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ly 05, 2008
刘香成：人与媒体的DNA
2007-10-31 Yoka时尚网-《时尚先生》
刘香成并不愿意过多谈论他个人过去的历史——虽然，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华人摄影师。对于刘香成来说，过去，作为一个叙事者的回忆，早已划下句号，而新的——一个更宏大的，充满着想象与期待的叙事过程正等待着他。
在他位于中国北京的家——一个保存完好的四合院内，刘香成的眸子，安静地看着院子一角熟睡的猫，而在他身后不远的正房内的墙壁上，则挂着他请王广义所作的中国加入WTO大幅宣传画。该怎样来形容这双眸子呢，其中隐匿了怎样的灵魂？５２岁的这双眼睛，在眼角鱼尾纹的包围中，很清晰，却无法归之于清澈；很成熟，却不能完全称之世故；很骄傲，却并不咄咄逼人——正是这样一双无法用简单或复杂来形容的眸子，见证了中国的动荡年代和伟大复兴，也见证了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一瞬。是的，刘香成是在用他的眸子记录历史，相机仅仅是他的一件工具。甚至，摄影不能称之为他的爱好。因为他是以那样一种令人生畏的态度来面对历史上弹指一过的瞬间，这其中绝对没有嘻戏或寒喧。
该怎样来评价刘香成？在北京中轴线故宫附近价值不菲的四合院中，这个1951年生于香港，少年时代经历过大陆大跃进，就读于美国大学，毕业以后供职美国《生活》、《时代》周刊、美联社、时代华纳，直至今日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的美籍华人，在朴素且并不花哨的居家布置中挑剔着张扬着他的独特的品位 ——椅子是最普通的椅子，口味是最挑剔的口味。在这个四百多平米的四合院中，真正能称得上奢侈的除了这个院子，几乎没有其它。就这样，刘香成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将现实的现代与过往的历史朴素而有奢华地连接在一起。
他聪明非凡，敬业刻苦，然而——他是一个伟大的幸运儿。在一个无法由个人选择或回避的过程中，他站在了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面前，也由此晋身华人传奇人物的行列。无比强大的美国媒体使刘香成与他的中国同行相比，显得超乎其类、拔乎其类，而蓬勃兴起的中国媒体潮流，则使刘香成今日有了延伸梦想的机会和可能。
从事业的角度而言，他几乎得到了他梦想中的一切。然而在这场新的搏弈之中，并无必胜把握的刘香成满怀激情与希望，等待时机。
一、 放下相机的大师
翻阅刘香成与同事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画册《苏联的解体》，你会由衷地认可，刘香成的人物拍得真的很好，那些人和历史剧烈的变革过程紧紧地胶结凝固在一起，静默地躺在这本画册之中。然而，信手翻阅，所有的历史和人物又都栩栩如生了，仿佛从来未曾离去。那些沉默的普通人，因这些照片而得以不朽，一张张经典的照片会使生命的能量和情感得以永生。
从1994年放下相机之后，刘香成就没有再碰过相机。很多人由此会去问刘香成，摄影很有成就，现在不摄影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和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对于刘香成来说，他并不满足于别人将他仅仅定位于一种角度。“其实人的兴趣是很广泛的，我的摄影是用来说故事的，这和用文字讲述故事是一样的。讲故事的人是需要媒体的，没有媒体你故事说得再好也没有用。”
显而易见，相机和摄影对于刘香成而言意味着绝然不同的两件事，摄影技术仅仅是他的一种表达手段和工具。“我对国际政治很感兴趣，我也对人文很感兴趣。我现在虽然没有搞摄影，但是我在看，在观察，我现在准备花三到四年的时间来编一本图片方面的书。我要把中国每一个摄影师的作品都好好看看，以此来回报中国。图片是一种西方的语言，但是不意味着中国人做不好这个事情。中国人搞摄影往往带着一种浓厚的一厢情愿的兴趣进去，把它看成一种绘画，要不然变成一种甜蜜蜜的东西。摄影有光圈有快门，它所能作的是绘画所不能完成的。我把摄影看作一个严肃的事情，我绝不会在度假的时候去拍照留影。我做任何事情是要百分之百地投入，但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等于我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
从大学毕业到《生活杂志》去实习，再到《时代》周刊和美联社，随着叙述平台的变迁，刘香成的足迹遍及世界——中国、美国、韩国、印度、苏联…… 摄影记者是在用自己的观察，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把事情表达出来。“在很多不同的新闻故事当中，我觉得我在中国做的事情还是很有特殊性的。不可以把人的一生切成几段来划分，我觉得这样分有些理想化。我幼年的时候经历过大跃进，然后到了西方，但我还是很关注中国的事情。人家问我为什么哪里有新闻你就跑到哪里去？没有那么巧的，一定要有所准备，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创造的，我一直是有准备的。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美建交，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派我来？因为我经历过大跃进炼钢铁、除四害，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一直在跟踪着中国的故事。虽然我在美国念大学，但绝不是对中国的事情不关心。８０年代初的时候，我以既熟悉西方又熟悉中国的摄影语言来表达。这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很奇怪的，因为中国当时的摄影报纸完全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过程的。”
刘香成的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的出版，迅速为刘香成赢得了被中国摄影界的尊敬。然而，刘香成敏锐地发现，在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人们最容易遗忘的却是历史。“现在的时间走得很快，你看二三十年前的照片觉得好遥远，其实就是在我这一代身上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我觉得做新闻做得过瘾了，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做新闻要越做越大，不能越做越小。我做完苏联的故事后，就觉得应该告一段落。”
从俄罗斯1917年大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一个恢弘的时代黯然落幕了，刘香成的过去一页也由此翻过。“不是我对新闻不感兴趣，而是不必自己去做了，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
二、 小康社会的挑战
刘香成自诩是一个看报狂。由于工作的原因到处飞，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上飞机就把十几种报刊拿来翻阅，其中却总是找不到中国的杂志，这使他非常失望。
“我是一个对媒体很感兴趣的人，我1996年离开美联社，在香港办了一个《中》月刊。但是，我在香港很别扭，因为香港人觉得大陆的事情和自己没关系，而且有优越感。随着大陆的迅速发展，现在的香港就比较吃亏了。香港人普通话不懂，和大陆做生意就交流不了。香港人来大陆做生意，会问每个大陆人，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这个对大陆的认识就太肤浅了，不符合大陆的客观情况。我觉得中国大陆今日的发展绝对不是个人关系的问题，自己没有这个理解人家也不可能去关注你。”
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不可能没有一个很成熟、很有实力的媒体产业。刘香成由此延长了他的理解：“大家说全力建设小康社会，我听了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一个人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一个家庭，你怎么过活呢？” 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事业改成了文化产业。刘香成将此视作大陆媒体发展的指路灯。“小康社会一般会讲人均收入达到多少，我是想这些小康社会的人，他们的文化生活是怎样的？回家看什么样的电视，周末看什么样的刊物，这是很大的一个题材，值得琢磨。小康包括了很大一部分精神内容。”
刘香成由此规划和计算着中国将给他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不敢说我能够怎么样？但是做事情做人包括生活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挑战，一个是机遇。如果我在二十年前来到中国，想做今日的事情可能不现实，时间还太早，条件还不成熟。但是现在会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三、文化ＤＮＡ
“他要二锅头，你干嘛给他香槟呢？”
刘香成由此引申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文化ＤＮＡ。 “我是湖南人，我从来也听不懂湖南话，但是我的ＤＮＡ，我的性格，完全是湖南人。文化这个东西是不可磨灭的东西。文化的ＤＮＡ，不把这个东西彻底搞明白的话，做媒体就太危险了。意大利人肯定不服法国人，法国人肯定也不服意大利人。你搞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对外来文化有什么恐惧。美国人可以给你看电影，可以带给你两个小时的娱乐，但是这个不可以取代我在家里看报纸、看电视，这是两回事。”
而一个公司无论是媒体公司还是其它类型的公司，每个公司本身也有自己的ＤＮＡ，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文化。有幸供职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刘香成切身体会着两个巨人ＤＮＡ的不同。
“时代华纳是一个以美国为主的公司，它在美国发展很大。时代华纳今天有这样的规模是因为美国这个市场太大了，最大的市场中的老大，当然是世界最大。时代华纳可以把电影、音乐出口到欧洲，时代华纳的总产值等于新西兰全国的总产值，但是它没有办法在欧洲办电视台、报纸。因为这些媒体产品都是很本土的。就象北京人不会看上海当地的报纸，中国国内尚且如此，你就知道世界上会是怎样的。”
刘香成用一种中国式的称谓和调侃，表达着个人对默多克以及新闻集团的尊敬。“新闻集团与时代华纳不同，老默在文化上知道怎么本土化，他做出来的事情已经给你看到了，在英国、美国、印度他都搞惦了。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报纸占了４成份额，在澳洲占了７成份额。在南太平洋一共有200家报纸，而新闻集团就占了130份。在中国的市场上老默很有耐性，他都来了十几年了。”
刘香成笑着说：“我有两个老板，一个是老默，在亚洲他的儿子杰智·默多克是我直接的老板。我觉得杰智有他父亲的那一套东西。”
毫无疑问，昔日的东家时代华纳和今日的默多克都给刘香成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和成长空间，然而，刘香成对默多克个人还是流露出了更多的认可和钦佩。 “时代华纳内部的人才也不错，但是它的董事长和默多克相比是一个很好的懂得资金运作的商人。老默也是这一点，但是优点是，他自己控股，说话能够算数，当然这也有危险的，因为一旦决策不好就可能倾家荡产。但是他懂媒体，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空前的位置不是偶然的。我和他谈话，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记者，而且心理还是很年轻。”
从大学毕业就供职于美国主流媒体，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使刘香成眼界开阔、见识非凡，他看到几乎各种各样的好的或不好的记者、编辑，并与之共同工作。默多克给刘香成带来了非凡的感觉，他评价默多克说：“他和自己所有的主编都很谈得来，他和主编的交流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兴趣。”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共同的“知识分子”的趣味，使得刘香成被默多克“挖角”至新闻集团，委以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的重任。 “我觉得我和老默在同走一步路，为了他的事业，我替他工作，但是我自己对中国的媒体也有一种盼望。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现在媒体领域是中国改革最后一个领域，如果自己能在其中有所作为，那种成就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回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和老默的兴趣走在一起，这是非常理想的。”
刘香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描述了他工作性质的转变: “昨天我是坐在桌子的左边，今天是坐在桌子的右边。”
三、 媒体的核心
刘香成说，作为世界五大媒体集团之一的新闻集团，进入中国绝对不会去打擦边球，因为媒体不会说一天就盈利，媒体是要有持久性的。“你做的事情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一个政策的支持，你怎么能做媒体？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多了，好多人不管不顾就是要做媒体，这个就是不客观了，因为你没有条件。”
“谁可以把中国搞惦？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很难的。默多克刚到中国，由中国对他的非常误解到逐步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然而，刘香成非常清楚，不打擦边球，不等于不推动媒体的本土化。“我不可能从哈佛找一群汉学家来办报纸，我肯定要找最好的本土人才，但是这是很难的。一个是要看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另一个是看你公司的ＤＮＡ。很多公司没有这个ＤＮＡ。我刚才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一点，新闻集团进来，是把资金技术等方式方法带进来。而把一个洋人送到哈佛学十年让他来写一个中国的肥皂剧，他也是无法完成的。这就是媒体的规律。”
面对近两年中国一窝蜂涌起的媒体投资热，刘香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媒体会盈利，就一窝蜂地去办，这是很危险的，就象网站的泡沫一样，这不自觉地反映了我们很多人的文化心态。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很有钱，也有理想，结果一厢情愿地去办报，顶了一年、两年就支持不住了。不是你公司大，是很大的房地产商或者是钢铁厂，就什么都可以做，这是一种误解。你看所有的大的媒体集团，无论是法国的也好，英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都不会在一个市场里突然间去买一大堆的刊物。一定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起。因为媒体本身不是你有资金就可以去做。归根到底，一个刊物的核心是编辑队伍。这不象房地产，从一层盖到100 层，一个平方米就可以变成100平方米，利益可以计算出来。但是做报纸，你今天做头版，比对手好，明天做头版比对手好，但是并不能由此保证你后天还会比对手好，而报纸是365天的生产，这个工作的内涵和工作环境和其它产业非常不一样。”
在刘香成看来，相对于全国几千家报刊，刊号对于很多单位来说已经成为负担，不再是无形资产了。“你做这个刊物，你的理想在哪里，你看得多远，你想做得多大，但是想是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条件去做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人往往比较务实，凡是有利可图就要拚命去做，不管有没有这个条件。结果很多报刊就只有个五千、一万的发行量，作者稿费什么的都很低，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一个刊物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它的主编。最终还是要回到编辑队伍的基本点，这是一个根本逃不开的问题。然而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
刘香成笑着问：“如果《纽约时报》能作价卖的话，值多少钱？它值钱的不是电脑和硬件，而一定是说，‘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编辑队伍，我的报纸有百年的历史。’这个东西是累计下来的。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最有意思的时代。我相信中国人只要把观念扭转过来，媒体的变化会是很让人吃惊的。观念扭转的核心有两方面，一个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往往是想着别做太大，另一个则是老板的资金问题。你会听说某某公司拿出多少千万要办10份报纸，这又是用一种很不好的观念来经营媒体。能把既懂内容又懂经营的两种人合在一起，这样的人我只见过一个，就是默多克，他彻底懂内容和报纸的关系在哪里，他知道谁可以当好的主编，谁不可以。比如一个字值多少钱，只有很懂内容的人，才能作这个判断。”
财富，永远是媒体追逐的话题，然而，当其它行业的打工皇帝风起云涌般在财富榜上一露峥嵘的时候，中国报刊的灵魂——主编们的收入却无法望其项背。是缺乏人才，还是观念使然？
刘香成沉思着说：“每个行业，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做盘的概念，新中国普民教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是事实，而且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也存在。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报刊发行量这么小？一个真正发展起来的国家，比如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每日发行1600万份，而它的人口却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如果说中国有一天一份报纸的发行量是 5000万份的话，你说主编年薪是40万我都不会相信，可能他的薪水要在这个数字上翻上十倍百倍才可以匹配。”
四、 纯正
人总是希望每一个东西都特别纯正。
刘香成的笑容很纯正，却常常使人迷惑。他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因为他吃饭的时候很挑剔，西餐应该是怎样的，中餐应该是怎样的，他心中有很多的准则。他会要求每件事情达到这个境界。
“我什么菜都喜欢吃，意大利菜、法国菜、泰国菜、越南菜、中国菜都可以，我去过的地方太多。我不能说我只喜欢哪个地方的口味，但是我会要求味道纯粹。”用入乡随俗来描述刘香成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心中有着自己恒定的原则和品位。关于他，更准确的概括应该是入乡求品。“我的品位，我的家，在北京就是北京的特色，北京的味道。这个对我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豪华别墅的话，在国外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北京的风格和特色却不在别墅之中。做事情的快乐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如生活一样，并不是给别人看的。这样，你就会快乐。” ¶ 3:25 AM
刘香成并不愿意过多谈论他个人过去的历史——虽然，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华人摄影师。对于刘香成来说，过去，作为一个叙事者的回忆，早已划下句号，而新的——一个更宏大的，充满着想象与期待的叙事过程正等待着他。
在他位于中国北京的家——一个保存完好的四合院内，刘香成的眸子，安静地看着院子一角熟睡的猫，而在他身后不远的正房内的墙壁上，则挂着他请王广义所作的中国加入WTO大幅宣传画。该怎样来形容这双眸子呢，其中隐匿了怎样的灵魂？５２岁的这双眼睛，在眼角鱼尾纹的包围中，很清晰，却无法归之于清澈；很成熟，却不能完全称之世故；很骄傲，却并不咄咄逼人——正是这样一双无法用简单或复杂来形容的眸子，见证了中国的动荡年代和伟大复兴，也见证了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一瞬。是的，刘香成是在用他的眸子记录历史，相机仅仅是他的一件工具。甚至，摄影不能称之为他的爱好。因为他是以那样一种令人生畏的态度来面对历史上弹指一过的瞬间，这其中绝对没有嘻戏或寒喧。
该怎样来评价刘香成？在北京中轴线故宫附近价值不菲的四合院中，这个1951年生于香港，少年时代经历过大陆大跃进，就读于美国大学，毕业以后供职美国《生活》、《时代》周刊、美联社、时代华纳，直至今日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的美籍华人，在朴素且并不花哨的居家布置中挑剔着张扬着他的独特的品位 ——椅子是最普通的椅子，口味是最挑剔的口味。在这个四百多平米的四合院中，真正能称得上奢侈的除了这个院子，几乎没有其它。就这样，刘香成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将现实的现代与过往的历史朴素而有奢华地连接在一起。
他聪明非凡，敬业刻苦，然而——他是一个伟大的幸运儿。在一个无法由个人选择或回避的过程中，他站在了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面前，也由此晋身华人传奇人物的行列。无比强大的美国媒体使刘香成与他的中国同行相比，显得超乎其类、拔乎其类，而蓬勃兴起的中国媒体潮流，则使刘香成今日有了延伸梦想的机会和可能。
从事业的角度而言，他几乎得到了他梦想中的一切。然而在这场新的搏弈之中，并无必胜把握的刘香成满怀激情与希望，等待时机。
一、 放下相机的大师
翻阅刘香成与同事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画册《苏联的解体》，你会由衷地认可，刘香成的人物拍得真的很好，那些人和历史剧烈的变革过程紧紧地胶结凝固在一起，静默地躺在这本画册之中。然而，信手翻阅，所有的历史和人物又都栩栩如生了，仿佛从来未曾离去。那些沉默的普通人，因这些照片而得以不朽，一张张经典的照片会使生命的能量和情感得以永生。
从1994年放下相机之后，刘香成就没有再碰过相机。很多人由此会去问刘香成，摄影很有成就，现在不摄影了？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和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对于刘香成来说，他并不满足于别人将他仅仅定位于一种角度。“其实人的兴趣是很广泛的，我的摄影是用来说故事的，这和用文字讲述故事是一样的。讲故事的人是需要媒体的，没有媒体你故事说得再好也没有用。”
显而易见，相机和摄影对于刘香成而言意味着绝然不同的两件事，摄影技术仅仅是他的一种表达手段和工具。“我对国际政治很感兴趣，我也对人文很感兴趣。我现在虽然没有搞摄影，但是我在看，在观察，我现在准备花三到四年的时间来编一本图片方面的书。我要把中国每一个摄影师的作品都好好看看，以此来回报中国。图片是一种西方的语言，但是不意味着中国人做不好这个事情。中国人搞摄影往往带着一种浓厚的一厢情愿的兴趣进去，把它看成一种绘画，要不然变成一种甜蜜蜜的东西。摄影有光圈有快门，它所能作的是绘画所不能完成的。我把摄影看作一个严肃的事情，我绝不会在度假的时候去拍照留影。我做任何事情是要百分之百地投入，但是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等于我对别的事情不感兴趣。”
从大学毕业到《生活杂志》去实习，再到《时代》周刊和美联社，随着叙述平台的变迁，刘香成的足迹遍及世界——中国、美国、韩国、印度、苏联…… 摄影记者是在用自己的观察，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把事情表达出来。“在很多不同的新闻故事当中，我觉得我在中国做的事情还是很有特殊性的。不可以把人的一生切成几段来划分，我觉得这样分有些理想化。我幼年的时候经历过大跃进，然后到了西方，但我还是很关注中国的事情。人家问我为什么哪里有新闻你就跑到哪里去？没有那么巧的，一定要有所准备，机会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创造的，我一直是有准备的。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美建交，有那么多人为什么要派我来？因为我经历过大跃进炼钢铁、除四害，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一直在跟踪着中国的故事。虽然我在美国念大学，但绝不是对中国的事情不关心。８０年代初的时候，我以既熟悉西方又熟悉中国的摄影语言来表达。这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很奇怪的，因为中国当时的摄影报纸完全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过程的。”
刘香成的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的出版，迅速为刘香成赢得了被中国摄影界的尊敬。然而，刘香成敏锐地发现，在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人们最容易遗忘的却是历史。“现在的时间走得很快，你看二三十年前的照片觉得好遥远，其实就是在我这一代身上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我觉得做新闻做得过瘾了，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做新闻要越做越大，不能越做越小。我做完苏联的故事后，就觉得应该告一段落。”
从俄罗斯1917年大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一个恢弘的时代黯然落幕了，刘香成的过去一页也由此翻过。“不是我对新闻不感兴趣，而是不必自己去做了，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
二、 小康社会的挑战
刘香成自诩是一个看报狂。由于工作的原因到处飞，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上飞机就把十几种报刊拿来翻阅，其中却总是找不到中国的杂志，这使他非常失望。
“我是一个对媒体很感兴趣的人，我1996年离开美联社，在香港办了一个《中》月刊。但是，我在香港很别扭，因为香港人觉得大陆的事情和自己没关系，而且有优越感。随着大陆的迅速发展，现在的香港就比较吃亏了。香港人普通话不懂，和大陆做生意就交流不了。香港人来大陆做生意，会问每个大陆人，你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这个对大陆的认识就太肤浅了，不符合大陆的客观情况。我觉得中国大陆今日的发展绝对不是个人关系的问题，自己没有这个理解人家也不可能去关注你。”
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不可能没有一个很成熟、很有实力的媒体产业。刘香成由此延长了他的理解：“大家说全力建设小康社会，我听了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一个人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一个家庭，你怎么过活呢？” 党的“十六大”将文化事业改成了文化产业。刘香成将此视作大陆媒体发展的指路灯。“小康社会一般会讲人均收入达到多少，我是想这些小康社会的人，他们的文化生活是怎样的？回家看什么样的电视，周末看什么样的刊物，这是很大的一个题材，值得琢磨。小康包括了很大一部分精神内容。”
刘香成由此规划和计算着中国将给他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不敢说我能够怎么样？但是做事情做人包括生活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是挑战，一个是机遇。如果我在二十年前来到中国，想做今日的事情可能不现实，时间还太早，条件还不成熟。但是现在会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三、文化ＤＮＡ
“他要二锅头，你干嘛给他香槟呢？”
刘香成由此引申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文化ＤＮＡ。 “我是湖南人，我从来也听不懂湖南话，但是我的ＤＮＡ，我的性格，完全是湖南人。文化这个东西是不可磨灭的东西。文化的ＤＮＡ，不把这个东西彻底搞明白的话，做媒体就太危险了。意大利人肯定不服法国人，法国人肯定也不服意大利人。你搞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对外来文化有什么恐惧。美国人可以给你看电影，可以带给你两个小时的娱乐，但是这个不可以取代我在家里看报纸、看电视，这是两回事。”
而一个公司无论是媒体公司还是其它类型的公司，每个公司本身也有自己的ＤＮＡ，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文化。有幸供职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刘香成切身体会着两个巨人ＤＮＡ的不同。
“时代华纳是一个以美国为主的公司，它在美国发展很大。时代华纳今天有这样的规模是因为美国这个市场太大了，最大的市场中的老大，当然是世界最大。时代华纳可以把电影、音乐出口到欧洲，时代华纳的总产值等于新西兰全国的总产值，但是它没有办法在欧洲办电视台、报纸。因为这些媒体产品都是很本土的。就象北京人不会看上海当地的报纸，中国国内尚且如此，你就知道世界上会是怎样的。”
刘香成用一种中国式的称谓和调侃，表达着个人对默多克以及新闻集团的尊敬。“新闻集团与时代华纳不同，老默在文化上知道怎么本土化，他做出来的事情已经给你看到了，在英国、美国、印度他都搞惦了。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报纸占了４成份额，在澳洲占了７成份额。在南太平洋一共有200家报纸，而新闻集团就占了130份。在中国的市场上老默很有耐性，他都来了十几年了。”
刘香成笑着说：“我有两个老板，一个是老默，在亚洲他的儿子杰智·默多克是我直接的老板。我觉得杰智有他父亲的那一套东西。”
毫无疑问，昔日的东家时代华纳和今日的默多克都给刘香成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和成长空间，然而，刘香成对默多克个人还是流露出了更多的认可和钦佩。 “时代华纳内部的人才也不错，但是它的董事长和默多克相比是一个很好的懂得资金运作的商人。老默也是这一点，但是优点是，他自己控股，说话能够算数，当然这也有危险的，因为一旦决策不好就可能倾家荡产。但是他懂媒体，所以我觉得他今天空前的位置不是偶然的。我和他谈话，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记者，而且心理还是很年轻。”
从大学毕业就供职于美国主流媒体，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使刘香成眼界开阔、见识非凡，他看到几乎各种各样的好的或不好的记者、编辑，并与之共同工作。默多克给刘香成带来了非凡的感觉，他评价默多克说：“他和自己所有的主编都很谈得来，他和主编的交流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兴趣。”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共同的“知识分子”的趣味，使得刘香成被默多克“挖角”至新闻集团，委以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的重任。 “我觉得我和老默在同走一步路，为了他的事业，我替他工作，但是我自己对中国的媒体也有一种盼望。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现在媒体领域是中国改革最后一个领域，如果自己能在其中有所作为，那种成就感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回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和老默的兴趣走在一起，这是非常理想的。”
刘香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描述了他工作性质的转变: “昨天我是坐在桌子的左边，今天是坐在桌子的右边。”
三、 媒体的核心
刘香成说，作为世界五大媒体集团之一的新闻集团，进入中国绝对不会去打擦边球，因为媒体不会说一天就盈利，媒体是要有持久性的。“你做的事情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一个政策的支持，你怎么能做媒体？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多了，好多人不管不顾就是要做媒体，这个就是不客观了，因为你没有条件。”
“谁可以把中国搞惦？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很难的。默多克刚到中国，由中国对他的非常误解到逐步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然而，刘香成非常清楚，不打擦边球，不等于不推动媒体的本土化。“我不可能从哈佛找一群汉学家来办报纸，我肯定要找最好的本土人才，但是这是很难的。一个是要看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另一个是看你公司的ＤＮＡ。很多公司没有这个ＤＮＡ。我刚才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一点，新闻集团进来，是把资金技术等方式方法带进来。而把一个洋人送到哈佛学十年让他来写一个中国的肥皂剧，他也是无法完成的。这就是媒体的规律。”
面对近两年中国一窝蜂涌起的媒体投资热，刘香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媒体会盈利，就一窝蜂地去办，这是很危险的，就象网站的泡沫一样，这不自觉地反映了我们很多人的文化心态。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很有钱，也有理想，结果一厢情愿地去办报，顶了一年、两年就支持不住了。不是你公司大，是很大的房地产商或者是钢铁厂，就什么都可以做，这是一种误解。你看所有的大的媒体集团，无论是法国的也好，英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都不会在一个市场里突然间去买一大堆的刊物。一定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起。因为媒体本身不是你有资金就可以去做。归根到底，一个刊物的核心是编辑队伍。这不象房地产，从一层盖到100 层，一个平方米就可以变成100平方米，利益可以计算出来。但是做报纸，你今天做头版，比对手好，明天做头版比对手好，但是并不能由此保证你后天还会比对手好，而报纸是365天的生产，这个工作的内涵和工作环境和其它产业非常不一样。”
在刘香成看来，相对于全国几千家报刊，刊号对于很多单位来说已经成为负担，不再是无形资产了。“你做这个刊物，你的理想在哪里，你看得多远，你想做得多大，但是想是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条件去做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人往往比较务实，凡是有利可图就要拚命去做，不管有没有这个条件。结果很多报刊就只有个五千、一万的发行量，作者稿费什么的都很低，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一个刊物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它的主编。最终还是要回到编辑队伍的基本点，这是一个根本逃不开的问题。然而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
刘香成笑着问：“如果《纽约时报》能作价卖的话，值多少钱？它值钱的不是电脑和硬件，而一定是说，‘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编辑队伍，我的报纸有百年的历史。’这个东西是累计下来的。中国现在正面临一个最有意思的时代。我相信中国人只要把观念扭转过来，媒体的变化会是很让人吃惊的。观念扭转的核心有两方面，一个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往往是想着别做太大，另一个则是老板的资金问题。你会听说某某公司拿出多少千万要办10份报纸，这又是用一种很不好的观念来经营媒体。能把既懂内容又懂经营的两种人合在一起，这样的人我只见过一个，就是默多克，他彻底懂内容和报纸的关系在哪里，他知道谁可以当好的主编，谁不可以。比如一个字值多少钱，只有很懂内容的人，才能作这个判断。”
财富，永远是媒体追逐的话题，然而，当其它行业的打工皇帝风起云涌般在财富榜上一露峥嵘的时候，中国报刊的灵魂——主编们的收入却无法望其项背。是缺乏人才，还是观念使然？
刘香成沉思着说：“每个行业，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做盘的概念，新中国普民教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是事实，而且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也存在。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报刊发行量这么小？一个真正发展起来的国家，比如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每日发行1600万份，而它的人口却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如果说中国有一天一份报纸的发行量是 5000万份的话，你说主编年薪是40万我都不会相信，可能他的薪水要在这个数字上翻上十倍百倍才可以匹配。”
四、 纯正
人总是希望每一个东西都特别纯正。
刘香成的笑容很纯正，却常常使人迷惑。他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因为他吃饭的时候很挑剔，西餐应该是怎样的，中餐应该是怎样的，他心中有很多的准则。他会要求每件事情达到这个境界。
“我什么菜都喜欢吃，意大利菜、法国菜、泰国菜、越南菜、中国菜都可以，我去过的地方太多。我不能说我只喜欢哪个地方的口味，但是我会要求味道纯粹。”用入乡随俗来描述刘香成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心中有着自己恒定的原则和品位。关于他，更准确的概括应该是入乡求品。“我的品位，我的家，在北京就是北京的特色，北京的味道。这个对我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豪华别墅的话，在国外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北京的风格和特色却不在别墅之中。做事情的快乐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如生活一样，并不是给别人看的。这样，你就会快乐。” ¶ 3:25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