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闲评
Thursday, December 27, 2012
德法同床异梦
2012年12月27日 07:55 来源：财新网 作者：财新专栏作家 张丹红
从欧洲货币联盟的酝酿、创立到今天的危机处理，也是一部德法两种理念、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张丹红）德意志和法兰西是欧洲大陆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法兰西率先崛起，德意志后发制人，彼此不共戴天。过去两百年间，两国五次兵刃相见，互伤元气。在二战之后的废墟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届总统戴高乐握手言和，并于1963年签署友好条约。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分歧和互不信任也从此一笔勾销。从欧洲货币联盟的酝酿、创立到今天的危机处理，也是一部德法两种理念、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构建货币联盟的努力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巴黎。法国政府视货币为关键因素，认为各国只要在货币问题上步调一致，经济发展的差异会自动消失。换句话说，货币联盟可以一蹴而就，各国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也可随之迎刃而解。前提是：收支顺差的国家也必须采取行动，调整经济政策，而且将自己的外汇储备拿出来“充公”。支持法国这种货币主义理念的是比利时、卢森堡和欧共体委员会。
德国对此持坚决拒绝的态度。当时的德国正在享受经济奇迹的果实，出口猛增，贸易顺差随之不断扩大。在德国占主导的是所谓经济主义思想。据此，自愿结盟的各国必须首先协调其经济政策，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完全合拍之后，货币联盟便水到渠成。也就是说，政治联盟在先，货币联盟在后。与德国同一阵营的是荷兰。
德法分歧概括起来就是：德国视共同货币为终点，为目标；法国则将共同货币看作是起点，是工具。由于两国互不相让，货币联盟的设想暂时告吹。
1973年，金本位体制崩溃。尼克松自私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也激起战后对美国一向低眉顺耳的德国的愤怒。尼克松财长John Connally当时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它是你们的问题。”欧洲国家以汇率走廊作为对策，控制各国货币的大幅震荡。这是欧洲货币联盟的雏形。德法再一次“各怀鬼胎”。德国的目的是防止马克过分升值，而法国仍然盯着顺差国的外汇储备不放。1973年成立的欧洲央行基金虽使法国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巴黎政府无法让法郎与强劲的马克保持同步，一次次贬值令骄傲的法兰西人感到无限屈辱。
德国这时认识到：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其实也符合自身的利益，否则马克一枝独秀，代价将是本国的出口。总理施密特于是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一起积极推动欧洲货币体系（EWS）的诞生。在谈判过程中，德国要求传统的软货币国必要时干预外汇市场，支撑本国货币；法国则主张硬货币国必要时抛售本国货币，以帮助其他国家。结果德国再次占了上风，1979年成立的欧洲货币体系处处体现波恩政府及其身后联邦银行的主张，马克很快成为EWS的核心货币，其他货币与马克的汇率保持在特定浮动范围内。
这意味着，法国为了留在EWS，必须唯联邦银行的马首是瞻，紧跟德国的货币政策。法国央行对马克的“奴役”（法国央行内部文件用语）怀恨在心，总统密特朗甚至称马克为“德国的核武器”。在巴黎看来，唯一的出路在于实行统一货币。德国则想借助货币联盟摆脱马克不断升值的尴尬。
两国这时的主要分歧是欧洲央行应当扮演的角色。在法国，央行一向相当于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因此密特朗要求欧洲央行也必须接受政治的指挥。而独立的联邦银行与马克一样是战后德国人的骄傲。尽管央行也曾经使一些政治家感到碍手碍脚，但谁也不敢在废除马克的过程中将央行的独立原则一并牺牲。
1989年秋天，几乎是从天而降的德国统一激活了一度陷入停滞的货币联盟进程。在密特朗看来，只有将版图扩大了的德国纳入欧洲共同的货币体系，才能防止德国再生独霸欧洲的野心。而对科尔来说，只有积极催生欧元，才能换取邻国对两德统一的首肯。同时科尔也隐约意识到：德国将从进一步融合的欧洲获益。
联邦银行和德国公众仍然对货币联盟持怀疑态度。这加重了科尔的谈判筹码。他曾经对密特朗说：“放弃马克对德国人来说是个很大的牺牲。”言外之意，如果你们一定要引入欧元，就必须满足德国人的条件。
结果，在1991年底的马斯特里赫特峰会上，德国在有关货币联盟的几乎所有问题上贯彻了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在围绕欧洲央行的争议上，从独立性到内部结构、从人事到设址，法国全线失败。难怪当时的德国财长魏格尔得意地说：“我们把马克带到了欧洲。”欧洲央行将成为联邦银行的翻版。
1995年，魏格尔推出确定财政赤字和负债上限的稳定公约。这可以说是给德国公众的一颗定心丸，让德国人相信其他欧元国将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欧元将成为与马克一样坚挺的货币。法国对此很不感冒，特别不能接受德国有关犯规时自动受罚的设想，因为那将意味着部分丧失财政自主权。谈判一年之后，两国达成妥协：自动惩罚改为欧盟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这一改动使稳定公约变成了纸老虎。
在货币联盟正式成立之前，德国几乎在所有与法国争议的问题上如愿以偿，只是在一个核心问题上让步。德国从60年代法国萌生欧洲统一货币念头的一开始就强调首先实现政治联盟的必要性。1991年11月，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总理科尔还在联邦议院振振有词地说：“政治联盟是经济与货币联盟不可或缺的补充。”不过，科尔当时在说这话的时候也许只是在安抚德国的议员。德国政治精英早已意识到，在欧洲实现政治联盟，让成员国交出财政、经济政策的自主权，是根本不现实的，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巴黎。
为什么一向崇尚中央集权的法国却阻挠欧罗巴合众国的诞生呢？这源于法国对德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历届爱丽榭宫的主人都以防止德国在欧洲再度称霸为首要外交任务，而在一个以欧元为共同货币的政治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自然坐头把交椅。
法国的理想是在欧元区内建立经济政府。成员国政府首脑定期聚会，协调经济与财政政策，特别是要求北方国家提高雇员工资，推动内需，减少收支盈余。换句话说，法国在不拱手交出主权的前提下，希望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国家降低自己的竞争力，迁就南欧伙伴，缩短南北距离。德国则要求南欧国家通过体制改革，提高自身竞争力。此外，德国对经济政府这个概念向来有些忌讳，担心欧洲分裂为欧元区和非欧元的欧盟国家两个阵营。不过，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德国逐渐放弃一贯的立场：同意欧元区政府首脑单独召开峰会，允许欧洲以两种不同的速度进一步融合；政治干预劳资谈判，呼吁雇主更大幅度地提高员工的收入。
随着债务危机演化为货币危机，德国也在另一个核心问题上向法国“投降”。2008年初，时任德国财长的施泰因布吕克在接受英国记者马施采访的时候说：“法国撼动欧洲央行独立性的尝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将意味着修改央行的章程，而这是不可能的。萨科奇对欧洲央行的批评将不会有任何效果，他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原来萨科奇自2007年当选法国总统之后便视独立的欧洲央行为眼中钉。在他看来，央行应对欧元区过于疲软的经济和过于坚挺的货币负责。
似乎是蚍蜉撼树的萨科奇却抱着滴水穿石的精神，伺机对央行施加影响，并终于在2010年5月达到了目的。据说，他当时以法国退出欧元区相威胁，迫使默克尔同意拯救希腊（其实主要是拯救法国银行），并说服同胞特里谢购买希腊债券。欧洲央行的态度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积极投身救助行动，设立金融稳定工具（EFSF）的建议就是由央行提出的。
当初德国坚持写入央行章程的最主要原则包括：完全独立于政治，不得资助单个成员国，以维持物价稳定为最高目标。而最近的两年半，特里谢和他的继任德拉吉使出浑身解术，为政治家买下宝贵的时间，花2000多亿欧元购买受困国债券，为银行无限注资，使央行的资产负债总额达到3万亿欧元，与2007 年相比翻了一番。这特别在德国引发了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可以说，欧洲央行的现状完全符合20年前法国的设想。密特朗在天之灵一定发出会心的微笑。
在如何使欧元区走出困境的讨论中，德国和法国有时使用相同的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却截然不同，以银行联盟和财政联盟为例。
在银行联盟的问题上，法国延续中央集权的思维，认为应当由欧洲央行监管欧元区6000家银行，最好明年1月1日开始。有了欧洲层面的监管，欧洲稳定机制（ESM）就可以直接纾困银行。最终欧元区将建立共同储蓄保障基金，银行联盟大功告成。前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师、德国人奥特马•易欣前不久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他过去曾不只一次地因欧盟的某个荒诞决定而恼火，但是起码这些决定是精心设计、有着巧妙包装的，而有关银行联盟的计划“简直是太露骨了”。言外之意，法国的设想最终是为了让德国的储户为其他国家经营不善的银行买单。因此德国的策略是尽可能拖延银行监管的实现。在12月中旬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两国达成妥协：银行监管最早于2014年3月启动，但在特殊情况下，ESM可在此之前纾困银行。什么是“特殊情况”，则是德法两国新的争议点。
欧元区的另一项长远规划是建立财政联盟。对德国来说，这实际可以等同于政治联盟。成员国必须谨守财政纪律，预算由欧盟委员会或是一名超级专员监督。一旦赤字超标，就将接受自动惩罚，并丧失预算自主权。这对法国来说是绝对的禁区。巴黎政府最热衷的话题是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认为这是解决欧元危机的灵丹妙药。而在柏林政府的眼里，只要不提欧元区债券，其他问题都好商量。
欧洲的老大和老二对待欧洲第三大国——英国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在欧洲融合的初始阶段，法国根本不打算让伦敦参与。60年代，戴高乐总统曾两次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投了否决票。法国既担心又一个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大国入盟会削弱自身地位，又不愿因英国的加入而间接扩大美国对欧共体的影响。戴高乐的第三层担忧是英国只考虑自己的经济实惠，拖欧洲一体化的后腿。德国则从一开始便张开双臂欢迎英国，因为借助伦敦可以遏制巴黎。
近一年来的发展证明，戴高乐是多么有远见。英伦三岛与欧盟越来越离心离德，甚至退出欧盟也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德国对此趋势深感担忧和惋惜，因为一山二虎的法国比三足鼎立的法国更难对付；而巴黎对英国的游离不免窃喜，因为这将加强自己在欧盟的地位。
德国和法国之间是一桩理性的婚姻。没有两国的火车头作用，欧洲融合无从谈起。但德法之间携手合作的历史毕竟只有60年，不足以消除两国间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再加上双方政治、经济传统与民族性格的差异，两国同床异梦的状态仍将伴随着欧洲今后几十年的发展。■
¶ 2:12 AM 0 comments
从欧洲货币联盟的酝酿、创立到今天的危机处理，也是一部德法两种理念、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张丹红）德意志和法兰西是欧洲大陆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法兰西率先崛起，德意志后发制人，彼此不共戴天。过去两百年间，两国五次兵刃相见，互伤元气。在二战之后的废墟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届总统戴高乐握手言和，并于1963年签署友好条约。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的分歧和互不信任也从此一笔勾销。从欧洲货币联盟的酝酿、创立到今天的危机处理，也是一部德法两种理念、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构建货币联盟的努力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巴黎。法国政府视货币为关键因素，认为各国只要在货币问题上步调一致，经济发展的差异会自动消失。换句话说，货币联盟可以一蹴而就，各国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也可随之迎刃而解。前提是：收支顺差的国家也必须采取行动，调整经济政策，而且将自己的外汇储备拿出来“充公”。支持法国这种货币主义理念的是比利时、卢森堡和欧共体委员会。
德国对此持坚决拒绝的态度。当时的德国正在享受经济奇迹的果实，出口猛增，贸易顺差随之不断扩大。在德国占主导的是所谓经济主义思想。据此，自愿结盟的各国必须首先协调其经济政策，在财政与货币政策完全合拍之后，货币联盟便水到渠成。也就是说，政治联盟在先，货币联盟在后。与德国同一阵营的是荷兰。
德法分歧概括起来就是：德国视共同货币为终点，为目标；法国则将共同货币看作是起点，是工具。由于两国互不相让，货币联盟的设想暂时告吹。
1973年，金本位体制崩溃。尼克松自私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也激起战后对美国一向低眉顺耳的德国的愤怒。尼克松财长John Connally当时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它是你们的问题。”欧洲国家以汇率走廊作为对策，控制各国货币的大幅震荡。这是欧洲货币联盟的雏形。德法再一次“各怀鬼胎”。德国的目的是防止马克过分升值，而法国仍然盯着顺差国的外汇储备不放。1973年成立的欧洲央行基金虽使法国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巴黎政府无法让法郎与强劲的马克保持同步，一次次贬值令骄傲的法兰西人感到无限屈辱。
德国这时认识到：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其实也符合自身的利益，否则马克一枝独秀，代价将是本国的出口。总理施密特于是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一起积极推动欧洲货币体系（EWS）的诞生。在谈判过程中，德国要求传统的软货币国必要时干预外汇市场，支撑本国货币；法国则主张硬货币国必要时抛售本国货币，以帮助其他国家。结果德国再次占了上风，1979年成立的欧洲货币体系处处体现波恩政府及其身后联邦银行的主张，马克很快成为EWS的核心货币，其他货币与马克的汇率保持在特定浮动范围内。
这意味着，法国为了留在EWS，必须唯联邦银行的马首是瞻，紧跟德国的货币政策。法国央行对马克的“奴役”（法国央行内部文件用语）怀恨在心，总统密特朗甚至称马克为“德国的核武器”。在巴黎看来，唯一的出路在于实行统一货币。德国则想借助货币联盟摆脱马克不断升值的尴尬。
两国这时的主要分歧是欧洲央行应当扮演的角色。在法国，央行一向相当于财政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因此密特朗要求欧洲央行也必须接受政治的指挥。而独立的联邦银行与马克一样是战后德国人的骄傲。尽管央行也曾经使一些政治家感到碍手碍脚，但谁也不敢在废除马克的过程中将央行的独立原则一并牺牲。
1989年秋天，几乎是从天而降的德国统一激活了一度陷入停滞的货币联盟进程。在密特朗看来，只有将版图扩大了的德国纳入欧洲共同的货币体系，才能防止德国再生独霸欧洲的野心。而对科尔来说，只有积极催生欧元，才能换取邻国对两德统一的首肯。同时科尔也隐约意识到：德国将从进一步融合的欧洲获益。
联邦银行和德国公众仍然对货币联盟持怀疑态度。这加重了科尔的谈判筹码。他曾经对密特朗说：“放弃马克对德国人来说是个很大的牺牲。”言外之意，如果你们一定要引入欧元，就必须满足德国人的条件。
结果，在1991年底的马斯特里赫特峰会上，德国在有关货币联盟的几乎所有问题上贯彻了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在围绕欧洲央行的争议上，从独立性到内部结构、从人事到设址，法国全线失败。难怪当时的德国财长魏格尔得意地说：“我们把马克带到了欧洲。”欧洲央行将成为联邦银行的翻版。
1995年，魏格尔推出确定财政赤字和负债上限的稳定公约。这可以说是给德国公众的一颗定心丸，让德国人相信其他欧元国将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欧元将成为与马克一样坚挺的货币。法国对此很不感冒，特别不能接受德国有关犯规时自动受罚的设想，因为那将意味着部分丧失财政自主权。谈判一年之后，两国达成妥协：自动惩罚改为欧盟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通过。这一改动使稳定公约变成了纸老虎。
在货币联盟正式成立之前，德国几乎在所有与法国争议的问题上如愿以偿，只是在一个核心问题上让步。德国从60年代法国萌生欧洲统一货币念头的一开始就强调首先实现政治联盟的必要性。1991年11月，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总理科尔还在联邦议院振振有词地说：“政治联盟是经济与货币联盟不可或缺的补充。”不过，科尔当时在说这话的时候也许只是在安抚德国的议员。德国政治精英早已意识到，在欧洲实现政治联盟，让成员国交出财政、经济政策的自主权，是根本不现实的，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巴黎。
为什么一向崇尚中央集权的法国却阻挠欧罗巴合众国的诞生呢？这源于法国对德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历届爱丽榭宫的主人都以防止德国在欧洲再度称霸为首要外交任务，而在一个以欧元为共同货币的政治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自然坐头把交椅。
法国的理想是在欧元区内建立经济政府。成员国政府首脑定期聚会，协调经济与财政政策，特别是要求北方国家提高雇员工资，推动内需，减少收支盈余。换句话说，法国在不拱手交出主权的前提下，希望以德国为首的北方国家降低自己的竞争力，迁就南欧伙伴，缩短南北距离。德国则要求南欧国家通过体制改革，提高自身竞争力。此外，德国对经济政府这个概念向来有些忌讳，担心欧洲分裂为欧元区和非欧元的欧盟国家两个阵营。不过，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德国逐渐放弃一贯的立场：同意欧元区政府首脑单独召开峰会，允许欧洲以两种不同的速度进一步融合；政治干预劳资谈判，呼吁雇主更大幅度地提高员工的收入。
随着债务危机演化为货币危机，德国也在另一个核心问题上向法国“投降”。2008年初，时任德国财长的施泰因布吕克在接受英国记者马施采访的时候说：“法国撼动欧洲央行独立性的尝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将意味着修改央行的章程，而这是不可能的。萨科奇对欧洲央行的批评将不会有任何效果，他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原来萨科奇自2007年当选法国总统之后便视独立的欧洲央行为眼中钉。在他看来，央行应对欧元区过于疲软的经济和过于坚挺的货币负责。
似乎是蚍蜉撼树的萨科奇却抱着滴水穿石的精神，伺机对央行施加影响，并终于在2010年5月达到了目的。据说，他当时以法国退出欧元区相威胁，迫使默克尔同意拯救希腊（其实主要是拯救法国银行），并说服同胞特里谢购买希腊债券。欧洲央行的态度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积极投身救助行动，设立金融稳定工具（EFSF）的建议就是由央行提出的。
当初德国坚持写入央行章程的最主要原则包括：完全独立于政治，不得资助单个成员国，以维持物价稳定为最高目标。而最近的两年半，特里谢和他的继任德拉吉使出浑身解术，为政治家买下宝贵的时间，花2000多亿欧元购买受困国债券，为银行无限注资，使央行的资产负债总额达到3万亿欧元，与2007 年相比翻了一番。这特别在德国引发了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可以说，欧洲央行的现状完全符合20年前法国的设想。密特朗在天之灵一定发出会心的微笑。
在如何使欧元区走出困境的讨论中，德国和法国有时使用相同的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却截然不同，以银行联盟和财政联盟为例。
在银行联盟的问题上，法国延续中央集权的思维，认为应当由欧洲央行监管欧元区6000家银行，最好明年1月1日开始。有了欧洲层面的监管，欧洲稳定机制（ESM）就可以直接纾困银行。最终欧元区将建立共同储蓄保障基金，银行联盟大功告成。前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师、德国人奥特马•易欣前不久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他过去曾不只一次地因欧盟的某个荒诞决定而恼火，但是起码这些决定是精心设计、有着巧妙包装的，而有关银行联盟的计划“简直是太露骨了”。言外之意，法国的设想最终是为了让德国的储户为其他国家经营不善的银行买单。因此德国的策略是尽可能拖延银行监管的实现。在12月中旬的欧元区财长会议上，两国达成妥协：银行监管最早于2014年3月启动，但在特殊情况下，ESM可在此之前纾困银行。什么是“特殊情况”，则是德法两国新的争议点。
欧元区的另一项长远规划是建立财政联盟。对德国来说，这实际可以等同于政治联盟。成员国必须谨守财政纪律，预算由欧盟委员会或是一名超级专员监督。一旦赤字超标，就将接受自动惩罚，并丧失预算自主权。这对法国来说是绝对的禁区。巴黎政府最热衷的话题是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认为这是解决欧元危机的灵丹妙药。而在柏林政府的眼里，只要不提欧元区债券，其他问题都好商量。
欧洲的老大和老二对待欧洲第三大国——英国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在欧洲融合的初始阶段，法国根本不打算让伦敦参与。60年代，戴高乐总统曾两次对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投了否决票。法国既担心又一个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大国入盟会削弱自身地位，又不愿因英国的加入而间接扩大美国对欧共体的影响。戴高乐的第三层担忧是英国只考虑自己的经济实惠，拖欧洲一体化的后腿。德国则从一开始便张开双臂欢迎英国，因为借助伦敦可以遏制巴黎。
近一年来的发展证明，戴高乐是多么有远见。英伦三岛与欧盟越来越离心离德，甚至退出欧盟也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德国对此趋势深感担忧和惋惜，因为一山二虎的法国比三足鼎立的法国更难对付；而巴黎对英国的游离不免窃喜，因为这将加强自己在欧盟的地位。
德国和法国之间是一桩理性的婚姻。没有两国的火车头作用，欧洲融合无从谈起。但德法之间携手合作的历史毕竟只有60年，不足以消除两国间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再加上双方政治、经济传统与民族性格的差异，两国同床异梦的状态仍将伴随着欧洲今后几十年的发展。■
¶ 2:12 AM 0 comments
Thursday, December 20, 2012
2012中国外交：崛起的烦恼
2012中国外交：崛起的烦恼
2012年12月21日 08:00 AM 孙兴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12月13日，中国海洋局的飞机出现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上空，中国首次对钓鱼岛进行海空立体“维权”，这也为持续近8个月的钓鱼岛危机画上了重要一笔。
2012年中国外交的重点集中于东部沿海一线，从南海到东海，“麻烦不断”，中国也在危机管理中积累外交经验。21世纪前十年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权力结构的调整必然反映在外交层面，2012年中国外交正是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烦恼”的应对，也许这样的局面随着“中国崛起”这一议题的展开还会继续，中国需要从麻烦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中国崛起”时代的大外交，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疲于奔命的“救火式”外交。
周边是首要
在中国“全方位外交理念”的表述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然而，“关键”与“首要”的重要性很难厘清。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大国外交的关键性得以凸显，大国外交、首脑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路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等大国的双边关系占据了主要的外交资源。
中国迈步于“大国崛起”的道路上，以大国为外交的关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翻检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大国兴衰史，很多时候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周边，没有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崛起的跳板就变成了藩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周边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其字面意义，它不仅指代一个国家周围的邻国，更是一种权力分布的态势。当代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是平等一员，但是真正决定世界发展进程的是大国，于大国而言，周边意味着边缘地带，也是大国博弈的舞台或者缓冲区。一个大国走向崛起，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其崛起的基石，而如果周边是破碎的，则可能让崛起昙花一现，如二战后的苏联。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大国之一，周边外交不仅是首要，也是关键，更具有基础性。2012年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在昔日比较平静的西太平洋，军演、对峙不断上演，一个直观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战略力量向亚太一线集中，从而使中国周边成为中美博弈的“边缘地带”。2010年，美国希拉里在东盟宣布美国回来了，中国外交界、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研究“狼来了”的问题，两年过去了，中国逐渐习惯“狼来了”，因为“狼”并没有那么可怕。
中菲黄岩岛的对峙折射出美国在中国周边“搞小动作”的限度，菲律宾上至总统下至外长都需要拿美菲同盟来对抗中国。中国国防部长时隔9年访问五角大楼，美国并没有做出给予菲律宾军事支持的表态，而是采取了“不选边”的做法。此后，中国实际强化了对南海的控制权，包括设立三沙市等。南海问题也成为菲律宾、越南等国在东亚峰会这个地区性论坛上对抗中国的“筹码”，然而，东盟十国在南海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泰国、柬埔寨等国不愿意因南海问题损害与中国的关系，7月份的东盟会议，由于各方分歧较大而没有发表会后宣言。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的周边。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双边经贸往来不断增强，但是，地缘经济上的合作并不能代替地缘安全框架的建立。在安全方面，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东南亚地区在地缘安全与地缘经济上呈现二元分离的态势，在经济上，搭乘“中国龙” 崛起的快车以获得经济利益；在安全上，依靠“美国鹰”的羽翼以获得安全保障。当然安全与经济的分离并不是东南亚所独有的。冷战期间，随着西欧诸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大西洋共同体也呈现出安全与经济分离的态势，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维系大西洋共同体。
安全与经济的二元分离，中美两国各具优劣。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贸易并不能真正稳定周边态势，花钱无法购买和平，需要真正构建地区性的安全机制；对于美国而言，军事同盟不能给盟友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同时军事同盟的可信性也在受到质疑。对于这样的局势，中国可以安抚周边国家，继续绥靖，以实惠弱化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或选择强硬姿态应对，让周边国家明白，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是麻烦的来源。很多政策选择是在两可之间，2012年的中国周边外交更偏于后者。无论强硬还是绥靖都是一种政策选择，而政策效果则需要评估，在此基础上选择更优化的外交政策。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分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中国周边的特征，能够弥合二者的分离则是对中国崛起的莫大考验。中国周边在地缘上是中国邻国，在战略上是美国的“邻国”，因此，周边外交的首要性也包含了大国外交的关键性。
“错误知觉”与中日僵局
没有人会料想到2012年的中日关系会急转而下，而起因在于日本地方政府官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的“大放厥词”，即日本东京都政府将“购买”钓鱼岛，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让中日关系降至近年来新低，而且日本政坛也因此而风云变幻，民主党不得不提前大选为自民党让路，第三党势力的影响在扩大。
无论钓鱼岛还是教科书都是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难题，在短时间内都难以解决，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够时时发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错误知觉”。所谓的 “错误知觉”并非是误会，而是一种认知思维的惯性，这种思维的惯性包括先入为主、惯性思维以及历史认识。决策者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以自己的知觉来分析“信息”，对时局进行判断，最终做出决策。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愿意将对方视为团结一致的整体，同时高估或者低估危险性，这种错误的知觉会使对峙加强。
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发表“购岛”言论之后，在中日政坛引起波澜。石原乃日本地方政府的长官，发表关涉外交事宜的言论已经越权。石原的“购岛论”也揭示了钓鱼岛为日本实际控制的事实，这与中国人传统的“钓鱼岛为我国固有领土”的认知有了巨大的反差。石原的言论被迅速炒热，在为个人赢得政治资本的同时，开启了中日“错误知觉”的大幕。
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抢在石原慎太郎的东京都之前将钓鱼岛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国有化”更多是土地产权的交易，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以此来防止地方政府挑起外交争端。对于中国而言，无论东京都政府“购岛”还是东京政府购买都是让中国直面丧失领土的事实，这是关系到主权领土的核心利益，因此，无法做出妥协。在东京政府宣布“国有化”之后，中国国内很多人并不相信这将变成事实，而直到日本政府通过了国有化的法案之后，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中日从“政冷经热”陷入了“政寒经冷”之中，中日经济战不仅被热炒，也变成了事实。
中日两国是东亚两强，未来东亚地区的合作取决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后，两国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滋生，国家兴衰之间，民族情绪处于震荡之中。中国“未富先傲”，而日本“未衰则躁”。
中日关系是大国关系的关键一环，于中国崛起而言，日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笔者曾主张中日两国都需要向德国学习，日本需要对于历史问题做出深彻的反省，而中国则需要从德国在二战后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努力中汲取智慧与营养。
钓鱼岛引发的危机尚未平息，中国维权的舰船与飞机在挑战日本“实际控制”的状态，可以预见，2013年钓鱼岛依然是中日关系的焦点，而且会撬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奥巴马政府虽然采取了“不选边”的姿态，但是国会却将协防钓鱼岛纳入到预算之中，这意味着，钓鱼岛成为美国“调度”中日关系的砝码。
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渗透着“大国兴衰”的逻辑，相比之下，中国是个崛起国，而日本依然处于“失去”的轨道上，美国则处于“守成”之中。三个国家虽处于同一个时空之中，但是历史发展进程却迥然有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唯有将自身置于大国成长历史进程之中，才可能在汲取大国崛起的经验，同时处理与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大国关系。
中日之间的僵局为东亚局势带来了很多变数，但是中日之间的底线是不战，至少在这一点上各方之间是具有共识的。而朝鲜半岛的“导弹与核”在2012年里也牵涉了中国不少的精力。
半岛无核化：现实与理想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坚持半岛无核化，但是这一立场却屡屡经受朝鲜核试验或者火箭发射的挑战。与中国的立场和愿望相悖的是，朝鲜实际具有了远程核打击能力，这是中国外交潜在的麻烦。中国周边成为世界上核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带，从而对中国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挑战。
12月12日，朝鲜突然发射了“光明星3号”火箭，并且将“银河3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美、韩、日等国基本判定朝鲜初步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换言之，朝鲜在理论上可以对美国构成核威慑。所谓的威慑包括能力、意志以及可信性，在三个要素中，朝鲜只缺少能力，在频繁的核试验与火箭反射过程中，虽然受到安理会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反对与制裁，但是朝鲜依然我行我素。
在朝鲜锻造本国核威慑力的同时将中国置于两难之中：朝鲜是中国的盟友，也被视为中国的战略屏障，但是这个盟友却频频做出让中国意外的事情。自去年末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经历了权力的第二次交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鲜进行了两次火箭发射行动，其中4月份的发射以失败而告终，朝鲜与美国关系逆转恶化，而此番火箭发射更是出乎各国意料之外，在发射前一天还传出由于技术问题发射需要延迟至29日的说法，但是第二天火箭便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
拥有核威慑力的朝鲜具有更多的选择权：或者继续以往的道路，以“核”来引起周边大国的关注，以此作为谈判的资本；或者改弦易辙加入核俱乐部，开启改革的征程，融入东亚的合作网络之中。朝鲜之所以可以“特立独行”，根源在于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封闭国家之一，所谓的制裁与封锁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特立独行”的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维持本国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在市场经济时代，自我封闭意味着资源无法自由流通，经济增长便无从谈起。
朝鲜的杀手锏也是其软肋，核武器不能替代大米，经济与安全同样重要。朝鲜以地缘政治的优势来制衡东北亚的地缘经济网络，这种权力的裂变使朝鲜成为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网络的空白点或者黑洞。随着朝鲜具有远程核打击能力，这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裂变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关乎东北亚安全，也关乎崛起大计。
中美关系“纵深”发展
大国是关键，而中美关系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胡锦涛在2011年初访美，2012年习近平访美，保持了中美关系的连贯性。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利益纽带不断夯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两国的沟通提供了渠道。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让中美关系很难重走美苏冷战的老路，即便在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背景之下，“遏制”中国都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
与传统大国关系不同的是，中美关系的焦点在经济层面，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向纵深发展。2012年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再是焦点，美国更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商业性，以及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汇率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趋近均衡；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产业升级正在进行中，中美的贸易竞争向产业竞争转移。美国需要在核心产业方面占据先导，因此，产业的竞争使美国更关注中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三一重工、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国受阻，三一集团甚至将奥巴马政府告上了法庭，这意味着中美外交关系的主体真正多元化，除了政府间关系之外，企业也成为重要的主体，所谓的公共外交已然兴起。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硬权力”的范畴，更多的是国家能力、社会活力、文化自信的角逐。
在区域经济整合、国际货币等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更见真章。中国在推动东亚地区的FTA建设的同时，美国以TPP渗透其中，日本在参与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也徘徊于TPP的门槛之外。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东亚国家货币与人民币的关联度超过了美国，中日韩三国的金融合作受阻与美韩、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同时发生。
凡此种种，中美关系不仅广度上在拓宽，而且深度上在发展，深度的相互依赖与竞争使中美关系成为不同以往的新兴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可以走一条不同的大国兴衰之路。
2012年是世界“换届之年”，权力的交接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个成熟稳定的宪政国家可以在权位易人之后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而一个经过动荡与革命而进行权力交接的国家则需要专注于国家内部事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是内政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的目标或者使命是维护本国利益，其中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国内安宁、国际安全、人民福利等，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是一种理念，而非外交的切实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也期待中国外交有理念、有目标、有路线、有图景，换言之，中国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实现自己，除了利己的外交之外，也需要基于利己基础上的利他外交，因为这样的外交才让世界安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 8:36 PM 0 comments
2012年12月21日 08:00 AM 孙兴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12月13日，中国海洋局的飞机出现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上空，中国首次对钓鱼岛进行海空立体“维权”，这也为持续近8个月的钓鱼岛危机画上了重要一笔。
2012年中国外交的重点集中于东部沿海一线，从南海到东海，“麻烦不断”，中国也在危机管理中积累外交经验。21世纪前十年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权力结构的调整必然反映在外交层面，2012年中国外交正是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烦恼”的应对，也许这样的局面随着“中国崛起”这一议题的展开还会继续，中国需要从麻烦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中国崛起”时代的大外交，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疲于奔命的“救火式”外交。
周边是首要
在中国“全方位外交理念”的表述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然而，“关键”与“首要”的重要性很难厘清。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大国外交的关键性得以凸显，大国外交、首脑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路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等大国的双边关系占据了主要的外交资源。
中国迈步于“大国崛起”的道路上，以大国为外交的关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翻检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大国兴衰史，很多时候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周边，没有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崛起的跳板就变成了藩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周边的含义远远超出了其字面意义，它不仅指代一个国家周围的邻国，更是一种权力分布的态势。当代世界，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是平等一员，但是真正决定世界发展进程的是大国，于大国而言，周边意味着边缘地带，也是大国博弈的舞台或者缓冲区。一个大国走向崛起，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其崛起的基石，而如果周边是破碎的，则可能让崛起昙花一现，如二战后的苏联。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大国之一，周边外交不仅是首要，也是关键，更具有基础性。2012年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在昔日比较平静的西太平洋，军演、对峙不断上演，一个直观的原因是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战略力量向亚太一线集中，从而使中国周边成为中美博弈的“边缘地带”。2010年，美国希拉里在东盟宣布美国回来了，中国外交界、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研究“狼来了”的问题，两年过去了，中国逐渐习惯“狼来了”，因为“狼”并没有那么可怕。
中菲黄岩岛的对峙折射出美国在中国周边“搞小动作”的限度，菲律宾上至总统下至外长都需要拿美菲同盟来对抗中国。中国国防部长时隔9年访问五角大楼，美国并没有做出给予菲律宾军事支持的表态，而是采取了“不选边”的做法。此后，中国实际强化了对南海的控制权，包括设立三沙市等。南海问题也成为菲律宾、越南等国在东亚峰会这个地区性论坛上对抗中国的“筹码”，然而，东盟十国在南海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泰国、柬埔寨等国不愿意因南海问题损害与中国的关系，7月份的东盟会议，由于各方分歧较大而没有发表会后宣言。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的周边。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双边经贸往来不断增强，但是，地缘经济上的合作并不能代替地缘安全框架的建立。在安全方面，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东南亚地区在地缘安全与地缘经济上呈现二元分离的态势，在经济上，搭乘“中国龙” 崛起的快车以获得经济利益；在安全上，依靠“美国鹰”的羽翼以获得安全保障。当然安全与经济的分离并不是东南亚所独有的。冷战期间，随着西欧诸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大西洋共同体也呈现出安全与经济分离的态势，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界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维系大西洋共同体。
安全与经济的二元分离，中美两国各具优劣。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贸易并不能真正稳定周边态势，花钱无法购买和平，需要真正构建地区性的安全机制；对于美国而言，军事同盟不能给盟友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同时军事同盟的可信性也在受到质疑。对于这样的局势，中国可以安抚周边国家，继续绥靖，以实惠弱化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或选择强硬姿态应对，让周边国家明白，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是麻烦的来源。很多政策选择是在两可之间，2012年的中国周边外交更偏于后者。无论强硬还是绥靖都是一种政策选择，而政策效果则需要评估，在此基础上选择更优化的外交政策。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分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中国周边的特征，能够弥合二者的分离则是对中国崛起的莫大考验。中国周边在地缘上是中国邻国，在战略上是美国的“邻国”，因此，周边外交的首要性也包含了大国外交的关键性。
“错误知觉”与中日僵局
没有人会料想到2012年的中日关系会急转而下，而起因在于日本地方政府官员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的“大放厥词”，即日本东京都政府将“购买”钓鱼岛，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让中日关系降至近年来新低，而且日本政坛也因此而风云变幻，民主党不得不提前大选为自民党让路，第三党势力的影响在扩大。
无论钓鱼岛还是教科书都是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难题，在短时间内都难以解决，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够时时发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错误知觉”。所谓的 “错误知觉”并非是误会，而是一种认知思维的惯性，这种思维的惯性包括先入为主、惯性思维以及历史认识。决策者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以自己的知觉来分析“信息”，对时局进行判断，最终做出决策。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愿意将对方视为团结一致的整体，同时高估或者低估危险性，这种错误的知觉会使对峙加强。
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发表“购岛”言论之后，在中日政坛引起波澜。石原乃日本地方政府的长官，发表关涉外交事宜的言论已经越权。石原的“购岛论”也揭示了钓鱼岛为日本实际控制的事实，这与中国人传统的“钓鱼岛为我国固有领土”的认知有了巨大的反差。石原的言论被迅速炒热，在为个人赢得政治资本的同时，开启了中日“错误知觉”的大幕。
7月7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抢在石原慎太郎的东京都之前将钓鱼岛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国有化”更多是土地产权的交易，从私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以此来防止地方政府挑起外交争端。对于中国而言，无论东京都政府“购岛”还是东京政府购买都是让中国直面丧失领土的事实，这是关系到主权领土的核心利益，因此，无法做出妥协。在东京政府宣布“国有化”之后，中国国内很多人并不相信这将变成事实，而直到日本政府通过了国有化的法案之后，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中日从“政冷经热”陷入了“政寒经冷”之中，中日经济战不仅被热炒，也变成了事实。
中日两国是东亚两强，未来东亚地区的合作取决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之后，两国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滋生，国家兴衰之间，民族情绪处于震荡之中。中国“未富先傲”，而日本“未衰则躁”。
中日关系是大国关系的关键一环，于中国崛起而言，日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笔者曾主张中日两国都需要向德国学习，日本需要对于历史问题做出深彻的反省，而中国则需要从德国在二战后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努力中汲取智慧与营养。
钓鱼岛引发的危机尚未平息，中国维权的舰船与飞机在挑战日本“实际控制”的状态，可以预见，2013年钓鱼岛依然是中日关系的焦点，而且会撬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奥巴马政府虽然采取了“不选边”的姿态，但是国会却将协防钓鱼岛纳入到预算之中，这意味着，钓鱼岛成为美国“调度”中日关系的砝码。
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渗透着“大国兴衰”的逻辑，相比之下，中国是个崛起国，而日本依然处于“失去”的轨道上，美国则处于“守成”之中。三个国家虽处于同一个时空之中，但是历史发展进程却迥然有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唯有将自身置于大国成长历史进程之中，才可能在汲取大国崛起的经验，同时处理与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大国关系。
中日之间的僵局为东亚局势带来了很多变数，但是中日之间的底线是不战，至少在这一点上各方之间是具有共识的。而朝鲜半岛的“导弹与核”在2012年里也牵涉了中国不少的精力。
半岛无核化：现实与理想
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坚持半岛无核化，但是这一立场却屡屡经受朝鲜核试验或者火箭发射的挑战。与中国的立场和愿望相悖的是，朝鲜实际具有了远程核打击能力，这是中国外交潜在的麻烦。中国周边成为世界上核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带，从而对中国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挑战。
12月12日，朝鲜突然发射了“光明星3号”火箭，并且将“银河3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美、韩、日等国基本判定朝鲜初步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换言之，朝鲜在理论上可以对美国构成核威慑。所谓的威慑包括能力、意志以及可信性，在三个要素中，朝鲜只缺少能力，在频繁的核试验与火箭反射过程中，虽然受到安理会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反对与制裁，但是朝鲜依然我行我素。
在朝鲜锻造本国核威慑力的同时将中国置于两难之中：朝鲜是中国的盟友，也被视为中国的战略屏障，但是这个盟友却频频做出让中国意外的事情。自去年末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经历了权力的第二次交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鲜进行了两次火箭发射行动，其中4月份的发射以失败而告终，朝鲜与美国关系逆转恶化，而此番火箭发射更是出乎各国意料之外，在发射前一天还传出由于技术问题发射需要延迟至29日的说法，但是第二天火箭便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
拥有核威慑力的朝鲜具有更多的选择权：或者继续以往的道路，以“核”来引起周边大国的关注，以此作为谈判的资本；或者改弦易辙加入核俱乐部，开启改革的征程，融入东亚的合作网络之中。朝鲜之所以可以“特立独行”，根源在于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封闭国家之一，所谓的制裁与封锁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特立独行”的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维持本国人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在市场经济时代，自我封闭意味着资源无法自由流通，经济增长便无从谈起。
朝鲜的杀手锏也是其软肋，核武器不能替代大米，经济与安全同样重要。朝鲜以地缘政治的优势来制衡东北亚的地缘经济网络，这种权力的裂变使朝鲜成为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网络的空白点或者黑洞。随着朝鲜具有远程核打击能力，这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裂变将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关乎东北亚安全，也关乎崛起大计。
中美关系“纵深”发展
大国是关键，而中美关系则是关键中的关键，胡锦涛在2011年初访美，2012年习近平访美，保持了中美关系的连贯性。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利益纽带不断夯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两国的沟通提供了渠道。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让中美关系很难重走美苏冷战的老路，即便在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背景之下，“遏制”中国都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
与传统大国关系不同的是，中美关系的焦点在经济层面，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经济关系向纵深发展。2012年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再是焦点，美国更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商业性，以及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汇率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趋近均衡；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产业升级正在进行中，中美的贸易竞争向产业竞争转移。美国需要在核心产业方面占据先导，因此，产业的竞争使美国更关注中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三一重工、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在美国受阻，三一集团甚至将奥巴马政府告上了法庭，这意味着中美外交关系的主体真正多元化，除了政府间关系之外，企业也成为重要的主体，所谓的公共外交已然兴起。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硬权力”的范畴，更多的是国家能力、社会活力、文化自信的角逐。
在区域经济整合、国际货币等领域，中美之间的竞争更见真章。中国在推动东亚地区的FTA建设的同时，美国以TPP渗透其中，日本在参与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也徘徊于TPP的门槛之外。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东亚国家货币与人民币的关联度超过了美国，中日韩三国的金融合作受阻与美韩、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同时发生。
凡此种种，中美关系不仅广度上在拓宽，而且深度上在发展，深度的相互依赖与竞争使中美关系成为不同以往的新兴大国关系。中美关系可以走一条不同的大国兴衰之路。
2012年是世界“换届之年”，权力的交接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个成熟稳定的宪政国家可以在权位易人之后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而一个经过动荡与革命而进行权力交接的国家则需要专注于国家内部事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是内政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的目标或者使命是维护本国利益，其中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国内安宁、国际安全、人民福利等，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是一种理念，而非外交的切实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也期待中国外交有理念、有目标、有路线、有图景，换言之，中国需要向世界说明自己，实现自己，除了利己的外交之外，也需要基于利己基础上的利他外交，因为这样的外交才让世界安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 8:36 PM 0 comments
中国终将“失去”朝鲜
2012年12月20日 16:53 PM 陈雪根
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讨论朝鲜发射卫星以及亚太地区局势问题，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在场嘉宾有韩国、日本、中国的，就是没有朝鲜的，可见在事关朝鲜问题的国际对话中，朝鲜并不在场。
在谈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所能采取的政策、中朝关系的未来以及亚太格局时，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负资产，也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挡箭牌。在我看来，无论过去和现在中朝关系如何，总有一天，中国终将“失去”朝鲜。
很多人指责朝鲜发射卫星、发展弹道导弹、研制核武器，是在加剧东北亚紧张局势，给美国重返亚洲、在亚洲大规模军事存在提供借口，仿佛没有朝鲜捣乱，美国就不会重返亚洲、也不会在亚洲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这种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美国重返亚洲无需任何理由或者借口，朝鲜局势如何都无法改变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选择。既然要重返亚洲，美国就一定会在亚洲部署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否则就谈不上重返亚洲了。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是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目的是为了应对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并不是为了遏制朝鲜。美国与其说要对付朝鲜，还不如说要考验中国。
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不称霸、和平崛起，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在访美时表示，一个太平洋容纳得了中美两个大国，因此，中国不会是美国的敌人，不会主动挑战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并不公开反对美国重返亚洲。实际上，在中美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中国并未坚持美国从日本等地撤军，相反，还觉得美国在日本驻军，是远东地区的一个制衡因素（制约苏联、约束日本）。但随着美国重返亚洲，这种微妙的心态已经改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在亚洲并无多少可以依靠的力量足以跟美国抗衡，如果硬要说哪几个国家是中国可以依靠的对象，估计勉强可以把朝鲜、柬埔寨、巴基斯坦算在内，其余恐怕都难说，不站到美国一边乘机敲诈中国就已经不错了。
更让中国感到不安的是，美国重返亚洲，本来，看起来即将有能力取代日本主导亚洲局势的中国，一下子失去了这个能力，变成了次要的、有时甚至是被人忽视乃至被人围攻的角色，在未来亚洲局势中，美日同盟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如果说美国曾经有过与中国一起主导亚洲的念头，如今也已经烟消云散。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重返亚洲将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不仅将重振美日同盟，而且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怎么改善与加强其同缅甸、朝鲜等这些原来中国的战略同盟者的关系也是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点组成部分。
在亚洲，不仅朝鲜是孤立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已经被孤立，中国将发现不仅盟友越来越少，而且将处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包围之中。实际上中国应该早就看清这种局势，并且未雨绸缪。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在美洲除了加拿大可以称之为朋友外，几乎也找不到一个跟他友好的国家，所以大国的战略必须是远交近攻，从内线跳到外线，不仅要做好朝鲜陷落的心理准备，不仅要有将军事力量投射到美国亚洲包围圈之外的能力，而且还要在外线建立同盟者链条。不能就亚洲论亚洲，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想当年，中国处在美苏包围之中，最后还是依靠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一样，现如今，中国仍需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中美之间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之争，更是两个大国之争，就像苏联即使瓦解了，美国依然把俄罗斯视为战略上的敌人。因此，中国必须同欧洲、中东、独联体、拉美、非洲地区国家建立更为友好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援助，还需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建立更加紧密友好的关系，同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政治事务时，要有自己鲜明的立场，要树立负责任、讲信义大国的良好形象。
用同样的眼光看朝鲜，朝鲜发展核力量，也是一种摆脱孤立、从内线跳到外线、突破包围的战略选择，有人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可以覆盖中国全境，因此对中国也构成了威胁，这种看法及其幼稚。即使拥有了核武器，朝鲜既不会把美国、更不会把中国作为使用对象，当然也不是为了对付韩国，实际上，朝鲜发展核武器，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加强其统治地位，一是加强其国家安全，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安全，如果国将不存，统治地位也就无从谈起。朝鲜即使有能力把核武器投到美国中国，敢于跟美中打核战争，常识告诉我们，毁灭的只能是朝鲜。因此，核武器无非是其讨价还价的筹码，很多人以为包括美国人以为，中国可以制约朝鲜，不让其发展核武器，甚至可以左右其内政，这是错误地估计了朝鲜以及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又有哪个国家会听他国指挥呢？当年中国就是一个例子，越孤立，越要发展核武器，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把你当对手平等看待，才会有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朝美既可以是敌手也可以是朋友，唯一的障碍是如何实现各自利益的平衡。
当然，如果指望以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为前提换取朝鲜需要的东西，这也是一厢情愿。事实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教训了朝鲜，一方面，韩国也在发展弹道导弹技术（显然既不是针对日本也不是针对美国只针对朝鲜），美国作为韩日盟国拥有核武器，日本也是随时有能力可以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另一方面，卡扎菲的前车之鉴告诉金正恩，千万不能步其后尘。另外，从政治上看，这也是朝鲜两代领导人的遗愿，从维护其家族统治地位的需要出发，金正恩也必须实现这一“祖训”。从技术角度看，朝鲜也不会停止核武器研发，否则就等于前功尽弃。因此，朝鲜成为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无论是美国的诱导还是施压，或者联合国的制裁都不能改变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既定方针，事实证明制裁也是根本无效的，放眼世界，几乎找不到哪个制裁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对于一个处于孤立中的国家，制裁只会加强其内部凝聚力，加强其对外的仇恨，迫使其铤而走险，绳索勒得越紧，核武器研制就只会加速不会减慢，更不会停止。所以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制裁，而是通过对话谈判促使其变化。只有想办法打开朝鲜的大门，把它纳入国际社会之中，才有可能最终消除朝鲜的敌意。从美国来看，实际并不存在任何障碍，想当年，中美如何敌对，不还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打开了中国大门，如今，在美国连其国名都不承认的情况下，不也是打开了缅甸的大门。直接谈判也是解决国与国关系的最有效办法，自从六方会谈名存实亡以来，美国和朝鲜实际已经迫不及待地几次绕过中国，开始直接谈判。
中国已经面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搞“越顶外交”的威胁，在朝鲜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美国已经警告中国，如果不能约束朝鲜，美国将采取行动。留给中国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太多，选择余地也不大。即使中国参与美国发起的对朝新制裁，或者如美国所愿强迫朝鲜放弃核计划，中国终将失去朝鲜，如果中国不采取实质性行动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中国的国际形象将受损，等到美国采取行动之时，中国也将失去朝鲜。
经过此次发射，对朝鲜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及核武器的能力和决心，美国已经得到确认，因此，美国的态度也已有了明显的转变，对于朝鲜来说，核武器本来就只是一个对付美国的筹码，现在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可以让美国坐到谈判桌上，开始认真的讨价还价，如果，这个筹码能换来朝鲜所要的国家安全以及对朝鲜政权的承认，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美国真的像在缅甸所做的一样，越过中国，把朝鲜拉入其重返亚洲战略之中，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在将来同时面临美国、印度、朝鲜的核武器威胁之下。这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梦魇。
（陈雪根是中国媒体评论员，是《中华工商时报》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读者来信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8:34 PM 0 comments
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讨论朝鲜发射卫星以及亚太地区局势问题，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在场嘉宾有韩国、日本、中国的，就是没有朝鲜的，可见在事关朝鲜问题的国际对话中，朝鲜并不在场。
在谈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所能采取的政策、中朝关系的未来以及亚太格局时，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负资产，也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挡箭牌。在我看来，无论过去和现在中朝关系如何，总有一天，中国终将“失去”朝鲜。
很多人指责朝鲜发射卫星、发展弹道导弹、研制核武器，是在加剧东北亚紧张局势，给美国重返亚洲、在亚洲大规模军事存在提供借口，仿佛没有朝鲜捣乱，美国就不会重返亚洲、也不会在亚洲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这种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首先，美国重返亚洲无需任何理由或者借口，朝鲜局势如何都无法改变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选择。既然要重返亚洲，美国就一定会在亚洲部署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否则就谈不上重返亚洲了。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是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目的是为了应对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并不是为了遏制朝鲜。美国与其说要对付朝鲜，还不如说要考验中国。
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不称霸、和平崛起，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在访美时表示，一个太平洋容纳得了中美两个大国，因此，中国不会是美国的敌人，不会主动挑战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并不公开反对美国重返亚洲。实际上，在中美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中国并未坚持美国从日本等地撤军，相反，还觉得美国在日本驻军，是远东地区的一个制衡因素（制约苏联、约束日本）。但随着美国重返亚洲，这种微妙的心态已经改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在亚洲并无多少可以依靠的力量足以跟美国抗衡，如果硬要说哪几个国家是中国可以依靠的对象，估计勉强可以把朝鲜、柬埔寨、巴基斯坦算在内，其余恐怕都难说，不站到美国一边乘机敲诈中国就已经不错了。
更让中国感到不安的是，美国重返亚洲，本来，看起来即将有能力取代日本主导亚洲局势的中国，一下子失去了这个能力，变成了次要的、有时甚至是被人忽视乃至被人围攻的角色，在未来亚洲局势中，美日同盟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如果说美国曾经有过与中国一起主导亚洲的念头，如今也已经烟消云散。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重返亚洲将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不仅将重振美日同盟，而且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怎么改善与加强其同缅甸、朝鲜等这些原来中国的战略同盟者的关系也是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点组成部分。
在亚洲，不仅朝鲜是孤立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已经被孤立，中国将发现不仅盟友越来越少，而且将处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包围之中。实际上中国应该早就看清这种局势，并且未雨绸缪。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在美洲除了加拿大可以称之为朋友外，几乎也找不到一个跟他友好的国家，所以大国的战略必须是远交近攻，从内线跳到外线，不仅要做好朝鲜陷落的心理准备，不仅要有将军事力量投射到美国亚洲包围圈之外的能力，而且还要在外线建立同盟者链条。不能就亚洲论亚洲，必须站得高看得远。想当年，中国处在美苏包围之中，最后还是依靠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一样，现如今，中国仍需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中美之间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之争，更是两个大国之争，就像苏联即使瓦解了，美国依然把俄罗斯视为战略上的敌人。因此，中国必须同欧洲、中东、独联体、拉美、非洲地区国家建立更为友好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援助，还需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建立更加紧密友好的关系，同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政治事务时，要有自己鲜明的立场，要树立负责任、讲信义大国的良好形象。
用同样的眼光看朝鲜，朝鲜发展核力量，也是一种摆脱孤立、从内线跳到外线、突破包围的战略选择，有人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可以覆盖中国全境，因此对中国也构成了威胁，这种看法及其幼稚。即使拥有了核武器，朝鲜既不会把美国、更不会把中国作为使用对象，当然也不是为了对付韩国，实际上，朝鲜发展核武器，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加强其统治地位，一是加强其国家安全，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安全，如果国将不存，统治地位也就无从谈起。朝鲜即使有能力把核武器投到美国中国，敢于跟美中打核战争，常识告诉我们，毁灭的只能是朝鲜。因此，核武器无非是其讨价还价的筹码，很多人以为包括美国人以为，中国可以制约朝鲜，不让其发展核武器，甚至可以左右其内政，这是错误地估计了朝鲜以及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又有哪个国家会听他国指挥呢？当年中国就是一个例子，越孤立，越要发展核武器，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把你当对手平等看待，才会有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朝美既可以是敌手也可以是朋友，唯一的障碍是如何实现各自利益的平衡。
当然，如果指望以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为前提换取朝鲜需要的东西，这也是一厢情愿。事实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教训了朝鲜，一方面，韩国也在发展弹道导弹技术（显然既不是针对日本也不是针对美国只针对朝鲜），美国作为韩日盟国拥有核武器，日本也是随时有能力可以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另一方面，卡扎菲的前车之鉴告诉金正恩，千万不能步其后尘。另外，从政治上看，这也是朝鲜两代领导人的遗愿，从维护其家族统治地位的需要出发，金正恩也必须实现这一“祖训”。从技术角度看，朝鲜也不会停止核武器研发，否则就等于前功尽弃。因此，朝鲜成为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无论是美国的诱导还是施压，或者联合国的制裁都不能改变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既定方针，事实证明制裁也是根本无效的，放眼世界，几乎找不到哪个制裁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对于一个处于孤立中的国家，制裁只会加强其内部凝聚力，加强其对外的仇恨，迫使其铤而走险，绳索勒得越紧，核武器研制就只会加速不会减慢，更不会停止。所以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制裁，而是通过对话谈判促使其变化。只有想办法打开朝鲜的大门，把它纳入国际社会之中，才有可能最终消除朝鲜的敌意。从美国来看，实际并不存在任何障碍，想当年，中美如何敌对，不还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打开了中国大门，如今，在美国连其国名都不承认的情况下，不也是打开了缅甸的大门。直接谈判也是解决国与国关系的最有效办法，自从六方会谈名存实亡以来，美国和朝鲜实际已经迫不及待地几次绕过中国，开始直接谈判。
中国已经面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搞“越顶外交”的威胁，在朝鲜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美国已经警告中国，如果不能约束朝鲜，美国将采取行动。留给中国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太多，选择余地也不大。即使中国参与美国发起的对朝新制裁，或者如美国所愿强迫朝鲜放弃核计划，中国终将失去朝鲜，如果中国不采取实质性行动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中国的国际形象将受损，等到美国采取行动之时，中国也将失去朝鲜。
经过此次发射，对朝鲜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及核武器的能力和决心，美国已经得到确认，因此，美国的态度也已有了明显的转变，对于朝鲜来说，核武器本来就只是一个对付美国的筹码，现在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可以让美国坐到谈判桌上，开始认真的讨价还价，如果，这个筹码能换来朝鲜所要的国家安全以及对朝鲜政权的承认，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美国真的像在缅甸所做的一样，越过中国，把朝鲜拉入其重返亚洲战略之中，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在将来同时面临美国、印度、朝鲜的核武器威胁之下。这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梦魇。
（陈雪根是中国媒体评论员，是《中华工商时报》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读者来信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8:34 PM 0 com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