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将会“切•格瓦拉化”？ ● 沈旭晖

台湾陈诚的孙女、陈履安的女儿陈宇慧是近年最受欢迎的网络武侠小说作家，其成名作《天观双侠》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情节：主角浪子赵观被一群喇嘛围攻，本已束手就擒，全体喇嘛却忽然对他无限尊敬，原来喇嘛「发现」了他是二十年前圆寂的活佛转世，不惜奉敌为神。不少人建议北京政府把西藏问题拖延至达赖死后再解决，就是看准了这个转世真空；达赖也早作准备，以免北京得到一个「国产班禅」后，又得到「国产达赖」。但双方对后达赖时代的准备，却未免一厢情愿。

先说北京。不少评论相信，一旦达赖圆寂，流亡藏人失去精神领袖，无论转世灵童是否在中国境内出现，短期内都不会有单一代言人，激进藏人也将失控，届时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就会降低。这策略的逻辑和暗杀一样，都是假定死去的领袖不可取代，假定对手派系将会失控，并假定自己会从对手的失控获利，是为「人造混沌理论」。但假如首个前提不正确，死去的人并非不可取代，其他假设亦不能、或起码不易成立。为什麽达赖并非不可取代？因为真正的肉身达赖，早已被局部取代了。今日我们认识的达赖、能整合西方支持的活佛、在国际机场能看见的畅销书《达赖智慧金言》，都是经西方话语权包装的产品。真正的达赖哪怕有意在印度谈论中华文化，也是难以弘扬国际的。

国际社会预料，就是转世灵童在中国境外出现，他长大后也不可能有这位十四世达赖的超然地位，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受现代媒体监察，不容许神话出现。尼泊尔、不丹等带有宗教身份的王室纷纷退位的大气候，也不容许国际社会为一位神圣婴儿盲目造势。「乡中无先知，仆中无伟人」，同类谚语在西方同样流行，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就是。既是如此，达赖的形象在他圆寂后注定后继无人，可能会变得更高更大。但他的智慧演绎权，却会落在数十年来塑造其形象的中介人手中。要了解这关键，我们可参考切．格瓦拉（捷古华拉）的故事。

今天一切象徵反抗的运动，都有切．格瓦拉的身影，但讽刺地，切．格瓦拉也同时成为流行文化的图腾。国际青年固然不相信他是当年美国宣传的恐怖分子，却认为他是一名有性格的潮流领袖、多於他本人希望拥有的身份「革命者」。?中原因，就是因为切．格瓦拉死后「走红」的过程完全被西方媒体操控，而不是被共产媒体操控。达赖一死，必会死在中国境外，届时他的智慧产权，就会完全被控制境外的媒体继承。毕竟只有卡斯特罗等人可自称知道切．格瓦拉私下说过什麽，但「了解」达赖「真正」思想的「亲信」，却必会在他死后冒出不少，包括好些访问过他的西方记者。数十年后，「真正」的西藏，可以和现实政治的西藏完全脱离，变成一种建构的想像，而这种想像足以整合庞大力量，届时达赖和切．格瓦拉肖像不难同时成为流行宠儿，象徵可供随便演绎的精神。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青年自愿到希腊协助它脱离土耳其帝国，就是建基於对古希腊的自我形象建构，当中最卖力的宣传者是英国年轻诗人拜伦，他就是死在那个自己想像出来的希腊战场。

为什麽「达赖重构权」也不能落在达兰萨拉一方？近年达赖为免北京在他圆寂后推出「国产达赖」，已提出不少创意方案，包括让藏传佛教信徒(包括非藏人)全体公投决定他是否应转世、自己决定不再转世而将「达赖喇嘛」变成梵蒂冈教宗一类由教内高层互选的职位、索性普选达赖、预先宣布自己的灵童不会降生在中国大陆、又或在自己在世时指定转世的接班人，即搞「活人转世」。无论形式如何，背后动机不离其宗，都是希望将自己的政治和精神遗产留给流亡藏人。问题是，上述方案都不能和西藏数百年来的传统衔接。虽然正如达赖自己所言，西藏史上也出现过活佛在生时钦点接班人的先例，但通过上述方式产生的达赖接班人，都不能完全接收达赖本人代表的传统精神。十四世达赖身为社会学家韦伯界定的传统型+魅力型领袖，但他的接班人缺少了完整的传统权威，也要忙於处理现实政治，不可避免地，只能成为法理型或魅力型领袖，要是还能作为领袖的话。届时，对西藏传统的演绎权，会先落入海外西藏文化协会一类白手套手中，更多《一个法国人和达赖漫谈科学》、《达赖上的最后十四堂课》、《地球上最后一个会转世的人》、《富喇嘛与穷喇嘛》一类丛书会应运而生。正牌达赖接班人会继而发现，自己反而要通过把西藏传统切割处理的流行文化来继承「真正」达赖思想，否则他的威权会备受质疑。结果，藏人的话语权、自决权，可能比达赖时代大幅下降。

单从利益而言，把达赖拖死再算的策略似乎对北京、对西藏，都不是上算。对懂得操控话语权、设定议题、弘扬软权力、把建构主义运用得得手应手的西方社会而言，却不啻是理想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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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反恐、中美关系、香港涉外关系等。耶鲁大学学士及硕士、牛津大学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会科学网络名誉主席。学术着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学术着作有《国际政治梦工场》等。

联系作者：simonshen@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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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問題：中國難解的癥結 作者Francesco Sisci是意大利《新聞報》（La Stampa）的駐京編緝。
2008/04/16, 週三

北京 --- 懷著最好的動機去翻看歷史，我們很難為西藏找到證明或反駁它與北京關係的證據。然而，被中國當作意識形態工具使用了幾個世紀後，歷史已無法繼續為今日的問題提供幫助。

事實上，中國不需要歷史來證明西藏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地域政治，已是最好的出發點。若拋開歷史談西藏，將會給現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中留下一個巨大的空洞；簡單地以地緣政治取代歷史，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要求中國推出相應政策，以求得海內外在此問題上的一致。說到底，西藏問題的癥結在於管治不力。要知道，很多藏人依然忠於達賴喇嘛，而北京對此頗有介懷。

幾百年來，歷史（對它的管理與操縱）就像指南針一樣，創造了統治中國所必要的意識形態範例。中國上世紀初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完全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關鍵特徵（如對歷史的激情和非常實用的本質）產生了共鳴。歷史與實踐合拍，也是幾個世紀以來的事實了。

最近發生的西藏危機，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戰著歷史，並迫使中國尋找新的指南針。實踐與實際原因，都無法再和歷史及對歷史的操作相銜接

3月14日的西藏起義及隨後出現在其他中國城市的藏人遊行，均為中國未來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超越了抗議活動本身，也超越了順利舉辦北京奧運會的迫切要求；這些問題事關中國的歷史、地理及它在全球的角色。

中國政府稱，西藏隸屬於中國的歷史，可追溯到元朝甚至更遠古。有著政府背景的中國網（china.org.cn）寫道：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贊干布兼併十餘個部落和部族，建立了吐蕃王朝，疆域覆蓋今日西藏的大部分地方。他曾兩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於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

1271年，蒙古汗政權定國號為元，並於1279年統一全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西藏成為中國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個行政區域。考慮到當地歷史傳統、社會狀況與自然條件、種族與宗教，元朝政府對西藏實行了有別於其他10個行政區的特別措施。

首先，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命薩迦派的西藏喇嘛八思巴（Pagba）為“帝師”，加封“大寶法王”，主管全國佛教和西藏地方政務。這是中國歷史上僧人所取得的最高封號。

第二，元朝在建立不久還成立了總制院，管轄全國的佛教事務與西藏的軍政事務。1288年，它改名為宣政院；丞相通常負責宣政院，而由“帝師”提名的僧人擔任副手。就這樣，中國歷史上首個專管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正式宣告成立。

第三，元朝還將西藏劃分為不同的行政區，並提拔各級別官員，以加強行政管理，而“帝師”則承擔整體責任。

不過，以此稱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有些牽強。原因有兩個：1，將元朝的情況當作中華的傳統，存在爭議。當時的統治者為蒙古人，官方語言為蒙古語或波斯語，而漢人只是二等公民。

2，蒙古人通過支持不同派系，介入了西藏的權力鬥爭，但是這種行為有沒有上升為直接對西藏的統治和管理，還存在爭議。美國漢學家白慕堂（Thomas Bartlett）如此總結：“蒙古人的元朝僅通過藏族宗教領袖之手來施加對西藏的統治，並沒有征服、佔領或統治西藏。”

到了清朝（1644-1912），情況又完全不同。當時，西藏一直是滿族人、准葛爾人及俄國人三方角力的一個主要目標；滿族人與准葛爾人更為西藏的控制權而鬥爭了多年。

防止西藏精神領袖與准葛爾人結盟，也就成了滿族人當時政策的重中之重。康熙皇帝還曾將自己比作將八思巴奉為“帝師”的忽必烈汗之轉世。

這一比較並不合適，因為忽必烈汗是出於宗教信仰，而康熙則完全是帶有政治目的。還有人說，六世達賴喇嘛1706年被謀殺，得到了康熙的默許，因為他既有動機又有手段。1708年，六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在滿族人控制下的“康區”（Khams，今四川西部的西康地區）找到，正中康熙的下懷。這個孩子成長的一切，都在康熙的過問之下。1720年，他被清兵護送入藏，行使達賴的權力。

一些史料認為，清朝對西藏的吞併始於此時。不過，這實屬誇張。滿族人竭力希望在西藏建立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傀儡政權；1721年，康熙在一份聖旨中稱西藏已被滿族統治80年，並打算用更嚴厲的文字寫明二者的關係。藏人表示，應繼續延續傳統的“施主與喇嘛”關係，即不認為康熙與達賴喇嘛的關係為“君臣關係”。 美國漢學家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在《900—1800年之中華帝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寫道：從當地管理來看，西藏仍獨立於清朝；身為領導者的喇嘛們並未得到除此之外的任何政治利益。

牟複禮說，清朝成立管理蒙古、俄人和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理藩院，進一步證明了他的觀點。蒙古的一部分屬於清朝，也有疆域屬於准葛爾人；俄羅斯則從中亞和東北亞對清朝虎視眈眈。

美國的中國歷史學家彼得•普度（Peter C. Perdue）在新著《中國挺進西---大清對歐亞中心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哈佛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寫道：“西藏發生內亂，令雍正皇帝下定決心，派兵進藏。1720年，清兵在康熙的命令下已進駐拉薩，趕走了准葛爾人，並成立了軍政府，還受到了當地百姓的歡迎。被准葛爾人佔據的布達拉宮，重新回到了達賴喇嘛的手中。佔領者的官邸均被拆毀，而年僅12歲的七世達賴則淪為了西藏貴族們統治的傀儡。兩位最有權力的人是西藏西部噶倫瑣南多結（Sonam Stobgyal），又名頗羅鼐（Polhanas），和康濟鼐。二人曾率眾抵抗准葛爾人的統治；三位清兵官員連同三千人的部隊，一同監督著西藏政府的運作。西藏的局勢並未因此獲得穩定，因為當地統治者仍無法成立一個名至實歸的集權化議會。”

駐紮的清兵，逐漸成了藏人們的負擔。當地的穀物價格飛漲，儘管清朝政府花費了鉅資，千里迢迢地從內地向西藏運送糧食。主將年羹堯和延信（康熙的侄子）曾向康熙進奏，應儘快從拉薩減少駐兵。雍正則下令迅速撤軍，以實現其加強內線防禦工事的計劃，如與准葛爾人議和，減輕百姓的負擔。康濟鼐曾懇求雍正再次考慮，但遭到拒絕。

這段描述與牟複禮的觀點並不矛盾。由於它強調了當地貴族的角色，為討論清政府在西藏事務中所實際扮演的角色留下了空間。雍正想安撫准葛爾人，因此下令放棄對西藏的完全控制，以避免與這位好戰的鄰居發生更多衝突。當時，清朝已無法應付與准葛爾人的消耗戰，還要提防東進中的俄羅斯人。如此分析，清兵從西藏撤出有兩個原因：駐藏清兵無法從貧困的當地得到供給，而由於交通落後和成本太高，從周邊省份運輸補給也不現實。

如今，北京大可以稱情況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向西藏提供物流補給，不再“難於上青天”；中國的國力雄厚，足以維持在拉薩及西藏其他地方的駐軍。此外，它無需討好准葛爾人之類的周邊對手，也無需應對象18世紀的沙皇俄國那樣虎視眈眈的外國列強。簡而言之，中國如今能竭盡全力實現歷史上無法完成的任務—全面控制西藏。儘管如此，西藏與北京的政治關係仍停滯不前。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在乾隆時期承認西藏是清政府的藩屬。在說到北京與高麗（今朝鮮半島）、暹羅（今泰國）等如今已脫離中華版圖的領土的政治關係時，用“藩屬”一詞似乎並不貼切。但英國人或認為這個寓意模糊的詞語恰恰能掩飾他們垂涎中國領土的野心。當時，沙皇俄國從北蠶食著清朝的疆域；法國人已佔領了越南，隨時準備向北進犯；統治著印度的英國人，則希望把女皇的恩澤惠及喜馬拉雅高原。若能證明清朝對西藏等領土的統治已到了事實上或法理上分崩離析的地步，顯然對這些西方列強都是件好事。

從現代的角度來看，中共1950年之後對西藏的統治模式，可謂是前無古人。當然，中共對整個中國的統治模式，同樣是史前無例。用10萬官員來管理4億國民（官民比例為1：4,000），已令乾隆皇帝感到很滿意。

若將這一比例擴大20倍，即一名官員擁有隨從、護衛、秘書等20人並不過分，則變成了每200名百姓中有一名官員。當時，清政府還實行著兩級體系，即官員由中央供養，而護衛、秘書等則由地方承擔。如此一來，中央很難避免地方官員變成“土皇帝”的情況，因為地方的管理權已大多落入了與官員有密切關係的貴族和富人手中。

為避免這一惡果，中共在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黨組織，黨員人數也因此大大增加。他們嚴格執行黨紀，使中央指令得以迅速傳播至國家的每一個角落；現代通信技術的應用，更大大縮短了這一過程。目前，中國總人口不到14億，但黨員人數卻已達到了7,000萬。

理論上講，所有官員均受制於中央，並受中央的監督。同樣，由於中央有能力繞過中低層官員，沒有人能成為“土皇帝”。中共對西藏的影響，與它對其他省份的影響幾無差別。

上述分析自有其重要性，因為它為中國統治西藏提供了合法解釋。若缺少這一點，中國或許能用武力征服西藏，但此舉無疑會影響北京在海內外的形象。這一觀點，是在1950年後才逐漸形成的。

美國藏史研究專家史伯林（Elliot Sperling）的《漢藏衝突的歷史及爭辯》（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一文，被刊登在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EWC）在2004年第七期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中。他在文中寫道：

在新中國建立後，中共成為了自清朝覆滅以來有能力與決心主張擁有西藏的首個政府。對中國領導人而言，特別是那些知識分子，過去的征戰與屈服已不足以創造歷史。從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需要科學化的印證和證實。受此理念驅動，中共認真研究了西藏歷史上隸屬於中華的性質，隨後得出了沿用幾十年的結論，即在蒙古人的元朝將西藏與中國各地納入版圖之下時，西藏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受當時的意識形態所限，人們無法接受中國純粹是出於地域政治的原因而進入了西藏高原。無奈之下，中共只好把解放當地百姓（符合共產主義理念）和繼承歷史（符合中華歷史），作為控制西藏的合法解釋。

隨後，人們在談到西藏時的用詞也發生了變化。民族主義者曾樂意將西藏稱為“處於中國主權之下”或是中國的“藩屬”。但這兩個概念有著很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與當時剛剛經歷了革命的新中國不相符。50年代，中國創造了一個描述西藏地位的、且目前沿用至今的詞語—“中國的一部分”。這個詞非常模糊，足以經受人們對西藏與中國既往管理的認真考究；同時，它又非常精確，指明了西藏屬於中國。

然而，這種過於依賴歷史的立場，卻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武力及因此取得的勝利，不足以令公眾達成共識。教育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而歷史則被認為是最實用、且文明很多的手段。不過，它需要對史實進行操縱與教育等複雜動作。然而，這類動作越多，越容易給其他歷史解讀資料留下可攻擊的漏洞；研究的歷史越長，發現的漏洞也就會越多。例如，西方歷史學家多次指出，明朝政府並未在西藏建立政權，“明朝沒有在西藏頒佈任何法令、徵收任何賦稅等”。

這種說法，無疑令西藏為中國藩屬的說法站不住腳。歷史漏洞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歷史是在為政治服務，與之相左的歷史觀點都清除出了史書。

19世紀中葉之前，當不少國家附屬於中國時，這種手法還算有效。進入現代社會，中國想繼續做到滴水不漏儼然困難萬分，且加強修改過的歷史教育，反而弱化了官方立場。一旦人們對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聲明產生懷疑，他們也會質疑政府的其他聲明。

正由於西藏歷史存在爭議，西藏問題讓中國人與外國人感到模糊，也就毫不出奇了。比起西藏，越南似乎更有理由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它有幾百年一直使用漢字，語言與華南地區的方言相近，並在漢朝時歸順；相反，西藏的語言和文字，完全與漢人不同，與中國接觸的歷史也相對較短。然而，歷史弄人：西藏成了中國的一部分，而越南卻是個獨立國家。朝鮮半島的例子，也能說明這一問題。

越南的例子，似乎更有意思。1950年，人民解放軍分別到達西藏和越南邊境。若繼續前進的話，中國將難免與法國發生直接衝突，因為越南當時是法國的殖民地；而西藏就不同，並沒有其他大國的保護。英國雖然因1947年印巴分治而撤離印度，但仍在亞洲保留了大部分利益。它本應該在西藏成立類似於攝政體制的政府，對其提供包括軍事支援在內的幫助；它本可以在喜馬拉雅高原保留駐軍，監視中國的一舉一動。顯然，新成立的中國必然不敢輕舉妄動。

印巴分治剛實現，第一次印巴戰爭的戰火旋即燃起。因此，兩國無暇關注西藏問題。對印度而言，它更情願中國人出現在喜馬拉雅高原，而不是英國人。當達賴喇嘛1959年出逃至印度時，尼赫魯還就向西藏難民提供保護的可能性而咨詢毛澤東的意見。據說，這位中國領導人當時回答說，讓藏民呆在友好的印度總比在敵對的美國好。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軍隊進入了西藏。

英國在乾隆時期承認西藏是中國的藩屬，但是如何理解和從政治上翻譯這個詞，卻有些難度。別忘了，對北京而言，高麗、暹羅和西藏雖然同為藩屬，但地位卻明顯不同。那麼“藩屬”一詞與當時的殖民地有無區別呢？如今，殖民地已成為昨日黃花，但俄羅斯和美國等大國仍將殖民擴張時所侵佔的土地納入了自己的版圖。

它們之所能這樣做，是因為地域的連貫性。英法之所以喪失了殖民地，恰恰是缺少這一因素。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也是出於這一原因。事實上，清朝時處理西藏政務的理蕃院，在英文中就常被翻譯為“殖民地事務辦公室”。在《聯豫駐藏奏稿》（1979年出版）中，中國藏學家吳豐培將清朝在西藏的工作與英、美、法、荷的殖民機構進行了比較。

當然，在反殖民運動日益高漲的50年代，中國若繼續把西藏當作殖民地，顯然不合時宜。當時，蘇聯、美國等其他國家，靠著地域連貫性的便利，保留了在殖民時期佔領、征服或因原住民稀少而佔有的大幅領土。

在19 世紀，國體不同且邊境劃分也不同。歐洲國家會以共享的權力與義務來劃分邊境線。若不承認這一政治原則，就有被其他國家吞併的危險。清朝則是個特例。它太強大無法被瓜分，而其遵守的政治原則也與歐洲不同。當時，西方外交官（很多後來變成了歷史學家）嘗試著將中國的政治領土原則翻譯過來；有了這些譯稿，他們便開始順理成章侵佔清朝領土。

上世紀初，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作出了回應，向海內外人士重申了中國在疆域問題上的立場。這些聲明為現代中國的疆域定了基調，並把西藏、新疆和蒙古包括在內。為提高中國人在洋人面前的自豪感，孫中山指出中國有著5,000年的悠久歷史，比西方文化的鼻祖古希臘與古羅馬還早數千年。此後，唯有幾百年歷史的國家均被認為是年輕國家，還可能被看不起。

在年輕、精力充沛的、現代化的西方人面前，中國人常常感到自慚形穢。孫中山的政治新發明，無疑提升了同胞們的民族自豪感。孫中山說，年輕一無是處，古老才是真正文明的原因。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屢屢搶到這一點，稱沒有國家能比中國更古老，更有價值。

國民黨在歷史與地理上的立場，為中共後來執政打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礎。儘管有著如此驕人的進步，國民黨在清朝覆滅後仍缺乏統一中國疆域的能力，更別提做出其他領土聲明了。也只有在1949年後，中國人才擁有了這樣的能力。

在西藏方面，情況並沒有變得清晰起來。與中方擺出的大量資料文件相比，藏民在主張獨立時所能提供的歷史證據實在少得可憐。西藏之所想獨立，癥結在於它認為與中國的關係就像中亞地區較為普遍的喇嘛與施主之間的關係。其中，中國是施主，而西藏是喇嘛。

隨著時間和環境的遷移，喇嘛與施主的關係或會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含義。理論上，無論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是藩屬、獨立、或是某種形式的依付，這種喇嘛與施主的關係都與之並存。事實上，即使是中方最空泛的歷史描述，也比藏方的說法接近現實。藏人以宗教人物與普通信眾的關係來形容兩者的關係，反擊中方的歷史論據。不過，最後雙方都不願聆聽對方的觀點。

西藏似乎從其在20世紀上半葉所處的狀態中找到了獨立的政治理由，稱西藏在中國軟弱的情況下事實上已獲得獨立。的確，中國很多省份當時也面臨這種情況；但沒有國家承認西藏或中國其他省份的獨立地位。

解放軍1949年入藏，將其融入現代化的中國，自然有了充分的地域政治理由。一談到中國，人們自然而然會想到它長達5,000年的漫長歷史。歷史如此悠久，西藏在其中佔據了至少20%的時間段。因此，我們得知西藏從1,000多年前的元朝起開始屬於中國。

與孫中山時期備受屈辱的中國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相比，局勢已發生了顯著變化。5,000年歷史的想法，失去了相應的作用：當年，它提高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如今卻讓這個民族變得有些自大傲慢。若指望在未來幾十年裏擠入第一世界，中國應該謙虛和低調，前提是它仍希望在和平中崛起。它目前的疆域不會改變；其他國家也無意改變這一局勢。

就像以色列與美國一樣，今日的中國既可以說是個古老國家，也可以稱之為年輕國家。說它古老，是因為它的歷史延綿數千年。以色列也在1949年前後建國，但歷史能上溯到摩西及古埃及時代；美國建國於1776年，毫無疑問是個年輕國家，但它的一切傳統均來自於同樣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歐洲大陸。

一條新的歷史年線，或許能讓中國的領土聲明在政治找到合理與合法性。歷史年線越短，在解釋時遺留的漏洞也就越少。

這時，我們就不能不提及達賴喇嘛的政治作用了。從新中國建立伊始，達賴與班禪的地位便被中共領導人放在其他西藏喇嘛之上；他們二人在藏民的文化與宗教生活中的影響力，可以窺豹一斑。

有著傳奇經歷與享譽全球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藏民甚至華人中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實際上，達賴喇嘛對藏民的號召力，遠遠超過了教皇對基督教徒的影響。首先，教皇代表著上帝，但他並不是上帝。他是選舉產生的，任職20～30年；而達賴與活佛無異，是終身制。其次，達賴是民族與文化的象徵，而教皇絕無這一功能。

若中共官員鼓勵僧人和普通百姓譴責達賴喇嘛，以便親北京的班禪喇嘛能儘快得到認同，簡直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僧人怎會去譴責自己的佛祖，自己的身份呢？藏民怎會否認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要這樣做，他當初何必要當僧人呢？既然生為藏民，這種身份又如何放棄呢？同樣，一個信奉基督的漢人也不會去譴責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漢人身份。迫於高壓時，西藏僧人可能會不得不臥薪嚐膽，尋找痛斥統治者的最佳時機。

西藏問題，似乎變成了時間遊戲。若達賴喇嘛過幾年去世，而藏民抗議活動盡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北京所考慮的就是提升班禪喇嘛的地位，使其的影響力超過其他流亡海外的喇嘛。即便到時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各選出一位達賴的轉世靈童，中國仍有20年來控制局勢。屆時，流亡海外的達賴將無法獲得藏民的認同，也就只剩下親北京的班禪與達賴了。

對中國而言，這種情況最為理想。它將獲得將西藏藩屬化的時間與機遇。但這可能造成漢人與藏民的分歧更加嚴重，因為藏民在文化上已瀕臨被徹底消滅的地步。

達賴喇嘛批評說，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文化滅絕政策，破壞所有的文化遺產。但大部分中國人對這一點都閉耳不聞。在過去60年利，中國領導人已對自己的文化實施了“滅絕政策”，並認為這是邁向現代化、成為發達國家的必經之路。全球化，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少本土文化都消失在全球的大熔爐中。

中國人認為，他們對西藏文化的保護力度，遠大於對自己的文化。這種心態，相信還會持續到未來。畢竟，中國就是個歷史的大熔爐，成功消化了清朝的滿族文化、元朝的蒙古文化、唐朝的突厥文化。為何要放過西藏文化呢？

但如果達賴喇嘛依然健康長壽，藏民抗議活動不斷升級，國際社會的關注並未因奧運會勝利閉幕而轉移，北京就不得不同達賴喇嘛展開對話，不然將帶來重重麻煩。達賴也是能令西藏局勢走向緩和的唯一人物。

如果藏民抗議持續，但北京拒絕與達賴對話，那對國際社會而言，中國顯得非常無情。在國際社會上，達賴是位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長時間不與其展開對話，將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是在全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動機日益擔心的時候。廢除西藏傳統文化，屆時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令人警惕的信號。

中國與西藏的未來歷史如何書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之後十年所發生的事情和中國在達賴喇嘛問題上的處理方式。

或許，中國應研究一番歷史在中華帝國與在古羅馬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在中國，歷史是為皇帝撰寫的；而古羅馬則允許歷史學家有著獨立觀點。事實上，他們常與元老院一條戰線，對皇帝並非言聽計從。正因如此，我們才知道古羅馬最荒淫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曾提名他的禦馬進入元老院，而暴君尼祿（Nero）故意在羅馬城縱火，然後嫁禍於基督教徒，以便對他們進行迫害。這些皇帝的舉止，聽起來都瘋子一樣，但史書並未因此而抹殺他們在關鍵時期維護並擴大帝國疆域的功勞。就連古羅馬的宿敵漢尼拔（Hannibal），也被歷史學家描述成一位尊貴的將軍；雖然古羅馬視過著遊牧生活的日耳曼人為蠻族，但不妨礙史書將他們稱為偉大的好戰民族。

史書對古羅馬敵人和自身缺點的描述，非但未貶低國家的形象，反而讓它高尚起來，變成了一個成功克服了種種困難與挫折、並最終邁向勝利的帝國。在美國新聞界與當代史中，就可以察覺到這一傳統的影子：作家們深入探討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在最後呈現一個邁向勝利的美國形象。這樣的歷史更有說服力，因為它沒有刪除與之觀點相左的版本，聽起來更具真實性。隨著古羅馬最終的勝利，歷史更加證明了國家的真正偉大，因為它成功邁過了所有艱難險阻。

然而，上述情況不可能發生在中國。正史雖然談到了所有歷史事件，卻很難令人信服。目前，中國已無必要去繼續撰寫有利於自己的歷史，例如在西藏問題方面。拋開了舊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及解放人類的觀念後，單說出於地域政治原因而控制西藏，已足以避開任何危及中國統治的理論上的挑戰。然而，地域政治原因也易令情況變得複雜：它將招致惟以實力計較得失的危險，從而引起其他國家的惴惴不安。地域政治，還需與一些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溫和措施相配合。也就是說，中國應通過提高管治能力，來贏得海內外支持。

中國政府以目前的政治需求為方向來調整歷史角度的做法，讓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恐慌。北京無疑在告訴世界，中國人最初並不認為他們應統治西藏；而這或許是中國面臨的最棘手問題題。

歷史之所以為此，因為所發生的大背景已成為過去。蘇聯解體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它不會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適用。目前，巴爾幹化趨勢在全球日益抬頭，超過100多個要求獨立的組織活躍在世界各地。假如它們都實現各自主張的話，世界將出現100多個新生國家。

若簡單地使用民族自決權來解決問題的話，相信會在全球激起更洶湧的獨立運動。為了生存與繁榮，這些新生國家只能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代價是被迫向世貿、聯合國或歐盟之類的國際組織放棄部分領土要求。如此一來，當初分離又有何意義呢？難道是為了滿足少數民族的野心？還是反抗單一民族的統治，爭取自由？抑或是企圖通過分裂來削弱該國實力？或者是以上動機都有？

這些才是真真切切的問題；真正的解決方法不是尋求獨立，而是提高管治水平。

就像上世紀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樣，獨立運動儼然被當作了解決凡間種種問題的革命性救世良藥。在情緒化的爭拗面前，理性總是顯得非常無助。這大概是隱藏在偽理性歷史爭拗背後的可怕內容；稍處理不慎，又往往會燃起難以駕馭的民族主義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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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問題：美歐有意長期對華施壓 撰文 羅少蘭
2008/04/16, 週三

美國及歐洲議會近日分別通過有關西藏的議案，內容包括任命西藏事務特使及促請聯合國插手調查，美國更加打算在西藏建立領事館，顯示美歐有意長期作戰對西藏問題施壓，北京面臨的壓力不會隨著奧運會結束而停止，西藏問題勢將持續考驗中國政府的智慧。

美國國務卿賴斯4月8日對美國國會撥款委員會表示，美國國務院正在尋求在西藏設立領事館，稱要求建立西藏領事館已經排上了政府內部日程，正在努力爭取中，希望可以盡快落實。她又說，現時美國外交官不能夠自由進入西藏，在建立領事館後，美國可以有限地進入西藏，但她又指這樣做還不足够，意思可能提美國將會就西藏問題做出更多。

與此同時，美國參眾兩院4月9日通過議案，譴責中國鎮壓西藏抗議，並敦促北京與達賴展開直接對話。議案呼籲中國政府允許獨立監督人士、記者以及醫務人員進入西藏，釋放因發表政治言論而入獄的人士，以及放棄將北京奧運火炬傳送上珠穆朗瑪峰的計劃。

另外，歐洲議會4月10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會議上，通過了“西藏問題決議案”，呼籲歐盟成員國首腦將中國政府與達賴對話作為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條件，還要求歐盟理事會任命西藏事務特使，協調中國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對話，並呼籲聯合國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赴西藏調查。

分析認為，美歐政府這一連串行動，除了會在奧運期間為中國帶來尷尬外，也顯示西藏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及歐盟的對華政策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美歐將長時期持續就西藏問題向中國施壓，絕不會隨著奧運會結束而停止。

這些行動當中，以美國尋求在西藏建立領事館的計劃，對北京威脅最大。首先，美國這樣的要求聽來合情合理，令北京難以找到理由拒絕；其次，在建立領事館後，美國可以明正言順派出外交人員長期駐西藏，不但可以監察當地情況，又可以與藏民直接接觸，掌握更多北京的管治或人權問題；再者，若從陰謀角度推斷，美國又可以利用領事館作為據點，培養藏民之間的反對力量，發揮裡應外合的效果，使西藏成為更有效抗衡中國助大的手段。

歐洲議會通過的“西藏問題決議案”對北京來說也非常棘手，決議案要求歐盟理事會任命西藏事務特使，協調中國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對話。這將會是一個抗日持久的任務，以歐盟理事會的辦事程序推斷，由遴選至任命西藏事務特使，需時超過一年不足為奇，期間有關的新聞每次見報，都會為北京帶來壓力。當成功任命持使後，他的每一次任務都會被廣泛報道，北京若堅拒與達賴喇嘛談判，一定會引來國際傳媒大肆批評，這種持久的國際輿論壓力，對北京而言並非容易處理的問題。

歐洲議會的“西藏問題決議案”又呼籲聯合國插手，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赴西藏調查。這項呼籲對其他國家而言，可能會構成極大壓力，但對中國來說反而比較容易處理，因為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手上的否決票，可以阻止聯合國任何決定，包括針對自己的議案在內，問題是若西藏問題真的被提交到安理會處理，將會令中國非常尷尬，這也絕非中國所願見到的。

無論如何，西藏問題乘著北京奧運再一次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美歐議會及政府近期通過的一連串措施，顯示她們將長期就西藏問題向中國施壓，北京須發揮高度的政治智慧，否則將難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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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与“老外”谈西藏？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滕青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4月2日 星期三

几天前，我接受法国《西南报》的采访，目的是介绍我这里的孔子学院。报社记者却对我的个人旅游经历与西藏问题倍感兴趣。我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不断地把话题拉回。

昨天一天，我家电话未断，都是各种人谈近期西藏骚乱问题的。法国各电视台都在不断放画面、组织讨论会，而议题的倾向与情绪是什么，不用我在这里说了。给我打电话的，有法国人有中国人，有老人有年轻人。最长的一次电话两个小时。

《西南报》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本来就是想借机问我西藏问题的。

现在，我想就这次西藏事件写几句，不是谈西藏问题本身，而是想谈怎样与西方人沟通，让他们听得进去你想讲的东西，尽管他们可能无法同意你的观点。

你不该指望人家同意你的观点，也不能指望人家会认真听你讲你自己认为你了解的事实真相。否则，你就是对自己或对别人希求过高了。

你的目的应是让人听到你的解释，了解你的看法，让别人能从他自己固有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换个角看度看问题。只要他们能听得进去，也许，他们会有一些想法和作法上的改变。那你就算没白费心思了。

我总是先从就事论事的角度说起。关于这次骚乱事件，我先讲三点。

第一， 这次矛盾是怎么出现的？

如果你是中国政府或中国的首脑，你会在奥运之前几个月自己挑起国内的少数民族矛盾吗？

会吗？显然不会。这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中国政府不会那么傻。那好，为何现在突发西藏危机，且如此尖锐、激烈、暴力，各种画面已经证明。

奥运之前，整个中国都在为这次聚会而忙碌，如果出现某些问题，通常会设法缓和弥补拖延，而不是去激化。现在激烈的矛盾突然出现，是谁在推动？也许读者自己可以找到答案。但不论是谁，挑起者一定不是中国政府。

当老师的，喜欢提问题，这很重要。当我问法国的学生：“为什么突然出现动乱？”学生们会立刻会反问，“对啊？为什么啊？”他们急于知道我怎么回答。

其实，提问之后，不用他们回答，我就能知道他们心里的答案是什么。真的不用多解释什么，我在国外，跟他们一样不在现场，但我可以从他们能接受的逻辑说起。

第二，谁是明白人？

我接着问，你知道甘南在哪儿吗？

我现在到哪儿都带着中国地图，在电话里也是用口头描述的方式，跟人家讲中国地图。

知道甘南与拉萨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吗？我问。“用你们知道的来比，那等于是南欧与北欧间的差距。”这样远的距离，同时出现骚乱，同样有打抢烧杀。这是怎么回事？而且，在西方，也与中国内部同时并进，在不同国家的中国使馆跳墙、插旗、示威,在一些重要场合抢出镜头，舞动雪山狮子旗。你们想想，是谁所为？

这还用答吗？真觉得他们组织得挺成功的——奥运之前，是个机会，用极端的方式吸引世人眼球和媒体关注。他们目的达到了吗？达到了。

因为你们被吸引了，并跟着一起呐喊和批判，其实你们也并不了解多少真实，也不想搞清多少真实——支持弱者向强者抗议是人们眼里的正义者和英雄，对吗？谁不想当正义者，谁不想当英雄？

尤其是特要面子、要名声的知识分子——喊声最高，喊得最早的恐怕会最受尊敬吧？老百姓也同样，三个法国人在一起就谈政治，显得有正义形象、有国际观、且有文化有水平。但是，如此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靠这样情绪化的指责能解决吗？

当然，我也理解，不整出点特别的动静来，什么事也别想有进展。我不是政客，我要是，也这么干。

但明白人不是你们这些跟着喊的人，这点很清楚。

第三，西文媒体本次是怎么表现的？

你们看不明白相貌,看不明白地域特点,看不明白服装，只见电视画面上有暴力，有打砸抢，有流血，有军人有枪支，有西藏喇嘛的服装，就会情绪化起来，甚至跟着无声的画面走。从扶弱抗强的角度出发，不用动脑子就可以想当然地“知道”是汉人在以强恃弱，是汉人在打藏人。

德国某媒体已经承认他们的解说词有误，别家呢？我常看《欧洲新闻》频道，它极为“聪明”，播放大量西藏暴力镜头，不做任何解释，一遍遍地放，有时一小时就放好几遍，只消加一段“无评论”字样。如此，它不犯语言上的错误，就传达了它想传达的东西。传达什么呢？一方面，是有声的片段，多是喇嘛们或藏独人士的控诉，一方面是无声无解释的暴力画面——他们觉得观众就该“全清楚”了。

一位在巴黎的华人在街上做过随机采访，十几位受访者都以为是汉人在藏区搞打砸抢烧杀呢。我遇到的法国人也有以为藏人被杀上百。这样的报道还有客观吗？法国百姓通过这样的媒体传导，真能清楚真相吗?

当然情绪化的报道是难免的，可这次有点太过了。

从另一角度看，这真是藏独人士运作的成功啊。

但是，现在这种报道方式真把中国人给激怒了，在各国的移民和留学生也急了。这也是正常的反应，要没有反应那才真奇怪了呢。

就事论事之后，我谈谈我的观点。

我去过两次西藏，住过藏族人家，遇到过几周在西藏转悠却不承认到过中国的西方游客，也遇到过为坚决不支持中国的西藏旅游事业而放弃到喜玛拉雅北端登山、只在尼泊尔一侧多次登山的西方人。

因为长期教外国留学生，我常会与之谈及西藏问题。我自己也不断关注西藏，看过不少有关的书籍与文章，与不同观点的人有过交流与讨论。每个人知识结构不同、理解不同，可以各持已见，没必要在这里多写。

但是，我常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民族与宗教问题。

我觉得中华文明自古在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上，已经比世界其它地方多了不少宽容而少了不少你死我活。然而，中国进入近现代历史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后，反而问题越来越多。这不仅在中国，在很多国家都一样。

中国人口13亿，在这个地球上的65亿人里，差不多5个人里一个中国人，而在中国人里过去93％现在92％是汉人。这十多亿的汉人从哪儿来？汉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民族？所有汉人都有一样的纯种的祖先吗？

中国，作为有清楚地理概念的中国才多少年？在历史上，中国或曰中华文明圈长时间是处于政权分裂状态、战争不断，有外族侵略，有内部割据，有农民起义，也有打着宗教旗帜的全国内乱——然而，争来打去却没有分裂成为众多的小国，没有那么尖锐对立的宗教分野。

难道民族、语言、地域划分到极细就是先进？就是更好？就是方向？当代理论是怎么描述的？十字军东征在历史上断断续续多少年多少次？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我不断地提这些问题，西方人愿意听、跟着想、随时辨，均有收益。

几千年前、中国古哲人的学说里早有关于混沌说的理论，现代时髦叫模糊学。模糊学可以对复杂的事物进行高度概括，不必把事物一一分成“非此即彼”的状态。而且这种学说一直在中华文明圈内实践着。

当下时兴国家独立，民族独立，同宗同教要自己的独立的地域、自己的政权。科索沃是独立了，它标志着什么呢？西班牙的巴斯克呢？法国的科西嘉岛呢？现在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的科索沃现象在等着动作呢。

西方人自己也没法很好地解决内部的民族与宗教问题，而且也是越来越头疼、越来越不好处理。

应该说，现在的整体理论体系有问题。民族、国家、宗教宗派越分越细越分越清楚，这有什么好处吗？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怀有正义感地支持弱小的国家、弱小的民族、弱小的群体，真让有识之士们大费脑筋。

西方人在面对他自的此类问题时，往往复杂的民族情感、经济利益、血缘、地缘、宗教派系、政治观点等多方面因素，也很迷茫，并难有一致看法。然而同时，当与之无关地区的宗教、国家、民族矛盾事件出现时，西方人就很容易自以为是地表达自己的“正义感”及英雄气概。于是，多重标准、多种不同价值评断等问题的出现就不难想象了。在一连串针对“行使双重标准”的批评面前，他们也常常无言以对。

他们也有难以抉择的时候。面对本次西藏民族矛盾，经过种种反思，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许会从情绪冲动的状态转而进入冷静的心理矛盾状态，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非表象的东西。

多年前，我去法国科西嘉岛玩，当地一个支持藏独的团体成员听说来了个中国人，主动找我讨论西藏问题。跟他们讨论了整整一夜，我开玩笑说，我现在知道我回中国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了，我要组织一个支持科西嘉独立协会，感觉一定特好。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正在法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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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雄 : 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1998年12月 北京

　　 目前在西藏问题上对立的双方，几乎对有关的一切都有黑白分明的解释，区别只是黑白相互颠倒。但是有一点双方都力图模糊和回避，那就是千千万万的藏人在六十年代中期亲手砸毁了曾被他们视为珍宝的寺庙，扬弃了他们信仰了千年的宗教，而成为“占领者”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现在，对中国当局而言，那段历史是它自己发动又被自己否定了的一场“浩劫”，希望世人 “淡忘”；对当事的藏人来讲，则是耻辱的苦果，同样不想再提，或是用“汉人所逼”抹平内心的负罪感。而对于外界的中共批评者，因为他们不可想象藏人会亲手砸庙，因此拒不相信。在我看来，由于相关者对事实的拒绝承认(denial)与便利解释(expedient interpretation)导致至今仍处于模糊状态的这一历史现象，恰恰可以成为揭示与理解西藏问题的一个入口，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与反省。这种反思首先需要回顾一些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一、“接口”关系
　　
　　 我把中国自清王朝开始的“治藏”，称为“接口”方式。那时西藏自成一体，由当地统治者自行管理。中国对西藏的管辖，是通过当地统治者的臣服，中国政府并不插手具体事务，或即使插手，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能力。
　　
　　 典型情况如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1，那是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一个主要象征。但当时设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2。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驻军，职责纯粹是军事性的。驻藏大臣衙门的日常工作，只能靠正副驻藏大臣和手下很少几个文职人员去做。他们语言不通，交流要靠翻译3。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拉萨，每年只有几次外出视察。可想而知，靠那样一个机构不可能有管理上百万平方公里西藏的实际能力。驻藏大臣只能做为清廷伸进西藏的一个“接口”，与西藏本地的统治者──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清政府对西藏的所有控制，都必须经过这一对“接口”之间的转换才能实现，别无它途。而只有西藏一方的“接口”接受并服从清政府的指令，清政府才能间接地实现对西藏的控制。
　　
　　 在这种“接口”关系中，普通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他们只服从当地统治者。而西藏的统治者在有些时候，如清朝大军刚刚帮助其打退了侵略者，是可以对驻藏大臣言听计从、尊崇有加的。大多数时间，指望掌握着当地一切权力及资源的统治者对几个语言不通、人缘不熟、势单力孤的异族人唯命是从，则不切实际。
　　
　　 所以，尽管因为乾隆认识到“藏中诸事，任听达赖喇嘛及葛布伦等率意径行，大臣等不但不能照管，亦并不预闻，是驻藏大臣竟成虚设”4，才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立下《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5（简称《二十九条章程》），将西藏的行政人事权、宗教监管权、军权、司法权、外交权、财税权统统集于驻藏大臣之手6，以至有“驻藏大臣之权限，有超于各省督抚者”之说7，然而百余年后进藏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仍然得为驻藏大臣被达赖喇嘛讥讽为“熬茶大臣”而痛心（熬茶是藏传佛教一种布施之称。驻藏大臣的职责之一是在宗教庆典时代表大清皇帝向西藏僧众发放布施。达赖此称意指驻藏大臣别无他事）8。末代驻藏大臣联豫，也仍然在抱怨“达赖喇嘛夜郎自大，一切事权，咸欲操之于己”9，表面上，西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往往扎饬之事，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籍口于达赖未归，或托词于会议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10。
　　
　　 不过，某种程度上，那也是当时双方都认可的一种状态。从国力上来讲，清朝是有可能全面占领并控制西藏的，但那时对它并无这种必要。“接口”方式的优点在于成本低。古代东方关系的框架中，核心是“礼”的秩序──只要西藏不构成危害，并且表示臣服就可以了。尽管驻藏大臣对被架空时有怨言，清朝皇帝也有表达不满，但那一般只是在西藏出现较大问题、脱离了正常运行轨道时才会受到重视并付诸解决整顿。类似的整顿，在有驻藏大臣的185年间只有过几次。其余大多数时间，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目的，只是维持一个统治西藏的象征，而不是进行具体的统治。
　　
　　 如果古代那种东方式的关系保持不变，“接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式。然而一旦西方的主权观念延伸到东方，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接受主权体系，再继续保持“接口”方式，地方统治者就迟早要想法获得独立主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裂”或“独立”。
　　
　　 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后，有多于清朝千百倍的军事和文职人员进驻了西藏，然而就政权和社会制度而言，北京与西藏仍然是一种“接口”关系。管理西藏本地事务的仍然是西藏地方统治者，即“一国两制”。
　　
　　 以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解决西藏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企图，他们愿意放弃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封建农奴制”，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很明显，当时解决西藏问题的思路，主权是第一位的。改变西藏的制度不是北京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确实做出了等下去的决定。后来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开社会革命，是因为“西藏叛乱”（流亡藏人称为“起义”）的发生使北京认识到，真正建立牢靠的主权，只有把西藏纳入中国的“一国一制”。
　　
　　二、一体的西藏
　　
　　 五十年，除了一开始打了个昌都战役，北京一直是以“统战”为主要手段解决西藏问题的──即依靠西藏上层的合作，达到在西藏确立主权的目的。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于1951年5月由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全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1。在那个协议里，西藏方面承认西藏属于中国，同意解放军进藏和由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而北京允诺西藏自治、西藏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并保证维护西藏宗教以及不强迫西藏进行改革。
　　
　　当时不仅在噶厦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实行“统战”路线，昌都是通过军事胜利被解放军控制的地方，但是在所建立的具有政权性质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九个副主任有七个藏人，其中只有一个藏人是共产党，另外六个都是当地上层人士；委员会中的35名委员基本都是上层人士；下属的12个宗12的“解放委员会”，有汉人官员14人，藏人官员154人，所有藏人官员均系上层人士13。
　　
　　 当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统战部长陈竞波提供了这样的数字：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中上层人物（含主要土司头人）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205人，五品以下的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了2163人，尚有3400人未安排，计划在1960年全部予以安排。14
　　
　　 达赖和班禅就更是统战的重中之重。1954年他们被邀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中共中央特地指示由张经武同行照护15。张经武当时对外是中央政府驻藏代表，对内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领导人。在护送达赖从川藏线进京路上，张经武不离达赖左右，精心护卫16。在北京，邓小平亲自检查达赖和班禅住所的安全保卫情况17。达赖和班禅到达北京时，朱德和周恩来到车站迎接。他们在京期间，毛泽东数次接见和宴请。而刚满19岁的达赖喇嘛在全国人大被安排为副委员长，比他更年轻的班禅喇嘛成为人大常委。
　　为了避免发生对抗破坏“统战”，当时北京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妥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1952年这样告诉西藏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18
　　
　　 事实上一等就是八年，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
　　
　　 当时中国内地已经全面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一国两制”使西藏在对比下显得反差极大。为此坐不住的中共西藏工委在1956年也决定开始进行在西藏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变革的准备，并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西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19。北京很快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进，把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重新派回西藏稳定局面，向西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诺，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20。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西藏六十个宗开设的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在西藏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地方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21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22
　　
　　 从这些事实看，当时北京是愿意按照“接口”方式，把“统战”路线继续实行下去的。然而西藏却越来越动荡不安。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首先发生叛乱，并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刚被安排为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产生滞留不归的念头。驻藏解放军十八军1958年8月28日一份内部简报中的小事例，则可以反映当时噶厦政府的心态：
　　
　　 索康卖给我们房子前曾向噶厦及达赖递呈文，内容为“请准予卖给解放军房子”。于批准出卖后才卖的。卖后又递呈文一件，内容“现在我已将房子卖给解放军了，但西藏独立后请准予该房子归还原主。”噶厦批准“准予照办”。23
　　
　　 这些情况反映出在西藏搞“统战”存在的一个问题。作为权宜之计，“统战”策略是有效的，但却不能在西藏得到可以真正立足的社会基础。共产党革命的基础一向是在底层社会，“统战”却使它无法获得西藏底层人民的理解和拥护，因为它不能给底层人民指出一个明确的前景——“西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24。
　　
　　 而“统战”也不能真地争取到西藏上层的诚意，因为不管如何对上层妥协怀柔，也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与西藏只维持一个驻藏大臣衙门那种脆弱的“接口”。在现代世界寸土必争的主权体系中，确立和捍卫主权所要做的远比古代的“礼”多得多，即使还是“接口”，也得是能把对方一口吞下的大口。对西藏上层来讲，数万解放军永久地驻扎西藏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反对清政府增派三千川军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见西藏统治者多么反对中国军队驻扎西藏。此时汉人军队增加了十数倍，部署在西藏的周边和腹心，引起的恐惧是不可能靠“统战”消除的。
　　
　　 在西藏上层心目中，“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他们的离心离德是必然的。何况共产党进入西藏，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藏社会方方面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于传统的西藏社会都有可能产生整体震荡和深远影响。如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这些事都对西藏上层构成挑战。
　　
　　 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要求的乌拉差役。在传统社会，乌拉差役是农奴无条件承担的义务，贵族对拒绝乌拉差役的农奴进行惩罚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那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中共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这使中共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这件事显然更符合“统战”方针，但是会因此助长西藏上层的气焰，使其进一步阻止底层群众与中共的合作，同时也会使底层的“积极分子”心寒，疏离中共的事业；反之，处置打人的贵族，则是对西藏传统制度的破坏，使西藏上层更不信任。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有典型意义，以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为中共在西藏政策的试金石。结果是中共下令凡是当了其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25。
　　
　　 北京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统战”并没有换取上层的效忠，反倒失去了争取群众的可能。虽然“统战”被它称为“三大法宝”之一，但共产党从来都靠群众起家，失去群众基础等于是失去最大的“法宝”。与上层联盟，除了一时节约经营西藏的成本，结果却使它无论在上层或下层，都不能获得坚定支持，也不能将西藏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分化开来。而只要西藏社会的下层对上层依然保持传统的效忠关系，一旦有一天上层社会反目，下层人民就会被裹挟地跟随，形成全民族的反叛。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因此始终无法获得稳定的保证。
　　
　　 这一点在“西藏叛乱”中得到了证明。叛乱起于中央政府控制的藏区，首先是在康区和云南藏区开始，然后扩大到青海和甘肃藏区。那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因此 1955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扩展到那里。改革威胁到那些地区上层藏人的传统特权，使他们铤而走险，成为暴动的发动者和指挥核心。但是为什么本来可以从改革受益的下层藏民也大量卷进叛乱呢？就在于他们脑子里只有藏人和汉人的概念，他们做为藏民族的一员，只能跟着民族上层投入到反对汉人的斗争。藏族社会有政教合一的传统，还有相当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发挥指挥作用。对于藏人来讲，以宗教名义发出的号召，以及僧侣、头人的命令，一般是没人敢于和能够拒绝的。
　　
　　 民族和宗教两面旗，任何时候都只能由民族社会的上层把持。而只要那两面旗不倒，底层藏人就不可能得到有别的选择，他们与上层的传统关系也不可能分化瓦解，只能跟着他们世代为之效忠的上层社会卷入叛乱。
　　对此，北京最终的结论是：“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26——把这句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语言翻译成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统战”路线的大转弯，从此要把立足基点转移到底层社会，要通过在藏族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去打倒上层社会，以及打倒被他们掌握的民族与宗教之旗。
　　
　　 1959年的拉萨事件及达赖喇嘛流亡后，北京接管了西藏政权，从此彻底地抛弃了西藏上层社会。
　　
　　三、把民族分化为阶级
　　
　　 拉萨的炮火一停，上万名军人、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立刻奔赴西藏各地的农村牧场进行“民主改革”。工作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西藏进行了一次囊括全部人口的“划分阶级”。
　　
　　打破藏民族的一体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如果不是以民族而是以阶级划分人群，哪个民族都有穷人和富人，都有压迫和剥削，就应该是天下穷人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乌鸦。一旦打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共产党就不再仅仅是汉人的政党，而成为普天下穷人的领导者和代言人，从而就有了从民族与宗教旗下把西藏穷苦百姓争取到自己一边的可能。
　　
　　 工作队最先着手的是引导西藏老百姓开展“诉苦”，然后是“挖苦根”，帮他们算帐，到底是“谁养活谁？”，引导他们讨论“为什么农民子子孙孙受苦受穷，而农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来就享福”、“藏政府是保护谁的，是为谁服务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问题27。进行这些讨论的目的，就是要让笃信天命的藏人认识到阶级压迫，及那种压迫的不合理。
　　
　　新的阶级划分与过去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完全掉了一个个──越穷的地位越高。那种颠倒被非常形象地形容为“翻身”。工作队在最穷的藏人中发展了一批 “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帮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和动员群众，并以他们作为建立基层政权的骨干。由于那些穷苦藏人大都没有受过教育，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引起人们异议。工作队就组织讨论“旧社会谁最有文化”、“谁最了解贫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办事经验，对穷人翻身有好处吗”等28，逐步培养了一个忠诚的积极分子队伍。
　　
　　 获得底层人民支持是需要有实际利益的，那种利益就是剥夺上层社会，把原本集中于上层的财富重新分配，那除了可以博取底层人民的感恩戴德，还可以同时摧垮上层社会，消灭其制造反叛的能量。
　　
　　 共产党以废除劳役、均田分地、斗争“三大领主”等一系列措施，摧毁了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在民主改革中，原属西藏政府和寺庙的土地全部没收，上层人士凡参加叛乱的，财产也予没收。按照当时统计，西藏贵族和大头人634户，其中参加叛乱的462户，占73%29。对没有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采取赎买政策，即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财产买下来。所有被没收和赎买的土地和财产都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争取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拥护，使其成为同盟，在西藏却不象在中国内地那样容易。例如在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工作队经常恨铁不成钢地发现，西藏老百姓的“阶级觉悟”太低。牧民中的一些最穷者明明是在给牧主当雇工，却不愿意承认，他们宁愿说自己是牧主的儿子、女儿、媳妇、爱人等。工作队想把他们定为“牧工”成分──在新的阶级序列中是地位最高的──他们反而不满地反问：“强迫我承认是牧工是什么意思？”30
　　
　　 西藏传统社会有一个独特之处：其社会虽然存在着阶级，并且阶级分化达到了相当水平，但就总体而言却很少有阶级斗争。连那些按照“阶级斗争为纲”历史观所写的西藏近代历史，都很少找得到关于阶级斗争的描述。西藏历史通篇充斥的都是上层社会的倾轧，以及藏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斗争。
　　
　　西藏下层社会为什么对上层社会总是谦卑与服从。根源就在于西藏宗教。旧西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西藏宗教是讲宿命和来世的。在那种宗教的笼罩下，穷人即使知道自己处在受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也会认为是天命，是前世因缘的报应，而不将其归结为现实的不公。他们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来世，只有在今世服从天命，把苦难当成必要的修行，才能获得神的青睐，批准其来世转生为好命，对现实的任何反抗都是对神意的忤逆，将遭神的惩罚，所以他们的人生态度就是逆来顺受。
　　
　　在笃信那种宗教者的眼里，即使民主改革能给他们现世的好处，也不能跟“来世”的幸福或报应相提并论。如果他们今生做了“犯上作乱”的事，取了“不义之财”，来世的惩罚要远远超过这一世所占的便宜。所以他们很多人对阶级斗争有疑虑，不但跟随主人一起叛乱，还宁愿与主人一道流亡国外，继续服侍主人。
　　
　　 因此逻辑是这样的：只要藏民族保持一体，中国就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藏民族之所以能保持一体，在于没有阶级斗争，而没有阶级斗争的根源，就在于西藏宗教。所以，且不说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宗教先天对立，就是出于以阶级斗争发动底层群众、分化西藏传统社会的具体目的，也不可避免地会把矛头转向西藏宗教，把它当作“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去打倒。不打倒西藏宗教，就不可能把西藏底层人民从上层社会的精神威慑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敢于做共产党同盟者的勇气，中国的主权也就无法得到在西藏扎根的群众土壤。
　　
　　四、西藏不能没有宗教
　　
　　 如何战胜西藏宗教？如果仅仅是要消灭它，让西藏人都成为无神论者，那是做不到的。先不从广义上去谈宗教信仰有多么顽强，仅从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而言，没有宗教，人也是很难在那里生存的。
　　
　　 西藏宗教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僧侣宗教，一是百姓宗教。前者深奥无比，非凡人所能了解。后者则没有那样深奥，更多的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与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严酷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恐惧心理是产生其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
　　
　　 西藏文化中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神灵鬼怪，为什么有那样强的宗教需求？而同是从印度传进的宗教，在西藏又为何变成那么沉重和森严，既不同中国的佛教，也不同印度的佛教？对这些疑问，只有脱离城市文明提供的一切，直接置身西藏自然环境中，去体会那里的天地之严酷，生存之艰难，以及人心之寂寞，才能多少有一些理解，恐惧是其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在西藏高原那种环境中，大部分地区是无法存在有规模的人类社会的，人只能以极小的群体面对浩大狂暴的自然。当人单独面对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时，会产生被“巨大” 压倒和被“未知”恐吓的感觉。藏人世世代代在那种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忍受孤独寂寞和没有支援的恐慌，经历灵与肉的磨难，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每个人的灵魂，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升华出神灵鬼怪的图腾。
　　
　　 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恐惧。“西藏人生活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焦虑之中，每次身体或心灵上的纷乱、每次疾病、每次不安全或危险的处境都鼓励他狂热地追寻这些事件的原因以及避免这一切的办法。” 31恐惧与解决恐惧相辅相成，越恐惧，越急于解决恐惧，而在对恐惧进一步的思考和阐释中，恐惧又会进一步地深化。在无法逃避和解决恐惧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种更大的恐惧——明确和有规则的恐惧，那恐惧超过一切恐惧，但是只要服从和依附那种恐惧，就能获得安全，从而解脱未知的恐惧在心理上造成的重负。也就是说，恐惧是他们生命历程中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经过升华的恐惧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他们必须膜拜恐惧，服从恐惧，以复杂的礼仪祭祀恐惧，才有可能通过对恐惧的顺应，在恐惧的规则和强大保证下，获得安全和心理上的解脱。这样的恐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有神的性质。西藏宗教崇拜大量狰狞恐怖之事物的根源应该就在这里。32
　　
　　 因此，西藏高原的环境注定了藏人不能没有宗教。没有神的指引和支持，人在那种恐惧环境中是坚持不下去的。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有一天所有的宗教都趋向消亡，西藏宗教也可能会保存到最后。
　　
　　
　　五、西藏宗教的问题
　　
　　 自然的严酷和生活的艰辛，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之感，使藏人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来世。“来世”构成西藏宗教的核心部分，主张人以今世的忍耐和苦行，去修炼来世的正果。而在崇拜恐惧的宗教基础上，对来世的追求往往体现为现世的自虐。西藏宗教从观念到方法都有不少与人性相背之处，甚至热衷于对人性的扼杀。它鼓动人去做的牺牲，有时非常恐怖。
　　
　　 除了近乎自我摧残的苦行和将生命中大量时光付诸宗教仪式，藏人还必须将自己财富的相当一部分奉献给种种繁复的宗教形式和宗教活动，包括建设寺庙、供养僧侣、举行宗教仪式、朝拜或为宗教义务献工等。达赖时期的藏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92%都消耗于宗教方面的开支33。即使是今天，照有关人士估计，藏人每年的收入也约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那些财富既不会转化成生产性投资，亦不能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千百年来，藏人的血汗就这样不断地耗费与沉淀在寺庙之中。
　　
　　 宗教是传统西藏一切活动的中心，主持宗教的僧侣形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据梅．戈德斯坦（M.Goldstein）的计算，十八世纪西藏的喇嘛僧人占总人口大约13%，也就是约有26%的男子出家为僧34。而中国藏学家李安宅在1947年对西康德格藏人进行的人口抽样研究中，僧侣所占的比例高达33.25%35。因此，西藏僧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认为是世界之最。36
　　
　　 僧侣脱离社会劳动，终身享受他人供养，既造成社会劳动力缺乏，又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由于喇嘛教禁止僧侣婚育，大量育龄人口出家，导致西藏人口萎缩，成为传统西藏社会的问题之一。连西藏自己的学者，也把西藏从吐蕃王朝之强大衰败到后来的不堪一击，归于西藏宗教的原因37。为了解脱宗教之负担，历史上的西藏王朝甚至有过毁佛灭教，强迫喇嘛还俗之举（如发生在吐蕃王朝后期的达磨灭法）。
　　
　　对违反人性的宗教，藏人崇拜和服从，与前面所说的藏人对恐惧的崇拜是一致的。但是那不能说他们的人性就是如此。如果只给人两个选择，要么今生一世逆来顺受以换取万代来世在天堂享福，要么永生永世沦落地狱遭受刑罚折磨，底层百姓对掌握着进入天堂之门钥匙的宗教与僧人，是必然要顶礼膜拜的。然而，若是有一天能够推翻那种非此即彼的前提呢？如果出现了另外一个神，更强大，更威严，告诉他们一切都在现世，而现世受苦是不合理的，追求现世的幸福才是最应该的。他们还会愿意继续虐待自己的人性吗？
　　
　　 答案是不难想知的。
　　
　　六、神界轮回
　　
　　 藏人不能没有神，但是在其崇拜强大的那种宗教基础上，对其原有的神进行置换却是可能的。而实现那种置换的前提之一就在于新神要比原有的神更为强大。
　　
　　 毛泽东和达赖孰强孰弱，藏人通过事实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战役，西藏全部精锐兵力在解放军面前如摧枯拉朽，达赖只能逃到亚东去避风；1959年，数万武装叛乱者云集拉萨，解放军只用二十几个小时就获全胜，达赖从此流亡印度。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展现在藏人面前，肯定会给他们极大的震动。他们一直五体投地崇拜的神，原来并非像他们想象得那样战无不胜、无所不能。藏人心目中认可的神，首先在于神能够取得胜利，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并且神应该是要求明确、手段严厉和赏罚分明的。这种心理和思维方法从宗教延伸到藏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现为藏人对专制的服从、对受苦的忍耐、对胜者的尊重，以及对敌人的残酷等。毛泽东的强大与藏人在宗教意识上的恐惧感以及被慑服的需求发生了某种微妙契合，因此有了使他们崇拜的对象发生转移的可能。
　　
　　从北京一边，可能没有从宗教角度认识这个问题，从“翻身农奴”的拥护看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正确性。然而事实上，推翻已经被藏人在千年时间奉为神圣的天理，那是不可能没有神的作用的。那是新神把旧神残暴地踩到了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毛泽东体系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其新的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性方面的满足。要知道，无论“来世”的宗教观念如何深入藏人之心，那终究是一种后天的修行和约制，而“趋利避害”是人生而俱来的本能，肯定强于宗教对人的约束，因此有压倒宗教的必然力量。
　　
　　 一旦“皈依”到毛泽东的体系之内，底层藏人以极端的方式去砸烂旧世界以表达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和西藏宗教的传统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1960-1966年），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 “文化大革命”典型特征是影片与画报上的毛泽东从一座遥远且具寺庙风格的城楼上挥动红星军帽——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并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无神论”的口号对西藏传统宗教进行摧毁，也需要看到那个潜在的脉络——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是把心中的神从达赖喇嘛换成了毛主席。
　　
　　 那是天地重造，神界轮回──旧神的时代结束，无比强大的新神时代从此开始！以新神的神威，新世界必将与天地共长久，而旧世界将万劫沉沦，永世打入地狱。在这种对比中，慑服于新神，投靠新神，敬畏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抛弃和打倒旧神，以西藏文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
　　
　　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造神运动进行分析，其意识形态至上（信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天堂）、对导师和领袖（神）无条件服从和崇拜、政治学习和洗脑（讲经布道）、主张改造世界观（觉悟）、鼓励反省和自我批评（忏悔），严格的纪律（戒条）和残酷的惩罚（宗教裁判），强调奉献与甘愿吃苦（苦行）……大都能找到对应的宗教要素。因此，毛泽东体系并不与底层藏人的宗教意识发生太大冲突。当年对毛泽东表达崇拜的仪式化行为，具体方式不同，精神实质却和喇嘛教很接近，转换起来非常容易。家家挂毛泽东像，每天对画像鞠躬，手捧“小宝书”背诵“最高指示”，与过去家家供奉达赖画像、对其叩拜、祈祷念经没有本质区别。对普通藏人百姓，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宗教意识所寻求的强大威慑和庇护，以及提供他们相应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内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换。文革期间废除了设在山口与路边的宗教玛尼堆，代之以石块与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语录牌”，藏人老百姓路过时，仍然自觉地绕其转圈，与当年绕玛尼堆一样。传统中收割之日的“望果节”，藏人要在田里举着佛像念经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变成举着毛泽东像念毛语录唱“东方红”。
　　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换上有足够的份量，能满足西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泽东置换掉达赖，以共产主义天堂置换掉西天极乐世界，以革命组织置换掉寺院结构，对底层藏人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尽管当时的统治是严厉的，有极左路线和种种政治运动，但那主要是针对上层阶级，旧西藏的压迫却是对下层阶级。共产党颠倒了以多数人苦难维系少数人特权的关系，西藏底层民众可以放心大胆地跟随，因为给他们做主的新神是那么强大有力，一方面可以降临最残忍的惩罚于敌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恩惠──废除乌拉、不收税，空投救灾、巡回医疗、送穷人的孩子上大学……而区分的规则如此明确，一目了然——阶级。那种将人的命运决定于先天的哲学，简直跟西藏传统宗教对生命的解释一模一样。
　　
　　 在底层藏人心目中完成的这种神界轮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们曾奋起去摧毁过去被他们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阵营和西方舆论一向把砸庙行为归于文革期间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汉族红卫兵，并认为那是中共政权对西藏宗教“深思熟虑、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性摧毁”38的组成部分。然而事实是由于西藏的遥远和交通不便，汉族红卫兵当时只有很少数量进入西藏，他们中间即使有人参加砸庙，也只能是象征性的。而西藏数千座寺庙遍布农村牧场和丛山峻岭，不是当地人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摧毁。当时进藏的红卫兵大多是在内地学习的藏族学生。他们返回西藏往往保持着“首都红卫兵”等称呼，那可能也是后来把问题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随着那些藏族红卫兵逐步返回家乡（革命与探家相结合），文革的火种撒到整个西藏高原的农村牧场，遍布各地的砸庙随之开始。
　　
　　 当时确实存在高压氛围，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一种社会氛围并非仅仅由执政者造成，还必须有群众的配合。有时后者的作用更大。当时的西藏政权其实常常想阻止过激行为，例如西藏的解放军就一直支持群众中比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进的“造反派”。事实表明，凡是在当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区，寺庙都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而同为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为离拉萨有六十公里距离，就被毁坏得只剩一片废墟。
　　
　　 这里说西藏寺庙主要是被藏人所砸，目的不在于为汉人开脱。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责任问题，除了需要正视历史事实以外，还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把宗教视为生命的西藏人会亲自动手砸碎佛像？为什么他们敢于从寺庙拆下木料去盖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寺庙里物品被他们毫不在乎地毁坏？又是为什么他们曾在那时大声地否定神灵、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报应？在那些行动中，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认识到自己能够把握命运，就会以彻底解放的姿态抛弃千百年压在头顶的“来世”，他们本来是更愿意做现世的人而非来世的魂的。
　　
　　 1969年，西藏曾再度发生藏人的武装反抗──当时称为“再叛”，波及四十多个县。达赖方面将其视为五十年代西藏反抗的延续。实质上二者已经有很大不同。五十年代的西藏叛乱，底层参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藏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1969年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是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社，那些土地和牛羊恰恰是共产党剥夺旧西藏上层分给他们的。当时还有一些文化革命过程中的“造反”或“派性”也被定性为“叛乱”，或由于处理不当而被激化为“叛乱”。39后来当局认识到这一点，改变了“叛乱”的定性，动乱也很快被镇压下去。与当时遍布整个中国的派性、武斗等动乱相比，西藏在那时还应该算是稳定的。
　　
　　 总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体系在西藏取得全胜。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而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
　　
　　七、拨乱反正
　　
　　 毋庸讳言，象对全国一样，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也给西藏带来了浩劫。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大量过激行为。班禅喇嘛当时所写的《七万言书》对此有不少描写。同样，从班禅的下场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如果那时多少还有一点“统战”意识，也不至于因为一个内部上书抛弃班禅。但班禅被毫不留情地划到敌人一边，撤消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并遭到抄家和群众斗争。“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达九年零八个月之久。另一位西藏宗教的代表人物喜饶嘉措被遣送回老家青海循化县，批斗折磨而死。
　　
　　 遍及西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三教”、“四清”、“一打三反”、“清队”、“社改”、“双打”、“基本路线教育”、“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小班禅”……文革结束之后， 1980年西藏自治区召开“落实政策会议”，提到的数字是：“据粗略统计，在各种冤假错案中被触及、牵连的人，全区有十几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40
　　
　　 从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一直到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西藏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样一个基本论断之上的。不是熟知当时话语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其真正意义。正是由于那个理论，使“民族自治” 的原则可以被抛在一边，因为按照那种理论，民族是可以没有的（“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本质在于阶级区分。各民族的革命阶级属于同一个阵营，就不应该有民族区分。所以，闹民族性就是破坏阶级阵营，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 “亲不亲，阶级分”，不能以民族分。按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民族自治，选择领导干部也无需考虑民族成分。只要是革命干部，就可以领导各民族的革命群众。要求只能由本民族干部担当本民族领导，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除了主任是汉族干部担任，在总共13个副主任当中，只有4个是藏族干部41。1973年《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区（包括拉萨市）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只占35.2%42；1975年，在西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只占23%43。
　　
　　对百姓来讲，借文革之风实现的公社化使政权控制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连社员领一斤酥油，都得先打报告给生产队，再通过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层层手续。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成分几乎全部被消灭。1966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一千二百余户，到1975年，只剩下67户44。扎朗县曾经有三千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也都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45。公社化遏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农牧民的生活水平长时间得不到提高。根据当时的评估和统计，1980年，全西藏有五十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的互助组时期，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一百八十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46
　　
　　 在西藏进行拨乱反正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的舵轮握到自己手中后，不到一星期时间，就在1978年12月28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传达了愿意同达赖喇嘛对话的信息，并在1979年3月在北京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几天之后，提前释放了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31号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4500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要求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分别为如下六条：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
　　四、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六、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47
　　
　　 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1912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后的民主改革相比。将胡耀邦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五十年代中央政府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藏的控制。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有对西藏的承诺，但既然是西藏打了败仗后才被迫签署的，只能是西藏丧失原有的权利。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主动给西藏权利，或是允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
　　
　　 无疑，“六条”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讲话之后，从1979年的五亿多元增加到1994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1979年的一亿多元增加到1993年的九亿多元48。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
　　
　　 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31号文件就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49有史以来的中央政权都巴不得边疆少数民族绝对服从。主动促使他们不要绝对服从甚至敢于抗拒的，似乎是第一次，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这样讲，更是以往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又在大会上进一步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中央的。一概照抄照搬是懒汉思想。50
　　
　　 胡耀邦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涉及宗教解禁问题，但在31号文件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里已经有了“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之谈，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而胡耀邦的讲话强调了加强藏文化地位，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教，藏文化加强，西藏宗教就不可能不随之复兴。
　　
　　为贯彻胡耀邦加强藏文化的精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数次发文，要求在工作场合使用藏语，行文和开会都得用两种语言。并且要求把“藏文水平的高低作为升学、招工、转干和使用、晋级、提拔干部的一项主要条件”51。对比历史上统治民族皆想方设法让少数民族放弃自己语言，国民党官员甚至设想西藏活佛的转世灵童须通过汉文考试才可承袭活佛之位52，这种自觉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做法弥足可贵。
　　
　　 不过对西藏最具转折性的，还是“六条”中的最后一条——汉族干部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有这样一段：
　　
　　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要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百分之八十，汉族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53
　　
　　 对这一点，当时阻力很大。胡耀邦的说法是：“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54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出台。当时西藏共有干部5.5万，其中汉族干部3.1万，准备内调2.1万；有工人8万多，其中汉族工人4万多，准备内调2.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9.2万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55。当时西藏的全部汉族人口为12.24万人56，就是说75%的汉族人口计划在胡耀邦讲话后离开西藏，后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使得西藏很多单位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但1980年到1985年，5年之内西藏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减少了42%。
　　
　　 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让出了上万个干部编制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数万藏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藏族干部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到1989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族占了66.6%，省级官员中藏族占72%，地级官员中藏族占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族，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族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族57。
　　
　　 对西藏的拨乱反正使西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为147元，1990年为484元58，而1994年已经达到903.29元59。1992年西藏自治区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9.8%，比1952年增长4.6倍60。城市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就更大。
　　
　　 落实宗教政策是拨乱反正的主要标志之一，到八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和其他各省藏区的宗教都恢复到相当繁荣的程度，大大超过文革以前的状况。除了“政教合一”和领主式寺庙经济没有恢复，与“民主改革”以前的状况也已相差不大。喇嘛僧人重新被当作“统战”对象，优抚有加。各地到处兴修寺庙。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有关材料统计，从1980年到 1992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专署，共拨款2.6亿元人民币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修缮布达拉宫，中央政府拨款5300多万元；为十世班禅建陵塔，中央政府拨款6406万元，黄金614公斤61。为了促进西藏宗教恢复，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伍精华甚至身着藏装，亲自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并通过电视播放到整个西藏。
　　
　　 对宗教还存在的一些限制只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百姓的宗教活动几乎不受任何干涉。即使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相当长时间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上放任自流。1984年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曾决定西藏“在八十年代末逐步恢复到两百座左右的寺庙”62。到1992年，修复开放的寺庙已经是1480座，1994年8月的统计则达到1787座。整个西藏的僧尼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94年8月的统计为46400人（其中和尚42500人，尼姑3900人），达到西藏总人口2%。藏北索县西昌乡1900多人就有180多个和尚和尼姑63，比例接近10%。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都已经达到相当开明的程度，堪称共产党进藏以来最好的状态。
　　
　　八、走下神坛
　　
　　 但是在最好的状态下，西藏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离心倾向和社会不稳定。1987年9月27日，拉萨发生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街头抗议示威，到1989年3月7日为止，十七个月内拉萨共发生18次示威骚乱，对抗烈度不断提高，一直升级到打砸抢，开枪和流血，最终导致1989年3月在拉萨实行军事戒严，整个戒严期长达419天。西藏问题在这个时期也越来越国际化。西方社会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指责越来越广泛，似乎中国在西藏政策上不是进步反而是退步。国际关系中西藏也成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筹码。而达赖喇嘛则被推上国际舞台的中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对此简单地看似乎难以理解。这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着手分析。拨乱反正对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对藏人的神界意识而言，却是破坏了原来毛泽东体系在藏人心目中神的地位。按照藏人的神界意识，神必须是明确的和完整的。那些“辨证”的说法 ──此时的共产党和彼时的共产党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往往难以对藏人讲得通。他们认为神不应该有错误。他们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酷，无端地对人施加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而那时，对其往日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算帐了，也就必然会向其要求更多的认错和补偿了。
　　
　　 以政府拨款修复被毁坏的西藏寺庙为例，藏人不一定为此领情，反倒会把这种拿钱看作是承认西藏寺庙是政府和汉人毁坏的（那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西藏流亡者的标准说法），是为犯下的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和赞许的。
　　
　　 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重新恢复，目的原是在于希望换得藏人感激。然而，宗教既是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当年因为新神出现而要他们去毁灭旧的宗教，他们可以接受并积极地参与。但是等他们毁了旧的宗教，砸掉了寺庙，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神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旧的宗教要恢复，寺庙也要重建。可以想象，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的藏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是可以用拨款修庙换得感激的吗？
　　
　　 这也是促使传统宗教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是那些过去反对过传统宗教、砸过庙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对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西藏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出于对那惩罚的恐惧，他们一是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这样的人很多。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重修寺庙中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文革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一些藏人官员也在为自己的过去进行“洗刷”，他们的表现往往是扮演民族代言人，挑动民族情绪，对抗上级指示，以及排斥汉人等。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得西藏下层社会摆脱上层社会的控制，成为共产党政权在西藏的基础和同盟。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斗争路线，上层人士重新成为“统战”对象。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又被请进人大、政协，59年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79年释放），现在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64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但是从“治藏”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会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已经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西藏封闭的环境使以往当过乡村干部的资历留不下什么优势。据西藏党委组织部的调查，过去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在西藏西部牧区进行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65除此之外，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西藏普通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藏北丁青县一位在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九、结语
　　
　　 回顾历史，毛泽东时代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之所以稳定，关键一点就在于把一体的藏民族分化成了对立阶级，从而打破了民族隔阂，使占人口多数的底层藏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在于毛泽东的体系能够与西藏传统宗教进行置换，从而才使底层藏人敢于与其束缚性甚强的传统进行决裂。
　　
　　 邓小平时代放弃了阶级路线，恢复了西藏传统宗教，重新实行对上层的“统战”，一方面大大改善了藏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也就失去了对藏民族的分化，使其重归一体。此时若是中国仍然象过去那样保持着封闭，藏民族的重归一体可能也无问题，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使西藏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会简单地重复过去。但问题就在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国际条件、西方态度、苏联解体等都会成为对西藏影响至关重大的因素。而放弃阶级斗争，又没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替代，让出的空间就只能被西藏传统宗教和现代民族主义占领。当年之所以从“统战”路线转到阶级路线，就是因为宗教和民族两面旗只由民族上层掌握，外族人插不进手。而现在，掌握着宗教和民族两面旗的恰恰是达赖喇嘛。宗教上，他有最高精神领袖的天然地位，民族主义方面，他也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象征。当藏民族重新在宗教和民族之旗下凝聚为一体时，藏人内部能够对抗他的力量是基本不存在的。
　　
　　 无疑，从这个角度进行的讨论不意味不该改革。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必然性上，改革都是完全需要的，而且也不可能做到在中国的整体改革中只有西藏继续保持毛泽东的一套。毛时代有其特殊条件，是别的时代不可模仿的。导致毛当年“成功”的条件如今既不可复制，也不会再现。因此，解决西藏问题，必须要寻找新的思路。
　　
　　1998年12月 北京
　　
　　1 从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到辛亥革命185年间，共任命正副大臣173任次135人（有人被任命两次，其中23人因不同原因没有到任）
　　2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89。
　　3 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在其奏稿里这样谈到当时译员的情况：“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犹未一见”。
　　4 《卫藏通志》卷九，页315。
　　5恰白．次旦平措等所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779-786页载有全文。
　　6 《二十九条章程》中有十八条是与驻藏大臣代表清廷在西藏拥有的权力有关。分别以一句话概括列出：第一条、认定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西藏主要活佛转世灵童；第二条、管理西藏的进出境；第三条、监督西藏造币；第五条、任命军官；第六条、藏军兵饷由驻藏大臣发放；第八条、审查达赖、班禅的收入和开支；第十条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处理西藏行政，所有西藏僧俗皆需服从驻藏大臣；第十一条、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第十三条、驻藏大臣每年两次出巡西藏各地及检阅军队；第十四条、负责外交；第十五条、确定边界；第十八条、决定各寺院的活佛人选；第二十条、决定税收；第二十一条、决定免役；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控制宗教界串联交往；第二十四条、控制和提供交通条件；第二十五条、处置罪犯。
　　7 丁实存，《清代驻藏大臣考》。
　　8 《清季筹藏奏牍》第三册，《张荫棠奏牍》卷二 页17
　　9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47、48。
　　10 《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6。
　　11 把《十七条协议》的每一条以一句话概括，为：一、西藏属于中国；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三、西藏自治；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五、六、恢复班禅地位；七、维护西藏宗教；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九、发展西藏教育；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12 相当于县。
　　13 陈竞波，《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程》，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页121。
　　14 陈竞波，《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程》，载《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1年，页120。
　　15 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09。
　　16 随十八军进藏的记者赵慎应对当时张经武护送达赖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到达泊龙泥石流塌方地段，筑路部队在三、四百米长的泥石流区的山坡上，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一步一岗，两步一哨，手持红旗，在泥石流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一面山坡上，硬是人挨人地筑成一道人墙，保护达赖喇嘛顺利通过。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区时，年已半百的老将军、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走在年轻的达赖喇嘛左边靠山一侧，保护着、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张经武的副官李天柱，也不停地跑前跑后，忙着帮助搀扶达赖，他们紧张而又小心地一步步走过了乱石隘路。”
　　17 在吉柚权的《西藏平叛纪实》（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描述邓小平当时有些夸张地指示西藏工委联络部长徐淡庐：“达赖、班禅住的这两个地方，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由你负责。”
　　18 《新华月报》，1952年12月号，页11。
　　19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03。
　　20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21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06；赵慎应，《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26。
　　22 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143。
　　23 吉柚权，《白雪——解放西藏纪实》 ，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页476
　　24 谭．戈伦夫(A.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20
　　25 谭．戈伦夫(A.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188
　　26 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 《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西藏民族问题的部分论述》
　　27 《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14-315。
　　28 《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10。
　　29 《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26。
　　30 《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33。
　　31 图齐等，《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218。
　　32 西藏宗教一个奇特之处也证实以上的结论：它的神在很多情况下都显得极为狰狞。尽管那些神并非恶神，他们的形象却往往总是青面獠牙，怒目圆睁，手里拿着数不清的凶器，脚下踩着受尽折磨的尸骨。例如观世音菩萨，在内地佛教中是以极美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西藏宗教中，却往往被表现为被称作“贡保”的凶相──一个黑色巨人，一手拿着个头颅，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做的项链，脚踏一具死尸。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中，负有在西藏兴佛教之使命的第一位藏王，其形象是“长有往下深陷的眼皮，翠绿色的眉毛，口中绕列着螺状形的牙齿，如轮支那样的手臂”。这种足以让人望而生畏的神，在藏人的审美意识中，显然代表着威严、强大、无所不能和说一不二。正因为他们能以恐怖主持世间事物和裁决正义，因而才更值得信赖。
　　33 “汉蒙藏对话——民族问题座谈会”纪要，《北京之春》电子版54期。
　　34 梅．戈德斯坦 《喇嘛王国的覆灭》 页23
　　35 李安宅，《李安宅藏学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70。
　　36 同样是佛教居支配地位的泰国，出家为僧者只占男性总数的1%-2%
　　37 拉巴次仁、罗布次仁 《宗教、历史与民族精神》 载《西藏青年论文选》 页232
　　38Pierre-Antoine Donnet:《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页130。
　　39 西藏军区阿里军分区1975年编的一份宣传材料上，有一篇表扬改则县中队“平叛”事迹的文章。其中所提到的“叛乱”，有的是提出“要三自一包”；有的是保被罢官的中共干部；还有的是成立“造反组织”。（《世界屋脊上的英雄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阿里军分区编，1975年，页112-121）
　　40 《全区落实政策工作会议纪要》，载《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121。
　　41 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页277。
　　42 《西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268。
　　43 《西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288。
　　44 《西藏大事辑录．1949年—1985年》，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与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年，页390。
　　45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212。
　　46 郭锡兰1980年6月3日在党委二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载《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页97。
　　47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15-32
　　48 《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0，109；《西藏自治区基本情况手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编，表4-15、4-16。
　　49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3-4
　　50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 页21
　　51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二集）页89
　　52 黄慕松在他的进藏日记中有这样一段：“余意政府整理佛教，必先令高僧转世之小童，学习汉文，成年时考试及格，始准其承袭，斯亦统治上之要道欤。”（《使藏纪程》页50）
　　53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页29-30
　　54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 页29
　　55 《西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西藏自治区重要文件选编》（上），页51。
　　56 《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0。
　　57 张仕荣，《西藏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宏观管理初探》，见《西藏青年论文选》 页161。
　　58 《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342。
　　59 《西藏统计年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78。
　　60 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22。
　　61 刘伟，《西藏的脚步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94，253。
　　62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 《西藏自治区贯彻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文件选编》（第一集）页20
　　63 白玛朗杰 《现阶段西藏宗教的地位和作用》 见《西藏青年论文选》页207。
　　64 《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刘伟在他的《拉萨骚乱纪实》记录了一些拉萨人的在89年拉萨骚乱后的看法，其中有这样的言论：“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
　　65 M．C．戈德斯坦，《中国改革政策对西藏牧区的影响》，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十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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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jing's Crackdown Gets Strong Domestic Support By Edward Cody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Monday, March 17, 2008; Page A12

BEIJING, March 16 -- In the West, the name Tibet has long evoked unspoiled Himalayan landscapes, cinnamon-robed monks spinning prayer wheels and a peace-loving Dalai Lama seeking freedom for his repressed Buddhist followers.

Here in China, people have embraced a different view; they regard Tibet as a historical part of the nation and see its sympathizers in the West as easily fooled romantics. Thanks to government propaganda, but also to ethnic pride, most Chinese see the Dalai Lama and his monks as obscurantist reactionaries trying to split the country and revers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that China has brought to a backward and isolated land over the past 58 years.

The violent protests by Buddhist monks and other Tibetans that exploded in Lhasa on Friday, therefore, have generated widespread condemnation among the country's majority Han Chinese. In street conversations, Internet discussions and academic forums, most Chinese have readily embraced the government's contention that the violence resulted from a plot mounted by the Dalai Lama from his exile headquarters in India.

Against that background,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met with broad popular approval in vowing to crack down on the rioters -- most of whose victims were Han Chinese -- and in qualifying the "impudent" Dalai Lama as a "master terror maker" who has hoodwinked the West with his appeals for peace.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vokes the Beijing Olympics and advises restraint, Chinese specialists and the public have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move decisively -- and gamble that the Olympics will not be spoiled.

"The riot in Lhasa was caused by the Dalai Lama," said Zhang Yun, a professor at the government-sponsored Chinese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in Beijing.

"The monks are very easily influenced by their religious leader, so they are irrational compared to other types of people," he added. "I don't believe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would allow anything that would destroy social order and ruin people's lives. There is a lot of prejudice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eople believe all that stuff about the Dalai Lama, a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ll wrong. But actually, the reality is not like that."

Jorge Chiang, a stylishly dressed Hong Kong businessman on a trip to Beijing, said he, too, believed the bloody rioting was set off on orders from the Dalai Lama. Now, he predic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use the violence as a reason to round up the most prominent activist monks and "tighten its control over Tibet."

"I believe the government is capable of resolving this situation," said a young woman walking in central Beijing on a brilliant spring afternoon.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his has happened."

An Internet commentator who identified himself as Roomx said Buddhist monks have no more right than anybody else to torch shops and kill the Han Chinese businessmen inside. "They are all Chinese citizens," he added. "The monks who are connected to this conduct have to be arrested. Otherwise, it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rule by law."

Dramatizing how broadly such views are held even among the computer-savvy young generation, similar outrage exploded on the Internet after the Icelandic pop singer Bjork capped a concert in Shanghai on March 2 by shouting "Tibet! Tibet!" after a song about independence. Censorship officials huffed about how her gesture was out of place and pledged to tighten controls over foreign performers in China.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s local government issued an announcement after the riots saying the Dalai Lama and his followers instigated the violence "intending to break Tibet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Their allegation reflected China's long-standing complaint that the Dalai Lama, although he preaches limited autonomy, in fact has not abandoned his campaign to make Tibet and its 2.8 million residents fully independent from China.

For those with long memories in Beijing, that has always been the situation. The Dalai Lama, now 72, led a violent uprising with help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fter Chinese troops reimposed rule from Beijing in 1950. The subversion campaign failed, and he was forced in 1959 to flee on horseback to India, where he has lived in exile for half a century. It was to mark the anniversary of his dramatic flight over the Himalayas that anti-China demonstrations in Lhasa got started last Monday.

Tibet, a 750,000-square-mile territory sitting between the Himalayan and Kun Lun mountain ranges, was more or less part of various Chinese empires over the centuries, paying fealty but often too remote to be totally controlled. With the Dalai Lama as its leader, however, Tibet governed itself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while China was torn by the upheavals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o for Beijing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they have educated through propaganda, the Dalai Lama is less a devout Buddhist than a secessionist rebel.

"Now the blaze and blood in Lhasa has unclad the nature of the Dalai Lama," said an editorial from the official New China News Agency. "And it's ti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check their stance toward the group under the camouflage of nonviolence, if they do not want to be willingly misled."

The Dalai Lama's hold on people's imagination in the West has long irrita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New China News Agency editorial described his Nobel Peace Prize, awarded in 1989, as "tainted" by Friday's rioting. The Congressional Gold Medal, which injected a chill into U.S.-China relations last October, turned out to be a "fig leaf" for the "rhetoric lama to sell his deceitful philosophy," it said.

In any ca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ortrayed its presence in Tibet as beneficial for the population, citing the breakup of traditional serfdom in the countryside, improved health care and school construction. A Beijing-to-Lhasa train that began service in July 2006 was designed to further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bringing in tourists and taking out mineral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n influx of Han Chinese who, Tibetan nationalists complain, have tightened their grip on all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evers. The Han Chinese who were killed in Friday's rioting, for instance, were identified as shop owners and employees singled out by Tibetans resentful of their economic domination.

The Chinese arrivals, Tibetans and their supporters abroad say, have submerged Tibetan culture and Buddhist traditions by drawing the territory more closely into the rest of China. Signs along the main street leading to Lhasa's celebrated Jokhang Temple, they note, are just as likely to be written in Chinese as Tibetan, and the saleswomen tend to speak Mandarin rather than the region's own tongue.

A Chinese Tibet specialist in Beijing who spoke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of the tensions said the situation was inevitable as China pursue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Like 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19th century, he said,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is bound to dilute the traditional Tibetan ways so esteemed abroad.

"China's government does not intend to destroy Tibetan culture," he said. "But with the economy developing, the culture will change gradually, the same as in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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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bet witnesses describe 'mayhem everywhere' By Ching-Ching Ni, Los Angeles Times Staff Writer
March 18, 2008

As calm descends on Lhasa, the Tibetan capital, a Chinese shopkeeper emerges from days of hiding and finds his store looted. When the unrest broke out, he says, 'I could see the mob rushing toward me.

BEIJING -- A Chinese shopkeeper in Tibet's capital came out of hiding Monda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mobs ransacked his herb store last week, during the biggest uprising against the region's Chinese rulers in nearly two decades.

Ma Zhonglong, 20, said he had had nothing but a few packets of instant noodles to eat since he ran for cover Friday when he saw hundreds of Tibetans smash and burn storefronts near the Jokhang Temple, the religious and geographical heart of Lhasa.

"I went outside and saw people fighting on the street," Ma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I hurried back and closed the door. Through the glass window I could see the mob rushing toward me. They carried knives, stones, sticks. I ran farther back into this courtyard to hide. Outside I could hear them smashing everything."

Monday morning, as Ma emerged and found his store in ruins and expensive herbs loo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taken control of Lhasa and ordered all rioters to turn themselves in by midnight or face serious consequences.

A calm descended on the regional capital today after a week of protests that had turned violent and spread to three nearby provinces. Even the Chinese capital saw demonstrations, with dozens of students at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athered for a candlelight vigil amid heavy security.

Chinese authorities, weary of bad publicity in the run-up to the Beijing Olympics in August and eager to avoid any reminder of the violent 1989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protests by students at Tiananmen Square, offered a portrait of official restraint during the effort to restore order in Lhasa. They blasted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accusing him of fueling unrest.

"There is ample fact and plenty of evidence proving this incident was organized, premeditated, masterminded and incited by the Dalai clique," Premier Wen Jiabao said today at a news conference. "This has all the more revealed the consistent claims by the Dalai clique that they pursue not independence but peaceful dialogue are nothing but lies."

The Dalai Lama, a Nobel laureate who fled Tibet in 1959 after a failed uprising and runs an exile government in India, has denied any role in inciting the violence. He accu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cultural genocide in Tibet.

Champa Phuntsok, government chief in Tibet, who was in Beijing today attending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a's parliament, denied that soldiers used lethal weapons or excessive force. Rioters, he said, set fire to more than 300 homes and shops, leaving at least 13 civilians dead and 61 police officers injured.

In one instance, Phuntsok told reporters, rioters doused a civilian with gasoline and set him on fire while others knocked out an officer and cut a piece of flesh from his buttocks.

Aides to the Dalai Lama have put the death toll at 80. There was no way to independently verify the conflicting tolls because Beijing forbids foreigners to visit Tibet without official permission.

Witnesses said Lhasa had been turned into a war zone, with both sides suffering casualties.

"I saw mayhem everywhere: Tibetans throwing rocks, setting fires, people running scared like cats and dogs," said a 27-year-old migrant worker from Sichuan province, who was told to stay home by his employer. "The Tibetans were looking for Han Chinese to kill, adults and children.

"Somebody told me they suspended these Chinese schoolboys from the beams inside the Jokhang Temple, to protest, I guess," said the worker,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and, like other Chinese in Lhasa, was interviewed by telephone.

"It was very scary," said a 40-year-old Chinese man who works in a car dealership with an office near the temple. "There was fire and killing everywhere. When peace and stability is gone, ordinary people suffer."

China's critics blame the unrest and the underlying ethnic tension on what they call the Communist regime's long-standing policy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rangulation.

"It's normal for the Tibetans to hate the Chinese. You are on their turf, of course they hate you," said the migrant worker from Sichuan.

Zhaxi Duoji is a Tibetan who runs the Tibet Cafe and Inn in southwester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He organizes regular tours to Tibet but has put them on hold since the disturbances began.

"I can say 90% of ordinary Tibetans are opposed to this kind of violence," he said in fluent Mandarin, adding that he is a Buddhist and not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on Tibet is improving," he said. "Every country has a minority of people who want to go back to the past. That's based on ignorance. Many Tibetans are disadvantaged because they don't speak Mandarin, can't express themselves and are easily taken advantage of by other people."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hard Beijing will clamp down on the protesters today after the midnight deadline for turning themselves in. Meanwhile, extra security personnel have been deployed to other regions of western China with heavy Tibetan populations.

"I know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by midnight and restore order," the migrant worker said.

"But then again, how can we go back to normal with so many stores on so many streets burned and destroyed?"

chingching.ni@l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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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暴動的因與果 撰文 方德豪
2008/03/17, 週一

西藏在上週連續數天發生街頭暴亂，中國官方已承認有十人遇害，而西方甚至估計有多達八十人喪生。這次暴亂在在突顯西藏在經濟發展的背後，依然存在極大的社會不和諧因素。要真正解決問題，避免西藏問題拖著中國作為崛起大國的後腿，最好的辦法還是客觀評估西藏情勢，認真考慮調整西藏政策的可能。

3月10日是中國解放軍開入西藏49周年起，首府拉薩連日來有示威，在拉薩市中心的八廓街，漢人商店遭破壞，位於其間的派出所及警車被焚毀，一些商店為了避免遭撞衝，特別掛出哈達等代表藏人的標誌。目擊者又指出，有暴民手持武器，襲擊路人、搶掠商店，近日數以萬計的解放軍已進駐市中心，不斷巡邏，局面稍趨平靜。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肅和四川等地，也有藏民發起示威。近日，中國政府已禁止遊客進入西藏。

跟過去西藏出現問題時不一樣，中國官方媒體在近日的暴亂事件裡，算是較早對外發佈消息，公佈暴民襲擊路人及搶掠商店的片段，這明顯是希望平衡西方報道，取得影響輿論的制高點。

在事件發生後，《解放軍報》於3月16日發表署名新華社記者的文章，指責“這次破壞活動是境外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但正如過去處理許多問題一樣，也許這次當局確有不少理據去懷疑達賴，但這種政治定性，對於解決問題其實幫助不大。

經過這次暴亂事件後，北京方面其實不止不應怱忙作政治定性，立即把所有責任都推給遠走他鄉的達賴了事，而是應該更加認真和更加客觀地評估跟達賴和解的可能。

在西藏，達賴喇嘛被視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他在藏民中間有著至高無尚的影響力。這49年以來，儘管達賴一直沒有回去，但其在藏民中間的影響力依舊不衰。

1959年，西藏發生了一次政治事變，西藏精神領袖達賴稱這次事變為“起義”，而中國則認定這是一起“叛亂”。之後，達賴出走流亡，在印度達蘭撒拉建立了流亡政府。明年就是達賴出走五十周年，當年事變時尚是青年的達賴，如今已是73歲老人。

這些年來，中國跟達賴方面一直保持著一些斷斷續續的接觸，談判，但雙方始終無法達至和解。

其實，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有思考過跟達賴和解的可能。在1970年代末，剛復出的鄧小平就曾就西藏問題提出，“只要不獨立，什麼都可以談”，並邀請達賴喇嘛派代表回來參觀。達賴也派了3次代表團去西藏。當時北京開出要達賴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一旦達賴回國，也要長住北京，以免達賴在西藏再次策反。可惜，當年西藏流亡政府無法接受這些條件，因而僵局無法打開。到1987年，鄧小平正式提出“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的政策，暫時把達賴排除在西藏問題的發展藍圖之外。

1998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再就西藏問題開列條件。江澤民重申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並要求達賴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冒著流亡鷹派指責的風險，達賴喇嘛很快就答應了江澤民的條件，甚至放棄了原定訪問台灣的計劃。可是，結果問題並沒有進展；似乎，江澤民始終達賴回國後會再次策反。外界多認為，北京是以拖待變，希望待達賴圓寂後，另行擁立他的接班人。而達賴方面也曾表示，“渴望轉世自由國家”，作為一種反制。

在胡錦濤上任後，中國當局也繼續有跟達賴方面接觸。達賴也多次重申願意接受一個中國條件，並在胡溫出訪時勸止藏民不要示威，釋放善意。去年，國家宗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也曾聲稱，只要達賴明確表示放棄西藏獨立，北京就會考慮讓達賴回藏。不過，西藏問題，據說又多了一個新的議題：據說達賴方面提出要求設立“大藏區”，即把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也的藏民地區劃分開來，成立另一個行政特區。

抬面上，達賴提出“大藏區”的理由是“更好保存西藏文化”；但在事實深層，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達賴領導的流亡政府是採用民主決策，而大多流亡政府的領導階層均來自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如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是雲南藏人，特使嘉日和現任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董事長的才嘉來自四川藏區，外交部官員達瓦才仁是青海藏人。因此，如果沒有“大藏區”，流亡政府主要官員的原籍家鄉就不在未來的西藏自治區範圍之內了。

應該指出，若然中國當局所言“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是次暴動是事實，則中國當局更應詳細評估跟達賴和解的可能。假如達賴在境外也可策反，中國更應把達賴“招降回國”，以便更好監控情況。中國官員口中的“達賴集團”，明顯也不是鐵板一塊，要在中短期內使西藏局勢更趨平靜，爭取在達賴有生之年與之和解，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選項。這次亂事說明，若然達賴圓寂，北京不一定能靠指定一個達賴轉世就能一勞永逸。

除了經濟因素以外，西藏還需要一些別的誘因，才可確保社會和諧。鄧小平的“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並不是沒有成效：西藏經濟已連續七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長，2007年西藏生產總值達342億元人民幣，增長速度達13.8%，創11年來增幅新高。但是，西藏局面依然可以出現突變，一夜間猶如進入無政府狀態，這說明在經濟增長以外，跟達賴和解，是維護中國安定，有利國家的其中一個選項。

中國在過去五十多年的西藏政策其實也出現過不少偏差。唯有客觀面對問題，危機才能轉化為機遇。就像朝核問題一樣，北京可否會考慮一個“行動對行動”的“西藏和解路線圖”，以“道歉（數十年前西藏政策偏差）”，及早換取流亡人士停止爭取獨立？跟達賴和解，也要考慮到其他流亡人士一併返國的問題。當然，在中國國內，也有各種政治制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固然需要承擔各種政治風險，但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這其實也是一個應該認真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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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问题，关键还是在底层民众 2008年3月16日 中国时报 亓乐义 特稿

中国的西藏问题由来已久。清朝治理西藏，极少插手西藏内部事务，使得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二百年来相安无事。

　一九五一年中共进入西藏初期，也采取相同政策。毛泽东极尽拉拢藏族上层，除驻军西藏较为敏感，其馀给予藏人高度自治，并安排年仅十九岁的达赖喇嘛，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好景不长。一九五六年中国大陆全面进行社会改造，西藏难以幸免，藏族上层利益受到冲击，传统寺庙教育遭到破坏，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夕间崩解，引起藏人暴动。

　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爆发大规模拉萨事件，解放军血腥镇压，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北京接管西藏政权，彻底扬弃上层路线，改以阶级斗争，西藏从此陷入一片腥风血雨。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休养生息，修复寺庙，平反并重用藏族上层势力，当年的贵族又进入人大和政协，使得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穷人并未因此而翻身，引发一九八七年拉萨发生自一九五九年以来最大街头抗议行动。

　在十七个月内，先后出现十八次示威骚乱，导致当局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拉萨实施军事戒严，比天安门事件提前三个月，戒严时间长达四百多天。

　按理说，改革开放使西藏重获生机，民众生活大幅改善，为何示威抗议不止？

　据大陆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观察，中共修复寺庙，就藏人而言不过是对文革破坏的一种补偿；当年藏族文革小将，疯狂捣毁旧神而新树「新神」毛泽东，如今恢复旧教，这些人情何以堪，只好以「赎罪」心情狂热追逐昔日藏人尊严，以民族代言人自居，挑起民族情绪，对抗并排斥汉人统治。

　一九八九年动乱平息后，《人民日报》驻藏记者刘伟，记录一些拉萨人对这次动乱的看法，指出「政府应该反省对藏政策，笑脸总对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的心。现在闹事的人并不孤立，孤立的是干部。」

　因此，西藏问题，不全然是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和外国势力等外部因素所造成，关键在於西藏内部，尤其是底层群众，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既深刻又真实，时机成熟，难保日后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抗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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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中关系真的开春了：默克尔与温家宝电话详谈 Deutsche Welle | 2008.02.16

周五（2月15日），默克尔总理与温家宝总理作了“详细的电话谈话”。双方的态度非常友好。这可能是自从德中关系结冰以来，国家主要领导人层面上的首次对 话。双方的报导重点几乎完全不同。比如，温家宝邀请德国政治家去西藏亲身体验，中国就没有报导。德国之声记者故将双方报导全文分别刊载在此，顺便比较分析 一下。

中新网的报导“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晚应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全文

默克尔对中国部分地区遭受雨雪冰冻灾害表示慰问。默克尔说，德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德国将继续坚定支持和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入联公投”，不支持“西藏独立”。德方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

温家宝说，中国政府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重视中德关系。在当前形势下，中备间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面临的共同挑战了日渐增多，需要两国加强合作，携手应对。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共同努力，确保中德关系健康顺利向前发展。

双方还就世界经济形势、气候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德国联邦政府网站报导全文

联邦政府发言人乌尔利希.威廉通报：

联邦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天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电话谈话，谈及了一系列双边议题。

两位政府首脑都表达了加强双边关系和相互交流的愿望。中国总理邀请联邦总理秋天赴北京参加第7届欧亚峰会。温总理强调了对当前在中国举办的展览“德国与中国共动”的支持。（并说，）各种现存的双边对话论坛也应该继续开展下去。

联邦总理和中国总理表示了他们对去年八国峰会开始的海利根达姆程序，对达成的就下届在日本举行的八国峰会议题准备工作密切合作的兴趣。

联邦总理强调了联邦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态度，即使有时有不同意见，也不会对此有所改变。（中国）总理在这方面强调了联邦总理对台湾入联公投计划的反对态度。

温总理邀请德国政治家和议员到西藏去亲自体验一下。

中国总理感谢联邦总理对中国广大区域遭受的雪灾表示的慰问。联邦总理向中国总理祝愿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指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机会。

德国部长级的访华开始频繁起来

瑞士新苏黎世报在报导这条消息时提到，德、中双方就今后几个月里的部长互访达成了协议。继1月底德国环境部长加布里埃尔访问中国后，5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将访问中国重庆。此外，德国联邦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和教育部长沙万对中国的访问也已列入计划。

简单的比较分析

中国官方的报导标题实际上强调了是默克尔总理约了才通电话的。以前，中国在这方面跟德国的报导方式相似，不提谁约谁。这是一种外交姿态，也是一种内政交代。

德国政府发表的通报中，提了德国政府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事，但是没有特别提到默克尔对西藏问题的表态。

中国的官方报导中没提到的有以下几点：一，温家宝亲自对默克尔今秋访问北京提出了邀请；二，中国对展览和双边各方面对话的坚持与支持态度；三，温家宝邀请德国政治家到西藏去亲身体验。

这个电话有几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一，默克尔 在斯皮尔伯格辞职、查尔斯王子因西藏问题不去北京奥运会、8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给胡锦涛写信的时候，在这个对北京奥运会来说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味道的时 候，祝愿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应该说，这是北京现在特别需要的一种国际支持。二，温家宝邀请德国政治家去西藏亲自体验，表明了中国不打算拿出原来的封闭架 势，而是用开放来对待外界批评指责。三，不管是谁约谁，两国总理间几个月来的首次直接对话，表明德中关系现在终于真正地回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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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击藏传佛教法会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邬东言
2007年9月28日 星期五

刚刚在非常偏远的藏区参加了一个藏传佛教的盛大法会。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见识了久违了的信仰的力量。

法会开在深山里的一座寺庙。从主要的公路到寺庙，虽然只有二十多公里路，但是由于是土路，又是山路，所以车队足足开了两个小时，像一串蜗牛在慢慢蜿蜒。

土路沿着一条清澈的河流，向着山谷深处蔓延，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沿途有三个藏族的自然村落。寺庙活佛的车开在最前面。当第一个村子出现在视野时，漫山遍野，出现了众多插满彩旗的摩托车，隆隆的马达声，突如其来地，打破了山谷的寂静。原来，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每次活佛回寺庙，当地藏民都要到路口来迎接，并且一直护送二十多公里一直到寺庙。只不过以前是骑马，而现在换了现代的交通工具——摩托车。形式可以改变，传统是不能丢弃的。

活佛的车子开过的地方，一队一队的藏民很有秩序地站在路边，捧着哈达迎接。很多藏民不顾身体的年迈，跑步追着活佛的车子，很恭敬地要给活佛钱。我好奇地跑过去看，居然大多数都是一元两元的破烂票子。但是看他们每个人小心翼翼的样子，这很可能是他们所有的现钱了。

法会为期三天，基本上是当地人的一次狂欢节日。每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喇嘛和活佛就开始念经，一般上午九十点钟的样子，正式的法事活动就结束了，狂欢正式开始。所有人轮番在寺庙前的广场上载歌载舞，一直到太阳将近落山才散场。这可是四千米的高原啊，我可是上个二楼都气喘如牛的。

为了众多客人的到来，寺庙里每个房间里都新安装了很多亮亮的灯泡。不知道是否是因为点惯长明灯的缘故，所有的灯居然都没有装开关！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们，每天只好爬上爬下地忙着装卸灯泡。

我的好朋友把她的手机掉在地上了，回头去找，捡到的人无论如何不肯承认。结果，有看到他捡的藏民主动跑来告诉我朋友，说亲眼看到谁谁捡了她的手机，那个人的名字是什么，是哪里来的等等，还抱歉地解释说，那个人是从外面城市里来卖小商品的，不是他们本地人。于是我朋友顺利地要回了她的手机。

在法会期间，不断地有藏民到活佛的房间，请活佛对着他们有病痛的地方吹气，然后就在我的眼前，生龙活虎兴高采烈地离去，像是被医好了！

法会的最后一天，我的帽子挤丢了。上千人的大广场，上哪里去找？虽然是一顶不值钱的帽子，但是在艳阳浓烈的高原，还真是必需品。最不可思议的是，过了一会儿，居然有一个不认识的藏民，拿着我的帽子，跑到我面前，问是否是我的帽子！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他是菩萨化现的！

昨天晚上，看了美国的记录片《关于宇宙，你不知道的Ｘ》。片子中几乎集中了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们，用量子物理学、神经学、化学等各个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一些基本规律。其中包括：时间的可逆性，万物的统一性，精神如何作用于物质等等。我在看的时候想，藏民可能一辈子都听不懂，甚至听不到这些新鲜深奥的名词，但是，千百年来，他们却身体力行地实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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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克尔在德中紧张空气中会晤达赖喇嘛 2007.09.23 Deutsche Welle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日坚持在总理府会晤达赖喇嘛，引起中国方面强烈反应，德国司法部长参加的一次两国法制国家对话被临时取消，中国网站上骂默克尔的网民言论 也放松了管制。此间有媒体说德中关系陷入了危机。但默克尔的行为在德国则受到几乎所有党派的赞扬。这次会晤会带来什么呢？德国之声记者报导与分析如下。

周日的会晤和中国的反应

9月23日中午，达赖喇嘛已在黑森州州长、他的老朋友科赫陪同下抵达柏林。下午他与默克尔总理会晤。达赖和科赫走进总理府时，门前聚集了好几百好奇的民众和记者。德国媒体强调道，这是第一个德国总理在总理府会晤达赖喇嘛。

默克尔要会晤达赖喇嘛的消息刚公布，中国外交部 就召见了8月29日刚递交国书上任的德国驻中国大使施明贤。周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北京新闻会上说：“我们希望德国中国政府在达赖问题上的立场是明 确的。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达赖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披着宗教的外衣，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 者。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的官方人士以任何名义和形式与达赖接触。”

周日，德国各媒体报导，在默克尔会晤达赖前夕，中国宣布取消原定周日开始的、有德国司法部长齐普里斯和中国高级代表参加的慕尼黑两国司法对话。中方说是“出于技术原因。”

明镜周刊在线说因而出现了“中国和德国之间的严重危机”。德新社说：为了与达赖喇嘛会晤，安吉拉.默克尔总理冒了“德中关系出现高度紧张”的风险。

德新社驻北京记者发回的报导说，中国的抗议第一眼看上去“不象想象中那么激烈”，但中国关于这个行为将损害中德关系的警告却“让德国外交官和经济界代表们紧张”，不知道接下来北京会做些什么。

该记者还说，中国的网上论坛出现了指责默克尔在“玩火”的贴子，该贴子说：“她不懂今天的中国”。这个发贴人要求网管不要删这个贴子。记者认为，这表明发这样的贴子的不是第一个，而中国的网管人原来是一概删除这类贴子的，但现在放宽了管制。

达赖、科赫等人的赞扬

周六，达赖喇嘛在黑森州说：“我欣赏默克尔总理 为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坚定不移的支持。”“我相信她（默克尔）有建立一种真正的友谊的意愿。”他还表示，他不相信这次会晤会长期损害中德关系，“中国人只 是在试探他们的底线。”他还指责北京政府的“恃权高傲”，说北京政府走最简单的路，“那就是压迫。”

达赖的老朋友、黑森州州长兼德国基民盟副主席科赫也在柏林之行前为默克尔会晤达赖辩护：“联邦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没有动摇，这很好。我们德国人应该为安吉拉.默克尔给予人权问题这么高的地位，她对全世界明确表明这个态度并按此行动感到高兴和自豪。”

绿党负责人克劳迪亚.罗特也为默克尔讲话，她对德国广播电台说，默克尔的会晤表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保护西藏的人权也符合德国的利益。

自民党主席威斯特维勒也表示支持默克尔会晤达赖喇嘛，他说，这表明默克尔和施泰因迈尔政府的外交政策跟施罗德政府“有着良好的不同”，“不为近视的策略，而为聪明的勇气所左右。”

设在柏林的“德国国际西藏运动组织”（ICT） 发表声明说：“今天联邦总理默克尔与达赖喇嘛在总理的的会晤具有很高的象征力量，虽然官方仅仅把这说成是私下意见交流。德国联邦总理首次与达赖喇嘛会晤是 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一个重要支持。西藏问题只能通过达赖喇嘛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对话来解决。”

西方领导人会晤达赖进入高峰期

虽然德国联邦总理会晤达赖是第一次，但德国国家领导人这样做几乎可以说是有传统的。德中之间的“达赖风云”主要的有：

1990年，德国当时的总统魏茨泽克在柏林总统 府会晤达赖喇嘛。他是西方第一个会晤达赖的国家元首。1995年，德国当时的外交部长金克尔会晤达赖。中国立即取消了与金克尔的一个日程。

1996年，由 于亲自民党的瑙曼基金会在波恩举办了一个批评中国的西藏问题会议，中国因此而关闭了该基金会的北京代表处，到今天为止，自民党一再努力，这个代表处仍然未 能重开。

1999年，外交部长菲舍尔会晤达赖，他强调道，德国和欧盟所有国家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支持西藏对宗教和文化自治权的要求。也许由于这 个讲话含有北京不反对的内容，中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在国际上，国家领导人会晤达赖的行动还是很多的。美国总统克林顿（1994年）和布什（2001年）都先后把达赖请入白宫。

当然，克林顿、布什和这次默克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把与达赖会晤的性质说成是“私下”交流意见。

最近，西方领导人会晤达赖似乎有进入高峰期的迹象。就在默克尔之前，9月20日，奥地利总理阿尔弗雷德.古森鲍尔刚会晤了达赖。现在，加拿大总理哈珀也已经表示要在10月会晤达赖。

今后会如何？

默克尔会晤达赖喇嘛，看上去似曾相识，但实际上跟历史上有所区别。可以从三个方面看看这个事件的未来影响。

第一个方面，在德国国内，默克尔此举显然是得分 的，从上述各党（包括几个主要在野党）的反应可以看出这一点。默克尔显然是位个人全能得分高手。在今年她身为主席国领导人的八国峰会、欧盟峰会上，她都得 了分，而且是大分；访问中国时，她讲人权，又得了德国媒体的广泛赞扬；现在她会晤达赖喇嘛，已经得到德国国内普遍好评。即使是热衷于德中经济关系的德国经 济界，在这些问题上也只能“表示担忧”，没法公开说反对的话。

第二个方面，在德中关系上，毫无疑问，政治关系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至于“危机”之说，可能言过其实。这从中方相对温和的反应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取消法制国家对话，中方也说是“技术原因”。当然，默克尔 也不希望把关系搞僵了，所以学习布什等的样子，把会晤性质定为“私下交流意见”。

北京对默克尔的看法进一步恶劣，这是可以断定的。德新社驻北京记者报导道：许多中国人，包括颇有影响的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历来对默克尔的对华政策不看好，因为默克尔来自前东德地区，对专制政权有她的历史看法。在梅兆荣等人眼里，现在他们的看法更得到了证实。

中国一位官员日前说，默克尔这次访问中国与温家 宝会谈时，温家宝说，不少人说德中关系在默克尔上台后变坏了，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德中关系还是在发展，在进步（大意）。这位官员认为，默克尔错误地理解 了温家宝总理的话。温家宝实际上是在委婉地批评，否则就根本不会提这个话题。这是用外交辞令来批评。但默克尔大概以为真的是在赞扬。

为什么默克尔总理对中国的态度跟前任施密特、科 尔和施罗德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当然，这里面有个人的因素，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辜学武、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等人都认为跟默克尔来自德国东部对前独裁政权 的看法有关。但应该并非完全是个人因素。有一点也许更重要，即中国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因而变化了。在前几任德国总理任上时，中国还 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总体上还是一个弱者，也就是说重要的是通过支持和扶助来共同获益的；而现在中国质变成了一个各方面的强者，虽然这个强者形象 还刚刚开始，但西方已经把它更多地视为对手。与对手之间，是需要经常针锋相对的。这一年来，各方面对中国的态度，包括玩具，黑客事件，等等，都可以看到这 种新的关系的形成，并非仅仅在德中之间。也许在许多政治家心里还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但实际上这种关系确实是变化了的。对一个强者示弱，或过分地示好，容 易失去国内民心。

西方各国领导人中为什么忽然出现达赖喇嘛热呢？ 这里面固然有达赖跟中国的谈判最近破裂的因素在内，但深思一下，会发现并非仅仅如此，这似乎是一个对抗系列片中的一集。也就是说，现在可以说是处于中国与 西方关系转折的微妙阶段，很容易情绪化，而且情绪化已经存在。无论对西方各国来说，还是对中国来说，都需要一种空前的技巧来处理外交问题。软硬之间，是很 难掌握的，对今后的世界外交关系却又是有着重大关联的。

第三个方面，达赖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会通过奥地利、德国和加拿大三位总理的会晤和西方其它国家的做法与压力而有所转变呢？

应该说，如果把这些会晤理解成压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中国政府喜欢强调，不会为任何人所左右。比如在汇率问题上。但也正是在汇率问题上，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变得越来越灵活。

实际上，现在的中国政府比文革期间的中国政府聪 明多了。综观这十、二十年来的中国外交，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现在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并没有一味的强硬，有时候还十分的灵活。在西藏问题上，在与梵 蒂冈关系问题上，在汇率问题上，都没有把门关死，经常有些动作。现在的西藏问题似乎僵在达赖提出的大藏区问题。现在中国的言辞很激烈，把达赖定性为分裂分 子。但是，达赖喇嘛的态度也是比较灵活的，他也已经反复表示过不求独立了，而且他想在有生之年返回西藏的愿望是强烈的。假如达赖喇嘛再灵活一些，中国也应 该会灵活一些。中国与达赖的谈判应该不会不再进行.要有重大突破谈何容易，但哪一天如果重新开谈，那也并不奇怪。而且，重新开谈也会让中国得分，尤其在对 抗情绪普遍比较严重的今天，或者明天。（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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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默克尔要见达赖 原文：http://blog.sina.com.cn/wed2007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客行为。

1. 说是私人会见，却安排在总理府；说是谈人权，见的却是分裂中国的头目。彻底暴露出骨子里对华不友好。无论她此前如何掩饰自己内心的对华复杂心态，这个本质一定要认清。

2. 让默克尔来掌控对华政策大局，对中国是个不幸。一旦没有政治远见，缺少战略眼光，那是何等的悲哀。

3. 时机挑得很“到位”。访华后不久，你不是高规格接待了我吗？我偏要选择回国后的几天，做这个行为，给你看看，向你示威。你又奈何得了我什么？

4. 有人为“默为丢片面包而捡起来吃完”大肆叫好。普通人与政客是有区别的。

应该思考，默克尔这个女人到底想做什么？我以为：

1. 想与小布什看齐。心想，布什见了达赖，北京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应对之策。中美经济关系依然红红火火，想必我见了达赖，德国在华经贸利益也不会有大碍。但德国能与美国平起平坐吗？

2. 想走自己的路。前任科尔、施罗德总体对华都不错，深获中国肯定。默克尔出生于前东德，对共产政权自然有根深蒂固的恶意。温和看待中国，对她而言，做不到。

3. 挑战中国的容忍底线。默克尔2005年底上台以来，对华政策上屡有出轨行为，如见所谓异议分子、见主教，在公开场合对中国说三道四，对于这一切，中国都宽容视之。默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小学生”，需要给她点时间学习、改造。如今，她要见达赖，美其名曰“私人会见”，谈宗教问题。看看中国的反应？下一步，如果可行，也许可以见一见陈水扁。

默克尔将在今天下午，在总理府“私下”会见达赖45分钟。22日德国主要媒体已经报道这起事件。爆出的新闻有，关于是否会见，总理府和外交部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外交高级幕僚持保留意见，但默克尔本人坚持己见。德国官方捅出的一些消息似有意或无意地低调处理此事，如总理见达赖“并不表明德支持流亡藏人的分裂行动”，“不支持其主权要求”。会晤时，仅拍照和摄影，不会见记者，等等。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价值观已经成为主导德外交政策走向的重要标志。这是德外交政策中的新特点。抛开现实政治，强调对外输出民主自由，这本应是美国新保守派的圭臬。如今，值得关注的是，默克尔也有意向新保守派靠拢，虽然不象后者那样大力鼓吹武力，但在宗教和人权等“软”领域，默克尔可真是成为了一名“吹鼓手”。

也就是说，默克尔会见达赖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柏林对北京与达赖迄今为止的会谈与沟通“感到很不满意”。“不满意”？你们德国人还真以为自己是国际宗教、人权问题上的“优秀教师”？还以为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中国？

大家可以看这本书：《人道帝國主義:利用人權推銷戰爭》（Humanitarian Imperialism: Using Human Rights to Sel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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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ai Lama Visit Jeopardizes German Business Interests SPIEGEL ONLINE September 17, 2007, By Andreas Lorenz in Beijing

Angela Merkel has invited the Dalai Lama to engage in a "private exhange of thoughts" at the Chanceller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not pleased and German businessmen are worried too.

Neither newspapers nor Web sites nor the official news agency Xinhua have informed the Chinese people about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s controversial plan to receive the Dalai Lama at the Chancellery for a "private exchange of thoughts" on Sept. 23.

The Foreign Ministry in Beijing summoned Germany's new ambassador to China, Michael Schäfer, on Friday to protest the planned meeting. It is thought that an encounter between Merkel and the religious leader of the Tibetan Buddhists would strain relations between Berlin and Beijing.

Some Chinese officials have voiced distrust about Merkel in recent weeks, suspecting the former East German citizen of having a "false image of China." The skeptics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now likely to feel their suspicions have been confirmed. Meanwhile, German businesspeople in China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business deals. "The Chinese will make us feel their displeasure," one of said. Other businessmen would 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ongoing negotiations over possible business contracts could be stall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siders the Dalai Lama a separatist and a traitor who wants to separate Tibet from China, thus "split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ese troops occupied Tibet, popularly known as the "Roof of the World," in 1951. The Dalai Lama fled to Dharamsala in northern India in 1959 and has lived in exile there since. He advocates far-reaching autonomy for Tibet.

Not all governments consider the Dalai Lama a welcome guest, given Beijing's ability to exert economic pressure. In Germany, the Dalai Lama has so far met with opposition politicians as well as with two of the country's previous foreign ministers, Klaus Kinkel and Joschka Fischer. In 1990,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then Germany's president, spoke to him. Angela Merkel met the Dalai Lama when she was leader of the parliamentary opposition.

She would now be the first German government leader to receive the Tibetan, who offered a humorou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widespread reluctance to meet with him in a SPIEGEL interview: "It's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among politicians: When they are not yet government leaders or presidents, they meet with me. Afterwards, they avoid me so as not to annoy Beijing -- the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take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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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克尔会达赖：挑战中国底线，中国西藏政策失败 Deutsche Welle 2007.09.18

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本9月23日在总理官邸与达赖喇嘛进行“私人会晤”。默克尔将是首位会见达赖喇嘛的德国总理。这将会对中德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波鸿大学东亚学院的辜学武教授认为，默克尔开始挑战中国底线，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努力在欧洲基本上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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