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大转移和中国外交 （2012-02-14）
● 郑永年

对美国来说，TPP的一个潜在的课题就是如何应付中国经济模式。中国要不改革国家资本主义，而变得更加开放，为加入TPP创造条件，要不被排挤在外。

　　本栏上周从文化地缘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非常实在，但比较容易被忽视。简单地说，当世界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的时候，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频繁接触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从长远来看，接触多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信任会得以产生和发展；但在最初阶段，当两种文明还不能互相适应的情况下，频繁的接触表明冲突的机会也越多。本文主要论述为什么这个世纪的地缘政治，已经很快转移到亚太地区。从地缘政治来看中美关系，也比较容易说清楚。

　　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首先是地缘经济因素。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不言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数十年不会改变。今天，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此外，印度也正在崛起，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印度尼西亚和东盟（亚细安）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忽视。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也有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远不及亚洲地区。多年里被人们称道的“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和南非）中间，其它几个国家的GDP总量目前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调整。欧美经济对世界经济依然重要，但在其结构调整期间，要扮演世界经济领头羊的角色比较困难。这样，亚洲必然要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世界经济重心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甚至俄国，其经济战略必然向亚洲转移。从世界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即一个国家的地缘经济，是跟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也就是经济重心走的。例如唐宋时期的中国，18、19世纪的欧洲和冷战期间的大西洋两岸。因为亚洲地区涉及到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洲，也表明代表这些经济体或者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互动也必然增加，并且成为主体。这种互动意味着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重叠。如果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不是互动的主体，那么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但一旦主权国家成为主体，那么经济互动面的战略重要性就显示出来。就是说，即使是经济上的互动也具有了非常的战略意义。


战略转移符合“税收国家”本质

　　对美国来说，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非常符合其“税收国家”的本质。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一直在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来维持其所谓的“世界秩序”或者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但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撑。因此，美国也一直扮演着全球性的“税收国家”的角色，即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向全世界各国“征税”，来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费用。这一事实也决定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其地缘经济的紧密相关性。如果两者是重合的，那么美国维持其全球秩序的费用就低；但如果不重合，美国所要承担的费用就会很高。显然，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会随着其地缘经济而转向亚洲。既然亚洲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会扮演世界经济重心的角色，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原因，把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在这里，美国的“税基”庞大，其安全战略是可持续的。

　　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战略本身。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变成了唯一霸权国家，或者一霸超强。在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分庭抗礼，只主宰了半个世界，即西方世界。苏联一垮掉，美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就是维持其唯一霸权的地位。美国开始利用现存体制来消化中国等新兴国家，也包括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做得相当成功。历史似乎沿着“历史的终结”的道路行走。必须记得，在小布什刚刚上任之初，美国出台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意在对付中国。这种政策调整非常符合西方外交政策的逻辑。因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现存霸权必然会遭受另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对美国来说，中国很自然成为美国的目标。

　　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正当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很乐观地消化吸收着另一半世界的时候，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了。反恐战争在一段时间里，牵制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大转移。此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主题。非传统安全的主角不再是主权国家，而是非政府组织。因为恐怖主义组织被定义为“邪恶”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的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主权国家的外交压力，尤其是中国。

　　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必须提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也改变着西方人的思维。当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主权国家不再重要，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而超国家组织（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要超越主权国家。这种认知尽管反映了国际政治舞台上角色的多样化这个事实，但这种认知过分理想化。很显然，主权国家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变得不重要，更不用说是“消失”了。从今天的情况看，无论是应付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恐怖主义，都需要主权国家的强化。

　　但不管怎样，这么多年的反恐战争使得西方政府意识到，恐怖主义是个常态，不可能因为反恐战争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实际上，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反恐怖主义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因为被西方所定义的“恐怖主义”的因素，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而呈现出一种持续发展的趋势。于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开始要人们接受“恐怖主义”是常态这样一种认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与其说是美国的反恐战争结束了，倒不如说美国接受了恐怖主义存在这个事实，是观念改变的结果。


安全问题回归传统定义

　　但也很显然，这种观念的改变对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一般国际关系而言，这种变化促使国际关系的主题回到了传统安全问题，主权国家因此再次成为聚焦点。这里至少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传统安全问题例如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问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如果忽视了这些主权国家所从事的安全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西方）将是不安全的。第二，因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恐怖主义）而带来的不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强化主权国家的能力来应付。不难理解，这种认知在深刻影响着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战略调整。伊朗和朝鲜问题会随时被提到西方的议事日程上来。

　　对中国来说，这种认知使得美国再次倾向于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美国“重回亚洲”策略比较容易些。在短短几年里，美国很快明确了“重回亚洲”的政策内容（当然，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实施下去，则另当别论），那就是围绕着南中国海问题的军事战略调整，和围绕着TPP的经济战略调整。

　　美国以南中国海问题为核心的军事战略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也有比较新的内容。人们观察到，在小布什当政的早期，美国也曾经试图建立亚洲版“小北约”，即加强美国和亚洲区域内部同盟的战略关系。现在有人说，在反恐时期美国忽视了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并不准确。实际上，即使是在反恐时期，美国也在巩固和其传统盟友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之间的战略关系，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的亚洲版“小北约”的构架。不过，自从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政策目标之后，这种战略越来越明确了，也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内容。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动作。第一，和越南、菲律宾等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合作；第二，扩大和澳洲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在澳洲的变相“驻军”；第三，试图建立新联盟，如印度。（当然，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很难成为像日本那样的完全同盟国，除非印度面临自己难以消化来自中国的国际压力。）第四，努力改善传统上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的关系，例如缅甸。

　　应当意识到，美国这样做并非其一厢情愿，而是具有来自亚洲的很大“需求”，就是说亚洲国家要求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卷入。这种需求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亚洲国家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解决亚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这种需求也来自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担忧。在前一方面，亚洲国家并不见得一定要排斥中国，而是因为在各个方面，中国还没有显示出有能力应付和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以朝鲜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局势，和南中国海海上航行安全问题。美国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国家，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做错误的事情，有时候做成功的事情，有时候做失败的事情，但不管怎样，美国的行动是可预期的。对多数亚洲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强权。中国尽管正在崛起，但在国际事务上，还没有经历足够的考验。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也尽力显示其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但还没有能力来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国家自然倾向于选择美国。

　　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和不确定性是个老问题，也比较容易理解。除了日本，亚洲国家都较中国“弱小”（主要是认知上的）。小国家本来就惧怕单独面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国家，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领土（海）上的。这些国家既然不愿单独面对中国，那么就要么抱团面对中国，要不就邀请其他大国来应付中国。即使是日本，这方面的担忧也是很显然的。当然，不管什么原因，邀请美国的卷入是有成本的。但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也愿意以各种方式为美国承担费用，也就是自愿被美国“征税”。

　　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战略则是以TPP为中心的。TPP本身并非为美国创始，但一旦美国卷入，开始主导TPP，其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TPP本身是一个新的尝试，一旦实现，参与国家的很多方面的“经济主权”势必遭到削弱。现在人们还不知道，想参与其中的一些较穷的国家例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如何消化TPP的压力，因为它们和美国经济水平相差实在太大。即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也不见得能够消化。对一些国家来说，参与TPP的谈判，其政治战略理性要大于经济理性，甚至是为了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也就是应付中国的考量。尽管人们不知道TPP最终如何实现，但在中国看来，其发展趋势类似于冷战期间西方所实施的“战略性贸易”（strategic trade）。


中国被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

　　对美国来说，TPP的一个潜在的课题就是如何应付中国经济模式。在新兴经济体中，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兴起成为一大趋势。国家资本主义被视为是对西方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构成竞争甚至是威胁。在西方，中国被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中国尽管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也努力在和世界“接轨”，但在西方的眼中，中国并没有按照“规则”办事情。尤其近年来，西方深陷经济危机，更是把矛头对准中国，把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从纯经济角度看，TPP无疑为了推进世界经济的高度自由化。同时，TPP本身又是一个开放体，原则上中国也可加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谈判来加入。不过，要中国放弃如此大的经济主权，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这样，TPP必然对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从长远来看，中国要不改革国家资本主义，而变得更加开放，为加入TPP创造条件，要不被排挤在外。但从目前来看，中国最为担心的是TPP的战略性质，而非经济性质，正如越南、日本等国家的主要考量是战略上的一样。

　　对地缘政治的这种大转移，很多人或许还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他们不能理解美国为什么要把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中国既无实力也无意愿和美国对抗，美国何苦呢？不过，这种转移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发展得很快。一旦当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中国就会面临无穷的外交压力。中国必须直接面对。当然，这种转移对中国来说并不算是世界末日。中国有很多政策选择来应付之。对中国的对应政策和举措，当另文讨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 7:02 PM 0 comments

  移民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罗天昊 仇里
2010年05月12日

最近几个月，中国广东出现了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大批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境外黑工渐渐潜入珠三角，在深圳、佛山、东莞、云浮、肇庆等地遍地开花，并大有向整个珠三角扩展之势。

而早在几年前，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包括广东，都出现了民工荒，更为吊诡的是，尽管去年中国大学升学率达到了创纪录的62%，但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仍然称，中国未来大学招生将面临严重不足，很多大学将倒闭。而在上海，连续三年都出现了高考报名人数比录取人数还少的局面。

“洋黑工”浪潮，与“民工荒”、大学生荒几乎同步，折射了中国目前隐含的巨大人口危机。随着数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已经告别了“少年之国”，人口老化将成为未来的巨大挑战。

开放移民形同“请人养老”

就目前而言，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区间，不是在青年段，而是在中老年段。中国3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近70%，数量惊人。而65岁以上老人的人口比例，将在十年后的2020年达到16.6%，其比例之高，超过现在任何一个国家。

这种状况将直接导致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福利负担加重，在中国本国青年人缺少的情况下，养老将成为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届时，有效劳动力不足，将使社会养老资本枯竭。

未来20年内，中国可以在适当时机废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规模移民。而开放移民的本质，乃是使用亚非国家广泛的青年人资源。

众所周知，人口具备消耗性与生产性的双重特征，世界人均寿命大约为70岁，前20年和后20年以消耗为主，则真正以生产为主的年龄，也不过就是从22岁到55岁左右的30余年时间。从这种角度来说，在本国人口结构失衡的情况下，接纳国外移民，远比获得国外投资获利更为久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接纳国外移民，是让这些新移民的生产劳动来补充本国老年人的生产亏空，相当于让新移民帮助中国青年为老年人口养老，而非一些人担心的“外国人抢了中国人的饭碗”。

补充劳动力形同“雇人干活”

目前，中国民众普遍担心两点，其一是亚非人口的移民会增加中国人口基数，加大人口压力；其二是移民会引发中国未来的社会和文化冲突。而从全球范围来看，移民潮对于移民目的国，基本都产生了正面的作用，加快了移民目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美国的崛起中，移民的推动作用居功至伟，已为世所公认，无需再谈。当今时代的移民与美国崛起时期不同的是，初创期的美国，移民主要是平行移动，不存在落差，甚至来自欧洲的移民其知识和技术素养比美国人更高。但是，二战之后欧洲诸国的发展，证明了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一样可以促进移民目的国的发展。

二战后欧洲国家重新崛起，但是，由于本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社会老龄化导致年轻劳动力的缺乏越来越严重，为了给经济注入活力，法国等欧盟成员国开放了移民政策，其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大批进入欧洲。仅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就达500万人。很多欧洲人不愿意做的工作，都被这些移民承接，这对于促进欧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加拿大在二战之后，取消了移民的“最惠民族”条款，移民脚步加大，许多高素质的移民担任了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以华人为例，今天进入加拿大的华人大都是有文凭、有技术、懂专业和英语的新一代脑力劳动者，同时，加拿大还有很多移民承担了许多加拿大人不愿干的工作，如到西部、北方的工矿企业工作，或在大都市的建筑业工作等。无论是拥有技术、技能的移民，还是一般移民，都对加拿大的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中国，来自亚非的移民也将起到类似的作用。

随着中国大学教育的普及，年轻一代人知识素养都已提高，本次民工荒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以前在青年人中，上过大学的少，除少数精英成为白领阶层外，多数青年均流向了工厂流水线；2009年，中国大学升学率已达62%，未来大部分青年，将告别流水线，而走向写字楼，虽然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可以降低用工数量，但是，中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流水线工人，每年仍然有数百万人的缺口，此时开放亚非移民，乃为上策。

同时，由于全面开放移民，新的移民不仅有产业工人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东南亚国家的技术人员，也可以移民中国。中国比欧美落后，比亚非发达，可以存在梯度式移民。对于未来的亚非移民来说，如果不能去欧美，中国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而担心移民会抢自己饭碗的思维，乃是一种不甘心的心态在作祟。

为什么中国不会发生类似欧洲的移民问题？

当然，很多中国人担心，国外移民过多，是否会使中国未来发生严重的社会文化冲突？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可能性不大。

法国总人口有限，而其移民比例，达到了12.25%，法国外来移民的主要族裔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德国的8200万居民中有730万外国人，即平均约每12个人中就有一个外国人，移民比例大约为9%，其中，最主要的是土耳其人，而土耳其人亦信仰伊斯兰教。目前，欧洲的2000万移民中，大多数来自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昔日的非洲殖民地。由此构成了欧洲移民的独特性，即大部移民信仰伊斯兰教，这与欧洲本土的基督教文化冲突比较大。

而中国能够避免类似今日法国和德国的移民困局，恰恰在于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和民族的多样性。中国本来人口基数大，开放一亿移民，也不过占总人口的6%，仍然远远低于欧洲国家的平均移民水平，不至于对于中国种族构成造成根本性的冲击，而56个民族的融合更不必在乎外来移民的干扰，相反来自相近文化圈的亚洲移民，则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同化。

2009年，中国人口约为13.34亿，至2020年，将达到15亿，而将来的一亿移民，不过占中国人口总比例的6%，十年时间移民一亿，其实并不多，届时中国将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10:37 PM 0 comments

  香港模式的瓶颈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罗天昊
2010年12月06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近期发布的施政报告承认，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大约有18%的港人处于贫困线以下。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收买”政策。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类豪族。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亦成为被容忍的对象，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小平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三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郑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4%，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2010年的香港十大富豪中，从第一名的李嘉诚的190亿美元到第十名冯国经的29亿美元，其财富总值，达800亿美元之巨，仅此10人，即集中了相当于香港GDP40%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经济总量为香港50%强的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向右转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注：作者为前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早年长住广东。对于珠三角城市发展有切身体会，现居北京。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10:37 PM 0 comments

  中國為何被群小欺負？--兼評深化改革推動民主是中國取得話語權的關鍵 湯本

中國的外交戰略，雖然韜光養晦，咬緊牙關，忍辱負重，用足機遇，多元戰略，努力發展，但還是漏洞百出，處處被動，在周邊國家，就處於一種被群小惡欺的尷尬狀態。

從北韓說起，根據一位不願披露名字的專家認為，中國每年支援北韓的糧食能源等經濟援助，相當一個中國小省的一年GDP。但這個白眼狼，轉身就跟中國在邊境河邊上的小山和小島爭執不休，去年發生肆意開槍打死中國邊民案件。試想，美國打贏二戰，公開在德日駐軍，六十多年來，沒有撤軍的意思。一比較，就看出中華民族的孱弱。

在內蒙，中國也面對各種壓力，儘管內蒙邊境的蒙古議員，主張加強和中國合作。但蒙古今後的方向令北京擔憂。鳳凰時事辯論會，就討論蒙古與一些外國的軍事合作，是否對中國形成“O”形的軍事包圍？

印度，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現在增強軍備，在渤海、東海、黃海外設置日印航海圈，目的就是堵住中國的深海出口。

越南，與美國鷹派眉來眼去，與日本軍事合作演習，最近，與日本展開稀土合作，拿中國的資源討好日本人。

菲律賓與美國和日本軍事合作，也不斷演習。菲律賓一方面繼續要中國好處，一方面把南海改名為西菲律賓海。把人家的一個孩子搶來，改了名字就是他的了？ ！

緬甸政府，對於中國投資幾百億的密松水庫，說停就停。此項目，本來有利於緬甸，百分之十的電歸你，因為你用不了那麼多啊，百分之九十電是拿來還投資債的。中緬在水力資源的雙贏的經濟合作，一句話就停了，傷的是兩國人民！

斯里蘭卡，講好的土地購買案，也是說停就停。中國幾乎沒有埋怨一句！我在下班的火車上，遇到一個14歲的斯里蘭卡男孩，他隨父母在香港居住上學，他知道中國一家集團公司在斯里蘭卡購買土地案。這項土地案被政治化國際化之後，現在已經被斯里蘭卡政府拒絕。這個孩子知道這個新聞，他的父母更是都知道這個新聞，他和她父母完全站在政府一邊，是為了保衛“國土”，這就是一個小國發賤的典型案例，以往殖民者拿著槍逼你，你老老實實的。今天，中國人不是殖民者掠奪，而是與你平等共同開發，與你雙贏啊！

常識告訴我們，如果對小孩子太好，太溺愛，如果對小孩沒有管教，小孩子容易發賤，不尊重大人，不知好歹，在大人面前窮得色，沒有禮貌，傷害大人尊嚴，也傷害小孩自己。

11月8日。我的《有報天天讀》的評論題目是：中國周邊小國家為什麼發賤？

我的看法是：在日本軍國主義鷹派的慫恿下，在美國某些軍政人士蠱惑下，這些中國周邊國家紛紛終止和中國的合作項目，這不僅阻遏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合理經濟拓展，也傷害這些小國自己。

問題是中國外交戰略過於軟弱，缺乏必要的剛柔相濟的戰略。

一是，剛才談到的，小國如小人：遠則怨，近則狎。中國軟弱有餘，謙讓過多，當然導致眾小的欺負和哂笑。自然還有其它原因。

二是，中國應該採納剛柔相濟的戰略，全世界為何怕美國，因為他老是打人，揍人，動不動就是戰爭，有士兵自殺率大幅提高負面問題，但是美國海陸空軍隊獲得鍛煉，高科技新型武器得到實戰使用。

三是， 密松電站停止項目，是以環保為理由。事實上，過渡的環境保護傷害經濟發展，美國共和黨有一批學者堅決反對把環保政策極端化，批評美國副總統的高爾的極端氣候變暖論。

四是，北京沒有找到話語權，在人權民主-主權及人民利益和國家安定等方面沒有平衡，無法向周邊國家說明自己的軟硬實力，將使支撐中國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五是，這些發賤的小國，因為中華民族對他太好了，他要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繁榮和機會，同時又不願意對島嶼進行共同開發，寧可讓給生人外人甚至是以往的敵人，也不讓給你中國人。

六是，很多時候，中國沒有話語權。對於某些周邊國家的民主領袖，事實上，不能排斥下面的可能：他們以民主為理由，發展個人的權利慾望，卻影響社會安定，導致經濟滯後，給人民帶來傷害。

而且，北京面臨權貴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尖銳矛盾，當局在民主社會主義體制建設上積極發展，深化改革，推動改革。因為無論是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有巨大空間，急需全方位的創新。一個讓人心服口服的領導人團隊，採取剛柔相濟的戰略，體現真正為民眾服務的精神，才能不僅使得國人佩服，也使得外人佩服，才能擁有強大話語權。推動改革深化改革，實現民主，是一個國家取得話語權的關鍵步驟。

最後，以上所有改革和發展，急需人才。中國急需創新人才，尤其是戰略創新，思想創新的人才，因此，我勸天公從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或者說：不拘一格選人才！  ¶ 7:13 PM 0 comments

  安裕周記﹕談談種族歧視 【明報專訊】種族歧視是連環式關係，以所謂民族大熔爐美國來說，這一態勢更是顛撲不破。白人歧視黑人，白人歧視西班牙語裔移民，白人裏的新教徒（WASP）歧視白人的天主教徒，新教徒歧視猶太裔、意大利裔和愛爾蘭裔。黑人歧視西語牙語裔，黑人歧視黃種人，黃種人倒過來歧視黑人和西班牙語裔。歧視尋且到達一個普遍程度，是連歧視的密語都不再是秘密。人類分類學來說，黑人屬於尼格羅（negro），這詞是西班牙語，美國一些人在口語轉了一個調叫nigger，變了「黑鬼」。我在這裏聲明，在美國千萬千萬不要在街上說這字。我看到最血腥的一幕是在紐約地鐵，黑人中年女子和白人男子可能因為過道時擠了一下起爭執，黑人女子句句都是問候娘親，男子回了一句you nigger。幾秒之間，車廂裏各不認識的幾個黑人青少年忽地撲上來就打，掄起套有金戒子那只拳頭死命打下去。列車乘警趕到時，一個黑人青年沒有走，氣噓噓說是我打了他，這人說我是黑鬼；白人男子整件襯衫都是血，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我留下來直至看着傷者抬走，是想知道到底案子最後怎樣處理；傷人是紐約州法律罪案，如果涉及種族歧視，州和聯邦法案都對hate crime處罰極嚴。可是第二天連《紐約時報》都沒有這條消息。

華人不會公開用廣東話說「黑鬼」，因為黑人會聽得懂，下場肯定是捱一頓痛打。後來轉一個圈叫「老墨」，但時間久了又被識破，於是改了叫「墨匪」。至少我離開美國前，還未有華人因為「墨匪」給人活生生打死。反而是華裔黑幫到意大利裔區收保護費，給人綁起送到新澤西狗食工廠扔進攪拌機，今天想起都有餘悸。

美國的種族或族裔歧視脫不了宗教和經濟因素。歧視意大利裔和愛爾蘭裔，只有一個原因﹕在美國主流的新教徒裏，有人歧視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裔和愛爾蘭裔。宗教自由是憲法上的事，你去什麼教堂沒人管你，但美國史上只有一個總統是天主教徒，那是來自麻省的愛爾蘭後裔甘迺迪。愛爾蘭人在美國不算名聲好，紐約的非華裔黑幫是意大利裔的黑手黨和愛爾蘭人。兩者各有地盤，黑手黨在曼哈頓下城區和布魯克林區，愛爾蘭人則是曼哈頓上西城。說起來倒也奇趣，愛爾蘭裔當差的不少，今天紐約警察總長克里便是愛爾蘭裔。下次去遊紐約，不妨看看警察胸前名牌，姓奧圖（O'Toole）奧白賴恩（O'Brain）奧舒亞（O'Shea）的不少，奧字當頭為記認，都是愛爾蘭人；意大利裔的姓氏是元音AEIOU為尾。黑手黨如今作奸犯科少了，只是包下整個城巿的窗戶工程或清倒垃圾來做這些小道時有所聞。紐約黑手黨是栽在意大利裔的朱利亞尼手上，就是「九一一」時擔任紐約巿長的那位，八十年代他是檢察官，一夜之間拘捕黑手黨五大家族其四。

從未宣之於口的理由

宗教歧視主要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平日不多顯示，大選年便露出來。一九九四年通過的《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是聯邦法例，「要求美國判罪委員會增加對種族、膚色、宗教及性別而生的罪案加重刑罰」。表面涵蓋甚廣，似乎可以從此令歧視消失，可是不利天主教徒的潛規則行之多年，從未有政客因此被控。天主教徒當不了總統，六十年代之後幾成定例，目下正競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羅姆尼是摩門教徒，早給評論員批死不能入主白宮。表面原因極多，如利用稅務優惠少付稅，如沒有聯邦部門管理經驗。有一句話從沒公開說出來﹕羅姆尼是摩門教徒，在美國不視為正統。評論員只要說出這句話，下場是聯邦調查局找上門來。

八十年代末，民主黨一片混亂，卡特之後無人，有人想到紐約州州長科莫（Mario Cuomo），這個人精明強悍外型好，治理這美國第一大州井井有條，但就是沒法再上一層樓。據說是有人質疑他和黑手黨關係，因為他是意大利裔云云。之後科莫老去，競逐總統一事不了了之，然而誰都知，意大利裔是他的白宮之路一道坎，另一道便是他的宗教天主教。

必須提到種族和經濟帶出的歧視。黑人在美國立國後從非洲源源輸入，十九世紀因解放黑奴爆發南北戰爭。縱然北軍取得最後勝利，但黑奴問題從未徹底解決。這是經濟因素使然。美國南方遍是農業州，中部地區也有一些，諸如堪薩斯，諸如密蘇里，還有所謂MAG。M是密西西比Mississippi，A是亞拉巴馬Alabama，G是佐治亞Georgia，黑奴十八世紀時主要來這三個州，原因很簡單﹕幫農。這些地方的種族歧視情况也最惡劣，三K黨大本營在這一帶。五十年代，馬丁路德金牧師打出反種族歧視第一炮的蒙哥馬利校車事件便在亞拉巴馬。六十年代，頭戴白色三角帽、只露出眼睛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者猖獗，黑人半夜三更給人吊死樹上時有所聞。一九八八年，演員真赫曼主演的電影《Mississippi Burning》說的是真人真事——一九六四年，東北部三個青年到南部州份推動黑人民權，路上離奇被殺，區內有黑人遭人吊死房子燒毁，聯邦調查局介入，最終拘捕真兇。

軍中歧視黑人雞與蛋的關係

過往黑人在南部州份的角色是經濟因素佔大，今天美國農業全面機械化，但黑人依然在整個勞工結構最底層，加之南方政治取向保守，歧視黑人現象一直無法全面驅散。由於農業不景及保守傳統，南方青年當兵特多，初進軍隊，下士月入約一千美元，比起在望不到盡頭的田野收割好得多。因此MAG不僅是農業州代號，更是大量美軍的來源，尤其講究刻苦重視忠誠的特種部隊，MAG所佔比例極大。不過，歧視黑人的做法，也因為MAG兵員多而在美軍裏常有所聞，這到底是把軍營以外的歧視黑人傳統帶進軍營，抑或軍營裏本質就是歧視黑人，這多少有點雞和雞蛋的關係。但可以肯定，六十年代越戰，美軍裏的黑人兵成為越共及北越招降對象，因為兩軍相遇打頭陣的總是黑人兵佔多，再是軍隊內部種種壓制，遂成為對手喊降入手點。

加州情况本來和MAG有點相似，地緣上毗鄰墨西哥，非法移民在漫長的美墨邊境自出自入。事實上，加州農場的收成時節，需要大量人手在短時間內收割及處理蔬果，時薪只要一元半塊美金的墨西哥或中南美洲非法入境者，輕易擊倒根據聯邦條例時薪至少四美元的美國本土工人。農場工作辛苦，一天下來光流汗都要瘦幾磅，白人幹這些活的很少，身高體壯的黑人六十年代佔了這種工種的極大部分。當說西班牙語的中南美洲非法勞工一來，農場主人要多便宜多刻薄都嚥下，反正回去墨西哥就是一筆小財。這些非法移民漫山遍野，生下的小孩成了美國人，四十年來改變了美國人口結構，一躍成為第三大族裔，佔美國總人口百分之十六。

西語裔受歧視，其中一個原因是工作職位競爭，不過美國民族繁多，紐約巿人口部門九十年代曾公布，巿內各國族裔比起聯合國成員國還多。我查過資料，九十年代初，聯合國成員國約一百九十，未到二百。時間久了，西語裔第二三代陸續成為美國主流，白人也開始接受包容，今天美國開到成行成巿的Taco Bell快餐，賣的便是墨西哥傳統食物，玉米餅包捲心菜和豬肉醮辣醬吃。另一批西語裔人口在美國大受歡迎，是棒球運動員。美國國球不是籃球是棒球，四月打到十一月，主流社會不少生活習慣或民俗都和棒球有關；不是棒球擁躉，人生似乎少了一些什麼。棒球手是白宮常客國家英雄，瑪麗蓮夢露其中一任丈夫、紐約洋基棒球隊名將迪馬治奧（Joe DiMaggio）在世時幾乎所有國宴都獲邀參加。日本的華裔棒球手王貞治一度是全壘打世界紀錄保持者，但美國棒球界從不把這當作一回事，一句也不提，除了對黃種人的輕視，便是認為王貞治能打出全壘打，是日本投手膂力不夠。但即便美國棒球大聯盟，三分之一運動員是西語裔，美國球迷一點都不覺有問題。

黃種人被歧視在美國不是新聞，任何人在當地生活超過一年，不論土生華裔或新來甫到的第一代，都吃過這些苦頭。亞裔讀書成績好，白宮每年的科學獎總有幾個亞裔少年，可是華人照舊遭歧視，起初人們以為和社會地位不如其他族裔有關，也有人說這和身形瘦小吃虧。都不是。我看到黑人挑釁華人的實况，地鐵上人人眼觀鼻鼻觀心，黑人就是要說你用敵意眼光看他，搶了你的隨身聽（walkman）就跑。亞裔裏，日裔住在白人區多，少點捱打；韓裔是天不怕地不怕，哈林區開店的亞裔只有朝鮮人。是冰天雪地鍛煉出來的剛烈，抑或是跆拳道的狠勁調教出來的不屈，我不是朝鮮人，不知道，只道是韓裔最團結，也最挺身保衛一己權益。YouTube唯一看到遇劫後拿着一管槍追出去的，不是大塊頭的白人，是韓裔。

挑軟的吃懦夫之道

我老是覺得種族歧視是專挑軟的吃的懦夫之道，便是從韓裔的反抗想到出來。韓裔用雙管獵槍打死來搶錢的歹徒間有所聞，我不贊成以暴易暴，但像韓國人那樣，千山萬水從朝鮮半島移民美國，胼手胝足開一家小店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要搶他的家當，若果只是因為他的膚色和矮小了一點，那就看錯了人。韓國男人個個都當過兵，絕不好惹的。唐人街的華青幫，名字乍聽挺嚇人，「鬼影」、「飛龍」，怎料去意裔人區被人架走攪碎，去黑人區不夠大塊頭，去韓裔區敵不過拚死一擊，只得留在那幾條小街欺侮同胞，在地下世界吃盡苦頭，也真殘酷了一些。  ¶ 6:55 PM 0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