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ne 29, 2008
1949年：陳光甫的彷徨
傅國湧（浙江）
中國近代金融鉅子
1947年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之際，蔣介石希望四個有社會聲望的無黨無派人士出任國民
政府委員，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鉅子陳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適給王世傑的信中說，當
時正在醞釀國府委員的無黨派人選共四人：陳光甫、胡適之、莫柳忱、胡政之。由此可以想
見陳光甫當時的社會聲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開和平談判大門，派一個有公眾影響的重量級代表團，到北平
敲門，其中一個重要人選就是陳光甫，但他拒絕了。陳光甫（1881—1976）是個銀行家，早
年留學美國，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始終以「服務社會，顧客至上」為宗旨，致力
於銀行近代化，短短20年間，就從僅有7、8萬元微薄資本的「小小銀行」成長為中國第一大
私人商業銀行，擁有幾十個分支機構，創造了中國金融史上的無數個「第一」，在上個世紀
前半葉的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的摩根」。在
民族危亡之際，他曾受命赴美，與胡適等鼎力促成美國政府的「桐油貸款」，對抗戰貢獻至
大。在時代轉換之間，他成為國共兩黨爭取的對象。他有過猶豫和矛盾，作為一代金融鉅子，
他思考得最多的還是經濟的發展，民生的富裕，社會的安定，他對國民黨有過很多的失望和
不滿，他對共產黨瞭解極為有限，有憂慮、有恐懼，但也有過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
日所記「昨夜三時即醒，思想複雜，頗思至美一行，即可解決上海之一切煩惱」。
1949年3月20日，陳光甫離開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飛到曼谷，參加「亞洲與遠東經
濟委員會」會議，4月6日會議結束後回到香港，當天他在日記中說起泰國雖然政變頻繁，近
來來又有通貨膨脹，可還是出超國家，國際收支有富余，對外匯兌率平穩，外匯並不管理，
市面無恐慌現象，而且有欣欣向榮的局勢。感慨「吾人之前三十年，上海亦是如此，今來此
見之有無限傷感」。因為關心本民族的命運，這位富家天下的一代銀行家常常思考更深刻的
歷史問題、革命問題，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4月7日，他在日記中說：「中國之命運落在革
命家手中，中國革命家大概分數種，如下：
（一）醉心革命者，一切無可理喻。
（二）報仇。如孫中山排滿，……又如毛澤東三萬里長征，立志推翻蔣政權。
（三）熱心名利之徒，追隨時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歡迎。
至於悲天憫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談不到後果。……
吾國已到新階段，入共產思想的政府，Will China be saved from compulsions
of anarchy？（中國會從無政府徹底壓迫中得到拯救嗎？）須有二三年後再起革命風潮。
「
4月15日早晨，天朗氣清，他散步到山頂，「全港在目，來往小船乘風破浪甚為美觀。」
他是江蘇鎮江人，想起童年時常常隨外婆到金山遊玩，長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今來港有
逃難意味，相形之下頗多感慨」。他還想起了傳說中一位金山高僧與乾隆帝的閒話，皇帝問：
「江上來往之船如此頻繁，所為何事？」高僧回答：「均為名利二字」。陳光甫說：「今日
細味此語，頗覺有馬克斯（馬克思）唯物論說法。」
共產黨眼裡的江浙財閥
在共產黨眼裡，陳光甫是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的領袖，對這樣的名稱他很不滿意。1948
年12月國民黨大廈將傾的前夜，他曾來到香港。他在12月4日在日記中說：「《大公報》載
余抵港，而冠以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領袖字樣。查此項名稱之由來，乃日本人所創造。當國
民軍北伐之時，中交兩行墊付軍費，頗具勢力，而銀行主持人如張公權、錢新之、周作民、
吳鼎昌、李馥蓀等，日本工商金融界聯絡吾國銀行家，有時亦邀余在內。自中交兩行增加官
股後，其大權已握於政府之手。即所謂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內部亦各自獨立，不受任何人
之支配。雖有每週之聚餐，亦僅談談人事之待遇與應付政府之法令而已，並不若美國之摩根
集團等等，可以指揮投資途徑，性質完全不同。共產黨以此項名稱有刺激性，不問其內容如
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稱謂，而一般記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財團、四川財團、廣東財團等名
詞以刺激人心也。」
他12月28日的日記再次提及此事，可見對這一名稱耿耿於懷，「香港民主同盟派以反蔣
為其目標，實在不明蘇聯內情。吾在港時曾見《大公報》載有幣制座談會，參加者有章乃器、
千家駒等，議論極其幼稚。此輩寫文章總行採用馬克斯辯證法，即一切人的動機，皆是經濟
的，故有江浙財閥、廣東財閥種種歪曲的說法。」
12月5日，陳光甫自稱到香港四天，既不見報館的友人，也未和市面上人見面，更不找
政界中人，但卻無時不在關注著時局的變化、籌劃個人的進退出路。「其於中共細情，無由
得悉，然報紙上披露戰況及各種政治小團體之議論，可得二三事：
（一） 報紙上對於有錢人紛紛之逃難，尤其如我這一類人，言論不表同情，且取攻擊
之態度。宋漢章、卞伯（白）眉等來此，皆銷聲匿跡，一若清末遺老逃難至上海、青島等。
如此一來，好像報紙上言論之不錯。香港報紙左傾的多，一切的一切，不滿現狀，無影無形
要為一個為民眾謀福利之社會政策。
（二） 中共及各團體今在西文Morning Post（南華早報）登載宣言，謂共黨取得政權
之後，允許私人經營事業云云。此證諸濟南情狀，倒還不錯。如果如此，則尚可維持一短期。
然事業方針必須配合新的社會環境。
（三） 昨雲在香港住下計劃，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來搬家費事，二共黨政策不
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仿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
（四） 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時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
再至台灣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確定自己的計劃：「（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灣一行看看時局。
（三）時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時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準備。」
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談之後，他說：「我覺得反共惟有蔣先生，報載約上海錢新之、杜
月笙討論時局。毛澤東來，恐怕不見得安定。有人說毛欠俄債太深，如東三省一百五十萬人
所用軍火，通歸中共使用，則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覺共內部必有分裂之情勢。故香
港仍為本行重要之中心。」
易代之際，作為金融巨頭，陳光甫幾乎一直對共產黨沒有停止過憂慮，12月7日，看見
香港道路的整齊、街市的繁榮，他感歎：「四十年以來，內戰不歇，人人為私，致造成今日
之局面。今後下去，政治經濟另走一條路，此路乃為人民所過不慣者也。然事逼處此，有何
另外法子也。寄語現在旅居國外友人，此時不必作歸計。太平局面，祇有英美二國有，自由
亦祇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
12月12日，他想起寧漢分裂之時，「漢口共黨政府主動，組織各業工會，清算鬥爭，頗
有令人難以終日之苦。共黨號稱為人民解放軍，先從工人主政入手，即從銀行方面，首先驅
逐經理，由工役組織委員會，開始清算。其時，我是在上海好，還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
夫，我頗難欣賞，故還是不看見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覺幼稚。」他甚至設想了
12條具體「做法」，認為共產黨按如此做法，五年內即有成效，把生產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勢發生變化，他從澳大利亞回來的冀朝鼎那裡聽說：「共黨
對英國人頗好，取得政權後，必許其做生意，因英國人肯合作，對美國推板（差）一點」。
「細察現在局勢，共軍必取得政權，最後歸宿必用馬克斯主義。我年紀已老，應當退休，
不問世事，返上海為一最短時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種種不對。對方來談，是否不與他
談，且來者皆系投機分子，廿年以來，看見很多。
比較無共黨勢力地方為香港，可以當作昔日之租界。遷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員往青島一
樣，久而久之，他們忘記我們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與美國通信，看看報，讀讀書，有
相當自由，此為最寶貴之精神食糧也。「
兩天後（12月18日），他繼續寫道：「若雲中國共產黨並非受俄國人支持，或雲不信仰
馬克斯主義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語。無論他們及其黨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機分子如何說法
（有人相信為真，且有外國人相信），我們不能相信。」
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這樣的思考：「香港報紙常載共黨議論，雲現下與蘇
聯鬥爭政策不同，採用民主經濟政策，許私人企業，並與外人通商。此乃共黨深知推行社會
主義，非有一相當時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論到聰明而切實計劃之共黨或社會主義者，
當非輕狂之徒，處心積慮為人民謀幸福，決不肯輕舉妄動。」
一年後，局勢早已發生巨變。1949年12月5日，陳光甫從報紙上看到大陸新政權公佈的
明年度預算，軍費支出的龐大引發了他的感想：「總支出中，軍費占38.8%，據估計約養軍
至少五百萬人，而國民黨之在台灣及海南各地者，聞尚有軍隊一百餘萬人，軍隊如此之多，
自足影響於經濟建設。」他憶及清末，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不過二十多萬人，辛亥革命後擴充
軍隊，各軍閥「皆欲擁兵自衛，以致民窮財盡」。「吾國殊無此力量養六百餘萬軍隊，推測
明年復員，最多保留二百五十萬軍隊，方能使我國逐漸建設。」
對國民黨，打過二十多年交道的陳光甫也有著相當矛盾的心態。1948年12月2日，他在
香港醫院檢查身體，與英國看護婦談英國生活情形之後感歎說：「生活艱苦，過慣了亦不覺
得。我們日子太舒服，貧富不均，以致社會不安。英國醫藥費、教育費，均由政府供給。英
國人對於政府，亦不吹毛求疵。他們亦有其享樂的地方，看報讀書，料理田園，愛家、愛地
方，不似中國一天到晚怨恨政府，故中國事難辦。然而他們皆是有固定職業者，否則牢騷比
我們還要大而多，革命還要快。我們今日之處境，正是革無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
活。」12月5日，在談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時，他認為是「英人政策寬大」、「居民運用
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國政府近年處處消滅人民的創造力，私人企業不發達。」
12月14日，他對國民黨統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滿：「各地有省政府、市政府之政治
單位，紙片上畫得分明，奈看來是：電燈不明、電話不靈、道路不平。
政治上：賞罰不公、綱紀不明、責任不清。
社會上：人民無自信心、工商業廢弛、教育破產、一片淒涼景象管理外匯，愈管而資金
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柏園輩，死也不明白。外國人如Rogers輩總以為法子不錯，人不行，
不知中國政治不行，說管理正好幫助政府中人方便。但他們不承認，因中心欣賞之故，好比
唱戲人總想唱一齣好戲，不知政治經濟環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雞犬不安，可怕的學說！
「
陳光甫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其實也經歷了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北伐時期，他和其他
上海的金融巨頭曾以財力支持過蔣介石。所以1949年4月21日，谷正綱等從溪口回到上海，
通過杜月笙邀請他和錢新之等座談，帶來了蔣的話，「北伐時上海這班人幫他的忙，如今重
新表示感謝；今後如北伐時一樣，還要希望我們這群人（顏駿人、錢新之、我等）幫他的忙。
如今和談決裂，共產黨對內無Principle（原則），對外要走親蘇的路線，與過去外交中立，
不親蘇也不親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決心破壞20年來國民黨的政績，而所提的條件直似無條
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祇有繼續作戰。」並提出了「拚命保命，破產保產」的口號，
然而時移勢異，一切都變了。那天，情緒不好的陳光甫一聲不吭，他說自己如果說話也不會
好聽，這一心跡在日記中袒露無遺：「今日之爭非僅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實在可說是一個
社會革命。共產黨的政策是窮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產，清算少數分子……所以有號召，
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沒有替農民做一點事，也無裨於工商業。」
這最後一句話大概可以算是他對自己曾支持過的國民黨政權的蓋棺定論吧。在上海解放
前的一個月，他已預感到即將發生的一切，默默地告別了大陸。6月底，蔣派洪蘭友帶著親
筆信到香港「慰問」像他那樣的資本家，7月2日，還是由杜月笙出面宴請他們，洪在致辭中
說了一番蔣與李意見「已趨一致，頗為融洽」，「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必將發生，是以政府
可得最後勝利」等空話，陳光甫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了很長一段話：「政府向來予人以『空心
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來一次，未免難受。洪述各點，皆不符於實
情，蔣、李（宗仁）兩人之間隔閡甚深，當競選副總統時，蔣自居於家長身份，屬意孫科，
而李競選成功，蔣極不滿，從此即不融洽。蔣退位後，李出任代，毫無實權，蔣仍暗中指
揮，……退位者仍握權不放，使當政者莫能展佈，實談不上轉好現象。」
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即，他詢問正在香港的美國華僑領袖李國欽，李說，紐約的
看法是近20年間或不至發生。陳由此感到這祇是國民黨人的幻想罷了。想起此前1948年9月，
南京政府發行金圓券，強制收購金銀和外幣，蔣曾經發表談話痛罵上海金融、工商界「祇知
自私，不愛國家」，對那次「辭令嚴厲，有若瘋狂」、「令人難堪，亦令人不解」的談話，
他記憶深刻，如今蔣又派人「慰問」來了，他說：「此皆出於蔣一時之衝動。蔣於國事，無
論懂與不懂，一切必須親為裁決，不旁諮博詢，不虛心下問，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
當然，他再也不會像北伐時期那樣支持蔣介石了。
不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共產黨人有點兒失望」
1949年初，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政權已岌岌可危，陳光甫已經為自己和家人設計了一
個應急計劃，必要時準備和妻子出走香港，並在那裡安家，然後到新加坡、曼谷、仰光、菲
律賓、美國等地旅行，他已經申請了護照，並設法取得去馬尼拉的簽證。就在這時，南京政
權發生變化，1月21日，蔣介石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一上台，就急切
地謀求與勝券在握的共產黨和談，其中一個舉措就是邀請幾位在全國有很大影響的社會名流，
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到北平「敲門」，試圖利用他們的社會聲望敲開和平之門，
陳也是李宗仁首選的物件之一。
1月24日，李派代表劉仲容帶他的親筆信到上海面見陳，結果劉剛到上海，就被緊急召
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釗轉交。1月29日是傳統的春節，1月30日，李再次派親信甘介侯帶他
的親筆信到上海，動員陳。1月31日，李親自來到上海，當天上午在中國銀行召見了顏惠慶、
章士釗、江庸、陳光甫等二十多位各界社會名流，晚上國民黨中央社發佈消息說已推出無黨
派社會領袖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陳光甫、冷遹等五人以「私人資格」前往北平。實際上
陳、冷兩人壓根還沒同意，顏惠慶2月1日的日記中說「李呆總統似乎急於讓我們馬上啟程。
可是，代表團的兩名成員出於個人的原因，好像尚未決定接受總統的提名。」
2月3日的日記中點明是陳光甫、冷遹.陳光甫自己的日記中對此更有詳細記載：「當夏
歷新年之際，代總統李宗仁要求我參加人民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目的是尋求和平，但並不需
要共產黨人談判和平條件。更確切地說，其主要任務是使在北平的共產黨領導人認識人民的
苦難以及實現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團不代表官方，它將為政府的正式代表團與赤色分子的
談判鋪平道路。
我試圖拒絕。我的理由是，我是銀行家，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產黨人
處於戰爭狀態的時候，我曾兩次被作為工具去華盛頓為政府尋求財政援助；我通常被認為是
親美分子。
當代總統自南京飛滬，作短暫的然而是戲劇性的訪問時，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
午10時，我被召到中國銀行大樓。我向代總統解釋：我不是尋求和平的適當人選，在代表團
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產黨人感到刺眼；我認為張元濟、侯德榜、盧作孚將是更為合適的人
選。但是，代總統不聽我的陳述，並且說，我應該去。「
李宗仁召見他們之後一起吃午餐，飯後李繼續與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梅貽
琦、冷遹、張嘉敖和陳光甫等少數人座談，李說，計劃中的代表團是「和平攻勢」的一部分，
目的是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對於和平的誠意與渴望，從而贏得他們的同情和支援，這個團可以
稱為「敲門使團」，並說，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他表明，雖然沒有蔣介石，華盛頓仍將
支持南京政府。李的這番話引起了陳光甫的注意，他感到李千方百計動員和平代表團北上，
眼光卻落在華盛頓，是要爭取美國的財政援助。所以他才那麼在乎陳光甫。
與美國保持長期友好關係，受到美國重視的陳光甫當然欣賞李的立場，沒有美國的援助，
上海的商業，包括他本人的銀行在內早就破產了。他想，和平代表團如果能促進和平，導致
某種形式的「聯合政府」產生，那是最好的結局。如果不成功，至少也會贏得美國的同情與
援助。因此，去還是不去，他有所動心，有點猶豫了。
經過再三慎重考慮，他最終還是決定不參加這個代表團，2月3日，他給李宗仁寫了一封
信，表示：「惟茲事體大，涵義微妙，人選如何，實成敗所繫。弟一生從事商業銀行，與英
美關係較深，且曾側身立法委員，如濫竽其中，轉授對方藉口之柄，將恐有礙進行。」 同
時他希望吳忠信去南京為他解釋一下。
由於他的拒絕，冷遹又因江蘇省議會即將開幕而不能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人選
發生變化，2月6日宣佈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及滬江大學校長凌憲初、大夏大學校長歐元懷、
永利化學公司總經理侯德榜等六人組成。但李宗仁很快從北平方面獲悉，中共對陳光甫不參
加代表團「有點兒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飛到上海，一是再次動員陳，同時討論上海的經
濟問題。一到上海，李即在黃紹竑寓所召見了陳光甫、錢新之、張公權等上海資本家並一起
吃午飯。陳光甫在日記中說：「我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的問題再次被提出來。在我們互相
問候之後，代總統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說，他在北平的代表送來消息，由於我不去北
平，共產黨人有點兒失望。因此，代總統要求我我根據這一情況重新考慮。我很為難，但是，
我告訴李代總統，我真正看不出改變我的決定的理由。他是個好人，不想過分勉強我。」
當天下午，陳光甫到顏惠慶家參加會議，討論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團可以做些什麼。甘介
侯希望他能夠重新考慮不去北平的決定，他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問為什麼？他說：赤色
分子宣稱，如果代表團希望參觀北平，不準備討論和平條件的話，他們願意接待。他不喜歡
共產黨的這種廣播。章士釗將他拉到另一房間，說自己收到北平的電報，共產黨人渴望他參
加代表團。他再次說明：上海財政形勢如此嚴重，如果我參加代表團，共產黨人無非希望從
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經濟成功運轉的主意。事情到了這一步，眼前已沒有解決的辦法，我
的意見是祇有依靠美國的援助，說得更明確些，我們必須有美元。過去兩年，我們大概得到
15億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國才得以存在。由於赤色分子不斷地攻擊「美帝國主義」，
我無法想像，我如何能與他們談話，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響。在我與共產黨人之間缺乏走
到一起並進行討論的共同基礎。他還對章說，如果共產黨人對我上述僅僅是綱要性的闡述有
興趣，可以給我一個電報，我將去北平。
2月13日，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四人組成的和平代表團終於成行。第二天，
陳在日記裡又一次說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他說兩個星期前，在得知組織代表團的提議時，
他的反應是一半願去，一半不願去，甚至可以說略微傾向於去。最後之所以決定不去雖然主
要出於個人考慮，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響。一位姓文的將軍說：「和平難以實現，代表團的
工作注定沒有結果。如果隨代表團前去，將可能遭到共產黨人的攻擊。胡適也勸他不要去，
除了顏惠慶可能是個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們一起去不得，代表團將不會有任
何收穫。葉公超時為外交部次長，聽到他拒絕去北平後很高興，說不要和政治糾纏在一起。
在中國，政治將長期混亂。他代表著兩家成功的企業，不應該使自己捲入，從而損害這兩家
企業的發展。他說：」我感謝這些和別的朋友們，他們關心我的幸福。在他們的勸告和鼓勵
下，當李代總統2月9日來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慮的時候，我才能作出明確的答覆。
對於那些不瞭解我的人來說，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議上，我太『滑頭』了。
是的，『滑頭』，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個褒義詞，它的意思是見風使舵，利用形勢以達到自
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記中澄清這一點，我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滑頭』，如果不是因為我的
朋友們，我可能完全不瞭解形勢的錯綜複雜和後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議。「
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稱自己不是一個年輕人，退休計劃早已醞釀。去
年政府幾次和他商量，要他擔任公共職務，每次他都想拒絕。雖然這些努力並未完全成功，
但卻使他感到有可能過一種退休生活，實現自己的個人自由。比如拒絕不想擔任的工作，不
想說什麼的時候可以保持沈默，希望走動的時候可以離開上海等，「一個人可以聲稱反對國
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經享受並且實現了這種或類似的個人自由。」對陌生的
共產黨他內心充滿了恐懼，最大的擔憂就是可能失去他說的這種「個人自由」，「正是這些
思想，使我決定迴避任何和共產黨人見面的機會。如果我和代表團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將
使自己捲入，從而中斷退休計劃。」「愈來愈清楚，共產黨人將來到並佔領上海。與其說我
不喜歡他們的革命，毋寧說是因為我的個人考慮。」從這一刻起，他實際上已作好了離開上
海的打算。
無論是拒絕參加和平代表團，還是最後選擇離開上海，對陳光甫來說，都祇是基於對
「個人自由」的追求而已。
私人企業不能成為「惡俗的盈利機構」
1949年3月19日，雖然春寒未盡，但這是一個和暢的春日。前一晚，李宗仁到達上海，
翁文灝又來電話約陳光甫去談話。人心惶惶的上海已出現了鈔荒，大小錢莊銀行都無現鈔，
顧客有存款也取不到錢，原因是中央銀行沒有現鈔，「中央銀行辦理不善，怪中央政府不知
經濟，多用錢，浪費才力，又欣賞統制。如中央銀行是民間銀行，不會到如此地步。千言萬
語政治萬惡，凡事一涉到政治，便失去忠誠本位，中外皆是如此也。」
此時，共產黨已據有長江以北的大半江山，核准上海儲蓄銀行為國內匯兌銀行之一，他
心中不無憂慮，認為——「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國民黨政府惡意誤會，惟有少做，點綴
而已。因果說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許內匯生意並無利可圖也。
此時人家看來，共黨贊成我們，叫我們做內匯，人家不知亦想做，做不到內心醋意可怕，
因醋成怨，一旦發洩吃不消，對付不了。「
上海「解放」之後，陳光甫在香港默默地注視著大陸局勢的變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還
在上海營業，但情況已有所不同，其中職工會的權力膨脹令他意外。10月5日，在看了四份
「本行上海職工會」編印的《上海職工》刊物後說：「內容所述頗多涉及本行之管理業務方
針事件，實已軼出職工會範圍。職工會性能，在謀本身之福利，如待遇問題、時間問題等等，
即按諸政府政策可以參加企業之管理，所謂參加者，亦祇在於瞭解管理部門之措施或有所建
議，殊不能主動干涉，甚至反居於主位，使主管人員增加辦理之困難。此種思想，實有錯誤。
管理人員經營某一企業，必須具備豐富之技能、高深之學理與聚積之經驗。職工會現在
正在學習，其所學習內容，為毛澤東政治思想，而於銀行業務，亦僅『銀行實務』之粗淺技
能，其不瞭解業務方針之深意，而欲多出主意，上主管人多所解說，分散精力以應付內部，
甚至由此引起誤解。「
針對職工會提出的主張，如將本行所有外匯移至國內運用於生產，他在日記中逐一進行
了辨正。他認為商業銀行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存款，促進國內城鄉物資交流，如將外匯移用於
生產，或辦一工廠，範圍也很渺小，「是放棄原有之田地而不墾植，另作開荒之圖者，思想
殊不準確。」關於辦理農貸，他回顧了銀行曾創辦農貸的歷史，「而本行如辦理農貸，合作
法尚未頒布，無所依據，農村工作人員亦未養成，如遇天災歉收，放款不能收回，則於存款
即失保障。何況商業銀行尚無後門，可以融通周轉資金，一遇銀根緊急，則此項呆擱之農貸
無法隨時收回以為周轉。是本行今日貿然從事農貸，勢必引起嚴重後果。」
他批評職工會一知半解，「不深切調查研究，自以為是，而犯主觀錯誤。然此亦政變之
初，難免出現各種不合理現象。」「是以本行職工會，一方面謀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
則應加強各個之思想學習與技能學習，殊不應干涉本行之政策及管理，以及業務方面，妨礙
主管人之精力也。」
12月10日，左派的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孫師毅當面對陳光甫表示「素所欽敬」，並告
訴他，上海解放初共產黨方面曾「授意」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職工會發電請他回上海，否則職
工會不會發電。但年事已高的陳光甫疑慮重重，最終沒有回到大陸。但作為金融鉅子，他創
業的成功，他的經營理念都將是本民族寶貴的遺產。1949年2月1日，他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
的日記，這一天他談到了對私人企業的許多精闢見解，其中無疑包含了他的切身體會：「往
昔私人企業之動機與目的，不外牟利與個人享受，而衡量一事業之成敗，亦以其獲利能力為
主，其他不與焉。……
開明之私人資本家近年來已有所覺悟與轉變，而其最主要者即為標榜服務社會。換言之，
即私人企業之目的已不僅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簡化所稱之理想，不外為增加對社會之便
利，提高人民之生產能力，與乎惠及一般就業水準。「
他認為這是西方開明資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國私人企業迄未能有此境地。
由於政治之不清明，社會之封建，與乎民眾知識之落伍，私人企業從始即無西方之基礎，多
數私人企業除牟利與享受之想望，更無所謂『理想』。其間雖有少數開明人物抱有遠大之胸
襟，但往往不能不與社會妥協，環境與局勢使其 『理想』受折磨與阻挫，即便有所表現，
亦屬非其本來面目。
抗戰發生以後，由於局勢之浮動及物價之繼漲，更使私人企業家無長遠之打算，而一般
則更看重於近利之獲取，是以投機之風大起，推波助瀾，危害社會，乃使一般人對商人發生
前所未有之厭憎心理，而較大之事業機構，以其近水樓台，更充分表演『長袖善舞』之作風，
亦即一般所指之『豪門大戶』。「
即使其中一些有服務社會之初衷的，處在這樣的惡流中，也會不知不覺失去原來的目的，
而轉為一極其惡俗的盈利機構，「與社會日遠，與惡勢力愈近」。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
個：一是生存問題，私人企業的首要目標是生存，而在通貨膨脹下如不能盈利，就無法生存，
因而不得不致力於盈利。既樹立了盈利的目標，那就不能不與社會上的惡勢力有所妥協和平
衡，也就不能完全避免投機者常用的方法了。
二是局勢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況下，如何可以展佈遠大的理想，安全感的因素，即使
有盈餘祇以自保為主，既不肯分與股東，也不肯用之社會。三是人員的變質，或投機取巧，
或利用職權發財，正直者先滅亡的反淘汰現象。「因此，私人企業在中國遂變成為社會之累
與蠹蟲，失去其存在之價值。他們與社會日漸脫節，而與投機者打成一片。此種惡勢力正與
清末票號相類，因其獲利與資力之來源，均已縮至極狹之範圍中也。
然而，並非謂今後不需要私人企業，所指者乃受以上痛染愈深之事業，其將來必被淘汰。
除非中國永遠如是混沌，否則，私人企業必將接受其應有之責罰，不待言喻。
世界大勢以及中國歷史均證明，盲目牟利之機構將無永存之地步，必需將『理想』因素
納入私人企業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換所需「，」即盡一分力量，得一份報酬，
而不取不應得之利益。「
實際上，陳光甫創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包括1927年創辦的中國旅行社）就不是什麼
「盲目牟利之機構」、「惡俗的盈利機構」，而是蘊涵著創辦人「服務社會」的真誠理想。
與國民黨政權，他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即使曾側身國民黨政府行列，他也沒有同流合污，
始終頭腦清醒，雙手乾淨。他在美國朝野贏得的聲譽不是偶然的。
對國民黨的失望與對共產黨的複雜心態
陳光甫對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的失望，並沒有使他認同陌生的共產黨。對於打敗了國民
黨的共產黨他的心態也是極為複雜，特別是對回大陸更是顧慮重重，所以他才會一再拒絕了
各種勸說、邀請。
1949年7月1日，章士釗提議和陳光甫、李國欽一起去北平，說毛澤東正在等著他們能否
北上的電報，陳拒絕了，章問用什麼理由回答毛，他解釋說，理由很簡單，「現在還有營業
機構在尚未被共產黨人『解放』的地區。如果我赴平，將被蔣主席理解為一種敵對行動，他
將可能對我們在重慶、成都、昆明、廣州和台灣等地的分支機構搞點動作。章聽了我的解釋
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他將打電報告訴毛上述大意。我必須說，章的話聽起來很像毛在
香港的特別代表。」也因此，他才會異想天開地向章士釗建議，共產黨建立的政府如果名為
聯合政府，就應該包括像李國欽那樣的人，以便打消西方國家的懷疑，李可以擔任外交部長
或駐美大使。他認為，比起他本人、李銘、侯德榜，「李是最適合和毛接觸的人。我們在中
國都有商業利益。不像李一樣能夠以中間派的身份說話。作為一個商人，他最能使毛認識到
一項受到西方民主國家援助的工業化計劃的重要，李可以告訴毛，如何實現這一計劃。由於
李在紐約和華盛頓的各種關係，如果共產黨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進並且為得到他們的承認而
進行談判時，李最有資格成為新政權的代言人。」
這些設想顯示了陳光甫作為一位在商場上極為成功的金融家，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可愛之
處。7月4日，陳光甫接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轉來黃炎培的電報，轉達了周恩來勸說他早日回
大陸，「共為新中華努力」的意思，他回電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回去。
9月12日，在新政協即將召開前夕，李濟深派李紹程帶著親筆信到香港面見陳光甫，信
中希望與產業金融界的耆宿及有經驗的企業經營專家合作，「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系
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達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凡有利國計民生之私營經濟事業，
均堅決保護，鼓勵積極經營及扶助其發展。」把自己畢生的心血獻給了中國金融事業的陳光
甫對此確實怦然心動，10月31日在給李濟深的回信中說：「惟以在港養屙，因失眠症頗覺嚴
重，且耳鳴頭暈，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繼續就醫中，一俟健康稍復，即行北上聆教。」
10月25日，已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再次派李紹程到香港，邀請在港
金融界的陳光甫和宋漢章、錢新之、周作民、李馥蓀五人北上。陳日記中說：「據說當時在
京為此事曾舉行過一次會議，有人揣測金融界未曾前往，或有下列三種原因：（一） 彼等
握有外匯甚多，不能在解放區過嚴肅生活，故仍留國外消耗其外匯。（二） 或者懷疑人民
銀行之業務過於鞏固，故抱觀望態度。（三） 或者感覺人民銀行之業務過於廣泛，在在牽
涉商業銀行業務範圍，故覺商業銀行前途難於進展，因而徘徊不前。」
李紹程當時曾替陳有所解說，說他生活向來嚴肅，至於第三點則不知所云，毛澤東擬親
自出面來信邀請，李濟深說不如由他出面較為輕鬆，免得他們為難，覺得有非去不可的意思。
陳光甫準備下星期一請李紹程午餐面述一切，並將這個意思告訴了宋漢章等人。
這一天的日記中他還回顧自己投身金融業的心路：「余之經營銀行宗旨，在於與惡劣環
境奮鬥，並且要想法幫助生產增加，改善生活水準。
數十年來，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疊次遭受打擊。現在人民政府在華北華中
華東，已做到穩定物價、安定金融的好成績，本人已深所欽佩。例如提高外匯，原為鼓勵出
口，但在過去即做不到，倘若匯價有動，則物價即漲，現在一面提高匯價，而一面國內物價
能以下落，此種顯著好現象，真真不容易做到。又如通貨發現，在作戰期內，自無法可以避
免膨脹，惟所採各種徵稅方法，皆能壓平膨脹速度，使得金融安定，工商能以逐漸復夜。凡
此皆足以表示人民政府之成功。吾人自問，殊無更好方法可以出力。「
針對揣測他們滯留香港不回大陸的三點，他作了如下的回答：「（一）本行外匯資產皆
洋機如數陳報人民銀行在案，內中毫無公私不分情事。此在吾國環境中，如此清白，可謂難
能。本人在港，純為就醫方便，毫無其他用意。
（二）人民政府奠定全部勝利基礎，而且剷除數千年來無法根絕之貪污，政治修明而具
實效，尤其抱學習態度，實事求是，徹底研究，有此精神，無事不成。此種刻苦耐勞，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之作風，吾人實出自衷心之佩服，無所用其懷疑。
（三）本行在天津和上海竭誠與人民銀行合作，最早即在天津獨家代理中國銀行之在國
外收付。內地停業各行均逐步復業，根據人民銀行指示，幫助增加生產，參加各種銀團。此
種積極行動，在解放區皆有事實足以證明。本行總負責人總經理，始終未離上海，各地負責
人亦各守崗位，主持業務。「
他再三解釋：「人民政府邀約北上，此在個人實為無比榮譽，奈餘年近七旬，常患失眠，
並時有頭痛，在港就醫，未能復原，此時不能作過度之勞動，故逗留此間，期復健康，倘身
體轉好，隨即回去。本人對於本行董事長一職，經已向董事會辭職，實因身體不好之故。上
述本行與人民政府合作情形。是本人之去與不去，原足無足輕重。再本行及中國旅行社尚有
設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台灣各地者，辦事人員均共事多年，各該地之政治惡劣，足
以發生嚴重後果，甚至有性命關係，余亦不敢行動，致彼等發生困難，好在不久均可解放，
將後顧慮能以減少。」
11月10日，章乃器出面邀請陳光甫、李銘等北上，第二天陳即復函，「4月間因療養方
便來港就醫，頭暈耳鳴之病源尚未查出，復有失眠，病態嚴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離。
疊荷友好邀約，均無法應命，心中至為歉悵。」 對於北上，他既沒有打算很快動身，也未
一口回絕。
這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業務中正出了件事。9月15日該行經手的一筆950萬港幣款項，
因港方查補第二密碼，延遲一天，正碰上英鎊貶值，上海的中國銀行國外部要他們賠償損失，
對方甚至暗示有吊銷執照或沒收外匯的可能，要他們迅速解決不要節外生枝。陳光甫認為問
題「不在痛惜財款，而在是非應予剖白，如屈就則將後寸步難行」。11月15日，他約李濟深
派來的代表李紹誠在家午餐時，他將這件事的前因後果的書面給李，希望李能電告北京，轉
告主管部門公允解決。同時抄錄兩份，由張公權轉交《文匯報》張稚琴，此人是李濟深駐港
代表。第二天，李紹誠來，說看過書面材料，「認本行立場正確，毫無錯誤，不能負賠償損
失責任。可惜本行致中國銀行函，措詞尚嫌軟弱，惟此函送出後，此事即告段落，不必再行
理會。」他說可以得到公允解決，他可以先發一電給李濟深的秘書，李可轉告主管部門電滬。
他並擬好了電文。當天陳光甫去張公權那裡，知事有湊巧，正好張稚琴去張家，已將材料轉
交，他已看過，並答應到廣州通過李章達設法解決。
陳光甫在日記中感歎，連日對此事接洽，都有巧合。「李任潮約余北上，經此事發生接
觸，恐余之將後行動，受此影響，或有促進的可能。」
11月19日，對於匯款案一事，「此事現在要通天，講一個道理。我想共黨人士的作風，
亦是如此，但滬行人員已存恐懼之心而軟化」，祇求「財去人安樂」，他表示：「余意不在
痛惜財物，而在判明是非」。
11月21日，他從張公權那裡得知，前一天有中共較具地位的告訴他，說此事他們頗有理
由，可以致電陳毅公平處理。
11月22日《文匯報》張稚琴從廣州回來。李章達稱「現政府政策在收復人心，此事即使
政府吃虧，亦不能用高壓手段」。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曾與張談及陳光甫，說他「過
去做人正派，在國際上極負聲譽，希望出來參加三八婦女節」。這一天，陳光甫發現李紹程
原來與李濟深沒有直接關係，祇是與其秘書熟悉。11月25日，中共方面問張公權，匯款案以
政治辦法解決還是經濟方式解決，陳不贊成用政治方法，恐今後「有此結痕，免事易於為
難」，所以希望經濟方式解決，即交由銀行公會仲裁，雖然他知道當時外匯業務有經驗、技
能的多已離開，留下來的或技術不專門，而且限於環境，有所畏忌。但他覺得出於第三者的
評判，不是對方的壓迫，則可以對本行有個交代。
12月21日，陳光甫認為主要是自己的銀行在上海，把對方當作政府機構，先存恐懼心理，
也沒有詳細調查其中真相，從側面打聽，「大概私營銀行同業中，亦俱在恐懼氣氛內，故鹹
認以忍痛賠款為合算，以免動搖本行經營之基礎。」
這對他最終下不了決心北行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已經很難判斷。但就連這樣一件小事也
要驚動葉劍英、陳毅、李濟深等重要人物才能解決，恐怕也足以使他對北京望而卻步吧。從
此之後，陳光甫再也沒有北上的打算了。◆ ¶ 10:46 PM
中國近代金融鉅子
1947年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之際，蔣介石希望四個有社會聲望的無黨無派人士出任國民
政府委員，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鉅子陳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適給王世傑的信中說，當
時正在醞釀國府委員的無黨派人選共四人：陳光甫、胡適之、莫柳忱、胡政之。由此可以想
見陳光甫當時的社會聲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開和平談判大門，派一個有公眾影響的重量級代表團，到北平
敲門，其中一個重要人選就是陳光甫，但他拒絕了。陳光甫（1881—1976）是個銀行家，早
年留學美國，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始終以「服務社會，顧客至上」為宗旨，致力
於銀行近代化，短短20年間，就從僅有7、8萬元微薄資本的「小小銀行」成長為中國第一大
私人商業銀行，擁有幾十個分支機構，創造了中國金融史上的無數個「第一」，在上個世紀
前半葉的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的摩根」。在
民族危亡之際，他曾受命赴美，與胡適等鼎力促成美國政府的「桐油貸款」，對抗戰貢獻至
大。在時代轉換之間，他成為國共兩黨爭取的對象。他有過猶豫和矛盾，作為一代金融鉅子，
他思考得最多的還是經濟的發展，民生的富裕，社會的安定，他對國民黨有過很多的失望和
不滿，他對共產黨瞭解極為有限，有憂慮、有恐懼，但也有過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
日所記「昨夜三時即醒，思想複雜，頗思至美一行，即可解決上海之一切煩惱」。
1949年3月20日，陳光甫離開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飛到曼谷，參加「亞洲與遠東經
濟委員會」會議，4月6日會議結束後回到香港，當天他在日記中說起泰國雖然政變頻繁，近
來來又有通貨膨脹，可還是出超國家，國際收支有富余，對外匯兌率平穩，外匯並不管理，
市面無恐慌現象，而且有欣欣向榮的局勢。感慨「吾人之前三十年，上海亦是如此，今來此
見之有無限傷感」。因為關心本民族的命運，這位富家天下的一代銀行家常常思考更深刻的
歷史問題、革命問題，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4月7日，他在日記中說：「中國之命運落在革
命家手中，中國革命家大概分數種，如下：
（一）醉心革命者，一切無可理喻。
（二）報仇。如孫中山排滿，……又如毛澤東三萬里長征，立志推翻蔣政權。
（三）熱心名利之徒，追隨時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歡迎。
至於悲天憫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談不到後果。……
吾國已到新階段，入共產思想的政府，Will China be saved from compulsions
of anarchy？（中國會從無政府徹底壓迫中得到拯救嗎？）須有二三年後再起革命風潮。
「
4月15日早晨，天朗氣清，他散步到山頂，「全港在目，來往小船乘風破浪甚為美觀。」
他是江蘇鎮江人，想起童年時常常隨外婆到金山遊玩，長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今來港有
逃難意味，相形之下頗多感慨」。他還想起了傳說中一位金山高僧與乾隆帝的閒話，皇帝問：
「江上來往之船如此頻繁，所為何事？」高僧回答：「均為名利二字」。陳光甫說：「今日
細味此語，頗覺有馬克斯（馬克思）唯物論說法。」
共產黨眼裡的江浙財閥
在共產黨眼裡，陳光甫是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的領袖，對這樣的名稱他很不滿意。1948
年12月國民黨大廈將傾的前夜，他曾來到香港。他在12月4日在日記中說：「《大公報》載
余抵港，而冠以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領袖字樣。查此項名稱之由來，乃日本人所創造。當國
民軍北伐之時，中交兩行墊付軍費，頗具勢力，而銀行主持人如張公權、錢新之、周作民、
吳鼎昌、李馥蓀等，日本工商金融界聯絡吾國銀行家，有時亦邀余在內。自中交兩行增加官
股後，其大權已握於政府之手。即所謂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內部亦各自獨立，不受任何人
之支配。雖有每週之聚餐，亦僅談談人事之待遇與應付政府之法令而已，並不若美國之摩根
集團等等，可以指揮投資途徑，性質完全不同。共產黨以此項名稱有刺激性，不問其內容如
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稱謂，而一般記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財團、四川財團、廣東財團等名
詞以刺激人心也。」
他12月28日的日記再次提及此事，可見對這一名稱耿耿於懷，「香港民主同盟派以反蔣
為其目標，實在不明蘇聯內情。吾在港時曾見《大公報》載有幣制座談會，參加者有章乃器、
千家駒等，議論極其幼稚。此輩寫文章總行採用馬克斯辯證法，即一切人的動機，皆是經濟
的，故有江浙財閥、廣東財閥種種歪曲的說法。」
12月5日，陳光甫自稱到香港四天，既不見報館的友人，也未和市面上人見面，更不找
政界中人，但卻無時不在關注著時局的變化、籌劃個人的進退出路。「其於中共細情，無由
得悉，然報紙上披露戰況及各種政治小團體之議論，可得二三事：
（一） 報紙上對於有錢人紛紛之逃難，尤其如我這一類人，言論不表同情，且取攻擊
之態度。宋漢章、卞伯（白）眉等來此，皆銷聲匿跡，一若清末遺老逃難至上海、青島等。
如此一來，好像報紙上言論之不錯。香港報紙左傾的多，一切的一切，不滿現狀，無影無形
要為一個為民眾謀福利之社會政策。
（二） 中共及各團體今在西文Morning Post（南華早報）登載宣言，謂共黨取得政權
之後，允許私人經營事業云云。此證諸濟南情狀，倒還不錯。如果如此，則尚可維持一短期。
然事業方針必須配合新的社會環境。
（三） 昨雲在香港住下計劃，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來搬家費事，二共黨政策不
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仿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
（四） 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時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
再至台灣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確定自己的計劃：「（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灣一行看看時局。
（三）時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時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準備。」
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談之後，他說：「我覺得反共惟有蔣先生，報載約上海錢新之、杜
月笙討論時局。毛澤東來，恐怕不見得安定。有人說毛欠俄債太深，如東三省一百五十萬人
所用軍火，通歸中共使用，則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覺共內部必有分裂之情勢。故香
港仍為本行重要之中心。」
易代之際，作為金融巨頭，陳光甫幾乎一直對共產黨沒有停止過憂慮，12月7日，看見
香港道路的整齊、街市的繁榮，他感歎：「四十年以來，內戰不歇，人人為私，致造成今日
之局面。今後下去，政治經濟另走一條路，此路乃為人民所過不慣者也。然事逼處此，有何
另外法子也。寄語現在旅居國外友人，此時不必作歸計。太平局面，祇有英美二國有，自由
亦祇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
12月12日，他想起寧漢分裂之時，「漢口共黨政府主動，組織各業工會，清算鬥爭，頗
有令人難以終日之苦。共黨號稱為人民解放軍，先從工人主政入手，即從銀行方面，首先驅
逐經理，由工役組織委員會，開始清算。其時，我是在上海好，還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
夫，我頗難欣賞，故還是不看見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覺幼稚。」他甚至設想了
12條具體「做法」，認為共產黨按如此做法，五年內即有成效，把生產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勢發生變化，他從澳大利亞回來的冀朝鼎那裡聽說：「共黨
對英國人頗好，取得政權後，必許其做生意，因英國人肯合作，對美國推板（差）一點」。
「細察現在局勢，共軍必取得政權，最後歸宿必用馬克斯主義。我年紀已老，應當退休，
不問世事，返上海為一最短時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種種不對。對方來談，是否不與他
談，且來者皆系投機分子，廿年以來，看見很多。
比較無共黨勢力地方為香港，可以當作昔日之租界。遷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員往青島一
樣，久而久之，他們忘記我們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與美國通信，看看報，讀讀書，有
相當自由，此為最寶貴之精神食糧也。「
兩天後（12月18日），他繼續寫道：「若雲中國共產黨並非受俄國人支持，或雲不信仰
馬克斯主義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語。無論他們及其黨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機分子如何說法
（有人相信為真，且有外國人相信），我們不能相信。」
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這樣的思考：「香港報紙常載共黨議論，雲現下與蘇
聯鬥爭政策不同，採用民主經濟政策，許私人企業，並與外人通商。此乃共黨深知推行社會
主義，非有一相當時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論到聰明而切實計劃之共黨或社會主義者，
當非輕狂之徒，處心積慮為人民謀幸福，決不肯輕舉妄動。」
一年後，局勢早已發生巨變。1949年12月5日，陳光甫從報紙上看到大陸新政權公佈的
明年度預算，軍費支出的龐大引發了他的感想：「總支出中，軍費占38.8%，據估計約養軍
至少五百萬人，而國民黨之在台灣及海南各地者，聞尚有軍隊一百餘萬人，軍隊如此之多，
自足影響於經濟建設。」他憶及清末，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不過二十多萬人，辛亥革命後擴充
軍隊，各軍閥「皆欲擁兵自衛，以致民窮財盡」。「吾國殊無此力量養六百餘萬軍隊，推測
明年復員，最多保留二百五十萬軍隊，方能使我國逐漸建設。」
對國民黨，打過二十多年交道的陳光甫也有著相當矛盾的心態。1948年12月2日，他在
香港醫院檢查身體，與英國看護婦談英國生活情形之後感歎說：「生活艱苦，過慣了亦不覺
得。我們日子太舒服，貧富不均，以致社會不安。英國醫藥費、教育費，均由政府供給。英
國人對於政府，亦不吹毛求疵。他們亦有其享樂的地方，看報讀書，料理田園，愛家、愛地
方，不似中國一天到晚怨恨政府，故中國事難辦。然而他們皆是有固定職業者，否則牢騷比
我們還要大而多，革命還要快。我們今日之處境，正是革無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
活。」12月5日，在談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時，他認為是「英人政策寬大」、「居民運用
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國政府近年處處消滅人民的創造力，私人企業不發達。」
12月14日，他對國民黨統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滿：「各地有省政府、市政府之政治
單位，紙片上畫得分明，奈看來是：電燈不明、電話不靈、道路不平。
政治上：賞罰不公、綱紀不明、責任不清。
社會上：人民無自信心、工商業廢弛、教育破產、一片淒涼景象管理外匯，愈管而資金
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柏園輩，死也不明白。外國人如Rogers輩總以為法子不錯，人不行，
不知中國政治不行，說管理正好幫助政府中人方便。但他們不承認，因中心欣賞之故，好比
唱戲人總想唱一齣好戲，不知政治經濟環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雞犬不安，可怕的學說！
「
陳光甫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其實也經歷了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北伐時期，他和其他
上海的金融巨頭曾以財力支持過蔣介石。所以1949年4月21日，谷正綱等從溪口回到上海，
通過杜月笙邀請他和錢新之等座談，帶來了蔣的話，「北伐時上海這班人幫他的忙，如今重
新表示感謝；今後如北伐時一樣，還要希望我們這群人（顏駿人、錢新之、我等）幫他的忙。
如今和談決裂，共產黨對內無Principle（原則），對外要走親蘇的路線，與過去外交中立，
不親蘇也不親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決心破壞20年來國民黨的政績，而所提的條件直似無條
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祇有繼續作戰。」並提出了「拚命保命，破產保產」的口號，
然而時移勢異，一切都變了。那天，情緒不好的陳光甫一聲不吭，他說自己如果說話也不會
好聽，這一心跡在日記中袒露無遺：「今日之爭非僅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實在可說是一個
社會革命。共產黨的政策是窮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產，清算少數分子……所以有號召，
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沒有替農民做一點事，也無裨於工商業。」
這最後一句話大概可以算是他對自己曾支持過的國民黨政權的蓋棺定論吧。在上海解放
前的一個月，他已預感到即將發生的一切，默默地告別了大陸。6月底，蔣派洪蘭友帶著親
筆信到香港「慰問」像他那樣的資本家，7月2日，還是由杜月笙出面宴請他們，洪在致辭中
說了一番蔣與李意見「已趨一致，頗為融洽」，「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必將發生，是以政府
可得最後勝利」等空話，陳光甫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了很長一段話：「政府向來予人以『空心
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來一次，未免難受。洪述各點，皆不符於實
情，蔣、李（宗仁）兩人之間隔閡甚深，當競選副總統時，蔣自居於家長身份，屬意孫科，
而李競選成功，蔣極不滿，從此即不融洽。蔣退位後，李出任代，毫無實權，蔣仍暗中指
揮，……退位者仍握權不放，使當政者莫能展佈，實談不上轉好現象。」
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即，他詢問正在香港的美國華僑領袖李國欽，李說，紐約的
看法是近20年間或不至發生。陳由此感到這祇是國民黨人的幻想罷了。想起此前1948年9月，
南京政府發行金圓券，強制收購金銀和外幣，蔣曾經發表談話痛罵上海金融、工商界「祇知
自私，不愛國家」，對那次「辭令嚴厲，有若瘋狂」、「令人難堪，亦令人不解」的談話，
他記憶深刻，如今蔣又派人「慰問」來了，他說：「此皆出於蔣一時之衝動。蔣於國事，無
論懂與不懂，一切必須親為裁決，不旁諮博詢，不虛心下問，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
當然，他再也不會像北伐時期那樣支持蔣介石了。
不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共產黨人有點兒失望」
1949年初，形勢急轉直下，國民黨政權已岌岌可危，陳光甫已經為自己和家人設計了一
個應急計劃，必要時準備和妻子出走香港，並在那裡安家，然後到新加坡、曼谷、仰光、菲
律賓、美國等地旅行，他已經申請了護照，並設法取得去馬尼拉的簽證。就在這時，南京政
權發生變化，1月21日，蔣介石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一上台，就急切
地謀求與勝券在握的共產黨和談，其中一個舉措就是邀請幾位在全國有很大影響的社會名流，
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到北平「敲門」，試圖利用他們的社會聲望敲開和平之門，
陳也是李宗仁首選的物件之一。
1月24日，李派代表劉仲容帶他的親筆信到上海面見陳，結果劉剛到上海，就被緊急召
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釗轉交。1月29日是傳統的春節，1月30日，李再次派親信甘介侯帶他
的親筆信到上海，動員陳。1月31日，李親自來到上海，當天上午在中國銀行召見了顏惠慶、
章士釗、江庸、陳光甫等二十多位各界社會名流，晚上國民黨中央社發佈消息說已推出無黨
派社會領袖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陳光甫、冷遹等五人以「私人資格」前往北平。實際上
陳、冷兩人壓根還沒同意，顏惠慶2月1日的日記中說「李呆總統似乎急於讓我們馬上啟程。
可是，代表團的兩名成員出於個人的原因，好像尚未決定接受總統的提名。」
2月3日的日記中點明是陳光甫、冷遹.陳光甫自己的日記中對此更有詳細記載：「當夏
歷新年之際，代總統李宗仁要求我參加人民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目的是尋求和平，但並不需
要共產黨人談判和平條件。更確切地說，其主要任務是使在北平的共產黨領導人認識人民的
苦難以及實現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團不代表官方，它將為政府的正式代表團與赤色分子的
談判鋪平道路。
我試圖拒絕。我的理由是，我是銀行家，一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產黨人
處於戰爭狀態的時候，我曾兩次被作為工具去華盛頓為政府尋求財政援助；我通常被認為是
親美分子。
當代總統自南京飛滬，作短暫的然而是戲劇性的訪問時，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
午10時，我被召到中國銀行大樓。我向代總統解釋：我不是尋求和平的適當人選，在代表團
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產黨人感到刺眼；我認為張元濟、侯德榜、盧作孚將是更為合適的人
選。但是，代總統不聽我的陳述，並且說，我應該去。「
李宗仁召見他們之後一起吃午餐，飯後李繼續與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梅貽
琦、冷遹、張嘉敖和陳光甫等少數人座談，李說，計劃中的代表團是「和平攻勢」的一部分，
目的是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對於和平的誠意與渴望，從而贏得他們的同情和支援，這個團可以
稱為「敲門使團」，並說，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他表明，雖然沒有蔣介石，華盛頓仍將
支持南京政府。李的這番話引起了陳光甫的注意，他感到李千方百計動員和平代表團北上，
眼光卻落在華盛頓，是要爭取美國的財政援助。所以他才那麼在乎陳光甫。
與美國保持長期友好關係，受到美國重視的陳光甫當然欣賞李的立場，沒有美國的援助，
上海的商業，包括他本人的銀行在內早就破產了。他想，和平代表團如果能促進和平，導致
某種形式的「聯合政府」產生，那是最好的結局。如果不成功，至少也會贏得美國的同情與
援助。因此，去還是不去，他有所動心，有點猶豫了。
經過再三慎重考慮，他最終還是決定不參加這個代表團，2月3日，他給李宗仁寫了一封
信，表示：「惟茲事體大，涵義微妙，人選如何，實成敗所繫。弟一生從事商業銀行，與英
美關係較深，且曾側身立法委員，如濫竽其中，轉授對方藉口之柄，將恐有礙進行。」 同
時他希望吳忠信去南京為他解釋一下。
由於他的拒絕，冷遹又因江蘇省議會即將開幕而不能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人選
發生變化，2月6日宣佈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及滬江大學校長凌憲初、大夏大學校長歐元懷、
永利化學公司總經理侯德榜等六人組成。但李宗仁很快從北平方面獲悉，中共對陳光甫不參
加代表團「有點兒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飛到上海，一是再次動員陳，同時討論上海的經
濟問題。一到上海，李即在黃紹竑寓所召見了陳光甫、錢新之、張公權等上海資本家並一起
吃午飯。陳光甫在日記中說：「我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的問題再次被提出來。在我們互相
問候之後，代總統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說，他在北平的代表送來消息，由於我不去北
平，共產黨人有點兒失望。因此，代總統要求我我根據這一情況重新考慮。我很為難，但是，
我告訴李代總統，我真正看不出改變我的決定的理由。他是個好人，不想過分勉強我。」
當天下午，陳光甫到顏惠慶家參加會議，討論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團可以做些什麼。甘介
侯希望他能夠重新考慮不去北平的決定，他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問為什麼？他說：赤色
分子宣稱，如果代表團希望參觀北平，不準備討論和平條件的話，他們願意接待。他不喜歡
共產黨的這種廣播。章士釗將他拉到另一房間，說自己收到北平的電報，共產黨人渴望他參
加代表團。他再次說明：上海財政形勢如此嚴重，如果我參加代表團，共產黨人無非希望從
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經濟成功運轉的主意。事情到了這一步，眼前已沒有解決的辦法，我
的意見是祇有依靠美國的援助，說得更明確些，我們必須有美元。過去兩年，我們大概得到
15億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國才得以存在。由於赤色分子不斷地攻擊「美帝國主義」，
我無法想像，我如何能與他們談話，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響。在我與共產黨人之間缺乏走
到一起並進行討論的共同基礎。他還對章說，如果共產黨人對我上述僅僅是綱要性的闡述有
興趣，可以給我一個電報，我將去北平。
2月13日，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四人組成的和平代表團終於成行。第二天，
陳在日記裡又一次說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他說兩個星期前，在得知組織代表團的提議時，
他的反應是一半願去，一半不願去，甚至可以說略微傾向於去。最後之所以決定不去雖然主
要出於個人考慮，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響。一位姓文的將軍說：「和平難以實現，代表團的
工作注定沒有結果。如果隨代表團前去，將可能遭到共產黨人的攻擊。胡適也勸他不要去，
除了顏惠慶可能是個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們一起去不得，代表團將不會有任
何收穫。葉公超時為外交部次長，聽到他拒絕去北平後很高興，說不要和政治糾纏在一起。
在中國，政治將長期混亂。他代表著兩家成功的企業，不應該使自己捲入，從而損害這兩家
企業的發展。他說：」我感謝這些和別的朋友們，他們關心我的幸福。在他們的勸告和鼓勵
下，當李代總統2月9日來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慮的時候，我才能作出明確的答覆。
對於那些不瞭解我的人來說，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議上，我太『滑頭』了。
是的，『滑頭』，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個褒義詞，它的意思是見風使舵，利用形勢以達到自
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記中澄清這一點，我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滑頭』，如果不是因為我的
朋友們，我可能完全不瞭解形勢的錯綜複雜和後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議。「
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稱自己不是一個年輕人，退休計劃早已醞釀。去
年政府幾次和他商量，要他擔任公共職務，每次他都想拒絕。雖然這些努力並未完全成功，
但卻使他感到有可能過一種退休生活，實現自己的個人自由。比如拒絕不想擔任的工作，不
想說什麼的時候可以保持沈默，希望走動的時候可以離開上海等，「一個人可以聲稱反對國
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經享受並且實現了這種或類似的個人自由。」對陌生的
共產黨他內心充滿了恐懼，最大的擔憂就是可能失去他說的這種「個人自由」，「正是這些
思想，使我決定迴避任何和共產黨人見面的機會。如果我和代表團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將
使自己捲入，從而中斷退休計劃。」「愈來愈清楚，共產黨人將來到並佔領上海。與其說我
不喜歡他們的革命，毋寧說是因為我的個人考慮。」從這一刻起，他實際上已作好了離開上
海的打算。
無論是拒絕參加和平代表團，還是最後選擇離開上海，對陳光甫來說，都祇是基於對
「個人自由」的追求而已。
私人企業不能成為「惡俗的盈利機構」
1949年3月19日，雖然春寒未盡，但這是一個和暢的春日。前一晚，李宗仁到達上海，
翁文灝又來電話約陳光甫去談話。人心惶惶的上海已出現了鈔荒，大小錢莊銀行都無現鈔，
顧客有存款也取不到錢，原因是中央銀行沒有現鈔，「中央銀行辦理不善，怪中央政府不知
經濟，多用錢，浪費才力，又欣賞統制。如中央銀行是民間銀行，不會到如此地步。千言萬
語政治萬惡，凡事一涉到政治，便失去忠誠本位，中外皆是如此也。」
此時，共產黨已據有長江以北的大半江山，核准上海儲蓄銀行為國內匯兌銀行之一，他
心中不無憂慮，認為——「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國民黨政府惡意誤會，惟有少做，點綴
而已。因果說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許內匯生意並無利可圖也。
此時人家看來，共黨贊成我們，叫我們做內匯，人家不知亦想做，做不到內心醋意可怕，
因醋成怨，一旦發洩吃不消，對付不了。「
上海「解放」之後，陳光甫在香港默默地注視著大陸局勢的變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還
在上海營業，但情況已有所不同，其中職工會的權力膨脹令他意外。10月5日，在看了四份
「本行上海職工會」編印的《上海職工》刊物後說：「內容所述頗多涉及本行之管理業務方
針事件，實已軼出職工會範圍。職工會性能，在謀本身之福利，如待遇問題、時間問題等等，
即按諸政府政策可以參加企業之管理，所謂參加者，亦祇在於瞭解管理部門之措施或有所建
議，殊不能主動干涉，甚至反居於主位，使主管人員增加辦理之困難。此種思想，實有錯誤。
管理人員經營某一企業，必須具備豐富之技能、高深之學理與聚積之經驗。職工會現在
正在學習，其所學習內容，為毛澤東政治思想，而於銀行業務，亦僅『銀行實務』之粗淺技
能，其不瞭解業務方針之深意，而欲多出主意，上主管人多所解說，分散精力以應付內部，
甚至由此引起誤解。「
針對職工會提出的主張，如將本行所有外匯移至國內運用於生產，他在日記中逐一進行
了辨正。他認為商業銀行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存款，促進國內城鄉物資交流，如將外匯移用於
生產，或辦一工廠，範圍也很渺小，「是放棄原有之田地而不墾植，另作開荒之圖者，思想
殊不準確。」關於辦理農貸，他回顧了銀行曾創辦農貸的歷史，「而本行如辦理農貸，合作
法尚未頒布，無所依據，農村工作人員亦未養成，如遇天災歉收，放款不能收回，則於存款
即失保障。何況商業銀行尚無後門，可以融通周轉資金，一遇銀根緊急，則此項呆擱之農貸
無法隨時收回以為周轉。是本行今日貿然從事農貸，勢必引起嚴重後果。」
他批評職工會一知半解，「不深切調查研究，自以為是，而犯主觀錯誤。然此亦政變之
初，難免出現各種不合理現象。」「是以本行職工會，一方面謀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
則應加強各個之思想學習與技能學習，殊不應干涉本行之政策及管理，以及業務方面，妨礙
主管人之精力也。」
12月10日，左派的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孫師毅當面對陳光甫表示「素所欽敬」，並告
訴他，上海解放初共產黨方面曾「授意」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職工會發電請他回上海，否則職
工會不會發電。但年事已高的陳光甫疑慮重重，最終沒有回到大陸。但作為金融鉅子，他創
業的成功，他的經營理念都將是本民族寶貴的遺產。1949年2月1日，他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
的日記，這一天他談到了對私人企業的許多精闢見解，其中無疑包含了他的切身體會：「往
昔私人企業之動機與目的，不外牟利與個人享受，而衡量一事業之成敗，亦以其獲利能力為
主，其他不與焉。……
開明之私人資本家近年來已有所覺悟與轉變，而其最主要者即為標榜服務社會。換言之，
即私人企業之目的已不僅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簡化所稱之理想，不外為增加對社會之便
利，提高人民之生產能力，與乎惠及一般就業水準。「
他認為這是西方開明資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國私人企業迄未能有此境地。
由於政治之不清明，社會之封建，與乎民眾知識之落伍，私人企業從始即無西方之基礎，多
數私人企業除牟利與享受之想望，更無所謂『理想』。其間雖有少數開明人物抱有遠大之胸
襟，但往往不能不與社會妥協，環境與局勢使其 『理想』受折磨與阻挫，即便有所表現，
亦屬非其本來面目。
抗戰發生以後，由於局勢之浮動及物價之繼漲，更使私人企業家無長遠之打算，而一般
則更看重於近利之獲取，是以投機之風大起，推波助瀾，危害社會，乃使一般人對商人發生
前所未有之厭憎心理，而較大之事業機構，以其近水樓台，更充分表演『長袖善舞』之作風，
亦即一般所指之『豪門大戶』。「
即使其中一些有服務社會之初衷的，處在這樣的惡流中，也會不知不覺失去原來的目的，
而轉為一極其惡俗的盈利機構，「與社會日遠，與惡勢力愈近」。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
個：一是生存問題，私人企業的首要目標是生存，而在通貨膨脹下如不能盈利，就無法生存，
因而不得不致力於盈利。既樹立了盈利的目標，那就不能不與社會上的惡勢力有所妥協和平
衡，也就不能完全避免投機者常用的方法了。
二是局勢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況下，如何可以展佈遠大的理想，安全感的因素，即使
有盈餘祇以自保為主，既不肯分與股東，也不肯用之社會。三是人員的變質，或投機取巧，
或利用職權發財，正直者先滅亡的反淘汰現象。「因此，私人企業在中國遂變成為社會之累
與蠹蟲，失去其存在之價值。他們與社會日漸脫節，而與投機者打成一片。此種惡勢力正與
清末票號相類，因其獲利與資力之來源，均已縮至極狹之範圍中也。
然而，並非謂今後不需要私人企業，所指者乃受以上痛染愈深之事業，其將來必被淘汰。
除非中國永遠如是混沌，否則，私人企業必將接受其應有之責罰，不待言喻。
世界大勢以及中國歷史均證明，盲目牟利之機構將無永存之地步，必需將『理想』因素
納入私人企業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換所需「，」即盡一分力量，得一份報酬，
而不取不應得之利益。「
實際上，陳光甫創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包括1927年創辦的中國旅行社）就不是什麼
「盲目牟利之機構」、「惡俗的盈利機構」，而是蘊涵著創辦人「服務社會」的真誠理想。
與國民黨政權，他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即使曾側身國民黨政府行列，他也沒有同流合污，
始終頭腦清醒，雙手乾淨。他在美國朝野贏得的聲譽不是偶然的。
對國民黨的失望與對共產黨的複雜心態
陳光甫對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的失望，並沒有使他認同陌生的共產黨。對於打敗了國民
黨的共產黨他的心態也是極為複雜，特別是對回大陸更是顧慮重重，所以他才會一再拒絕了
各種勸說、邀請。
1949年7月1日，章士釗提議和陳光甫、李國欽一起去北平，說毛澤東正在等著他們能否
北上的電報，陳拒絕了，章問用什麼理由回答毛，他解釋說，理由很簡單，「現在還有營業
機構在尚未被共產黨人『解放』的地區。如果我赴平，將被蔣主席理解為一種敵對行動，他
將可能對我們在重慶、成都、昆明、廣州和台灣等地的分支機構搞點動作。章聽了我的解釋
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理由，他將打電報告訴毛上述大意。我必須說，章的話聽起來很像毛在
香港的特別代表。」也因此，他才會異想天開地向章士釗建議，共產黨建立的政府如果名為
聯合政府，就應該包括像李國欽那樣的人，以便打消西方國家的懷疑，李可以擔任外交部長
或駐美大使。他認為，比起他本人、李銘、侯德榜，「李是最適合和毛接觸的人。我們在中
國都有商業利益。不像李一樣能夠以中間派的身份說話。作為一個商人，他最能使毛認識到
一項受到西方民主國家援助的工業化計劃的重要，李可以告訴毛，如何實現這一計劃。由於
李在紐約和華盛頓的各種關係，如果共產黨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進並且為得到他們的承認而
進行談判時，李最有資格成為新政權的代言人。」
這些設想顯示了陳光甫作為一位在商場上極為成功的金融家，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可愛之
處。7月4日，陳光甫接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轉來黃炎培的電報，轉達了周恩來勸說他早日回
大陸，「共為新中華努力」的意思，他回電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回去。
9月12日，在新政協即將召開前夕，李濟深派李紹程帶著親筆信到香港面見陳光甫，信
中希望與產業金融界的耆宿及有經驗的企業經營專家合作，「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系
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達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凡有利國計民生之私營經濟事業，
均堅決保護，鼓勵積極經營及扶助其發展。」把自己畢生的心血獻給了中國金融事業的陳光
甫對此確實怦然心動，10月31日在給李濟深的回信中說：「惟以在港養屙，因失眠症頗覺嚴
重，且耳鳴頭暈，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繼續就醫中，一俟健康稍復，即行北上聆教。」
10月25日，已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再次派李紹程到香港，邀請在港
金融界的陳光甫和宋漢章、錢新之、周作民、李馥蓀五人北上。陳日記中說：「據說當時在
京為此事曾舉行過一次會議，有人揣測金融界未曾前往，或有下列三種原因：（一） 彼等
握有外匯甚多，不能在解放區過嚴肅生活，故仍留國外消耗其外匯。（二） 或者懷疑人民
銀行之業務過於鞏固，故抱觀望態度。（三） 或者感覺人民銀行之業務過於廣泛，在在牽
涉商業銀行業務範圍，故覺商業銀行前途難於進展，因而徘徊不前。」
李紹程當時曾替陳有所解說，說他生活向來嚴肅，至於第三點則不知所云，毛澤東擬親
自出面來信邀請，李濟深說不如由他出面較為輕鬆，免得他們為難，覺得有非去不可的意思。
陳光甫準備下星期一請李紹程午餐面述一切，並將這個意思告訴了宋漢章等人。
這一天的日記中他還回顧自己投身金融業的心路：「余之經營銀行宗旨，在於與惡劣環
境奮鬥，並且要想法幫助生產增加，改善生活水準。
數十年來，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疊次遭受打擊。現在人民政府在華北華中
華東，已做到穩定物價、安定金融的好成績，本人已深所欽佩。例如提高外匯，原為鼓勵出
口，但在過去即做不到，倘若匯價有動，則物價即漲，現在一面提高匯價，而一面國內物價
能以下落，此種顯著好現象，真真不容易做到。又如通貨發現，在作戰期內，自無法可以避
免膨脹，惟所採各種徵稅方法，皆能壓平膨脹速度，使得金融安定，工商能以逐漸復夜。凡
此皆足以表示人民政府之成功。吾人自問，殊無更好方法可以出力。「
針對揣測他們滯留香港不回大陸的三點，他作了如下的回答：「（一）本行外匯資產皆
洋機如數陳報人民銀行在案，內中毫無公私不分情事。此在吾國環境中，如此清白，可謂難
能。本人在港，純為就醫方便，毫無其他用意。
（二）人民政府奠定全部勝利基礎，而且剷除數千年來無法根絕之貪污，政治修明而具
實效，尤其抱學習態度，實事求是，徹底研究，有此精神，無事不成。此種刻苦耐勞，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之作風，吾人實出自衷心之佩服，無所用其懷疑。
（三）本行在天津和上海竭誠與人民銀行合作，最早即在天津獨家代理中國銀行之在國
外收付。內地停業各行均逐步復業，根據人民銀行指示，幫助增加生產，參加各種銀團。此
種積極行動，在解放區皆有事實足以證明。本行總負責人總經理，始終未離上海，各地負責
人亦各守崗位，主持業務。「
他再三解釋：「人民政府邀約北上，此在個人實為無比榮譽，奈餘年近七旬，常患失眠，
並時有頭痛，在港就醫，未能復原，此時不能作過度之勞動，故逗留此間，期復健康，倘身
體轉好，隨即回去。本人對於本行董事長一職，經已向董事會辭職，實因身體不好之故。上
述本行與人民政府合作情形。是本人之去與不去，原足無足輕重。再本行及中國旅行社尚有
設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台灣各地者，辦事人員均共事多年，各該地之政治惡劣，足
以發生嚴重後果，甚至有性命關係，余亦不敢行動，致彼等發生困難，好在不久均可解放，
將後顧慮能以減少。」
11月10日，章乃器出面邀請陳光甫、李銘等北上，第二天陳即復函，「4月間因療養方
便來港就醫，頭暈耳鳴之病源尚未查出，復有失眠，病態嚴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離。
疊荷友好邀約，均無法應命，心中至為歉悵。」 對於北上，他既沒有打算很快動身，也未
一口回絕。
這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業務中正出了件事。9月15日該行經手的一筆950萬港幣款項，
因港方查補第二密碼，延遲一天，正碰上英鎊貶值，上海的中國銀行國外部要他們賠償損失，
對方甚至暗示有吊銷執照或沒收外匯的可能，要他們迅速解決不要節外生枝。陳光甫認為問
題「不在痛惜財款，而在是非應予剖白，如屈就則將後寸步難行」。11月15日，他約李濟深
派來的代表李紹誠在家午餐時，他將這件事的前因後果的書面給李，希望李能電告北京，轉
告主管部門公允解決。同時抄錄兩份，由張公權轉交《文匯報》張稚琴，此人是李濟深駐港
代表。第二天，李紹誠來，說看過書面材料，「認本行立場正確，毫無錯誤，不能負賠償損
失責任。可惜本行致中國銀行函，措詞尚嫌軟弱，惟此函送出後，此事即告段落，不必再行
理會。」他說可以得到公允解決，他可以先發一電給李濟深的秘書，李可轉告主管部門電滬。
他並擬好了電文。當天陳光甫去張公權那裡，知事有湊巧，正好張稚琴去張家，已將材料轉
交，他已看過，並答應到廣州通過李章達設法解決。
陳光甫在日記中感歎，連日對此事接洽，都有巧合。「李任潮約余北上，經此事發生接
觸，恐余之將後行動，受此影響，或有促進的可能。」
11月19日，對於匯款案一事，「此事現在要通天，講一個道理。我想共黨人士的作風，
亦是如此，但滬行人員已存恐懼之心而軟化」，祇求「財去人安樂」，他表示：「余意不在
痛惜財物，而在判明是非」。
11月21日，他從張公權那裡得知，前一天有中共較具地位的告訴他，說此事他們頗有理
由，可以致電陳毅公平處理。
11月22日《文匯報》張稚琴從廣州回來。李章達稱「現政府政策在收復人心，此事即使
政府吃虧，亦不能用高壓手段」。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曾與張談及陳光甫，說他「過
去做人正派，在國際上極負聲譽，希望出來參加三八婦女節」。這一天，陳光甫發現李紹程
原來與李濟深沒有直接關係，祇是與其秘書熟悉。11月25日，中共方面問張公權，匯款案以
政治辦法解決還是經濟方式解決，陳不贊成用政治方法，恐今後「有此結痕，免事易於為
難」，所以希望經濟方式解決，即交由銀行公會仲裁，雖然他知道當時外匯業務有經驗、技
能的多已離開，留下來的或技術不專門，而且限於環境，有所畏忌。但他覺得出於第三者的
評判，不是對方的壓迫，則可以對本行有個交代。
12月21日，陳光甫認為主要是自己的銀行在上海，把對方當作政府機構，先存恐懼心理，
也沒有詳細調查其中真相，從側面打聽，「大概私營銀行同業中，亦俱在恐懼氣氛內，故鹹
認以忍痛賠款為合算，以免動搖本行經營之基礎。」
這對他最終下不了決心北行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已經很難判斷。但就連這樣一件小事也
要驚動葉劍英、陳毅、李濟深等重要人物才能解決，恐怕也足以使他對北京望而卻步吧。從
此之後，陳光甫再也沒有北上的打算了。◆ ¶ 10:46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