兵大多是在内地学习的藏族学生。他们返回西藏往往保持着“首都红卫兵”等称呼，那可能也是后来把问题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随着那些藏族红卫兵逐步返回家乡（革命与探家相结合），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藏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各地的砸庙随之开始。
　　
　　 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当时的西藏政权其实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藏的解放军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六十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一片废墟。
　　
　　 这里说西藏寺庙主要是被藏人所砸，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责任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又是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那些行动中，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自己能够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来世”，他们本来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的。
　　
　　 1969年，西藏曾再度发生藏人的武装反抗──当时称为“再叛”，波及四十多个县。达赖方面将其视为五十年代西藏反抗的延续。实质上二者已经有很大不同。五十年代的西藏叛乱，底层参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藏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1969年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是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社，那些土地和牛羊恰恰是共产党剥夺旧西藏上层分给他们的。当时还有一些文化革命过程中的“造反”或“派性”也被定性为“叛乱”，或由于处理不当而被激化为“叛乱”。39后来当局认识到这一点，改变了“叛乱”的定性，动乱也很快被镇压下去。与当时遍布整个中国的派性、武斗等动乱相比，西藏在那时还应该算是稳定的。
　　
　　 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体系在西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
　　
　　七、拨乱反正
　　
　　 毋庸讳言，象对全国一样，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也给西藏带来了浩劫。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大量过激行为。班禅喇嘛当时所写的《七万言书》对此有不少描写。同样，从班禅的下场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如果那时多少还有一点“统战”意识，也不至于因为一个内部上书抛弃班禅。但班禅被毫不留情地划到敌人一边，撤消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并遭到抄家和群众斗争。“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达九年零八个月之久。另一位西藏宗教的代表人物喜饶嘉措被遣送回老家青海循化县，批斗折磨而死。
　　
　　 遍及西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教”、“四清”、“一打三反”、“清队”、“社改”、“双打”、“基本路线教育”、“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小班禅”……文革结束之后， 1980年西藏自治区召开“落实政策会议”，提到的数字是：“据粗略统计，在各种冤假错案中被触及、牵连的人，全区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40
　　
　　 从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一直到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西藏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样一个基本论断之上的。不是熟知当时话语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其真正意义。正是由于那个理论，使“民族自治” 的原则可以被抛在一边，因为按照那种理论，民族是可以没有的（“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本质在于阶级区分。各民族的革命阶级属于同一个阵营，就不应该有民族区分。所以，闹民族性就是破坏阶级阵营，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 “亲不亲，阶级分”，不能以民族分。按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民族自治，选择领导干部也无需考虑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干部，就可以领导各民族的革命群众。要求只能由本民族干部担当本民族领导，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除了主任是汉族干部担任，在总共13个副主任当中，只有4个是藏族干部41。1973年《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区（包括拉萨市）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只占35.2%42；1975年，在西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只占23%43。
　　
　　对百姓来讲，借文革之风实现的公社化使政权控制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连社员领一斤酥油，都得先打报告给生产队，再通过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层层手续。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成分几乎全部被消灭。1966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一千二百余户，到1975年，只剩下67户44。扎朗县曾经有三千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也都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45。公社化遏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农牧民的生活水平长时间得不到提高。根据当时的评估和统计，1980年，全西藏有五十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的互助组时期，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一百八十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46
　　
　　 在西藏进行拨乱反正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的舵轮握到自己手中后，不到一星期时间，就在1978年12月28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传达了愿意同达赖喇嘛对话的信息，并在1979年3月在北京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几天之后，提前释放了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31号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4500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要求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分别为如下六条：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47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1912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后的民主改革相比。将胡耀邦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五十年代中央政府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藏的控制。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有对西藏的承诺，但既然是西藏打了败仗后才被迫签署的，只能是西藏丧失原有的权利。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主动给西藏权利，或是允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
　　
　　 无疑，“六条”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讲话之后，从1979年的五亿多元增加到1994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1979年的一亿多元增加到1993年的九亿多元48。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31号文件就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49有史以来的中央政权都巴不得边疆少数民族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绝对服从甚至敢于抗拒的，似乎是第一次，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这样讲，更是以往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又在大会上进一步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50
　　
　　 胡耀邦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问题，但在31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的讲话强调了加强藏文化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为贯彻胡耀邦加强藏文化的精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和开会都得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51。对比历史上统治民族皆想方设法让少数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52，这种自觉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做法弥足可贵。
　　
　　 不过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汉族干部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53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很大。胡耀邦的说法是：“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54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出台。当时西藏共有干部5.5万，其中汉族干部3.1万，准备内调2.1万；有工人8万多，其中汉族工人4万多，准备内调2.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9.2万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55。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12.24万人56，就是说75%的汉族人口计划在胡耀邦讲话后离开西藏，后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使得西藏很多单位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但1980年到1985年，5年之内西藏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减少了42%。
　　
　　 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让出了上万个干部编制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数万藏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藏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到1989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族占了66.6%，省级官员中藏族占72%，地级官员中藏族占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族，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族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族57。
　　
　　 对西藏的拨乱反正使西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为147元，1990年为484元58，而1994年已经达到903.29元59。1992年西藏自治区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9.8%，比1952年增长4.6倍60。城市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就更大。
　　
　　 落实宗教政策是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到八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恢复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革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喇嘛僧人重新被当作“统战”对象，优抚有加。各地到处兴修寺庙。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有关材料统计，从1980年到 1992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专署，共拨款2.6亿元人民币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中央政府拨款5300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中央政府拨款6406万元，黄金614公斤61。为了促进西藏宗教恢复，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伍精华甚至身着藏装，亲自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并通过电视播放到整个西藏。
　　
　　 对宗教还存在的一些限制只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几乎不受任何干涉。即使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相当长时间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上放任自流。1984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决定西藏“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62。到1992年，修复开放的寺庙已经是1480座，1994年8月的统计则达到1787座。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94年8月的统计为46400人（其中和尚42500人，尼姑3900人），达到西藏总人口2%。藏北索县西昌乡1900多人就有180多个和尚和尼姑63，比例接近10%。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都已经达到相当开明的程度，堪称共产党进藏以来最好的状态。
　　
　　八、走下神坛
　　
　　 但是在最好的状态下，西藏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离心倾向和社会不稳定。1987年9月27日，拉萨发生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街头抗议示威，到1989年3月7日为止，十七个月内拉萨共发生18次示威骚乱，对抗烈度不断提高，一直升级到打砸抢，开枪和流血，最终导致1989年3月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整个戒严期长达419天。西藏问题在这个时期也越来越国际化。西方社会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指责越来越广泛，似乎中国在西藏政策上不是进步反而是退步。国际关系中西藏也成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筹码。而达赖喇嘛则被推上国际舞台的中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对此简单地看似乎难以理解。这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着手分析。拨乱反正对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对藏人的神界意识而言，却是破坏了原来毛泽东体系在藏人心目中神的地位。按照藏人的神界意识，神必须是明确的和完整的。那些“辨证”的说法 ──此时的共产党和彼时的共产党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往往难以对藏人讲得通。他们认为神不应该有错误。他们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酷，无端地对人施加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而那时，对其往日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算帐了，也就必然会向其要求更多的认错和补偿了。
　　
　　 以政府拨款修复被毁坏的西藏寺庙为例，藏人不一定为此领情，反倒会把这种拿钱看作是承认西藏寺庙是政府和汉人毁坏的（那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西藏流亡者的标准说法），是为犯下的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和赞许的。
　　
　　 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重新恢复，目的原是在于希望换得藏人感激。然而，宗教既是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当年因为新神出现而要他们去毁灭旧的宗教，他们可以接受并积极地参与。但是等他们毁了旧的宗教，砸掉了寺庙，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神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旧的宗教要恢复，寺庙也要重建。可以想象，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的藏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是可以用拨款修庙换得感激的吗？
　　
　　 这也是促使传统宗教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是那些过去反对过传统宗教、砸过庙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对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出于对那惩罚的恐惧，他们一是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这样的人很多。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重修寺庙中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一些藏人官员也在为自己的过去进行“洗刷”，他们的表现往往是扮演民族代言人，挑动民族情绪，对抗上级指示，以及排斥汉人等。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得西藏下层社会摆脱上层社会的控制，成为共产党政权在西藏的基础和同盟。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斗争路线，上层人士重新成为“统战”对象。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又被请进人大、政协，59年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79年释放），现在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64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但是从“治藏”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会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已经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西藏封闭的环境使以往当过乡村干部的资历留不下什么优势。据西藏党委组织部的调查，过去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在西藏西部牧区进行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65除此之外，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西藏普通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藏北丁青县一位在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九、结语
　　
　　 回顾历史，毛泽东时代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之所以稳定，关键一点就在于把一体的藏民族分化成了对立阶级，从而打破了民族隔阂，使占人口多数的底层藏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在于毛泽东的体系能够与西藏传统宗教进行置换，从而才使底层藏人敢于与其束缚性甚强的传统进行决裂。
　　
　　 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路线，恢复了西藏传统宗教，重新实行对上层的“统战”，一方面大大改善了藏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就失去了对藏民族的分化，使其重归一体。此时若是中国仍然象过去那样保持着封闭，藏民族的重归一体可能也无问题，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使西藏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会简单地重复过去。但问题就在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国际条件、西方态度、苏联解体等都会成为对西藏影响至关重大的因素。而放弃阶级斗争，又没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替代，让出的空间就只能被西藏传统宗教和现代民族主义占领。当年之所以从“统战”路线转到阶级路线，就是因为宗教和民族两面旗只由民族上层掌握，外族人插不进手。而现在，掌握着宗教和民族两面旗的恰恰是达赖喇嘛。宗教上，他有最高精神领袖的天然地位，民族主义方面，他也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象征。当藏民族重新在宗教和民族之旗下凝聚为一体时，藏人内部能够对抗他的力量是基本不存在的。
　　
　　 无疑，从这个角度进行的讨论不意味不该改革。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必然性上，改革都是完全需要的，而且也不可能做到在中国的整体改革中只有西藏继续保持毛泽东的一套。毛时代有其特殊条件，是别的时代不可模仿的。导致毛当年“成功”的条件如今既不可复制，也不会再现。因此，解决西藏问题，必须要寻找新的思路。
　　
　　1998年12月 北京
　　
　　1 从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到辛亥革命185年间，共任命正副大臣173任次135人（有人被任命两次，其中23人因不同原因没有到任）
　　2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89。
　　3 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在其奏稿里这样谈到当时译员的情况：“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犹未一见”。
　　4 《卫藏通志》卷九，页315。
　　5恰白．次旦平措等所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779-786页载有全文。
　　6 《二十九条章程》中有十八条是与驻藏大臣代表清廷在西藏拥有的权力有关。分别以一句话概括列出：第一条、认定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藏主要活佛转世灵童；第二条、管理西藏的进出境；第三条、监督西藏造币；第五条、任命军官；第六条、藏军兵饷由驻藏大臣发放；第八条、审查达赖、班禅的收入和开支；第十条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处理西藏行政，所有西藏僧俗皆需服从驻藏大臣；第十一条、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第十三条、驻藏大臣每年两次出巡西藏各地及检阅军队；第十四条、负责外交；第十五条、确定边界；第十八条、决定各寺院的活佛人选；第二十条、决定税收；第二十一条、决定免役；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控制宗教界串联交往；第二十四条、控制和提供交通条件；第二十五条、处置罪犯。
　　7 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
　　8 《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 页17
　　9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47、48。
　　10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6。
　　11 把《十七条协议》的每一条以一句话概括，为：一、西藏属于中国；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三、西藏自治；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五、六、恢复班禅地位；七、维护西藏宗教；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九、发展西藏教育；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12 相当于县。
　　13 陈竞波，《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程》，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页121。
　　14 陈竞波，《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程》，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页120。
　　15 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09。
　　16 随十八军进藏的记者赵慎应对当时张经武护送达赖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到达泊龙泥石流塌方地段，筑路部队在三、四百米长的泥石流区的山坡上，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一步一岗，两步一哨，手持红旗，在泥石流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一面山坡上，硬是人挨人地筑成一道人墙，保护达赖喇嘛顺利通过。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区时，年已半百的老将军、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走在年轻的达赖喇嘛左边靠山一侧，保护着、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张经武的副官李天柱，也不停地跑前跑后，忙着帮助搀扶达赖，他们紧张而又小心地一步步走过了乱石隘路。”
　　17 在吉柚权的《西藏平叛纪实》（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描述邓小平当时有些夸张地指示西藏工委联络部长徐淡庐：“达赖、班禅住的这两个地方，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由你负责。”
　　18 《新华月报》，1952年12月号，页11。
　　19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03。
　　20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21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06；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26。
　　22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43。
　　23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页476
　　24 谭．戈伦夫(A.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20
　　25 谭．戈伦夫(A.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188
　　26 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 《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民族问题的部分论述》
　　27 《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14-315。
　　28 《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10。
　　29 《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6。
　　30 《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33。
　　31 图齐等，《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218。
　　32 西藏宗教一个奇特之处也证实以上的结论：它的神在很多情况下都显得极为狰狞。尽管那些神并非恶神，他们的形象却往往总是青面獠牙，怒目圆睁，手里拿着数不清的凶器，脚下踩着受尽折磨的尸骨。例如观世音菩萨，在内地佛教中是以极美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西藏宗教中，却往往被表现为被称作“贡保”的凶相──一个黑色巨人，一手拿着个头颅，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做的项链，脚踏一具死尸。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中，负有在西藏兴佛教之使命的第一位藏王，其形象是“长有往下深陷的眼皮，翠绿色的眉毛，口中绕列着螺状形的牙齿，如轮支那样的手臂”。这种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的神，在藏人的审美意识中，显然代表着威严、强大、无所不能和说一不二。正因为他们能以恐怖主持世间事物和裁决正义，因而才更值得信赖。
　　33 “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34 梅．戈德斯坦 《喇嘛王国的覆灭》 页23
　　35 李安宅，《李安宅藏学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70。
　　36 同样是佛教居支配地位的泰国，出家为僧者只占男性总数的1%-2%
　　37 拉巴次仁、罗布次仁 《宗教、历史与民族精神》 载《西藏青年论文选》 页232
　　38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0。
　　39 西藏军区阿里军分区1975年编的一份宣传材料上，有一篇表扬改则县中队“平叛”事迹的文章。其中所提到的“叛乱”，有的是提出“要三自一包”；有的是保被罢官的中共干部；还有的是成立“造反组织”。（《世界屋脊上的英雄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阿里军分区编，1975年，页112-121）
　　40 《全区落实政策工作会议纪要》，载《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121。
　　41 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77。
　　42 《西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268。
　　43 《西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288。
　　44 《西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390。
　　45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212。
　　46 郭锡兰1980年6月3日在党委二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97。
　　47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15-32
　　48 《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0，109；《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表4-15、4-16。
　　49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3-4
　　50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 页21
　　51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二集）页89
　　52 黄慕松在他的进藏日记中有这样一段：“余意政府整理佛教，必先令高僧转世之小童，学习汉文，成年时考试及格，始准其承袭，斯亦统治上之要道欤。”（《使藏纪程》页50）
　　53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9-30
　　54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 页29
　　55 《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51。
　　56 《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57 张仕荣，《西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宏观管理初探》，见《西藏青年论文选》 页161。
　　58 《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42。
　　59 《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8。
　　60 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22。
　　61 刘伟，《西藏的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94，253。
　　62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一集）页20
　　63 白玛朗杰 《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 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64 《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刘伟在他的《拉萨骚乱纪实》记录了一些拉萨人的在89年拉萨骚乱后的看法，其中有这样的言论：“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
　　65 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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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s Crackdown Gets Strong Domestic Support By Edward Cody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Monday, March 17, 2008; Page A12

BEIJING, March 16 -- In the West, the name Tibet has long evoked unspoiled Himalayan landscapes, cinnamon-robed monks spinning prayer wheels and a peace-loving Dalai Lama seeking freedom for his repressed Buddhist followers.

Here in China, people have embraced a different view; they regard Tibet as a historical part of the nation and see its sympathizers in the West as easily fooled romantics. Thanks to government propaganda, but also to ethnic pride, most Chinese see the Dalai Lama and his monks as obscurantist reactionaries trying to split the country and revers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that China has brought to a backward and isolated land over the past 58 years.

The violent protests by Buddhist monks and other Tibetans that exploded in Lhasa on Friday, therefore, have generated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among the country's majority Han Chinese. In street conversations, Internet discussions and academic forums, most Chinese have readily embraced the government's contention that the violence resulted from a plot mounted by the Dalai Lama from his exile headquarters in India.

Against that background,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met with broad popular approval in vowing to crack down on the rioters -- most of whose victims were Han Chinese -- and in qualifying the "impudent" Dalai Lama as a "master terror maker" who has hoodwinked the West with his appeals for peace.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vokes the Beijing Olympics and advises restraint, Chinese specialists and the public have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move decisively -- and gamble that the Olympics will not be spoiled.

"The riot in Lhasa was caused by the Dalai Lama," said Zhang Yun, a professor at the government-sponsored Chinese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in Beijing.

"The monks are very easily influenced by their religious leader, so they are irrational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people," he added. "I don't believe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would allow anything that would destroy social order and ruin people's lives. There is a lot of prejudice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eople believe all that stuff about the Dalai Lama, a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l wrong. But actually, the reality is not like that."

Jorge Chiang, a stylishly dressed Hong Kong businessman on a trip to Beijing, said he, too, believed the bloody rioting was set off on orders from the Dalai Lama. Now, he predic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use the violence as a reason to round up the most prominent activist monks and "tighten its control over Tibet."

"I believe the government is capable of resolving this situation," said a young woman walking in central Beijing on a brilliant spring afternoon.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his has happened."

An Internet commentator who identified himself as Roomx said Buddhist monks have no more right than anybody else to torch shops and kill the Han Chinese businessmen inside. "They are all Chinese citizens," he added. "The monks who are connected to this conduct have to be arrested. Otherwise, it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rule by law."

Dramatizing how broadly such views are held even among the computer-savvy young generation, similar outrage exploded on the Internet after the Icelandic pop singer Bjork capped a concert in Shanghai on March 2 by shouting "Tibet! Tibet!" after a song about independence. Censorship officials huffed about how her gesture was out of place and pledged to tighten controls over foreign performers in China.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s local government issued an announcement after the riots saying the Dalai Lama and his followers instigated the violence "intending to break Tibet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Their allegation reflected China's long-standing complaint that the Dalai Lama, although he preaches limited autonomy, in fact has not abandoned his campaign to make Tibet and its 2.8 million residents fully independent from China.

For those with long memories in Beijing, that has always been the situation. The Dalai Lama, now 72, led a violent uprising with help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fter Chinese troops reimposed rule from Beijing in 1950. The subversion campaign failed, and he was forced in 1959 to flee on horseback to India, where he has lived in exile for half a century. It was to mark the anniversary of his dramatic flight over the Himalayas that anti-China demonstrations in Lhasa got started last Monday.

Tibet, a 750,000-square-mile territory sitting between the Himalayan and Kun Lun mountain ranges, was more or less part of various Chinese empires over the centuries, paying fealty but often too remote to be totally controlled. With the Dalai Lama as its leader, however, Tibet governed itself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while China was torn by the upheavals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o for Beijing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they have educated through propaganda, the Dalai Lama is less a devout Buddhist than a secessionist rebel.

"Now the blaze and blood in Lhasa has unclad the nature of the Dalai Lama," said an editorial from the official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it's ti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check their stance toward the group under the camouflage of nonviolence, if they do not want to be willingly misled."

The Dalai Lama's hold on people's imagination in the West has long irrita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editorial described his Nobel Peace Prize, awarded in 1989, as "tainted" by Friday's rioting. The Congressional Gold Medal, which injected a chill into U.S.-China relations last October, turned out to be a "fig leaf" for the "rhetoric lama to sell his deceitful philosophy," it said.

In any ca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ortrayed its presence in Tibet as beneficial for the population, citing the breakup of traditional serfdom in the countryside, improved health care and school construction. A Beijing-to-Lhasa train that began service in July 2006 was designed to further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bringing in tourists and taking out mineral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n influx of Han Chinese who, Tibetan nationalists complain, have tightened their grip on all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evers. The Han Chinese who were killed in Friday's rioting, for instance, were identified as shop owners and employees singled out by Tibetans resentful of their economic domination.

The Chinese arrivals, Tibetans and their supporters abroad say, have submerged Tibetan culture and Buddhist traditions by drawing the territory more closely into the rest of China. Signs along the main street leading to Lhasa's celebrated Jokhang Temple, they note, are just as likely to be written in Chinese as Tibetan, and the saleswomen tend to speak Mandarin rather than the region's own tongue.

A Chinese Tibet specialist in Beijing who spoke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of the tensions said the situation was inevitable as China pursu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Like 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19th century, he said,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is bound to dilute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ways so esteemed abroad.

"China's government does not intend to destroy Tibetan culture," he said. "But with the economy developing, the culture will change gradually, the same as in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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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bet witnesses describe 'mayhem everywhere' By Ching-Ching Ni, Los Angeles Times Staff Writer
March 18, 2008

As calm descends on Lhasa, the Tibetan capital, a Chinese shopkeeper emerges from days of hiding and finds his store looted. When the unrest broke out, he says, 'I could see the mob rushing toward me.

BEIJING -- A Chinese shopkeeper in Tibet's capital came out of hiding Monda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mobs ransacked his herb store last week, during the biggest uprising against the region's Chinese rulers in nearly two decades.

Ma Zhonglong, 20, said he had had nothing but a few packets of instant noodles to eat since he ran for cover Friday when he saw hundreds of Tibetans smash and burn storefronts near the Jokhang Temple, the religious and geographical heart of Lhasa.

"I went outside and saw people fighting on the street," Ma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I hurried back and closed the door. Through the glass window I could see the mob rushing toward me. They carried knives, stones, sticks. I ran farther back into this courtyard to hide. Outside I could hear them smashing everything."

Monday morning, as Ma emerged and found his store in ruins and expensive herbs loo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taken control of Lhasa and ordered all rioters to turn themselves in by midnight or face serious consequences.

A calm descended on the regional capital today after a week of protests that had turned violent and spread to three nearby provinces. Even the Chinese capital saw demonstrations, with dozens of students at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athered for a candlelight vigil amid heavy security.

Chinese authorities, weary of bad publicity in the run-up to the Beijing Olympics in August and eager to avoid any reminder of the violent 1989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protests by students at Tiananmen Square, offered a portrait of official restraint during the effort to restore order in Lhasa. They blasted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accusing him of fueling unrest.

"There is ample fact and plenty of evidence proving this incident was organized, premeditated, masterminded and incited by the Dalai clique," Premier Wen Jiabao said today at a news conference. "This has all the more revealed the consistent claims by the Dalai clique that they pursue not independence but peaceful dialogue are nothing but lies."

The Dalai Lama, a Nobel laureate who fled Tibet in 1959 after a failed uprising and runs an exile government in India, has denied any role in inciting the violence. He accu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Champa Phuntsok, government chief in Tibet, who was in Beijing today attending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a's parliament, denied that soldiers used lethal weapons or excessive force. Rioters, he said, set fire to more than 300 homes and shops, leaving at least 13 civilians dead and 61 police officers injured.

In one instance, Phuntsok told reporters, rioters doused a civilian with gasoline and set him on fire while others knocked out an officer and cut a piece of flesh from his buttocks.

Aides to the Dalai Lama have put the death toll at 80. There was no way to independently verify the conflicting tolls because Beijing forbids foreigners to visit Tibet without official permission.

Witnesses said Lhasa had been turned into a war zone, with both sides suffering casualties.

"I saw mayhem everywhere: Tibetans throwing rocks, setting fires, people running scared like cats and dogs," said a 27-year-old migrant worker from Sichuan province, who was told to stay home by his employer. "The Tibetans were looking for Han Chinese to kill, adults and children.

"Somebody told me they suspended these Chinese schoolboys from the beams inside the Jokhang Temple, to protest, I guess," said the worker,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and, like other Chinese in Lhasa, was interviewed by telephone.

"It was very scary," said a 40-year-old Chinese man who works in a car dealership with an office near the temple. "There was fire and killing everywhere. When peace and stability is gone, ordinary people suffer."

China's critics blame the unrest and the underlying ethnic tension on what they call the Communist regime's long-standing policy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rangulation.

"It's normal for the Tibetans to hate the Chinese. You are on their turf, of course they hate you," said the migrant worker from Sichuan.

Zhaxi Duoji is a Tibetan who runs the Tibet Cafe and Inn in southwester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He organizes regular tours to Tibet but has put them on hold since the disturbances began.

"I can say 90% of ordinary Tibetans are opposed to this kind of violence," he said in fluent Mandarin, adding that he is a Buddhist and not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on Tibet is improving," he said. "Every country has a minority of people who want to go back to the past. That's based on ignorance. Many Tibetans are disadvantaged because they don't speak Mandarin, can't express themselves and are easily taken advantage of by other people."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hard Beijing will clamp down on the protesters today after the midnight deadline for turning themselves in. Meanwhile, extra security personnel have been deployed to other regions of western China with heavy Tibetan populations.

"I know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by midnight and restore order," the migrant worker said.

"But then again, how can we go back to normal with so many stores on so many streets burned and destroyed?"

chingching.ni@l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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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diplomacy ‘hijacked’ by big companies By Richard McGregor in Beijing
Published: March 16 2008

Overseas investment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countries such as Sudan has damaged and in some cases “hijacked” Beijing’s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scholars in the capital have said.

In interviews, scholars at leading Chinese think-tanks and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singled out the conduct of state-owned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or PetroChina, in Sudan.

Zhu Feng, at Peking University’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said the likes of PetroChina, though state-owned, had sometimes pursued profit at the expense of the broader national interest.

“These state-owned companies have become very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They even hijack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Sudan. That’s truly worrisome to me,” he said.

CNPC’s investment in Sudan has become a lightning rod for criticism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a rallying point for some activists advocating a boycott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counter-offensive, asserting it is doing all in its power to persuade the Khartoum government to stop human rights atrocities in the Darfur region.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has not been critical of CNPC, but the comments by senior academics in Beijing suggest substantial disquiet in official circles about overseas investments.

Chinese companies have gone offshore with the blessing and even urging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wants to secure resources and build global enterprises.

Zhai Kun,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eijing, said that large state companies “now stand for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However, he said: “More and more regulations should now be crea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constrain their behaviour oversea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places as diverse as Zambia, Peru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provoked a political backlash, which Beijing’s diplomats have had to work to contain.

The Philippines government responded to bribery allegations against ZTE, a Chinese privat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nufacturer, by cancelling some Chinese-funded aid projects.

Zhang Yunling,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id he had recently dispatched a tea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ecialists to Sudan to prepare a report on China’s conduct in the country. “The companies feel great pressure as a result of being linked to politics,” he said. “They don’t care a lot about politics but it cannot be avoided.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ill emerge in many other places as well.”

Steve Tsang, at Oxford University, said the issue had a positive side, as it illustrated how China was becoming a more “normal” global power. “The more Beijing is influenced by its overseas business lobby, the greater the chance it may debate internally its policies in the countries where major Chinese investments are taking place,” he said.

He rejected notions that foreign policy had been “hijacked”, saying Beijing was not playing a proper role in Sudan “because the government and its senior policymakers prefer their existing approach”.


Copyright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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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暴動的因與果 撰文 方德豪
2008/03/17, 週一

西藏在上週連續數天發生街頭暴亂，中國官方已承認有十人遇害，而西方甚至估計有多達八十人喪生。這次暴亂在在突顯西藏在經濟發展的背後，依然存在極大的社會不和諧因素。要真正解決問題，避免西藏問題拖著中國作為崛起大國的後腿，最好的辦法還是客觀評估西藏情勢，認真考慮調整西藏政策的可能。

3月10日是中國解放軍開入西藏49周年起，首府拉薩連日來有示威，在拉薩市中心的八廓街，漢人商店遭破壞，位於其間的派出所及警車被焚毀，一些商店為了避免遭撞衝，特別掛出哈達等代表藏人的標誌。目擊者又指出，有暴民手持武器，襲擊路人、搶掠商店，近日數以萬計的解放軍已進駐市中心，不斷巡邏，局面稍趨平靜。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肅和四川等地，也有藏民發起示威。近日，中國政府已禁止遊客進入西藏。

跟過去西藏出現問題時不一樣，中國官方媒體在近日的暴亂事件裡，算是較早對外發佈消息，公佈暴民襲擊路人及搶掠商店的片段，這明顯是希望平衡西方報道，取得影響輿論的制高點。

在事件發生後，《解放軍報》於3月16日發表署名新華社記者的文章，指責“這次破壞活動是境外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但正如過去處理許多問題一樣，也許這次當局確有不少理據去懷疑達賴，但這種政治定性，對於解決問題其實幫助不大。

經過這次暴亂事件後，北京方面其實不止不應怱忙作政治定性，立即把所有責任都推給遠走他鄉的達賴了事，而是應該更加認真和更加客觀地評估跟達賴和解的可能。

在西藏，達賴喇嘛被視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他在藏民中間有著至高無尚的影響力。這49年以來，儘管達賴一直沒有回去，但其在藏民中間的影響力依舊不衰。

1959年，西藏發生了一次政治事變，西藏精神領袖達賴稱這次事變為“起義”，而中國則認定這是一起“叛亂”。之後，達賴出走流亡，在印度達蘭撒拉建立了流亡政府。明年就是達賴出走五十周年，當年事變時尚是青年的達賴，如今已是73歲老人。

這些年來，中國跟達賴方面一直保持著一些斷斷續續的接觸，談判，但雙方始終無法達至和解。

其實，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有思考過跟達賴和解的可能。在1970年代末，剛復出的鄧小平就曾就西藏問題提出，“只要不獨立，什麼都可以談”，並邀請達賴喇嘛派代表回來參觀。達賴也派了3次代表團去西藏。當時北京開出要達賴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一旦達賴回國，也要長住北京，以免達賴在西藏再次策反。可惜，當年西藏流亡政府無法接受這些條件，因而僵局無法打開。到1987年，鄧小平正式提出“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的政策，暫時把達賴排除在西藏問題的發展藍圖之外。

1998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再就西藏問題開列條件。江澤民重申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並要求達賴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冒著流亡鷹派指責的風險，達賴喇嘛很快就答應了江澤民的條件，甚至放棄了原定訪問台灣的計劃。可是，結果問題並沒有進展；似乎，江澤民始終達賴回國後會再次策反。外界多認為，北京是以拖待變，希望待達賴圓寂後，另行擁立他的接班人。而達賴方面也曾表示，“渴望轉世自由國家”，作為一種反制。

在胡錦濤上任後，中國當局也繼續有跟達賴方面接觸。達賴也多次重申願意接受一個中國條件，並在胡溫出訪時勸止藏民不要示威，釋放善意。去年，國家宗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也曾聲稱，只要達賴明確表示放棄西藏獨立，北京就會考慮讓達賴回藏。不過，西藏問題，據說又多了一個新的議題：據說達賴方面提出要求設立“大藏區”，即把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也的藏民地區劃分開來，成立另一個行政特區。

抬面上，達賴提出“大藏區”的理由是“更好保存西藏文化”；但在事實深層，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達賴領導的流亡政府是採用民主決策，而大多流亡政府的領導階層均來自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如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是雲南藏人，特使嘉日和現任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董事長的才嘉來自四川藏區，外交部官員達瓦才仁是青海藏人。因此，如果沒有“大藏區”，流亡政府主要官員的原籍家鄉就不在未來的西藏自治區範圍之內了。

應該指出，若然中國當局所言“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是次暴動是事實，則中國當局更應詳細評估跟達賴和解的可能。假如達賴在境外也可策反，中國更應把達賴“招降回國”，以便更好監控情況。中國官員口中的“達賴集團”，明顯也不是鐵板一塊，要在中短期內使西藏局勢更趨平靜，爭取在達賴有生之年與之和解，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選項。這次亂事說明，若然達賴圓寂，北京不一定能靠指定一個達賴轉世就能一勞永逸。

除了經濟因素以外，西藏還需要一些別的誘因，才可確保社會和諧。鄧小平的“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並不是沒有成效：西藏經濟已連續七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長，2007年西藏生產總值達342億元人民幣，增長速度達13.8%，創11年來增幅新高。但是，西藏局面依然可以出現突變，一夜間猶如進入無政府狀態，這說明在經濟增長以外，跟達賴和解，是維護中國安定，有利國家的其中一個選項。

中國在過去五十多年的西藏政策其實也出現過不少偏差。唯有客觀面對問題，危機才能轉化為機遇。就像朝核問題一樣，北京可否會考慮一個“行動對行動”的“西藏和解路線圖”，以“道歉（數十年前西藏政策偏差）”，及早換取流亡人士停止爭取獨立？跟達賴和解，也要考慮到其他流亡人士一併返國的問題。當然，在中國國內，也有各種政治制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固然需要承擔各種政治風險，但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這其實也是一個應該認真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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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问题，关键还是在底层民众 2008年3月16日 中国时报 亓乐义 特稿

中国的西藏问题由来已久。清朝治理西藏，极少插手西藏内部事务，使得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二百年来相安无事。

　一九五一年中共进入西藏初期，也采取相同政策。毛泽东极尽拉拢藏族上层，除驻军西藏较为敏感，其馀给予藏人高度自治，并安排年仅十九岁的达赖喇嘛，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好景不长。一九五六年中国大陆全面进行社会改造，西藏难以幸免，藏族上层利益受到冲击，传统寺庙教育遭到破坏，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夕间崩解，引起藏人暴动。

　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爆发大规模拉萨事件，解放军血腥镇压，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北京接管西藏政权，彻底扬弃上层路线，改以阶级斗争，西藏从此陷入一片腥风血雨。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休养生息，修复寺庙，平反并重用藏族上层势力，当年的贵族又进入人大和政协，使得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穷人并未因此而翻身，引发一九八七年拉萨发生自一九五九年以来最大街头抗议行动。

　在十七个月内，先后出现十八次示威骚乱，导致当局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拉萨实施军事戒严，比天安门事件提前三个月，戒严时间长达四百多天。

　按理说，改革开放使西藏重获生机，民众生活大幅改善，为何示威抗议不止？

　据大陆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观察，中共修复寺庙，就藏人而言不过是对文革破坏的一种补偿；当年藏族文革小将，疯狂捣毁旧神而新树「新神」毛泽东，如今恢复旧教，这些人情何以堪，只好以「赎罪」心情狂热追逐昔日藏人尊严，以民族代言人自居，挑起民族情绪，对抗并排斥汉人统治。

　一九八九年动乱平息后，《人民日报》驻藏记者刘伟，记录一些拉萨人对这次动乱的看法，指出「政府应该反省对藏政策，笑脸总对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的心。现在闹事的人并不孤立，孤立的是干部。」

　因此，西藏问题，不全然是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和外国势力等外部因素所造成，关键在於西藏内部，尤其是底层群众，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既深刻又真实，时机成熟，难保日后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抗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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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美国人投资中国的故事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
2008年3月13日 星期四

你不得不佩服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这位来自匹兹堡的工人阶级子弟。他拿着橄榄球奖学金上了耶鲁大学(Yale)，在华尔街工作了20年，最终成为普惠公司(Paine Webber)的投行业务负责人。他完全可以吃老本，享受自己的个人财富。

但他没有。上世纪90年代，他来到一个环境艰难的国度，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棘手行业里开始创业。本书讲述了潘考夫斯基到中国建立了一家中国汽车配件集团的故事。这家企业原名亚洲战略投资集团(Asian Strateg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现已更名为亚新科工业技术公司(Asimco Technologies)。

《和巨龙打交道》 (Managing the Dragon)不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四年前出版的《中国先生》(Mr China)讲述了一些同样的场景，但却更具文采，更为幽默。那本书的作者祈立天(Tim Clissold)是一名会说中文的会计师，协助潘考夫斯基创建了亚新科。但潘考夫斯基的作品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在一些在中国做生意的真知灼见，而且还是一位永远乐观的美国企业家的自画像——在灾难和失望面前，他始终锲而不舍。

潘考夫斯基不会说中文，但他了解华尔街，而且募集到了资金。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描述了祁立天书中同样提到过的那些恐怖景象：官僚主义、欺诈、贪腐、来自亚新科中国合资伙伴的竞争、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用卡车而不是现金付账。

如潘考夫斯基所言，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10年前。但是，对于考虑进军中国的工业投资者而言，本书的核心部分读起来仍然扣人心弦。这部分内容详尽讲述了潘考夫斯基如何赶走安徽省橡胶制品合资企业那位难以合作的老板。

祁立天的书中提到，他对潘考夫斯基的乐观态度感到困惑。按照他的形容，潘考夫斯基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是“典型的华尔街冒险家”。的确，即使在他自己的书中，这位美国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天真无邪。潘考夫斯基似乎很想得到认可，在一开始好像对中国与美国在习惯上的巨大差异颇为惊讶。有时候，他总结的经验是如此浅显，简直就是废话，例如：“我从中学到，对于企业而言，制定正确的策略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但谈到如何在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做生意和进行管理，书中也不乏智慧的火花。

在得知其它亚洲经济体都掌握在少数强大的商业家族（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作品《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的主题）手中之后，潘考夫斯基选择了几乎是商业处女地的中国。他明智地驳斥了“关系”是在中国做交易时的独有现象这一荒诞说法，指出自己也运用了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关系。他还半开玩笑地建议，渴望获得认可的新公司应该以A字母打头的单词为名。

潘考夫斯基的中心论点是，在中国的投资者面临“管理缺口”，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培养出来的官僚经理人，另一方面极具创业精神的经理人，他们“会和犯罪分子打交道，或是同我们竞争”。

潘考夫斯基与亚新科在多年痛苦的尝试与失败中奋力填补这一缺口。他们最初聘用了外籍经理，但并不成功。潘考夫斯基承认，自己早年的最大错误就是“忽视了中国经理的意见”。后来，他们尝试将已有的不合适的“官僚”及“创业型”中国经理转换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经理人，但这一尝试总体上也以失败告终。

最后，他们决定寻找亚新科自己的“新中国经理人”，然后放权给他们。这些人需要具备的条件是：思想开明，有一定管理经验，对现代管理概念有所了解，特别是要有工程师背景。事后看来，这就像需要策略一样显而易见，但它非常有效。

一个没有被回答问题是，潘考夫斯基是否必须历经这些困苦，才能建立一家如今在中国8个省份拥有17家工厂的企业。

祁立天无法理解潘考夫斯基为何不学中文。这是潘考夫斯基的一个痛脚。虽然他写到，在中国犯下的错误，90%都源于“误解和沟通不畅”，他却用了近3页的内容为自己不愿学习中文进行辩护。

把两本书放在一起阅读，我得到的最宝贵的教训之一就是，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学习一下当地语言是有好处的。

译者/李碧波  ¶ 9:17 AM 0 comments

  20岁精英与30岁精英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谁谁谁
2008年3月12日 星期三

三年前的一次经历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三字头的惯有恶习：经验主义、自负、看不惯年轻人。那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同事过来问我一个项目执行上的细节，她提出的新方案虽然会有点风险，但不失为一个好创意。出于稳妥的考虑，我建议她执行既定的方案，毕竟这更稳健。然而为了显示自己的睿智与大度，我并没有完全否定她的新创意，而是选择性地采用了许多负面的说辞，希望她自己打退堂鼓，比如：执行的预算会比较高啊，万一不成功时间就来不及了等等，等等……结果这个“不知好歹”的八十后完全没领会我的意思，冒然采用了她自己的想法，并且，让我很没面子地成功了。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在职场上已经走向衰老，迹象如下：习惯性用经验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凡事以稳健为第一，创新的步伐越迈越小；做事情开始有保留，任何时候不忘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或许是三字头与二字头的职场人的区别吧。二十岁的精英会豪气冲天地对老板说：我的能量才只使出了三分之一，因为他的的确确相信自己还有好多劲儿可以使，实现自己是第一位的事儿，别人怎么想，管它呢；三十岁的精英只会说：这件事的确比较棘手，不过努力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这句话的含义就多了去了：一，强调这事的难度系数。二，让老板知道自己的努力。三，凭经验自己很清楚这是可以解决的。有能力做是一回事，但我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你得知道。

尽管二十岁精英们的冲动与激情很能够反衬出三十岁精英们的保守与冷漠，如果选择交谈对象，肯定是三十岁的更吃香。三字头的人谈起话来也许更加闪烁其辞，并且不置褒贬，但他们的经历和评点含金量更高。而且我发现，在小规模聚会这件事上，三字头精英显得比二字头精英更有闲。除了工作等阶高的人自由度更大这个因素外，前者更清楚，有时候一个私人朋友聚会的价值比公司高管会议更高。但二字头的人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一系列大大小小社交及工作应酬的轻重缓急，于是大小通吃，从而显得比三字头的人还要“日理万机”。

还有一点，是步入三字头年龄段的人可以窃喜的：他们已经懂得选择放弃，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任何东西都有个价码。这是尚未买过单的二字头的人浑然不觉的。因为什么都想要，又什么都不愿放弃，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很焦虑，非常焦虑。”这种焦虑，大概只有等到摔一跤，跌落一些欲望后，才能被缓解了。

(作者电子邮箱: from9to5@163.com)  ¶ 9:16 AM 0 comments

  亚洲国家对“欧元之城”兴趣大增

亚洲国家旺盛的经济活力一方面加大了亚洲商人对德国金融中心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为亚洲地区吸引到大量的德国资金。赫拉巴（Helaba）国际商业银行—— 即黑森－图林根州立银行的首席经济师特劳德博士（Dr. Gertrud R. Traud）认为，“法兰克福和亚洲金融中心之间已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双赢资金互动。”这也是特劳德周三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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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提出贈送“小鷹號”予印度？ 撰文 羅少蘭
2008/03/12, 週三

美國長駐西太平洋地區的“小鷹號”航母今年下半年將正式退役，它的去向頗受軍事愛好者關注，近日印度報章指美國提出贈送“小鷹號”予印度，其後又有報道指印度故意發放消息，目的是向俄羅斯施壓。無論消息是否屬實，“饋贈”的建議對美國而言是一箭多鵰的方案，既可贏得更多軍售訂單，又可以在印度洋留下影響力，更可以加強制衡俄羅斯與中國。

印度《加爾各答電訊報》2月26日報道，到訪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給印度總理辛格帶來一封布什的親筆信，信的主要內容是將“小鷹號”航母送給印度，條件是印度將航母上的65架F18“大黃蜂”戰鬥機都買下來。其後有報道引述印度總理辛格指，印度已跟俄羅斯簽署了新的出售航母合約，即印度不會接收“小鷹號”。

不過印度媒體透露，印美兩國早在兩年前就圍繞這次“饋贈”開始談判，顯示贈送“小鷹號”的報道並非毫無根據。按時間推算，很可能是印度總理辛格2005年訪問華盛頓的，美國總統布什向他提出的，而影響深遠的美印民用核協議也是在該次訪問中敲定的。

從美國可能獲得的利益分析，布什政府建議有條件向印度饋贈“小鷹號”，可能性看來頗高。

首先，美國可以從中獲取豐厚的軍售利益。“小鷹號”是一艘老舊的常規動力航母，作戰能力只有60年代的水平，退役後如何妥善處置是美國海軍面對的一個難題。要尋找良好買家的話，必先要進行一系列維修工作，需要不少金錢及時間；況且，現今世上正在籌建航母戰鬥群的國家寥寥無幾，考慮及不會增加敵方軍力，印度對美國而言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合適買家。

“饋贈”整艘航母聽來非常慷慨，但這肯定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建議。因為是“饋贈”，美國可以無須在交付前進行修復，可節省一大筆金錢，而且還極有可能從印度取得為“小鷹號”更新技術及設備的合約。但最重大的軍售利益，還是“饋贈”所附帶的條件，即印度須購買艦上65架F18戰鬥機，而且一旦“小鷹號”進入了印度海軍編制，印度將需要購買更多的美國戰機，未來5年購買新型戰機的220億美元預算，大部份將成為美國的囊中之物。

其次，透過饋贈“小鷹號”予印度，美國可以打擊印度與俄羅斯的盟友關係，這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策略。自前蘇聯時代開始，俄羅斯已經是印度的最大武器供應國，兩國關係密切。但近年俄印在圍繞出售“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號航母的問題上鬧得極不愉快，首先傳出俄羅斯大幅漲價，由最初的15億美元狂漲到現在的 20億美元，理由是“需要安裝更多新系統”；其次是交付日期由2010年延後到2012年或2013年，使交易陷於拉倒邊緣。

若印度收下“小鷹號”，不但原先價值15億美元的俄印艦母交易泡湯，就連相連的、超過20億美元的米格29K戰鬥機交易也會拉倒，勢必影響俄印關係，這對美國無往不利，因為一個與俄羅斯疏遠的印度，可有助美國抗衡俄羅斯與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

再者，印度一旦取得“小鷹號”，其海軍力量會大大提高，可進一步確在南亞及印度洋地區的領導地位，而“小鷹號”日後的日常維護難免牽涉美國海軍，這樣儼如將印度海軍也納入了美軍的勢力範圍，也令美軍在印度洋有了一個戰略存在，美國近年苦心經營的圍堵中國策略，將可以更有效發揮。

據報印度軍方有人反對接受美國這份大禮，因為“小鷹號”太老，更新工程或可能是一個“無底深潭”，而且俄羅斯在航母交易中給予印方軍方人士豐厚的“回贈”，這點美國無可能辦到。政治上，不但印度國內的反美勢力會施加壓力，國際上法國、瑞典及歐盟等戰鬥機出口國，也會極力阻止印度接受美方的大禮，防止印度的戰鬥機市場成為美國的囊中之物。看來“小鷹號”退役後的前景如何，現時仍難以論斷。

Labels: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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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 junkets that turn sour

By Raphael Minder
Published: March 5 2008

Copyright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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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讯请中国考察团游山玩水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拉斐尔•曼代(Raphael Minder)
2008年3月7日 星期五

去年圣诞节结束的反腐调查细节显示，当朗讯(Lucent)邀请中国官员到美国时，这家公司的表现更像是一家旅游社，而非电信设备制造商。

美国司法部发现，朗讯为100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电信业高管的大约315次旅行支付了1000多万美元费用。这些人大多“很少甚至没有”把时间花在朗讯的工厂上，而是去夏威夷、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尼亚加拉大瀑布、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和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游玩。

《反海外腐败法》

在与华盛顿调查人员全面合作后，朗讯支付了总计250万美元的罚金和相关民事赔偿。该公司表示，很高兴已经与2006年与法国阿尔卡特(Alcatel)合并前发生的事件划清了界线。但一些美国律师和高管表示，尽管美国政府最近在努力打击这种违反《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行为，还有其它公司也为中国官员安排了有问题的行程。

美国律师事务所Steptoe & Johnson中国法律问题专家、驻华盛顿合伙人帕特里克•诺顿(Patrick Norton)表示，他曾参与了“七八次”美国公司对培训和工厂参观旅行的内部调查，其中一次演变为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诺顿表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几乎只有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才会发生。”

这些违法行为表明，为了在中国取得业务，一些美国和其它西方公司可能准备付出多大的代价。使用传统的回扣手段已经令几家公司陷入了困境。去年10月，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Schnitzer Steel承认，曾向中国和韩国钢铁管理者行贿。德国最大的公司行贿案——西门子(Siemens)行贿案的调查也已经波及中国。

帮助中国员工欺骗自己的公司

这种违法行为据称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为了进行笼络而为政府官员安排旅行，就像朗讯案一样。另一种是为了得到更多业务而为客户公司员工安排旅行，但作为将培训和旅行费用包括在内的契约性协议的一部分，这种旅行有一定的合法性。另外，由于中国公司支付培训费用，邀请方有时也会帮助中国员工欺骗自己的公司。

朗讯案之后，美国公司承认，这个问题已提上日程。“朗讯案确实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霍尼韦尔(Honeywell)高管表示。“防止问题的发生对所有与中国客户打交道的公司几乎都是一个挑战。”

在华外国公司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是公共行业和私营行业界限模糊。这个经济体的大部分仍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政府的手中。

科技公司Sun Microsystems负责反腐合规的高级主管斯蒂芬•克莱顿(Stephen Clayton)表示：“与那里的公司打交道时，你必须假定自己是在与政府打交道。”

克莱顿表示，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管理人士还应该假定，自己的活动如今受到美国政府更严密的审查。例如去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组成了一个4人小组，专门调查涉及《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件。联邦调查局和其它机构的监视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就将腐败与恐怖主义联系了在一起，并加强了对外国游客的审查。他表示：“所有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反恐战争。”

不知道对方是FBI探员

克莱顿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美国执法者正在如何打入企业界。他回忆起在最近的一次行业会议上，一位与会者开始讨论自己公司为客户安排的夏威夷培训旅行。克莱顿表示：“他们必须安排培训，但几乎肯定不必安排在夏威夷。”这招来了另一位与会者的询问。克莱顿从以前的几次会议上得知，此人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他表示： “那个可怜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正在与之讨论带人去夏威夷培训的那位女士是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

在霍尼韦尔，中国客户员工到美国进行的培训一般都限定在一周，并且在一个工厂内进行。“我们会给他们一份非常具体的日程，确保他们只从事与业务有关的活动，”前文提到的霍尼韦尔高管表示。“如果我们得不到一份适当的日程确认，我们就不会向他们发邀请。”

不过，诺顿表示，他知道另一家公司发生的一件事：参加培训的中国人一到美国，就要求培训方把他们公司预付的培训费几乎全部还给他们，因为他们无意花时间在美国提高技能。“在为期两周的旅行中，可能只有两个小时真正花在业务上，其他时间都花在去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等地游玩上了，”他表示。“参加旅行的人数当然要比必要的人数多得多。”

克莱顿还表示，中国公司管理层并不总是十分了解培训的财务方面，不过Sun Microsystems并未直接遭遇过这种问题。“我不知道（中国）公司是否一直都知道自己付的钱太多了，”他表示。“实际上，向公司提出培训等要求的人并不总是资格最高的人。从许多方面来讲，我感觉他们普遍是在敲诈公司。”

说服中国政府加强司法合作

这可能有助于说服中国政府相信，它应当加强与美国政府的司法合作——尽管双边投资如火如荼，包括中国政府控股机构注资受到美国次贷市场崩溃冲击的华尔街银行，但两国司法合作仍处于初期阶段。

还在美国国务院中担任法律顾问的诺顿表示：“中国政府有很多人确实想消除这些问题，但就目前而言，没有人真的知道，在这种（培训）问题上，该如何与中国政府打交道。”

当中国政府还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时，《反海外腐败法》已经帮助改造了美国公司法，其途径之一是让收购公司为被收购公司过去的违法行为负责。

Control Risks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专门向企业提供关于白领犯罪的咨询服务。该公司董事莱纳斯•王(Linus Wong)表示：“仅仅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尽职调查（换句话说就是审查一些文件）可能已经不够了，不会使一家公司免遭美国司法部起诉。”

因此，任何渴望以阿尔卡特为榜样、与美国对手合并的公司，都应当严格审查它们美国合作伙伴的记录——包括访客名单。

译者/何黎


朗讯给中国官员发零用钱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拉斐尔•曼代(Raphael Minder)
2008年3月7日 星期五

去年12月份公布的朗讯(Lucent)案件的细节表明，这家美国公司向显然无意参观工厂的中国客人所提供的，远远不只是高级旅行。

朗讯在支付所有住宿、交通、饮食和娱乐费用之余，还要给一些中国官员发放每天500美元至1000美元的现金津贴。

有一次旅行，朗讯对中国来客没有参观工厂的解释是，在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后，这些中国客人害怕到美国东海岸。朗讯的帮助还扩大到受邀中国官员的亲朋好友。他们得到了在美国和中国的“教育机会”，超过10万美元的费用全部由朗讯承担。

这种访问通常被称作“参观工厂”或者“培训”，但美国司法部指出，“到2001年，朗讯已经将多数制造业务外包，不再拥有任何供客户参观的朗讯工厂”。

译者/何黎  ¶ 3:05 AM 0 comments

  中投应该自己还利息 作者：张明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3月7日 星期五

假如一个公司拒绝支付自己已经到期的国际债券利息，结果会怎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它再也借不到钱了。假如这一幕发生在中国呢？

“两会”期间，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对于3天前已经到期的第一笔筹资利息，正在与有关方面协商，希望由规定的定期支付，改为按当年投资收益情况支付，或者将投资收益用于再投资。

这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有两点，一是中投违约了，二是中国财政部将为一家公司垫付利息。

中投公司的资本金源于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这些特别国债的票面利率约为4％-5％，并约定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今年2月29日，中投迎来首个付息日，付息总额约为129亿元人民币。一般情况下，中投公司有两种付息方案。一是利用投资收益，比如其子公司汇金公司在国内金融股权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进行支付；另一种方案是动用自己的资本金来支付。

鉴于为筹集中投资本金发行的特别国债的本息支付在发行时就已经确定，因此，财政部必须定期为特别国债的持有者（如央行或商业银行）支付利息，否则将构成主权债务违约。如果中投通过与财政部协商，暂时规避了定期支付利息的义务，其实就意味着财政部为中投公司垫资支付了利息。

对于尚不满周岁、海外投资又出现较大浮亏的中投，为资本金支付固定利息，的确存在“特别”的难处。一般公司只需考虑对债务的还本付息问题，而中投不单要为债务还本付息，还肩负着为资本金还本付息的压力。

这种困境其实源于中投特别的筹资结构。如果由央行利用外汇储备直接出资设立中投，则中投就不存在定期还本付息的压力。然而财政部与央行博弈的结果，是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获得了相当于1.55万亿元的外汇储备之经营管理权，其代价就是中投公司面临着制度性的“先天性不足”——还本付息压力。

此外，对于一个新成立的主权财富基金，从海外投资获得股权溢价回报还为时尚早。事实上，中投成立后进行的三笔投资中有两笔都出现了较大的账面浮亏。虽然中投负责人新近再次强调每一笔投资都有详尽的投资方案，都是经由投资委员会集体决定，决不会做一笔“亏本的买卖”——在国内，中投的海外投资不断引起强烈的批评和质疑。

尽管中投的困境值得同情，但由财政部垫资来支付利息这样的做法，只会增加中投身上的政治色彩，损害其作为市场化主体的独立性。可谓得不偿失。其次，作为一个市场化运行的独立投资机构，更应严肃对待已经生效的契约，珍视自己在市场上的信用。决不做一笔亏本买卖这样的豪言壮语，对日益风险无定的市场，恐非适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本文不代表FT中文网观点。）  ¶ 3:04 AM 0 comments

  李金华：孤独的监督者退了 作者：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林山
2008年3月7日 星期五

李金华选择《南方周末》发表“告别演说”。之前他多次出现在电视媒体里，如今他要卸任。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大夫乐于将“白纸黑字”作为自己在历史中的定格。李选择《南方周末》，这个向来被中国知识界所赞赏的媒体来道别公众——定格意味则更为浓厚。

不错，在过去的十年里，李金华面对强势政府部门时的特立独行，和民众的情感对话，以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个性，为他积累了巨大人脉。多年来，他一直为公众所欣赏。很少有这一职级的官员能获得如此褒奖，他也确实算得上官场上的“另类”。

中国的门户网站几乎都转载了这篇专访，有网民甚至称他为“最不该退的人”。至少一年以前，就有人担忧他的离任。这种担忧背后的尴尬现实是，中国每年几万亿的公共预算，将可能因他的离去而失去监督力量。

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政府预算由议会来审查，只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才算“合法”。但谁都知道，这种“合法”只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 “背书”而已。比如，中国“预算法”规定，财政年度是从1月日开始，这意味着，当人大代表们在3月间聚齐来批准预算的时候，政府已经“爽”了三个月了。

如果某个西方国家的官员看到如此情景，会感慨中国的官员实在太幸福了。在西方，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政府花钱，议员们会为每一分钱争得不可开交。而中国的议员们，几乎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两会”前夕，来自理论和实务界的四位学者在媒体上呼吁，人大代表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讨论政府怎么花钱。“我们希望传播一种观念，人大开会最重的事就是要讨论政府怎么花钱。”他们希望“两会”代表们应打起精神来，监督5万亿财政收入的流向。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蔡定剑博士称，“即使所有改革都不做，把预算向社会公开就是最伟大的进步。”这可能让中国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们觉得蔡很没有志向，因为他们希望中国能一步跨入民主国家行列，但蔡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供职几十年，深知水深水浅。

他们的发言也曾经在网络上挂了几个小时，但很快便淹没在“两会”花絮中，人们被那些明星代表、委员的花边新闻所吸引。其实，代表们即使支持这些天真的学者也没用，“两会”十几天会期，真正讨论预算的只有半天时间，在几个小时里，几万亿的预算就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这些财政开支到底流向何方，即使上帝看到那几页纸的预算报告，也不会读懂。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个的庞大的“黑洞”，比如中共各级机构的开支都由国家财政负担，甚至民主党派、工青妇等团体的开支也要从这笔预算里开支。还有一些费用更不可能公之于众，比如要员的出行。

中国官员的“特别费”有多少？上帝也不知道。因此上述学者们呼吁，可以先把那些不敏感的开销公之于众，那些特殊费用可以先不公布，但这样的改革也注定很艰难，谁愿意失去支配财富又不承担责任的乐趣呢？除非他是傻瓜。

也有个别地方愿意冒险，比如广东，2004年，他们小心地公布了一部分政府预算，但代表们立即就发现，四个官办幼儿园要花掉2000万，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如此，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肯定广东做法，而当广东人将这一改革作为成绩讲述的时候，北京的一些领导人却担心，这样会使人大和政府关系变得紧张，并批评了广东的做法。

鲁迅曾说过，在中国，就是挪动一把椅子也要流血，其实在中国，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改革，虽然不至流血，但利益已经牢固地和官员利益捆绑在一起。谁要是敢搬椅子，别人会拿椅子砸死他。

李金华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勇敢地挪动着一把把的椅子。而要命的是，真正能对政府乱花钱发挥点作用的就是李金华和他领导的审计署。如今，他就要离开，中国人开始担心，一个部门的风格会不会随领导人的离开而离开？谁将成为中国脆弱公共预算监督体系中的新李金华？  ¶ 3:04 AM 0 comments

  桑德施耐德谈中国军事：究竟是谁威胁谁 Deutsche Welle | 2007.07.31

在中国军队建军八十周年前夕，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桑德施耐德教授认为，对中国扩军、军费开支的指责是不公正 的；中国希望避免军事对抗；台湾如果宣布独立，确实将成为中国发动战争的理由；中国制定了全球战略，只是闭口不谈而已；但中国总体上不是一个攻击性的国 家。

德国之声：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也开始加快其军队现代化的步伐，国防预算每年呈两位数百分比的涨幅，这一再引起西方国家的批评。特别是美国说中国在和平环境中不必要地扩充军备，并批评中国的军费开支不透明。您认为这样的指责有道理吗？

桑德施耐德：我认为这类指责是不公正的。如果将 中国的国防开支与美国比较，那么你会发现这之间有极大的差距，而且是有利于美国的差距。抛开中国的官方数字，即使按照最高的估计，中国每年拿出一千亿美元 用于国防现代化，而美国的相关数字是五千亿。由此看来，美中之间的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总趋势上还在加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经济上飞速发展的国 家拓展其军事能力，也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都类似，美国也不例外。说中国的军费开支不透明，这倒是事实。不过，军事本身就不 是一个注重透明的领域。

德国之声：中国在近期内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吗？

桑德施耐德：你将一个国家视为威胁并推行相应的政策时，它才会对你构成威胁。当然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台湾的问题，这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别于欧洲。但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愿意使棘手的问题在双边关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中国希望避免可能的军事对抗。

德国之声：那么反过来呢？中国是否将美国视为威胁呢？美国其实对中国已形成包围圈，华盛顿与日本、印度结盟，与泰国保持密切的军事联系，改善与越南关系，还在中亚拥有军事基地。这一切使中国的安全政策依赖于美国。

桑德施耐德：就象您所描述的那样，在这样的讨论 中，换一个视角有时候会很有助益。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就正象您所说的那样，美国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周边。这使中国在安全政策上 不免产生忧虑，并导致一些反过来又遭到华盛顿批评的反应。这就是国际政治中必须注意的平衡关系。在不恰当的时间说一句不恰当的话，有时候就会带来政治后 果。

德国之声：台湾仍是中美双边关系中最大的挑战。如果陈水扁利用大选或奥运会的机会宣布台湾独立，您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兑现“反分裂国家法”的威胁吗？美国又会做何反应？

桑德施耐德：我想美国和中国都不会希望这样的事 情发生。两国的政界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台湾不走出单方面宣布独立这一步，因为这对北京来说确实是发动战争的理由。我在北京的谈话伙伴都对此表示担忧，担心 陈水扁抓住奥运会的机会。因为他们知道，既然宣布了不允许台湾独立，台湾果真走出这一步，就必然要做出反应。中国官方人士明确表示，台湾比奥运会更重要。 这当然是必须避免发生的冲突局面。因为这将使殃及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经济。

德国之声：如果像您所说，中国已经拥有一个全球战略，那么世界需要在中国军队面前感到恐惧吗？

桑德施耐德：暂时不必。中国从总体上来说不是一 个具有攻击性的国家。我想说的是：谁对中国采取对抗的策略，将中国视为威胁，甚至是敌手，那么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最终也就会变成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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