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闲评
Wednesday, July 02, 2008
  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8年7月3日 星期四




刘香成第一次明确的身份意识与红领巾有关。那是1957年的福州,6岁的刘香成是鼓楼一中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小学生胸前佩带的红领巾,是这个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表现自己“先进性”的诸多努力之一,也像很多事物一样,它来自于苏联的影响。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东正教传统中小孩子的“主日课”时的红领巾,摇身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少先队的标志。自1917年以来,苏联的道路为饱受羞辱的古老中国,提供了意外的选择。

班里几十位同学中,刘香成是唯一没有佩带上红领巾的。“就像全红中的一点黑,黑就是我”,多年后,刘香成回忆说,“这也是我领会到新中国的制度的开端。”

阻碍这条红领巾的是刘香成的出身。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了,在乡村,贫农批斗地主、分了后者的家产,在城市,资本家被打倒,一种求新的观念弥漫在社会气氛中,人们或许尚不清楚该拥抱的新价值观是什么,却知道需要抛弃所有的旧思维、旧秩序。鼓楼一中小学位于福州军区的北门,它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军队干部子弟,他们是新秩序中最上层的群体。

出生于1951年的刘香成,算得上是典型旧秩序的后代。他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名字除去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联,他还曾挪用了部分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还拥有中国士绅阶层对教育的热心,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堂培育出众多学生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则是失序的民国年代中自我奋斗青年的缩影。他的出生地湖南的湘潭,山清水秀却很贫穷。读书、当土匪,或者从军,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三种方式。刘季伯幸运的成为一名将军的助手,并被送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培训,毕业后他先是成为蒋介石的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然后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小姐叫陈伟雯——陈姓大家族的一位小姐。

这桩地位不对等的恋情,最终成就了婚姻。他们住进陈家赠送的一座四合院里,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当蒋介石1975年在台北去世时,他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稳定的生活没有持续多旧,混乱而焦灼不安的1949年到来了。刘季伯夫妇没有听从严家淦的建议前往台湾,他选择了去香港,这个南中国的殖民小岛拥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对新秩序心感不安的商人、官员、知识分子、黑社会和普通难民。在那里的他又意外的成为《星岛日报》的社论作家,为他牵线的则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一样,刘季伯的民族情感远远高于党派之争。他在1950社论中,他将新中国比喻成春天的到来。

刘香成出生在1951年10月的香港,是这对夫妇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3年后,他的母亲抱着他又回到了福州的老家,因为刘季伯相信“教育还是大陆好”,香港只是个小渔村。

福州那座四合院在1954年时不是私有财产了,从居委会主任开始,好几个新住户搬了进来。不过还有几间留给了刘香成和他的母亲。

在刘香成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发生着眼花缭乱、深刻的变革。在国际上,她已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中战胜了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她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重要的国家;而在国内,它要更改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心理,她发动了土改,解放了妇女,镇压了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将党支部建立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毫不迟疑的进入人的内心。人们检讨自己,揭发别人,热情高涨的投入集体生活,长期受困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正在被锻造成同一种力量、同一个声音。当然,牺牲者经常被忽略掉,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一致的声音,就会被隔离,被视作异端。

6岁的刘香成是如此渴望变成这一致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个那样的家庭,而且是出生在香港的华侨。

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开始做出别的努力。在每个星期三捡石头的义务劳动中、在挥舞着扫把到处赶麻雀的活动里,他特别积极。“我打苍蝇比谁都起劲”,他说,“我的苍蝇都是满盒满盒的交给班主任的。”但是他的成绩单里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只是两分、三分,满分是五分。

不过,出身并非全是坏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运动之后,饥荒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刘香成没目睹过大规模的死亡,却记得城市里的饥饿对人的摧残。他看到没有粮食、没有油水吃的邻居,浑身都水肿了,还有一个人拿着一条发霉咸鱼去做一碗很大的汤,出来的就是骨头,已经没有鱼了。他还记得,当街道杀一头猪时,所有人都会去排队去买猪肉,他排了好长时间买了二两的猪肉,全都是肥肉,大人告诉他肥肉是照顾你,人们都不想要瘦肉,没有油水。但在香港的父亲寄给家里外汇券,可以到特别供应店里去买黄油、食品,所以,他没有太深的饥饿记忆。

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感到了1961年终于结束了。父亲希望他回香港,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浪潮不知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席卷多少人,香港与内地的流通也日益困难,小小的罗湖口岸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

刘香成的离开,变成了学校的新闻事件。在那个准备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年代,出国是件稀奇而重要的事。校方特意召开了全校大会,所有的同学都站在操场下,观看刘香成戴上红领巾。




当刘香成向我讲述起福州的四合院,去追赶麻雀的时光,还有红领巾带来的焦虑时,阳光正穿过木棱的窗户打进屋内,他的银白头发亮亮的。那台同时可以放八张唱片的唱机的扬声器中正传出“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悠扬女声,时空一下子错乱了。

我们坐在距离北京景山公园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它400平米的面积比不上福州的那一个,但在日渐面目全非、被巨大钢筋混凝土建筑挤压的北京城中,它散发出北平式的悠闲味道。当1994年买下这个院子时,刘香成准备开始一段人生的新旅程。他之前的体验丰富、却路径清晰。他是华人世界最知名的摄影师之一,为《时代》、美联社这样的世界最富盛名的新闻机构工作过,还经常被冠予“第一位普利策新闻奖华人获得者”——尽管那只是一项集体性荣誉,它在1992年被授予……

我是在2001年2月第一次见到刘香成,那时他是新闻集团中国区的高级副总裁,自1994年决定搬到北京后,除去他创办过一份寿命短暂的《中》月刊时,为《时代》拍摄过江泽民1997年访美的一组照片外,他逐渐告别了一线的新闻业。他先是成为了时代华纳集团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论坛在1999年上海的召开。接着,他又加入了澳大利亚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其想进入中国市场勃勃雄心,疏导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形象在1990年代末再次发生改变了,革命、社会主义、第三世界这些昔日的政治符号正在褪色,她变成了全球最庞大与诱人的新兴市场,蕴藏着无穷的机会,吸引着人群与资本的蜂拥到来。但是,像两百年前英国人马噶尼到来时一样,这个市场被种种隐藏的、繁复的规则所左右,涉及权力、金钱、阶层还有敏感的面子。这个国家正在为自己的错乱的身份认同焦虑不安。

刘香成发现自己的经历与身份,为了解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意外的便利。而事实上,自从福州的古北一中小学起,他就一直在练习不断适应新的身份。




19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喧闹、动乱、被各种灾难和新观念充斥了年代,它也是老式的华人社会与殖民地统治的混合体。

刘香成自始就没有对香港产生认同感。“广东话我一句听不懂”,他说,他对于六十年香港的气氛也缺乏兴趣与记忆,想必他在同龄的少年中,再次发现自己像个旁观者。他宁愿生活在父亲所构造的新闻世界里。刘季伯此刻是《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也是六十年代香港仍旧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他的同事包括闻名一时的新闻人,他的桌子对面就是曹聚仁。

他们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尽管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血液——充满忧患意识。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一举一动,在内心深处,他们或许也从未认可香港,相信这不过是暂居之地,他们终究要回到广阔的大陆的。他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衫,参加红五月歌唱比赛,为中国取得每一次进步而欢呼。但是,他们也感受着国内气氛的变化,那个曾代表“春天”的政权变得让人越来越不安了。毛泽东像挂在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的外墙上,个人崇拜和暴力语言开始流行。新闻也有了意识形态,而作为“进步报纸”的《大公报》是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的,因为“它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而香港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刘香成记得父亲私下的抱怨。事实上,高中的岁月里,他已经对国际新闻了如指掌。“暑假在家时,别人都去玩,他让我把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他来改”刘香成说。报社印刷机的声响,和油墨的清香,刻入了他少年的记忆中。

所以,当他1970年决定前往美国上大学时,自然希望学习新闻。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制止了他,“新闻是实践”,所以他选择了国际关系——这多少也是他翻译了那么多国际政治新闻所致。

1971年秋天,20岁的刘香成成为了纽约Hunter College的一名新生。比起生活了10年的香港,纽约是个更大、更自由的世界。他似乎也从未培养起对香港的情感,即使多年后提起,他也总是用“狭隘”、“工具化”、“经济动物”的词语来形容它,似乎丝毫没兴趣。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难民社会”——人们被物质压迫和对国内灾难所带来的惊慌失措所困,没兴趣关心更多。

不过,他对于中国的兴趣从未减弱,因为身处美国,他的中国人意识增强了,而且获得了另一种观察角度。他读定期出版的“中国新闻”,它们是由一群耶稣会的神父们收集整理的,这些葡萄牙人在香港、澳门收听中国的广播,而且能够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他们把毛泽东、林彪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他读不懂中国古文,就依靠美国汉学家来深入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与社会心理。他有一个学期论文就以中国的法家为题。在中国,做人遵循儒家的思想,但执政选择的却是法家——是这个年轻人对那时中国政治的看法。

但改变刘香成命运轨迹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他一门选修课。他在摄影课上的主要内容是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路人,这勾起了他在香港时夭折的艺术探索—— 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学了几年的油画,却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才能。由这些摄影习作制作成的简易的摄影集,意外的吸引了Gjon Mili的注意。这个阿尔巴尼亚人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他与毕加索合作的“光笔”系列,改变了人们对于观看的态度。鼻梁上架着粗黑框眼镜的 Gjon Mili建议这个中国小伙子来他工作的《生活》做他的实习生。

刘香成第一份工作的最初9个月是这样度过的。白天,他为72岁的Gjon Mili整理资料,傍晚五、六点时,他们坐在一起,老人家拿来一瓶威士忌,切一块香蕉和苹果,咬苹果喝威士忌。这时候,Gjon Mili开始指着墙上贴的从报纸剪下的各种图片,告诉这个年轻人,这张为什么好,那张为什么不好,解读事件要比抓住事件更重要。有时,他还把老朋友的亨利 ·布列松的照片拿出来品评。

“整整9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刘香成说,“但结束时,他对我说,你应该去中国了。”劝他回中国的不止一位,包括一位时代公司的高级主管。他让刘香成在公司图书馆里阅读收藏的所有关于中国的照片,其中最令人难忘一部分来自布列松。

刘香成想回中国像当年的布列松一样记录这个古老国家的变化,但在此之前,还想去欧洲游荡,他才25岁,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前往西班牙,正是这个国家著名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一周年,在他镜头里戴红帽子的是佛朗哥的支持者,他们与改革派在街头追来打去。他还认识了社会党领袖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后者是个34岁的年轻人,他带着刘香成等一班海外记者一起喝咖啡,给他们谈社会主义,几个月后,他当选为首相,开启了西班牙的民主年代。

刘香成接着前往葡萄牙,跟随着葡萄牙共产党竞选的旅程。“葡萄牙的共产党开着拖拉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就露天烧烤,煮猪肉、做三明治什么,”这情景让刘香成大感意外和有趣,“这跟中国的共产党很不一样。”接着,他又去了法国,他申请临时记者证去拍摄新总理。当他从总理府走出时,看到巴黎街头报亭里全部报纸的头版都是毛泽东的大幅相片,他意识到毛泽东死了,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他要回到中国。

他上一次回中国还是1969年,那时他高中毕业,去广州看姐姐。他住在全广州最好的华侨饭店,房间正对着珠江,在文革中武斗最严重的时刻,一些被捆起来的尸体沿珠江而下,漂到香港的海边,震惊了当时的香港人。他对1969年的中国的记忆是荒诞且压抑。他在一家理发店时,那位给他理发的老头突然对他说“站起来”。他回问,“站起来干什么?理发不是要坐着理的吗?”老人家语气肯定,站起来,跟着我读。然后他转身,让我跟着他读毛语录。他也记得去餐馆时,总有很多人排队,服务员来到桌面上,就把一大把的筷子扔给你,让人倍感压抑。

这一次,刘香成感觉到空气中的微妙变化。他从巴黎赶到香港,再来到广州,准备前往北京去拍摄毛泽东的追悼仪式。但从广州到北京却必须通过中国旅行社才能安排,时间来不及了。就像两年前纽约一样,他把镜头对准了广州的普通面孔。他在珠江岸边看到人们打太极、看报纸。“他们的神态和1969 年的中国不同了,他们的身体语言表明他们放松了,阶级仇恨减弱了,他们把包袱放下来了”,刘香成回忆说,“我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我手中这本《毛之后的中国》是1997年印刷出版的,是1983年首版已来的第四版,它十六开大小、只有105页,收录了刘香成1976年—1981年间在中国所拍摄的96张照片。

这本薄薄的书,不仅是刘香成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理查德·伯恩斯坦在1997年的评论或并不为过。“当刘香成中国摄影集在13年前第一次出版时”,这位《时代》当时的驻京记者写道,“它立刻被那些理解处于令人惊叹的转型的中国的人们认出,这是1949年以来共产党当权以来,这个国家最真实与时刻的照片呈现。”

当刘香成在1960结束了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时,中国已决意将自己像铁桶一样封闭起来。在整个六十年代,全世界对于毛泽东进行的实验着迷不已,他们不知道一代中国人其中遭遇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却对于它光辉、充满理想气息的宣传语言难以自持。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们至多只能在香港,好奇的打量这个竹帘后的神秘中央之国,以至于费正清诙谐的评论说,自从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国的多。来自外部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察与记录是如此之少,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获准来旅行拍摄时,像是被恩赐了罕有的特权。

一直到1979年中国正式接纳西方新闻社派驻的记者之前,关于中国的描述都是零星的。而且,这些涌到中国的观察者们经常被眼前的情景弄得失去头绪,这个被一致样式、颜色服装的包裹的国家,人们表情漠然,公共场合到处都是空洞的政治标语,在外来者的镜框里或是笔下,它们可能被轻易贴上标签、被归类。而掩藏在表面下的更真实、情感涌动的世界却被遮蔽了。

但刘香成却真切的感受到了。事实上,他在潜意识一直在为这时刻做准备。“从福州戴着红领巾离开时就开始准备了”,他说。当他1976年来到广州时,计划更明确了,“我非常兴奋,我要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毛泽东去世时,他只能在珠江边徘徊,1978年底他作为《时代》首任驻京摄影师,可以到全中国拍摄了。他儿时的情感体验,他通过汉学家的著作进行的知识积累,他与Gjon Mili在午后进行那些似懂非懂的交流,在美国与欧洲游荡经历,如今似乎找到了一个汇聚点,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年轻艺术家的敏感,他能洞察到细微的变化之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他看到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高举拳头的批斗“四人帮”的舞蹈,在已折皱的毛泽东墙画下端着大碗吃饭的老人,身穿军大衣举着可口可乐瓶子的年轻人,坐在故的广场上的双手抱在胸前的溥杰,戴着墨镜的小镇青年,左手抚摸着爱人大腿的公园情侣,帖满大字报的西单民主墙,举着“要艺术自由”的头发零乱的艺术家,站在主席台鞠躬的邓小平、赵紫阳与胡耀邦……毛泽东的形象,经常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他的镜头中,有时是一副画像,有时是几枚纪念章,有时是一个巨大的雕像,更多时刻,他没有亲自现身,却让人时时感到他的存在。

这个国家正从阴影中走出,开始学习或者重温很多事物,他们大口的呼吸,跳不是忠字步的舞蹈,把头发烫成弯曲的形状,练习在公开场合接吻,滑旱冰取乐,创办私人的企业,对着奇怪的广告牌出神……

那是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或许色彩仍旧是灰暗的,物质仍是匮乏的,但是空气里却飘荡着希望,像是一个漫长冬日后的初春。

刘香成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把握这些变化。他有局内的人体验,却又有着局外人的敏感。他的外表与性格也帮助了他,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你是这样的面孔和皮肤,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操什么样的语言、属于哪个国籍,你永远都是中国人,他们可以更容易信任你。刘香成就这样在各个地区旅行,好奇的打量一切。Tiziano Terzani是当时《明镜》周刊的记者,在他记忆中,刘香成经常开着那辆有挎斗的军绿色摩托车,不知道他是怎样搞到这军人和警察专用车子的,因此他不用像其他外国记者一样必须坐外交部指派的车辆。“……他不为人察觉的骑着车,站岗的士兵有时还向他敬礼”,Tiziano Terzani回忆说。

他那一贯的幸运也从未离开他,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来自西方的新闻记者在中国是个特权阶层,他们可以享受到优越的物质生活,还可能和本地最杰出的人士成为朋友。他30岁的生日时,侯宝林送来自己的字,黄永玉他们教他怎么吃大闸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曲,当白桦因为那句“我爱我的祖国,但我的祖国爱我吗”而成为舆论的中心时,他就直接去家里拍他。“觉得很幸运,他们把我当成个小弟弟”,他回忆说,“我也觉得这个职业非常美好的,我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自由,有这些老先生,你的成果又得到人家的欣赏。”他记得北京冬天的气息,房前堆放的大白菜,有时吃完午饭出门,还能看见有骆驼进城。




《China after Mao》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看方式,就像布列松镜头中的1940年代末的中国一样,它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的定格。即使直到2008年2 月,我才第一次翻阅到这本书,但其中的一些形象早已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那几个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借助路灯阅读的高中生,还有三个穿军装、戴墨镜的少年,似乎变成了八十年代气质的某种标志。我相信,很多中国年轻一代摄影师的成长过程,都曾受惠于不到30岁的刘香成的视角。这些照片中,有冲突,有隐喻,有疏离感,也有技巧,但其中始终有一种动人的情绪,对于这一点,Tiziano Terzani的评论再准确不过了“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有关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刘香成还在继续长大,他还是那个精干的小个子,头发比别的年轻人白得更早,他从《时代》跳到了美联社。中国继续开放,社会的步伐走走停停、开开合合,他继续捕捉中国的面孔与情绪。

但是,他的身份意识从未减弱,不断的自我证明是他减缓焦虑的方式。他要离开中国,因为“别人会把我在中国的成就打折扣,因为我是中国人”。美联社的分社遍布全球,他有足够的选择。

他先是前往洛杉矶,这是个引人羡慕的职位。他在海滩旁有自己住房,开一辆敞篷车,随身携带刚刚出现的第一代的移动电话,每天有大把时间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晒太阳。

这种生活悠闲,却也令人厌倦。“我身上有湖南人的较劲的东西”,他后来说,尽管他从不会讲湖南话。他要去印度。

1985年初的新德里刺激却混乱,甘地夫人刚刚遇刺,这个古老的文明在现代世界里步履艰难。在印度发现,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人们对宗教的虔诚的态度也与物质匮乏密切相关。

在新德里的刘香成还同时要负责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有时,他还要前往阿富汗,一个即将崩溃的苏联正在进行其最后一场战争。为了获得签证,他陪着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克格勃喝了六个月的威士忌。在阿富汗的战场,他被人用人枪指着你的脑袋,看着四处充斥的苏制的坦克、大炮。苏联撤军后,他还目睹了瞠目结舌的内战,那些吸食完毒品的阿富汗战士跟着坦克从山坡上冲下来,兴奋无比的神情。他和另一位摄影师就在距离不过100米的一个有篱笆的小房子,不停的拍,沉浸在同样的兴奋里。回来冲照片时,他才觉得后背发凉,“他们手持的那个火箭筒,如果稍微晚两步,我就会被轰掉。”

四年后,他再次准备离开,因为“我证明了我在哪里都能做好工作,不仅是在中国”。他前往了韩国,那正是汉城奥运会期间,也是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愈演愈烈,催泪弹的味道四处弥漫。“我每天的差事就是吃完午饭戴上一个防毒面具,出门转”,他说。后来,他对防毒面具是特别的敏感,而且他的防毒面具的那个玻璃同时是个眼镜,这样近视眼的他可以拍照。

汉城之后,又是莫斯科,这个曾代表人类希望的社会制度正在轰然倒塌。在这里,40岁的刘香成迎来了他职业生命里的另一个高峰体验。他意外的、作为唯一的在场记者,拍摄到了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说时的照片。他记得走出克里姆林宫时的壮观场景,等在外面的大批记者们看到他突然跑出后,几百个人开始叫喊“fuck you”,他们知道这个人获得了独家新闻。第二天,照片登上了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我知道了,fuck you就意味着独家新闻”,即使今日,刘香成对那晚的奇特场景记忆犹新。也是在这一年,刘香成和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他的另一部摄影集《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也在这一年出版。




刘香成给我最初的印象,除了他的银白头发,还有他的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倨傲。2000年时,他作为跨国媒体公司的管理者的身份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还是北京社交界的一位名人,在时尚杂志的社交栏的照片中,我有时看见他穿着红色的唐装里,右手端着香槟酒杯,笑意盈盈。在一些记者招待会上,我看到他陪在鲁伯特·默多克或是他的儿子杰智·默多克左右。

那时,我24岁,刚刚大学毕业,满脑子美国式新闻业的光荣与梦想。刘香成是我眼中最接近这一传统的中国人,与其说我对他的新闻理念或是个人哲学感兴趣,不如说我对他和那么多金光闪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普利策”、“时代”……我试图留给他深刻印象,结果变成了笨拙的自我表现,不过他办公室悬挂的那张1981年的天安门广场的路灯下阅读照片。

大概是2006年,我第一次前往他家。那天下午,我穿过了故宫的红墙,看到了护城河的水光,崇祯皇帝吊死的那座小山包也仍挺立在那里,这个夹杂在毫无特色的厂房间的四合院,像是一个不断消失的文明散落在各处的残存物。

那个下午,我们坐在院子当中喝茶,那两棵石榴树正在旺盛生长,准备孕育果实。刘香成缓缓的端起茶壶,缓缓的说话,他谈到了俄罗斯的特别光线,它使曝光后的胶片有中特别的效果。我喜欢他流露出的诗意,但似乎仍未找到和他交谈的方式。

他的外表和言谈尽管显得随意,却又是一丝不苟的。看着院子的灰色砖墙,我记起他曾说,四合院讲究的是磨砖对缝,所以这每一块砖都是人工打磨出的,每个工人每天只能磨出八块。我对于细节过分敏感的人,总是心感不安,似乎怕打破他们惊心设计的游戏规则。

而且,他似乎习惯于在自己的逻辑内起承转合,他只讲,我的疑问就像打在顾自旋转的转盘上,要么被忽略要么就被无声息的弹回。

也是在那个下午,他提到自己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计划,他编辑一本1949—2008年中国的摄影集。“你觉得他们镜头里是中国吗”,他突然问我,没等我的回答,他继续说,“我觉得那怎么不是我看到的中国呢。”他指的是英文世界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们都看过的《The Chinese Century》。

我对此不置可否。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像过分泛滥的年代,人们用对形式感的推崇,来掩盖思想与内心的苍白。在北京,一个自认有文化的年轻人经常会脱口说出“一张好照片胜过千言”。

我刻意很少去少去翻阅照片,去通过图像来理解世界。不过,他的情绪我再理解不过了。鲁迅1920年代香港的演讲中,感慨我们是个“无声的中国”—— 我们不习惯整理与分析自己。8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经历一个接一个的震荡,几代人中国人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激发出热情、丢失掉纯真、体验到爱、无奈、孤独、忧伤、理想与仇恨……但关于这一切,我们的记录、探讨显得稀少与苍白。即使做出的陈述,又带有过多的扭曲。

通过编辑一组图片,刘香成试图寻找自己理解的中国六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再一次的自我证明——他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影像上的标准;同时,这或许也是他继续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他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国家紧紧相联,这个国家正大踏步却脚步慌乱进入现代世界,在上千年的领先和150年的落后所制造的混合经验里,它急于证明自己的再度强大,就像北京奥运会的口号“we are ready”。这也是刘香成将2008年作为一个历史节点的原因:“中国人盼望了很长时间,盼望的含义之下,就说我在这个世界的大家庭里面,我也坐在主桌上了。”但你仍可以感受到,即使坐到主桌上,我们的内心仍有多么强烈的要证明的倾向——希望别人看到、承认我们坐在了这里。




之后,我们偶尔见面,我一直对他的计划深感兴趣。既然他自认要编辑一本中国摄影师视角中的中国,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记得他四合院的家里,到处充斥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还有一张鸦片床——自1980年代初购买以来,它就跟随他在全世界搬来搬去。它们都是中国某种符号,既然他讨厌西方视角通过符号理解中国的浅薄与单调,那么他将提供的是什么?我记得1996年时,他雄心勃勃要创办的全球中文杂志名字就叫《中》,而英文则是The Chinese,但它却不幸夭折了。而且,我知道他的挑剔,他不会忽略餐馆里的一道菜、他身上的风衣的缺陷,他该怎样面对那些中国那么多摄影师拍摄出那么多的照片呢?我记得他曾扔给我一本国内著名摄影师的影集,“你能从里面挑出一张好照片吗”,他再一次没等我回答,“我看一张也没有。”不过,我相信他的耐心,他不是可以等待一个工人以每天磨八块砖的速度去盖一座四合院吗?

我的浓厚兴趣中夹杂的怀疑,在200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慢慢消退了。那天,我们先是在满福楼的吃了涮羊肉,然后在他的房间里一边喝着苏格兰的 Single Molt一边聊天。他的谈兴浓厚,在路过景山公园西门时,他指着那排平房说,过几个它们就要拆了,可以露出公园的红墙,多美啊。在饭桌上他则激动得说起他的新闻理想:“在美国,当人们想严肃的讨论一个问题时,可以在《纽约时报》上争论,在英国可以是《金融时报》或《经济学人》,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份让人信赖的报纸或杂志……当外人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主流舆论时,却找不到。”

他也说起去编辑这本书,是一个“孤独的历程”,“我看到那么多西方记者、专家谈中国谈得莫名其妙时,我很急,但是你看到自己国家的人也按这种方式这样说话时,就更急了。”

他还说起比利时的汉学家Simon Ley用宋朝的一张画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容:那张画里的森林是着火了,但是上面有几只鸟飞过,每只鸟拿了一滴水飞到火上面来救火——看起来是那么的徒劳无力。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帮助父亲翻译外电的少年,想起了刘季伯那一代人内心的焦灼与感慨。眼前的刘香成剥离了所有外在的符号身份,变成了有点老派的知识分子。

这或许也是他生活中最放松与自在的时刻,他回忆去见中国领导人的场景,谈论西方人对中国理解的偏差。也是在这个晚上,我趴在他的电脑前,去看他初步选出的1949—2008年的中国的照片。这是一次快速的翻阅,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照片似乎正在连接成一致的叙述节奏,我喜欢其中散发出的既亲切又疏离的情绪。

对我而言,观看这些照片,像是一次再度发现中国的历程。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些历史经验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它们经常像是抽象的名词存在我的生活里。

对于刘香成本人,这更是再度发现的过程,不仅是中国,也是他自己。他面对浩如烟海、价值观迥异的照片做出选择。过去五十年中,中国摄影世界被两种世界观影响着。前三十年是一个意识形态左右的时代,人们观看方式来自于特定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人民日报》在1974年进行的对安东尼奥尼的批评再生动不过的表明了这种视角,这位意大利导演被指责为“专门去寻找那些破墙旧壁和早已不用的黑板报”,“不愿拍工厂小学上课的场面,却要拍学生下课‘一拥而出'的场面”,“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那个年代投身摄影师的也印证了这种观念,刘香成发现,很多人是退伍军人出身,只要人高高大大的,就可以扛摄影机……

但转瞬之间,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摄影又变成了庞大的消费工业的一部分,人们不停的拍照,是因为它能提供娱乐、刺激购买力……过多的图像不再像是加深记忆,而经常使记忆消失,它们变得像是某种麻醉剂,使人们感受钝化……

刘香成要在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建构出自己的逻辑,寻找自己的情绪。他能依赖的除去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感知,其中蕴涵了深厚的同情,这种同情心使得我们昔日和今日的荒诞举止,显得不仅仅是荒诞。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不断翻看刘香成编辑的这些照片。从身穿棉军装的解放军进城,到巨大的路易·威登广告下的行人,六十年来,这个国家一路上走来,经历过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变化,却似乎仍旧生机勃勃的前行,这令人赞叹,也有同样多的无奈。

我喜欢刘香成的那个比喻,他说中国像是水面上的鸳鸯,表面非常安静,在水下面它的脚是在拼命划动的。仔细想来,大多数中国人平静的外表下,都隐藏着多少戏剧性的故事。

刘香成兴奋的等待着《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的出版,他乐于谈到他的出版商Taschen的传奇经历,并等待今年七月举办的盛大的首发式Party,他喜欢得到人们的关注,生活在聚光灯下,被人们谈论,这既是他孩子气式的好胜心,也是缓解他一直隐隐的身份焦虑的方式。

这本书的封底照片是一个滑旱冰的青年正单脚滑过毛泽东像,这是他在1981年的大连拍摄的。他的第一本书的名字仍有时代意义,过去六十年的中国,不正是因为毛泽东而划分的,前三十年,人们在他的意志下生活,而后三十年,人们则试图清除这种影响,却发现他仍在强有力的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


(作者的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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