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rch 16, 2008
西藏暴動的因與果
撰文 方德豪
2008/03/17, 週一
西藏在上週連續數天發生街頭暴亂，中國官方已承認有十人遇害，而西方甚至估計有多達八十人喪生。這次暴亂在在突顯西藏在經濟發展的背後，依然存在極大的社會不和諧因素。要真正解決問題，避免西藏問題拖著中國作為崛起大國的後腿，最好的辦法還是客觀評估西藏情勢，認真考慮調整西藏政策的可能。
3月10日是中國解放軍開入西藏49周年起，首府拉薩連日來有示威，在拉薩市中心的八廓街，漢人商店遭破壞，位於其間的派出所及警車被焚毀，一些商店為了避免遭撞衝，特別掛出哈達等代表藏人的標誌。目擊者又指出，有暴民手持武器，襲擊路人、搶掠商店，近日數以萬計的解放軍已進駐市中心，不斷巡邏，局面稍趨平靜。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肅和四川等地，也有藏民發起示威。近日，中國政府已禁止遊客進入西藏。
跟過去西藏出現問題時不一樣，中國官方媒體在近日的暴亂事件裡，算是較早對外發佈消息，公佈暴民襲擊路人及搶掠商店的片段，這明顯是希望平衡西方報道，取得影響輿論的制高點。
在事件發生後，《解放軍報》於3月16日發表署名新華社記者的文章，指責“這次破壞活動是境外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但正如過去處理許多問題一樣，也許這次當局確有不少理據去懷疑達賴，但這種政治定性，對於解決問題其實幫助不大。
經過這次暴亂事件後，北京方面其實不止不應怱忙作政治定性，立即把所有責任都推給遠走他鄉的達賴了事，而是應該更加認真和更加客觀地評估跟達賴和解的可能。
在西藏，達賴喇嘛被視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他在藏民中間有著至高無尚的影響力。這49年以來，儘管達賴一直沒有回去，但其在藏民中間的影響力依舊不衰。
1959年，西藏發生了一次政治事變，西藏精神領袖達賴稱這次事變為“起義”，而中國則認定這是一起“叛亂”。之後，達賴出走流亡，在印度達蘭撒拉建立了流亡政府。明年就是達賴出走五十周年，當年事變時尚是青年的達賴，如今已是73歲老人。
這些年來，中國跟達賴方面一直保持著一些斷斷續續的接觸，談判，但雙方始終無法達至和解。
其實，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有思考過跟達賴和解的可能。在1970年代末，剛復出的鄧小平就曾就西藏問題提出，“只要不獨立，什麼都可以談”，並邀請達賴喇嘛派代表回來參觀。達賴也派了3次代表團去西藏。當時北京開出要達賴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一旦達賴回國，也要長住北京，以免達賴在西藏再次策反。可惜，當年西藏流亡政府無法接受這些條件，因而僵局無法打開。到1987年，鄧小平正式提出“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的政策，暫時把達賴排除在西藏問題的發展藍圖之外。
1998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再就西藏問題開列條件。江澤民重申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並要求達賴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冒著流亡鷹派指責的風險，達賴喇嘛很快就答應了江澤民的條件，甚至放棄了原定訪問台灣的計劃。可是，結果問題並沒有進展；似乎，江澤民始終達賴回國後會再次策反。外界多認為，北京是以拖待變，希望待達賴圓寂後，另行擁立他的接班人。而達賴方面也曾表示，“渴望轉世自由國家”，作為一種反制。
在胡錦濤上任後，中國當局也繼續有跟達賴方面接觸。達賴也多次重申願意接受一個中國條件，並在胡溫出訪時勸止藏民不要示威，釋放善意。去年，國家宗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也曾聲稱，只要達賴明確表示放棄西藏獨立，北京就會考慮讓達賴回藏。不過，西藏問題，據說又多了一個新的議題：據說達賴方面提出要求設立“大藏區”，即把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也的藏民地區劃分開來，成立另一個行政特區。
抬面上，達賴提出“大藏區”的理由是“更好保存西藏文化”；但在事實深層，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達賴領導的流亡政府是採用民主決策，而大多流亡政府的領導階層均來自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如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是雲南藏人，特使嘉日和現任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董事長的才嘉來自四川藏區，外交部官員達瓦才仁是青海藏人。因此，如果沒有“大藏區”，流亡政府主要官員的原籍家鄉就不在未來的西藏自治區範圍之內了。
應該指出，若然中國當局所言“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是次暴動是事實，則中國當局更應詳細評估跟達賴和解的可能。假如達賴在境外也可策反，中國更應把達賴“招降回國”，以便更好監控情況。中國官員口中的“達賴集團”，明顯也不是鐵板一塊，要在中短期內使西藏局勢更趨平靜，爭取在達賴有生之年與之和解，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選項。這次亂事說明，若然達賴圓寂，北京不一定能靠指定一個達賴轉世就能一勞永逸。
除了經濟因素以外，西藏還需要一些別的誘因，才可確保社會和諧。鄧小平的“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並不是沒有成效：西藏經濟已連續七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長，2007年西藏生產總值達342億元人民幣，增長速度達13.8%，創11年來增幅新高。但是，西藏局面依然可以出現突變，一夜間猶如進入無政府狀態，這說明在經濟增長以外，跟達賴和解，是維護中國安定，有利國家的其中一個選項。
中國在過去五十多年的西藏政策其實也出現過不少偏差。唯有客觀面對問題，危機才能轉化為機遇。就像朝核問題一樣，北京可否會考慮一個“行動對行動”的“西藏和解路線圖”，以“道歉（數十年前西藏政策偏差）”，及早換取流亡人士停止爭取獨立？跟達賴和解，也要考慮到其他流亡人士一併返國的問題。當然，在中國國內，也有各種政治制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固然需要承擔各種政治風險，但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這其實也是一個應該認真思考的方向。
2008/03/17, 週一
西藏在上週連續數天發生街頭暴亂，中國官方已承認有十人遇害，而西方甚至估計有多達八十人喪生。這次暴亂在在突顯西藏在經濟發展的背後，依然存在極大的社會不和諧因素。要真正解決問題，避免西藏問題拖著中國作為崛起大國的後腿，最好的辦法還是客觀評估西藏情勢，認真考慮調整西藏政策的可能。
3月10日是中國解放軍開入西藏49周年起，首府拉薩連日來有示威，在拉薩市中心的八廓街，漢人商店遭破壞，位於其間的派出所及警車被焚毀，一些商店為了避免遭撞衝，特別掛出哈達等代表藏人的標誌。目擊者又指出，有暴民手持武器，襲擊路人、搶掠商店，近日數以萬計的解放軍已進駐市中心，不斷巡邏，局面稍趨平靜。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肅和四川等地，也有藏民發起示威。近日，中國政府已禁止遊客進入西藏。
跟過去西藏出現問題時不一樣，中國官方媒體在近日的暴亂事件裡，算是較早對外發佈消息，公佈暴民襲擊路人及搶掠商店的片段，這明顯是希望平衡西方報道，取得影響輿論的制高點。
在事件發生後，《解放軍報》於3月16日發表署名新華社記者的文章，指責“這次破壞活動是境外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但正如過去處理許多問題一樣，也許這次當局確有不少理據去懷疑達賴，但這種政治定性，對於解決問題其實幫助不大。
經過這次暴亂事件後，北京方面其實不止不應怱忙作政治定性，立即把所有責任都推給遠走他鄉的達賴了事，而是應該更加認真和更加客觀地評估跟達賴和解的可能。
在西藏，達賴喇嘛被視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他在藏民中間有著至高無尚的影響力。這49年以來，儘管達賴一直沒有回去，但其在藏民中間的影響力依舊不衰。
1959年，西藏發生了一次政治事變，西藏精神領袖達賴稱這次事變為“起義”，而中國則認定這是一起“叛亂”。之後，達賴出走流亡，在印度達蘭撒拉建立了流亡政府。明年就是達賴出走五十周年，當年事變時尚是青年的達賴，如今已是73歲老人。
這些年來，中國跟達賴方面一直保持著一些斷斷續續的接觸，談判，但雙方始終無法達至和解。
其實，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有思考過跟達賴和解的可能。在1970年代末，剛復出的鄧小平就曾就西藏問題提出，“只要不獨立，什麼都可以談”，並邀請達賴喇嘛派代表回來參觀。達賴也派了3次代表團去西藏。當時北京開出要達賴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一旦達賴回國，也要長住北京，以免達賴在西藏再次策反。可惜，當年西藏流亡政府無法接受這些條件，因而僵局無法打開。到1987年，鄧小平正式提出“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的政策，暫時把達賴排除在西藏問題的發展藍圖之外。
1998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再就西藏問題開列條件。江澤民重申要求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並要求達賴也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冒著流亡鷹派指責的風險，達賴喇嘛很快就答應了江澤民的條件，甚至放棄了原定訪問台灣的計劃。可是，結果問題並沒有進展；似乎，江澤民始終達賴回國後會再次策反。外界多認為，北京是以拖待變，希望待達賴圓寂後，另行擁立他的接班人。而達賴方面也曾表示，“渴望轉世自由國家”，作為一種反制。
在胡錦濤上任後，中國當局也繼續有跟達賴方面接觸。達賴也多次重申願意接受一個中國條件，並在胡溫出訪時勸止藏民不要示威，釋放善意。去年，國家宗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也曾聲稱，只要達賴明確表示放棄西藏獨立，北京就會考慮讓達賴回藏。不過，西藏問題，據說又多了一個新的議題：據說達賴方面提出要求設立“大藏區”，即把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也的藏民地區劃分開來，成立另一個行政特區。
抬面上，達賴提出“大藏區”的理由是“更好保存西藏文化”；但在事實深層，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達賴領導的流亡政府是採用民主決策，而大多流亡政府的領導階層均來自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如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是雲南藏人，特使嘉日和現任台灣達賴喇嘛基金會董事長的才嘉來自四川藏區，外交部官員達瓦才仁是青海藏人。因此，如果沒有“大藏區”，流亡政府主要官員的原籍家鄉就不在未來的西藏自治區範圍之內了。
應該指出，若然中國當局所言“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和指揮”是次暴動是事實，則中國當局更應詳細評估跟達賴和解的可能。假如達賴在境外也可策反，中國更應把達賴“招降回國”，以便更好監控情況。中國官員口中的“達賴集團”，明顯也不是鐵板一塊，要在中短期內使西藏局勢更趨平靜，爭取在達賴有生之年與之和解，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選項。這次亂事說明，若然達賴圓寂，北京不一定能靠指定一個達賴轉世就能一勞永逸。
除了經濟因素以外，西藏還需要一些別的誘因，才可確保社會和諧。鄧小平的“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並不是沒有成效：西藏經濟已連續七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長，2007年西藏生產總值達342億元人民幣，增長速度達13.8%，創11年來增幅新高。但是，西藏局面依然可以出現突變，一夜間猶如進入無政府狀態，這說明在經濟增長以外，跟達賴和解，是維護中國安定，有利國家的其中一個選項。
中國在過去五十多年的西藏政策其實也出現過不少偏差。唯有客觀面對問題，危機才能轉化為機遇。就像朝核問題一樣，北京可否會考慮一個“行動對行動”的“西藏和解路線圖”，以“道歉（數十年前西藏政策偏差）”，及早換取流亡人士停止爭取獨立？跟達賴和解，也要考慮到其他流亡人士一併返國的問題。當然，在中國國內，也有各種政治制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固然需要承擔各種政治風險，但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這其實也是一個應該認真思考的方向。
Labels: Tibet
¶ 10:17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