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06, 2008
“达尔富尔”显示中国国际外交的深层矛盾
● 沈旭晖
缅甸“袈裟革命”发生后，中国多次公开表示国际社会不应施压，亦不赞成由联合国予以讨论。不久前，在今年年初，中国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功抵制西方对缅甸的制裁议案。对安理会的维和议案，中国历来几乎一律弃权，对在台湾“邦交国”马其顿的维和行动，更投反对票。然而在今年8月1日，中国在安理会却破天荒对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投了赞成票，通过其1769号决议，更派中国军队直接参与当地维和行动。何以厚此而薄彼？当一些荷里活（好莱坞，下同）明星掀起杯葛北京奥运运动，并以远在天边的达尔富尔人道危机和缅甸危机切入，要求中国以“影响力”向苏丹、缅甸独裁政府施压，并得到一些内地知识分子响应，这就突袭了崛起中的中国在外交上有自相矛盾的隐忧。
三套不能并存的外交纲领
“ 9 · 1 1 ” 事件后，国家领导人曾说要“把握机遇、因势利导”，直接宣示放弃“韬光养晦”的原则，继后又不断提及“和平发展”。发展下来，中国外交却同时产生了三套纲领，但它们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并存的，当局也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会使用什么纲领。它们包括：
一、中国作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中的国家，要尽量减低西方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戒心，誓言要当一个“尽责任大国”。这是说，它不会重蹈其它国家崛起时作为“现状挑战者”(status quo challenger)的覆辙，承诺当一个“现状捍卫者”(status quo defender)，即遵守国际社会秩序现有的、基本上由西方国家设立的规范。这样做，中国实质上承认有一套普世性的价值，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尽管对这套价值的定义不一定和西方相同，但面对诸如苏丹、缅甸一类人道危机，始终难向国际社会解释“尽责大国”袖手旁观的决定。
二、中国发现后 “9·11”世界充满外交机遇，因此要“因势利导”、主动出击地进行所谓“全方位外交”，祈望和所有主要国家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哪怕这名词已变得形式化。要做到有代表性又符合国家软、硬实力的全方位外交，中国特别重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和的国家，以它们作为外交力量的凭借，但又不可能和它们走在一起，直接撕破脸挑战西方的利益。于是，全方位外交的理论基础，必然要继续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这项周恩来时代已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换句话说，当中国承认有普世价值的存在，又不能深入介入别国内政，对各国主权的基本尊重，只得倒果为因地成了北京捍卫的、和美国定义不同的国际普世价值。
三、中国作为近年全球化经济整合的既得利益者，日益证实经济实力对外交的重要性，早就决定放弃从前的口号外交，开宗明义重视务实的能源和经济效益，希望提高在各国的市场占有率，并让国营企业争取世界各地的战略资源。在这前提下，中国继毛泽东时代的援非外交后，再次大规模进入非洲视线，但这次明显经济挂帅，也换来一些非洲人对中国威胁论的不安。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西方学派所说的以扩大自身生存能力为最大目标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也是西方认为中国对苏丹构成影响力的所在。
中国近年打进苏丹，不但成为其主要石油出口国，更在联合国担任了苏丹阿拉伯政府的实质保护者，又通过苏丹在非洲发展影响力(例如间接令其邻国乍德与台湾断交)，在面对西方压力以前，原来可算是同时落实上述三大外交纲领的代表作。首先，中国确曾单独对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施以援助，还有意调和当地阿拉伯政府军和地区叛军的冲突，希望树立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形象，这是用来满足“尽责大国”身份的。而苏丹名列美国钦点的“最后独裁国家”、“最腐败国家”、“准邪恶轴心”，虽然不过是处于管治能力低下、分裂中的半无政府状态，也依然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理想对象，因此胡锦涛今年亲自访问苏丹，可比2000年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访问伊拉克为西方世界带来的震撼。何况苏丹新兴石油是中国新现实主义能源外交锁定的目标，目前北京对苏丹的经济操控率远高于英美，令苏丹不像其它非洲国家那样落入美英法的轨迹、也毋须承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或世界银行的正面压力，所以苏丹才被荷李活明星演绎为另一个“中国的北韩”。
为什么美国外交更能并容理想与现实？
问题是，上述纲领的并存，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外交过渡期享有的一点特权。过渡期一过，“苏丹计划”已不能调和内在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尽责大国”的建构身份、什么是“尽责”，要干涉还是不要干涉、要通过什么手法来干涉，基本上由西方话语权掌握。中国理想中的 “尽责”，一方面要避免意识形态的是非判断，以暗示“人权并非高于主权论”，避免人家日后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另一方面又要当无既定立场的仲裁者，以示大公无私，声称无论对非援助多少、做多少生意，都“没有任何附设条件”，这可谓历代帝王最情有独钟的、占尽道德高地而又不失人情世故的天朝角色。但西方眼中的“尽责”，却是对若干普世价值的非黑即白的单一判断，相信对有违这些价值的国家、政权、组织、个人施予全方位压力，才是尽责，不容任何含混不清。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在达尔富尔的处境，就不可能两面讨好。假如中国宣布服膺西方定义的普世价值，就需要在定义上干涉别国内政，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投赞成票到苏丹维和、或由胡锦涛对苏丹总统巴希尔说要增加“灵活性”，也就是开放当地内政予国际监察。但中国没有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保护伞，和西方国家的分别迅速减少，先例一开，也难以长期理直气壮反对国际社会干涉缅甸等国。届时苏丹、缅甸一类国家会否安心让中国占有其市场和能源，实属疑问。没有了和北韩、苏丹之流的不可取代的紧密关系，必会让北京丧失不少可塑性甚强的软权力，而单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崛起，中国能否成为广义的“大国”，大可商榷。
但假如中国决定不干涉达尔富尔人道危机，或仅仅停留在在联合国投票一类干涉，而不对该国政权施加实质经济压力，又不对缅甸等危机作出同一尺度的干涉，这在西方媒体的话语权演绎下，都算是不尊重既有国际价值。不尊重这些价值，自然就不是尽责大国，中国也就是没有“是非之心”的国家。届时西方舆论会更一面倒认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其实就是围堵西方，相信那些专制国家让中国占有其市场，只是借故抵制和挑战西方影响。结果，中国威胁论不但不会消减，反而会得到新的佐证。
有趣的是，上述矛盾，其实也曾在冷战时的美国出现。当时尼克逊总统主张的只顾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列根（里根）总统主张的意识形态和理念先行的保守主义，威尔逊总统后人主张的带有多边性质的国际主义。三大派系互相攻伐，互称对方为唯利是图、不设实质和不合时宜，令世人曾相信理想和现实，不能在一国外交并存。然而冷战结束后，话语权主导国际秩序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盛行，美国外交终于出现了三派合一的共识，也就是以“自由现实主义”(liberal realism)为指导思想。现在布殊（布什）共和党政府推行的，就是同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提倡的)普世价值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因为华府有信心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流向。未能掌握话语权的中国，又当如何？干涉主义、人道主义、主权至上、国家利益之间如何调和，那条线应如何去划，不但是艺术，也是中国外交面对的挑战。而且摸索应战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沈旭辉，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
缅甸“袈裟革命”发生后，中国多次公开表示国际社会不应施压，亦不赞成由联合国予以讨论。不久前，在今年年初，中国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功抵制西方对缅甸的制裁议案。对安理会的维和议案，中国历来几乎一律弃权，对在台湾“邦交国”马其顿的维和行动，更投反对票。然而在今年8月1日，中国在安理会却破天荒对苏丹达尔富尔的维和行动投了赞成票，通过其1769号决议，更派中国军队直接参与当地维和行动。何以厚此而薄彼？当一些荷里活（好莱坞，下同）明星掀起杯葛北京奥运运动，并以远在天边的达尔富尔人道危机和缅甸危机切入，要求中国以“影响力”向苏丹、缅甸独裁政府施压，并得到一些内地知识分子响应，这就突袭了崛起中的中国在外交上有自相矛盾的隐忧。
三套不能并存的外交纲领
“ 9 · 1 1 ” 事件后，国家领导人曾说要“把握机遇、因势利导”，直接宣示放弃“韬光养晦”的原则，继后又不断提及“和平发展”。发展下来，中国外交却同时产生了三套纲领，但它们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并存的，当局也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会使用什么纲领。它们包括：
一、中国作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中的国家，要尽量减低西方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戒心，誓言要当一个“尽责任大国”。这是说，它不会重蹈其它国家崛起时作为“现状挑战者”(status quo challenger)的覆辙，承诺当一个“现状捍卫者”(status quo defender)，即遵守国际社会秩序现有的、基本上由西方国家设立的规范。这样做，中国实质上承认有一套普世性的价值，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尽管对这套价值的定义不一定和西方相同，但面对诸如苏丹、缅甸一类人道危机，始终难向国际社会解释“尽责大国”袖手旁观的决定。
二、中国发现后 “9·11”世界充满外交机遇，因此要“因势利导”、主动出击地进行所谓“全方位外交”，祈望和所有主要国家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哪怕这名词已变得形式化。要做到有代表性又符合国家软、硬实力的全方位外交，中国特别重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和的国家，以它们作为外交力量的凭借，但又不可能和它们走在一起，直接撕破脸挑战西方的利益。于是，全方位外交的理论基础，必然要继续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这项周恩来时代已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换句话说，当中国承认有普世价值的存在，又不能深入介入别国内政，对各国主权的基本尊重，只得倒果为因地成了北京捍卫的、和美国定义不同的国际普世价值。
三、中国作为近年全球化经济整合的既得利益者，日益证实经济实力对外交的重要性，早就决定放弃从前的口号外交，开宗明义重视务实的能源和经济效益，希望提高在各国的市场占有率，并让国营企业争取世界各地的战略资源。在这前提下，中国继毛泽东时代的援非外交后，再次大规模进入非洲视线，但这次明显经济挂帅，也换来一些非洲人对中国威胁论的不安。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西方学派所说的以扩大自身生存能力为最大目标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也是西方认为中国对苏丹构成影响力的所在。
中国近年打进苏丹，不但成为其主要石油出口国，更在联合国担任了苏丹阿拉伯政府的实质保护者，又通过苏丹在非洲发展影响力(例如间接令其邻国乍德与台湾断交)，在面对西方压力以前，原来可算是同时落实上述三大外交纲领的代表作。首先，中国确曾单独对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施以援助，还有意调和当地阿拉伯政府军和地区叛军的冲突，希望树立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形象，这是用来满足“尽责大国”身份的。而苏丹名列美国钦点的“最后独裁国家”、“最腐败国家”、“准邪恶轴心”，虽然不过是处于管治能力低下、分裂中的半无政府状态，也依然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理想对象，因此胡锦涛今年亲自访问苏丹，可比2000年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访问伊拉克为西方世界带来的震撼。何况苏丹新兴石油是中国新现实主义能源外交锁定的目标，目前北京对苏丹的经济操控率远高于英美，令苏丹不像其它非洲国家那样落入美英法的轨迹、也毋须承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或世界银行的正面压力，所以苏丹才被荷李活明星演绎为另一个“中国的北韩”。
为什么美国外交更能并容理想与现实？
问题是，上述纲领的并存，只是暂时的，也是中国外交过渡期享有的一点特权。过渡期一过，“苏丹计划”已不能调和内在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尽责大国”的建构身份、什么是“尽责”，要干涉还是不要干涉、要通过什么手法来干涉，基本上由西方话语权掌握。中国理想中的 “尽责”，一方面要避免意识形态的是非判断，以暗示“人权并非高于主权论”，避免人家日后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另一方面又要当无既定立场的仲裁者，以示大公无私，声称无论对非援助多少、做多少生意，都“没有任何附设条件”，这可谓历代帝王最情有独钟的、占尽道德高地而又不失人情世故的天朝角色。但西方眼中的“尽责”，却是对若干普世价值的非黑即白的单一判断，相信对有违这些价值的国家、政权、组织、个人施予全方位压力，才是尽责，不容任何含混不清。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在达尔富尔的处境，就不可能两面讨好。假如中国宣布服膺西方定义的普世价值，就需要在定义上干涉别国内政，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投赞成票到苏丹维和、或由胡锦涛对苏丹总统巴希尔说要增加“灵活性”，也就是开放当地内政予国际监察。但中国没有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保护伞，和西方国家的分别迅速减少，先例一开，也难以长期理直气壮反对国际社会干涉缅甸等国。届时苏丹、缅甸一类国家会否安心让中国占有其市场和能源，实属疑问。没有了和北韩、苏丹之流的不可取代的紧密关系，必会让北京丧失不少可塑性甚强的软权力，而单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崛起，中国能否成为广义的“大国”，大可商榷。
但假如中国决定不干涉达尔富尔人道危机，或仅仅停留在在联合国投票一类干涉，而不对该国政权施加实质经济压力，又不对缅甸等危机作出同一尺度的干涉，这在西方媒体的话语权演绎下，都算是不尊重既有国际价值。不尊重这些价值，自然就不是尽责大国，中国也就是没有“是非之心”的国家。届时西方舆论会更一面倒认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其实就是围堵西方，相信那些专制国家让中国占有其市场，只是借故抵制和挑战西方影响。结果，中国威胁论不但不会消减，反而会得到新的佐证。
有趣的是，上述矛盾，其实也曾在冷战时的美国出现。当时尼克逊总统主张的只顾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列根（里根）总统主张的意识形态和理念先行的保守主义，威尔逊总统后人主张的带有多边性质的国际主义。三大派系互相攻伐，互称对方为唯利是图、不设实质和不合时宜，令世人曾相信理想和现实，不能在一国外交并存。然而冷战结束后，话语权主导国际秩序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盛行，美国外交终于出现了三派合一的共识，也就是以“自由现实主义”(liberal realism)为指导思想。现在布殊（布什）共和党政府推行的，就是同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提倡的)普世价值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因为华府有信心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流向。未能掌握话语权的中国，又当如何？干涉主义、人道主义、主权至上、国家利益之间如何调和，那条线应如何去划，不但是艺术，也是中国外交面对的挑战。而且摸索应战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沈旭辉，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
Labels: 中国外交
¶ 6:54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