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闲评
Tuesday, August 26, 2008
美国成了“利己”的霸权国家
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8年8月27日 星期三
世纪80年代，美国担心日本将成为超人与恶魔莱克斯•卢瑟(Lex Luthor)的致命组合。这就是我所说的“衰弱巨人综合征”的典型案例。
1987年，美国国会议员干了一件有名的事，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砸碎了一台东芝(Toshiba)收录机。19世纪初，当德国和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时，英国表现出同样的症状：缺乏自信、绝望、一遭到指责就反唇相讥。当时，霍华德•文森特爵士(Sir Howard Vincent)拿着一堆印有“德国制造”字眼的拖把、桶和刷子走进国会。
在夸大的日本威胁之下，美国霸权安然无恙。但现在，美国这个巨头又在胆战心惊了。许多美国人将贸易视作危险事物，而非机遇。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经非常著名地称美国是一个“利他”霸权，而现在，这个国家变成了“利己”霸权。
经济焦虑笼罩美国，在此背景下，两党许多人士（以民主党人居多）现在认为，发展更自由的贸易，是牺牲美国的利益，而大大地便宜别国。他们自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有进行制度改革，消除引起美国人焦虑的真正原因，美国的贸易政策才有望恢复健全。
美国在失败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的角色，说明它已丧失了领导地位。多哈谈判破裂，美国是祸首，它拒绝大幅削减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尽管各国普遍认识到这些补贴是不可容忍的。其最新提议是将补贴限制在145亿美元以下，但这远远超出其当前的补贴水平（估计为90亿美元）。美国只有200万农民，而当印度提出增强在进口激增情况下应用的“特别保障机制”时，却遭到美国的指责。相比之下，印度的农场规模要小得多，经常仅够农民维持生计，而且，该国近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
美国自身的让步微不足道，却坚持要印度作出艰难的让步。而其吝于削减补贴，更是使政治局势变得棘手。此外，在多哈谈判开始时，人们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农业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国会对别国指手画脚——先是巴西，接着是印度，再接着是中国——却从未想想自身的责任。
美国还强行在双边优惠贸易协定（多数是与发展中小国签署的）中加入与贸易无关、有损伙伴国利益的条件。美国很难称得上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典范：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塔夫特-哈特雷法》(Taft-Hartley)出台后，罢工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在私人部门，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稳步下降至10% 以下；美国没有认可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所有核心准则。这样一个国家，却厚颜将标准强加到贸易协定的伙伴国头上。理由何在？
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实行了它所鼓吹和要求的标准，而是因为劳工游说团体认定（但缺乏有力证据），美国工资增长停滞，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竞争所致。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它们相信，如果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有关“世界是平的”的理论颠倒过来也能成立，通过让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升至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平的，那将有助于减少竞争。简而言之，这正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出口保护主义”。
令这种强权政治手段倍加令人厌恶之处在于，美国会打着利他主义的幌子：不是直率地吐露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会担心竞争”，而是装成这“符合你们工人的利益”。利他的霸权主义不会玩此类把戏；而利己的霸权主义几乎专干此事。
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呼吁，美国今后签署优惠贸易协定时，应当实行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应当修订，采用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这是他的改革议程的一部分，是在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增添美国作为利己霸权国家的名声，而不是减轻这种名声。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但的确需要进行改革，只是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改革必须全面反映美国面临的新现实，尤其是困扰当今美国工人的经济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于工作不稳定性加剧。
首先，就如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一样（当时，1美元衬衫充斥世界），如今，印度和中国正迅速发展，并大量地出口商品。它们就如置身于世界经济“小人国”的格利佛(Gullivers)。在它们出口集中的行业，它们引起了海啸。
其次，竞争加剧了。如同波音(Boeing)与空客(Airbus)一样，竞争优势的差距缩小了。在贸易行业，再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或他手下的工人，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总是有某个人，来自某个地方，让他坐卧不宁。我将这种新现象称为“万花筒相对优势”。它导致了工作的不稳定性。今天你有优势，明天你就可能失去优势。
第三，节省劳力的技术改革持续威胁着组装线上不熟练的工人。组装线仍然存在，但越来越不需要有工人在上面操作，而是由坐在玻璃室里的熟练工人操纵，此类工作反而增加了。
制度改革必须解决工作不稳定的问题，使不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能够面对新的不确定性。必须提高教育水平，减少用在专业化方面的时间比例：这将使工人在万花筒转动时，更容易适应新的技能要求。必须帮助不熟练工人，鼓励他们掌握技能，从而提高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即使是在他们没有失业的时候。
参议员奥巴马承诺进行改革，但民主党的施政纲领几乎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没有摆脱诸如医疗改革等陈词滥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赞成自由贸易，这令人赞赏，但他看来并没有理解这需要从制度层面来考虑，而制度需要进行重大革新。两人都必须理解，美国需要“新政”！ ¶ 6:28 PM 0 comments
2008年8月27日 星期三
世纪80年代，美国担心日本将成为超人与恶魔莱克斯•卢瑟(Lex Luthor)的致命组合。这就是我所说的“衰弱巨人综合征”的典型案例。
1987年，美国国会议员干了一件有名的事，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砸碎了一台东芝(Toshiba)收录机。19世纪初，当德国和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时，英国表现出同样的症状：缺乏自信、绝望、一遭到指责就反唇相讥。当时，霍华德•文森特爵士(Sir Howard Vincent)拿着一堆印有“德国制造”字眼的拖把、桶和刷子走进国会。
在夸大的日本威胁之下，美国霸权安然无恙。但现在，美国这个巨头又在胆战心惊了。许多美国人将贸易视作危险事物，而非机遇。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经非常著名地称美国是一个“利他”霸权，而现在，这个国家变成了“利己”霸权。
经济焦虑笼罩美国，在此背景下，两党许多人士（以民主党人居多）现在认为，发展更自由的贸易，是牺牲美国的利益，而大大地便宜别国。他们自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有进行制度改革，消除引起美国人焦虑的真正原因，美国的贸易政策才有望恢复健全。
美国在失败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的角色，说明它已丧失了领导地位。多哈谈判破裂，美国是祸首，它拒绝大幅削减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尽管各国普遍认识到这些补贴是不可容忍的。其最新提议是将补贴限制在145亿美元以下，但这远远超出其当前的补贴水平（估计为90亿美元）。美国只有200万农民，而当印度提出增强在进口激增情况下应用的“特别保障机制”时，却遭到美国的指责。相比之下，印度的农场规模要小得多，经常仅够农民维持生计，而且，该国近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
美国自身的让步微不足道，却坚持要印度作出艰难的让步。而其吝于削减补贴，更是使政治局势变得棘手。此外，在多哈谈判开始时，人们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农业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国会对别国指手画脚——先是巴西，接着是印度，再接着是中国——却从未想想自身的责任。
美国还强行在双边优惠贸易协定（多数是与发展中小国签署的）中加入与贸易无关、有损伙伴国利益的条件。美国很难称得上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典范：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塔夫特-哈特雷法》(Taft-Hartley)出台后，罢工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在私人部门，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稳步下降至10% 以下；美国没有认可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所有核心准则。这样一个国家，却厚颜将标准强加到贸易协定的伙伴国头上。理由何在？
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实行了它所鼓吹和要求的标准，而是因为劳工游说团体认定（但缺乏有力证据），美国工资增长停滞，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竞争所致。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它们相信，如果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有关“世界是平的”的理论颠倒过来也能成立，通过让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升至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平的，那将有助于减少竞争。简而言之，这正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出口保护主义”。
令这种强权政治手段倍加令人厌恶之处在于，美国会打着利他主义的幌子：不是直率地吐露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会担心竞争”，而是装成这“符合你们工人的利益”。利他的霸权主义不会玩此类把戏；而利己的霸权主义几乎专干此事。
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呼吁，美国今后签署优惠贸易协定时，应当实行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应当修订，采用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这是他的改革议程的一部分，是在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增添美国作为利己霸权国家的名声，而不是减轻这种名声。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但的确需要进行改革，只是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改革必须全面反映美国面临的新现实，尤其是困扰当今美国工人的经济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于工作不稳定性加剧。
首先，就如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一样（当时，1美元衬衫充斥世界），如今，印度和中国正迅速发展，并大量地出口商品。它们就如置身于世界经济“小人国”的格利佛(Gullivers)。在它们出口集中的行业，它们引起了海啸。
其次，竞争加剧了。如同波音(Boeing)与空客(Airbus)一样，竞争优势的差距缩小了。在贸易行业，再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或他手下的工人，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总是有某个人，来自某个地方，让他坐卧不宁。我将这种新现象称为“万花筒相对优势”。它导致了工作的不稳定性。今天你有优势，明天你就可能失去优势。
第三，节省劳力的技术改革持续威胁着组装线上不熟练的工人。组装线仍然存在，但越来越不需要有工人在上面操作，而是由坐在玻璃室里的熟练工人操纵，此类工作反而增加了。
制度改革必须解决工作不稳定的问题，使不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能够面对新的不确定性。必须提高教育水平，减少用在专业化方面的时间比例：这将使工人在万花筒转动时，更容易适应新的技能要求。必须帮助不熟练工人，鼓励他们掌握技能，从而提高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即使是在他们没有失业的时候。
参议员奥巴马承诺进行改革，但民主党的施政纲领几乎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没有摆脱诸如医疗改革等陈词滥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赞成自由贸易，这令人赞赏，但他看来并没有理解这需要从制度层面来考虑，而制度需要进行重大革新。两人都必须理解，美国需要“新政”！ ¶ 6:28 PM 0 comments
Tuesday, August 19, 2008
谁能拴住陈水扁？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郭国松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案愈演愈烈，发现的秘密帐户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这一刻，我突然有点“同情”陈水扁。这个曾经被誉为“台湾之子”的政坛明日黄花，在尚未卸任之前，已然穷途末路，众叛亲离，整个阵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铁杆在为他死扛。
事实上，在“驸马爷”赵建铭腐败案浮出水面并被法院判处刑罚后，陈水扁下半生的命运就已经拟定了主题——要么沦为阶下囚，要么借助卸任“总统”的某些政治背景，与执政当局猫捉老鼠，疲于应付令人羞辱、没完没了的调查和诉讼。
随着马英九当选，国民党蒙受8年的耻辱之后再度成为执政党。有舆论认为，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如此敌对，国民党执政后，必然要清算陈水扁，并借机打压日渐强势的民进党。我对此不以为然。以马英九向来温和、中庸的为人风格，他上台后不大可能对扁阵营大打出手，要是这样做，马英九也就不配担任他目前的职务。
就在各界人士冷眼观望对陈水扁的腐败问题何去何从时，瑞士联邦检察署向台湾官方发出协助调查陈水扁家族涉嫌洗钱的请求文件。据媒体报道，扁夫人吴淑珍利用其子陈致中和儿媳黄睿靓的账户，通过新加坡有关银行向瑞士汇出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存在国际洗钱的嫌疑。经台湾检方初步调查，陈水扁妻舅吴茂中亦牵涉其中，受到传讯。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震惊台湾社会！陈水扁稍后向媒体承认，吴淑珍将部分选举经费剩余款汇往海外。阿扁在表示致歉的同时，宣布与夫人一起退出民进党。而民进党也召开记者会，对陈水扁进行严厉谴责，包括党主席蔡英文在内的党内高层集体向公众鞠躬道歉。
事已至此，律师出身、有三寸不烂舌的陈水扁，在第一时间内承认事实，说明他知道这一次麻烦大了，仅靠赖账恐难脱身，便只好主动出来接招。由于这是瑞士联邦检察署引爆的腐败案，陈水扁无法指责政治对手对他进行报复。
到目前为止，在陈水扁家族中，包括他的女婿赵建铭、亲家赵玉柱、儿子陈致中、儿媳黄睿靓、妻舅吴茂中以及他本人和夫人吴淑珍等人，均卷入了腐败案，其中，赵建铭和他的父亲赵玉柱分别被台北高等法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9年6个月。
那么，对陈水扁家族腐败窝案，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呢？我们不妨首先分析一下世界各国和地区腐败的基本情形。以“透明国际”发布的2007年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为例，丹麦、芬兰、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为清廉的国家，新加坡位列第四。日本和美国分别排名第17和20位，中国香港排名第14位，台湾排名第34位，中国大陆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2位（部分国家未入排名榜）。
大致上，对于腐败可以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北欧的部分国家，被称为“零腐败”，像丹麦、芬兰等国，官员腐败案已经基本绝迹；第二类是轻微腐败，这种状况存在于大部分国家；第三类是高层腐败，而一般科层公务人员则很清廉；第四类是极度腐败的国家，在全世界200来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占有三分之一的数量。
通常，在宪政体制下，制度较为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严密，一般官员很难发生腐败，不仅机会难觅，而且风险太大。因此，在这些国家，腐败往往发生在权力最高层，一些大的集团透过政治献金等手段，达到影响公共政策或者重大决策的目的。比如，当年台湾向法国购买拉法叶军舰，便以银弹铺路，买通了法国外长迪马等一批政府高官。发生于1988年，被称为日本战后四大政治丑闻之一的“里库路特”案，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森喜朗、安倍晋太郎等自民党要员私下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股票，丑闻推倒了日本政坛的多米诺骨牌。
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案愈演愈烈，发现的秘密帐户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这一刻，我突然有点“同情”陈水扁。这个曾经被誉为“台湾之子”的政坛明日黄花，在尚未卸任之前，已然穷途末路，众叛亲离，整个阵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铁杆在为他死扛。
事实上，在“驸马爷”赵建铭腐败案浮出水面并被法院判处刑罚后，陈水扁下半生的命运就已经拟定了主题——要么沦为阶下囚，要么借助卸任“总统”的某些政治背景，与执政当局猫捉老鼠，疲于应付令人羞辱、没完没了的调查和诉讼。
随着马英九当选，国民党蒙受8年的耻辱之后再度成为执政党。有舆论认为，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如此敌对，国民党执政后，必然要清算陈水扁，并借机打压日渐强势的民进党。我对此不以为然。以马英九向来温和、中庸的为人风格，他上台后不大可能对扁阵营大打出手，要是这样做，马英九也就不配担任他目前的职务。
就在各界人士冷眼观望对陈水扁的腐败问题何去何从时，瑞士联邦检察署向台湾官方发出协助调查陈水扁家族涉嫌洗钱的请求文件。据媒体报道，扁夫人吴淑珍利用其子陈致中和儿媳黄睿靓的账户，通过新加坡有关银行向瑞士汇出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存在国际洗钱的嫌疑。经台湾检方初步调查，陈水扁妻舅吴茂中亦牵涉其中，受到传讯。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震惊台湾社会！陈水扁稍后向媒体承认，吴淑珍将部分选举经费剩余款汇往海外。阿扁在表示致歉的同时，宣布与夫人一起退出民进党。而民进党也召开记者会，对陈水扁进行严厉谴责，包括党主席蔡英文在内的党内高层集体向公众鞠躬道歉。
事已至此，律师出身、有三寸不烂舌的陈水扁，在第一时间内承认事实，说明他知道这一次麻烦大了，仅靠赖账恐难脱身，便只好主动出来接招。由于这是瑞士联邦检察署引爆的腐败案，陈水扁无法指责政治对手对他进行报复。
到目前为止，在陈水扁家族中，包括他的女婿赵建铭、亲家赵玉柱、儿子陈致中、儿媳黄睿靓、妻舅吴茂中以及他本人和夫人吴淑珍等人，均卷入了腐败案，其中，赵建铭和他的父亲赵玉柱分别被台北高等法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9年6个月。
那么，对陈水扁家族腐败窝案，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呢？我们不妨首先分析一下世界各国和地区腐败的基本情形。以“透明国际”发布的2007年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为例，丹麦、芬兰、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为清廉的国家，新加坡位列第四。日本和美国分别排名第17和20位，中国香港排名第14位，台湾排名第34位，中国大陆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2位（部分国家未入排名榜）。
大致上，对于腐败可以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北欧的部分国家，被称为“零腐败”，像丹麦、芬兰等国，官员腐败案已经基本绝迹；第二类是轻微腐败，这种状况存在于大部分国家；第三类是高层腐败，而一般科层公务人员则很清廉；第四类是极度腐败的国家，在全世界200来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占有三分之一的数量。
通常，在宪政体制下，制度较为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严密，一般官员很难发生腐败，不仅机会难觅，而且风险太大。因此，在这些国家，腐败往往发生在权力最高层，一些大的集团透过政治献金等手段，达到影响公共政策或者重大决策的目的。比如，当年台湾向法国购买拉法叶军舰，便以银弹铺路，买通了法国外长迪马等一批政府高官。发生于1988年，被称为日本战后四大政治丑闻之一的“里库路特”案，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森喜朗、安倍晋太郎等自民党要员私下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股票，丑闻推倒了日本政坛的多米诺骨牌。
就台湾而言，大致属于第三种类型的腐败，即高层腐败，普通公职人员贪腐现象并不严重。但是，与上述法国、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台湾的高层腐败更加疯狂和无所顾忌，陈水扁一家老小、连亲家也跟着腐败，就是一个例证。这种腐败，颇有中国传统文化所指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意味。如果仅此判断，陈水扁家族的腐败又与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的腐败并无二致。
究其原因，与台湾社会转型不彻底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台湾处于国民党政权的治理下，一党独大、党天下乃是其政治的基本特色，完全谈不上权力监督制约的宪政制度。蒋经国时代，党禁、报禁解除，使得台湾逐步走上了以现代民主与法治为标志的宪政之路，其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由于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台湾当下的宪政制度，乃是有形无神，存在诸多缺陷。
形式上看，台湾政治架构沿用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和立法院议员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据台湾现行宪法，立法院有权弹劾总统，经过二分之一的立委联署，可以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行政院长在辞职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出一口“恶气”——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由此，我们看到一种怪诞的局面，在红杉军十万人连续倒扁的抗议声中，作为有能力对陈水扁和他任命的来自民进党的行政院长发动弹劾程序的国民党一方，在蓝绿阵营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而行政院长被弹劾与解散立法院相联系，等于将议员们的政治前程与一个被弹劾的行政院长绑上了同一架战车。有人将弹劾行政院长的程序形容为“自杀式袭击”，其制度设计的荒唐性可见一斑。
台湾的宪法还规定，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承担责任。众所周知，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相互制约，各司其责，总统无疑是最高行政长官。但台湾的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关，那总统又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呢？实际上，等于设置了一个超然于权力制约机制之外、凌驾于各种权力之上的最高权力。所以，陈水扁分明腐败到了于法于情难容的地步，却依然闲庭信步，毫无遭受弹劾之忧。
说到底，透过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之处和陈水扁家族的腐败，我们看到的是台湾政党政治的巨大弊害。已经形成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政治阵营，在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驱使下，为争夺最高权力而相互倾轧，立法院逢会必打，为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早已脱离了现代民主的竞争性政治的范畴。其结果，双方关注的是本集团的狭隘利益，而不是基于普适价值所设计的制度。“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台湾民主的结果，让陈水扁痞子当政8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贪婪是人性弱点的本能表现。在这样的制度下，陈水扁如果很清廉，从人性的哲学上判断，反倒是一个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水扁家族腐败案的爆发，对台湾政治民主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它使得台湾曾经深受其害的政党政治的弊害暴露无遗。我们有理由期待，马英九能够超脱于政党利益之上，将台湾的民主推向一个更高层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8:15 PM 0 comments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案愈演愈烈，发现的秘密帐户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这一刻，我突然有点“同情”陈水扁。这个曾经被誉为“台湾之子”的政坛明日黄花，在尚未卸任之前，已然穷途末路，众叛亲离，整个阵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铁杆在为他死扛。
事实上，在“驸马爷”赵建铭腐败案浮出水面并被法院判处刑罚后，陈水扁下半生的命运就已经拟定了主题——要么沦为阶下囚，要么借助卸任“总统”的某些政治背景，与执政当局猫捉老鼠，疲于应付令人羞辱、没完没了的调查和诉讼。
随着马英九当选，国民党蒙受8年的耻辱之后再度成为执政党。有舆论认为，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如此敌对，国民党执政后，必然要清算陈水扁，并借机打压日渐强势的民进党。我对此不以为然。以马英九向来温和、中庸的为人风格，他上台后不大可能对扁阵营大打出手，要是这样做，马英九也就不配担任他目前的职务。
就在各界人士冷眼观望对陈水扁的腐败问题何去何从时，瑞士联邦检察署向台湾官方发出协助调查陈水扁家族涉嫌洗钱的请求文件。据媒体报道，扁夫人吴淑珍利用其子陈致中和儿媳黄睿靓的账户，通过新加坡有关银行向瑞士汇出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存在国际洗钱的嫌疑。经台湾检方初步调查，陈水扁妻舅吴茂中亦牵涉其中，受到传讯。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震惊台湾社会！陈水扁稍后向媒体承认，吴淑珍将部分选举经费剩余款汇往海外。阿扁在表示致歉的同时，宣布与夫人一起退出民进党。而民进党也召开记者会，对陈水扁进行严厉谴责，包括党主席蔡英文在内的党内高层集体向公众鞠躬道歉。
事已至此，律师出身、有三寸不烂舌的陈水扁，在第一时间内承认事实，说明他知道这一次麻烦大了，仅靠赖账恐难脱身，便只好主动出来接招。由于这是瑞士联邦检察署引爆的腐败案，陈水扁无法指责政治对手对他进行报复。
到目前为止，在陈水扁家族中，包括他的女婿赵建铭、亲家赵玉柱、儿子陈致中、儿媳黄睿靓、妻舅吴茂中以及他本人和夫人吴淑珍等人，均卷入了腐败案，其中，赵建铭和他的父亲赵玉柱分别被台北高等法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9年6个月。
那么，对陈水扁家族腐败窝案，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呢？我们不妨首先分析一下世界各国和地区腐败的基本情形。以“透明国际”发布的2007年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为例，丹麦、芬兰、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为清廉的国家，新加坡位列第四。日本和美国分别排名第17和20位，中国香港排名第14位，台湾排名第34位，中国大陆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2位（部分国家未入排名榜）。
大致上，对于腐败可以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北欧的部分国家，被称为“零腐败”，像丹麦、芬兰等国，官员腐败案已经基本绝迹；第二类是轻微腐败，这种状况存在于大部分国家；第三类是高层腐败，而一般科层公务人员则很清廉；第四类是极度腐败的国家，在全世界200来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占有三分之一的数量。
通常，在宪政体制下，制度较为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严密，一般官员很难发生腐败，不仅机会难觅，而且风险太大。因此，在这些国家，腐败往往发生在权力最高层，一些大的集团透过政治献金等手段，达到影响公共政策或者重大决策的目的。比如，当年台湾向法国购买拉法叶军舰，便以银弹铺路，买通了法国外长迪马等一批政府高官。发生于1988年，被称为日本战后四大政治丑闻之一的“里库路特”案，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森喜朗、安倍晋太郎等自民党要员私下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股票，丑闻推倒了日本政坛的多米诺骨牌。
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案愈演愈烈，发现的秘密帐户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这一刻，我突然有点“同情”陈水扁。这个曾经被誉为“台湾之子”的政坛明日黄花，在尚未卸任之前，已然穷途末路，众叛亲离，整个阵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铁杆在为他死扛。
事实上，在“驸马爷”赵建铭腐败案浮出水面并被法院判处刑罚后，陈水扁下半生的命运就已经拟定了主题——要么沦为阶下囚，要么借助卸任“总统”的某些政治背景，与执政当局猫捉老鼠，疲于应付令人羞辱、没完没了的调查和诉讼。
随着马英九当选，国民党蒙受8年的耻辱之后再度成为执政党。有舆论认为，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如此敌对，国民党执政后，必然要清算陈水扁，并借机打压日渐强势的民进党。我对此不以为然。以马英九向来温和、中庸的为人风格，他上台后不大可能对扁阵营大打出手，要是这样做，马英九也就不配担任他目前的职务。
就在各界人士冷眼观望对陈水扁的腐败问题何去何从时，瑞士联邦检察署向台湾官方发出协助调查陈水扁家族涉嫌洗钱的请求文件。据媒体报道，扁夫人吴淑珍利用其子陈致中和儿媳黄睿靓的账户，通过新加坡有关银行向瑞士汇出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存在国际洗钱的嫌疑。经台湾检方初步调查，陈水扁妻舅吴茂中亦牵涉其中，受到传讯。
此事一经媒体报道，震惊台湾社会！陈水扁稍后向媒体承认，吴淑珍将部分选举经费剩余款汇往海外。阿扁在表示致歉的同时，宣布与夫人一起退出民进党。而民进党也召开记者会，对陈水扁进行严厉谴责，包括党主席蔡英文在内的党内高层集体向公众鞠躬道歉。
事已至此，律师出身、有三寸不烂舌的陈水扁，在第一时间内承认事实，说明他知道这一次麻烦大了，仅靠赖账恐难脱身，便只好主动出来接招。由于这是瑞士联邦检察署引爆的腐败案，陈水扁无法指责政治对手对他进行报复。
到目前为止，在陈水扁家族中，包括他的女婿赵建铭、亲家赵玉柱、儿子陈致中、儿媳黄睿靓、妻舅吴茂中以及他本人和夫人吴淑珍等人，均卷入了腐败案，其中，赵建铭和他的父亲赵玉柱分别被台北高等法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9年6个月。
那么，对陈水扁家族腐败窝案，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呢？我们不妨首先分析一下世界各国和地区腐败的基本情形。以“透明国际”发布的2007年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为例，丹麦、芬兰、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为清廉的国家，新加坡位列第四。日本和美国分别排名第17和20位，中国香港排名第14位，台湾排名第34位，中国大陆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2位（部分国家未入排名榜）。
大致上，对于腐败可以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北欧的部分国家，被称为“零腐败”，像丹麦、芬兰等国，官员腐败案已经基本绝迹；第二类是轻微腐败，这种状况存在于大部分国家；第三类是高层腐败，而一般科层公务人员则很清廉；第四类是极度腐败的国家，在全世界200来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占有三分之一的数量。
通常，在宪政体制下，制度较为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严密，一般官员很难发生腐败，不仅机会难觅，而且风险太大。因此，在这些国家，腐败往往发生在权力最高层，一些大的集团透过政治献金等手段，达到影响公共政策或者重大决策的目的。比如，当年台湾向法国购买拉法叶军舰，便以银弹铺路，买通了法国外长迪马等一批政府高官。发生于1988年，被称为日本战后四大政治丑闻之一的“里库路特”案，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森喜朗、安倍晋太郎等自民党要员私下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股票，丑闻推倒了日本政坛的多米诺骨牌。
就台湾而言，大致属于第三种类型的腐败，即高层腐败，普通公职人员贪腐现象并不严重。但是，与上述法国、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台湾的高层腐败更加疯狂和无所顾忌，陈水扁一家老小、连亲家也跟着腐败，就是一个例证。这种腐败，颇有中国传统文化所指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意味。如果仅此判断，陈水扁家族的腐败又与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的腐败并无二致。
究其原因，与台湾社会转型不彻底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台湾处于国民党政权的治理下，一党独大、党天下乃是其政治的基本特色，完全谈不上权力监督制约的宪政制度。蒋经国时代，党禁、报禁解除，使得台湾逐步走上了以现代民主与法治为标志的宪政之路，其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由于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台湾当下的宪政制度，乃是有形无神，存在诸多缺陷。
形式上看，台湾政治架构沿用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和立法院议员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据台湾现行宪法，立法院有权弹劾总统，经过二分之一的立委联署，可以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行政院长在辞职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出一口“恶气”——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由此，我们看到一种怪诞的局面，在红杉军十万人连续倒扁的抗议声中，作为有能力对陈水扁和他任命的来自民进党的行政院长发动弹劾程序的国民党一方，在蓝绿阵营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而行政院长被弹劾与解散立法院相联系，等于将议员们的政治前程与一个被弹劾的行政院长绑上了同一架战车。有人将弹劾行政院长的程序形容为“自杀式袭击”，其制度设计的荒唐性可见一斑。
台湾的宪法还规定，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承担责任。众所周知，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相互制约，各司其责，总统无疑是最高行政长官。但台湾的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关，那总统又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呢？实际上，等于设置了一个超然于权力制约机制之外、凌驾于各种权力之上的最高权力。所以，陈水扁分明腐败到了于法于情难容的地步，却依然闲庭信步，毫无遭受弹劾之忧。
说到底，透过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之处和陈水扁家族的腐败，我们看到的是台湾政党政治的巨大弊害。已经形成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政治阵营，在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驱使下，为争夺最高权力而相互倾轧，立法院逢会必打，为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早已脱离了现代民主的竞争性政治的范畴。其结果，双方关注的是本集团的狭隘利益，而不是基于普适价值所设计的制度。“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台湾民主的结果，让陈水扁痞子当政8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贪婪是人性弱点的本能表现。在这样的制度下，陈水扁如果很清廉，从人性的哲学上判断，反倒是一个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水扁家族腐败案的爆发，对台湾政治民主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它使得台湾曾经深受其害的政党政治的弊害暴露无遗。我们有理由期待，马英九能够超脱于政党利益之上，将台湾的民主推向一个更高层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8:15 PM 0 comments
Sunday, August 17, 2008
面对出租司机的威胁，我选择闭嘴
邹文标 2008-08-18 11:55:07
昨天中午从地铁口出来，打车回家。
一辆大概是黄色的伊兰特停下来了，问我去哪儿。当我说出我家的名字之后，司机不乐意说道“你能换个车吗？”。不解，问为何。曰，不认路。我说我认路，听我指挥就好了。又道，拉你这趟错过街边好几个美女，她们正打车。以为开玩笑，笑答那你可以拉一个上来，我不介意。
司机道，你信不信我几分钟就可以报警？我有点晕，说报警还不容易啊，我操起电话就可以拨110.司机说道，不是110，我可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完成报警，而且是劫警，几分钟之内就会有防暴警察冲过来，二话不说把你脸按到地上，拉到一个地方，奥运之后再听你解释。我大惊，说不会这么严重吧。司机道：要不咱试试？
我当然不敢让他试，因为我绝对相信，这事是绝对可能发生的。
不是第一次遭出租车司机拒载，只是这次拒载更有技术含量而已。以前出租车司机拒载总会跟你编个理由，比如交班，比如要加油，比如家里有事的，而这一次出租车司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拒载了。
试想一下，如果司机真的报警，防暴警察过来，即使我很幸运不被乱枪扫射，也肯定被二话不说的按在地上，然后被扔到了某个地方，这其中无论你如何解释，相信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期间，是没有人会去听你辩解，一切奥运之后再说，为防止我给同伴通风报信，没准手机什么的一上来就没收，甚至没人知道我去了哪儿。假如很幸运，我还能撑到奥运结束那一天，被证实是八代良民，可能也就是灰溜溜回家而已，并不会有人主动给你一个说法的。而我并不是可以执着要到说法的人，也就是，这个司机的行为，确实可以让我无声响的在这个世界消失10天。
突然意识到自己生存的世界，原来处处有风险。之所以现在还活着，是因为别人太善良。想想很后怕，以后司机要拒载，咱一定不要乱说话，不要说去投诉，不要去跟司机急，乖乖的说声对不起，换一辆车。
原来和谐社会的含义就是忍。普通公民而言，谁都惹不起，谁都可以有办法治你没脾气。 ¶ 11:29 PM 0 comments
昨天中午从地铁口出来，打车回家。
一辆大概是黄色的伊兰特停下来了，问我去哪儿。当我说出我家的名字之后，司机不乐意说道“你能换个车吗？”。不解，问为何。曰，不认路。我说我认路，听我指挥就好了。又道，拉你这趟错过街边好几个美女，她们正打车。以为开玩笑，笑答那你可以拉一个上来，我不介意。
司机道，你信不信我几分钟就可以报警？我有点晕，说报警还不容易啊，我操起电话就可以拨110.司机说道，不是110，我可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完成报警，而且是劫警，几分钟之内就会有防暴警察冲过来，二话不说把你脸按到地上，拉到一个地方，奥运之后再听你解释。我大惊，说不会这么严重吧。司机道：要不咱试试？
我当然不敢让他试，因为我绝对相信，这事是绝对可能发生的。
不是第一次遭出租车司机拒载，只是这次拒载更有技术含量而已。以前出租车司机拒载总会跟你编个理由，比如交班，比如要加油，比如家里有事的，而这一次出租车司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拒载了。
试想一下，如果司机真的报警，防暴警察过来，即使我很幸运不被乱枪扫射，也肯定被二话不说的按在地上，然后被扔到了某个地方，这其中无论你如何解释，相信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期间，是没有人会去听你辩解，一切奥运之后再说，为防止我给同伴通风报信，没准手机什么的一上来就没收，甚至没人知道我去了哪儿。假如很幸运，我还能撑到奥运结束那一天，被证实是八代良民，可能也就是灰溜溜回家而已，并不会有人主动给你一个说法的。而我并不是可以执着要到说法的人，也就是，这个司机的行为，确实可以让我无声响的在这个世界消失10天。
突然意识到自己生存的世界，原来处处有风险。之所以现在还活着，是因为别人太善良。想想很后怕，以后司机要拒载，咱一定不要乱说话，不要说去投诉，不要去跟司机急，乖乖的说声对不起，换一辆车。
原来和谐社会的含义就是忍。普通公民而言，谁都惹不起，谁都可以有办法治你没脾气。 ¶ 11:29 PM 0 comments
八零后：和谐的一代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龙溪微微
2008年8月18日 星期一
有人说，八零后是享乐的一代，是迷失的一代，甚至是堕落的一代。我看这些标签都不太靠谱。如果一定要给八零后下定义，这帮年轻的菜鸟更像是和谐的一代。他们也许没有过于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但更注重心灵和身体的和谐生长。
属于八零后的职场，似乎少了几分刀光剑影，多了几分其乐融融。如果你问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追求的是互信、合作、高效和有质量的生活。
这种追求不是空话，而是实打实的心理状态。国际独立调研公司Universum最近公布了2008年中国大学生职业倾向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推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今年再次成为大学生们的首选，在这点上我们终于与国际“千年一代”接轨了。
与以身为“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和“全国劳模”为荣的前辈们相比，八零后更乐于成为“环保主义者”、“爱心大使”和“志愿者”。旧的信仰缓缓倒塌，新的信仰逐渐成型，被批判为“信仰缺失”的八零后一代，其实相当热爱生活，或者说，他们的信仰就是“好好生活”。所以，即使周一到周五都裹在西服套裙里正经工作，到了周末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换上最“卡哇伊”的T恤短裤，去爬山游泳看电影泡酒吧尽情享受私人时间，或者套上志愿者的衣服去做义工。对八零后菜鸟来说，如果生活不快乐，工作就毫无意义。
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观，也是一种和谐的生活态度。从这点来看，八零后追求的职业目标已经和前辈不一样了。这或许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上世纪下半叶一穷二白的创业阶段已经过去，2007年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再次证明了“万元户”这个可爱名词的彻底过时。尽管国民经济二元化导致社会隐形矛盾不断显形，但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仍然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支持。
什么是和谐？看看中国对和谐社会的定义就知道了——和谐社会是一种有层次的和谐，核心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其保证层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
现在你理解八零后所处的社会背景了吧——耍勇斗狠没什么用，在校园里打架不能证明你酷，只能说明你傻。出了校园还打架就更是傻上加傻。在公司做事，和谐是生产力，合群是凝聚力，如果你不够和谐，公司就可能把你“和谐”了。
谁都不想被“和谐”掉，因此“获得安全感和稳定感”首次进入中国大学生心目中的前三位选择，成为Universum今年调查的重大发现。这也不难理解，八零后大多是独生子女，脱离了父母的羽翼独立行走职场，他们也许不缺钱，不缺技能，但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不信你去问问一个八零后女孩找男友的标准，“给我安全感”绝对不是一个意外的答案。
在八零后菜鸟看来，失业很可怕，这意味着社会对你的最低评价。正因为如此，当问及“在毕业后选择第一份工作时，您理想的工作行业是哪些”时，政府机构/公共服务、学术研究、商业银行、教育/教学等稳定性较高的“铁饭碗”行业受到大学生空前的追捧。在中国，你见过银行倒闭吗？见过大学倒闭吗？见过政府机构和学术协会倒闭吗？没有吧？这就对了，我们的八零后大学生在选择第一份职业时，最喜欢的就是不会倒闭的单位，这样他们就一辈子不用担心失业了。虽然他们接下来可能会跳无数次槽，但对“安全感”的内在需求仍会促使他们无私奉献自己的第一次。
那么，什么样的雇主才能满足菜鸟式的心理需求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调查数据吧。在2008中国大学生最理想雇主榜单的TOP10中，中国移动连续第四年名列榜首，宝洁和谷歌紧随其后，排名第二和第三。在奥运经济的带动下中国银行首次进入前十，排名第四。另一位闯入前十的明星企业是2000年诞生于中关村的民族品牌百度，排名第八。此外，IBM、麦肯锡、中石油、花旗集团和中国电信等中外老牌企业再次稳居前十。
看到没？纵观百强榜单，全是名牌。八零后就是天生的喜欢名牌，他们大多数人宁肯在500强企业里安心做颗小螺丝钉，也不屑于在一家民营小公司当个所谓的项目经理，当然也有例外——资本积累和创业理想，是推动八零后挪动脚步的最佳诱惑。
其实，在大学生群体中做所谓的“最佳雇主调查”，无非是升级版的“最佳品牌调查”，或者说是名牌企业大比拼。毕竟大家都是菜鸟，谁都没在这些个企业里真正混过，消息来源无非是报刊杂志广告、校园宣讲会和网络上的口碑，于是谁的牌大，谁的腕多，谁的宣传力度更到位，谁就成了菜鸟心目中的最佳雇主。一些待遇、福利和成长机会都很不错的中小企业，因为知名度的关系，很难走进菜鸟们的视野。
一个菜鸟抑或一群菜鸟的选择，尽管不能说明什么，但它毕竟影响到了菜鸟在职场上能否迅速成长为好鸟。菜鸟心目中的理想雇主，绝不仅仅是高薪和稳定的代表，他们还希望获得系统化的专业培训、丰富充实的工作任务、以及人际关系简单和谐的工作环境。
所以，雇主们擦亮眼睛了——要想轻松收服八零后菜鸟，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光有钱也是远远不够的。“和谐的一代”并不代表没有职业追求。别忘了，菜鸟经典选择中排名第二的是“成为领导者或管理者”——不淘汰别人，就会被别人淘汰。这个简单的道理，周瑜懂、武则天懂，八零后菜鸟当然也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邮箱：lxww2008@sina.com ¶ 11:27 PM 0 comments
2008年8月18日 星期一
有人说，八零后是享乐的一代，是迷失的一代，甚至是堕落的一代。我看这些标签都不太靠谱。如果一定要给八零后下定义，这帮年轻的菜鸟更像是和谐的一代。他们也许没有过于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但更注重心灵和身体的和谐生长。
属于八零后的职场，似乎少了几分刀光剑影，多了几分其乐融融。如果你问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追求的是互信、合作、高效和有质量的生活。
这种追求不是空话，而是实打实的心理状态。国际独立调研公司Universum最近公布了2008年中国大学生职业倾向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推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今年再次成为大学生们的首选，在这点上我们终于与国际“千年一代”接轨了。
与以身为“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和“全国劳模”为荣的前辈们相比，八零后更乐于成为“环保主义者”、“爱心大使”和“志愿者”。旧的信仰缓缓倒塌，新的信仰逐渐成型，被批判为“信仰缺失”的八零后一代，其实相当热爱生活，或者说，他们的信仰就是“好好生活”。所以，即使周一到周五都裹在西服套裙里正经工作，到了周末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换上最“卡哇伊”的T恤短裤，去爬山游泳看电影泡酒吧尽情享受私人时间，或者套上志愿者的衣服去做义工。对八零后菜鸟来说，如果生活不快乐，工作就毫无意义。
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观，也是一种和谐的生活态度。从这点来看，八零后追求的职业目标已经和前辈不一样了。这或许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上世纪下半叶一穷二白的创业阶段已经过去，2007年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再次证明了“万元户”这个可爱名词的彻底过时。尽管国民经济二元化导致社会隐形矛盾不断显形，但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仍然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支持。
什么是和谐？看看中国对和谐社会的定义就知道了——和谐社会是一种有层次的和谐，核心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其保证层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
现在你理解八零后所处的社会背景了吧——耍勇斗狠没什么用，在校园里打架不能证明你酷，只能说明你傻。出了校园还打架就更是傻上加傻。在公司做事，和谐是生产力，合群是凝聚力，如果你不够和谐，公司就可能把你“和谐”了。
谁都不想被“和谐”掉，因此“获得安全感和稳定感”首次进入中国大学生心目中的前三位选择，成为Universum今年调查的重大发现。这也不难理解，八零后大多是独生子女，脱离了父母的羽翼独立行走职场，他们也许不缺钱，不缺技能，但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不信你去问问一个八零后女孩找男友的标准，“给我安全感”绝对不是一个意外的答案。
在八零后菜鸟看来，失业很可怕，这意味着社会对你的最低评价。正因为如此，当问及“在毕业后选择第一份工作时，您理想的工作行业是哪些”时，政府机构/公共服务、学术研究、商业银行、教育/教学等稳定性较高的“铁饭碗”行业受到大学生空前的追捧。在中国，你见过银行倒闭吗？见过大学倒闭吗？见过政府机构和学术协会倒闭吗？没有吧？这就对了，我们的八零后大学生在选择第一份职业时，最喜欢的就是不会倒闭的单位，这样他们就一辈子不用担心失业了。虽然他们接下来可能会跳无数次槽，但对“安全感”的内在需求仍会促使他们无私奉献自己的第一次。
那么，什么样的雇主才能满足菜鸟式的心理需求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调查数据吧。在2008中国大学生最理想雇主榜单的TOP10中，中国移动连续第四年名列榜首，宝洁和谷歌紧随其后，排名第二和第三。在奥运经济的带动下中国银行首次进入前十，排名第四。另一位闯入前十的明星企业是2000年诞生于中关村的民族品牌百度，排名第八。此外，IBM、麦肯锡、中石油、花旗集团和中国电信等中外老牌企业再次稳居前十。
看到没？纵观百强榜单，全是名牌。八零后就是天生的喜欢名牌，他们大多数人宁肯在500强企业里安心做颗小螺丝钉，也不屑于在一家民营小公司当个所谓的项目经理，当然也有例外——资本积累和创业理想，是推动八零后挪动脚步的最佳诱惑。
其实，在大学生群体中做所谓的“最佳雇主调查”，无非是升级版的“最佳品牌调查”，或者说是名牌企业大比拼。毕竟大家都是菜鸟，谁都没在这些个企业里真正混过，消息来源无非是报刊杂志广告、校园宣讲会和网络上的口碑，于是谁的牌大，谁的腕多，谁的宣传力度更到位，谁就成了菜鸟心目中的最佳雇主。一些待遇、福利和成长机会都很不错的中小企业，因为知名度的关系，很难走进菜鸟们的视野。
一个菜鸟抑或一群菜鸟的选择，尽管不能说明什么，但它毕竟影响到了菜鸟在职场上能否迅速成长为好鸟。菜鸟心目中的理想雇主，绝不仅仅是高薪和稳定的代表，他们还希望获得系统化的专业培训、丰富充实的工作任务、以及人际关系简单和谐的工作环境。
所以，雇主们擦亮眼睛了——要想轻松收服八零后菜鸟，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光有钱也是远远不够的。“和谐的一代”并不代表没有职业追求。别忘了，菜鸟经典选择中排名第二的是“成为领导者或管理者”——不淘汰别人，就会被别人淘汰。这个简单的道理，周瑜懂、武则天懂，八零后菜鸟当然也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邮箱：lxww2008@sina.com ¶ 11:27 PM 0 comments
Thursday, August 07, 2008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经济观察报 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来源：www.zhouqiren.com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 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 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 “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 ——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 （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 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 “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 （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 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 －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 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来源：www.zhouqiren.com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 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 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 “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 ——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 （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 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 “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 （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 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 －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 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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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税则喜的专家理由
2005年7月27日 来源：www.zhouqiren.com
周其仁
五年前参加一个座谈会，主事人问：多年来，税收增长比GDP增长快很多，究竟什么原因？问题明了，但自己一直没有答案。不久前讨论土地制度，正听人论证物业税之时，突然就“看到了”一个理由——政府闻税则喜，而各路专家提供了源源不断增税的根据。
倘若税制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机构决定，那么政府的偏好和专家的理由，都不能直接推动税收增长过快。但当下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税收项目的出台和税率的确定，基本由政府决定。这样，闻税则喜的政府偏好，加上善于论证加税必要性的专家系统，珠联璧合，就足以推高税量、增加税种了。
难怪有关税收的学问源远流长。古代中国的传统，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都是“王土”，大家就要缴付租金——“租税合一”是也。这也许是那时的市场经济蛮有基础，民间买卖租赁关系发达，说黎民百姓“租用”国家公器必须缴付租金，非常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统治者贵为天子，接受各方的“上贡”是天然的秩序。讲来讲去，传统中国的税，无非是租金与贡献的合并。
启蒙时代后的西方，不再接受基于“君权神授”的理由。1776年《国富论》的第五编——熊彼特称之为“一篇自成体系的财政学论文，后来成了19世纪所有财政学论著的基础”——题目是“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却先从“君主或国家的支出”谈起。原来，斯密心目中国家收入的合法性，是由国家承担公共职能——国防、司法、为便利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等——所必要的开支来界定的。为什么人民要缴税？就是为了购买国家的公共服务。
这就是说，税也是一个“价”——政府提供服务之价。所谓“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要点不是宣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那是因时势之变而变的——而是在任何时代都要谨慎地比较不同途径获得公共服务的效用差别。试举一例，为了国防和司法，国家非合法拥有武力不可。但是常备军好，还是民兵好？猜猜斯密的答案是什么？常备军。理由是常备军更经济！
这种朴素的税收理由后来“退位”了。新的时髦是剑桥大学庇古教授的福利经济学。这门学问可以搞得很复杂，但基础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享受私家车的舒服，却把废气排在空气里，那他的驾车行为就有了 “负外部性”，或者就是他开车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一致”。这时，由于这位仁兄无须为他的驾车享受支付全部代价，其“需求”失去有效的成本约束而膨胀，后果——空气污染——必定格外严重。
在庇古看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市场无法做到使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市场失败”是也。解决之道呢？征收空气污染税吧。后来的文献上甚至把这类税命名为“庇古税”！是的，哪里找不到外部性？从邻居的狗叫到太空垃圾，从道路拥挤到大海捕鱼。从此，只要懂得“庇古税”的各种变型，任何一个立志改造社会的人都容易如愿以偿。
再后来流行的就是关于税的“社会观点”，即把税收广泛地用于矫正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据说这种学说起源于德国，我自己知之不多，希望熟悉的读者有以教我。不过很多现代的税种——诸如高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等等，让我们不难看到“社会观点”的强大影响。
与凯恩斯的名字挂在一起的，是宏观调控产生的税收需要——至于凯恩斯本人究竟说的是什么，好像并不重要。简言之，过热时加税，过冷时减税，经济气温不就得到调节和控制了吗？与此类似，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品、行业、部门、地区给予税收优惠，反之则反之，就是“产业政策”需要税收的理由了。
我们远远没有穷举税收的专家理由。即便如此，读者已经可以看到古今中外关于征税的专家理由实在蔚为壮观。事实上，不少税种是被逼出来的，其理由也是被逼出来的。比如中国香港地区至今还在征收的酒店房间税，据说是1965—1967年由港英当局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决定开征的。郭当时的理由特别令人欣赏：政府大力推介香港旅游业，酒店的得益多于其他行当，要是不特别抽一下酒店的税，对其他产业不公道！
近年我们在本土听到的加税理由，倒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先有专家别出心裁地把税收占GDP比重的高低，定义为“国家能力”。就是说，有本事加税就表明国家能力的强大。粗看起来，这像一个自我循环证明的命题，进一步推敲，其中包含某种概念上的混淆。不过，这都是小节。哪一个爱国公民会不赞成增强国家能力呢？那就加税吧。
最近的例证，是运用税收调控经济达到进退自如的境地。一方面，诸多专家论证利率和汇率皆不可轻动——或者动了也无用；另外一方面，加税停税闹得市场中人无所适从。坚守汇率不变而开征纺织品出口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建议，政府礼贤 “下士”，决定开征；不料欧美国家仍然要搞什么特保之类，最后还是商务部长宣布取消尚未开征的纺织品出口税。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几位香港教授的热门话题 ——顺便说一句，近年大行其道的“卖地财政”，也来自我们的东方之珠。政府卖地的收入，也是税赋。
这么说吧，无论是出于学说的推理，还是糅合各家之言，或者是逼出来的急就章，反正政府要收任何一种税，都不难找到“证明合理的理由”。政府本来有权强制收税，行政主导的税制少受节制，而各方专家可以证明开征任何税种的理由——齐了，形成一个“万税”经济似乎易如反掌。
危险就在这个地方。数不尽的证明抽税必要、合理的理由加到一起，可能加总出一个谁在事先也没有“计划”过的局面：税收总量过大，政府承诺过多、开支过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销蚀人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意志；税种过于复杂，征税成本高，则刺激腐败和寻租活动。转来转去，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而又不能自拔，岂不糟糕？
解决办法当然不是抽取“累进的加税建议税”。我认为可取的办法，要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机构来决定最高税负量，然后在税收总量的限度内，开放税收专家意见之间的竞争。建议增加任何一种税吗？先问总税量还有没有“额度”。如果没了，那就先回答，你建议哪一项现存的税收取消或减少？
周其仁
五年前参加一个座谈会，主事人问：多年来，税收增长比GDP增长快很多，究竟什么原因？问题明了，但自己一直没有答案。不久前讨论土地制度，正听人论证物业税之时，突然就“看到了”一个理由——政府闻税则喜，而各路专家提供了源源不断增税的根据。
倘若税制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机构决定，那么政府的偏好和专家的理由，都不能直接推动税收增长过快。但当下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税收项目的出台和税率的确定，基本由政府决定。这样，闻税则喜的政府偏好，加上善于论证加税必要性的专家系统，珠联璧合，就足以推高税量、增加税种了。
难怪有关税收的学问源远流长。古代中国的传统，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都是“王土”，大家就要缴付租金——“租税合一”是也。这也许是那时的市场经济蛮有基础，民间买卖租赁关系发达，说黎民百姓“租用”国家公器必须缴付租金，非常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统治者贵为天子，接受各方的“上贡”是天然的秩序。讲来讲去，传统中国的税，无非是租金与贡献的合并。
启蒙时代后的西方，不再接受基于“君权神授”的理由。1776年《国富论》的第五编——熊彼特称之为“一篇自成体系的财政学论文，后来成了19世纪所有财政学论著的基础”——题目是“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却先从“君主或国家的支出”谈起。原来，斯密心目中国家收入的合法性，是由国家承担公共职能——国防、司法、为便利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等——所必要的开支来界定的。为什么人民要缴税？就是为了购买国家的公共服务。
这就是说，税也是一个“价”——政府提供服务之价。所谓“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要点不是宣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那是因时势之变而变的——而是在任何时代都要谨慎地比较不同途径获得公共服务的效用差别。试举一例，为了国防和司法，国家非合法拥有武力不可。但是常备军好，还是民兵好？猜猜斯密的答案是什么？常备军。理由是常备军更经济！
这种朴素的税收理由后来“退位”了。新的时髦是剑桥大学庇古教授的福利经济学。这门学问可以搞得很复杂，但基础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享受私家车的舒服，却把废气排在空气里，那他的驾车行为就有了 “负外部性”，或者就是他开车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一致”。这时，由于这位仁兄无须为他的驾车享受支付全部代价，其“需求”失去有效的成本约束而膨胀，后果——空气污染——必定格外严重。
在庇古看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市场无法做到使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市场失败”是也。解决之道呢？征收空气污染税吧。后来的文献上甚至把这类税命名为“庇古税”！是的，哪里找不到外部性？从邻居的狗叫到太空垃圾，从道路拥挤到大海捕鱼。从此，只要懂得“庇古税”的各种变型，任何一个立志改造社会的人都容易如愿以偿。
再后来流行的就是关于税的“社会观点”，即把税收广泛地用于矫正各种社会问题的观点。据说这种学说起源于德国，我自己知之不多，希望熟悉的读者有以教我。不过很多现代的税种——诸如高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等等，让我们不难看到“社会观点”的强大影响。
与凯恩斯的名字挂在一起的，是宏观调控产生的税收需要——至于凯恩斯本人究竟说的是什么，好像并不重要。简言之，过热时加税，过冷时减税，经济气温不就得到调节和控制了吗？与此类似，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品、行业、部门、地区给予税收优惠，反之则反之，就是“产业政策”需要税收的理由了。
我们远远没有穷举税收的专家理由。即便如此，读者已经可以看到古今中外关于征税的专家理由实在蔚为壮观。事实上，不少税种是被逼出来的，其理由也是被逼出来的。比如中国香港地区至今还在征收的酒店房间税，据说是1965—1967年由港英当局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决定开征的。郭当时的理由特别令人欣赏：政府大力推介香港旅游业，酒店的得益多于其他行当，要是不特别抽一下酒店的税，对其他产业不公道！
近年我们在本土听到的加税理由，倒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先有专家别出心裁地把税收占GDP比重的高低，定义为“国家能力”。就是说，有本事加税就表明国家能力的强大。粗看起来，这像一个自我循环证明的命题，进一步推敲，其中包含某种概念上的混淆。不过，这都是小节。哪一个爱国公民会不赞成增强国家能力呢？那就加税吧。
最近的例证，是运用税收调控经济达到进退自如的境地。一方面，诸多专家论证利率和汇率皆不可轻动——或者动了也无用；另外一方面，加税停税闹得市场中人无所适从。坚守汇率不变而开征纺织品出口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建议，政府礼贤 “下士”，决定开征；不料欧美国家仍然要搞什么特保之类，最后还是商务部长宣布取消尚未开征的纺织品出口税。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几位香港教授的热门话题 ——顺便说一句，近年大行其道的“卖地财政”，也来自我们的东方之珠。政府卖地的收入，也是税赋。
这么说吧，无论是出于学说的推理，还是糅合各家之言，或者是逼出来的急就章，反正政府要收任何一种税，都不难找到“证明合理的理由”。政府本来有权强制收税，行政主导的税制少受节制，而各方专家可以证明开征任何税种的理由——齐了，形成一个“万税”经济似乎易如反掌。
危险就在这个地方。数不尽的证明抽税必要、合理的理由加到一起，可能加总出一个谁在事先也没有“计划”过的局面：税收总量过大，政府承诺过多、开支过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销蚀人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意志；税种过于复杂，征税成本高，则刺激腐败和寻租活动。转来转去，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而又不能自拔，岂不糟糕？
解决办法当然不是抽取“累进的加税建议税”。我认为可取的办法，要由纳税人及其代表机构来决定最高税负量，然后在税收总量的限度内，开放税收专家意见之间的竞争。建议增加任何一种税吗？先问总税量还有没有“额度”。如果没了，那就先回答，你建议哪一项现存的税收取消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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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任港督的奥运贡献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年8月8日 星期五
1989年，时任第27届港督的卫奕信（David Wilson, 1987-1992在任），提出香港要建一个新机场，需动用1270亿（最终耗资1550亿）港元。那时，香港建于1925年的启德机场，又狭小又位于闹市中间，驾驶员把从这个机场的升降称为全球最惊险的特技训练，一出大事故，周围上百栋高楼里的居民都遭殃；纵然不出大事故，平时的噪音扰民也很严重。同时，港府估计今后亚太地区航空业务将占全球的一半, 而全球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距离香港5小时的航程以内，因此建造新机场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太主要航空中心的地位。此外，1989年6月中国那场以悲剧而告终的政治风波后，香港及周边地区对中港前景持悲观态度者多多，港府也想通过建设新机场来刺激人心和景气，提供多一些的就业机会。
位于赤腊角的香港新机场，于1990年筹划，1992年动工兴建，到1998年7月6日完工投入运作, 八年有成。然而该工程从头开始就政治摩擦不断，因为那几年正是香港处于主权由英国转中国的过渡期。英国在1997 年7月1日撤离香港前要建这个大工程，被中方怀疑有大政治“阴谋”在后面，其主要动机是要把港府的财政“掏空”，留下巨额债务，拖垮九七以后的香港特区政府，以“抹黑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有了这个政治挂帅的判断和“粉碎敌人阴谋”的高度阶级斗争觉悟，有关建设新机场的经济理性论证就被中国对英谈判的高官忽视不顾。中方高官严正警告英治港府：他们不能在国际上为机场融资；港府在1997年7月1日必须有250亿港元的财政节余；机场的兴建未得到中方同意，建成后若升降的飞机需绕经中国内地的领空，也绝不会被允许。
可是英方挺执着，非要把机场建成不可，没有那种“咱们马上就走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吗吃力不讨好”的衰样。英国首相访华、伦敦特使赴京、反复交涉沟通，机场方案最后取得中方初步谅解。
1992年后，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1992-1997在任）对新机场建设费用的审批受到更多非议，因为他还推动政改和普选，被中方高官斥责为“千古罪人”，中方宣传乃至于用 “政治娼妓”来辱骂他。而彭定康对所有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谩骂显得毫不在乎，日后他以具英国特色的幽默答记者：“在我的从政生涯里，别人给我取过很多的绰号或骂名。我们英文有句谚语——石块和砖头会把你的骨头砸断，但绰号却伤不到你。我发现在我担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及之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就从未（用骂人话）那样形容过我。”
彭定康力辩启德机场已不胜负荷，位于市区易生事故，所以新机场的建设刻不容缓，他形容建成后的新机场可以媲美“埃及艳后的嫁妆”，意思是令周围的国家和地区羡慕不已。实践是检验经济规划优劣的标准。目前香港新机场已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运作的第一年就运载了3500万旅客和300万吨货物。 2007年的客运量达到4780万人，货运量370万吨。设计目标是若干年后增至每年客运8700万人次和货运900万吨。它的航班连接全球150个以上的航站，并通往中国内地数十个大中城市。特别可称道的是，香港新机场至少可应付未来50年的发展需要，因此客运大楼的天花板由139个组件组合而成，以备需要时随时改组扩建。这与中国内地众多公共工程刚建成又返工、道路每一两年就拓宽一次、前任书记盖楼后任书记炸楼的“长官意志项目”，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并无证据表明英国治港高官在机场项目背后有险恶的大阴谋。他们要在撤离香港前留下全球瞩目的新机场，确有殖民主义帝国的虚荣心，也有给英国公司提供生意机会的考虑。但至今没有看到他们从中捞取了非法的个人利益，没犯“59岁贪腐症”，在退休前狠捞一把；他们也没有搞豆腐渣工程的嫌疑。他们撤离时，港府的财政节余是3000亿港元而不是250 亿。所以后来彭定康在回答记者时说：“社会上永远有一些人，总会把对方想得最糟糕。我想有些人以为英国会把（港府）所有的钱带走，在离开之前让香港破产。”这并不是说英国人天然高尚，而是英国开创的法治制衡有效。
香港新机场的建设打破了多项工程世界的纪录，作为最年轻、也是亚洲唯一中选的建筑，它被评为“20世纪全球十大建筑”之一。这项工程克服了庞大复杂的后勤、技术与政治障碍，而综合效果非常优越。
你知道香港新机场多优越吗？它在建成启用的迄今十年间，七次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它就是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配套工程之一的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简称 T3）的蓝本。任何亲身体验过香港国际机场的旅客，使用首都机场T3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其设计、功能、设施、标记、内部结构，乃是香港国际机场的翻版，二者的方案均出自英国建筑大师诺曼 • 福斯特爵士之手。作为家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北京的频繁旅客，我本人看到香港机场能够为首都机场的奥运扩建工程提供蓝本和经验，真感到欣慰。
2008年2月底，“奥运官方网站”和多家中国媒体兴奋地报道：经过45个月的建设，首都机场T3建成并启用。“为即将迎来奥运盛会的古都北京，开启了一个通向世界的新国门。”T3工程大大缓解了首都机场超负荷运行的状况，航班起降能力从每天1000个航班提升至1700个，年旅客吞吐能力将从 3600万人次提升到7600万人次，最新一代大型客机也能在新跑道起降。
中国大媒体津津乐道列数T3集纳的多项一流技术，使首都机场一步跨入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机场行列，其中捷运系统、行李高速传输系统、单灯引导系统都是在内地机场首次采用。中国记者特别以喜悦的笔调描述，T3的服务设施周到，让旅客感受到首都机场的人文关怀，人性化功能随处可见，让残疾人通行无阻。在功能设计上，也考虑到弱势群体及特殊旅客的需要。飞行的旅客会因气温的显著变化换装，航站楼内特设了更衣室，梳妆台、镜子、桌台、座椅、挂钩一应俱全。更衣室宽大，即使身材丰满、带很多行李的旅客也能行动自如。大部分洗手间的旁侧还设有母婴室，提供了给婴儿换尿布、喂奶的私密空间。玩具、动画片一应俱全的儿童活动区，使枯燥的等待变成孩子的快乐时光。环保设计的吸烟室告别了烟雾缭绕的环境，设有专门的臭氧机，当旅客在吧台吸烟时，吐出的烟雾不等升腾飘散，就会被臭氧机吸纳进去，让吸烟者也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所有厕所旁都设有残疾人专用厕所，除了可供残疾人如厕外，宽敞的空间还可供残疾人在里面更衣休息，避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隐私。所有的电动滚梯旁均有透明的无障碍观光电梯，供有需求的残疾人使用。所有的值机和安检通道都设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柜台，其高宽度可满足坐轮椅者的需求。
呀，简直太棒了！所以T3一启用，就吸引了众多游客的赞叹眼光和摄影器材。唯一被中国官方媒体省略不提的，就是它乃是香港新机场的拷贝。
我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个工程技术的故事，而是“发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领域里经常讨论的institutional learning（制度性学习）的问题，即现代化的后来者如何通过向成功的先行者学习，以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回顾从香港新机场建设到首都机场T3建设的近二十年历史，我再次深感，经济规划决策过程中的理性主义、国际视野、专业标准，是保证大型公共建设项目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远瞻性的关键制度环节。假如当年香港新机场的规划由于中方出于政治原因的反对而夭折，香港今天就不会享有空运和旅游的许多优势。北京为着2008奥运会须进行的机场扩建，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快速顺利——首都机场 T3工程毕竟是在香港机场十几年成功经验的前提下所作的聪明移植，其风险和代价大大降低，而效果日见显著。2008年6月底和7月中，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分别视察T3，给予表扬鼓励。中国官方媒体宣称，北京奥运会期间，扩建的首都机场将迎来80万旅客、近百位外国元首和政要、1万多名运动员、3千多名记者。好不风光！
笔者顺便建议，以后中国人写1997年前后的那段历史，不要对最后两任的香港总督全盘否定。最好在如实记录当年如何因为政治缘故谩骂他们的同时，也如实记录他们力排众议规划建成了世界一流的香港新机场，为首都机场扩建树立好榜样，从而间接地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作了贡献。若是如此，便向世人证明了，咱们中国人有时侯也能够尊重历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 10:02 PM 1 comments
2008年8月8日 星期五
1989年，时任第27届港督的卫奕信（David Wilson, 1987-1992在任），提出香港要建一个新机场，需动用1270亿（最终耗资1550亿）港元。那时，香港建于1925年的启德机场，又狭小又位于闹市中间，驾驶员把从这个机场的升降称为全球最惊险的特技训练，一出大事故，周围上百栋高楼里的居民都遭殃；纵然不出大事故，平时的噪音扰民也很严重。同时，港府估计今后亚太地区航空业务将占全球的一半, 而全球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距离香港5小时的航程以内，因此建造新机场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太主要航空中心的地位。此外，1989年6月中国那场以悲剧而告终的政治风波后，香港及周边地区对中港前景持悲观态度者多多，港府也想通过建设新机场来刺激人心和景气，提供多一些的就业机会。
位于赤腊角的香港新机场，于1990年筹划，1992年动工兴建，到1998年7月6日完工投入运作, 八年有成。然而该工程从头开始就政治摩擦不断，因为那几年正是香港处于主权由英国转中国的过渡期。英国在1997 年7月1日撤离香港前要建这个大工程，被中方怀疑有大政治“阴谋”在后面，其主要动机是要把港府的财政“掏空”，留下巨额债务，拖垮九七以后的香港特区政府，以“抹黑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有了这个政治挂帅的判断和“粉碎敌人阴谋”的高度阶级斗争觉悟，有关建设新机场的经济理性论证就被中国对英谈判的高官忽视不顾。中方高官严正警告英治港府：他们不能在国际上为机场融资；港府在1997年7月1日必须有250亿港元的财政节余；机场的兴建未得到中方同意，建成后若升降的飞机需绕经中国内地的领空，也绝不会被允许。
可是英方挺执着，非要把机场建成不可，没有那种“咱们马上就走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吗吃力不讨好”的衰样。英国首相访华、伦敦特使赴京、反复交涉沟通，机场方案最后取得中方初步谅解。
1992年后，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1992-1997在任）对新机场建设费用的审批受到更多非议，因为他还推动政改和普选，被中方高官斥责为“千古罪人”，中方宣传乃至于用 “政治娼妓”来辱骂他。而彭定康对所有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谩骂显得毫不在乎，日后他以具英国特色的幽默答记者：“在我的从政生涯里，别人给我取过很多的绰号或骂名。我们英文有句谚语——石块和砖头会把你的骨头砸断，但绰号却伤不到你。我发现在我担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及之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就从未（用骂人话）那样形容过我。”
彭定康力辩启德机场已不胜负荷，位于市区易生事故，所以新机场的建设刻不容缓，他形容建成后的新机场可以媲美“埃及艳后的嫁妆”，意思是令周围的国家和地区羡慕不已。实践是检验经济规划优劣的标准。目前香港新机场已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运作的第一年就运载了3500万旅客和300万吨货物。 2007年的客运量达到4780万人，货运量370万吨。设计目标是若干年后增至每年客运8700万人次和货运900万吨。它的航班连接全球150个以上的航站，并通往中国内地数十个大中城市。特别可称道的是，香港新机场至少可应付未来50年的发展需要，因此客运大楼的天花板由139个组件组合而成，以备需要时随时改组扩建。这与中国内地众多公共工程刚建成又返工、道路每一两年就拓宽一次、前任书记盖楼后任书记炸楼的“长官意志项目”，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并无证据表明英国治港高官在机场项目背后有险恶的大阴谋。他们要在撤离香港前留下全球瞩目的新机场，确有殖民主义帝国的虚荣心，也有给英国公司提供生意机会的考虑。但至今没有看到他们从中捞取了非法的个人利益，没犯“59岁贪腐症”，在退休前狠捞一把；他们也没有搞豆腐渣工程的嫌疑。他们撤离时，港府的财政节余是3000亿港元而不是250 亿。所以后来彭定康在回答记者时说：“社会上永远有一些人，总会把对方想得最糟糕。我想有些人以为英国会把（港府）所有的钱带走，在离开之前让香港破产。”这并不是说英国人天然高尚，而是英国开创的法治制衡有效。
香港新机场的建设打破了多项工程世界的纪录，作为最年轻、也是亚洲唯一中选的建筑，它被评为“20世纪全球十大建筑”之一。这项工程克服了庞大复杂的后勤、技术与政治障碍，而综合效果非常优越。
你知道香港新机场多优越吗？它在建成启用的迄今十年间，七次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它就是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配套工程之一的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简称 T3）的蓝本。任何亲身体验过香港国际机场的旅客，使用首都机场T3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其设计、功能、设施、标记、内部结构，乃是香港国际机场的翻版，二者的方案均出自英国建筑大师诺曼 • 福斯特爵士之手。作为家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北京的频繁旅客，我本人看到香港机场能够为首都机场的奥运扩建工程提供蓝本和经验，真感到欣慰。
2008年2月底，“奥运官方网站”和多家中国媒体兴奋地报道：经过45个月的建设，首都机场T3建成并启用。“为即将迎来奥运盛会的古都北京，开启了一个通向世界的新国门。”T3工程大大缓解了首都机场超负荷运行的状况，航班起降能力从每天1000个航班提升至1700个，年旅客吞吐能力将从 3600万人次提升到7600万人次，最新一代大型客机也能在新跑道起降。
中国大媒体津津乐道列数T3集纳的多项一流技术，使首都机场一步跨入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机场行列，其中捷运系统、行李高速传输系统、单灯引导系统都是在内地机场首次采用。中国记者特别以喜悦的笔调描述，T3的服务设施周到，让旅客感受到首都机场的人文关怀，人性化功能随处可见，让残疾人通行无阻。在功能设计上，也考虑到弱势群体及特殊旅客的需要。飞行的旅客会因气温的显著变化换装，航站楼内特设了更衣室，梳妆台、镜子、桌台、座椅、挂钩一应俱全。更衣室宽大，即使身材丰满、带很多行李的旅客也能行动自如。大部分洗手间的旁侧还设有母婴室，提供了给婴儿换尿布、喂奶的私密空间。玩具、动画片一应俱全的儿童活动区，使枯燥的等待变成孩子的快乐时光。环保设计的吸烟室告别了烟雾缭绕的环境，设有专门的臭氧机，当旅客在吧台吸烟时，吐出的烟雾不等升腾飘散，就会被臭氧机吸纳进去，让吸烟者也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所有厕所旁都设有残疾人专用厕所，除了可供残疾人如厕外，宽敞的空间还可供残疾人在里面更衣休息，避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隐私。所有的电动滚梯旁均有透明的无障碍观光电梯，供有需求的残疾人使用。所有的值机和安检通道都设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柜台，其高宽度可满足坐轮椅者的需求。
呀，简直太棒了！所以T3一启用，就吸引了众多游客的赞叹眼光和摄影器材。唯一被中国官方媒体省略不提的，就是它乃是香港新机场的拷贝。
我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个工程技术的故事，而是“发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领域里经常讨论的institutional learning（制度性学习）的问题，即现代化的后来者如何通过向成功的先行者学习，以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回顾从香港新机场建设到首都机场T3建设的近二十年历史，我再次深感，经济规划决策过程中的理性主义、国际视野、专业标准，是保证大型公共建设项目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远瞻性的关键制度环节。假如当年香港新机场的规划由于中方出于政治原因的反对而夭折，香港今天就不会享有空运和旅游的许多优势。北京为着2008奥运会须进行的机场扩建，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快速顺利——首都机场 T3工程毕竟是在香港机场十几年成功经验的前提下所作的聪明移植，其风险和代价大大降低，而效果日见显著。2008年6月底和7月中，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分别视察T3，给予表扬鼓励。中国官方媒体宣称，北京奥运会期间，扩建的首都机场将迎来80万旅客、近百位外国元首和政要、1万多名运动员、3千多名记者。好不风光！
笔者顺便建议，以后中国人写1997年前后的那段历史，不要对最后两任的香港总督全盘否定。最好在如实记录当年如何因为政治缘故谩骂他们的同时，也如实记录他们力排众议规划建成了世界一流的香港新机场，为首都机场扩建树立好榜样，从而间接地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作了贡献。若是如此，便向世人证明了，咱们中国人有时侯也能够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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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06, 2008
“达尔富尔”显示中国国际外交的深层矛盾
● 沈旭晖
缅甸“袈裟革命”发生后，中国多次公开表示国际社会不应施压，亦不赞成由联合国予以讨论。不久前，在今年年初，中国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功抵制西方对缅甸的制裁议案。对安理会的维和议案，中国历来几乎一律弃权，对在台湾“邦交国”马其顿的维和行动，更投反对票。然而在今年8月1日，中国在安理会却破天荒对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投了赞成票，通过其1769号决议，更派中国军队直接参与当地维和行动。何以厚此而薄彼？当一些荷里活（好莱坞，下同）明星掀起杯葛北京奥运运动，并以远在天边的达尔富尔人道危机和缅甸危机切入，要求中国以“影响力”向苏丹、缅甸独裁政府施压，并得到一些内地知识分子响应，这就突袭了崛起中的中国在外交上有自相矛盾的隐忧。
三套不能并存的外交纲领
“ 9 · 1 1 ” 事件后，国家领导人曾说要“把握机遇、因势利导”，直接宣示放弃“韬光养晦”的原则，继后又不断提及“和平发展”。发展下来，中国外交却同时产生了三套纲领，但它们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并存的，当局也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会使用什么纲领。它们包括：
一、中国作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中的国家，要尽量减低西方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戒心，誓言要当一个“尽责任大国”。这是说，它不会重蹈其它国家崛起时作为“现状挑战者”(status quo challenger)的覆辙，承诺当一个“现状捍卫者”(status quo defender)，即遵守国际社会秩序现有的、基本上由西方国家设立的规范。这样做，中国实质上承认有一套普世性的价值，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尽管对这套价值的定义不一定和西方相同，但面对诸如苏丹、缅甸一类人道危机，始终难向国际社会解释“尽责大国”袖手旁观的决定。
二、中国发现后 “9·11”世界充满外交机遇，因此要“因势利导”、主动出击地进行所谓“全方位外交”，祈望和所有主要国家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哪怕这名词已变得形式化。要做到有代表性又符合国家软、硬实力的全方位外交，中国特别重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和的国家，以它们作为外交力量的凭借，但又不可能和它们走在一起，直接撕破脸挑战西方的利益。于是，全方位外交的理论基础，必然要继续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这项周恩来时代已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换句话说，当中国承认有普世价值的存在，又不能深入介入别国内政，对各国主权的基本尊重，只得倒果为因地成了北京捍卫的、和美国定义不同的国际普世价值。
三、中国作为近年全球化经济整合的既得利益者，日益证实经济实力对外交的重要性，早就决定放弃从前的口号外交，开宗明义重视务实的能源和经济效益，希望提高在各国的市场占有率，并让国营企业争取世界各地的战略资源。在这前提下，中国继毛泽东时代的援非外交后，再次大规模进入非洲视线，但这次明显经济挂帅，也换来一些非洲人对中国威胁论的不安。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西方学派所说的以扩大自身生存能力为最大目标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也是西方认为中国对苏丹构成影响力的所在。
中国近年打进苏丹，不但成为其主要石油出口国，更在联合国担任了苏丹阿拉伯政府的实质保护者，又通过苏丹在非洲发展影响力(例如间接令其邻国乍德与台湾断交)，在面对西方压力以前，原来可算是同时落实上述三大外交纲领的代表作。首先，中国确曾单独对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施以援助，还有意调和当地阿拉伯政府军和地区叛军的冲突，希望树立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形象，这是用来满足“尽责大国”身份的。而苏丹名列美国钦点的“最后独裁国家”、“最腐败国家”、“准邪恶轴心”，虽然不过是处于管治能力低下、分裂中的半无政府状态，也依然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理想对象，因此胡锦涛今年亲自访问苏丹，可比2000年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访问伊拉克为西方世界带来的震撼。何况苏丹新兴石油是中国新现实主义能源外交锁定的目标，目前北京对苏丹的经济操控率远高于英美，令苏丹不像其它非洲国家那样落入美英法的轨迹、也毋须承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或世界银行的正面压力，所以苏丹才被荷李活明星演绎为另一个“中国的北韩”。
为什么美国外交更能并容理想与现实？
问题是，上述纲领的并存，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外交过渡期享有的一点特权。过渡期一过，“苏丹计划”已不能调和内在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尽责大国”的建构身份、什么是“尽责”，要干涉还是不要干涉、要通过什么手法来干涉，基本上由西方话语权掌握。中国理想中的 “尽责”，一方面要避免意识形态的是非判断，以暗示“人权并非高于主权论”，避免人家日后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另一方面又要当无既定立场的仲裁者，以示大公无私，声称无论对非援助多少、做多少生意，都“没有任何附设条件”，这可谓历代帝王最情有独钟的、占尽道德高地而又不失人情世故的天朝角色。但西方眼中的“尽责”，却是对若干普世价值的非黑即白的单一判断，相信对有违这些价值的国家、政权、组织、个人施予全方位压力，才是尽责，不容任何含混不清。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在达尔富尔的处境，就不可能两面讨好。假如中国宣布服膺西方定义的普世价值，就需要在定义上干涉别国内政，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投赞成票到苏丹维和、或由胡锦涛对苏丹总统巴希尔说要增加“灵活性”，也就是开放当地内政予国际监察。但中国没有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保护伞，和西方国家的分别迅速减少，先例一开，也难以长期理直气壮反对国际社会干涉缅甸等国。届时苏丹、缅甸一类国家会否安心让中国占有其市场和能源，实属疑问。没有了和北韩、苏丹之流的不可取代的紧密关系，必会让北京丧失不少可塑性甚强的软权力，而单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崛起，中国能否成为广义的“大国”，大可商榷。
但假如中国决定不干涉达尔富尔人道危机，或仅仅停留在在联合国投票一类干涉，而不对该国政权施加实质经济压力，又不对缅甸等危机作出同一尺度的干涉，这在西方媒体的话语权演绎下，都算是不尊重既有国际价值。不尊重这些价值，自然就不是尽责大国，中国也就是没有“是非之心”的国家。届时西方舆论会更一面倒认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其实就是围堵西方，相信那些专制国家让中国占有其市场，只是借故抵制和挑战西方影响。结果，中国威胁论不但不会消减，反而会得到新的佐证。
有趣的是，上述矛盾，其实也曾在冷战时的美国出现。当时尼克逊总统主张的只顾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列根（里根）总统主张的意识形态和理念先行的保守主义，威尔逊总统后人主张的带有多边性质的国际主义。三大派系互相攻伐，互称对方为唯利是图、不设实质和不合时宜，令世人曾相信理想和现实，不能在一国外交并存。然而冷战结束后，话语权主导国际秩序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盛行，美国外交终于出现了三派合一的共识，也就是以“自由现实主义”(liberal realism)为指导思想。现在布殊（布什）共和党政府推行的，就是同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提倡的)普世价值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因为华府有信心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流向。未能掌握话语权的中国，又当如何？干涉主义、人道主义、主权至上、国家利益之间如何调和，那条线应如何去划，不但是艺术，也是中国外交面对的挑战。而且摸索应战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沈旭辉，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
缅甸“袈裟革命”发生后，中国多次公开表示国际社会不应施压，亦不赞成由联合国予以讨论。不久前，在今年年初，中国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功抵制西方对缅甸的制裁议案。对安理会的维和议案，中国历来几乎一律弃权，对在台湾“邦交国”马其顿的维和行动，更投反对票。然而在今年8月1日，中国在安理会却破天荒对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投了赞成票，通过其1769号决议，更派中国军队直接参与当地维和行动。何以厚此而薄彼？当一些荷里活（好莱坞，下同）明星掀起杯葛北京奥运运动，并以远在天边的达尔富尔人道危机和缅甸危机切入，要求中国以“影响力”向苏丹、缅甸独裁政府施压，并得到一些内地知识分子响应，这就突袭了崛起中的中国在外交上有自相矛盾的隐忧。
三套不能并存的外交纲领
“ 9 · 1 1 ” 事件后，国家领导人曾说要“把握机遇、因势利导”，直接宣示放弃“韬光养晦”的原则，继后又不断提及“和平发展”。发展下来，中国外交却同时产生了三套纲领，但它们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并存的，当局也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会使用什么纲领。它们包括：
一、中国作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中的国家，要尽量减低西方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戒心，誓言要当一个“尽责任大国”。这是说，它不会重蹈其它国家崛起时作为“现状挑战者”(status quo challenger)的覆辙，承诺当一个“现状捍卫者”(status quo defender)，即遵守国际社会秩序现有的、基本上由西方国家设立的规范。这样做，中国实质上承认有一套普世性的价值，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尽管对这套价值的定义不一定和西方相同，但面对诸如苏丹、缅甸一类人道危机，始终难向国际社会解释“尽责大国”袖手旁观的决定。
二、中国发现后 “9·11”世界充满外交机遇，因此要“因势利导”、主动出击地进行所谓“全方位外交”，祈望和所有主要国家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哪怕这名词已变得形式化。要做到有代表性又符合国家软、硬实力的全方位外交，中国特别重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和的国家，以它们作为外交力量的凭借，但又不可能和它们走在一起，直接撕破脸挑战西方的利益。于是，全方位外交的理论基础，必然要继续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这项周恩来时代已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换句话说，当中国承认有普世价值的存在，又不能深入介入别国内政，对各国主权的基本尊重，只得倒果为因地成了北京捍卫的、和美国定义不同的国际普世价值。
三、中国作为近年全球化经济整合的既得利益者，日益证实经济实力对外交的重要性，早就决定放弃从前的口号外交，开宗明义重视务实的能源和经济效益，希望提高在各国的市场占有率，并让国营企业争取世界各地的战略资源。在这前提下，中国继毛泽东时代的援非外交后，再次大规模进入非洲视线，但这次明显经济挂帅，也换来一些非洲人对中国威胁论的不安。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西方学派所说的以扩大自身生存能力为最大目标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也是西方认为中国对苏丹构成影响力的所在。
中国近年打进苏丹，不但成为其主要石油出口国，更在联合国担任了苏丹阿拉伯政府的实质保护者，又通过苏丹在非洲发展影响力(例如间接令其邻国乍德与台湾断交)，在面对西方压力以前，原来可算是同时落实上述三大外交纲领的代表作。首先，中国确曾单独对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施以援助，还有意调和当地阿拉伯政府军和地区叛军的冲突，希望树立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形象，这是用来满足“尽责大国”身份的。而苏丹名列美国钦点的“最后独裁国家”、“最腐败国家”、“准邪恶轴心”，虽然不过是处于管治能力低下、分裂中的半无政府状态，也依然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理想对象，因此胡锦涛今年亲自访问苏丹，可比2000年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访问伊拉克为西方世界带来的震撼。何况苏丹新兴石油是中国新现实主义能源外交锁定的目标，目前北京对苏丹的经济操控率远高于英美，令苏丹不像其它非洲国家那样落入美英法的轨迹、也毋须承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或世界银行的正面压力，所以苏丹才被荷李活明星演绎为另一个“中国的北韩”。
为什么美国外交更能并容理想与现实？
问题是，上述纲领的并存，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外交过渡期享有的一点特权。过渡期一过，“苏丹计划”已不能调和内在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尽责大国”的建构身份、什么是“尽责”，要干涉还是不要干涉、要通过什么手法来干涉，基本上由西方话语权掌握。中国理想中的 “尽责”，一方面要避免意识形态的是非判断，以暗示“人权并非高于主权论”，避免人家日后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另一方面又要当无既定立场的仲裁者，以示大公无私，声称无论对非援助多少、做多少生意，都“没有任何附设条件”，这可谓历代帝王最情有独钟的、占尽道德高地而又不失人情世故的天朝角色。但西方眼中的“尽责”，却是对若干普世价值的非黑即白的单一判断，相信对有违这些价值的国家、政权、组织、个人施予全方位压力，才是尽责，不容任何含混不清。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在达尔富尔的处境，就不可能两面讨好。假如中国宣布服膺西方定义的普世价值，就需要在定义上干涉别国内政，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投赞成票到苏丹维和、或由胡锦涛对苏丹总统巴希尔说要增加“灵活性”，也就是开放当地内政予国际监察。但中国没有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保护伞，和西方国家的分别迅速减少，先例一开，也难以长期理直气壮反对国际社会干涉缅甸等国。届时苏丹、缅甸一类国家会否安心让中国占有其市场和能源，实属疑问。没有了和北韩、苏丹之流的不可取代的紧密关系，必会让北京丧失不少可塑性甚强的软权力，而单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崛起，中国能否成为广义的“大国”，大可商榷。
但假如中国决定不干涉达尔富尔人道危机，或仅仅停留在在联合国投票一类干涉，而不对该国政权施加实质经济压力，又不对缅甸等危机作出同一尺度的干涉，这在西方媒体的话语权演绎下，都算是不尊重既有国际价值。不尊重这些价值，自然就不是尽责大国，中国也就是没有“是非之心”的国家。届时西方舆论会更一面倒认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其实就是围堵西方，相信那些专制国家让中国占有其市场，只是借故抵制和挑战西方影响。结果，中国威胁论不但不会消减，反而会得到新的佐证。
有趣的是，上述矛盾，其实也曾在冷战时的美国出现。当时尼克逊总统主张的只顾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列根（里根）总统主张的意识形态和理念先行的保守主义，威尔逊总统后人主张的带有多边性质的国际主义。三大派系互相攻伐，互称对方为唯利是图、不设实质和不合时宜，令世人曾相信理想和现实，不能在一国外交并存。然而冷战结束后，话语权主导国际秩序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盛行，美国外交终于出现了三派合一的共识，也就是以“自由现实主义”(liberal realism)为指导思想。现在布殊（布什）共和党政府推行的，就是同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提倡的)普世价值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因为华府有信心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流向。未能掌握话语权的中国，又当如何？干涉主义、人道主义、主权至上、国家利益之间如何调和，那条线应如何去划，不但是艺术，也是中国外交面对的挑战。而且摸索应战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沈旭辉，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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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将会“切•格瓦拉化”？
● 沈旭晖
台湾陈诚的孙女、陈履安的女儿陈宇慧是近年最受欢迎的网络武侠小说作家，其成名作《天观双侠》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情节：主角浪子赵观被一群喇嘛围攻，本已束手就擒，全体喇嘛却忽然对他无限尊敬，原来喇嘛「发现」了他是二十年前圆寂的活佛转世，不惜奉敌为神。不少人建议北京政府把西藏问题拖延至达赖死后再解决，就是看准了这个转世真空；达赖也早作准备，以免北京得到一个「国产班禅」后，又得到「国产达赖」。但双方对后达赖时代的准备，却未免一厢情愿。
先说北京。不少评论相信，一旦达赖圆寂，流亡藏人失去精神领袖，无论转世灵童是否在中国境内出现，短期内都不会有单一代言人，激进藏人也将失控，届时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就会降低。这策略的逻辑和暗杀一样，都是假定死去的领袖不可取代，假定对手派系将会失控，并假定自己会从对手的失控获利，是为「人造混沌理论」。但假如首个前提不正确，死去的人并非不可取代，其他假设亦不能、或起码不易成立。为什麽达赖并非不可取代？因为真正的肉身达赖，早已被局部取代了。今日我们认识的达赖、能整合西方支持的活佛、在国际机场能看见的畅销书《达赖智慧金言》，都是经西方话语权包装的产品。真正的达赖哪怕有意在印度谈论中华文化，也是难以弘扬国际的。
国际社会预料，就是转世灵童在中国境外出现，他长大后也不可能有这位十四世达赖的超然地位，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受现代媒体监察，不容许神话出现。尼泊尔、不丹等带有宗教身份的王室纷纷退位的大气候，也不容许国际社会为一位神圣婴儿盲目造势。「乡中无先知，仆中无伟人」，同类谚语在西方同样流行，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就是。既是如此，达赖的形象在他圆寂后注定后继无人，可能会变得更高更大。但他的智慧演绎权，却会落在数十年来塑造其形象的中介人手中。要了解这关键，我们可参考切．格瓦拉（捷古华拉）的故事。
今天一切象徵反抗的运动，都有切．格瓦拉的身影，但讽刺地，切．格瓦拉也同时成为流行文化的图腾。国际青年固然不相信他是当年美国宣传的恐怖分子，却认为他是一名有性格的潮流领袖、多於他本人希望拥有的身份「革命者」。?中原因，就是因为切．格瓦拉死后「走红」的过程完全被西方媒体操控，而不是被共产媒体操控。达赖一死，必会死在中国境外，届时他的智慧产权，就会完全被控制境外的媒体继承。毕竟只有卡斯特罗等人可自称知道切．格瓦拉私下说过什麽，但「了解」达赖「真正」思想的「亲信」，却必会在他死后冒出不少，包括好些访问过他的西方记者。数十年后，「真正」的西藏，可以和现实政治的西藏完全脱离，变成一种建构的想像，而这种想像足以整合庞大力量，届时达赖和切．格瓦拉肖像不难同时成为流行宠儿，象徵可供随便演绎的精神。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青年自愿到希腊协助它脱离土耳其帝国，就是建基於对古希腊的自我形象建构，当中最卖力的宣传者是英国年轻诗人拜伦，他就是死在那个自己想像出来的希腊战场。
为什麽「达赖重构权」也不能落在达兰萨拉一方？近年达赖为免北京在他圆寂后推出「国产达赖」，已提出不少创意方案，包括让藏传佛教信徒(包括非藏人)全体公投决定他是否应转世、自己决定不再转世而将「达赖喇嘛」变成梵蒂冈教宗一类由教内高层互选的职位、索性普选达赖、预先宣布自己的灵童不会降生在中国大陆、又或在自己在世时指定转世的接班人，即搞「活人转世」。无论形式如何，背后动机不离其宗，都是希望将自己的政治和精神遗产留给流亡藏人。问题是，上述方案都不能和西藏数百年来的传统衔接。虽然正如达赖自己所言，西藏史上也出现过活佛在生时钦点接班人的先例，但通过上述方式产生的达赖接班人，都不能完全接收达赖本人代表的传统精神。十四世达赖身为社会学家韦伯界定的传统型+魅力型领袖，但他的接班人缺少了完整的传统权威，也要忙於处理现实政治，不可避免地，只能成为法理型或魅力型领袖，要是还能作为领袖的话。届时，对西藏传统的演绎权，会先落入海外西藏文化协会一类白手套手中，更多《一个法国人和达赖漫谈科学》、《达赖上的最后十四堂课》、《地球上最后一个会转世的人》、《富喇嘛与穷喇嘛》一类丛书会应运而生。正牌达赖接班人会继而发现，自己反而要通过把西藏传统切割处理的流行文化来继承「真正」达赖思想，否则他的威权会备受质疑。结果，藏人的话语权、自决权，可能比达赖时代大幅下降。
单从利益而言，把达赖拖死再算的策略似乎对北京、对西藏，都不是上算。对懂得操控话语权、设定议题、弘扬软权力、把建构主义运用得得手应手的西方社会而言，却不啻是理想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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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反恐、中美关系、香港涉外关系等。耶鲁大学学士及硕士、牛津大学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会科学网络名誉主席。学术着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学术着作有《国际政治梦工场》等。
联系作者：simonshen@cuhk.edu.hk ¶ 6:51 AM 0 comments
台湾陈诚的孙女、陈履安的女儿陈宇慧是近年最受欢迎的网络武侠小说作家，其成名作《天观双侠》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情节：主角浪子赵观被一群喇嘛围攻，本已束手就擒，全体喇嘛却忽然对他无限尊敬，原来喇嘛「发现」了他是二十年前圆寂的活佛转世，不惜奉敌为神。不少人建议北京政府把西藏问题拖延至达赖死后再解决，就是看准了这个转世真空；达赖也早作准备，以免北京得到一个「国产班禅」后，又得到「国产达赖」。但双方对后达赖时代的准备，却未免一厢情愿。
先说北京。不少评论相信，一旦达赖圆寂，流亡藏人失去精神领袖，无论转世灵童是否在中国境内出现，短期内都不会有单一代言人，激进藏人也将失控，届时国际社会对西藏的支持就会降低。这策略的逻辑和暗杀一样，都是假定死去的领袖不可取代，假定对手派系将会失控，并假定自己会从对手的失控获利，是为「人造混沌理论」。但假如首个前提不正确，死去的人并非不可取代，其他假设亦不能、或起码不易成立。为什麽达赖并非不可取代？因为真正的肉身达赖，早已被局部取代了。今日我们认识的达赖、能整合西方支持的活佛、在国际机场能看见的畅销书《达赖智慧金言》，都是经西方话语权包装的产品。真正的达赖哪怕有意在印度谈论中华文化，也是难以弘扬国际的。
国际社会预料，就是转世灵童在中国境外出现，他长大后也不可能有这位十四世达赖的超然地位，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受现代媒体监察，不容许神话出现。尼泊尔、不丹等带有宗教身份的王室纷纷退位的大气候，也不容许国际社会为一位神圣婴儿盲目造势。「乡中无先知，仆中无伟人」，同类谚语在西方同样流行，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就是。既是如此，达赖的形象在他圆寂后注定后继无人，可能会变得更高更大。但他的智慧演绎权，却会落在数十年来塑造其形象的中介人手中。要了解这关键，我们可参考切．格瓦拉（捷古华拉）的故事。
今天一切象徵反抗的运动，都有切．格瓦拉的身影，但讽刺地，切．格瓦拉也同时成为流行文化的图腾。国际青年固然不相信他是当年美国宣传的恐怖分子，却认为他是一名有性格的潮流领袖、多於他本人希望拥有的身份「革命者」。?中原因，就是因为切．格瓦拉死后「走红」的过程完全被西方媒体操控，而不是被共产媒体操控。达赖一死，必会死在中国境外，届时他的智慧产权，就会完全被控制境外的媒体继承。毕竟只有卡斯特罗等人可自称知道切．格瓦拉私下说过什麽，但「了解」达赖「真正」思想的「亲信」，却必会在他死后冒出不少，包括好些访问过他的西方记者。数十年后，「真正」的西藏，可以和现实政治的西藏完全脱离，变成一种建构的想像，而这种想像足以整合庞大力量，届时达赖和切．格瓦拉肖像不难同时成为流行宠儿，象徵可供随便演绎的精神。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青年自愿到希腊协助它脱离土耳其帝国，就是建基於对古希腊的自我形象建构，当中最卖力的宣传者是英国年轻诗人拜伦，他就是死在那个自己想像出来的希腊战场。
为什麽「达赖重构权」也不能落在达兰萨拉一方？近年达赖为免北京在他圆寂后推出「国产达赖」，已提出不少创意方案，包括让藏传佛教信徒(包括非藏人)全体公投决定他是否应转世、自己决定不再转世而将「达赖喇嘛」变成梵蒂冈教宗一类由教内高层互选的职位、索性普选达赖、预先宣布自己的灵童不会降生在中国大陆、又或在自己在世时指定转世的接班人，即搞「活人转世」。无论形式如何，背后动机不离其宗，都是希望将自己的政治和精神遗产留给流亡藏人。问题是，上述方案都不能和西藏数百年来的传统衔接。虽然正如达赖自己所言，西藏史上也出现过活佛在生时钦点接班人的先例，但通过上述方式产生的达赖接班人，都不能完全接收达赖本人代表的传统精神。十四世达赖身为社会学家韦伯界定的传统型+魅力型领袖，但他的接班人缺少了完整的传统权威，也要忙於处理现实政治，不可避免地，只能成为法理型或魅力型领袖，要是还能作为领袖的话。届时，对西藏传统的演绎权，会先落入海外西藏文化协会一类白手套手中，更多《一个法国人和达赖漫谈科学》、《达赖上的最后十四堂课》、《地球上最后一个会转世的人》、《富喇嘛与穷喇嘛》一类丛书会应运而生。正牌达赖接班人会继而发现，自己反而要通过把西藏传统切割处理的流行文化来继承「真正」达赖思想，否则他的威权会备受质疑。结果，藏人的话语权、自决权，可能比达赖时代大幅下降。
单从利益而言，把达赖拖死再算的策略似乎对北京、对西藏，都不是上算。对懂得操控话语权、设定议题、弘扬软权力、把建构主义运用得得手应手的西方社会而言，却不啻是理想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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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交、反恐、中美关系、香港涉外关系等。耶鲁大学学士及硕士、牛津大学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会科学网络名誉主席。学术着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学术着作有《国际政治梦工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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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04, 2008
网上互助借贷平台兴起 甩开银行P2P网上融资
2008年01月10日 当代金融家
（作者 何崇阳 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甩开银行 上网借贷去！
网上互助借贷平台兴起新型融资风潮
一种号称“私人金融领域的易趣(eBay)”的新型融资模式??P2P（即“peer-to-peer”或“person-to-person”，指个人对个人）金融服务，正在给传统商业银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这种模式依托互联网技术，强调客户之间的互助合作，能够利用网上互助借贷平台来完成借贷双方之间特定利率下的任何数额的借贷行为。
尽管被称为新型融资模式，P2P的雏形其实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互助借贷（Social Lending）模式??“标会”或“台会”??亲戚、朋友及社会团体之间通过小额信贷来解决对资金的燃眉之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普及，互助借贷平台延展至网络空间，运作范围及参与群体迅速拓宽，借贷金额及社会影响逐步扩大。
新模式的代表者为英国的Zopa公司和美国的Prosper市场公司，两家公司分别成立于2005年3月和2006年2月。凭借便捷自助的操作模式、低廉的费率、双赢的利率和差异化的定价机制，这两家公司已经成为P2P融资领域网上互助借贷的佼佼者。
挑战传统
日前，一家名为Social Futures Observatory的英国调查公司，针对Zopa公司客户开展了一项专项调查，对比传统金融服务与新型融资模式的差异，统计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81%的贷款人对Zopa平台的风险控制表示满意，只有4%的贷款人对主流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表示满意；
70%的借款人对Zopa平台的风险控制表示满意，只有1%的借款人对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表示满意；
74%的客户认为Zopa平台有助于自主创业，只有4%的客户认为银行有助于自主创业。
从上述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在客户认可度方面，以Zopa和Prosper平台为代表的P2P融资模式相对于传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存在明显优势。
新型融资模式的优势包括优惠的借贷利率、透明的资金管理、近距离的交易空间，在赢得客户的同时，P2P融资模式因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已被全球著名风险投资机构看好。
截至目前，Zopa公司和Prosper市场公司均得到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巨额投资。仅在2006年度，Zopa公司在先后获得贝西默风险投资合伙人公司（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基点投资公司(Benchmark Capital)和威灵顿风险投资公司（Wellington Partners Venture Capital）1500万美元的投资，又获得德丰杰风险投资公司（DFJ）合伙人Tim Draper和罗兰家族（Rowland）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同期，Prosper市场公司也先后从风险投资基金阿塞尔投资合伙人公司（Accel Partners）、基点投资公司(Benchmark Capital)、富达风险投资公司（Fidelity Ventures）和奥米迪亚网络公司（Omidyar Network）融资2000万美元，与Zopa公司在2006年的融资总额相当。
不足之处
当然，新型融资模式若想全面稳步发展，尚需弥补不足。
■扩大知名度
P2P融资模式的萌芽及发展历程较短，客户的认识了解及接受使用程度不够。对于Zopa平台和Prosper平台而言，稳步扩大规模实力以及更大范围的影响与知名度，使得更多客户了解互助借贷平台交易，掌握应用互助借贷平台的操作应用技能，增加对借贷平台安全运营及风险防控的信心，应是其谋求全球稳健发展的首要任务。
■加强贷款人权益保护
作为新兴借贷方式，P2P融资模式在贷款人的权益保护方面仍需加强。以Zopa平台为例，虽然能够为借贷双方提供还款保障保险，但Zopa公司毕竟不是银行，不能像银行一样受到英国金融服务补偿计划(Th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的保障。而这一计划规定，当银行经营不善而倒闭时，存款人可以享有最高为31700英镑的保障??存款人2000英镑以下的存款会得到 100%赔付，2000～33000英镑之间的存款按照90%的赔付，由此，最高赔付额度可达到31700英镑。
■坏账控制能力尚待确证
由于P2P融资模式的运营实践时间较短，其贷款坏账控制能力尚待确证。仍以Zopa平台为例，虽然宣称坏账率仅为1%左右，但其风险防范及坏账控制能力仍然受到金融机构的质疑，这有两方面原因：
*Zopa平台的低坏账率，主要缘于其只核准拥有良好信用记录、年收入在1万英镑以上的借款对象进入，但这样的客户对象与客户范围与银行没有可比性；
*一笔贷款通常于贷款中期开始显现拖欠或违约情况，但Zopa公司成立时间至今仍不足3年，多数5年期贷款的拖欠或违约现象还未暴露。
Zopa：互联网上第一家P2P银行
Zopa全称为英国Zopa网上互助借贷公司，Zopa是“可达成协议的空间（Zone of Possible Agreement）”的缩写。
Zopa的创立者为理查德•杜瓦（Richard Duvall）、詹姆斯•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萨拉•马休斯（Sarah Matthews）和大卫•尼克尔森（Dave Nicholson），他们曾经发起组建了英国最大的网上银行??Egg银行(www.egg.com)。随后，他们看到了金融业的巨大商机，转而联合创立了Zopa公司。
操作流程
Zopa平台的借贷操作实践非常简单。
首先，客户要在Zopa平台（www.zopa.com）内注册，填列详尽的个人资料。其中，登陆密码须为数字和字母的组合，以构筑金融安全防范基础。注册成功之后，方能登陆进入平台借款及贷款页面，进行相关借贷操作。借贷双方达成的借款利率，主要因贷款人的风险喜好程度而定，风险偏好型的贷款人会追求较高的利率水平，而谨慎的贷款人则会确定较低利率去规避相关风险。
Zopa平台内的贷款人可以提供500～25000英镑的贷款，以贷款利率竞标，利率低者胜出。贷款人贷给某个特定借款人的资金最低可以达到 10英镑，最高不限（主要因为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一笔500英镑的贷款将至少覆盖50个借款人，每个借款份额可以达到10英镑）；借款人可以借入 1000～15000英镑的借款，借款资金均是按月偿还，但借款人提前还款不会收取任何的违约金或罚息。
如何借款
在注册完成之后，借款人若想成功融资，要拥有Zopa平台的风险评级，并以此确定借款利率水平。在Zopa公司与Equifax信用评级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的基础上，借款人的个人信用评级由Zopa平台参照该借款人在Equifax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分确定。完成上述程序之后，可以进行以下借款步骤：
■核定当日借款利率。根据Zopa平台内的当日资金交易状况，以及成功撮合的借贷利率分布水平，运用平台内的贷款计算器（Loan Calculator）核定当日的借款利率。
■提出借款请求。在Zopa平台内录入借款人相关信息，包括自身及家庭情况、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及信用评级，以及最高借款利率等信息。Zopa 平台将根据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安排进入相应等级的细分市场（譬如，A*、A、B和C级细分市场），结合借款金额、愿意支付的最高借款利率，将借款请求列示在Zopa平台内的借款页面上。
■获得贷款。贷款人参考借款人的信用水平，结合借款人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以贷款利率竞标，并设定贷款金额。经过Zopa平台管理层考察核准后，借款人在确定是否申请还款保障保险之后，就可以获得贷款人提供的资金，从而满足融资需求。如果借款人计划申请还款保障保险，则还要行使一套Zopa平台内的相应投保手续。
如何放贷
■选择特定信用评级的贷款对象。贷款人在注册完成之后，首先选择特定信用评级（譬如A*、A、B和C级）的贷款对象，并结合借款期限（譬如，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和60个月，但常见贷款期限为36个月），在可供选择的贷款市场中进行借贷交易，譬如3个A*级市场（A*12、 A*24和A*36）、5个A级市场（A12、A24、A36、A48和A60）、5个B级市场（B12、B24、B36、B48和B60）和5个C级市场（C12、C24、C36、C48和C60）。参考借款人的信用评级，结合贷款期限，贷款人以自身贷款利率参与竞标，利率低者胜出。
■贷款人将资金转入Zopa账户内，以备借款人按照预设条款将资金转账。根据贷款资金投向的分散程度，贷款人的针对某个特定借款人的贷款金额最低为10英镑，最高为25000英镑。
■Zopa平台在考察核准之后，将借款人的借款请求与贷款人的资金供应进行匹配撮合。借贷双方在成功撮合以后，贷款者可以确定资金成功贷出的部分，以及仍然滞留于Zopa个人账户内的资金额度，以备后续资金借贷交易。
Prosper：创建客户组模式
Prosper是美国繁荣市场公司(Prosper Marketplace) 的简称，Prosper由克里斯•拉尔森(Chris Larsen)联合他人于2006年2月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创立，是美国金融史上第一个P2P银行。克里斯•拉尔森曾是美国先驱型网上按揭及个人贷款提供商??“E－loan”公司的联合创立人，现担任Prosper的首席执行官。
操作流程
同Zopa一样，在Prosper平台内的借贷操作实践非常简单。凡是具有美国合法公民身份，超过520分的个人信用评分、社会保障号、个人税号、银行账号的注册客户，均可以从事Prosper平台内的借贷交易。
借款人可以申请特定利率下1000～25000美元之间的无担保贷款。Prosper平台内借款人的借款期限通常为3年，要求按月还款，且无提前还贷的违约金或罚息。与Zopa平台不同的是，Prosper平台建议加入“客户组”以获得更为优惠的借款利率，同时鼓励“客户组”内借贷。
如何借款
与Zopa平台的操作类似，借款人在完成Prosper平台内的客户注册，并获取在Prosper平台内的信用评级之后，方可进行借贷交易。客户信用评级结果由Prosper平台参照该借款人在益百利（Experian）信用评级公司的信用评分确定。
在完成上述操作步骤之后，借款人就可以进入Prosper平台内的资金借贷页面。譬如， Joe Davis申请一笔小额借款，详细说明借款原因及个人情况，并列出借款额度为3000美元、最高利率为7%的借款请求。随后，包括Lisa在内的贷款人，参照Joe Davis的信用评级（如AA、A、B、C、D、E或HR级），确定贷款额度，并以自身设定的贷款利率参与竞标，利率低者胜出。最终，所有竞标成功的贷款资金将汇总形成Joe Davis的3年期贷款。
Prosper平台较Zopa平台重要的改进是引入了“客户组”的概念。在Joe Davis列出借款请求之前，他通常要申请加入某个“客户组”，以谋求较为优惠的借款利率。在经过“客户组”负责人考察批准之后，Joe Davis就成为了该“客户组”成员，并因为贷款人对该“客户组”较高的信用评价而享受优惠借款利率。当然，如果Joe Davis未能如期还款，将直接影响该“客户组”信用水平，使得全“客户组”成员的借款利率的优惠程度下降。
如何放贷
Prosper平台同样会把贷款人的资金分成若干小份，贷给多个借款人，以有效分散风险来确保稳定收益。
贷款人应浏览Prosper平台内借款市场上的借款需求，以及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在考察核准“客户组”的信用状况及还款记录之后，贷款人就可以特定贷款额度下的贷款利率竞标，利息低者胜出。最后，所有中标的贷款资金被归集汇总为借款人的借款资金，并等待交易确认。随后，借款人将按月偿还贷款本息，直至本息结清。
（作者 何崇阳 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甩开银行 上网借贷去！
网上互助借贷平台兴起新型融资风潮
一种号称“私人金融领域的易趣(eBay)”的新型融资模式??P2P（即“peer-to-peer”或“person-to-person”，指个人对个人）金融服务，正在给传统商业银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这种模式依托互联网技术，强调客户之间的互助合作，能够利用网上互助借贷平台来完成借贷双方之间特定利率下的任何数额的借贷行为。
尽管被称为新型融资模式，P2P的雏形其实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互助借贷（Social Lending）模式??“标会”或“台会”??亲戚、朋友及社会团体之间通过小额信贷来解决对资金的燃眉之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普及，互助借贷平台延展至网络空间，运作范围及参与群体迅速拓宽，借贷金额及社会影响逐步扩大。
新模式的代表者为英国的Zopa公司和美国的Prosper市场公司，两家公司分别成立于2005年3月和2006年2月。凭借便捷自助的操作模式、低廉的费率、双赢的利率和差异化的定价机制，这两家公司已经成为P2P融资领域网上互助借贷的佼佼者。
挑战传统
日前，一家名为Social Futures Observatory的英国调查公司，针对Zopa公司客户开展了一项专项调查，对比传统金融服务与新型融资模式的差异，统计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81%的贷款人对Zopa平台的风险控制表示满意，只有4%的贷款人对主流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表示满意；
70%的借款人对Zopa平台的风险控制表示满意，只有1%的借款人对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表示满意；
74%的客户认为Zopa平台有助于自主创业，只有4%的客户认为银行有助于自主创业。
从上述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在客户认可度方面，以Zopa和Prosper平台为代表的P2P融资模式相对于传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存在明显优势。
新型融资模式的优势包括优惠的借贷利率、透明的资金管理、近距离的交易空间，在赢得客户的同时，P2P融资模式因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已被全球著名风险投资机构看好。
截至目前，Zopa公司和Prosper市场公司均得到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巨额投资。仅在2006年度，Zopa公司在先后获得贝西默风险投资合伙人公司（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基点投资公司(Benchmark Capital)和威灵顿风险投资公司（Wellington Partners Venture Capital）1500万美元的投资，又获得德丰杰风险投资公司（DFJ）合伙人Tim Draper和罗兰家族（Rowland）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同期，Prosper市场公司也先后从风险投资基金阿塞尔投资合伙人公司（Accel Partners）、基点投资公司(Benchmark Capital)、富达风险投资公司（Fidelity Ventures）和奥米迪亚网络公司（Omidyar Network）融资2000万美元，与Zopa公司在2006年的融资总额相当。
不足之处
当然，新型融资模式若想全面稳步发展，尚需弥补不足。
■扩大知名度
P2P融资模式的萌芽及发展历程较短，客户的认识了解及接受使用程度不够。对于Zopa平台和Prosper平台而言，稳步扩大规模实力以及更大范围的影响与知名度，使得更多客户了解互助借贷平台交易，掌握应用互助借贷平台的操作应用技能，增加对借贷平台安全运营及风险防控的信心，应是其谋求全球稳健发展的首要任务。
■加强贷款人权益保护
作为新兴借贷方式，P2P融资模式在贷款人的权益保护方面仍需加强。以Zopa平台为例，虽然能够为借贷双方提供还款保障保险，但Zopa公司毕竟不是银行，不能像银行一样受到英国金融服务补偿计划(Th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的保障。而这一计划规定，当银行经营不善而倒闭时，存款人可以享有最高为31700英镑的保障??存款人2000英镑以下的存款会得到 100%赔付，2000～33000英镑之间的存款按照90%的赔付，由此，最高赔付额度可达到31700英镑。
■坏账控制能力尚待确证
由于P2P融资模式的运营实践时间较短，其贷款坏账控制能力尚待确证。仍以Zopa平台为例，虽然宣称坏账率仅为1%左右，但其风险防范及坏账控制能力仍然受到金融机构的质疑，这有两方面原因：
*Zopa平台的低坏账率，主要缘于其只核准拥有良好信用记录、年收入在1万英镑以上的借款对象进入，但这样的客户对象与客户范围与银行没有可比性；
*一笔贷款通常于贷款中期开始显现拖欠或违约情况，但Zopa公司成立时间至今仍不足3年，多数5年期贷款的拖欠或违约现象还未暴露。
Zopa：互联网上第一家P2P银行
Zopa全称为英国Zopa网上互助借贷公司，Zopa是“可达成协议的空间（Zone of Possible Agreement）”的缩写。
Zopa的创立者为理查德•杜瓦（Richard Duvall）、詹姆斯•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萨拉•马休斯（Sarah Matthews）和大卫•尼克尔森（Dave Nicholson），他们曾经发起组建了英国最大的网上银行??Egg银行(www.egg.com)。随后，他们看到了金融业的巨大商机，转而联合创立了Zopa公司。
操作流程
Zopa平台的借贷操作实践非常简单。
首先，客户要在Zopa平台（www.zopa.com）内注册，填列详尽的个人资料。其中，登陆密码须为数字和字母的组合，以构筑金融安全防范基础。注册成功之后，方能登陆进入平台借款及贷款页面，进行相关借贷操作。借贷双方达成的借款利率，主要因贷款人的风险喜好程度而定，风险偏好型的贷款人会追求较高的利率水平，而谨慎的贷款人则会确定较低利率去规避相关风险。
Zopa平台内的贷款人可以提供500～25000英镑的贷款，以贷款利率竞标，利率低者胜出。贷款人贷给某个特定借款人的资金最低可以达到 10英镑，最高不限（主要因为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一笔500英镑的贷款将至少覆盖50个借款人，每个借款份额可以达到10英镑）；借款人可以借入 1000～15000英镑的借款，借款资金均是按月偿还，但借款人提前还款不会收取任何的违约金或罚息。
如何借款
在注册完成之后，借款人若想成功融资，要拥有Zopa平台的风险评级，并以此确定借款利率水平。在Zopa公司与Equifax信用评级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的基础上，借款人的个人信用评级由Zopa平台参照该借款人在Equifax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分确定。完成上述程序之后，可以进行以下借款步骤：
■核定当日借款利率。根据Zopa平台内的当日资金交易状况，以及成功撮合的借贷利率分布水平，运用平台内的贷款计算器（Loan Calculator）核定当日的借款利率。
■提出借款请求。在Zopa平台内录入借款人相关信息，包括自身及家庭情况、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及信用评级，以及最高借款利率等信息。Zopa 平台将根据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安排进入相应等级的细分市场（譬如，A*、A、B和C级细分市场），结合借款金额、愿意支付的最高借款利率，将借款请求列示在Zopa平台内的借款页面上。
■获得贷款。贷款人参考借款人的信用水平，结合借款人愿意支付的最高利率，以贷款利率竞标，并设定贷款金额。经过Zopa平台管理层考察核准后，借款人在确定是否申请还款保障保险之后，就可以获得贷款人提供的资金，从而满足融资需求。如果借款人计划申请还款保障保险，则还要行使一套Zopa平台内的相应投保手续。
如何放贷
■选择特定信用评级的贷款对象。贷款人在注册完成之后，首先选择特定信用评级（譬如A*、A、B和C级）的贷款对象，并结合借款期限（譬如，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和60个月，但常见贷款期限为36个月），在可供选择的贷款市场中进行借贷交易，譬如3个A*级市场（A*12、 A*24和A*36）、5个A级市场（A12、A24、A36、A48和A60）、5个B级市场（B12、B24、B36、B48和B60）和5个C级市场（C12、C24、C36、C48和C60）。参考借款人的信用评级，结合贷款期限，贷款人以自身贷款利率参与竞标，利率低者胜出。
■贷款人将资金转入Zopa账户内，以备借款人按照预设条款将资金转账。根据贷款资金投向的分散程度，贷款人的针对某个特定借款人的贷款金额最低为10英镑，最高为25000英镑。
■Zopa平台在考察核准之后，将借款人的借款请求与贷款人的资金供应进行匹配撮合。借贷双方在成功撮合以后，贷款者可以确定资金成功贷出的部分，以及仍然滞留于Zopa个人账户内的资金额度，以备后续资金借贷交易。
Prosper：创建客户组模式
Prosper是美国繁荣市场公司(Prosper Marketplace) 的简称，Prosper由克里斯•拉尔森(Chris Larsen)联合他人于2006年2月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创立，是美国金融史上第一个P2P银行。克里斯•拉尔森曾是美国先驱型网上按揭及个人贷款提供商??“E－loan”公司的联合创立人，现担任Prosper的首席执行官。
操作流程
同Zopa一样，在Prosper平台内的借贷操作实践非常简单。凡是具有美国合法公民身份，超过520分的个人信用评分、社会保障号、个人税号、银行账号的注册客户，均可以从事Prosper平台内的借贷交易。
借款人可以申请特定利率下1000～25000美元之间的无担保贷款。Prosper平台内借款人的借款期限通常为3年，要求按月还款，且无提前还贷的违约金或罚息。与Zopa平台不同的是，Prosper平台建议加入“客户组”以获得更为优惠的借款利率，同时鼓励“客户组”内借贷。
如何借款
与Zopa平台的操作类似，借款人在完成Prosper平台内的客户注册，并获取在Prosper平台内的信用评级之后，方可进行借贷交易。客户信用评级结果由Prosper平台参照该借款人在益百利（Experian）信用评级公司的信用评分确定。
在完成上述操作步骤之后，借款人就可以进入Prosper平台内的资金借贷页面。譬如， Joe Davis申请一笔小额借款，详细说明借款原因及个人情况，并列出借款额度为3000美元、最高利率为7%的借款请求。随后，包括Lisa在内的贷款人，参照Joe Davis的信用评级（如AA、A、B、C、D、E或HR级），确定贷款额度，并以自身设定的贷款利率参与竞标，利率低者胜出。最终，所有竞标成功的贷款资金将汇总形成Joe Davis的3年期贷款。
Prosper平台较Zopa平台重要的改进是引入了“客户组”的概念。在Joe Davis列出借款请求之前，他通常要申请加入某个“客户组”，以谋求较为优惠的借款利率。在经过“客户组”负责人考察批准之后，Joe Davis就成为了该“客户组”成员，并因为贷款人对该“客户组”较高的信用评价而享受优惠借款利率。当然，如果Joe Davis未能如期还款，将直接影响该“客户组”信用水平，使得全“客户组”成员的借款利率的优惠程度下降。
如何放贷
Prosper平台同样会把贷款人的资金分成若干小份，贷给多个借款人，以有效分散风险来确保稳定收益。
贷款人应浏览Prosper平台内借款市场上的借款需求，以及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在考察核准“客户组”的信用状况及还款记录之后，贷款人就可以特定贷款额度下的贷款利率竞标，利息低者胜出。最后，所有中标的贷款资金被归集汇总为借款人的借款资金，并等待交易确认。随后，借款人将按月偿还贷款本息，直至本息结清。
Labels: person-to-person lending, social l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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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的商业模式——个人借贷业的淘宝
2008.7.7
1983年，越南华侨来娜拉姆一家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后，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一家7口挤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公寓里，很长一段时间只能依靠社会福利过活。但是当地一种名为hoi的机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是由居住在同一区的越南人组建起来的合作社，大家共同出资，然后再借贷给其他人。
拉姆的父亲先是利用hoi购买了一辆二手奥兹莫比汽车，随后又贷款做起了小生意，最终拉姆一家摆脱了贫困。
如今，在互联网上，一种号称“私人金融领域的淘宝”的新型融资模式—P2P(即“peer-to-peer”或“person-to-person”，指个人对个人)的金融服务，正在给传统商业银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这种业务雏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个人互助借贷模式——北美华人社区的“标会”或“台会”，亲戚、朋友及社会团体之间通过小额信贷来解决对资金的燃眉之急。这正是hoi这种小额借贷合作社理念的延续。
在欧美乃至亚洲，已经出现一批这样的P2P借贷公司，其中名气最大的是繁荣市场(Prosper Marketplace Inc)。成立于2006年2月的繁荣市场虽然是一家只有2岁的新生企业，但是却凭着一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
繁荣市场公司创始人克里斯?拉尔森(Chris Larsen) 将他的公司比做网络拍卖巨头eBay。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eBay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拍卖和竞买商品的平台，而繁荣市场则允许用户“拍卖”和“竞买”贷款。拉尔森曾是网络抵押先驱E-Loan公司的CEO，而他的妻子，正是来娜?拉姆。
信誉关乎生死
乍一听来，借款给完全不相识的人简直是疯了。对繁荣市场这类P2P借贷公司来说，如何建立借贷人与放款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坏账率，这是一个大问题。
事实上，网络借贷同样能做许多金融机构所做的事，但成本却低得多。
对于借款人来说，在Prosper平台内的借贷操作实践非常简单。凡是具有美国合法公民身份，超过520分的个人信用评分、社会保障号、个人税号、银行账号的注册客户，均可以从事Prosper平台内的借贷交易。他们需要先在www.Prosper.com上进行注册，在填写一系列个人情况和号码的问卷后，会获取自己在Prosper平台上的信用评级。信誉最高的为AA级，最低的为 HR(High Risk级)。
信用等级将直接关系到借贷利率，通常放款人更愿意以较低利率借钱给高信用等级的人。之后借款人就可以将自己的贷款理由、个人情况放在Prosper平台上，确定贷款金额、时间和还款方式，最后设定一定的最高贷款利率进行竞标，放款人利率低者胜出。借款人通常可以申请特定利率下1000-25000美元之间的无担保贷款。
由于信用体制的完善，繁荣市场在身份验证方面的效率非常高，曾有用户在通过验证的当晚就获得了一个西雅图银行职员1.3万美元的借款。
虽然有完善的信用体制，但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坏账率，繁荣平台还创造性地提出“客户组”概念。这正是原来“标会”概念的延伸。在一个借款人提出借款请求之前，他可以申请加入某个“客户组”，以谋求更为优惠的借款利率。这个客户组往往有他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家人。在经过“客户组”负责人考察批准之后，借款人就成为了该客户组成员，并因为贷款人对该“客户组”较高的信用评价而享受优惠借款利率。当然，如果组内某个成员未能如期还款，将直接影响该客户组信用水平，使得全客户组成员的借款利率的优惠程度下降。繁荣市场同时还鼓励“客户组”内借贷。
借钱给782人
每天早晨，当里斯小姐在她位于美国加州的家中醒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向自己借钱的那782个人是否在按时还款。
里斯小姐是IBM公司的工程师，也是繁荣市场的放贷人。在她看来，网络放贷一方面可以获得高于银行利率2-3倍的利息，另一方面，也可帮助那些亲手挑选的借款人(包括想开店的理发师、学业有成的医学院学生、越南的鱼贩子等)获得想要的生活。里斯小姐说，“对我来说，这种投资方式能够带来较高的满足感。”
分散投资，这是繁荣市场帮助这些“网上银行家”降低风险的又一办法。正如谚语所说，“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Prosper平台上，如果有人想借5000美元，放款人可以选择放贷50美元，其它的4950美元由其他“网上银行家”去放贷。假设你有一万美元的投资，每笔贷款你只参加50美元，这样你就将风险分散到200笔贷款中。
在Prosper网上，信贷成功的通常都是那些信誉评级高的人，这就使“网上银行家”的风险进一步降低。低信誉的借款人只有2%能成功借到钱，“无赖们” 顶多也只能骗一次。繁荣市场公司还会把递交欠债不还者的名单，交给信用机构或者催款公司。
种种的措施，让繁荣市场公司将坏账率降到很低的水平。根据一家专门做民间借贷寄账单业务的公司Advani的统计，非网上的个人借贷则会有14%左右的坏账，而繁荣市场公司仅仅为1%～2%。另一家P2P借贷公司Zopa的坏账率只有0.05%！如此低的坏账率，恐怕世界上一流的银行也得自叹不如了！
你好，我好，就是银行不好
随着繁荣市场这类公司的崛起，个人贷款的成本降低了，而贷款人的收益也高于其他投资回报。
2007年6月份，道格?索菲亚以11.75%的利率从繁荣市场公司获得了1.25万美元贷款，从而为自己在南卡罗来纳州新开的比萨饼店购置了设备；而他从当地金融公司获得的贷款利率为26%。与此同时，在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一家小型软件公司任首席执行官的贷款人戴夫?埃利奥特说，他希望借出的97 笔贷款能够获得13%的回报。他说：“现在不需要太操心、同时还能获得超过12%回报率的投资并不多。”
一般来说，繁荣市场支持的贷款利率为7.32%到24.04%，贷款利率越高风险越大。在注销坏账后，“网上银行家”们的平均回报率是银行最高存款利率的两倍。
截止到2008年5月，繁荣市场已经拥有了72万用户，日平均交易量达到2875笔，总交易额达到1.47亿美元。繁荣市场向借贷人收取总贷款额1%～3%作为回报，同时向被贷款人每年收取1%以下的维护费。
这种商业模式是创始者带着勇气摒除偏见，开辟被忽视市场的结果。福里斯特研究公司认为这种P2P网络借贷模式与博客、播客和维基等“网络社交”(social computing)现象一样，将会创造新的行业，有可能成为一宗大买卖。
这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梦想。繁荣市场只是众多P2P借贷公司的一个代表。尽管前景仍然相对模糊，这些公司却有着很大的野心，希望能在中小型个人贷款的领域内取代银行。
BOX：各具特色的P2P借贷网站
拍拍贷：中国特色 朋友借贷
第一个玩“网络借贷”的中文网站是“拍拍贷”(www.ppdai.com)。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借钱给朋友，也可以向他们借钱，但与现实生活中朋友间借钱总不好意思提利息或打欠条的尴尬相比，在这里借贷交易会明确利率并在最后生成一张电子借条。
拍拍贷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网站建立的基础是用户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子，网站上的好友列表里的人，大部分都是现实中的好友。而借钱，可能变成联系朋友的纽带。由于中国信用体制并不像欧美那么完善，所以拍拍贷不提倡陌生人之间的借贷。
据了解，目前拍拍贷将借款金额限制在3000元到10万元之间，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而作为中介，拍拍贷有专职的服务律师，网站的所有服务现在是免费的。
Zopa：四国运营
2005年3月一家名为Zopa的网站(www.zopa.com)在英国伦敦开始运营。现在Zopa已经在四个国家开展业务：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
Circl eLeading：亲友借贷
美国网站Circl eLeading，今年被维珍航空老板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收购，改名为Virgin Money。这个公司为亲友贷款提供收账服务，美国人每年通过亲友进行的贷款交易达610万笔，总金额在890亿美元以上。如果亲友贷款使用了 Circle Lending公司的收账服务，逾期不还的比例会降至5%。
Kiva：协助欠发达国家
至于协助人们向落后国家借钱创业的Kiva(www.kiva.org)，刚刚获注资。它不仅提供免费借贷中介服务，还设置了一种“零利率”借款，让有爱心的发达国家人们帮助欠发达国家个人创业。
1983年，越南华侨来娜拉姆一家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后，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一家7口挤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公寓里，很长一段时间只能依靠社会福利过活。但是当地一种名为hoi的机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是由居住在同一区的越南人组建起来的合作社，大家共同出资，然后再借贷给其他人。
拉姆的父亲先是利用hoi购买了一辆二手奥兹莫比汽车，随后又贷款做起了小生意，最终拉姆一家摆脱了贫困。
如今，在互联网上，一种号称“私人金融领域的淘宝”的新型融资模式—P2P(即“peer-to-peer”或“person-to-person”，指个人对个人)的金融服务，正在给传统商业银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这种业务雏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个人互助借贷模式——北美华人社区的“标会”或“台会”，亲戚、朋友及社会团体之间通过小额信贷来解决对资金的燃眉之急。这正是hoi这种小额借贷合作社理念的延续。
在欧美乃至亚洲，已经出现一批这样的P2P借贷公司，其中名气最大的是繁荣市场(Prosper Marketplace Inc)。成立于2006年2月的繁荣市场虽然是一家只有2岁的新生企业，但是却凭着一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
繁荣市场公司创始人克里斯?拉尔森(Chris Larsen) 将他的公司比做网络拍卖巨头eBay。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eBay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拍卖和竞买商品的平台，而繁荣市场则允许用户“拍卖”和“竞买”贷款。拉尔森曾是网络抵押先驱E-Loan公司的CEO，而他的妻子，正是来娜?拉姆。
信誉关乎生死
乍一听来，借款给完全不相识的人简直是疯了。对繁荣市场这类P2P借贷公司来说，如何建立借贷人与放款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坏账率，这是一个大问题。
事实上，网络借贷同样能做许多金融机构所做的事，但成本却低得多。
对于借款人来说，在Prosper平台内的借贷操作实践非常简单。凡是具有美国合法公民身份，超过520分的个人信用评分、社会保障号、个人税号、银行账号的注册客户，均可以从事Prosper平台内的借贷交易。他们需要先在www.Prosper.com上进行注册，在填写一系列个人情况和号码的问卷后，会获取自己在Prosper平台上的信用评级。信誉最高的为AA级，最低的为 HR(High Risk级)。
信用等级将直接关系到借贷利率，通常放款人更愿意以较低利率借钱给高信用等级的人。之后借款人就可以将自己的贷款理由、个人情况放在Prosper平台上，确定贷款金额、时间和还款方式，最后设定一定的最高贷款利率进行竞标，放款人利率低者胜出。借款人通常可以申请特定利率下1000-25000美元之间的无担保贷款。
由于信用体制的完善，繁荣市场在身份验证方面的效率非常高，曾有用户在通过验证的当晚就获得了一个西雅图银行职员1.3万美元的借款。
虽然有完善的信用体制，但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坏账率，繁荣平台还创造性地提出“客户组”概念。这正是原来“标会”概念的延伸。在一个借款人提出借款请求之前，他可以申请加入某个“客户组”，以谋求更为优惠的借款利率。这个客户组往往有他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家人。在经过“客户组”负责人考察批准之后，借款人就成为了该客户组成员，并因为贷款人对该“客户组”较高的信用评价而享受优惠借款利率。当然，如果组内某个成员未能如期还款，将直接影响该客户组信用水平，使得全客户组成员的借款利率的优惠程度下降。繁荣市场同时还鼓励“客户组”内借贷。
借钱给782人
每天早晨，当里斯小姐在她位于美国加州的家中醒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向自己借钱的那782个人是否在按时还款。
里斯小姐是IBM公司的工程师，也是繁荣市场的放贷人。在她看来，网络放贷一方面可以获得高于银行利率2-3倍的利息，另一方面，也可帮助那些亲手挑选的借款人(包括想开店的理发师、学业有成的医学院学生、越南的鱼贩子等)获得想要的生活。里斯小姐说，“对我来说，这种投资方式能够带来较高的满足感。”
分散投资，这是繁荣市场帮助这些“网上银行家”降低风险的又一办法。正如谚语所说，“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Prosper平台上，如果有人想借5000美元，放款人可以选择放贷50美元，其它的4950美元由其他“网上银行家”去放贷。假设你有一万美元的投资，每笔贷款你只参加50美元，这样你就将风险分散到200笔贷款中。
在Prosper网上，信贷成功的通常都是那些信誉评级高的人，这就使“网上银行家”的风险进一步降低。低信誉的借款人只有2%能成功借到钱，“无赖们” 顶多也只能骗一次。繁荣市场公司还会把递交欠债不还者的名单，交给信用机构或者催款公司。
种种的措施，让繁荣市场公司将坏账率降到很低的水平。根据一家专门做民间借贷寄账单业务的公司Advani的统计，非网上的个人借贷则会有14%左右的坏账，而繁荣市场公司仅仅为1%～2%。另一家P2P借贷公司Zopa的坏账率只有0.05%！如此低的坏账率，恐怕世界上一流的银行也得自叹不如了！
你好，我好，就是银行不好
随着繁荣市场这类公司的崛起，个人贷款的成本降低了，而贷款人的收益也高于其他投资回报。
2007年6月份，道格?索菲亚以11.75%的利率从繁荣市场公司获得了1.25万美元贷款，从而为自己在南卡罗来纳州新开的比萨饼店购置了设备；而他从当地金融公司获得的贷款利率为26%。与此同时，在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一家小型软件公司任首席执行官的贷款人戴夫?埃利奥特说，他希望借出的97 笔贷款能够获得13%的回报。他说：“现在不需要太操心、同时还能获得超过12%回报率的投资并不多。”
一般来说，繁荣市场支持的贷款利率为7.32%到24.04%，贷款利率越高风险越大。在注销坏账后，“网上银行家”们的平均回报率是银行最高存款利率的两倍。
截止到2008年5月，繁荣市场已经拥有了72万用户，日平均交易量达到2875笔，总交易额达到1.47亿美元。繁荣市场向借贷人收取总贷款额1%～3%作为回报，同时向被贷款人每年收取1%以下的维护费。
这种商业模式是创始者带着勇气摒除偏见，开辟被忽视市场的结果。福里斯特研究公司认为这种P2P网络借贷模式与博客、播客和维基等“网络社交”(social computing)现象一样，将会创造新的行业，有可能成为一宗大买卖。
这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梦想。繁荣市场只是众多P2P借贷公司的一个代表。尽管前景仍然相对模糊，这些公司却有着很大的野心，希望能在中小型个人贷款的领域内取代银行。
BOX：各具特色的P2P借贷网站
拍拍贷：中国特色 朋友借贷
第一个玩“网络借贷”的中文网站是“拍拍贷”(www.ppdai.com)。在这个网站上你可以借钱给朋友，也可以向他们借钱，但与现实生活中朋友间借钱总不好意思提利息或打欠条的尴尬相比，在这里借贷交易会明确利率并在最后生成一张电子借条。
拍拍贷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网站建立的基础是用户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子，网站上的好友列表里的人，大部分都是现实中的好友。而借钱，可能变成联系朋友的纽带。由于中国信用体制并不像欧美那么完善，所以拍拍贷不提倡陌生人之间的借贷。
据了解，目前拍拍贷将借款金额限制在3000元到10万元之间，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而作为中介，拍拍贷有专职的服务律师，网站的所有服务现在是免费的。
Zopa：四国运营
2005年3月一家名为Zopa的网站(www.zopa.com)在英国伦敦开始运营。现在Zopa已经在四个国家开展业务：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
Circl eLeading：亲友借贷
美国网站Circl eLeading，今年被维珍航空老板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收购，改名为Virgin Money。这个公司为亲友贷款提供收账服务，美国人每年通过亲友进行的贷款交易达610万笔，总金额在890亿美元以上。如果亲友贷款使用了 Circle Lending公司的收账服务，逾期不还的比例会降至5%。
Kiva：协助欠发达国家
至于协助人们向落后国家借钱创业的Kiva(www.kiva.org)，刚刚获注资。它不仅提供免费借贷中介服务，还设置了一种“零利率”借款，让有爱心的发达国家人们帮助欠发达国家个人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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