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金改变老亚洲?
FT中文网财经编辑何禹欣、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艾冰梅
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开始名为“暖春之旅”的日本访问前一天,中日韩与东盟10国在西班牙宣布了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计划。根据声明,这一总额为800亿美元的基金,80%将出自中日韩三国,其余则由东盟国家分担。中国官方媒体将这只基金比作“亚洲IMF”,称其将在爆发金融危机时维持地区货币稳定,减少区内各国对IMF的依赖。
这只新基金的问世颇有些出人意料。国际金融公司资深投资官员李耀博士对FT中文网表示,类似方案已经讨论了多年,在此刻成行“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政治原因”。中韩日三国—— 尤其是中日之间,抛开了往日在地区事务上存在的众多争端,不仅在区域金融合作上达成了共识,还起到了明显的牵头作用。经济学人集团中国首席代表许思涛相信,“中日关系现在发生了突破性的改善”。
不少观察人士相信,这个基金蕴含的意义非凡。法国巴黎百富勤中国总经济师陈兴动表示,在此基础上亚洲整个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得到“重新设计”。而前亚洲开发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虽然还落后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程度,目前亚洲内部的合作进程正在加速。
“不要低估亚洲国家合作的潜力和合作的意愿,以及合作的效果”,汤敏说,“现在的亚洲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这只外汇储备基金预示着一个新亚洲的出现吗?还是只不过一个时政的产物?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要理解这只基金,首先需要懂得日本。
日本十年AMF梦某种程度上,中日关系是理解这只被称为“亚洲IMF”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关键。长久以来,建立亚洲的货币基金(AMF)便是日本矢志不渝的愿望。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便挑头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想法,目的是避免金融危机蔓延以至扩大化。但这个方案遭到美国否决。随后,日本又提出了成立亚洲债券基金,也是唱和者寡。终于在2000年,这个方案演化为东盟10国与中日韩之间的一个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由签署了双边协议的国家之间互相提供短期资金支持,以化解流动性危情。
然而在亚洲的现实下,以“双边互助”为特征的清迈协议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最重要的一个障碍在于,亚洲国家之间的差别很大。2007年,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而印尼的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美元——要在落差如此悬殊的国家之间实现资金互助,并不现实。
另一个现实是中国的实力和态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的经济规模与今日尚有较大差距,要在地区经济事务扮演主角仍需时日。199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约1399亿美元,还不到2007年底1.53万亿美元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素来冷淡的中日关系也对日本推进亚洲货币基金的毫无助益。
但日本从来没有放弃AMF的想法。谢国忠认为,随着国际贸易地位相对下降,日本希望在金融领域有所作为。考虑到国际大金融机构集中于欧美,要在金融领域发挥影响力,东亚是日本更实际的选择。据悉,日本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一直有专人负责推动AMF计划。
“世界上有很多事是不好理解的”,谢国忠说,“但是十年前做了决定,日本会一直推进”。
中日各取所需自1998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10年来首次出访日本,带给了日本一个推进AMF计划的契机。“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都想成为亚洲的领导”,李耀说,“这次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反映出中日之间已经达成力量的一种均衡,谁不能忽视谁,谁也不能排挤谁,只有互信互利最后才能双赢”。
陈兴动指出,福田政府现在只有20%的支持率是中日关系升温的一个大背景。福田政府希望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提升政府的支持度。“在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国明显处在主动地位”,陈兴动说。
但从日本来看,改善自己与亚洲主要对手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经济因素。作为出口导向大国,近年来日本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高盛在一份去年中发表的报告指出,“日本在美国进出口中的贸易份额急剧缩小,而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份额却仍在明显增加”。
根据高盛的数据,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日本进出口总额中占到27.5%,2007年中却滑落到16.5%——而同期中国占日本贸易的比例却从3.5%上升到 17.7%,一举超过了美国(参见图:美国对日贸易下降,而亚洲权重上升)。与之相应,过去十多年来日本对亚洲的销售始终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与本国和对美欧销售平缓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参见图:日本企业在亚洲本地销售高速增长)。
专家们普遍同意,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是中日韩能够在区域金融实现合作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一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总额为800亿美元,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新增外汇储备便已经接近1600亿美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再三强调说,这个钱中国即出得起,又必须要出。 “价值在于地区发展、在于稳定”,陈凤英说,“地区大国就应该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这是一个责任问题”。
“这次在日本签署的第四个中日文件,确认了亚洲以中日为主导,一个中日主导的亚洲已经出现了。”陈兴东表示,最近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在法国、英国、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很大的一个启示是要想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很难一步跨越。中国需要从亚洲地区开始,先在地区性发挥领导作用。“中国走出这个战略是很高明的一招。”
“对抗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一方面,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无疑将挑战IMF的区域地位。前亚洲开发行经济学家汤敏认为,无论在及时性和数量上,新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都将优于IMF。而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行,其贷款都需要遵照严格的制度、较长的程序。此外,这些既有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欧美,“而这个(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将由亚洲人自己决定,因为是自己的钱”。李耀则指出,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到底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尽管如此,“地区性合作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
另一方面,在亚洲诸国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监控体制之前,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完全独立于IMF运作存在很大的风险。事实上,正是因为区域机制不完善,清迈协议之下大部分救助资金的启动需要与IMF条件性贷款挂钩。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高海红认为,如果不尽快建立类似IMF的监控机制,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就只是一个形式。“有了钱是不够的,真正出事的时候得知道钱应该怎么用”,高海红说。
也有学者对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意义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谢国忠认为,和十年前相反,今天的亚洲并不存在美元不足的风险,而是普遍面临美元储备过剩的难题。如果美国从下半年开始加息,会出现美元流出亚洲的情况——由于对亚洲外汇储备基数过高,这样的回流并不会带来美元短缺之虞。“(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对日本官僚来说是个成就,但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谢说。
在2007年5月,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Nouriel Roubini便撰文指出,97-98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固定汇率制和对金融市场薄弱的管制,而亚洲今天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却是为了防止货币升值累积了过多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剩造成了过度的货币和信贷增长,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泡沫,和对净出口与美国经济增长过分的依赖。“这最终将导致一场新的、不一样的金融危机”,Roubini认为,“而亚洲却正在对抗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
(高原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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