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闲评
Monday, May 26, 2008
灾后重建可能需要三年
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北京报道
2008年5月26日 星期一
中国官员上周五表示，在四川省遭受5.12地震破坏的区域，重建工作将需要三年时间。而此时，数百万受灾民众的不安迹象已开始显现。
电视镜头捕捉到了德阳一家超市外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画面，居民们怀疑有救灾物资被转移到了这家商店。据报道，有一位政府官员在事件中受伤。此外还有报道称，一些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遭到急需获得食品和水的地震幸存者拦截。
救援人员表示，考虑到重建工作的规模和今后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这种不满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上一周一直在四川的一位慈善组织官员表示：“你明显能感觉到，在一些地方，人们正变得越来越躁动。”
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表示，政府计划重建受灾地区的所有城镇，但会首先建设临时住所，以安置500万左右无家可归的民众。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李成云表示：“力争在一个月内为98%的群众提供安全、经济、适用的临时住处。” 他再次呼吁向灾区捐献帐篷——政府迄今已经发放了约40万顶帐篷，但相信需求量在300万顶以上。
山体滑坡在受灾地区造成一些河流堵塞，产生了30多个“堰塞湖”，官员们担心这些湖泊可能引发洪水。四川省政府水利官员朱兵表示，所谓的“堰塞湖”短期内不会出现重大险情，专业人员正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
但他补充道：“如果遇到强余震或者是强暴雨，整体坍塌的可能性也存在。”目前受灾地区雨季即将到来，官员们也表示，自5月12日的主震以来，小规模的余震已达数千次。
鉴于该地区的地震风险和一些地方多山的地形条件，政府已开始讨论所有受灾城镇是否都应该在原地重建的问题。北川县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官员已表示，他们可能会另行选址进行重建。
大量军队和警察被调集到灾区的同时，也有数量庞大的志愿者自行到达四川，帮助军警一起救灾。李成云估计，多达20万人自愿参与了救灾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CBRC)表示，国内银行应该注销因地震而无法偿还的贷款。农村地区最大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预计，由于地震的原因，该行呆、坏账金额将增加8.5亿美元，但其它银行尚未透露这方面的信息。
中国银监会在一份通知中要求，对于银行卡透支款项，持卡人和担保人已在本次震灾中遇难的，各银行应予以核销。
译者/力文
2008年5月26日 星期一
中国官员上周五表示，在四川省遭受5.12地震破坏的区域，重建工作将需要三年时间。而此时，数百万受灾民众的不安迹象已开始显现。
电视镜头捕捉到了德阳一家超市外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画面，居民们怀疑有救灾物资被转移到了这家商店。据报道，有一位政府官员在事件中受伤。此外还有报道称，一些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遭到急需获得食品和水的地震幸存者拦截。
救援人员表示，考虑到重建工作的规模和今后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这种不满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上一周一直在四川的一位慈善组织官员表示：“你明显能感觉到，在一些地方，人们正变得越来越躁动。”
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表示，政府计划重建受灾地区的所有城镇，但会首先建设临时住所，以安置500万左右无家可归的民众。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李成云表示：“力争在一个月内为98%的群众提供安全、经济、适用的临时住处。” 他再次呼吁向灾区捐献帐篷——政府迄今已经发放了约40万顶帐篷，但相信需求量在300万顶以上。
山体滑坡在受灾地区造成一些河流堵塞，产生了30多个“堰塞湖”，官员们担心这些湖泊可能引发洪水。四川省政府水利官员朱兵表示，所谓的“堰塞湖”短期内不会出现重大险情，专业人员正在进行不间断的监测。
但他补充道：“如果遇到强余震或者是强暴雨，整体坍塌的可能性也存在。”目前受灾地区雨季即将到来，官员们也表示，自5月12日的主震以来，小规模的余震已达数千次。
鉴于该地区的地震风险和一些地方多山的地形条件，政府已开始讨论所有受灾城镇是否都应该在原地重建的问题。北川县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官员已表示，他们可能会另行选址进行重建。
大量军队和警察被调集到灾区的同时，也有数量庞大的志愿者自行到达四川，帮助军警一起救灾。李成云估计，多达20万人自愿参与了救灾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CBRC)表示，国内银行应该注销因地震而无法偿还的贷款。农村地区最大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预计，由于地震的原因，该行呆、坏账金额将增加8.5亿美元，但其它银行尚未透露这方面的信息。
中国银监会在一份通知中要求，对于银行卡透支款项，持卡人和担保人已在本次震灾中遇难的，各银行应予以核销。
译者/力文
Labels: China, earthquake
¶ 10:01 PM 0 comments
如果，每个灾区都有一台摄像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实习生 贾思玉 陈倩儿 吴冰清 2008-05-22 08:04:18
5月18日下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包军昊正在看前一天凌晨李长春视察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李长春视察央视的时候，包军昊就站在他身后，领导的指示听到了，但新闻还是要看一遍。
当晚，《新闻联播》增加固定板块“抗震救灾英雄谱”。同时，与直播初期信息奔涌、话题不断的状态相比，央视直播的面貌也越来越整齐划一。
5月19日14：28，举国哀悼日把央视的直播推向高潮。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南京、广州、济南、武汉……不同的背景，同样缓缓下降的国旗。各省市电视台播放着同样的画面，所有镜头扫过的人，表情肃穆，举止庄重，哀恸而真挚，电视里的汽笛呜鸣跟窗外的消防警报响成一片。
这是同一个中国，不久之前，黑砖窑的冷酷让人汗毛倒竖；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的出国游游客让人侧目……在灾难面前，所有的人学会了得体。
5月19日14：28，中国只有一个表情，只有一个电视频道。
突发事件
周荃（化名）会永远记住地震发生的那一刹那她正在编的那条关于CPI最新排行的新闻，就像复印机的按钮被按下，一道白光闪过，所有的信息便留在白纸上。央视新闻中心5月12日下午，值班编辑周荃记住了当天电视上播出的若干条毫不相干的新闻：奥数教育反思、央行准备金率上调、印度聋哑女孩跳舞。“如果在平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我们会做很多背景分析，但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赶紧播完。”周荃说。
地震发生的时候，刚从佳木斯出差回来的央视记者徐丽莉正在家里写稿子。同事张程给她发短信说地震了，毫无感觉的徐丽莉不相信，张程随即把他在四川德阳的父母发给他的短信转发徐丽莉：家里地震了，我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震感，家里书架上的书全哗啦哗啦往下掉。
徐丽莉马上紧张起来，正想着自己所在的栏目会不会派人，就接到制片人白玛央金的电话：“你赶快把张程喊来，候命去灾区。”当天下午，张程出发赶往北川，至今没能去德阳探望父母。
地震发生的那一刹那，在新闻评论部两层的办公楼，震感并不强烈。但人们陆续从MSN和QQ上收到“地震了”的消息，浙江、河南、陕西、湖北、成都……随着震感的比较越来越聚焦于成都，《东方时空》制片人包军昊发动办公室里所有的人给成都打电话，都打不通。拨028114，依然不通。包军昊凭着他12年的从业经验知道，出大事了。14∶42，《东方时空》的3名记者定到了去成都和绵阳的机票。
12号上午，包军昊刚给栏目组开过会总结4月份的工作：4月份突发事件一个接一个，4·28撞车、藏独、火炬接力、抵制家乐福……打破了栏目组日常的生产流程，5月份该喘口气过平常日子了。
与周荃手下跑国家地震局的记者一样，《东方时空》联系地震局的记者也打不通线人的电话。包军昊一边派记者拎着摄像机直接去地震局堵，一边打开电视，凤凰卫视的直播已经开始，“我们这边怎么还不开始？出了大事，不管有没有信息先把窗口开了再说。”十几分钟之后，央视的直播开始，“这还差不多。”包军昊舒了一口气。
这十几分钟时间对于一条马路之隔的央视总部大楼来说并不是一片空白。正在编片子的央视新闻中心直播组负责人王昔在剧烈的晃动中和同事跑到楼下。喘息未定，与地方台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央视地方部马上跟地方台联系，收集震感、震级方面的信息，寻找可以连线的地方台记者。忙乱中，新闻中心采编部的一位记者接到一条来自国家地震局的短信，一行字，只有震中、震级。
周荃和她的同事马上上网搜索，震中汶川在离成都100公里的地方。所有人都知道，出大事了。
没有向上请示，15∶02，新闻频道正在播出的整点新闻打出“突发事件”的片头——一个棕底白字的小窄条，出现在屏幕正中偏下，叠印在播音员的胸线位置。播音员耿萨播报了“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
速报，更正
对于以端庄稳重为定位的国家电视台来说，“突发事件”的片头极少使用。最近的两三年内，周荃搜索不到使用过这个片头的记忆：“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都没使用过，因为严格说那不算突发事件。机位就架在那，战争一旦开始，就可以开拍。”
地方部继续向各省、各地市电视台收集信息。浙江台已经从省地震局获得权威消息，浙江发生7.0级地震属误传。而在此之前，浙江发生7.0级地震及北京通州区发生3.9级地震的消息已经相继被耿萨播报出去。得知这两组数据均为误传之后，耿萨马上更正。
没过多久，国家地震局刷新汶川地震的震级为7.8级，耿萨再次更正。“这两天很多人在比较四川台做得怎么样，央视做得怎么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运作关系，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所有的省级、地市电视台的一切资源都为央视调用。以往中央台不求最快，但求最准。这种得到最新消息就播出去，随后再更正的情况特别少见。”周荃说。“在这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传达过中央的明确指示，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速报，以前我们也说‘及时报’——不是及时报道，而是及时上报。”包军昊说。
为了贯彻上级指示，3月到4月间，央视曾尝试遇到突发事件把新闻频道的栏目打通，冲散整点新闻和新闻专题片的界限，随时中断正在播出的专题片或者整点新闻，插播突发新闻。奥运火炬传递为这种尝试提供了一次演练机会。而更早的准备，从2003年新闻频道开播的时候就开始了，“平常我们新闻频道的滚动新闻都是直播，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没有跟不上的担心。”2006年，在“小丫招女婿”的海选中从北京电视台进入央视的播音员赵普说。
十几分钟之内，耿萨所在的直播间外已经聚集了央视新闻中心时政部、地方部、采编部、军事部若干个部门的几十号人。跑时政的记者收到最新的消息，温家宝将乘专机赶赴灾区。CCTV1和CCTV新闻并机直播地震的决定便在此刻做出。
15∶12，直播窗口打开。主播耿萨连线在成都出差的央视记者曹越，曹越从成都公用电话亭口述了惊魂初定的成都的街景：
大约20分钟之前，感觉到强烈的震感，市民纷纷涌上街头。人民公园已经挤满了市民，公共汽车还在照常行使，店铺的灯还亮着，但是手机打不通，人们在等待消息。
坚持到《新闻联播》
直播开始的时刻，像曹越这样实时传回的信息凤毛麟角。直播间外，导播和编导们忙着联系汶川、成都、绵阳、都江堰以及周边有震感省市电视台，征集关于地震的一切一手信息。有画面优先播画面，没有画面优先电话连线，没有声音就播报来自前方的文字消息。但在通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下一秒是否还联系得上前方。“所有的人都特别茫然、紧张，从主播、编导到台长。”周荃说。
按照常规播报完整点新闻就可以离开直播间的耿萨，在“播完这条不知道下一条要播什么”的情况下挺了一个多小时。走出直播间的时候，藏族人耿萨才意识到，她在甘肃文县白马河畔的家，离震中很近。“直播的时候，导播告诉她的地名、经纬度、震级对她完全没有意义。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耿萨的同事说。更让耿萨难以想象的是，就在她播报地震消息的时候，地震正在她的家乡实实在在地发生，95%的房屋成为危房，道路多处塌方。
耿萨坚持不下去了，海霞临时顶岗。从连续四个大夜班之后的酣睡中被通报地震的电话惊醒，《朝闻天下》的主播赵普打开电视，发现同事海霞没来得及化好妆，刚画了一条眼线就“上去了”。赵普马上把胡子刮了。
赵普刮胡子的时候，央视的几名记者已经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准备随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飞往灾区。而在此之前，两三位时政记者已经搭上了温总理飞往灾区的专机。
第一批赴川记者包括新闻中心副主任王晓真、新闻中心采编部主任许强，他们在都江堰建立起前方记者指挥中心，成为直播信息的第一道把关人。“抗震救灾一线是最重要的，指挥部前移，他们在前方发现信息传给我们，而不是后方告诉他们去采什么。”赵普说。
第一批赴川记者还在路上，前方信息仍然主要依靠和地方台记者的连线。演播室里的海霞只能退而求其次采访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介绍防震知识和汶川地形，提醒观众不要相信谣传，要相信从正规渠道得到的信息。海霞的任务是让大家安心。但一切突如其来，她的语速急峻，时有磕绊。这样的状态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导播从耳麦传来的指令是，至少坚持到《新闻联播》。事实上，在前方信息相对匮乏的状态下，海霞和国家地震局七十多岁的专家坚持了三个多小时。专家坚持不下去了，主播张羽上场。
张羽上场，海霞稍微舒了一口气。导播的指令可以分别给她和张羽两个人了，她问专家问题的时候，张羽可以监听前方的信号。有一定的提前量，从专家访谈切换到前方记者的连线的时候，张羽就可以较为从容地完成。
即便如此，事情也并不简单。张羽上场之前，不知道他要在演播室呆几个小时，导播不知道、编导不知道、新闻中心的主任不知道、台长也不知道。午夜12点接到的指令是再往后延两小时，午夜两点的时候又接到指令，至少再延1小时。
主席是不是没睡好
12日下午，整个央视新闻频道最镇定自若的人也许是白岩松。地震发生的时候，白岩松在云南的机场。震感明显，但白岩松判断并不严重，就在几天前，5月6日到10日，他作为随行记者跟胡锦涛一起访日，刚刚在日本经历了一次5级地震。“主席也经历了，他就住我们楼上。第二天我还在节目中说，主席昨天是不是没睡好，因为地震发生在半夜两点。我没醒，同事把电话打进来了，说地震了，我们都跑下楼了。”白岩松没跑，因为在此之前，为“普及常识”，他曾专门到日本做过一个地震的专题，体验过七级地震的感觉。
白岩松当时马上打开电视，想看看NHK对地震的反应。半小时之后，NHK的一个频道专门用来公布与地震有关的消息。“没有画面，没有主持人，就是在山水画面风景的背景上，不断地打东京这个区的震感是多少，那个区的震感是多少，哪儿发生了地震。持续了很长时间，做得非常细。”
5月12日下午在云南的机场，白岩松以为，脚下的地震也和几天前日本深夜的地震一样，是大自然一个恶作剧式的造访。但当他接到电话，知道北京也有明显震感的时候，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候，海霞已经出现在机场的电视屏幕上。白岩松的手机接到一条短信：今晚10点到12点，北京有6级地震。
白岩松立刻给演播室外的编导发短信：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是谣言最易传播的时候，与地震有关的最初的数字，往往都是无效的。
15分钟之后，海霞在直播中辟谣，关于北京将发生6级地震的说法是谣传。
晚上6点，白岩松从云南回到北京，刚一出舱门就接到新闻中心的电话，与此同时，赵普的电话也响了，指令是一样的：速到台里来。赵普带着他从网上扒下来的关于汶川的背景资料走进新闻中心办公室，同事康辉已经坐在那里了。
怎么还看不到前方？
5月13日13：00，赵普结束了4个半小时的地震直播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小普，我们做得太不好了，应该事先给你准备一个杨利伟在宇宙飞船里用的那种纸尿裤。”赵普这才意识到自己尿急，该上厕所了。
从13日开始，赵普一直腹泻，医生说没药可治，是神经性的，当涌向他的信息流逐渐平缓下的时候腹泻会自然消失。没有别的办法，赵普在直播之前尽量不喝水。
一进直播间，赵普的耳朵要同时听三四个声音：“导播的，现场指挥的领导的，还要听前方传来的信号，我脸上还得跟没事儿一样，听对面的嘉宾在说什么。其实他的话我只听到一半儿，但是我还得不断地问问题，控制住他，不让他长篇大论，用最快速准确的提问换来最权威的答案。”
比赵普听到的声音更嘈杂的其实在演播室外，从央视大楼到新闻中心的“抗震直播指挥部”和直播间，几十号人匆匆忙忙地来回穿梭，警卫查证件，晃一下胸牌就闪。“特别是前两天，信息比较错综，我们害怕误传，还要去核实，大家都特别焦虑。谁都知道，眼下需要最快捷的资讯，但因为通信和交通的中断，最前方的画面迟迟传不回来。”赵普说。
13日，赵普拿到的前方地图是一张黄底的平面图，在上面，成都、汶川、北川等地只是大小不等的黑点。震中汶川究竟如何了，没有人知道。电没了，路断了，电话不通，地图上看离成都寸许距离的汶川完全成为死亡之谷里的信息黑洞。赵普能做的跟头天夜里海霞张羽一样，连线地方台记者、专家访谈。
“刚刚出现重大灾情，刺激很重，大家的热情是奔涌的状态，像火山一样在喷发，但是火山喷发是无序的，那个时候我最想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知道你们遭灾了，我们都在支持你们。但我不会轻易号召，大家赶紧进去吧，那里需要人。因为这是我们政府反复强调的所谓强有力的领导的时候。所以我问减灾中心的专家，我们国家特大突发事件的四级响应是怎么回事。我想通过这个告诉大家，国家是有非常严密的制度安排的，谁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时候都清清楚楚。”赵普说。
但观众不买账：你们央视为什么总在演播室，请嘉宾谈来谈去？地震发生了十几个小时了，我怎么看不到前方的情况？
我知道你急
“作为第一个信息接收者，我也不满意，我恨不得每个受灾的地方都架上一台摄像机，24小时直播。但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这种手段，只能靠我说。”赵普一边直播，一边在心里跟观众解释，“我知道你急，我把信息未经编辑、未经审查就给你。”
网友的质疑依然铺天盖地：“这种时候，军队就得上啊，军事卫星赶紧把前方的图片传回来！”
“大家不知道当时的气象条件根本不容许，云层太厚，卫星没有用武之地。”赵普说。
“我们在谷歌上早就搜到了前方的三维地图，你们怎么这么笨？”
“他不知道地震已经把地形地貌完全改变了。北川在哪儿？北川已经从地球上被抹去了。我连线我们在北川的记者何莉，她说废墟之上一个看上去好好的三层楼，你拿起竹竿从远处一捅，那幢楼马上散架。”身在信息漩涡中的赵普感觉到无形的压力。生在农村，长在草根人家的赵普知道，观众和网友的质疑，看似荒唐，从另外一个角度，又相当合理。知情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14日，在国家测绘局的支援下，演播室有了灾区的第一张三维立体地图——崇山峻岭之中的汶川让所有的人更加焦急。
15日，看到都江堰的医生其孩子被埋废墟之下仍然坚守岗位的画面，赵普在直播中哽咽：“为什么我们爱这片土地，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懂得相互守望。因为转播车的原因，我们还不能把更多的画面带给大家，我们只能反复播放能够搜集到的宝贵的画面，目的只有一个……”
坐在赵普对面的专家、演播室外的编导也红了眼圈。导播张君通过耳麦对赵普说：我们等你。随即，把赵普耳边的几个声道切断。安静持续了两秒。
震后汶川第一帧
在电视机前的人和演播室里的人等前方画面望眼欲穿的时候，四五十名央视记者随卫生部、红十字、军队分批次抵达四川。
央视新闻中心采编部的政法记者姬缘13日凌晨接到通知订最早的机票，到达四川任何一个机场都行。姬缘能订到的最早的抵川航班是当天早晨8∶30飞绵阳，因为航班延误，飞机起飞是在下午两点半。到绵阳后，姬缘乘车赶往成都，从成都再去都江堰。当晚下大雨，姬缘在都江堰公安局门口的帐篷里过夜。
跑新闻出版的央视记者徐丽莉第一时间接到地震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把手头的片子编完，随时待命出发。编了一个通宵的片子，13日早晨8点，徐丽莉接到电话，必须在中午11点赶到卫生部，跟专家一起赶赴灾区。13日下午4点，徐丽莉与52岁的摄像邢栋抵达成都机场。北京天津几家医院自带的手术刀、一次性消毒用具、胶鞋等几十吨物资全部混在一起，在机场清点物资用去5小时。
到了逼近震中的都江堰和绵阳，记者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素材回传。受灾严重且温总理最早视察的都江堰幸运地拥有前方记者点的第一台转播车。姬缘和他的同事每天带三盘裸带出发，拍满一盘就拿到转播车往回传。而身在绵阳的徐丽莉只能利用当地电视台的设备，往回传素材的记者特别多，传一次素材要排一个小时到半天的队。
每个记者都清楚，能不能被后方连线，取决于自己所掌握的各方面信息够不够迅速：交通、通讯、电力供应、救援数字。
“救人的数字必须在第一时间传回来。比如说我这里已经救出了167个人了，两个小时前还是163个……这是数字和数字的搏斗。救援的数字在增加，伤亡的数字也在增加。仅就数字而言，我们的确在吃败仗，但如果我们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从废墟中捞出来的这些人如果算战果的话，它比以往任何一场胜利都来得光彩。”身在演播室的赵普说。
5月15日21∶15，130名武警和22台挖掘机抢修三昼夜之后，从马尔康通往汶川的西线公路打通。央视的转播车跟救援车队一起沿着这条公路往里开， 87公里，边走边拍，随时可能遭遇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是最早播出的离汶川距离最近的电视画面。后来被凤凰卫视和国外媒体反复使用。
5月16日，央视播放了北京航校志愿者乘坐三角翼和动力伞航拍的汶川映秀镇，这是全世界看到的震后汶川的第一个电视画面。在直播开始的时候输给凤凰卫视的央视在这个时候显示出它的优势。
当央视记者随各部委的专机一批又一批抵达灾区拉网布点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市场化媒体和地方媒体也想尽办法搭乘误点延迟的民航，几经辗转最后以步行的方式向灾区逼进。央视动用海事卫星、卫星光缆传输素材的时候，地方媒体的记者正在为如何回传他们用笔写的稿子着急。
这时候讲故事 太不要脸了
当信息传播成为第一要务的时候，每个具体的名字和每段具体的悲欢便被忽略了。最初的幸存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没有名字。
“我只是在各种惨烈严峻的数字中告诉你一个生还的好消息，让你松一口气，那个时候讲故事就太不要脸了。前段时间一个电台的做直播连线的时候，让困在底下的人说一句话，当时我就很不高兴，这是违反常识的做法。你做记者，传递信息是你的职责，但你让废墟里面的人喊话，是在消耗他的生命。”赵普说。
“任何直播都需要前方的动态，但每一天都要有每一天的主题。”直播开始的前三天，白岩松的主题是“救命”，“我在节目中说，与其说是‘抗震救灾’，不如说是‘抗震救命’。”
一切服从于救命，就要关注损失的情况，救援开展的能力保障，道路、信息、电……主持人跟各地连线的时候，都是问路线打通到哪，救护的方式怎么开展。
但凡白岩松认为特别重要的信息，他都会加大频率去说，不怕重复，比如通往汶川的西线通道打通的时候，他在半小时之内就重复了四次。
还有就是常识。
白岩松在节目休息中遇到中国神经外科专家凌锋，凌锋说现在节目里最缺的是通俗易懂、能印成传单一样的常识。没过多久，凌锋编了十条救助常识顺口溜：发现生命先送水，未能饮水快补液；清理口鼻头偏侧，呼吸通畅是原则；臀部肩膀往外拖，不可硬拽伤关节；伤口出血靠压迫，夹板木棍定骨折……
接下来的直播时段，白岩松至少把这十条顺口溜念了不下两遍，制作团队还同时把顺口溜打成了字幕。
一个小时之后，前方传来一段新闻：一个小男孩，9岁，利用学过的防震常识，让大家往墙角跑，救了身边6个小伙伴。
的确感人，坚决不播！
当乐刘会获救的时候，人们没有办法不记住她——格子上衣、废墟下的大眼睛，在7层楼的废墟下面被困六十多个小时之后，她说：“我很好，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我往前挪挪，你们就能看到我，我知道你们会来救我，我相信你们会来救我”。
拍乐刘会获救的记者是在5月13日大雨中抵达都江堰的姬缘。对乐刘会的救援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3点结束，这是姬缘到灾区之后亲历的最顺利的一次救援。
“已经看得见乐刘会的脸了，救援队员正在用电锯锯挡着她的水泥板，乐刘会的神志相当清醒。”姬缘一辈子都会记得乐刘会的声音，“我叫乐刘会，音乐的乐——刘备的刘——集会的会。”
姬缘发现围观人群里两位妇女神情非常激动，他走过去问：这有乐刘会的亲人吗？那两位妇女马上围过来，一个是她的妈妈，一个是她的姑姑。姬缘告诉她们，乐刘会没事。乐妈妈想见女儿，姬缘说这要问救援队，于是留下自己手机号。救援队的医生说，重伤的幸存者将被送往成都，轻伤留在都江堰本地的人民医院救治，乐刘会基本毫发无损，去中医院就可以了。姬缘让摄像找了一辆车，跟着救援车把乐刘会的家属送到医院。
白岩松从15日直播里看到乐刘会的脸一晃而过，那时屏幕上还没有打出她的名字。白岩松马上要求节目组的人查是谁拍回了这个女孩子的画面，晚上他在自己主持的直播中，把乐刘会的故事用三个段落放大，乐刘会的名字用大字体打在电视屏幕上。“从15日开始，我们在直播中就开始把人放大，人要有名字，有故事。”白岩松说。
一个盲点地区，第一次有飞机来，记者跟拍直升机去救援的场景，直升机拉着伤员要走的时候，留在当地的轻伤员和幸存者塞给驾驶员一沓纸条，纸条上是幸存者的名字和亲属的电话。驾驶员把纸条转交给了记者，记者打电话，旁边摄像把他打电话的场景拍下来。“第一个电话打通的时候，没有人不落泪。”白岩松说。可惜 20个电话只通了5个。“受灾后前两天是恐惧，是庆幸，庆幸自己还活着，从今天开始，痛感来了。家没了，亲人没了。这次地震，家庭破碎度比唐山大地震还要高，因为是在白天，一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在家的在家。心理的抚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白岩松说。
从16日开始，救人、救命的主题渐渐向防疫、灾民安置过渡——过于血腥残酷的画面被前方和后方自动过滤掉。
姬缘拍过一个救援场面，受难者双腿被压在水泥板下，血肉模糊，为了把他救出来，双腿被锯断。现场拍摄的画面传回电视台播出的时候，锯腿的画面被切走。
白岩松看到一帧画面：50个遇难的孩子躺在操场上，他们的老师在鞠躬。“的确感人，但坚决不播！有些东西播出之后，给人的打击确实太大了。我跟你说实话，真不是领导决定的，是我们自己决定的。”白岩松说。在他直播中，一位专家提醒观众，大人跟孩子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要解释，是小比例事件，地震不会总发生。这让白岩松心有戚戚，他现在还记得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自己处于怎样的恐惧中，半夜睡觉要把一个啤酒瓶子放在地上。
“当时大家哪有意识对一个七岁的孩子做什么解释，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细节上。”白岩松说。
在白岩松的议题层层铺开的时候，央视对地震的直播进入“突发事件的常规报道”阶段。“做到第三天，导播松弛了，我们也松弛了。前方记者的状态和分布后方了如指掌，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赵普说。
随着动作越来越从容，电视台的一些“老规矩”开始慢慢恢复。只要是打在纸上的消息，都要有当班主任的签字才能播报。电话连线不在审查之列，因为“连线的问题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漫无边际，通常导播在连线之前会和记者做个大致的沟通。”
原来的固定栏目《朝闻天下》、《新闻三十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一个接一个恢复。新闻播报的优先级别是时政要闻、现场的是实时信号、之后是对现阶段的抗震救灾“最有用”的片子，比如救人的场面、灾民安置，“告诉大家现在很有秩序，很好，你们放心”，这是“规定动作”。
每逢整点，交待领导人行踪的时政要闻便出现在屏幕上。
门开了就不会关上
13日，央视新闻频道照例现场直播抗震救灾节目，内容是连线前方记者，主持人拨通了记者徐娜的电话，询问她关于都江堰聚源镇中学救灾工作，电话中徐娜说自己其实是在成都连线，对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也支支吾吾无法回答，不到24小时，网友群起将这段连线视频和文字发到各大论坛，声讨“逃兵”徐娜。
连线是央视最方便和普遍的新闻采集方式。之所以连线徐娜，是因为当天下午，温家宝刚刚视察过聚源中学，徐娜恰好在那里采访。
当时都江堰没有转播车，徐娜负责把采集到的视频带到成都传回北京，等她从都江堰赶回成都的时候，任务变成了连线。
主持人对徐娜的提问是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而徐娜在聚源中学的采访任务，是“通过人性挖掘灾难中的故事”，并不负责那里的救灾情况——一个简单的直播流程问题，变成了记者职业道德问题。
几年前白岩松团队曾准备配合中国的大地震演习，搭建直播架子，“后来直播还是取消了，原因是怕引起恐慌。”白岩松无不后悔地说。
11年前，白岩松参与了央视的第一个直播香港回归直播，之后是澳门回归、三峡蓄水、伊拉克战争……开始的的时候“直播”是很敏感的，“请外面的人进演播室要层层审批。后来多做了几次直播没出事，领导才稍微放心。”
白岩松形容此次汶川地震直播，“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直播”，而是学会了面对灾难，而不是逃跑。“国家形象的直接反馈，会让决策者意识到，将来我照单做，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哪个层面不受益？”
11年前，做香港回归的时候，白岩松悄悄对他的领导说，放心，门开了，就不会把它关上！
5月18日下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包军昊正在看前一天凌晨李长春视察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李长春视察央视的时候，包军昊就站在他身后，领导的指示听到了，但新闻还是要看一遍。
当晚，《新闻联播》增加固定板块“抗震救灾英雄谱”。同时，与直播初期信息奔涌、话题不断的状态相比，央视直播的面貌也越来越整齐划一。
5月19日14：28，举国哀悼日把央视的直播推向高潮。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南京、广州、济南、武汉……不同的背景，同样缓缓下降的国旗。各省市电视台播放着同样的画面，所有镜头扫过的人，表情肃穆，举止庄重，哀恸而真挚，电视里的汽笛呜鸣跟窗外的消防警报响成一片。
这是同一个中国，不久之前，黑砖窑的冷酷让人汗毛倒竖；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的出国游游客让人侧目……在灾难面前，所有的人学会了得体。
5月19日14：28，中国只有一个表情，只有一个电视频道。
突发事件
周荃（化名）会永远记住地震发生的那一刹那她正在编的那条关于CPI最新排行的新闻，就像复印机的按钮被按下，一道白光闪过，所有的信息便留在白纸上。央视新闻中心5月12日下午，值班编辑周荃记住了当天电视上播出的若干条毫不相干的新闻：奥数教育反思、央行准备金率上调、印度聋哑女孩跳舞。“如果在平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我们会做很多背景分析，但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赶紧播完。”周荃说。
地震发生的时候，刚从佳木斯出差回来的央视记者徐丽莉正在家里写稿子。同事张程给她发短信说地震了，毫无感觉的徐丽莉不相信，张程随即把他在四川德阳的父母发给他的短信转发徐丽莉：家里地震了，我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震感，家里书架上的书全哗啦哗啦往下掉。
徐丽莉马上紧张起来，正想着自己所在的栏目会不会派人，就接到制片人白玛央金的电话：“你赶快把张程喊来，候命去灾区。”当天下午，张程出发赶往北川，至今没能去德阳探望父母。
地震发生的那一刹那，在新闻评论部两层的办公楼，震感并不强烈。但人们陆续从MSN和QQ上收到“地震了”的消息，浙江、河南、陕西、湖北、成都……随着震感的比较越来越聚焦于成都，《东方时空》制片人包军昊发动办公室里所有的人给成都打电话，都打不通。拨028114，依然不通。包军昊凭着他12年的从业经验知道，出大事了。14∶42，《东方时空》的3名记者定到了去成都和绵阳的机票。
12号上午，包军昊刚给栏目组开过会总结4月份的工作：4月份突发事件一个接一个，4·28撞车、藏独、火炬接力、抵制家乐福……打破了栏目组日常的生产流程，5月份该喘口气过平常日子了。
与周荃手下跑国家地震局的记者一样，《东方时空》联系地震局的记者也打不通线人的电话。包军昊一边派记者拎着摄像机直接去地震局堵，一边打开电视，凤凰卫视的直播已经开始，“我们这边怎么还不开始？出了大事，不管有没有信息先把窗口开了再说。”十几分钟之后，央视的直播开始，“这还差不多。”包军昊舒了一口气。
这十几分钟时间对于一条马路之隔的央视总部大楼来说并不是一片空白。正在编片子的央视新闻中心直播组负责人王昔在剧烈的晃动中和同事跑到楼下。喘息未定，与地方台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央视地方部马上跟地方台联系，收集震感、震级方面的信息，寻找可以连线的地方台记者。忙乱中，新闻中心采编部的一位记者接到一条来自国家地震局的短信，一行字，只有震中、震级。
周荃和她的同事马上上网搜索，震中汶川在离成都100公里的地方。所有人都知道，出大事了。
没有向上请示，15∶02，新闻频道正在播出的整点新闻打出“突发事件”的片头——一个棕底白字的小窄条，出现在屏幕正中偏下，叠印在播音员的胸线位置。播音员耿萨播报了“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
速报，更正
对于以端庄稳重为定位的国家电视台来说，“突发事件”的片头极少使用。最近的两三年内，周荃搜索不到使用过这个片头的记忆：“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都没使用过，因为严格说那不算突发事件。机位就架在那，战争一旦开始，就可以开拍。”
地方部继续向各省、各地市电视台收集信息。浙江台已经从省地震局获得权威消息，浙江发生7.0级地震属误传。而在此之前，浙江发生7.0级地震及北京通州区发生3.9级地震的消息已经相继被耿萨播报出去。得知这两组数据均为误传之后，耿萨马上更正。
没过多久，国家地震局刷新汶川地震的震级为7.8级，耿萨再次更正。“这两天很多人在比较四川台做得怎么样，央视做得怎么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运作关系，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所有的省级、地市电视台的一切资源都为央视调用。以往中央台不求最快，但求最准。这种得到最新消息就播出去，随后再更正的情况特别少见。”周荃说。“在这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传达过中央的明确指示，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速报，以前我们也说‘及时报’——不是及时报道，而是及时上报。”包军昊说。
为了贯彻上级指示，3月到4月间，央视曾尝试遇到突发事件把新闻频道的栏目打通，冲散整点新闻和新闻专题片的界限，随时中断正在播出的专题片或者整点新闻，插播突发新闻。奥运火炬传递为这种尝试提供了一次演练机会。而更早的准备，从2003年新闻频道开播的时候就开始了，“平常我们新闻频道的滚动新闻都是直播，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没有跟不上的担心。”2006年，在“小丫招女婿”的海选中从北京电视台进入央视的播音员赵普说。
十几分钟之内，耿萨所在的直播间外已经聚集了央视新闻中心时政部、地方部、采编部、军事部若干个部门的几十号人。跑时政的记者收到最新的消息，温家宝将乘专机赶赴灾区。CCTV1和CCTV新闻并机直播地震的决定便在此刻做出。
15∶12，直播窗口打开。主播耿萨连线在成都出差的央视记者曹越，曹越从成都公用电话亭口述了惊魂初定的成都的街景：
大约20分钟之前，感觉到强烈的震感，市民纷纷涌上街头。人民公园已经挤满了市民，公共汽车还在照常行使，店铺的灯还亮着，但是手机打不通，人们在等待消息。
坚持到《新闻联播》
直播开始的时刻，像曹越这样实时传回的信息凤毛麟角。直播间外，导播和编导们忙着联系汶川、成都、绵阳、都江堰以及周边有震感省市电视台，征集关于地震的一切一手信息。有画面优先播画面，没有画面优先电话连线，没有声音就播报来自前方的文字消息。但在通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下一秒是否还联系得上前方。“所有的人都特别茫然、紧张，从主播、编导到台长。”周荃说。
按照常规播报完整点新闻就可以离开直播间的耿萨，在“播完这条不知道下一条要播什么”的情况下挺了一个多小时。走出直播间的时候，藏族人耿萨才意识到，她在甘肃文县白马河畔的家，离震中很近。“直播的时候，导播告诉她的地名、经纬度、震级对她完全没有意义。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耿萨的同事说。更让耿萨难以想象的是，就在她播报地震消息的时候，地震正在她的家乡实实在在地发生，95%的房屋成为危房，道路多处塌方。
耿萨坚持不下去了，海霞临时顶岗。从连续四个大夜班之后的酣睡中被通报地震的电话惊醒，《朝闻天下》的主播赵普打开电视，发现同事海霞没来得及化好妆，刚画了一条眼线就“上去了”。赵普马上把胡子刮了。
赵普刮胡子的时候，央视的几名记者已经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准备随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飞往灾区。而在此之前，两三位时政记者已经搭上了温总理飞往灾区的专机。
第一批赴川记者包括新闻中心副主任王晓真、新闻中心采编部主任许强，他们在都江堰建立起前方记者指挥中心，成为直播信息的第一道把关人。“抗震救灾一线是最重要的，指挥部前移，他们在前方发现信息传给我们，而不是后方告诉他们去采什么。”赵普说。
第一批赴川记者还在路上，前方信息仍然主要依靠和地方台记者的连线。演播室里的海霞只能退而求其次采访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介绍防震知识和汶川地形，提醒观众不要相信谣传，要相信从正规渠道得到的信息。海霞的任务是让大家安心。但一切突如其来，她的语速急峻，时有磕绊。这样的状态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导播从耳麦传来的指令是，至少坚持到《新闻联播》。事实上，在前方信息相对匮乏的状态下，海霞和国家地震局七十多岁的专家坚持了三个多小时。专家坚持不下去了，主播张羽上场。
张羽上场，海霞稍微舒了一口气。导播的指令可以分别给她和张羽两个人了，她问专家问题的时候，张羽可以监听前方的信号。有一定的提前量，从专家访谈切换到前方记者的连线的时候，张羽就可以较为从容地完成。
即便如此，事情也并不简单。张羽上场之前，不知道他要在演播室呆几个小时，导播不知道、编导不知道、新闻中心的主任不知道、台长也不知道。午夜12点接到的指令是再往后延两小时，午夜两点的时候又接到指令，至少再延1小时。
主席是不是没睡好
12日下午，整个央视新闻频道最镇定自若的人也许是白岩松。地震发生的时候，白岩松在云南的机场。震感明显，但白岩松判断并不严重，就在几天前，5月6日到10日，他作为随行记者跟胡锦涛一起访日，刚刚在日本经历了一次5级地震。“主席也经历了，他就住我们楼上。第二天我还在节目中说，主席昨天是不是没睡好，因为地震发生在半夜两点。我没醒，同事把电话打进来了，说地震了，我们都跑下楼了。”白岩松没跑，因为在此之前，为“普及常识”，他曾专门到日本做过一个地震的专题，体验过七级地震的感觉。
白岩松当时马上打开电视，想看看NHK对地震的反应。半小时之后，NHK的一个频道专门用来公布与地震有关的消息。“没有画面，没有主持人，就是在山水画面风景的背景上，不断地打东京这个区的震感是多少，那个区的震感是多少，哪儿发生了地震。持续了很长时间，做得非常细。”
5月12日下午在云南的机场，白岩松以为，脚下的地震也和几天前日本深夜的地震一样，是大自然一个恶作剧式的造访。但当他接到电话，知道北京也有明显震感的时候，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候，海霞已经出现在机场的电视屏幕上。白岩松的手机接到一条短信：今晚10点到12点，北京有6级地震。
白岩松立刻给演播室外的编导发短信：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是谣言最易传播的时候，与地震有关的最初的数字，往往都是无效的。
15分钟之后，海霞在直播中辟谣，关于北京将发生6级地震的说法是谣传。
晚上6点，白岩松从云南回到北京，刚一出舱门就接到新闻中心的电话，与此同时，赵普的电话也响了，指令是一样的：速到台里来。赵普带着他从网上扒下来的关于汶川的背景资料走进新闻中心办公室，同事康辉已经坐在那里了。
怎么还看不到前方？
5月13日13：00，赵普结束了4个半小时的地震直播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小普，我们做得太不好了，应该事先给你准备一个杨利伟在宇宙飞船里用的那种纸尿裤。”赵普这才意识到自己尿急，该上厕所了。
从13日开始，赵普一直腹泻，医生说没药可治，是神经性的，当涌向他的信息流逐渐平缓下的时候腹泻会自然消失。没有别的办法，赵普在直播之前尽量不喝水。
一进直播间，赵普的耳朵要同时听三四个声音：“导播的，现场指挥的领导的，还要听前方传来的信号，我脸上还得跟没事儿一样，听对面的嘉宾在说什么。其实他的话我只听到一半儿，但是我还得不断地问问题，控制住他，不让他长篇大论，用最快速准确的提问换来最权威的答案。”
比赵普听到的声音更嘈杂的其实在演播室外，从央视大楼到新闻中心的“抗震直播指挥部”和直播间，几十号人匆匆忙忙地来回穿梭，警卫查证件，晃一下胸牌就闪。“特别是前两天，信息比较错综，我们害怕误传，还要去核实，大家都特别焦虑。谁都知道，眼下需要最快捷的资讯，但因为通信和交通的中断，最前方的画面迟迟传不回来。”赵普说。
13日，赵普拿到的前方地图是一张黄底的平面图，在上面，成都、汶川、北川等地只是大小不等的黑点。震中汶川究竟如何了，没有人知道。电没了，路断了，电话不通，地图上看离成都寸许距离的汶川完全成为死亡之谷里的信息黑洞。赵普能做的跟头天夜里海霞张羽一样，连线地方台记者、专家访谈。
“刚刚出现重大灾情，刺激很重，大家的热情是奔涌的状态，像火山一样在喷发，但是火山喷发是无序的，那个时候我最想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知道你们遭灾了，我们都在支持你们。但我不会轻易号召，大家赶紧进去吧，那里需要人。因为这是我们政府反复强调的所谓强有力的领导的时候。所以我问减灾中心的专家，我们国家特大突发事件的四级响应是怎么回事。我想通过这个告诉大家，国家是有非常严密的制度安排的，谁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时候都清清楚楚。”赵普说。
但观众不买账：你们央视为什么总在演播室，请嘉宾谈来谈去？地震发生了十几个小时了，我怎么看不到前方的情况？
我知道你急
“作为第一个信息接收者，我也不满意，我恨不得每个受灾的地方都架上一台摄像机，24小时直播。但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这种手段，只能靠我说。”赵普一边直播，一边在心里跟观众解释，“我知道你急，我把信息未经编辑、未经审查就给你。”
网友的质疑依然铺天盖地：“这种时候，军队就得上啊，军事卫星赶紧把前方的图片传回来！”
“大家不知道当时的气象条件根本不容许，云层太厚，卫星没有用武之地。”赵普说。
“我们在谷歌上早就搜到了前方的三维地图，你们怎么这么笨？”
“他不知道地震已经把地形地貌完全改变了。北川在哪儿？北川已经从地球上被抹去了。我连线我们在北川的记者何莉，她说废墟之上一个看上去好好的三层楼，你拿起竹竿从远处一捅，那幢楼马上散架。”身在信息漩涡中的赵普感觉到无形的压力。生在农村，长在草根人家的赵普知道，观众和网友的质疑，看似荒唐，从另外一个角度，又相当合理。知情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14日，在国家测绘局的支援下，演播室有了灾区的第一张三维立体地图——崇山峻岭之中的汶川让所有的人更加焦急。
15日，看到都江堰的医生其孩子被埋废墟之下仍然坚守岗位的画面，赵普在直播中哽咽：“为什么我们爱这片土地，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懂得相互守望。因为转播车的原因，我们还不能把更多的画面带给大家，我们只能反复播放能够搜集到的宝贵的画面，目的只有一个……”
坐在赵普对面的专家、演播室外的编导也红了眼圈。导播张君通过耳麦对赵普说：我们等你。随即，把赵普耳边的几个声道切断。安静持续了两秒。
震后汶川第一帧
在电视机前的人和演播室里的人等前方画面望眼欲穿的时候，四五十名央视记者随卫生部、红十字、军队分批次抵达四川。
央视新闻中心采编部的政法记者姬缘13日凌晨接到通知订最早的机票，到达四川任何一个机场都行。姬缘能订到的最早的抵川航班是当天早晨8∶30飞绵阳，因为航班延误，飞机起飞是在下午两点半。到绵阳后，姬缘乘车赶往成都，从成都再去都江堰。当晚下大雨，姬缘在都江堰公安局门口的帐篷里过夜。
跑新闻出版的央视记者徐丽莉第一时间接到地震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把手头的片子编完，随时待命出发。编了一个通宵的片子，13日早晨8点，徐丽莉接到电话，必须在中午11点赶到卫生部，跟专家一起赶赴灾区。13日下午4点，徐丽莉与52岁的摄像邢栋抵达成都机场。北京天津几家医院自带的手术刀、一次性消毒用具、胶鞋等几十吨物资全部混在一起，在机场清点物资用去5小时。
到了逼近震中的都江堰和绵阳，记者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素材回传。受灾严重且温总理最早视察的都江堰幸运地拥有前方记者点的第一台转播车。姬缘和他的同事每天带三盘裸带出发，拍满一盘就拿到转播车往回传。而身在绵阳的徐丽莉只能利用当地电视台的设备，往回传素材的记者特别多，传一次素材要排一个小时到半天的队。
每个记者都清楚，能不能被后方连线，取决于自己所掌握的各方面信息够不够迅速：交通、通讯、电力供应、救援数字。
“救人的数字必须在第一时间传回来。比如说我这里已经救出了167个人了，两个小时前还是163个……这是数字和数字的搏斗。救援的数字在增加，伤亡的数字也在增加。仅就数字而言，我们的确在吃败仗，但如果我们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从废墟中捞出来的这些人如果算战果的话，它比以往任何一场胜利都来得光彩。”身在演播室的赵普说。
5月15日21∶15，130名武警和22台挖掘机抢修三昼夜之后，从马尔康通往汶川的西线公路打通。央视的转播车跟救援车队一起沿着这条公路往里开， 87公里，边走边拍，随时可能遭遇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是最早播出的离汶川距离最近的电视画面。后来被凤凰卫视和国外媒体反复使用。
5月16日，央视播放了北京航校志愿者乘坐三角翼和动力伞航拍的汶川映秀镇，这是全世界看到的震后汶川的第一个电视画面。在直播开始的时候输给凤凰卫视的央视在这个时候显示出它的优势。
当央视记者随各部委的专机一批又一批抵达灾区拉网布点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市场化媒体和地方媒体也想尽办法搭乘误点延迟的民航，几经辗转最后以步行的方式向灾区逼进。央视动用海事卫星、卫星光缆传输素材的时候，地方媒体的记者正在为如何回传他们用笔写的稿子着急。
这时候讲故事 太不要脸了
当信息传播成为第一要务的时候，每个具体的名字和每段具体的悲欢便被忽略了。最初的幸存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没有名字。
“我只是在各种惨烈严峻的数字中告诉你一个生还的好消息，让你松一口气，那个时候讲故事就太不要脸了。前段时间一个电台的做直播连线的时候，让困在底下的人说一句话，当时我就很不高兴，这是违反常识的做法。你做记者，传递信息是你的职责，但你让废墟里面的人喊话，是在消耗他的生命。”赵普说。
“任何直播都需要前方的动态，但每一天都要有每一天的主题。”直播开始的前三天，白岩松的主题是“救命”，“我在节目中说，与其说是‘抗震救灾’，不如说是‘抗震救命’。”
一切服从于救命，就要关注损失的情况，救援开展的能力保障，道路、信息、电……主持人跟各地连线的时候，都是问路线打通到哪，救护的方式怎么开展。
但凡白岩松认为特别重要的信息，他都会加大频率去说，不怕重复，比如通往汶川的西线通道打通的时候，他在半小时之内就重复了四次。
还有就是常识。
白岩松在节目休息中遇到中国神经外科专家凌锋，凌锋说现在节目里最缺的是通俗易懂、能印成传单一样的常识。没过多久，凌锋编了十条救助常识顺口溜：发现生命先送水，未能饮水快补液；清理口鼻头偏侧，呼吸通畅是原则；臀部肩膀往外拖，不可硬拽伤关节；伤口出血靠压迫，夹板木棍定骨折……
接下来的直播时段，白岩松至少把这十条顺口溜念了不下两遍，制作团队还同时把顺口溜打成了字幕。
一个小时之后，前方传来一段新闻：一个小男孩，9岁，利用学过的防震常识，让大家往墙角跑，救了身边6个小伙伴。
的确感人，坚决不播！
当乐刘会获救的时候，人们没有办法不记住她——格子上衣、废墟下的大眼睛，在7层楼的废墟下面被困六十多个小时之后，她说：“我很好，大家不要为我担心，我往前挪挪，你们就能看到我，我知道你们会来救我，我相信你们会来救我”。
拍乐刘会获救的记者是在5月13日大雨中抵达都江堰的姬缘。对乐刘会的救援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3点结束，这是姬缘到灾区之后亲历的最顺利的一次救援。
“已经看得见乐刘会的脸了，救援队员正在用电锯锯挡着她的水泥板，乐刘会的神志相当清醒。”姬缘一辈子都会记得乐刘会的声音，“我叫乐刘会，音乐的乐——刘备的刘——集会的会。”
姬缘发现围观人群里两位妇女神情非常激动，他走过去问：这有乐刘会的亲人吗？那两位妇女马上围过来，一个是她的妈妈，一个是她的姑姑。姬缘告诉她们，乐刘会没事。乐妈妈想见女儿，姬缘说这要问救援队，于是留下自己手机号。救援队的医生说，重伤的幸存者将被送往成都，轻伤留在都江堰本地的人民医院救治，乐刘会基本毫发无损，去中医院就可以了。姬缘让摄像找了一辆车，跟着救援车把乐刘会的家属送到医院。
白岩松从15日直播里看到乐刘会的脸一晃而过，那时屏幕上还没有打出她的名字。白岩松马上要求节目组的人查是谁拍回了这个女孩子的画面，晚上他在自己主持的直播中，把乐刘会的故事用三个段落放大，乐刘会的名字用大字体打在电视屏幕上。“从15日开始，我们在直播中就开始把人放大，人要有名字，有故事。”白岩松说。
一个盲点地区，第一次有飞机来，记者跟拍直升机去救援的场景，直升机拉着伤员要走的时候，留在当地的轻伤员和幸存者塞给驾驶员一沓纸条，纸条上是幸存者的名字和亲属的电话。驾驶员把纸条转交给了记者，记者打电话，旁边摄像把他打电话的场景拍下来。“第一个电话打通的时候，没有人不落泪。”白岩松说。可惜 20个电话只通了5个。“受灾后前两天是恐惧，是庆幸，庆幸自己还活着，从今天开始，痛感来了。家没了，亲人没了。这次地震，家庭破碎度比唐山大地震还要高，因为是在白天，一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在家的在家。心理的抚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白岩松说。
从16日开始，救人、救命的主题渐渐向防疫、灾民安置过渡——过于血腥残酷的画面被前方和后方自动过滤掉。
姬缘拍过一个救援场面，受难者双腿被压在水泥板下，血肉模糊，为了把他救出来，双腿被锯断。现场拍摄的画面传回电视台播出的时候，锯腿的画面被切走。
白岩松看到一帧画面：50个遇难的孩子躺在操场上，他们的老师在鞠躬。“的确感人，但坚决不播！有些东西播出之后，给人的打击确实太大了。我跟你说实话，真不是领导决定的，是我们自己决定的。”白岩松说。在他直播中，一位专家提醒观众，大人跟孩子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要解释，是小比例事件，地震不会总发生。这让白岩松心有戚戚，他现在还记得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自己处于怎样的恐惧中，半夜睡觉要把一个啤酒瓶子放在地上。
“当时大家哪有意识对一个七岁的孩子做什么解释，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细节上。”白岩松说。
在白岩松的议题层层铺开的时候，央视对地震的直播进入“突发事件的常规报道”阶段。“做到第三天，导播松弛了，我们也松弛了。前方记者的状态和分布后方了如指掌，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赵普说。
随着动作越来越从容，电视台的一些“老规矩”开始慢慢恢复。只要是打在纸上的消息，都要有当班主任的签字才能播报。电话连线不在审查之列，因为“连线的问题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漫无边际，通常导播在连线之前会和记者做个大致的沟通。”
原来的固定栏目《朝闻天下》、《新闻三十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一个接一个恢复。新闻播报的优先级别是时政要闻、现场的是实时信号、之后是对现阶段的抗震救灾“最有用”的片子，比如救人的场面、灾民安置，“告诉大家现在很有秩序，很好，你们放心”，这是“规定动作”。
每逢整点，交待领导人行踪的时政要闻便出现在屏幕上。
门开了就不会关上
13日，央视新闻频道照例现场直播抗震救灾节目，内容是连线前方记者，主持人拨通了记者徐娜的电话，询问她关于都江堰聚源镇中学救灾工作，电话中徐娜说自己其实是在成都连线，对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也支支吾吾无法回答，不到24小时，网友群起将这段连线视频和文字发到各大论坛，声讨“逃兵”徐娜。
连线是央视最方便和普遍的新闻采集方式。之所以连线徐娜，是因为当天下午，温家宝刚刚视察过聚源中学，徐娜恰好在那里采访。
当时都江堰没有转播车，徐娜负责把采集到的视频带到成都传回北京，等她从都江堰赶回成都的时候，任务变成了连线。
主持人对徐娜的提问是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而徐娜在聚源中学的采访任务，是“通过人性挖掘灾难中的故事”，并不负责那里的救灾情况——一个简单的直播流程问题，变成了记者职业道德问题。
几年前白岩松团队曾准备配合中国的大地震演习，搭建直播架子，“后来直播还是取消了，原因是怕引起恐慌。”白岩松无不后悔地说。
11年前，白岩松参与了央视的第一个直播香港回归直播，之后是澳门回归、三峡蓄水、伊拉克战争……开始的的时候“直播”是很敏感的，“请外面的人进演播室要层层审批。后来多做了几次直播没出事，领导才稍微放心。”
白岩松形容此次汶川地震直播，“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直播”，而是学会了面对灾难，而不是逃跑。“国家形象的直接反馈，会让决策者意识到，将来我照单做，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哪个层面不受益？”
11年前，做香港回归的时候，白岩松悄悄对他的领导说，放心，门开了，就不会把它关上！
Labels: China, earthquake
¶ 10:00 PM 0 comments
北川：死亡之弧－灾难与人心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陈江 发自四川成都 2008-05-22 07:21:36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一个被废墟埋葬的县城。大灾大难后面，显示的是复杂的人心与人性。
声音在消失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
死亡的气味是在5月15日下午开始在北川县城里弥漫开来的。那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地震在北川为害最烈，由于缺少尸袋，仍有大量遗体被摆放在街道上废墟的空隙间等待处理。废墟下面可能仍埋有上万人之多，而且正在不断死去。几千名军警和消防队员已经又饿又累。傍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团的士兵们在河边广场上集结，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火腿肠，瓶装水。他们置身于真实的灾难现场，克制着挫败感。一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士兵说：“这里有好事，也有坏事。”这句概括在此后被一再验证，直到5月19日哀悼日的下午。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救援所需的人力、机械和物资都必须通过南方的山口进入。至15日下午，山口公路仍未打通，而官兵们修建的一条临时通道又在当日上午被山体滑坡阻塞，旁边树林中的“之”字形的小道也一度无法通行，士兵们只能用绳子把入城者吊下山坡。不断有躺在担架上的伤者被抬出。
解放军战士们再现了他们的优良传统，背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爬上泥泞的山坡。在大片的灰白色的废墟间，士兵们列队行进，稍长的队伍就有旗手引路。
地震瞬间发生的一切都固化了。在禹龙干道上，时间停滞在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出城的时刻，他们被滚石打死。一辆桑塔纳汽车正在过桥，桥塌了，它保持着最初跌落在河床上的样子。大多数楼房倒塌了，甚至粉碎了，到处都是背包大小的瓦砾。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角度矗立着，楼顶上的广告牌上标示着“距奥运会开幕还有 88天”。汽车大小的石头冲进了居民楼。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艰难。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15日，寻找亲人的队伍络绎不绝，可是从老城到新城，很少有人得偿所愿。来自德阳的6个建筑工人呆在一处居民区，他们中的一个在曾经是荣生酒店的废墟下面呼喊，可是没有人应答。寻找妹妹的刘晓琳同样无功而返。前一天她曾听到呼救声，呼救者在一幢还有形状的楼里告诉她这个楼是华星超市，“快救救我。”当天，这个呼救声一直在传出，可是一个晚上过去，声音消失了。
6个建筑工人不再呼叫，但也不离开。他们站立在倒塌的楼房上，可以从一个沥青屋顶跳到另一个沥青屋顶。在他们头顶10米处，赫然挂着一具男尸，好像跳水似的把上半身直插进废墟。
次日中午，赵剑平也在呼救。几个寻亲者发现了他，立刻高喊：“这里有活人！”可是沈阳消防救援队不能确定他的方位。仅仅两个小时后，寻亲者们再次呼叫赵剑平，已经没有了应答。需要救援的目标太多了，呼救者必须抓住救援者靠近的很短的时间。当宜兴消防队员从一个地方下撤时，寻亲者们愤怒地质问：“你们又要换防？”消防队员们回答说，山上发现了幸存者。
消防队员是专业的救援者。相比之下，“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既缺乏专业救援培训，也没有专业器械。”武警某部的一位参谋说，“我们没有工具救不出人，看着人死去，心里很难受。”他们更多地承担了转运伤员、掩埋尸体和搜寻幸存者的任务，每当发现生命迹象，往往要去请消防队处置。
即便在北川中学的救援行动刚刚开始之时，浅埋伤员很多，救援还相当有成效——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学员们一天之内就抬出了87具尸体，救出了31个活人——救援队伍就已经深感没有大型设备和专业技能的痛苦。
从13日早晨8时开始，武警战士们援救一个半边身体被压住的男生，当时他甚至可以伸出右臂接受点滴。县城内仅有2辆起吊设备，先后调来，始终无法吊起压在他身上的重物。当地施工人员猜测，孩子是被支撑整个教学楼的最重的那根十字梁压住了。下午开始下雨，男孩的母亲站在废墟上，给儿子撑着伞。另一个男孩被卡住了，多次营救不成之后，他主动要求截肢逃生。可是医生们没有必要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实施手术。下午，男孩开始休克，伏下头和双臂，在武警战士们面前死掉了。
晚上7时，医生诊断说，第一个男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救援宣告放弃。他的母亲坐在那儿，扔掉了伞。“也没哭，就是坐在那，看着她儿子。”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说。倒是该部队的何政委受不了，哭了。
救援者们在废墟下看到了人们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
这个男孩得救了。可是这是第一天的故事，却不是第三天的。当这支部队救出第一个孩子时，所有人都使劲鼓掌，非常激动，可是死伤枕籍的场面在其后几天中不断削弱着他们的敏感。悲剧太多了。13日，他们救出来的人因医疗队跟不上，伤者就那么躺在街上逐渐死去了。
“开始时看得心疼，现在麻木了。”士兵们说。疲劳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安危的关注也在下降。第一天，余震时每个人都会跑开，到了第三天，“震就震吧，也不跑，太累了。”
15日入夜后，部队撤离到城外的营地。发电机仍然不能运进山口，夜里无法救援，只有少数几支消防队留下来，凭借手电筒光继续工作。圆月当空，满城漆黑。这是72小时生命时间窗关闭后的第一个夜晚。
木头人
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16日有薄雾，天气更热，楼顶的沥青都融化了。有些亲人被埋的寻亲者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们从弯折的塔吊下钻过去，登上最高的废墟，四处呼喊，又钻进他们认为有他们亲人的空隙。在14日，山里突然打出信号弹，表示上游水库即将决堤，一时间城中军民皆飞奔出城，来不及出城的则向山上转移，被阻挡在山口外的寻亲者们听说了消息，却想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救出自己的亲人，像疯了似的往县城里跑，形成一道汹涌的人潮。15日上午，决堤消息又一次传来，相同的场面再次上演。可是到了16日，这些最不甘心的人也开始绝望了。
北川老城有一片高高的废墟，他们就从屋顶到屋顶，在钢筋之间攀缘而上。四处都是奇异的场面。一栋楼嵌进了另一栋楼。一辆警车出现在7层楼的楼顶上。它从山间公路上被甩了下来。废墟下面在燃烧。几个废墟口在向外冒烟，火已经连续燃烧4天。
他们没有表现出悲伤。人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在七八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着。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逻辑清楚，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他们找到亲人所在的位置时，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其实几十幢建筑完全混在了一起，根本没有人能分清哪里是哪里。
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北川县文教局上班，被埋在了废墟下。有人建议他去下面找找，可是他不抱任何希望。“哪个是文教局？”他指着脚下的方圆一公里左右的一片废墟反问。
这里曾经是北川县城最繁华的地段，除了大量政府部门，还有电影院、文化站、百货公司、两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孩子死的最多，从婴儿到18岁。”总装备部的石卫波说。他的家就在北川。
交通大学的男生向我们要了三只香烟，点燃后插在废墟上，祭奠他的父亲。在危楼顶端的“悬崖”边上，他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他身后哭起来。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这位母亲可以很平静地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情形。她走在上班路上，地面突然开始摇晃，她就被摔到了很远的草坪上，听到“轰”的一声，灰烟腾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下子天就黑了。”几分钟后才看得到周围。她抱着一棵树，一个认识的人走过来告诉她，“财政局的楼飞了起来！”
13日上午，部队开始转运难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到19日，有父母的孩子开始在体育馆外给人们分发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小传单，孤儿们则被聚集到了体育馆内。大巴车一到绵阳，一些孩子就“变傻了”。下了车，他们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看着真是难受。”武警某部的一位少尉说。
在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
在地面上，山里乡镇的灾民们正在逃出来。李奋强（音）来自漩坪乡的一个村。他本来是去乡上求援的，发现漩坪已经被堰塞湖淹没，又跑到了县里，结果县城也没了。他失声痛哭，提醒几个解放军战士，大水湾峡谷已经壅塞，水憋住了，随时可能山洪暴发，“准备好逃命吧！”
这并不是一个谣言制造者，恰恰相反，是一个仗义的中年人。他并不准备往绵阳方向逃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跟士兵们要了点食物。吃完饼干喝完水，他说：“回去！”又返回村子里报信。
由于交通管制，县城外也有大量的寻亲者。12日中午，杨先明因为喜欢上网不愿意做饭而和母亲吵嘴，跑出家，到附近空地发呆，地震发生后，他逃命到县城外的加油站露宿。他的父母在县城的菜市场卖菜为生，至16日仍未找到。他瘫在车辆进出的土路上，车辆都绕他而行，他光着脚，鞋子挂在脖子上，两脚已经血肉模糊，自称是走路走的。“进去三次了没找到人。”
寻亲者们不断地发现幸存者，“活人！活人！”的喊声不时从废墟上传来。不过死亡正在取得胜利。在13日，很多人都曾靠近过北川幼儿园，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副院长李俊国说，“一片小孩的哭声”，另一个幸存者则说，“里面都在喊‘婆婆’”。到了16日，幼儿园已经沉寂了。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
在北川中学的最初的营救行动中，华西建工派来的4台吊车和山下一个水泥厂派来的4个工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武警战士们不懂建筑，此前进展缓慢。李俊国说： “我们有心无力，没有工具。”水泥厂的工人们则带来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先是对表层废墟进行支撑加固，之后开始挖掘下层废墟。一个空洞打开后，一名工人钻了进去，将尸体和活的学生拖了出来。询问他们怎么来的，4人说是厂长派他们来的，“厂长不派，我们自己也会来。”
当时，在县城里，效率最高的也是消防等专业队伍。“可惜的是，当时交通阻塞，消防车进不来。我们没有电钻、电锤、切割机，只有力气。如果道路先修通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强说。
士兵们几乎完全是依靠人力完成了最初两天的救援工作。13日和14日，县城内堆积着大量的伤员，但要运输出去却无路可走，只能往山坡上拉。运送一个伤员需要至少20个士兵，没有担架，常常是用门板，或者在两跟木棍间捆上绳子来负担，在山下的用力推，在山上的用绳子拉，需要在六十多度的泥泞山坡上爬行一百多米的高度，“像拔河一样拔。”老城和新城之间有一座桥，断掉了，距河床三米高，要过河，需要80个人组成一座人工桥。他们用铁管去撬水泥预制板，铁管全拧成了麻花。
13日到14日中午，伤者很多，各部队没有分工，“都扑在面上”，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14日下午各部队开始“分片”，试行了一个下午，效果不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不擅长废墟救援。15日开始，“科学施救”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分片”改为分组，大多数的组都由作战部队、消防队员和医生三方面联合组成。
实际上，早在救援刚刚开始之时，事实上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在建筑非常坚固的时候。
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这里是县委大楼。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
武警战士一共20个人，轮流用铁锤砸楼顶，每人15锤，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不可行。“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江西消防队的10个人赶了过来，带着气锤，不过沈阳消防队拒绝了他们的帮忙。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电钻解决了问题。有3名官员获救。
15日下午，一个当地居民模样的男子拿着两个包出城，在山口处被特警队员截下。特警问：“一个学生书包，一个女包，哪个是你的？”男子说都是自己的。特警在女包中找出一个存折，问他账户名字是谁，他回答错误，立刻被拘捕。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一个被拘捕者偶然回头与记者对视，眼神中充满了耻辱和恐惧。
前一天，中国农业银行北川县支行曲山所的一位女员工嚷嚷说要自杀，贺一民等人询问后得知，她的家人被埋在了废墟下，而银行又遭到了洗劫。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一个纵队保护并清理了银行，找出了一些金融凭证和将近100万元现金。同一天，有人在贺一民巡视时提示有人在洗劫商店。贺一民过去询问，这些人说自己遭了地震，回来把自己东西抢出去。贺一民让他们打开包，发现里面全是女性衣物。这些人想要逃，贺一民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唐山大地震时可以直接枪毙你们。”武警没权力抓人，他让他们滚，后又叫住，让这些人掏口袋，发现里面很多都是不知真假的首饰。在另外8个人身上，他们则找到了真的首饰。
只有置身其间，才会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灾难之地，还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县城。其实只要在废墟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不少存折。瓦砾间也有各种记忆。卷宗。文件。照片。课本。
贺一民之后去找前线指挥部，提醒他们注意偷抢行为。据他称，后来见到海南特警当天就“抓了几个蟊贼”。16日，在废墟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通讯器材店，出来时拿着一只手机。他边走边拆掉包装，从各个角度查看它。一个男人对我们辩解说：“现在拿点儿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
士兵们尽力了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老城废墟的最顶点就是北川县幼儿园。地震发生时园中有五百多名孩子，被滑坡气浪推行二十多米，全部被埋，只有二十多人生还。16日下午，又有人在这里喊，“有人！”宜兴消防队的队员们走过来，开始挖掘。
队员们不停地挖出小花被、小花枕头，然后一个队员伸手下去，拎出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二个。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睡，死去后也保持着睡觉的姿势，小小的拳头握在胸前。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那些小花被子被用来包裹童尸。半小时后，3具尸体被拉了上来，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编着小辫，每个辫子上都扎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救援人员把他们放到下面的草地上。围在废墟边上的两个男人突然张开嘴巴，随后跑下了废墟。他们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
一个年轻的母亲走过去看了一眼，大哭起来：“我的孩子啊！”另外两个母亲也跟着她哭起来。但是那并不是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那个年轻的母亲哭着说，“我看着难受！”
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女儿的照片。是个扎着两只辫子的胖嘟嘟的小姑娘，赵媛媛，3岁。手机里还有一段录像，小女孩在旋转木马上起伏着，转过脸看着镜头，一上一下，还在唱歌。
这是12点半，空气中是闪亮的雾气。空军开始空投物资。18只降落伞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高。顺着微风，4只降到了旁边的山坡上，剩下的都飘到了山外。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在山坡上挖坑，他们的孩子的尸首就放在一边。一个男人挖了一半放弃了，他把尸首运到高处，重新开始挖掘。另一男子仍旧在原地挖着，那是一个斜坡，他又好像也不太会挖，每挖一铲，斜坡上的土都会垮下来一些。走过去跟他说话，他沉默不语。这个男人不停地挖着，但总也挖不好。
有一些人是没救上来的，不过大多数寻亲者也承认，士兵们尽力了。
武警某部的参谋张强（化名）谨慎地犹豫着，试图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救灾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是指挥协调，救援不仅要有人数，还要有效率；二是修路为先，先让大型机械进入；三是重视专业性，救援质量可以提高；四是空军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多更大。”
3天后，北川县城沉寂了好多。城中的救援队伍已经没有那么庞大，更多的部队在城外的营地中活动。到处都是消毒粉的气味。一些进城的士兵们戴上了防毒面具，至少戴着大号的防护眼镜。穿着橡胶防护服的防化兵正在四处消毒。空气中充满了飘动的白色粉末。再次烈日当空。
中国地震救援队也转移到了这里，19日上午，他们还救了一个人。下午2点20分，他们在一处集结，准备哀悼日的默哀。一个队员站着值勤。他有礼貌又坚决地阻止人们通过。他个子是最矮小的，没有被击败。
老城的废墟仍然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几个乡民逡巡着，想从一处关卡通过，临时担任守卫的消防队员不搭理他们。我们问他们住哪里，回答是附近乡镇。再问做什么，回答却是：“到里边儿取点儿东西，很重要的东西。”稍早前，又有一拨人带着毛毯离开了县城。我们提醒他们中的一个：“小心一点儿。”他局促不安地避开了眼神。这已经是最后的、也许还遗留有生命的北川了。其后几日，因为山体渗水和余震的原因，北川的救援已经基本放弃。
中国地震救援队的队员们立正，帽交左手。哀悼日的汽车喇叭鸣响了，执著地响了10分钟。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一个被废墟埋葬的县城。大灾大难后面，显示的是复杂的人心与人性。
声音在消失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
死亡的气味是在5月15日下午开始在北川县城里弥漫开来的。那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地震在北川为害最烈，由于缺少尸袋，仍有大量遗体被摆放在街道上废墟的空隙间等待处理。废墟下面可能仍埋有上万人之多，而且正在不断死去。几千名军警和消防队员已经又饿又累。傍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团的士兵们在河边广场上集结，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火腿肠，瓶装水。他们置身于真实的灾难现场，克制着挫败感。一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士兵说：“这里有好事，也有坏事。”这句概括在此后被一再验证，直到5月19日哀悼日的下午。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救援所需的人力、机械和物资都必须通过南方的山口进入。至15日下午，山口公路仍未打通，而官兵们修建的一条临时通道又在当日上午被山体滑坡阻塞，旁边树林中的“之”字形的小道也一度无法通行，士兵们只能用绳子把入城者吊下山坡。不断有躺在担架上的伤者被抬出。
解放军战士们再现了他们的优良传统，背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爬上泥泞的山坡。在大片的灰白色的废墟间，士兵们列队行进，稍长的队伍就有旗手引路。
地震瞬间发生的一切都固化了。在禹龙干道上，时间停滞在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出城的时刻，他们被滚石打死。一辆桑塔纳汽车正在过桥，桥塌了，它保持着最初跌落在河床上的样子。大多数楼房倒塌了，甚至粉碎了，到处都是背包大小的瓦砾。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角度矗立着，楼顶上的广告牌上标示着“距奥运会开幕还有 88天”。汽车大小的石头冲进了居民楼。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艰难。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15日，寻找亲人的队伍络绎不绝，可是从老城到新城，很少有人得偿所愿。来自德阳的6个建筑工人呆在一处居民区，他们中的一个在曾经是荣生酒店的废墟下面呼喊，可是没有人应答。寻找妹妹的刘晓琳同样无功而返。前一天她曾听到呼救声，呼救者在一幢还有形状的楼里告诉她这个楼是华星超市，“快救救我。”当天，这个呼救声一直在传出，可是一个晚上过去，声音消失了。
6个建筑工人不再呼叫，但也不离开。他们站立在倒塌的楼房上，可以从一个沥青屋顶跳到另一个沥青屋顶。在他们头顶10米处，赫然挂着一具男尸，好像跳水似的把上半身直插进废墟。
次日中午，赵剑平也在呼救。几个寻亲者发现了他，立刻高喊：“这里有活人！”可是沈阳消防救援队不能确定他的方位。仅仅两个小时后，寻亲者们再次呼叫赵剑平，已经没有了应答。需要救援的目标太多了，呼救者必须抓住救援者靠近的很短的时间。当宜兴消防队员从一个地方下撤时，寻亲者们愤怒地质问：“你们又要换防？”消防队员们回答说，山上发现了幸存者。
消防队员是专业的救援者。相比之下，“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既缺乏专业救援培训，也没有专业器械。”武警某部的一位参谋说，“我们没有工具救不出人，看着人死去，心里很难受。”他们更多地承担了转运伤员、掩埋尸体和搜寻幸存者的任务，每当发现生命迹象，往往要去请消防队处置。
即便在北川中学的救援行动刚刚开始之时，浅埋伤员很多，救援还相当有成效——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学员们一天之内就抬出了87具尸体，救出了31个活人——救援队伍就已经深感没有大型设备和专业技能的痛苦。
从13日早晨8时开始，武警战士们援救一个半边身体被压住的男生，当时他甚至可以伸出右臂接受点滴。县城内仅有2辆起吊设备，先后调来，始终无法吊起压在他身上的重物。当地施工人员猜测，孩子是被支撑整个教学楼的最重的那根十字梁压住了。下午开始下雨，男孩的母亲站在废墟上，给儿子撑着伞。另一个男孩被卡住了，多次营救不成之后，他主动要求截肢逃生。可是医生们没有必要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实施手术。下午，男孩开始休克，伏下头和双臂，在武警战士们面前死掉了。
晚上7时，医生诊断说，第一个男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救援宣告放弃。他的母亲坐在那儿，扔掉了伞。“也没哭，就是坐在那，看着她儿子。”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说。倒是该部队的何政委受不了，哭了。
救援者们在废墟下看到了人们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
这个男孩得救了。可是这是第一天的故事，却不是第三天的。当这支部队救出第一个孩子时，所有人都使劲鼓掌，非常激动，可是死伤枕籍的场面在其后几天中不断削弱着他们的敏感。悲剧太多了。13日，他们救出来的人因医疗队跟不上，伤者就那么躺在街上逐渐死去了。
“开始时看得心疼，现在麻木了。”士兵们说。疲劳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安危的关注也在下降。第一天，余震时每个人都会跑开，到了第三天，“震就震吧，也不跑，太累了。”
15日入夜后，部队撤离到城外的营地。发电机仍然不能运进山口，夜里无法救援，只有少数几支消防队留下来，凭借手电筒光继续工作。圆月当空，满城漆黑。这是72小时生命时间窗关闭后的第一个夜晚。
木头人
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16日有薄雾，天气更热，楼顶的沥青都融化了。有些亲人被埋的寻亲者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们从弯折的塔吊下钻过去，登上最高的废墟，四处呼喊，又钻进他们认为有他们亲人的空隙。在14日，山里突然打出信号弹，表示上游水库即将决堤，一时间城中军民皆飞奔出城，来不及出城的则向山上转移，被阻挡在山口外的寻亲者们听说了消息，却想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救出自己的亲人，像疯了似的往县城里跑，形成一道汹涌的人潮。15日上午，决堤消息又一次传来，相同的场面再次上演。可是到了16日，这些最不甘心的人也开始绝望了。
北川老城有一片高高的废墟，他们就从屋顶到屋顶，在钢筋之间攀缘而上。四处都是奇异的场面。一栋楼嵌进了另一栋楼。一辆警车出现在7层楼的楼顶上。它从山间公路上被甩了下来。废墟下面在燃烧。几个废墟口在向外冒烟，火已经连续燃烧4天。
他们没有表现出悲伤。人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在七八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着。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逻辑清楚，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他们找到亲人所在的位置时，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其实几十幢建筑完全混在了一起，根本没有人能分清哪里是哪里。
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北川县文教局上班，被埋在了废墟下。有人建议他去下面找找，可是他不抱任何希望。“哪个是文教局？”他指着脚下的方圆一公里左右的一片废墟反问。
这里曾经是北川县城最繁华的地段，除了大量政府部门，还有电影院、文化站、百货公司、两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孩子死的最多，从婴儿到18岁。”总装备部的石卫波说。他的家就在北川。
交通大学的男生向我们要了三只香烟，点燃后插在废墟上，祭奠他的父亲。在危楼顶端的“悬崖”边上，他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他身后哭起来。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这位母亲可以很平静地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情形。她走在上班路上，地面突然开始摇晃，她就被摔到了很远的草坪上，听到“轰”的一声，灰烟腾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下子天就黑了。”几分钟后才看得到周围。她抱着一棵树，一个认识的人走过来告诉她，“财政局的楼飞了起来！”
13日上午，部队开始转运难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到19日，有父母的孩子开始在体育馆外给人们分发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小传单，孤儿们则被聚集到了体育馆内。大巴车一到绵阳，一些孩子就“变傻了”。下了车，他们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看着真是难受。”武警某部的一位少尉说。
在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
在地面上，山里乡镇的灾民们正在逃出来。李奋强（音）来自漩坪乡的一个村。他本来是去乡上求援的，发现漩坪已经被堰塞湖淹没，又跑到了县里，结果县城也没了。他失声痛哭，提醒几个解放军战士，大水湾峡谷已经壅塞，水憋住了，随时可能山洪暴发，“准备好逃命吧！”
这并不是一个谣言制造者，恰恰相反，是一个仗义的中年人。他并不准备往绵阳方向逃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跟士兵们要了点食物。吃完饼干喝完水，他说：“回去！”又返回村子里报信。
由于交通管制，县城外也有大量的寻亲者。12日中午，杨先明因为喜欢上网不愿意做饭而和母亲吵嘴，跑出家，到附近空地发呆，地震发生后，他逃命到县城外的加油站露宿。他的父母在县城的菜市场卖菜为生，至16日仍未找到。他瘫在车辆进出的土路上，车辆都绕他而行，他光着脚，鞋子挂在脖子上，两脚已经血肉模糊，自称是走路走的。“进去三次了没找到人。”
寻亲者们不断地发现幸存者，“活人！活人！”的喊声不时从废墟上传来。不过死亡正在取得胜利。在13日，很多人都曾靠近过北川幼儿园，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副院长李俊国说，“一片小孩的哭声”，另一个幸存者则说，“里面都在喊‘婆婆’”。到了16日，幼儿园已经沉寂了。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
在北川中学的最初的营救行动中，华西建工派来的4台吊车和山下一个水泥厂派来的4个工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武警战士们不懂建筑，此前进展缓慢。李俊国说： “我们有心无力，没有工具。”水泥厂的工人们则带来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先是对表层废墟进行支撑加固，之后开始挖掘下层废墟。一个空洞打开后，一名工人钻了进去，将尸体和活的学生拖了出来。询问他们怎么来的，4人说是厂长派他们来的，“厂长不派，我们自己也会来。”
当时，在县城里，效率最高的也是消防等专业队伍。“可惜的是，当时交通阻塞，消防车进不来。我们没有电钻、电锤、切割机，只有力气。如果道路先修通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强说。
士兵们几乎完全是依靠人力完成了最初两天的救援工作。13日和14日，县城内堆积着大量的伤员，但要运输出去却无路可走，只能往山坡上拉。运送一个伤员需要至少20个士兵，没有担架，常常是用门板，或者在两跟木棍间捆上绳子来负担，在山下的用力推，在山上的用绳子拉，需要在六十多度的泥泞山坡上爬行一百多米的高度，“像拔河一样拔。”老城和新城之间有一座桥，断掉了，距河床三米高，要过河，需要80个人组成一座人工桥。他们用铁管去撬水泥预制板，铁管全拧成了麻花。
13日到14日中午，伤者很多，各部队没有分工，“都扑在面上”，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14日下午各部队开始“分片”，试行了一个下午，效果不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不擅长废墟救援。15日开始，“科学施救”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分片”改为分组，大多数的组都由作战部队、消防队员和医生三方面联合组成。
实际上，早在救援刚刚开始之时，事实上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在建筑非常坚固的时候。
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这里是县委大楼。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
武警战士一共20个人，轮流用铁锤砸楼顶，每人15锤，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不可行。“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江西消防队的10个人赶了过来，带着气锤，不过沈阳消防队拒绝了他们的帮忙。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电钻解决了问题。有3名官员获救。
15日下午，一个当地居民模样的男子拿着两个包出城，在山口处被特警队员截下。特警问：“一个学生书包，一个女包，哪个是你的？”男子说都是自己的。特警在女包中找出一个存折，问他账户名字是谁，他回答错误，立刻被拘捕。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一个被拘捕者偶然回头与记者对视，眼神中充满了耻辱和恐惧。
前一天，中国农业银行北川县支行曲山所的一位女员工嚷嚷说要自杀，贺一民等人询问后得知，她的家人被埋在了废墟下，而银行又遭到了洗劫。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一个纵队保护并清理了银行，找出了一些金融凭证和将近100万元现金。同一天，有人在贺一民巡视时提示有人在洗劫商店。贺一民过去询问，这些人说自己遭了地震，回来把自己东西抢出去。贺一民让他们打开包，发现里面全是女性衣物。这些人想要逃，贺一民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唐山大地震时可以直接枪毙你们。”武警没权力抓人，他让他们滚，后又叫住，让这些人掏口袋，发现里面很多都是不知真假的首饰。在另外8个人身上，他们则找到了真的首饰。
只有置身其间，才会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灾难之地，还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县城。其实只要在废墟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不少存折。瓦砾间也有各种记忆。卷宗。文件。照片。课本。
贺一民之后去找前线指挥部，提醒他们注意偷抢行为。据他称，后来见到海南特警当天就“抓了几个蟊贼”。16日，在废墟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通讯器材店，出来时拿着一只手机。他边走边拆掉包装，从各个角度查看它。一个男人对我们辩解说：“现在拿点儿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
士兵们尽力了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老城废墟的最顶点就是北川县幼儿园。地震发生时园中有五百多名孩子，被滑坡气浪推行二十多米，全部被埋，只有二十多人生还。16日下午，又有人在这里喊，“有人！”宜兴消防队的队员们走过来，开始挖掘。
队员们不停地挖出小花被、小花枕头，然后一个队员伸手下去，拎出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二个。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睡，死去后也保持着睡觉的姿势，小小的拳头握在胸前。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那些小花被子被用来包裹童尸。半小时后，3具尸体被拉了上来，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编着小辫，每个辫子上都扎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救援人员把他们放到下面的草地上。围在废墟边上的两个男人突然张开嘴巴，随后跑下了废墟。他们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
一个年轻的母亲走过去看了一眼，大哭起来：“我的孩子啊！”另外两个母亲也跟着她哭起来。但是那并不是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那个年轻的母亲哭着说，“我看着难受！”
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女儿的照片。是个扎着两只辫子的胖嘟嘟的小姑娘，赵媛媛，3岁。手机里还有一段录像，小女孩在旋转木马上起伏着，转过脸看着镜头，一上一下，还在唱歌。
这是12点半，空气中是闪亮的雾气。空军开始空投物资。18只降落伞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高。顺着微风，4只降到了旁边的山坡上，剩下的都飘到了山外。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在山坡上挖坑，他们的孩子的尸首就放在一边。一个男人挖了一半放弃了，他把尸首运到高处，重新开始挖掘。另一男子仍旧在原地挖着，那是一个斜坡，他又好像也不太会挖，每挖一铲，斜坡上的土都会垮下来一些。走过去跟他说话，他沉默不语。这个男人不停地挖着，但总也挖不好。
有一些人是没救上来的，不过大多数寻亲者也承认，士兵们尽力了。
武警某部的参谋张强（化名）谨慎地犹豫着，试图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救灾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是指挥协调，救援不仅要有人数，还要有效率；二是修路为先，先让大型机械进入；三是重视专业性，救援质量可以提高；四是空军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多更大。”
3天后，北川县城沉寂了好多。城中的救援队伍已经没有那么庞大，更多的部队在城外的营地中活动。到处都是消毒粉的气味。一些进城的士兵们戴上了防毒面具，至少戴着大号的防护眼镜。穿着橡胶防护服的防化兵正在四处消毒。空气中充满了飘动的白色粉末。再次烈日当空。
中国地震救援队也转移到了这里，19日上午，他们还救了一个人。下午2点20分，他们在一处集结，准备哀悼日的默哀。一个队员站着值勤。他有礼貌又坚决地阻止人们通过。他个子是最矮小的，没有被击败。
老城的废墟仍然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几个乡民逡巡着，想从一处关卡通过，临时担任守卫的消防队员不搭理他们。我们问他们住哪里，回答是附近乡镇。再问做什么，回答却是：“到里边儿取点儿东西，很重要的东西。”稍早前，又有一拨人带着毛毯离开了县城。我们提醒他们中的一个：“小心一点儿。”他局促不安地避开了眼神。这已经是最后的、也许还遗留有生命的北川了。其后几日，因为山体渗水和余震的原因，北川的救援已经基本放弃。
中国地震救援队的队员们立正，帽交左手。哀悼日的汽车喇叭鸣响了，执著地响了10分钟。
Labels: China, earthquake
¶ 9:50 PM 0 com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