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可能需要三年 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北京报道
2008年5月26日 星期一

中国官员上周五表示，在四川省遭受5.12地震破坏的区域，重建工作将需要三年时间。而此时，数百万受灾民众的不安迹象已开始显现。

电视镜头捕捉到了德阳一家超市外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画面，居民们怀疑有救灾物资被转移到了这家商店。据报道，有一位政府官员在事件中受伤。此外还有报道称，一些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遭到急需获得食品和水的地震幸存者拦截。

救援人员表示，考虑到重建工作的规模和今后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这种不满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上一周一直在四川的一位慈善组织官员表示：“你明显能感觉到，在一些地方，人们正变得越来越躁动。”

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表示，政府计划重建受灾地区的所有城镇，但会首先建设临时住所，以安置500万左右无家可归的民众。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李成云表示：“力争在一个月内为98%的群众提供安全、经济、适用的临时住处。” 他再次呼吁向灾区捐献帐篷——政府迄今已经发放了约40万顶帐篷，但相信需求量在300万顶以上。

山体滑坡在受灾地区造成一些河流堵塞，产生了30多个“堰塞湖”，官员们担心这些湖泊可能引发洪水。四川省政府水利官员朱兵表示，所谓的“堰塞湖”短期内不会出现重大险情，专业人员正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

但他补充道：“如果遇到强余震或者是强暴雨，整体坍塌的可能性也存在。”目前受灾地区雨季即将到来，官员们也表示，自5月12日的主震以来，小规模的余震已达数千次。

鉴于该地区的地震风险和一些地方多山的地形条件，政府已开始讨论所有受灾城镇是否都应该在原地重建的问题。北川县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官员已表示，他们可能会另行选址进行重建。

大量军队和警察被调集到灾区的同时，也有数量庞大的志愿者自行到达四川，帮助军警一起救灾。李成云估计，多达20万人自愿参与了救灾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CBRC)表示，国内银行应该注销因地震而无法偿还的贷款。农村地区最大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预计，由于地震的原因，该行呆、坏账金额将增加8.5亿美元，但其它银行尚未透露这方面的信息。

中国银监会在一份通知中要求，对于银行卡透支款项，持卡人和担保人已在本次震灾中遇难的，各银行应予以核销。

译者/力文

Labels: China, earthquake

  ¶ 10:01 PM 0 comments

  如果，每个灾区都有一台摄像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实习生 贾思玉 陈倩儿 吴冰清 2008-05-22 08:04:18

5月18日下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包军昊正在看前一天凌晨李长春视察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李长春视察央视的时候，包军昊就站在他身后，领导的指示听到了，但新闻还是要看一遍。

当晚，《新闻联播》增加固定板块“抗震救灾英雄谱”。同时，与直播初期信息奔涌、话题不断的状态相比，央视直播的面貌也越来越整齐划一。

5月19日14：28，举国哀悼日把央视的直播推向高潮。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南京、广州、济南、武汉……不同的背景，同样缓缓下降的国旗。各省市电视台播放着同样的画面，所有镜头扫过的人，表情肃穆，举止庄重，哀恸而真挚，电视里的汽笛呜鸣跟窗外的消防警报响成一片。

这是同一个中国，不久之前，黑砖窑的冷酷让人汗毛倒竖；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的出国游游客让人侧目……在灾难面前，所有的人学会了得体。

5月19日14：28，中国只有一个表情，只有一个电视频道。


突发事件

周荃（化名）会永远记住地震发生的那一刹那她正在编的那条关于CPI最新排行的新闻，就像复印机的按钮被按下，一道白光闪过，所有的信息便留在白纸上。央视新闻中心5月12日下午，值班编辑周荃记住了当天电视上播出的若干条毫不相干的新闻：奥数教育反思、央行准备金率上调、印度聋哑女孩跳舞。“如果在平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我们会做很多背景分析，但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赶紧播完。”周荃说。

地震发生的时候，刚从佳木斯出差回来的央视记者徐丽莉正在家里写稿子。同事张程给她发短信说地震了，毫无感觉的徐丽莉不相信，张程随即把他在四川德阳的父母发给他的短信转发徐丽莉：家里地震了，我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震感，家里书架上的书全哗啦哗啦往下掉。

徐丽莉马上紧张起来，正想着自己所在的栏目会不会派人，就接到制片人白玛央金的电话：“你赶快把张程喊来，候命去灾区。”当天下午，张程出发赶往北川，至今没能去德阳探望父母。

地震发生的那一刹那，在新闻评论部两层的办公楼，震感并不强烈。但人们陆续从MSN和QQ上收到“地震了”的消息，浙江、河南、陕西、湖北、成都……随着震感的比较越来越聚焦于成都，《东方时空》制片人包军昊发动办公室里所有的人给成都打电话，都打不通。拨028114，依然不通。包军昊凭着他12年的从业经验知道，出大事了。14∶42，《东方时空》的3名记者定到了去成都和绵阳的机票。

12号上午，包军昊刚给栏目组开过会总结4月份的工作：4月份突发事件一个接一个，4·28撞车、藏独、火炬接力、抵制家乐福……打破了栏目组日常的生产流程，5月份该喘口气过平常日子了。

与周荃手下跑国家地震局的记者一样，《东方时空》联系地震局的记者也打不通线人的电话。包军昊一边派记者拎着摄像机直接去地震局堵，一边打开电视，凤凰卫视的直播已经开始，“我们这边怎么还不开始？出了大事，不管有没有信息先把窗口开了再说。”十几分钟之后，央视的直播开始，“这还差不多。”包军昊舒了一口气。

这十几分钟时间对于一条马路之隔的央视总部大楼来说并不是一片空白。正在编片子的央视新闻中心直播组负责人王昔在剧烈的晃动中和同事跑到楼下。喘息未定，与地方台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央视地方部马上跟地方台联系，收集震感、震级方面的信息，寻找可以连线的地方台记者。忙乱中，新闻中心采编部的一位记者接到一条来自国家地震局的短信，一行字，只有震中、震级。

周荃和她的同事马上上网搜索，震中汶川在离成都100公里的地方。所有人都知道，出大事了。

没有向上请示，15∶02，新闻频道正在播出的整点新闻打出“突发事件”的片头——一个棕底白字的小窄条，出现在屏幕正中偏下，叠印在播音员的胸线位置。播音员耿萨播报了“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

速报，更正

对于以端庄稳重为定位的国家电视台来说，“突发事件”的片头极少使用。最近的两三年内，周荃搜索不到使用过这个片头的记忆：“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都没使用过，因为严格说那不算突发事件。机位就架在那，战争一旦开始，就可以开拍。”

地方部继续向各省、各地市电视台收集信息。浙江台已经从省地震局获得权威消息，浙江发生7.0级地震属误传。而在此之前，浙江发生7.0级地震及北京通州区发生3.9级地震的消息已经相继被耿萨播报出去。得知这两组数据均为误传之后，耿萨马上更正。

没过多久，国家地震局刷新汶川地震的震级为7.8级，耿萨再次更正。“这两天很多人在比较四川台做得怎么样，央视做得怎么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运作关系，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所有的省级、地市电视台的一切资源都为央视调用。以往中央台不求最快，但求最准。这种得到最新消息就播出去，随后再更正的情况特别少见。”周荃说。“在这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传达过中央的明确指示，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速报，以前我们也说‘及时报’——不是及时报道，而是及时上报。”包军昊说。

为了贯彻上级指示，3月到4月间，央视曾尝试遇到突发事件把新闻频道的栏目打通，冲散整点新闻和新闻专题片的界限，随时中断正在播出的专题片或者整点新闻，插播突发新闻。奥运火炬传递为这种尝试提供了一次演练机会。而更早的准备，从2003年新闻频道开播的时候就开始了，“平常我们新闻频道的滚动新闻都是直播，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没有跟不上的担心。”2006年，在“小丫招女婿”的海选中从北京电视台进入央视的播音员赵普说。

十几分钟之内，耿萨所在的直播间外已经聚集了央视新闻中心时政部、地方部、采编部、军事部若干个部门的几十号人。跑时政的记者收到最新的消息，温家宝将乘专机赶赴灾区。CCTV1和CCTV新闻并机直播地震的决定便在此刻做出。

15∶12，直播窗口打开。主播耿萨连线在成都出差的央视记者曹越，曹越从成都公用电话亭口述了惊魂初定的成都的街景：

大约20分钟之前，感觉到强烈的震感，市民纷纷涌上街头。人民公园已经挤满了市民，公共汽车还在照常行使，店铺的灯还亮着，但是手机打不通，人们在等待消息。

坚持到《新闻联播》

直播开始的时刻，像曹越这样实时传回的信息凤毛麟角。直播间外，导播和编导们忙着联系汶川、成都、绵阳、都江堰以及周边有震感省市电视台，征集关于地震的一切一手信息。有画面优先播画面，没有画面优先电话连线，没有声音就播报来自前方的文字消息。但在通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下一秒是否还联系得上前方。“所有的人都特别茫然、紧张，从主播、编导到台长。”周荃说。

按照常规播报完整点新闻就可以离开直播间的耿萨，在“播完这条不知道下一条要播什么”的情况下挺了一个多小时。走出直播间的时候，藏族人耿萨才意识到，她在甘肃文县白马河畔的家，离震中很近。“直播的时候，导播告诉她的地名、经纬度、震级对她完全没有意义。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耿萨的同事说。更让耿萨难以想象的是，就在她播报地震消息的时候，地震正在她的家乡实实在在地发生，95%的房屋成为危房，道路多处塌方。

耿萨坚持不下去了，海霞临时顶岗。从连续四个大夜班之后的酣睡中被通报地震的电话惊醒，《朝闻天下》的主播赵普打开电视，发现同事海霞没来得及化好妆，刚画了一条眼线就“上去了”。赵普马上把胡子刮了。

赵普刮胡子的时候，央视的几名记者已经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准备随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飞往灾区。而在此之前，两三位时政记者已经搭上了温总理飞往灾区的专机。

第一批赴川记者包括新闻中心副主任王晓真、新闻中心采编部主任许强，他们在都江堰建立起前方记者指挥中心，成为直播信息的第一道把关人。“抗震救灾一线是最重要的，指挥部前移，他们在前方发现信息传给我们，而不是后方告诉他们去采什么。”赵普说。

第一批赴川记者还在路上，前方信息仍然主要依靠和地方台记者的连线。演播室里的海霞只能退而求其次采访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介绍防震知识和汶川地形，提醒观众不要相信谣传，要相信从正规渠道得到的信息。海霞的任务是让大家安心。但一切突如其来，她的语速急峻，时有磕绊。这样的状态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导播从耳麦传来的指令是，至少坚持到《新闻联播》。事实上，在前方信息相对匮乏的状态下，海霞和国家地震局七十多岁的专家坚持了三个多小时。专家坚持不下去了，主播张羽上场。

张羽上场，海霞稍微舒了一口气。导播的指令可以分别给她和张羽两个人了，她问专家问题的时候，张羽可以监听前方的信号。有一定的提前量，从专家访谈切换到前方记者的连线的时候，张羽就可以较为从容地完成。

即便如此，事情也并不简单。张羽上场之前，不知道他要在演播室呆几个小时，导播不知道、编导不知道、新闻中心的主任不知道、台长也不知道。午夜12点接到的指令是再往后延两小时，午夜两点的时候又接到指令，至少再延1小时。

主席是不是没睡好

12日下午，整个央视新闻频道最镇定自若的人也许是白岩松。地震发生的时候，白岩松在云南的机场。震感明显，但白岩松判断并不严重，就在几天前，5月6日到10日，他作为随行记者跟胡锦涛一起访日，刚刚在日本经历了一次5级地震。“主席也经历了，他就住我们楼上。第二天我还在节目中说，主席昨天是不是没睡好，因为地震发生在半夜两点。我没醒，同事把电话打进来了，说地震了，我们都跑下楼了。”白岩松没跑，因为在此之前，为“普及常识”，他曾专门到日本做过一个地震的专题，体验过七级地震的感觉。

白岩松当时马上打开电视，想看看NHK对地震的反应。半小时之后，NHK的一个频道专门用来公布与地震有关的消息。“没有画面，没有主持人，就是在山水画面风景的背景上，不断地打东京这个区的震感是多少，那个区的震感是多少，哪儿发生了地震。持续了很长时间，做得非常细。”

5月12日下午在云南的机场，白岩松以为，脚下的地震也和几天前日本深夜的地震一样，是大自然一个恶作剧式的造访。但当他接到电话，知道北京也有明显震感的时候，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候，海霞已经出现在机场的电视屏幕上。白岩松的手机接到一条短信：今晚10点到12点，北京有6级地震。

白岩松立刻给演播室外的编导发短信：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是谣言最易传播的时候，与地震有关的最初的数字，往往都是无效的。

15分钟之后，海霞在直播中辟谣，关于北京将发生6级地震的说法是谣传。

晚上6点，白岩松从云南回到北京，刚一出舱门就接到新闻中心的电话，与此同时，赵普的电话也响了，指令是一样的：速到台里来。赵普带着他从网上扒下来的关于汶川的背景资料走进新闻中心办公室，同事康辉已经坐在那里了。

怎么还看不到前方？

5月13日13：00，赵普结束了4个半小时的地震直播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小普，我们做得太不好了，应该事先给你准备一个杨利伟在宇宙飞船里用的那种纸尿裤。”赵普这才意识到自己尿急，该上厕所了。

从13日开始，赵普一直腹泻，医生说没药可治，是神经性的，当涌向他的信息流逐渐平缓下的时候腹泻会自然消失。没有别的办法，赵普在直播之前尽量不喝水。

一进直播间，赵普的耳朵要同时听三四个声音：“导播的，现场指挥的领导的，还要听前方传来的信号，我脸上还得跟没事儿一样，听对面的嘉宾在说什么。其实他的话我只听到一半儿，但是我还得不断地问问题，控制住他，不让他长篇大论，用最快速准确的提问换来最权威的答案。”

比赵普听到的声音更嘈杂的其实在演播室外，从央视大楼到新闻中心的“抗震直播指挥部”和直播间，几十号人匆匆忙忙地来回穿梭，警卫查证件，晃一下胸牌就闪。“特别是前两天，信息比较错综，我们害怕误传，还要去核实，大家都特别焦虑。谁都知道，眼下需要最快捷的资讯，但因为通信和交通的中断，最前方的画面迟迟传不回来。”赵普说。

13日，赵普拿到的前方地图是一张黄底的平面图，在上面，成都、汶川、北川等地只是大小不等的黑点。震中汶川究竟如何了，没有人知道。电没了，路断了，电话不通，地图上看离成都寸许距离的汶川完全成为死亡之谷里的信息黑洞。赵普能做的跟头天夜里海霞张羽一样，连线地方台记者、专家访谈。

“刚刚出现重大灾情，刺激很重，大家的热情是奔涌的状态，像火山一样在喷发，但是火山喷发是无序的，那个时候我最想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知道你们遭灾了，我们都在支持你们。但我不会轻易号召，大家赶紧进去吧，那里需要人。因为这是我们政府反复强调的所谓强有力的领导的时候。所以我问减灾中心的专家，我们国家特大突发事件的四级响应是怎么回事。我想通过这个告诉大家，国家是有非常严密的制度安排的，谁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时候都清清楚楚。”赵普说。


但观众不买账：你们央视为什么总在演播室，请嘉宾谈来谈去？地震发生了十几个小时了，我怎么看不到前方的情况？

我知道你急

“作为第一个信息接收者，我也不满意，我恨不得每个受灾的地方都架上一台摄像机，24小时直播。但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这种手段，只能靠我说。”赵普一边直播，一边在心里跟观众解释，“我知道你急，我把信息未经编辑、未经审查就给你。”

网友的质疑依然铺天盖地：“这种时候，军队就得上啊，军事卫星赶紧把前方的图片传回来！”

“大家不知道当时的气象条件根本不容许，云层太厚，卫星没有用武之地。”赵普说。

“我们在谷歌上早就搜到了前方的三维地图，你们怎么这么笨？”

“他不知道地震已经把地形地貌完全改变了。北川在哪儿？北川已经从地球上被抹去了。我连线我们在北川的记者何莉，她说废墟之上一个看上去好好的三层楼，你拿起竹竿从远处一捅，那幢楼马上散架。”身在信息漩涡中的赵普感觉到无形的压力。生在农村，长在草根人家的赵普知道，观众和网友的质疑，看似荒唐，从另外一个角度，又相当合理。知情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14日，在国家测绘局的支援下，演播室有了灾区的第一张三维立体地图——崇山峻岭之中的汶川让所有的人更加焦急。

15日，看到都江堰的医生其孩子被埋废墟之下仍然坚守岗位的画面，赵普在直播中哽咽：“为什么我们爱这片土地，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懂得相互守望。因为转播车的原因，我们还不能把更多的画面带给大家，我们只能反复播放能够搜集到的宝贵的画面，目的只有一个……”

坐在赵普对面的专家、演播室外的编导也红了眼圈。导播张君通过耳麦对赵普说：我们等你。随即，把赵普耳边的几个声道切断。安静持续了两秒。

震后汶川第一帧

在电视机前的人和演播室里的人等前方画面望眼欲穿的时候，四五十名央视记者随卫生部、红十字、军队分批次抵达四川。

央视新闻中心采编部的政法记者姬缘13日凌晨接到通知订最早的机票，到达四川任何一个机场都行。姬缘能订到的最早的抵川航班是当天早晨8∶30飞绵阳，因为航班延误，飞机起飞是在下午两点半。到绵阳后，姬缘乘车赶往成都，从成都再去都江堰。当晚下大雨，姬缘在都江堰公安局门口的帐篷里过夜。

跑新闻出版的央视记者徐丽莉第一时间接到地震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把手头的片子编完，随时待命出发。编了一个通宵的片子，13日早晨8点，徐丽莉接到电话，必须在中午11点赶到卫生部，跟专家一起赶赴灾区。13日下午4点，徐丽莉与52岁的摄像邢栋抵达成都机场。北京天津几家医院自带的手术刀、一次性消毒用具、胶鞋等几十吨物资全部混在一起，在机场清点物资用去5小时。

到了逼近震中的都江堰和绵阳，记者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素材回传。受灾严重且温总理最早视察的都江堰幸运地拥有前方记者点的第一台转播车。姬缘和他的同事每天带三盘裸带出发，拍满一盘就拿到转播车往回传。而身在绵阳的徐丽莉只能利用当地电视台的设备，往回传素材的记者特别多，传一次素材要排一个小时到半天的队。

每个记者都清楚，能不能被后方连线，取决于自己所掌握的各方面信息够不够迅速：交通、通讯、电力供应、救援数字。

“救人的数字必须在第一时间传回来。比如说我这里已经救出了167个人了，两个小时前还是163个……这是数字和数字的搏斗。救援的数字在增加，伤亡的数字也在增加。仅就数字而言，我们的确在吃败仗，但如果我们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从废墟中捞出来的这些人如果算战果的话，它比以往任何一场胜利都来得光彩。”身在演播室的赵普说。

5月15日21∶15，130名武警和22台挖掘机抢修三昼夜之后，从马尔康通往汶川的西线公路打通。央视的转播车跟救援车队一起沿着这条公路往里开， 87公里，边走边拍，随时可能遭遇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是最早播出的离汶川距离最近的电视画面。后来被凤凰卫视和国外媒体反复使用。

5月16日，央视播放了北京航校志愿者乘坐三角翼和动力伞航拍的汶川映秀镇，这是全世界看到的震后汶川的第一个电视画面。在直播开始的时候输给凤凰卫视的央视在这个时候显示出它的优势。

当央视记者随各部委的专机一批又一批抵达灾区拉网布点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市场化媒体和地方媒体也想尽办法搭乘误点延迟的民航，几经辗转最后以步行的方式向灾区逼进。央视动用海事卫星、卫星光缆传输素材的时候，地方媒体的记者正在为如何回传他们用笔写的稿子着急。

这时候讲故事 太不要脸了

当信息传播成为第一要务的时候，每个具体的名字和每段具体的悲欢便被忽略了。最初的幸存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没有名字。

“我只是在各种惨烈严峻的数字中告诉你一个生还的好消息，让你松一口气，那个时候讲故事就太不要脸了。前段时间一个电台的做直播连线的时候，让困在底下的人说一句话，当时我就很不高兴，这是违反常识的做法。你做记者，传递信息是你的职责，但你让废墟里面的人喊话，是在消耗他的生命。”赵普说。

“任何直播都需要前方的动态，但每一天都要有每一天的主题。”直播开始的前三天，白岩松的主题是“救命”，“我在节目中说，与其说是‘抗震救灾’，不如说是‘抗震救命’。”

一切服从于救命，就要关注损失的情况，救援开展的能力保障，道路、信息、电……主持人跟各地连线的时候，都是问路线打通到哪，救护的方式怎么开展。

但凡白岩松认为特别重要的信息，他都会加大频率去说，不怕重复，比如通往汶川的西线通道打通的时候，他在半小时之内就重复了四次。

还有就是常识。

白岩松在节目休息中遇到中国神经外科专家凌锋，凌锋说现在节目里最缺的是通俗易懂、能印成传单一样的常识。没过多久，凌锋编了十条救助常识顺口溜：发现生命先送水，未能饮水快补液；清理口鼻头偏侧，呼吸通畅是原则；臀部肩膀往外拖，不可硬拽伤关节；伤口出血靠压迫，夹板木棍定骨折……

接下来的直播时段，白岩松至少把这十条顺口溜念了不下两遍，制作团队还同时把顺口溜打成了字幕。

一个小时之后，前方传来一段新闻：一个小男孩，9岁，利用学过的防震常识，让大家往墙角跑，救了身边6个小伙伴。

的确感人，坚决不播！

当乐刘会获救的时候，人们没有办法不记住她——格子上衣、废墟下的大眼睛，在7层楼的废墟下面被困六十多个小时之后，她说：“我很好，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我往前挪挪，你们就能看到我，我知道你们会来救我，我相信你们会来救我”。

拍乐刘会获救的记者是在5月13日大雨中抵达都江堰的姬缘。对乐刘会的救援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3点结束，这是姬缘到灾区之后亲历的最顺利的一次救援。

“已经看得见乐刘会的脸了，救援队员正在用电锯锯挡着她的水泥板，乐刘会的神志相当清醒。”姬缘一辈子都会记得乐刘会的声音，“我叫乐刘会，音乐的乐——刘备的刘——集会的会。”

姬缘发现围观人群里两位妇女神情非常激动，他走过去问：这有乐刘会的亲人吗？那两位妇女马上围过来，一个是她的妈妈，一个是她的姑姑。姬缘告诉她们，乐刘会没事。乐妈妈想见女儿，姬缘说这要问救援队，于是留下自己手机号。救援队的医生说，重伤的幸存者将被送往成都，轻伤留在都江堰本地的人民医院救治，乐刘会基本毫发无损，去中医院就可以了。姬缘让摄像找了一辆车，跟着救援车把乐刘会的家属送到医院。

白岩松从15日直播里看到乐刘会的脸一晃而过，那时屏幕上还没有打出她的名字。白岩松马上要求节目组的人查是谁拍回了这个女孩子的画面，晚上他在自己主持的直播中，把乐刘会的故事用三个段落放大，乐刘会的名字用大字体打在电视屏幕上。“从15日开始，我们在直播中就开始把人放大，人要有名字，有故事。”白岩松说。

一个盲点地区，第一次有飞机来，记者跟拍直升机去救援的场景，直升机拉着伤员要走的时候，留在当地的轻伤员和幸存者塞给驾驶员一沓纸条，纸条上是幸存者的名字和亲属的电话。驾驶员把纸条转交给了记者，记者打电话，旁边摄像把他打电话的场景拍下来。“第一个电话打通的时候，没有人不落泪。”白岩松说。可惜 20个电话只通了5个。“受灾后前两天是恐惧，是庆幸，庆幸自己还活着，从今天开始，痛感来了。家没了，亲人没了。这次地震，家庭破碎度比唐山大地震还要高，因为是在白天，一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在家的在家。心理的抚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白岩松说。

从16日开始，救人、救命的主题渐渐向防疫、灾民安置过渡——过于血腥残酷的画面被前方和后方自动过滤掉。

姬缘拍过一个救援场面，受难者双腿被压在水泥板下，血肉模糊，为了把他救出来，双腿被锯断。现场拍摄的画面传回电视台播出的时候，锯腿的画面被切走。

白岩松看到一帧画面：50个遇难的孩子躺在操场上，他们的老师在鞠躬。“的确感人，但坚决不播！有些东西播出之后，给人的打击确实太大了。我跟你说实话，真不是领导决定的，是我们自己决定的。”白岩松说。在他直播中，一位专家提醒观众，大人跟孩子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要解释，是小比例事件，地震不会总发生。这让白岩松心有戚戚，他现在还记得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自己处于怎样的恐惧中，半夜睡觉要把一个啤酒瓶子放在地上。

“当时大家哪有意识对一个七岁的孩子做什么解释，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细节上。”白岩松说。

在白岩松的议题层层铺开的时候，央视对地震的直播进入“突发事件的常规报道”阶段。“做到第三天，导播松弛了，我们也松弛了。前方记者的状态和分布后方了如指掌，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赵普说。

随着动作越来越从容，电视台的一些“老规矩”开始慢慢恢复。只要是打在纸上的消息，都要有当班主任的签字才能播报。电话连线不在审查之列，因为“连线的问题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漫无边际，通常导播在连线之前会和记者做个大致的沟通。”

原来的固定栏目《朝闻天下》、《新闻三十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一个接一个恢复。新闻播报的优先级别是时政要闻、现场的是实时信号、之后是对现阶段的抗震救灾“最有用”的片子，比如救人的场面、灾民安置，“告诉大家现在很有秩序，很好，你们放心”，这是“规定动作”。

每逢整点，交待领导人行踪的时政要闻便出现在屏幕上。

门开了就不会关上

13日，央视新闻频道照例现场直播抗震救灾节目，内容是连线前方记者，主持人拨通了记者徐娜的电话，询问她关于都江堰聚源镇中学救灾工作，电话中徐娜说自己其实是在成都连线，对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也支支吾吾无法回答，不到24小时，网友群起将这段连线视频和文字发到各大论坛，声讨“逃兵”徐娜。

连线是央视最方便和普遍的新闻采集方式。之所以连线徐娜，是因为当天下午，温家宝刚刚视察过聚源中学，徐娜恰好在那里采访。

当时都江堰没有转播车，徐娜负责把采集到的视频带到成都传回北京，等她从都江堰赶回成都的时候，任务变成了连线。

主持人对徐娜的提问是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而徐娜在聚源中学的采访任务，是“通过人性挖掘灾难中的故事”，并不负责那里的救灾情况——一个简单的直播流程问题，变成了记者职业道德问题。

几年前白岩松团队曾准备配合中国的大地震演习，搭建直播架子，“后来直播还是取消了，原因是怕引起恐慌。”白岩松无不后悔地说。

11年前，白岩松参与了央视的第一个直播香港回归直播，之后是澳门回归、三峡蓄水、伊拉克战争……开始的的时候“直播”是很敏感的，“请外面的人进演播室要层层审批。后来多做了几次直播没出事，领导才稍微放心。”

白岩松形容此次汶川地震直播，“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直播”，而是学会了面对灾难，而不是逃跑。“国家形象的直接反馈，会让决策者意识到，将来我照单做，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哪个层面不受益？”

11年前，做香港回归的时候，白岩松悄悄对他的领导说，放心，门开了，就不会把它关上！

Labels: China, earthquake

  ¶ 10:00 PM 0 comments

  北川：死亡之弧－灾难与人心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陈江 发自四川成都 2008-05-22 07:21:36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一个被废墟埋葬的县城。大灾大难后面，显示的是复杂的人心与人性。

声音在消失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

死亡的气味是在5月15日下午开始在北川县城里弥漫开来的。那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地震在北川为害最烈，由于缺少尸袋，仍有大量遗体被摆放在街道上废墟的空隙间等待处理。废墟下面可能仍埋有上万人之多，而且正在不断死去。几千名军警和消防队员已经又饿又累。傍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团的士兵们在河边广场上集结，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火腿肠，瓶装水。他们置身于真实的灾难现场，克制着挫败感。一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士兵说：“这里有好事，也有坏事。”这句概括在此后被一再验证，直到5月19日哀悼日的下午。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救援所需的人力、机械和物资都必须通过南方的山口进入。至15日下午，山口公路仍未打通，而官兵们修建的一条临时通道又在当日上午被山体滑坡阻塞，旁边树林中的“之”字形的小道也一度无法通行，士兵们只能用绳子把入城者吊下山坡。不断有躺在担架上的伤者被抬出。

解放军战士们再现了他们的优良传统，背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爬上泥泞的山坡。在大片的灰白色的废墟间，士兵们列队行进，稍长的队伍就有旗手引路。

地震瞬间发生的一切都固化了。在禹龙干道上，时间停滞在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出城的时刻，他们被滚石打死。一辆桑塔纳汽车正在过桥，桥塌了，它保持着最初跌落在河床上的样子。大多数楼房倒塌了，甚至粉碎了，到处都是背包大小的瓦砾。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角度矗立着，楼顶上的广告牌上标示着“距奥运会开幕还有 88天”。汽车大小的石头冲进了居民楼。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艰难。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15日，寻找亲人的队伍络绎不绝，可是从老城到新城，很少有人得偿所愿。来自德阳的6个建筑工人呆在一处居民区，他们中的一个在曾经是荣生酒店的废墟下面呼喊，可是没有人应答。寻找妹妹的刘晓琳同样无功而返。前一天她曾听到呼救声，呼救者在一幢还有形状的楼里告诉她这个楼是华星超市，“快救救我。”当天，这个呼救声一直在传出，可是一个晚上过去，声音消失了。

6个建筑工人不再呼叫，但也不离开。他们站立在倒塌的楼房上，可以从一个沥青屋顶跳到另一个沥青屋顶。在他们头顶10米处，赫然挂着一具男尸，好像跳水似的把上半身直插进废墟。

次日中午，赵剑平也在呼救。几个寻亲者发现了他，立刻高喊：“这里有活人！”可是沈阳消防救援队不能确定他的方位。仅仅两个小时后，寻亲者们再次呼叫赵剑平，已经没有了应答。需要救援的目标太多了，呼救者必须抓住救援者靠近的很短的时间。当宜兴消防队员从一个地方下撤时，寻亲者们愤怒地质问：“你们又要换防？”消防队员们回答说，山上发现了幸存者。

消防队员是专业的救援者。相比之下，“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既缺乏专业救援培训，也没有专业器械。”武警某部的一位参谋说，“我们没有工具救不出人，看着人死去，心里很难受。”他们更多地承担了转运伤员、掩埋尸体和搜寻幸存者的任务，每当发现生命迹象，往往要去请消防队处置。

即便在北川中学的救援行动刚刚开始之时，浅埋伤员很多，救援还相当有成效——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学员们一天之内就抬出了87具尸体，救出了31个活人——救援队伍就已经深感没有大型设备和专业技能的痛苦。

从13日早晨8时开始，武警战士们援救一个半边身体被压住的男生，当时他甚至可以伸出右臂接受点滴。县城内仅有2辆起吊设备，先后调来，始终无法吊起压在他身上的重物。当地施工人员猜测，孩子是被支撑整个教学楼的最重的那根十字梁压住了。下午开始下雨，男孩的母亲站在废墟上，给儿子撑着伞。另一个男孩被卡住了，多次营救不成之后，他主动要求截肢逃生。可是医生们没有必要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实施手术。下午，男孩开始休克，伏下头和双臂，在武警战士们面前死掉了。

晚上7时，医生诊断说，第一个男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救援宣告放弃。他的母亲坐在那儿，扔掉了伞。“也没哭，就是坐在那，看着她儿子。”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说。倒是该部队的何政委受不了，哭了。

救援者们在废墟下看到了人们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

这个男孩得救了。可是这是第一天的故事，却不是第三天的。当这支部队救出第一个孩子时，所有人都使劲鼓掌，非常激动，可是死伤枕籍的场面在其后几天中不断削弱着他们的敏感。悲剧太多了。13日，他们救出来的人因医疗队跟不上，伤者就那么躺在街上逐渐死去了。

“开始时看得心疼，现在麻木了。”士兵们说。疲劳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安危的关注也在下降。第一天，余震时每个人都会跑开，到了第三天，“震就震吧，也不跑，太累了。”

15日入夜后，部队撤离到城外的营地。发电机仍然不能运进山口，夜里无法救援，只有少数几支消防队留下来，凭借手电筒光继续工作。圆月当空，满城漆黑。这是72小时生命时间窗关闭后的第一个夜晚。

木头人

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16日有薄雾，天气更热，楼顶的沥青都融化了。有些亲人被埋的寻亲者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们从弯折的塔吊下钻过去，登上最高的废墟，四处呼喊，又钻进他们认为有他们亲人的空隙。在14日，山里突然打出信号弹，表示上游水库即将决堤，一时间城中军民皆飞奔出城，来不及出城的则向山上转移，被阻挡在山口外的寻亲者们听说了消息，却想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救出自己的亲人，像疯了似的往县城里跑，形成一道汹涌的人潮。15日上午，决堤消息又一次传来，相同的场面再次上演。可是到了16日，这些最不甘心的人也开始绝望了。

北川老城有一片高高的废墟，他们就从屋顶到屋顶，在钢筋之间攀缘而上。四处都是奇异的场面。一栋楼嵌进了另一栋楼。一辆警车出现在7层楼的楼顶上。它从山间公路上被甩了下来。废墟下面在燃烧。几个废墟口在向外冒烟，火已经连续燃烧4天。

他们没有表现出悲伤。人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在七八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着。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逻辑清楚，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他们找到亲人所在的位置时，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其实几十幢建筑完全混在了一起，根本没有人能分清哪里是哪里。

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北川县文教局上班，被埋在了废墟下。有人建议他去下面找找，可是他不抱任何希望。“哪个是文教局？”他指着脚下的方圆一公里左右的一片废墟反问。

这里曾经是北川县城最繁华的地段，除了大量政府部门，还有电影院、文化站、百货公司、两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孩子死的最多，从婴儿到18岁。”总装备部的石卫波说。他的家就在北川。

交通大学的男生向我们要了三只香烟，点燃后插在废墟上，祭奠他的父亲。在危楼顶端的“悬崖”边上，他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他身后哭起来。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这位母亲可以很平静地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情形。她走在上班路上，地面突然开始摇晃，她就被摔到了很远的草坪上，听到“轰”的一声，灰烟腾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下子天就黑了。”几分钟后才看得到周围。她抱着一棵树，一个认识的人走过来告诉她，“财政局的楼飞了起来！”

13日上午，部队开始转运难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到19日，有父母的孩子开始在体育馆外给人们分发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小传单，孤儿们则被聚集到了体育馆内。大巴车一到绵阳，一些孩子就“变傻了”。下了车，他们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看着真是难受。”武警某部的一位少尉说。

在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

在地面上，山里乡镇的灾民们正在逃出来。李奋强（音）来自漩坪乡的一个村。他本来是去乡上求援的，发现漩坪已经被堰塞湖淹没，又跑到了县里，结果县城也没了。他失声痛哭，提醒几个解放军战士，大水湾峡谷已经壅塞，水憋住了，随时可能山洪暴发，“准备好逃命吧！”

这并不是一个谣言制造者，恰恰相反，是一个仗义的中年人。他并不准备往绵阳方向逃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跟士兵们要了点食物。吃完饼干喝完水，他说：“回去！”又返回村子里报信。

由于交通管制，县城外也有大量的寻亲者。12日中午，杨先明因为喜欢上网不愿意做饭而和母亲吵嘴，跑出家，到附近空地发呆，地震发生后，他逃命到县城外的加油站露宿。他的父母在县城的菜市场卖菜为生，至16日仍未找到。他瘫在车辆进出的土路上，车辆都绕他而行，他光着脚，鞋子挂在脖子上，两脚已经血肉模糊，自称是走路走的。“进去三次了没找到人。”

寻亲者们不断地发现幸存者，“活人！活人！”的喊声不时从废墟上传来。不过死亡正在取得胜利。在13日，很多人都曾靠近过北川幼儿园，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副院长李俊国说，“一片小孩的哭声”，另一个幸存者则说，“里面都在喊‘婆婆’”。到了16日，幼儿园已经沉寂了。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

在北川中学的最初的营救行动中，华西建工派来的4台吊车和山下一个水泥厂派来的4个工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武警战士们不懂建筑，此前进展缓慢。李俊国说： “我们有心无力，没有工具。”水泥厂的工人们则带来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先是对表层废墟进行支撑加固，之后开始挖掘下层废墟。一个空洞打开后，一名工人钻了进去，将尸体和活的学生拖了出来。询问他们怎么来的，4人说是厂长派他们来的，“厂长不派，我们自己也会来。”

当时，在县城里，效率最高的也是消防等专业队伍。“可惜的是，当时交通阻塞，消防车进不来。我们没有电钻、电锤、切割机，只有力气。如果道路先修通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强说。

士兵们几乎完全是依靠人力完成了最初两天的救援工作。13日和14日，县城内堆积着大量的伤员，但要运输出去却无路可走，只能往山坡上拉。运送一个伤员需要至少20个士兵，没有担架，常常是用门板，或者在两跟木棍间捆上绳子来负担，在山下的用力推，在山上的用绳子拉，需要在六十多度的泥泞山坡上爬行一百多米的高度，“像拔河一样拔。”老城和新城之间有一座桥，断掉了，距河床三米高，要过河，需要80个人组成一座人工桥。他们用铁管去撬水泥预制板，铁管全拧成了麻花。

13日到14日中午，伤者很多，各部队没有分工，“都扑在面上”，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14日下午各部队开始“分片”，试行了一个下午，效果不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不擅长废墟救援。15日开始，“科学施救”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分片”改为分组，大多数的组都由作战部队、消防队员和医生三方面联合组成。

实际上，早在救援刚刚开始之时，事实上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在建筑非常坚固的时候。

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这里是县委大楼。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

武警战士一共20个人，轮流用铁锤砸楼顶，每人15锤，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不可行。“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江西消防队的10个人赶了过来，带着气锤，不过沈阳消防队拒绝了他们的帮忙。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电钻解决了问题。有3名官员获救。

15日下午，一个当地居民模样的男子拿着两个包出城，在山口处被特警队员截下。特警问：“一个学生书包，一个女包，哪个是你的？”男子说都是自己的。特警在女包中找出一个存折，问他账户名字是谁，他回答错误，立刻被拘捕。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一个被拘捕者偶然回头与记者对视，眼神中充满了耻辱和恐惧。

前一天，中国农业银行北川县支行曲山所的一位女员工嚷嚷说要自杀，贺一民等人询问后得知，她的家人被埋在了废墟下，而银行又遭到了洗劫。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一个纵队保护并清理了银行，找出了一些金融凭证和将近100万元现金。同一天，有人在贺一民巡视时提示有人在洗劫商店。贺一民过去询问，这些人说自己遭了地震，回来把自己东西抢出去。贺一民让他们打开包，发现里面全是女性衣物。这些人想要逃，贺一民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唐山大地震时可以直接枪毙你们。”武警没权力抓人，他让他们滚，后又叫住，让这些人掏口袋，发现里面很多都是不知真假的首饰。在另外8个人身上，他们则找到了真的首饰。

只有置身其间，才会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灾难之地，还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县城。其实只要在废墟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不少存折。瓦砾间也有各种记忆。卷宗。文件。照片。课本。

贺一民之后去找前线指挥部，提醒他们注意偷抢行为。据他称，后来见到海南特警当天就“抓了几个蟊贼”。16日，在废墟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通讯器材店，出来时拿着一只手机。他边走边拆掉包装，从各个角度查看它。一个男人对我们辩解说：“现在拿点儿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

士兵们尽力了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老城废墟的最顶点就是北川县幼儿园。地震发生时园中有五百多名孩子，被滑坡气浪推行二十多米，全部被埋，只有二十多人生还。16日下午，又有人在这里喊，“有人！”宜兴消防队的队员们走过来，开始挖掘。

队员们不停地挖出小花被、小花枕头，然后一个队员伸手下去，拎出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二个。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睡，死去后也保持着睡觉的姿势，小小的拳头握在胸前。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那些小花被子被用来包裹童尸。半小时后，3具尸体被拉了上来，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编着小辫，每个辫子上都扎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救援人员把他们放到下面的草地上。围在废墟边上的两个男人突然张开嘴巴，随后跑下了废墟。他们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

一个年轻的母亲走过去看了一眼，大哭起来：“我的孩子啊！”另外两个母亲也跟着她哭起来。但是那并不是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那个年轻的母亲哭着说，“我看着难受！”

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女儿的照片。是个扎着两只辫子的胖嘟嘟的小姑娘，赵媛媛，3岁。手机里还有一段录像，小女孩在旋转木马上起伏着，转过脸看着镜头，一上一下，还在唱歌。

这是12点半，空气中是闪亮的雾气。空军开始空投物资。18只降落伞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高。顺着微风，4只降到了旁边的山坡上，剩下的都飘到了山外。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在山坡上挖坑，他们的孩子的尸首就放在一边。一个男人挖了一半放弃了，他把尸首运到高处，重新开始挖掘。另一男子仍旧在原地挖着，那是一个斜坡，他又好像也不太会挖，每挖一铲，斜坡上的土都会垮下来一些。走过去跟他说话，他沉默不语。这个男人不停地挖着，但总也挖不好。

有一些人是没救上来的，不过大多数寻亲者也承认，士兵们尽力了。

武警某部的参谋张强（化名）谨慎地犹豫着，试图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救灾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是指挥协调，救援不仅要有人数，还要有效率；二是修路为先，先让大型机械进入；三是重视专业性，救援质量可以提高；四是空军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多更大。”

3天后，北川县城沉寂了好多。城中的救援队伍已经没有那么庞大，更多的部队在城外的营地中活动。到处都是消毒粉的气味。一些进城的士兵们戴上了防毒面具，至少戴着大号的防护眼镜。穿着橡胶防护服的防化兵正在四处消毒。空气中充满了飘动的白色粉末。再次烈日当空。

中国地震救援队也转移到了这里，19日上午，他们还救了一个人。下午2点20分，他们在一处集结，准备哀悼日的默哀。一个队员站着值勤。他有礼貌又坚决地阻止人们通过。他个子是最矮小的，没有被击败。

老城的废墟仍然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几个乡民逡巡着，想从一处关卡通过，临时担任守卫的消防队员不搭理他们。我们问他们住哪里，回答是附近乡镇。再问做什么，回答却是：“到里边儿取点儿东西，很重要的东西。”稍早前，又有一拨人带着毛毯离开了县城。我们提醒他们中的一个：“小心一点儿。”他局促不安地避开了眼神。这已经是最后的、也许还遗留有生命的北川了。其后几日，因为山体渗水和余震的原因，北川的救援已经基本放弃。

中国地震救援队的队员们立正，帽交左手。哀悼日的汽车喇叭鸣响了，执著地响了10分钟。

Labels: China, earthquake

  ¶ 9:50 PM 0 comments

  中華民國第12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演說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36959&ctNode=3802
2008/5/20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老、各位電視機前與網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意義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台灣人民投下了改變台灣未來的一票。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慶祝政黨或個人的勝利，而是一起見證，台灣的民主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的民主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現在終於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在過去這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值得慶幸的是，跟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民主成長的陣痛期並不算長，台灣人民卻能展現日趨成熟的民主風範，在關鍵時刻，作出了明確的抉擇：人民選擇政治清廉、經濟開放、族群和諧、兩岸和平與迎向未來。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些傳統核心價值。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長經驗，讓我們獲得了「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的讚譽，值得所有台灣人引以為傲。顯然，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國家。

不過，我們不會以此自滿。我們要進一步追求民主品質的提升與民主內涵的充實，讓台灣大步邁向「優質的民主」：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台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或選務機關的現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也是我們下一階段民主改革的目標。

開票當天，全球有數億的華人透過電視與網路的直播，密切關注選舉的結果。因為台灣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範例，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成功，我們將為全球華人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新時代的任務

未來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迎接全球化帶來的巨大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我們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將是我們振興經濟必須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的戰略正確、決心堅定，最後一定能達成我們的預定目標。

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這是歷史的鐵律。所以我們要堅持開放、大幅鬆綁、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我們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結亞太、佈局全球；我們要協助勞工適應快速的科技變遷與產業調整；我們要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並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對教育的不當干擾。我們在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與發展機會，也一定要兼顧台灣與全球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

新政府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我們將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環境。我們將促進族群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倡導政黨良性競爭，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與新聞自由。

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範金權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權力的公僕，都牢牢記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句著名的警語。我們將身體力行誠信政治，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見。新政府所有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引領台灣進步的發動機。

我堅信，中華民國總統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守護憲法。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身為總統，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彰顯守憲的價值。我一定會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我們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則糾彈違法失職。現在是我們建立優良憲政傳統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成員。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中華民國將善盡其國際公民的責任，在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禁止核子擴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動、以及加強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上，承擔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要強化與美國這一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我們也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信守相互的承諾；我們更要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和衷共濟，擴大合作。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台灣要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峽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從今天開始，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歷史新頁。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發展。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協商的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週末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能讓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未來我們也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穩定向前發展。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及「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一致。因此，英九願意在此誠懇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而非惡性競爭、虛耗資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

英九堅信，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期盼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

最近四川發生大地震，災情十分慘重，台灣人民不分黨派，都表達由衷的關切，並願意提供即時的援助，希望救災工作順利，災民安置與災區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灣的傳承與願景

從宣誓就職的這一刻開始，英九深知個人已肩負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付託，這是我一生最光榮的職務，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責任。英九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我成長的故鄉，也是我親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灣社會對我這樣一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我義無反顧，別無懸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納著先來後到的移民，滋養、庇護著我們，提供我們及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空間，並以高峻的山峰、壯闊的大海，充實、淬礪著我們的心靈。我們繼承的種種歷史文化，不但在這片土地上得到延續，更得到擴增與創新，進而開創出豐盛多元的人文風景。

中華民國也在台灣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內，我們將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一百週年。這一個亞洲最早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在大陸的時間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的歲月卻將超過一甲子。在這近六十年間，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艱難險阻與悲歡歲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憲政理想，當年在大陸未能實現，但今天在台灣終於生根、開花、結果。

面對台灣的未來，英九充滿了信心。多年來我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在與各行各業的互動之中，最讓我感受深刻的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等傳統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台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灣人的本性裡。這是台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灣精神」的真諦。

盱衡時局，環顧東亞，台灣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珍貴的文化資產、深厚的人文素養、日漸成熟的民主、活力創新的企業、多元和諧的社會、活躍海內外的民間組織、遍佈全球的愛鄉僑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們秉持「台灣精神」，善用我們的優勢，並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則，我們一定可以將台澎金馬建設為舉世稱羨的樂土、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麗家園。

财台灣的振興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間的智慧、需要朝野協商合作、需要所有的社會成員積極投入。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要從此刻開始，捲起袖子，立即行動，打造美麗家園，為子孫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礎。讓我們心連心、手牽手，大家一起來奮鬥！

現在，請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台灣民主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謝謝大家！

Labels: China, Taiwan

  ¶ 9:59 PM 0 comments

  新基金改变老亚洲？ FT中文网财经编辑何禹欣、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艾冰梅
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开始名为“暖春之旅”的日本访问前一天，中日韩与东盟10国在西班牙宣布了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计划。根据声明，这一总额为800亿美元的基金，80%将出自中日韩三国，其余则由东盟国家分担。中国官方媒体将这只基金比作“亚洲IMF”，称其将在爆发金融危机时维持地区货币稳定，减少区内各国对IMF的依赖。

这只新基金的问世颇有些出人意料。国际金融公司资深投资官员李耀博士对FT中文网表示，类似方案已经讨论了多年，在此刻成行“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政治原因”。中韩日三国—— 尤其是中日之间，抛开了往日在地区事务上存在的众多争端，不仅在区域金融合作上达成了共识，还起到了明显的牵头作用。经济学人集团中国首席代表许思涛相信，“中日关系现在发生了突破性的改善”。

不少观察人士相信，这个基金蕴含的意义非凡。法国巴黎百富勤中国总经济师陈兴动表示，在此基础上亚洲整个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得到“重新设计”。而前亚洲开发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虽然还落后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程度，目前亚洲内部的合作进程正在加速。

“不要低估亚洲国家合作的潜力和合作的意愿，以及合作的效果”，汤敏说，“现在的亚洲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这只外汇储备基金预示着一个新亚洲的出现吗？还是只不过一个时政的产物？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要理解这只基金，首先需要懂得日本。

日本十年AMF梦

某种程度上，中日关系是理解这只被称为“亚洲IMF”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关键。长久以来，建立亚洲的货币基金(AMF)便是日本矢志不渝的愿望。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便挑头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想法，目的是避免金融危机蔓延以至扩大化。但这个方案遭到美国否决。随后，日本又提出了成立亚洲债券基金，也是唱和者寡。终于在2000年，这个方案演化为东盟10国与中日韩之间的一个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由签署了双边协议的国家之间互相提供短期资金支持，以化解流动性危情。

然而在亚洲的现实下，以“双边互助”为特征的清迈协议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最重要的一个障碍在于，亚洲国家之间的差别很大。2007年，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而印尼的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美元——要在落差如此悬殊的国家之间实现资金互助，并不现实。

另一个现实是中国的实力和态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的经济规模与今日尚有较大差距，要在地区经济事务扮演主角仍需时日。199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约1399亿美元，还不到2007年底1.53万亿美元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素来冷淡的中日关系也对日本推进亚洲货币基金的毫无助益。

但日本从来没有放弃AMF的想法。谢国忠认为，随着国际贸易地位相对下降，日本希望在金融领域有所作为。考虑到国际大金融机构集中于欧美，要在金融领域发挥影响力，东亚是日本更实际的选择。据悉，日本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一直有专人负责推动AMF计划。

“世界上有很多事是不好理解的”，谢国忠说，“但是十年前做了决定，日本会一直推进”。

中日各取所需

自1998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10年来首次出访日本，带给了日本一个推进AMF计划的契机。“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都想成为亚洲的领导”，李耀说，“这次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反映出中日之间已经达成力量的一种均衡，谁不能忽视谁，谁也不能排挤谁，只有互信互利最后才能双赢”。

陈兴动指出，福田政府现在只有20%的支持率是中日关系升温的一个大背景。福田政府希望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提升政府的支持度。“在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国明显处在主动地位”，陈兴动说。

但从日本来看，改善自己与亚洲主要对手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经济因素。作为出口导向大国，近年来日本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高盛在一份去年中发表的报告指出，“日本在美国进出口中的贸易份额急剧缩小，而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份额却仍在明显增加”。

根据高盛的数据，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日本进出口总额中占到27.5%，2007年中却滑落到16.5%——而同期中国占日本贸易的比例却从3.5%上升到 17.7%，一举超过了美国（参见图：美国对日贸易下降，而亚洲权重上升）。与之相应，过去十多年来日本对亚洲的销售始终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与本国和对美欧销售平缓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参见图：日本企业在亚洲本地销售高速增长）。

专家们普遍同意，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是中日韩能够在区域金融实现合作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一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总额为800亿美元，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新增外汇储备便已经接近1600亿美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再三强调说，这个钱中国即出得起，又必须要出。 “价值在于地区发展、在于稳定”，陈凤英说，“地区大国就应该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这是一个责任问题”。

“这次在日本签署的第四个中日文件，确认了亚洲以中日为主导，一个中日主导的亚洲已经出现了。”陈兴东表示，最近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在法国、英国、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很大的一个启示是要想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很难一步跨越。中国需要从亚洲地区开始，先在地区性发挥领导作用。“中国走出这个战略是很高明的一招。”

“对抗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

一方面，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无疑将挑战IMF的区域地位。前亚洲开发行经济学家汤敏认为，无论在及时性和数量上，新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都将优于IMF。而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行，其贷款都需要遵照严格的制度、较长的程序。此外，这些既有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欧美，“而这个（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将由亚洲人自己决定，因为是自己的钱”。李耀则指出，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到底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尽管如此，“地区性合作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

另一方面，在亚洲诸国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监控体制之前，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完全独立于IMF运作存在很大的风险。事实上，正是因为区域机制不完善，清迈协议之下大部分救助资金的启动需要与IMF条件性贷款挂钩。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高海红认为，如果不尽快建立类似IMF的监控机制，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就只是一个形式。“有了钱是不够的，真正出事的时候得知道钱应该怎么用”，高海红说。

也有学者对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意义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谢国忠认为，和十年前相反，今天的亚洲并不存在美元不足的风险，而是普遍面临美元储备过剩的难题。如果美国从下半年开始加息，会出现美元流出亚洲的情况——由于对亚洲外汇储备基数过高，这样的回流并不会带来美元短缺之虞。“（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对日本官僚来说是个成就，但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谢说。

在2007年5月，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Nouriel Roubini便撰文指出，97-98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固定汇率制和对金融市场薄弱的管制，而亚洲今天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却是为了防止货币升值累积了过多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剩造成了过度的货币和信贷增长，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泡沫，和对净出口与美国经济增长过分的依赖。“这最终将导致一场新的、不一样的金融危机”，Roubini认为，“而亚洲却正在对抗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

（高原对本文也有贡献）

Labels: AMF, China, Japan

  ¶ 2:11 AM 0 comments

  印尼危机十年再回首 ● 丁学良

领导者：今年是东亚金融危机十周年，从去年下半年起，人们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思这场危机。记得前几年您在《南方周末》接受学者崔卫平的采访时，曾说过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

丁学良：确切地说，谈论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前提，指的是最近的可观察到的比较研究的范围之内，哪个国家出现的情况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若要把时间往前推的话，那就多了，因为俄罗斯发生的情况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不对？所以说，是最近的，不是没有时间界限的。

在崔卫平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九七、九八年在中国周边国家发生的那场金融危机。由那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是东亚在二战结束以后所经历的最大危机，在此之前虽然有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但是没有哪一场危机能像这场危机一样，几乎是无界地横扫了那么多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我觉得对中国最有直接警示作用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印尼当时的状况，是由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又由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和政治危机。印尼危机的教训，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说教训的时候，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欧洲人看印尼危机，他们吸取的可能是另外的教训。中国人一说教训，好像是负面的意思。但我这里所说的教训，是中性的，不一定是负面的，指的是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东西。虽然金融危机是一个很负面的事，但给我们的启发不一定是负面的。

领导者：具体来说，有哪些教训呢？

丁学良：有些教训十年以前就看得很清楚了，有些教训是到十年以后的今天才看得比较清楚。我总结了一下，大致可以归为八个方面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的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虽然是好事，但并不能一美遮百丑。不但是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许多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有一种相当广泛的认识或观念，即只要一个国家长期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就认为一切都好了，这种认识或观念是被印尼危机所否决的。印尼在苏哈托政变成功之后，一直用强制的方法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而且也在二十多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全球许多国家都到印尼投资。在这个过程中，印尼老百姓中的很多人从农业文明前期的渔村，一下子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前期。因此在这二十多年的统治时期，苏哈托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贡献太大了，全国都应该感谢他。但就是在这个高速发展、同时也是在以稳定为目标的二十多年里，政府没有清醒地看到印尼社会积累的那些问题——特权集团的勾结、严重的贫富不均和腐败、金融机构的溃烂，等等。结果在全球化大潮中，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印尼在二十多年里取得的成果在几个月内几乎丧失殆尽，紧接着就出现冲突、暴乱，差不多几天之间绝大部分外资都跑走了。

领导者：看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底下，也可能隐藏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越早被人看见，被人指出来，被人研究，越早提出对策就越好。

丁学良：对，你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就觉得否定大好形势了，千万不能这么认为。谁这么认为，谁就是对他研究的这个国家不负责任。如果研究的是自己国家的话，就是对自己的国家不负责任。

第二个教训，在印尼的九七、九八危机大爆发之前，在国际学术界，也包括在中国的学术界、传媒界，还包括决策中的一些人——你不是《领导者》杂志吗？处在领导的位置，不管是领导一个企业也好，领导一个社团也好，领导一个政府部门也好——相当长期的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腐败不是什么大的不得了的事，只要经济在增长，腐败没关系。在持这种观念的人中间，有一小部分的人甚至走得更远，认为腐败能帮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太清廉了反倒妨碍经济发展。印尼的危机对这种观念做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击。因为看得很清楚，其他东南亚国家虽然也有腐败，但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中间，印尼可能是腐败最严重的。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么严重的腐败现象，印尼本国有人指出来，国际上也有人指出来，但是直到九七、九八年之前，这种声音在发展经济学家中间，是少数派。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只看GDP啊，人均收入啊，这些东西。反倒是在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中间，才有比较多的学者，把腐败看成对一个国家的重大的威胁。九七、九八年经济危机之后，在国际上研究发展的学者中间，不管你是哪一个学科，特别明显的就是在经济学科中间，人们顿时增加了对腐败问题的重视，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和对腐败的危害性的强调，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第三个教训，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间，如果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银行金融系统的健康程度如何，是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最大的要素。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啊，运输业啊，农业啊，开采业啊，甚至外贸啊，做得很好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银行金融系统素质不好，不健康，管理不善，那么这个国家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的势头，取得的成就，都可能因为银行金融系统出问题，翻大跟头，造成总体性的经济危机。而这一点，又是同刚才讲的腐败密切相关的。在现代经济体中，金融、银行等于是人体系统中的血液循环。如果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腐败的话，后果就会相当严重。你看印尼在爆发经济危机之前，当时的统治者苏哈托，他的家族人员的手可以说伸到了各个环节，尤其是对银行金融系统的渗透最深，他的一个宝贝儿子，叫邦邦嘛，就控制了银行系统，玩银行嘛，而不是搞制造业等其他东西，因为这更能窃取国家资产、公共资产。所以，当苏哈托家族垮台以后，人们用各种办法进行推算，认为他的家族攫取的非法的财富超过200亿美元。对于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相对还比较贫困的国家来讲，这200亿美元的比例是非常可怕的。在金融系统搞政商勾结，严重败坏了血液循环，在外来的冲击之下，才不是垮塌一点点，而是一垮接一垮，经济上的全盘崩溃，并且引起政治上的大危机和社会上的大动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尼的经济危机，从政策层面说，直接的、最沉重的、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作头等大事来处理的，就是要把银行系统搞得很健康。

领导者：银行系统的健康，并不能仅仅依靠银行系统本身啊！

丁学良：这就涉及到第四个教训，银行系统健康不健康，影响到全部经济。那影响银行系统健康不健康的，又是哪些东西呢？是那些经常被人们忽略的基础设施。我们讲的基础设施，通常说的是修公路，修桥梁，修水库，对不对？其实，影响一个国家金融系统健康不健康的，也是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主要是两点：一是信息透明不透明，一个银行有多少烂账，有多少非法的不合规矩的借贷，像关系借贷，有权力的人强行压下来的借贷，如果这些关键信息不透明的话，就等于有致命的癌细胞在那里；另外一点，就是法治，如果没有这一条，你这个国家的银行系统也不可能健康发展。这里的法，除了银行法、金融法之外，还有一些间接的法，同银行运作的大环境、小环境相关的法，没有这个，你的银行系统是不健康的，在外来的冲击之下，很容易垮台的。

第五个教训，从印尼以及同印尼相似的泰国的经济危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他们的上市公司、会计制度太重要了，这看起来是很技术性的一个环节，但在现代经济运转中却是非常关键。这里的会计制度中，也包括了审计制度。因为在印尼和泰国，都有这种现象，有很多的上市公司的老板通过关系到银行去贷款，用银行贷来的款来支撑本公司股票的市价，不断地水涨船高，一直等到大满灌的时候，将他们手里的股票突然脱手，兑换成现款。也就是用股票市场来圈钱。在这个玩股票的过程中，只有会计制度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监控。如果上市公司比较普遍地做假账，本公司的老板拿真账，对外面的投资者是另一本账，再没有一个不受本公司控制的外部的审计制度的话，那么这样的股票市场肯定会导致经济上出大事，这在印尼和泰国是看得很清楚的。

第六个教训，和上面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老百姓的心态，在什么情况下最脆弱，容易出大事情。你要想到，在一个国家里面，经济上出问题，银行上出问题，最后能不能导致总体性的危机，包括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危机，一个基本的诱因就是人们的恐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心理的恐慌造成经济行为上的非理性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相对独立的新闻媒体。没有可靠的新闻媒体，老百姓、投资者靠什么作出判断呢？靠谣言，靠打听小道消息，靠一点点蛛丝马迹。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之下，哪个地方出现了一点小爆炸，人们就会出现集体的恐慌心理，就是大逃亡心理，包括银行挤兑啊，抛售股票啊，等等。一个国家媒体平时的运作，不能真实的报道，不但对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影响最大，而且对一个国家政治健康和社会健康影响也最大。没有健康的媒体，就不会有健康的经济体，也不会有健康的社会，也不会有健康的政治生活，这是非常严重的教训。

第七个教训，印尼九七、九八年的经济危机，给它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家庭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的钱财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造成社会的骚乱，其中华人又成了受害最重的群体。其实，在苏哈托政权倒台以前，印尼只要发生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华人基本上都是第一号的受害者、替罪羊。独裁者、腐败者要以华人作为目标，来转移普通老百姓对经济、对政治、对社会的不满。在苏哈托政权倒台，印尼一步一步的开始了民主化之后，华人的地位才逐步得到提升。包括最近一两年，允许华人用中文，允许商店悬挂中文的标记，华人可以过春节，华人可以拜自己的菩萨，有自己的信仰，对不对？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一个国家民族关系紧张，是很可怕的，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民主的架构。东南亚国家当中，除去新加坡外，华人地位最好的是哪个国家？是泰国，为什么？因为泰国政治上虽然不是民主化程度非常高，但是在东南亚国家中还是最好的。因此，在整个东南亚，华人在泰国的经济、生活、家庭等方面的保障都是最好的，这一点你不要小看。菲律宾历史上大规模地屠杀过华人，柬埔寨屠杀过华人，越南发生过排斥华人，对不对？马来西亚也发生过排华活动，都是发生在专制独裁的情况之下。

最后一个教训，印度尼西亚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间，并没有出现早先许多人所担心的那种全面性的大乱局。虽然这个国家各方面的条件不是那么好，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几千个岛屿，语言、民族、文字各不相同，老百姓文盲、半文盲的程度很高，是很难管理的。还有，到去年年底为止，印度尼西亚全体人口中间，大概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处在每人每天不到两美元这个界限之上，说明这个国家还是比较贫困的。但即便如此，这个国家走向民主并没有出现许多人原先所担心的那种严重状况。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民主的过程并不是必然带来大混乱的，建设民主可以一步一步的来，一步到位不可取，但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断然否定渐进性民主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只有稳定地、坚定不移地走向政治生活民主化，才能慢慢地消解大动乱的隐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

领导者：能不能请您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说一下呢？

丁学良：上面的每一条，都在站在中国的角度讲的，不是从美国的角度怎么看印尼，欧洲的角度怎么看印尼，对不对？有些人讲，国家不能民主，一民主就不得了啦，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小毛病是有的，哪个国家没有小毛病呢？但没有出现让人很恐怖的那种状况。

领导者：印度尼西亚是在经济危机发生后才开始民主化的，这样非常被动。

丁学良：确实，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这里指的是广义的领导者——如果比较明智的话，就应该在条件比较好的时候，一步步使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比较理想。但是，领导者们经常是，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就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没事了，都不管了，刚才说一俊遮百丑嘛！一直到不能再拖下去的时候，被迫民主化，然而这样代价是比较高的。明智的有目标的渐进的民主化，这是我鼓吹的。我一方面反对激进的民主化，更反对以任何理由不启动民主。只有一步步地走向民主，民族的复兴才有保障。

领导者：您认为现实会按照您预想的路径发展吗？

丁学良：实事求是地讲，我现在看不出来有这样好的势头。但我身为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这种可能性大一点。不然，我们活着干嘛呢？就是这个道理吧？我在国外做的研究——包括从做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到现在，始终围绕一个基本的主题，即中国社会的转型。你看我这么个人，在中国生，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国外受教育。和很多中国读书人一样，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是怀着一颗中国心，就是说你头等关注的事是中国的问题。我们的民族要复兴，必须要走这条道路，虽然速度可以有快有慢，但方向是不能动摇的。老百姓讲，赶路不怕慢，就怕站，就是这个道理。

领导者：民主化的压力从哪里来呢？大家都知道被动民主化不好，但就是不动。

丁学良：那就是把现在的一些小问题拖大嘛！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把小问题拖到中等问题的时候，终归就是要起步了吧？不要等到大问题的时候再起步，对不对？许多问题从道理上讲，是一回事情，但要做的话，是另一回事情。在道理上看不到的东西，在做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这个我有很深刻的体会。在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在道理上都理得很清楚了，再开始做，世界上很少有这种事情。在做的过程中间，新的可能性就会产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智慧。民主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就像搞经济也是经验主义的一样。如果不做，那就什么都没有。

领导者：您看好民间维权的力量吗？

丁学良：在中国这样一个很大、很古老的一个国家里，推动进步性的工作，不管是经济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还是文化教育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你都不能依靠一种方式，一种道路，因为太复杂了。就像搞经济一样，我们这个大国，要是全国都搞信息产业，怎么办啊？还要有制造业啊，甚至还要有手工业啊。在经济上，一种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何况在复杂的政治问题上呢？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要尝试才行。每一种方式，都有自己适用的范围。不要把任何一种方法当成唯一的方法。

（丁学良出生于安徽宣城，1984年由恩师举荐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等）

对话者：蒋铁刚，来源《领导者》  ¶ 8:22 AM 0 comments

  美国不是中国唯一的榜样 ● 丁学良

对于后进国家来讲，找什么样的榜样，如何向榜样学习，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容易被误导的事情

从 1949年开始，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就处于一个持续不断地“找榜样”的过程中。越是往前追溯，我们就越会发现，中国“找榜样”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且基本上是一个脑袋取代全国人民的脑袋来“选榜样”。榜样选好了，大家都要照着这个榜样做事，实际上这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虽然当时选榜样的时候，用心往往是好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不难发现，从中国最早决定要维新开始，始终就对于选什么样的榜样有着很沉重的负担。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非常不一样。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一样成为大文明的中心。从一开始启蒙的时候，日本就有很清楚的样板，就是当时的唐朝。选这个样板，日本一点也没有选错，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使日本不可能看到地球上的第二个文明中心，希腊和罗马。样板找对了，对日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等到西风东渐的时候，英国海军不远万里跑到东亚来，一下子把清朝这个庞大的帝国打败了。对于日本来讲，它没有任何负担，重新选择样板也没有任何痛苦，所以马上就“脱亚入欧”，抛弃中国的老样板，学习西欧新样板。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给了美国，它又第三次选择了新的样板。日本整个历史上最重大的三次转变可以归功于它选对了样板，转变的时候也没有感情上的负担。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在被英国打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还有其他的样板。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才开始找样板，但中国找样板不像日本一样干净利落，从心理上抛不开历史负担，这也造成了中国往往不清楚应该向样板学什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试图以英国为样板。清朝末年，中国最早派往外国的公使郭嵩焘就是到英国。郭嵩焘曾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大意是，日本人也往英国派了很多学习的人，但和这些人比，我们派的人是学人家的“兵”，学人家的“兵”为什么强，而日本派的人是学人家的制度，比如国民教育、邮局、银行、交通，这些都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基本建设。他说“兵乃末也”，我们把本末搞颠倒了。工业文明是制度化的东西，比如税收、银行、国民教育，离开了这些，“兵”怎么能强大呢？但这些很好的建议，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这是中国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当时俾斯麦也曾评论说，日本到欧洲来学习的人都是问我们“怎么做”，但大清王朝派到欧洲来的人都是一家一家地买东西，买炮弹、买船，比较价格，看哪家更便宜。俾斯麦因此得出结论，仅仅从这一点看，人们就可以预知，再过几十年，日本将是亚洲的首强。可见，对于后进国家来讲，找什么样的榜样，如何向榜样学习，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容易被误导的事情。

我们不能把学习榜样这件大事变成单线思维，排他性的，如果这样，时间越长危害越大，就越得不偿失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找的样板不是美国，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小国家，比如南斯拉夫、匈牙利，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中国转向学美国，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一句话，他认为，要推行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不会有巨大的效果。这是很英明的。邓小平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反对靠空洞理论吃饭，他看重实践，所以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黑猫白猫”。他之所以把对美国开放看作是中国对外开放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上：华人天生适合做市场经济，二战结束以后，所有和美国结盟的华人社会都发展起来了，比如新加坡、台湾、香港。因此，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从上到下都把美国看作主要的样板，我们对这个样板的积极作用必须承认。

但由此迈向一个极端的态度则是错误的。英文中有这样一个谚语：“好的最大的敌人是最好”，就是说不要走极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若把学习的来源过多锁定在美国身上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原因很多。比如，美国的人口密度和人均资源，它是每平方公里28个人，但在中国，把西部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撇开，东南沿海地区每平方公里是 230人，这和美国没法比。还有美国的周边，美国没有多少邻国，周边安全条件好，这点我们也没法和它比。

对于这些，美国人自己十分清楚，在美国政治学中有一个概念，就是“美国例外”。因为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很少有像美国那样发展起来的国家，它的发展条件不具有普遍性。这体现在三点上：第一，当初欧洲的移民离开母国，一定是选择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这就决定了美国人均资源的优势。第二，在美洲大陆上，当欧洲移民到来时，这里并没有什么历朝历代固结下来的沉重遗产（印第安人很快被抹掉了）。在很多国家，历史遗产往往是阻碍变革和进步的大障碍，这一代人要变革，不是想做什么都行，还要考虑上一代，上上一代。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鲁迅会说：在中国，你就是在老房子上开一个窗户也要流血死人的。第三，当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大陆时，他们的母国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此他们带来的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和技术。

可以说，中国在这几个方面与美国存在基本的不同。因此，中国的发展要寻找榜样，一定要是多元的榜样。即便我们第一个找的榜样是正确的，也不能把学习的榜样变成单一排他的，如果这样，时间越长危害就越大，就越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对选择的榜样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５０年代初，我们自上而下地决定学习苏联，这其中并不是没有合理因素，但一旦走向极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负面影响就大大超过了受益，我们费了很大力气后来才扭转过来。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这个教训。

欧洲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人口密度还要大，但是它们能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使你有天人合一的感觉，这就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美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也一定是最吸引人注意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军事力量上，还表现在它的大众文化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根本区别就是，精英文化无论多么优秀，影响的人总是不多，但大众文化的影响面则要大得多，可以是几亿人，甚至是几十亿人。大众文化易于被人理解和模仿，门槛很低，相反，精英文化理解和模仿起来则很难。比美国文化更精英的文化有很多，但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却无人能及。也正因为这样，如今在中国从上到下，无论是学者、官员还是老百姓，大部分人都将美国视为榜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将美国作为我们唯一的榜样，对于别的国家更好的经验，或者是与我们更相关的经验不注意、不学习，是十分错误的。即使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好经验。刚刚提到，中国的人口密度和美国无法相比。但在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是荷兰，每平方公里有340人，英国是每平方公里245人，还有比利时和卢森堡，这些地方人烟密集，但是它们能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使你开车、步行的时候感觉到天人合一，这就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20多年前我在美国留学期间，看到过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说，中国片面发展汽车工业和高速公路是不合理的。中国人口那么密集，土地资源紧张，为何不学学德国建造铁路网的经验？德国的汽车工业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但它全国铁路网的高效、准时给人们带来的方便却是无以伦比的。我当时就十分希望这篇文章能在中国引起大讨论，但是这个建议却没有受到关注。事实上，德国优质的铁路网不但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方便，它贯穿东西南北，与其他国家的铁路网相连，可以说是带活了整个欧洲。再看中国，今天我们面临着汽车工业过度发展带来的许多问题，比如堵车、污染、油价，还有社会公平的问题，铁路的发达其实促进了社会公平，因为它是公共交通。开汽车就不同了，有车的人和没车的人，开好车的人和开破车的人，差别太大了。这其实就是我们当时没能向欧洲学习的后果。

美国是中国的好榜样，但不应是中国唯一的榜样，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中国唯一的榜样

中国学习的榜样必须是多元的，至少可以从一些方面改变我们对美国榜样的过度倾斜。比如，中国人在外语的学习上应该是多元的。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不应该所有的人都去学习英语，其他语言也要得到重视，比如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我曾经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儿子正在学西班牙语，学小语种。我感到很吃惊，西班牙语怎么能算是小语种呢？这就是对外界的不了解。不仅是西班牙一个国家，还有拉美国家，甚至是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地方的交通标志等等都有西班牙文。在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人学习其他语种。即便是学习英语，我们也不能只看到美国，还有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新加坡、印度和南非等等。

即使是学习美国，我们也要考虑美国模式与我们国情的相关性，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实现更均衡的发展。日本当初向欧洲学习，就建立在清晰的判断之上，比如，日本的海军效仿的是英国，陆军学的却是德国；大学教育效仿的是英国，而中小学教育则向法国学习。这种对学习榜样的判断和取舍是很聪明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个取舍的过程中，学界和传媒要起到好的引导作用。学界和传媒的任务是收集信息、研究信息、传播信息，一个多元的学习过程至少要求中国的学界和传媒发出多元的声音。

美国是中国的好榜样，但不应是中国唯一的榜样，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中国唯一的榜样。中国太大了，规模大本身就决定了中国和任何国家都可以找到相似性和不相似性。在一定的阶段，我们有优先学习的对象，但我们不能把其他的对象从视野里排除掉，那样等到错误发生的时候，扭转的代价是很高的。

▲（作者是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本文是根据采访整理而成。环球时报）  ¶ 8:20 AM 0 comments

  草根包围中国外交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
2008年5月9日 星期五

依从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从站在国际社会外面作激进的挑战，到回归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迄今已有30年。三十年后，已把对外开放奉为基本国策的中国突然发现，他们似乎非常熟悉的对外事务却遇到空前的挑战。最近的例子便是这次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之声随处可闻。那些激愤的面庞，对希望拥抱世界的自信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这也许是当今的中国，或者是下一代的中国领导层要认真对待的最重要的外交问题之一。实际上，走向世界的中国遇到的麻烦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不是从奥运火炬才开始的。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间，学会了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及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本事。政府对政府的交往已进入程序化的操作，中国外交人员的办事技巧也日益成熟。相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过去这些年中国在对外交往上，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却发现，一个较之三十年前更为吊诡的新型挑战在最近十多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这个新挑战就是：等到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学会了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技巧之后，国际局势却在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

1992 年以来的冷战后时代，国际局势最戏剧性的重大变化是：NGO（非政府组织）和 GCS(Global Civil Society 国际公民社会)开始冒头奋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实际上这个“人民”当时指的是其他国家边缘化的底层人士，或者极端主义的团体。那时中国的策略是要和这些最极端的团体和个人手拉手，来对抗他们国家的政府。到了邓小平时代，不愿意四面为敌的中国认真着手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按照中国政治精英的思路，只要把一个国家的政府搞定了，也就把一切都搞定了。然而问题在于，近十几年来的国际社会已经迥异于冷战时期。以前存在于口号里的“各国人民”，现在成了新麻烦的一个主要来源。

迅速冒头奋进的各国NGO和GCS，在我看来是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开放上，遇到的最大的两个挑战之一（另一个将在后一篇文章里讨论）。

从二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冷战结束前夕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世界上的非民主国家阵营，当然一直把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锁定为政府最高层绝对垄断的领地，不但普通老百姓绝无机会涉足，地方政府也无缘置喙，就连当年中国政府的二把手周恩来都说，“外交无小事”，“我授权有限……”。那时的中国，外交大事完全由毛泽东一人拍板。

即便在西方成熟的民主政体中，虽然它们的国内政治生态多元，多政党、多团体、多种政治声音可以公开参与竞争，但外交领域在冷战期间，也基本上是行政部门最高首脑们的垄断领域。在这些西方国家，“民主参与”体现在国内政治，而不是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后情况开始变化，一个越发明显的趋势是：大量的NGO和GCS的兴起，使得传统上是西方国家行政首脑和政治精英们垄断的外事领域，一下子被NGO们和GCS猛然挤了进来。他们先是推门，接着就是打破门闯了进来。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在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IMF）开年会，要到处躲着。躲谁？就是怕这些NGO们和GCS。在冷战时代，国际事务包括国际金融事务，基本上都是政治精英和行政最高层关起门来运作，大不了有些大公司在外围游说，普通公民很少能够进到这样的场合发声。冷战时期在战争乃至核冲突可能爆发的阴影下，“国家安全”是各国政府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对外政策自然被行政高层垄断。那时的地球基本上被冷战划出的壕沟所分裂，“西方”与“东方”泾渭分明，并无全球互动的常规过程。重要的政治经济的决策，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完成。“国家”是重大利益分配、得失、博弈的主角。

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中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独断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空前的变化，对开放国门才30年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NGO和GCS，开始介入过去被政府高层垄断的国际事务中来，它们就各自最关心的利益、话题或理念，对相关事务发言、参与或抗衡。信息技术的发达，解决了这些各国散兵游勇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大障碍。通讯联络异常廉价迅速，全球联系和协调的成本急剧下降，互联网等使得“地球村”从乌托邦变成现实。

冷战结束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还带来另一个深刻变化。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心中， Nation-state（即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这个概念渐渐淡化。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和 Group interest（群组利益）是最实在的东西。这在欧洲尤为明显，Nation-state 对于那里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很多事务都是以他们关心的问题和价值观来划分，比如环境问题、性别平等问题、同性恋人的权利问题、单亲妈妈问题以及宗教、公共卫生等等，这一切越来越难再以Nation-state来界定，愈益呈现出跨越国界甚至跨越洲界的特点，“国家”概念越来越淡漠。

NGO和GCS的兴起，对于以前通常由Nation-state主宰、由行政最高层垄断的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有了越来越广泛深刻的影响力。他们用各种方式跨进这块禁区，而且往往是用令人猝不及防的招数强行进入这个禁地。

本次奥运火炬传递所遇到的，正属于这种情况。今年初，我曾与中国的几位官员聊天，当时我说：目前我看不出来在当今世界上，会有哪个国家或地区会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破坏北京奥运会。如果真有的话，唯一可能的就是陈水扁领导的台湾政府。而其他最可能对北京奥运会抗议、叫板的，一定是国际上某些NGO组织。尽管那时我并未料到事态发展得会如此严重，但后来的事态验证了我当时的基本判断合乎实际。

不过，中国政府和官员迄今还未有冷静、系统、客观、全面地研究这些现象或趋势。

NGO 和GCS的出现，是全球互动史上的空前变化，其基本特点是：形形色色的NGO和GCS，很难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概括界定。以前分析国际政治事务，最基本的无外乎两个大框架：Nation-state（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的框架，或者意识形态的框架。当年邓小平引导中国从激进的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对外关系，转到以Nation-state 为主的对外交往。他引导的那个转向，中国跨得相当好。然而冷战之后，国际舞台戏剧性的大变化，却使我们今天不能再用老的意识形态框架来界定世界，也不能用 Nation-state的框架来涵盖一切。那些出现在今天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们，目标千差万别，有些组织关心的问题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或许很好笑，比如 “动物权利”。但凡遇到一些国际会议，这些动物权益组织就会跑去呼吁。此外，像同性恋者的婚姻、环保激进组织等等，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认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如南韩的农民。近几年每次WTO的年会，那些农民都会去闹一闹，前年他们在香港的闹场，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团体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为吸引媒体的眼睛，他们会采用各种戏剧性的、夸张的行为，且必须是新型的、非传统的形式。

这一切，造成令中国政府官员头疼的一大堆问题，而且到现在为止，看不出他们能拿出奏效的对策。

应对国际上形形色色的NGO和GCS，你很难依靠一而贯之的意识形态目标；你也不能用某个国家的政治归属或公民归属来界定他们，他们的联系很多都是跨国界的，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也管不住他们，他们也经常令本国的政客难堪。你也很难用固定组织的方式来对付他们，他们之间往往只有观念或者目标的一致性，却没有组织上的“总司令部”、全球的一致系统。这些人是新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散兵游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是issue organization，亦即由一些具体的事件吸引和在有限时段里协调起来的力量。平时他们各干各的，一遇有事件，便一声呼啸聚成网络，出招施压。他们的战术，也不像以前在国际舞台上“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基本运作模式。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一国政府最初通常会以政治手段或者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再采取经济制裁，或动用自己的秘密机构，比如CIA或者英国的军情局、苏联的克格勃等，去扶持对手的敌人，或者暗杀、策动政变等。当所有这些手段都失效时，战争或者战争的威胁随之而来。

但是国际上的NGO和GCS，并不以这些手段来运作，他们每遇到一个机会或问题，就会自主地发展出一些技巧和手段，下一次这些技巧和手段会不会再用，你还说不准。下一次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招施压，多半也是未知数。这很像新兴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任何一支股票，都有可能发生奇迹，但很难作为下一步投资的定规。这些散兵游勇结成的issue grouping（即以共同关心的问题为连接的群体），有着巨大的多变性、多发性和戏剧性，让官僚机构防不胜防。

过去三十年的对外开放，让中国学会了搞定各主要国家的政府。但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天下变了，政府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玩家。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对这一国际趋势不敏感。中国的官员里也并非无人关注这些现象，但这种关注，还没有发展成冷静、客观、系统的研究，导致中国政府官员面对国际上的突发事件，常常束手无策，很尴尬。

问题的深层根源何在？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允许国内的NGO以法律保障的足够空间来发展，并让它们成长后参与国际社会关心的种种事务。因此，中国政府官员在某种意义上是淡水鱼，他们对所有淡水系统里的大鱼、中鱼、小鱼，对付起来已经游刃有余，但对新的国际形势下冒出来的那些咸水鱼，却没了招数。他们对那些海里来的鱼，还想用解决淡水鱼的方法来对付，当然力不从心。

中国政府若想发展出与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咸水鱼们”打交道的视野、观念、策略和技能，除非日常生活里有机会和国内形形色色的NGO打交道。否则，永远被动。换句话说，你必须让中国的淡水鱼，也变成能到大海里搏击的咸水鱼才行。

在西方，政府官员们最初也被那些新型社会运动搞得焦头烂额，但他们很快适应了。因为这些官员在国内常遇到这样的挑战，于是突发事件变成了常态。他们明白了，这些NGO和GCS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长期存在的行动者，不管将来怎样，他们都会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中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不能以冷静和开放的胸怀来应对这个世界事务的新局面，要把“和平崛起”推展下去，显然会难关重重。任你制定了再好的国际政策和外交战略，若眼中只有外国政府而没有国际上的NGO和GCS，当遇到随时可能的突如其来的挑战，一定会手忙脚乱，事半功倍。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高嵩据访谈整理，业经作者审阅改定）

Labels: GCS, NGO

  ¶ 9:43 PM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