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港督的奥运贡献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年8月8日 星期五

1989年，时任第27届港督的卫奕信（David Wilson, 1987-1992在任），提出香港要建一个新机场，需动用1270亿（最终耗资1550亿）港元。那时，香港建于1925年的启德机场，又狭小又位于闹市中间，驾驶员把从这个机场的升降称为全球最惊险的特技训练，一出大事故，周围上百栋高楼里的居民都遭殃；纵然不出大事故，平时的噪音扰民也很严重。同时，港府估计今后亚太地区航空业务将占全球的一半, 而全球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距离香港5小时的航程以内，因此建造新机场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太主要航空中心的地位。此外，1989年6月中国那场以悲剧而告终的政治风波后，香港及周边地区对中港前景持悲观态度者多多，港府也想通过建设新机场来刺激人心和景气，提供多一些的就业机会。

位于赤腊角的香港新机场，于1990年筹划，1992年动工兴建，到1998年7月6日完工投入运作, 八年有成。然而该工程从头开始就政治摩擦不断，因为那几年正是香港处于主权由英国转中国的过渡期。英国在1997 年7月1日撤离香港前要建这个大工程，被中方怀疑有大政治“阴谋”在后面，其主要动机是要把港府的财政“掏空”，留下巨额债务，拖垮九七以后的香港特区政府，以“抹黑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有了这个政治挂帅的判断和“粉碎敌人阴谋”的高度阶级斗争觉悟，有关建设新机场的经济理性论证就被中国对英谈判的高官忽视不顾。中方高官严正警告英治港府：他们不能在国际上为机场融资；港府在1997年7月1日必须有250亿港元的财政节余；机场的兴建未得到中方同意，建成后若升降的飞机需绕经中国内地的领空，也绝不会被允许。

可是英方挺执着，非要把机场建成不可，没有那种“咱们马上就走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吗吃力不讨好”的衰样。英国首相访华、伦敦特使赴京、反复交涉沟通，机场方案最后取得中方初步谅解。

1992年后，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1992-1997在任）对新机场建设费用的审批受到更多非议，因为他还推动政改和普选，被中方高官斥责为“千古罪人”，中方宣传乃至于用 “政治娼妓”来辱骂他。而彭定康对所有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谩骂显得毫不在乎，日后他以具英国特色的幽默答记者：“在我的从政生涯里，别人给我取过很多的绰号或骂名。我们英文有句谚语——石块和砖头会把你的骨头砸断，但绰号却伤不到你。我发现在我担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及之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就从未（用骂人话）那样形容过我。”

彭定康力辩启德机场已不胜负荷，位于市区易生事故，所以新机场的建设刻不容缓，他形容建成后的新机场可以媲美“埃及艳后的嫁妆”，意思是令周围的国家和地区羡慕不已。实践是检验经济规划优劣的标准。目前香港新机场已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运作的第一年就运载了3500万旅客和300万吨货物。 2007年的客运量达到4780万人，货运量370万吨。设计目标是若干年后增至每年客运8700万人次和货运900万吨。它的航班连接全球150个以上的航站，并通往中国内地数十个大中城市。特别可称道的是，香港新机场至少可应付未来50年的发展需要，因此客运大楼的天花板由139个组件组合而成，以备需要时随时改组扩建。这与中国内地众多公共工程刚建成又返工、道路每一两年就拓宽一次、前任书记盖楼后任书记炸楼的“长官意志项目”，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并无证据表明英国治港高官在机场项目背后有险恶的大阴谋。他们要在撤离香港前留下全球瞩目的新机场，确有殖民主义帝国的虚荣心，也有给英国公司提供生意机会的考虑。但至今没有看到他们从中捞取了非法的个人利益，没犯“59岁贪腐症”，在退休前狠捞一把；他们也没有搞豆腐渣工程的嫌疑。他们撤离时，港府的财政节余是3000亿港元而不是250 亿。所以后来彭定康在回答记者时说：“社会上永远有一些人，总会把对方想得最糟糕。我想有些人以为英国会把（港府）所有的钱带走，在离开之前让香港破产。”这并不是说英国人天然高尚，而是英国开创的法治制衡有效。

香港新机场的建设打破了多项工程世界的纪录，作为最年轻、也是亚洲唯一中选的建筑，它被评为“20世纪全球十大建筑”之一。这项工程克服了庞大复杂的后勤、技术与政治障碍，而综合效果非常优越。

你知道香港新机场多优越吗？它在建成启用的迄今十年间，七次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它就是北京奥运会最重要的配套工程之一的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简称 T3）的蓝本。任何亲身体验过香港国际机场的旅客，使用首都机场T3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其设计、功能、设施、标记、内部结构，乃是香港国际机场的翻版，二者的方案均出自英国建筑大师诺曼 • 福斯特爵士之手。作为家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北京的频繁旅客，我本人看到香港机场能够为首都机场的奥运扩建工程提供蓝本和经验，真感到欣慰。

2008年2月底，“奥运官方网站”和多家中国媒体兴奋地报道：经过45个月的建设，首都机场T3建成并启用。“为即将迎来奥运盛会的古都北京，开启了一个通向世界的新国门。”T3工程大大缓解了首都机场超负荷运行的状况，航班起降能力从每天1000个航班提升至1700个，年旅客吞吐能力将从 3600万人次提升到7600万人次，最新一代大型客机也能在新跑道起降。

中国大媒体津津乐道列数T3集纳的多项一流技术，使首都机场一步跨入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机场行列，其中捷运系统、行李高速传输系统、单灯引导系统都是在内地机场首次采用。中国记者特别以喜悦的笔调描述，T3的服务设施周到，让旅客感受到首都机场的人文关怀，人性化功能随处可见，让残疾人通行无阻。在功能设计上，也考虑到弱势群体及特殊旅客的需要。飞行的旅客会因气温的显著变化换装，航站楼内特设了更衣室，梳妆台、镜子、桌台、座椅、挂钩一应俱全。更衣室宽大，即使身材丰满、带很多行李的旅客也能行动自如。大部分洗手间的旁侧还设有母婴室，提供了给婴儿换尿布、喂奶的私密空间。玩具、动画片一应俱全的儿童活动区，使枯燥的等待变成孩子的快乐时光。环保设计的吸烟室告别了烟雾缭绕的环境，设有专门的臭氧机，当旅客在吧台吸烟时，吐出的烟雾不等升腾飘散，就会被臭氧机吸纳进去，让吸烟者也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所有厕所旁都设有残疾人专用厕所，除了可供残疾人如厕外，宽敞的空间还可供残疾人在里面更衣休息，避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隐私。所有的电动滚梯旁均有透明的无障碍观光电梯，供有需求的残疾人使用。所有的值机和安检通道都设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柜台，其高宽度可满足坐轮椅者的需求。

呀，简直太棒了！所以T3一启用，就吸引了众多游客的赞叹眼光和摄影器材。唯一被中国官方媒体省略不提的，就是它乃是香港新机场的拷贝。

我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个工程技术的故事，而是“发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领域里经常讨论的institutional learning（制度性学习）的问题，即现代化的后来者如何通过向成功的先行者学习，以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回顾从香港新机场建设到首都机场T3建设的近二十年历史，我再次深感，经济规划决策过程中的理性主义、国际视野、专业标准，是保证大型公共建设项目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远瞻性的关键制度环节。假如当年香港新机场的规划由于中方出于政治原因的反对而夭折，香港今天就不会享有空运和旅游的许多优势。北京为着2008奥运会须进行的机场扩建，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快速顺利——首都机场 T3工程毕竟是在香港机场十几年成功经验的前提下所作的聪明移植，其风险和代价大大降低，而效果日见显著。2008年6月底和7月中，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分别视察T3，给予表扬鼓励。中国官方媒体宣称，北京奥运会期间，扩建的首都机场将迎来80万旅客、近百位外国元首和政要、1万多名运动员、3千多名记者。好不风光！

笔者顺便建议，以后中国人写1997年前后的那段历史，不要对最后两任的香港总督全盘否定。最好在如实记录当年如何因为政治缘故谩骂他们的同时，也如实记录他们力排众议规划建成了世界一流的香港新机场，为首都机场扩建树立好榜样，从而间接地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作了贡献。若是如此，便向世人证明了，咱们中国人有时侯也能够尊重历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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