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真相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捩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2001年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海内外出版了很多关於这一事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就已出版了23种；另外还有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谈话。但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中国大陆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台湾定他为“历史罪人”（解除党禁报禁後，台湾已有不同声音）。

　　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七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日本侵占东三省，张学良为什麽不抵抗？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张学良为什麽发动兵谏？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麽後果？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第一，张学良为什麽在东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张学良被软禁50多年後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刘宾雁等八个东北人在纽约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150多分钟的聚谈中，张学良有意无意地解释了很多问题。

　　对於日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予抵抗，世间广泛流传是因为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我问张学良“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藉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後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後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於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後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後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渖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於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後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後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後”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於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於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後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史学家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

　　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东北失守之後，蒋介石为什麽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後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麽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後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後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於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淫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後患无穷（後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gong，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於有了眉目，他怎麽让它gong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 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後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蒋介石为什麽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九一八”之後，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於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占领东三省後，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後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於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後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後一寸土，最後一个人。这也是後来他为什麽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後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张学良为什麽发动兵谏？

　　热河失守後，全国舆论沸腾，责駡政府无能、不抗日。据大陆作家王朝柱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书（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张学良秘书王卓然当年的日记，热河失守後，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蒋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沉；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失守┅┅这次热河失守，我更是责无旁贷。愿引咎辞职。”随後张学良下野，去欧洲“考察”。

　　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据1996年6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刊》发表的刘永路整理张学思档案发现的材料，918後张学思的内衣曾被同学用墨汁涂写“不抵抗将军之弟”，张学思感到羞辱难忍，闯进张学良所在的北平顺承王府，拿著那件内衣，面责大哥为什麽不抗日。本来是张、蒋的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後责任落在张学良一个人身上。张学良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但在这种情况下，从欧洲考察回来後，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攻打红军。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蒋介石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学良疑心，蒋可能在一箭双雕：剿匪成了，红军被消灭；不成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蒋的中央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後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准，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准；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後来看到蒋的日记醒悟，说明原来他并不了解蒋不仅要抗日，有周密国防计划，而且还要重用他）。

　　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事变之後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据中国大陆新公布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而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

　　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当时东北军有近20万部队，西北军3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2万红军，这支25万人的“西北联军”是蒋介石难以对付的。因此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给西安的“西安事变60周年研讨会”论文中就置疑说，“张学良事先真的仍准备一旦蒋答应终止内战一同抗日就会将蒋释放？从今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画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全世界哪有这麽个军事升级法的）。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他描述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样的知识水准，这麽大的军权，又加上这样的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麽後果？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於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後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gong臣』。”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麽关键是人们怎麽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後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後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後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後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於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於尽。

　　“战事既开之後，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後，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於整个抗战过程。

　　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於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後怎麽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麽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麽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

　　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者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楣』┅┅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6年12月29日）

　　但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档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产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後，张学良“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事援助。”这位在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

　　但完全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苏联竟闻讯大怒，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已证实的史料是，事发第四天，苏共给陕北发去电报，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中国大陆公布的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毛泽东们本已准备在延安搭台子公审蒋介石，但迫於苏共压力，只得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最後释放蒋，也是在众叛亲离，除了杨虎城之外没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选择。

　　在纽约那次聚谈时，当提到周恩来，张学良仍夸周是“大政治家”，“说话简洁，反应迅速，非常机敏。我们在一起谈事情，三言两语就能谈清楚。”但他也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後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其实关键不是周“头头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张学良“头头无道”是“小土匪头”，别人怎麽说，他就随著往哪边走，全无自己头脑。张学良在聚谈时也承认，他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氊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於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

　　西安事变後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

　　东北不抵抗是蒋、张共识，由张一个人担负“不抵抗将军”污名，蒋不但不予安慰，还派悲壮地唱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军去剿共，损兵折将又不补充，怎能不让张学良生疑、不满。张学良几次向蒋提出抗日，蒋从不透露他的长远抗战计划（不告诉别人，起码该告诉一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吧），还像对儿女一样训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给我好好读书！”当手下特务告知西安可能有变让蒋尽快离开时，蒋竟自信满满地说“他敢！”连宋美龄後来都批评丈夫“不知安抚，刺激生变”。

　　而且蒋介石既然认为张学良“误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後竟愚蠢地遵守在枪口下同意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口头承诺（没有文字），承认红军为国民政府部队，授予番号，颁发军饷，宁可大事被误。在他明确认定共产党是“匪”的情况下，再按被匪枪口威逼之下的承诺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称赞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说张学良是“二百五”，那麽蒋介石这种刚愎自用、同样“大事糊涂”就是“二百六”，这样的正、副司令主导下的国民党怎麽可能不丢失大陆？

　　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後，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张学良就获特赦，随後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府高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於国民政府之法律、於中国文化之伦理、於长官下属关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

　　但蒋介石为人话诟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後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如果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触犯法律构成死罪或终生坐监罪，应该当时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不应以家法代替国法，视法律为儿戏。

　　有人替蒋介石辩护说，当时如果释放张学良，他和东北军就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力量；而在去了台湾之後给张学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样寻机投共，成为攻击和统战台湾的力量。但这些辩护仍是侧重策略层面，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且都是以假设的可能来剥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已无罪的人的自由。

　　蒋介石处置杨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後，不予审判，长期关押，最後撤离大陆时在狱中把杨虎城和他的幼儿杨拯中处决。而且杨的秘书宋绮云全家也是关押多年後被处决，即使宋的孩子（大陆《红岩》一书中“小萝卜头”的原型）也被杀死。如果说杨及秘书是共产党人该处决（也应通过法律审判），但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有什麽罪？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种“满门抄斩”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张学良接著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夏威夷定居後，北京政府多次捎话邀请他回中国大陆看看。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透露说，他在台湾的一个侄女去中国，曾见到张学良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吕正操，吕捎话邀请张学良回中国大陆探亲访友。吕曾担任中共将领和铁道部长，文革中，吕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起被打成“东北帮”首领关在一起。吕对张学良的侄女说，当时他为保命过关，什麽都交待，让承认什麽就承认什麽；但张学思拒不认罪，反而高呼冤枉，结果遭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後因斥駡红卫兵被活活打死。

　　张学良还透露说，在北京办亚运会时，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特地邀请他在台湾的那个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坐在贵宾席。会後杨尚昆亲自接见了他的侄女，并捎话给张学良，只要他愿回北京看看，他可派专机到台北接他。

　　张学良在透露这些内情後说：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争执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却，只当一个普通的小小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槛，不再有任何采访，求闲云之清静，达野鹤之超脱。因此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号是“闲云野鹤”。

　　张学良的老同学吕正操後来还专程飞来纽约，面劝张学良回中国大陆，但张仍是至死也没有回去他曾说过“想极了”的家乡，而死在海外。

　　张学良为什麽选择不回去？从纽约聚谈的印象，以及张学良的其他谈话可以感到，张学良对当年那种劫持蒋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说自己“鲁莽冲动”即是委婉表达後悔之意。在纽约时还明确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产党感激的正是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得以幸存最後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中国大陆，共产党当他的面捧他为“大gong臣”，他会很尴尬；但如果他真实道来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与其双方尴尬，不如暂时避开，这可能就是张学良一再说等政治不再纠缠时再回中国大陆的真实心理。但中国人的事情，什麽时候会没有政治纠缠呢？

　　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张学良侧写》作者郭冠英说，“张学良这个人，大陆把他捧得太高，台湾又把他贬得太低。”台湾把张学良贬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最後坐大。但没有西安事变，是否共产党一定在中国消失？从蒋介石的刚愎自用，独裁本性，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很难下这种绝对判断。

　　但大陆把张学良捧为“抗日民族英雄”则完全是从政治而不是事实出发。因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国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对中国人、中华民族，都有害而无利。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国。

　　张学良是“假英雄”

　　当然，以张学良的学识和认知能力，当时他完全没有可能预见到共产党後来会建立那样残忍、专制的政权，不要说张学良这样没有什麽知识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们，不是也有很多都选择追随共产党了吗？

　　关键的是今天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对当年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幸存对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责任的认识。虽然不能说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就是由於西安事变，但毕竟它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而在中共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害和饥饿丧生。但张学良对这些都无动於衷，更无任何忏悔表示。

　　1994年张学良在接受陆铿采访时还斩钉截铁地说，对於西安事变“我愿负全部责任，而且从不後悔。”（香港《百姓》半月刊1994年5月1日）

　　在纽约聚谈那次，张学良仍表示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错的，他的联共抗日才是对的。如果蒋当年没有采纳张的意见，张以自己的政见没有得到机会实行而批蒋还有逻辑可言；但事实是蒋已被迫实行了张的主张，联了共也抗了日，结果不仅红军幸存，共产党还最後坐大，至今涂炭大陆生灵。张从哪里得出他的“联共抗日”是对的结论呢？他总不至於希望见到共产党坐大吧？但这就是张学良的“可爱之处”， 一生“大事糊涂”，糊涂死了！因此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陆铿撰文说张学良“对得起中国，对不起自己”。但事实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没有谁比张学良更对不起中国了！

　　张学良是“假将军”

　　自张学良继承父业，就被称为“少帅”。中国方块字这种象形联想，使人想到英姿勃发、统帅千军万马打胜仗的将军。但事实上张学良是个“假将军”。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认，“918之前他又打毒针又好女色，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坏透了。”

　　这个公子哥是因父亲被暗杀而获掌东北军权的。他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他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他指挥热河保卫战“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他每天总要打上百支毒剂；而这种毒剂，假如给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10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场┅┅有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竟把下达的军令公文随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发出去。他自己说，当时散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他连其位置都搞不清楚，还谈什麽指挥作战！”（毕万富：“从新发现的史料谈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四之二，美国《世界日报》1996年1月16日）

　　美国《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後刊发的长篇英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於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义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

　　张学良是“假基督徒”

　　1955年，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劝导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实他是个“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忏悔，但张学良对做过的错事却从无真正的忏悔。

　　多次采访过张学良的郭冠英说：“其实张学良从未忏悔，他当然不好大声说他做对了，他只好说『做了就做了，没什麽忏悔的问题』┅┅”（引文同上）

　　在纽约聚谈中，当《东方新闻报》主编李勇提到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丧生数量远超过抗日战争时，张学良的回答竟是，“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当我提到刚过去不久的“六四”屠杀时，张学良竟说，“电视我没看，对这事不太清楚。┅┅什麽事不能只听一方的。”对“六四”这个世界已经定论的事情，张学良竟是这样的看法，天底下哪有这种没心、没肺、没灵魂的基督徒？

　　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半个多世纪，固然是违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无数因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国民党人相比，张学良实在是过著潇洒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仅不需要像黄维、杜聿明们那样去做体力劳动、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没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担忧，在软禁的头三年里还有一妻一妾轮流陪伴（如果不是由於夫人於凤至因病赴美的话，这种日子大概起码可以维持到张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在张学良平静的日子里，即使他从未思考过其他中国人的命运，他是否想过有多少国民党将领、士兵的家庭被台湾海峡隔了半个世纪，撑过各种磨难熬过来的幸存者们，重逢相见的时候已是面目皆非了。而他的赵四小姐，虽然青春不再，但仍然是那个在身边照料左右、那个熟悉的她。

　　即使张学良全然不在意其他留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人的命运，他怎麽也应该记起他的亲弟弟吧？我想起在78或79年的时候在中国曾读到过一篇回忆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思的文章，文中说，张学思在文革中被关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念东北食物，希望狱方能给他吃一点东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这麽一点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临死的时候也被拒绝了。

　　张学良说“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不知这该杀的人里面，包不包括张学思？如果他对八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没有感觉的话，对自己的亲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并被活活打死也毫无感觉吗？

　　在张学良所谓“传奇”的一生里，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和关注的。但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麽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竟是：“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原来赵四（不是三陪小姐）只不过是个“专陪小姐”而已。

　　这还不够，他还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

　　据最近台湾《中国时报》电子版“张学良和他的四个女人”一文，这四个女人是：他的母亲、蒋夫人宋美龄、於凤至和赵一荻。明显地，那个“在纽约的女人”指宋美龄。像张学良这种无知、鲁莽、玩腻了“小姐”的土匪头子，崇拜受过美国教育、又表现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龄倒不足为奇；但蒋夫人是否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关照”张学良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张学良首次来美国在纽约呆了几个月，连我们这种毫不沾边的小老乡都见了，怎麽就没有媒体报导说他见了一直住在纽约、近在咫尺的宋美龄呢？应该不是他不想见“最爱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後宋美龄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

　　陆铿曾对我说，赵一荻告诉他：她感谢蒋先生，因为没有蒋先生的“管束”，张学良的身体早被“掏””了。张学良即使到了晚年，仍是“性”趣盎然，逢人就炫耀他的好性本色。

　　男人好色是天性，既不是奇闻，更不是英雄之举。但跟到处炫耀好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当然张学良也有情可原，他活到一百岁，除了好色，没有任何其他值得炫耀的东西）。没想到陪伴了张学良73个年头（其中35年没名份）的赵一荻女士竟这麽可怜，他从张学良那里得到的评价只不过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辈子，最後人家最爱的还是别的女人。

　　张学良在晚年热衷什麽？1994年2月一群华人在夏威夷同张学良聚会时，张自我总结说：“我已经93岁了，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这就是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全然一个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气、最糊涂、最没灵魂的那种。从1936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推麻将中推掉了，活到超过一百岁，什麽人生道理也没活明白，真是白活了！

　　惟有那首张学良给无数人题了无数遍的打油诗，倒可能是他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画像：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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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藤：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 作者：田磊
（摘自《南风窗》）

在北京的地铁里，津津有味地看《人民日报》，被中国乘客围观取笑。
在日本伊豆海边的家里看中国的新闻联播，用中文发微博，跟一群中国青年辩论。

不断地到中国各个大学演讲，像明星一样被中国学生追捧，当然，偶尔也会被怒骂……

自从8年前来到中国，生于1984年的加藤嘉一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如今，他已是个在日本和中国都小有名气的作家，写了10几本书，要么跟中国人谈日本，要么跟日本人论中国，在日本和中国的主流媒体上都开有专栏，各种各样的演讲、电视片约不断。

2011年底，在北京的一间咖啡馆见到加藤嘉一时，他说，他打算离开中国了，呆了8年，中国太热闹，他则有些疲倦，但不管将来以什么身份，站在什么角度，对中国的观察，用中文进行的表达都不会中断。他也不讳言，这些观察根本目的还是要为日本服务。

与日中关系有关的各种数字清晰地存储在这个27岁的日本青年脑子里：在中国有2.5万家以上日本企业，雇佣了1500万的中国员工；日本是靠通商立国，外贸总额中有25%是与中国大陆发生的，如果计算口径是大中华的话，则超过35%……任何时候提起来这些，他都如数家珍。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日本青年的8年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其中有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有这个爱读书、喜思考的日本青年作为旁观者冷静而有价值的判断。

日本人

在中国一所大学演讲时，一个学生向加藤嘉一提问，如果将来中日必有一战，你会怎么办？他只回答了5个字：我是日本人。虽然他写了一本书 《爱国贼》，批判那些成天把爱国主义挂嘴上的民族主义者，但在跟记者的聊天中，加藤嘉一自己爱国者的形象比他书里那些还要鲜明，当然他爱的是日本。

加藤嘉一说，在来中国之前，他并不是这样的。“我在日本时，是很讨厌日本的，就像今天很多中国人一样，好像很讨厌自己的国家。日本太封闭了，压抑个性、排斥个体。”而他从小就是个另类而个性突出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年功序列的社会，你能说什么，做什么，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你的实力，而取决于你的年龄和阶层。年轻人要闭嘴，装不知 道，装没听到，这对于一个生于日本乡下穷苦家庭、偏偏又个性突出、学业优异的青年来说，无疑是痛苦不堪的。所以，刚来中国的几年，加藤嘉一都带着一种向日 本社会复仇的心理。

“我就是特别想逃离那个社会来到中国，刚开始觉得很爽，这个地方很大，大家都一样。后来我被舆论战卷进去，人家骂日本不好我就很不高兴， 我开始疑惑，我原来不是很讨厌日本的吗？不是想复仇的吗？怎么人家说日本不好就讨厌他们了，喜欢日本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爱国者。”

加藤嘉一爱国的方式就是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他认真地学习中文，努力去跟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农民工和失学儿童家庭交流，任何机会他都不想放过。

“观察中国是个爱国行为，我必须得做，当然这也可以给我带来饭碗。”加藤嘉一比大多数日本人都清楚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日本这个社会已经和中国的人才、资源、资金等等分不开了，就连百元店里的商品都跟中国脱不了干系。

他是个善于经营的人，他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日本都在着急，着急找到一批能够告诉日本人中国国内正发生什么的人，这些人是被中国主流社会比较认可的，能用对方的语言去沟通，又能把观察和见闻转换成日本人能听懂的语言的，这样一批人其实在今天中日之间非常缺乏。

“今天日本舆论市场对中国有极大的饥饿感。”加藤说，他是一个另类，如果正常来算，27的年龄在日本社会，还在拎包的阶段，要想做什么评论员，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至少要等20年。

但是，现在回到日本，那些只有老资格的媒体人才有机会写的主流杂志居然也会向他约稿，电视台居然也会把他叫去跟那些老先生一起评论一些事情。这些都是他之前从未敢想过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买他的账。在网络上，骂他的日本人似乎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少。“说到底，很多骂我的人，就是看不惯中国，人家是个红色国家，可我们的生活又离不开它。很多日本人接受不了这种状态，所以把情绪向我发泄。”加藤嘉一如此解释日本人的心态。

在中国呆了这么多年，远距离观察日本，这种错位感反倒让加藤嘉一对他的祖国有了更多理解。很多他之前厌恶的事情也都找到了解释。比如，以 前他会痛恨日本权贵阶层的勾结，痛恨社会的灰色地带，但现在他认为，日本说到底是个非西方国家，法律、选举、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都只不过是统治的工具 而已，背后支撑整个社会发展的理念或者信仰体系还是基于儒家的一种高度的集体自治。他变得尊重灰色地带，虽然它会造成一些勾结，但东方文明就是如此。

中国观

加藤嘉一2003年来到中国时，正好赶上“非典”爆发，中国到处乱糟糟的时候。这让他兴奋无比，与刻板沉闷的日本相比，中国好像是一个学 习的宝库、新闻的天堂。8年下来，关于中国的书他写了一本又一本，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到细枝末节的候车排队、饭桌文化等等，他的好奇感一日也没有消 退过，从日本式的思维来观察中国，他总能写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的中文读者越来越多。

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加藤嘉一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但他对自己的中国观察倒是很自信。在他的眼里，今天中国最大的问 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现在媒体稍微正常一点了，至少起到把老百姓的心声，对公权力的诉求多元化地表达出来了，能够给公权力一 定的压力。”加藤嘉一说，在他看来，过去8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执政党的安全感在不断弱化，它在人民面前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低调，中国政治至少在表面上越 来越正常。

很多中国外部的观察家都普遍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幸运是碰上了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否则早就被边缘化了。加 藤嘉一也不例外，在他看来，有了全球化以及互联网，全世界都很方便地在围观中国，尤其是围观中国的执政党，这对于约束权力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不过，他更 能看到，中国现在大部分权力的挑战者同样非常不健康，完全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这应该是中国人要警惕的苗头。

由于经常要跟中国的学者和记者群体打交道，加藤嘉一对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分裂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感受：中国似乎什么事情上都要分出个 左右来，两边的立场分歧大到让人吃惊，但往往他们各自的立场又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是脱节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有的时候好像纠缠不清，但 又好像没什么关系似的，整个社会完全看不出一种正常的逻辑关系。

“这可能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表面上看好像非常有效和紧凑，但实际上大家各想各的，各忙各的。”加藤嘉一说，在日本也有左右派，比 如，当面临中国发展航母等问题时，《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的立场肯定不一样，但是不可能不一样到中国的左右派之间分歧的那种程度。

那已经不是不同，而 是一种分裂和不沟通。

中日之间

2011年，加藤嘉一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他的“走进中国100所高校”计划，很多人不明白一直热衷于中国政治的他，怎么突然对中国大学 生的谋生状态有了这么浓厚的兴趣。在加藤嘉一看来，大学生的问题才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他们是展望中国未来的一面镜子，中国现在的政权是政绩导向型的， 而不是依靠程序，只要保证岗位，保证社会稳定，中国人就可以忍受，沉默的大多数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公民。但是，当下一代也就是80后90后一代走上政坛，成 为社会、商业精英时，事情也许完全就不一样了。

在加藤嘉一的想象中，那时的中国会变得非常可怕。他认为，这些都是日本人应该提前认识到的。对于中国的80后，也就是他的同龄人，加藤嘉一一方面认为他们的聪明才智、沟通能力、分析能力、逻辑能力等方面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他们的竞争力非常强，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但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环境使他们在强大的同时既功利又脆弱。

他在大学演讲时，经常会做一些随机调查以观察今天中国80后90后的生存状态，“他们很多人想逃课就逃课，想移民就移民。想走就走，想留 就留，在这么一个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世界，非常不符合现代化的社会群体关系。”加藤嘉一说，在个体上，日本人远比不上中国人，但中国年轻人“我”的意识 太强，“我们”的意识太弱。

这个几百年来几乎已经形成固定印象的中日差异，在加藤嘉一的观察中，依然没有丝毫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不过， 对加藤嘉一来说，他的担心更多依旧是日本式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经济下滑，社会矛盾爆发，在错综复杂的压力下，这一代人，很可能会把不满情绪投向海 外。”所以，他最近又在写一本书《当80后统治中国》。

在加藤嘉一的心目中，对中国社会种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思考，除了作为谋生手段之外，都还是为了回到日本。他在中国呆的时间越久越清楚，在中国的舆论当中，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人不等于外国人。

现在，他越来越担心自己没有办法顺利地“回归”日本。因为一般日本老百姓对中国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至少30年前。“很多人认为我整天给红色 帝国的媒体写文章，一定是在歌颂中国，歌颂毛泽东什么的。”在中国呆了8年多，加藤嘉一自认为已经能够把握好尺度，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该说什么，不 该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心里都有谱。他会时常告诫自己，一旦失控，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可能失去任何地位。

所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分别面对日本人和中国人时，加藤嘉一往往会有不一样的表达。他说自己写作时有四个轴：第一，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能 违背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作为日本人的尊严；第二，这里是中国，我得生存，我不能越位，即使因此被日本右翼势力痛骂，我都不会妥协，我肯定会遵守这里的地形； 第三，我的言论要对中国决策层、知识界有说服力，不能简单迎合大众；第四，我的文章要被大众所接受、喜爱，对他们也有说服力。

加藤嘉一说，每写一篇文章，他都经过了复杂的感性和理性计算，会从四个角度去确认，有越位的，马上删；不够的，马上补充。 从一个一文不名、一句汉语不会说的日本青年，到如今在两个国家游刃有余的青年作家，毫无疑问，加藤嘉一算得上是一个少年得志的成功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式的勤奋与隐忍。

这个还不到30岁的日本青年，小心翼翼、费尽心思地处理着每一篇文章以及生活中的每一层关系，其目标又异常明确：为了谋生，更是为了服务日本。他一直都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日本从政，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

中国是否为未来储备了足够多这样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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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秋天：一场三个人的战斗

2008-10-9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报道
看似如日中天的麻生总裁首相一切都非常顺利，但只有麻生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困难 每年的9月都是日本的政治季节。 2006年9月，人气鼎盛的安倍晋三入主首相官邸，那时小泉改革号角劲吹，经济持续增长。执政的自民 党一时开始目中无人，结果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惨败，安倍退阵。2007年9月改由福田康夫接替了安倍的职位。今年则是9月福田辞职，22日麻生太 郎当选为自民党总裁，24日在众议院被推选为首相。 说9月是日本政治季节，不单单是因为自民党党首出现了变化，首相换了新人。21日，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小泽一郎第三次当选为党首，他已经破釜沉舟，准备与自民党浴血搏杀。23日，共同执政的公明党也重新确认了太田昭宏的党首位置。 日本各政党已经先后进入到了选举战的准备阶段。酷热的夏天早已过去，淅淅沥沥的秋雨洒落在东京的街道上，秋天已经来临，但不知道今年的秋天谁会是日本政治的主人。 依田纪基九段的5千张传单 民主党在21日进行了党首选举，候选人仅有小泽一郎一人，没有任何悬念。 2007年，小泽领导的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由在野党掌控，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给自民党留下了在众议院的占了2/3以上的稳定多数席位，但到了这个时候，参议院的大权却归入民主党手中。 小泉改革，让社会出现了很大的贫富悬殊，日本社会的不平不满，通过参议院选举的形式，反映到了国家政治中。 在小泽去年指挥参议院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党部来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要为民主党发1000张传单。默默地走出党部后，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此时民主党正愁发传单的人手不够，几个反复，此人为民主党散发了5000张传单。 “他是谁呀？”党内有人问。党部内有人回答说：“大概是个热心的民主党党员吧。”在选举就要开始的时候，民主党党部的人才知道，此人是连续4次夺得日本围棋冠军的依田纪基九段，小泽党首的棋友。 依 田九段在和小泽下棋时，几次听到小泽谈他的政治主张。应该说以依田九段在日本棋坛的地位，来和他下棋的政治家不少，唯独小泽的话能让他听进去。“弱肉强 食，学校里不堪忍受同学欺负的学生，一个又一个地选择了自杀，改变（日本）社会，首先要改变执政体制。”多次和小泽交谈后，依田九段深有体会。自己除了会 下棋以外，能帮忙的也只有替民主党散发传单了。5000张传单是依田九段一张一张地送到有投票权的选民那里的。 2007年民主党在参议院的胜利，很多来自于依田九段这样的支持者。小泽希望延用这种“问信于民”的手法，在众议院选举中再获一局。 发放“儿童津贴”，让高速公路免费使用 小泽一郎生于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身体微胖，说话时厚厚的嘴唇显得有些笨嘴笨舌。“我生在东北，不会说话。”这是小泽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到 了党内竞选的时候，不擅长争论的弱点如果被媒体聚焦的话，民主党的形象将受到影响。8月，民主党决定进行党首选举时，党内也曾有几人想过出面竞选。但最后 又都没有申请。小泽不擅长和别人争论，“他去年引领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但愿今年也能再度辉煌。”民主党议员枝野幸男打消了与小泽竞选的念头后，对 日本媒体说。 为了在不久将要到来的众议院选举上取得胜利，小泽已经多次走访地方，他直接面对大众演讲的时候并不多，更多地采取了召开小型演 讲会的形式，把演讲与小型酒会结合到了一起。一个简单的演讲发表完了以后，便给大家斟酒，边喝边聊。如此这般的只有十几人的聚会方式，在现在的日本政治中 已经很少使用，自民党动辄几百人，时常召开上千人的群众大会。而小泽亲自到农村，到工会组织那里去与农民、工人领袖交谈，让人感到民主党与民众的距离非常 的近。 日本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口老化，儿童数量在不断减少，养育后代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为每户有儿童的家庭每个儿童发放津贴，对经济上不太富裕的家庭来说，就特别具有吸引力。9月21日，小泽三度当选为民主党党首后，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时，首先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自民党公明党政权推行的是市场万能，弱肉强食的政治，结果让日本社会失去了公正，在所有地方都出现了贫富悬殊。”小泽之后严厉地批评说。 除了儿童津贴外，“为农民提供补贴，实现食品供应的安全与安心，让高速公路免费使用”，小泽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 除了政治主张外，小泽把自己的户口从岩手县迁到了东京第12选区，这里是公明党党首太田昭宏接受选举的地方。杀一下公明党的威风，让联合执政的政党内部出现矛盾，小泽使出了浑身的力量，准备挑战众议院选举。 失去论点的自民党选举 自民党党首的选举比民主党晚了一天，定在了9月22日。 福田首相辞职前，民主党已经决定好了选举日期，而自民党特意把自己的选举日程比民主党晚一天，显然是为了盖过民主党，把日本全国的视线拉到自民党这里来。 但是在自民党选举进行前，党内基本上全部看好麻生太郎，虽然有5人在选举台上扮演了争论的角色，但并不存在真格的争论，日本民众更多的是把视点放在了麻生内阁将如何解散议会，实行大选上了。 麻生多少感到要和民主党一争高低。9月22日，刚刚当选为总裁后，到24日议会选出首相还有一步之遥，麻生已经把矛头直指民主党。 “我在过去10个月里在全国各地发表了161场讲演。”麻生总裁面对媒体一开口就说，很有一种大大多于小泽的语感。 “民主党要给每户有孩子的家庭每个孩子2.6万日元的津贴，全国加起来要为此花去4.5万亿到4.6万亿日元，钱从哪里出？”接下来的一句话，还是对着民主党。 从9 月上旬开始的自民党选举，麻生与其他4位候选人在经济政策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歧，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民主党，似乎5个候选人不是彼此竞争，而 多了几分共同向民主党宣战的气氛。看了自民党党首选举全过程的《读卖新闻》论说委员会五十岚彻副委员长愤愤地在报纸上写道：“看上去有5人在竞选，但只是 在最开头的时候，国民还有点关心，很快自民党就雪崩似的倒向了麻生，论战偃旗息鼓。” 福田照片的下面还空着一块地方 当选上自民党总裁后，麻生先要处理党务。 9月22日上午，所有自民党议员都来到了党部，选举大会正式进行。麻生没有任何悬念地当上了新总裁。 党务方面的安排早已心中有数，在批评完民主党，讲述了自己在消费税问题、75岁以上高龄者医疗费用的处理问题、补正预算问题上的看法后，就是宣布党务方面的人选了。台下的议员们想听的也主要是这个人选。 虽然麻生一直没有直接谈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的事，但从人事安排上看，启用的所有人都是为了在今后的选举中能获取胜利。 麻生在任总裁前自己是干事长，这次他提升干事长代理细田博之为干事长，党首之下的三巨头之一算是有了人选，之外的两人，麻生任命保利耕辅为政调会长， 川尧为总务会长。三巨头之下是几员干将：古贺诚任选举对策委员长、大岛理森任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 到 了傍晚，麻生总裁才走进自民党总部4层的总裁办公室。身后是一面日本国旗加一面自民党党旗，书柜里放着多部头的自民党党史，靠近门口的那面墙上已经加上了 福田总裁的小照，但福田的下面还空着一块地方。福田任总裁的时代已经过去，麻生知道现在是自己要坐镇这里，在这里指挥自民党去奋斗，再过两天，自己还要去 离党部只有几百米的国会大厦，住进大厦附近的首相官邸。但是能否长期担任总裁首相，不等大选结果出来以后，谁也说不清楚。 麻生很快就离开了总裁室，他要处理更多的党务，要为24日当选为首相后的组阁做准备。 公明党在寂静中做完了选举 9月23日，在日本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自民党新总裁麻生太郎的时候，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召开了大会，正式推举太田昭宏连任党首。到了24日，人们才从报纸海量消息中，找到这条新闻。 公 明党在众议院中保有31个议席，今年准备推举35个候选人参加竞选。23日，第二次出任党首的太田，把自己最重要的课题放在了众议院选举上。但他见记者的 时候，发现记者问公明党政治见解的不是很多，人们纷纷想知道，民主党小泽一郎把户口迁到东京12选区，他自己该如何应对。 “不管是东京12选区，还是全国哪个地方，我们必胜！”太田说。但在太田的心里，多少对小泽选择东京12区和他拼杀，有些不是滋味。 在 太田看来，过去38年，小泽都只是岩手县4区选出的国会议员，他能在农村获取选票，但到了城市，小泽不一定有实力。从上次东京25个选区的选举情况看，除 了当过民主党党首的菅直人当选外，其他人悉数落选。但这次是小泽率新候选人先攻自己的选区，让公明党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拿到12选区来。太田不能 不保12选区，公明党不能让刚刚再次当选的党首在众议院选举时落选，一旦集中了人力物力，那么其他选区出现了疏漏，则有中了小泽诡计的可能。 很多时候，国政选举需要戏剧般地展开，民主党小泽党首亲自攻击公明党太田党首的领地，具有这样的戏剧效果。小泽对媒体说：“我可以落选，我可以不当日本的首相，但我就是要实现政权交替的目标。我倒下以后让年轻人去接着干。”小泽不顾一切的话语，在太田听来，特别的刺耳。 太田更知道，上次至少有8位自民党候选人是靠着公明党的力量当选的，自己是不是要调这些人马来保卫自己，但自己这里的人马多了，对自民党的支持也就薄了，同样有可能让民主党钻空子。 小泽出的这一招棋，不仅要杀伤公明党，也有打乱自民党的意图在里面。太田觉得不得不防。 “刺客”野田国义 3年前的小泉时代，在众议院选举时，向选区派“刺客”，打倒那些反对邮政改革的自民党人，看上去是一场自民党党内的混战，但最后是小泉获得空前的胜利。“刺客”成了政治行动中的一个有效手段。 现在，小泽的民主党也开始用“刺客”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过对准的不是自己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9月12日，民主党从247名报名参加众议院选举的候选人中，选出187人作为第一批政党公开支持的对象。其中有一人是福冈县八女市野田国义市长。 民 主党准备把野田派到福冈7区，与古贺诚选举对策委员长（麻生任总裁后，他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争一高低。野田原来是古贺的秘书，对古贺的政治手法非常清楚， 又有在福冈县当市长的经验及知名度，攻击古贺自然会十分有力。特别是古贺身为选举对策委员长，他在选举中如果出了错，自民党的面子自然无处可放。但全力回 防，也和太田党首一样，将给自己的政党带来诸多的不便。 2006年，自民党内出现过“安倍人气”，所有党人都支持安倍，媒体也非常看好战后 出生的新首相。但到了参议院选举的时候，意外出现了自民党的惨败，安倍首相黯然下台。2008年9月，自民党开始期待出现“麻生人气”，借自民党新体制的 出现，迅速实行选举，以便不在选举中失败得太惨。 日本月刊《要素》在2008年9月20日出版的10月号上，刊登了一篇该杂志最新得到的消 息。自民党和民主党的负责选举的干部，在一次非正式会晤中，各自拿出了自己对全日本300个小选举区能绝对获胜的表格来。民主党大致能拿下128个选区， 而自民党只能拿到78个。剩下的94个选区便是各取一半，自民党拿下150席位的可能性也已经很小。 看似如日中天的麻生总裁首相一切都非常顺利，但只有麻生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困难。 23日，在正式卸下首相职位前，福田已经将首相官邸的个人用具搬回了东京野泽的私宅，24日下午1时，福田从官邸职员那里接过一束鲜花，离开了这里。 此时，麻生还在为组阁作着准备。这个内阁将会把解散国会当成重要的任务，时机如果对自民党有利，麻生随时能解散议会。 小泽在等待解散。去东京12选区与太田拼搏的结果只有到了选举结束后才能知道，但一场混战似乎和今年的秋冷一样，也许不久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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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基金改变老亚洲？ FT中文网财经编辑何禹欣、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艾冰梅
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开始名为“暖春之旅”的日本访问前一天，中日韩与东盟10国在西班牙宣布了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计划。根据声明，这一总额为800亿美元的基金，80%将出自中日韩三国，其余则由东盟国家分担。中国官方媒体将这只基金比作“亚洲IMF”，称其将在爆发金融危机时维持地区货币稳定，减少区内各国对IMF的依赖。

这只新基金的问世颇有些出人意料。国际金融公司资深投资官员李耀博士对FT中文网表示，类似方案已经讨论了多年，在此刻成行“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政治原因”。中韩日三国—— 尤其是中日之间，抛开了往日在地区事务上存在的众多争端，不仅在区域金融合作上达成了共识，还起到了明显的牵头作用。经济学人集团中国首席代表许思涛相信，“中日关系现在发生了突破性的改善”。

不少观察人士相信，这个基金蕴含的意义非凡。法国巴黎百富勤中国总经济师陈兴动表示，在此基础上亚洲整个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得到“重新设计”。而前亚洲开发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虽然还落后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程度，目前亚洲内部的合作进程正在加速。

“不要低估亚洲国家合作的潜力和合作的意愿，以及合作的效果”，汤敏说，“现在的亚洲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这只外汇储备基金预示着一个新亚洲的出现吗？还是只不过一个时政的产物？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要理解这只基金，首先需要懂得日本。

日本十年AMF梦

某种程度上，中日关系是理解这只被称为“亚洲IMF”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关键。长久以来，建立亚洲的货币基金(AMF)便是日本矢志不渝的愿望。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便挑头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想法，目的是避免金融危机蔓延以至扩大化。但这个方案遭到美国否决。随后，日本又提出了成立亚洲债券基金，也是唱和者寡。终于在2000年，这个方案演化为东盟10国与中日韩之间的一个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由签署了双边协议的国家之间互相提供短期资金支持，以化解流动性危情。

然而在亚洲的现实下，以“双边互助”为特征的清迈协议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最重要的一个障碍在于，亚洲国家之间的差别很大。2007年，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而印尼的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美元——要在落差如此悬殊的国家之间实现资金互助，并不现实。

另一个现实是中国的实力和态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的经济规模与今日尚有较大差距，要在地区经济事务扮演主角仍需时日。199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约1399亿美元，还不到2007年底1.53万亿美元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素来冷淡的中日关系也对日本推进亚洲货币基金的毫无助益。

但日本从来没有放弃AMF的想法。谢国忠认为，随着国际贸易地位相对下降，日本希望在金融领域有所作为。考虑到国际大金融机构集中于欧美，要在金融领域发挥影响力，东亚是日本更实际的选择。据悉，日本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一直有专人负责推动AMF计划。

“世界上有很多事是不好理解的”，谢国忠说，“但是十年前做了决定，日本会一直推进”。

中日各取所需

自1998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10年来首次出访日本，带给了日本一个推进AMF计划的契机。“毫无疑问中国和日本都想成为亚洲的领导”，李耀说，“这次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反映出中日之间已经达成力量的一种均衡，谁不能忽视谁，谁也不能排挤谁，只有互信互利最后才能双赢”。

陈兴动指出，福田政府现在只有20%的支持率是中日关系升温的一个大背景。福田政府希望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提升政府的支持度。“在目前的中日关系中国明显处在主动地位”，陈兴动说。

但从日本来看，改善自己与亚洲主要对手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经济因素。作为出口导向大国，近年来日本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高盛在一份去年中发表的报告指出，“日本在美国进出口中的贸易份额急剧缩小，而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份额却仍在明显增加”。

根据高盛的数据，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日本进出口总额中占到27.5%，2007年中却滑落到16.5%——而同期中国占日本贸易的比例却从3.5%上升到 17.7%，一举超过了美国（参见图：美国对日贸易下降，而亚洲权重上升）。与之相应，过去十多年来日本对亚洲的销售始终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与本国和对美欧销售平缓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参见图：日本企业在亚洲本地销售高速增长）。

专家们普遍同意，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是中日韩能够在区域金融实现合作上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一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总额为800亿美元，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新增外汇储备便已经接近1600亿美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再三强调说，这个钱中国即出得起，又必须要出。 “价值在于地区发展、在于稳定”，陈凤英说，“地区大国就应该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这是一个责任问题”。

“这次在日本签署的第四个中日文件，确认了亚洲以中日为主导，一个中日主导的亚洲已经出现了。”陈兴东表示，最近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在法国、英国、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很大的一个启示是要想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很难一步跨越。中国需要从亚洲地区开始，先在地区性发挥领导作用。“中国走出这个战略是很高明的一招。”

“对抗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

一方面，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无疑将挑战IMF的区域地位。前亚洲开发行经济学家汤敏认为，无论在及时性和数量上，新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都将优于IMF。而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行，其贷款都需要遵照严格的制度、较长的程序。此外，这些既有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欧美，“而这个（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将由亚洲人自己决定，因为是自己的钱”。李耀则指出，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到底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尽管如此，“地区性合作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

另一方面，在亚洲诸国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监控体制之前，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完全独立于IMF运作存在很大的风险。事实上，正是因为区域机制不完善，清迈协议之下大部分救助资金的启动需要与IMF条件性贷款挂钩。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高海红认为，如果不尽快建立类似IMF的监控机制，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就只是一个形式。“有了钱是不够的，真正出事的时候得知道钱应该怎么用”，高海红说。

也有学者对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意义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谢国忠认为，和十年前相反，今天的亚洲并不存在美元不足的风险，而是普遍面临美元储备过剩的难题。如果美国从下半年开始加息，会出现美元流出亚洲的情况——由于对亚洲外汇储备基数过高，这样的回流并不会带来美元短缺之虞。“（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对日本官僚来说是个成就，但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谢说。

在2007年5月，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Nouriel Roubini便撰文指出，97-98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固定汇率制和对金融市场薄弱的管制，而亚洲今天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却是为了防止货币升值累积了过多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剩造成了过度的货币和信贷增长，各种各样的金融资产泡沫，和对净出口与美国经济增长过分的依赖。“这最终将导致一场新的、不一样的金融危机”，Roubini认为，“而亚洲却正在对抗一场已经结束了的战争”。

（高原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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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an's new rich party like it's 1989 By Sophie Hardach
Sat Jan 5, 2008, REUTERS

TOKYO (Reuters) - They customize the headrests of their Rolls-Royces with "Harry Potter writing," sip martinis poured over diamonds and buy $130,000 watches on a whim.

Meet Japan's big spenders.

On a Wednesday night, carefully coiffed women in fur coats slide into a rooftop bar in Ginza, Tokyo's most exclusive shopping district. Ten floors below, the streets resound with the angry growl of a Ferrari stuck in a traffic jam.

In this setting reminiscent of the booming 1980s, it seems hard to believe that Japan is suffering from weak consumer spending.

Despite a sluggish economy, tepid retail sales and a weak yen, demand for super-luxury goods and services is up, thanks to a small, growing class of new rich -- the winners of Japan's economic reforms.

In a society that used to value equality and modesty, these entrepreneurs and executives in se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e like to flaunt their wealth.

"People have a view of the Japanese as quite conformist," said Matthew Bennett, general manager of Rolls-Royce Motor Cars in Japan. "But the number of people asking us to do something we've never seen before is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Japanese clients frequently arrive with bits of cloth or magazine photos, asking for a custom-made Rolls-Royce, he said. One ordered a two-tone car in light grey and tomato red, a previously unseen color combination that added more than $20,000 to the retail price of about $390,000. Another had his Rolls-Royce fitted with a refrigerator and television, bringing the price up to about $550,000. Yet another asked for his initials to be put on the headrests in Gothic script -- or, as he put it, "Harry Potter writing" -- an extra $5,000.

Rolls-Royce's bespoke services for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clients centre around armored cars. Chinese color requests all tend to be for auspicious red and gold. But in Japan, Bennett said, the wealthy stand out with personal and often quirky ideas.

"It's a very rich market for us," he concluded.

It is also a rich market for fast cars. Maserati sales were up 21 percent in January to November 2007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Ferrari sales grew 11 percent in that period, Porsche 15 percent. Meanwhile, cars for the once so mighty middle class are selling badly. Toyota sales fell 17 percent in the same period, Volkswagen sales 6 percent and Mercedes sales 7 percent.

FASHION RIFT

In the fashion world, extremely expensive brands such as Bottega Veneta, whose cheapest handbag sells for $1,500 on Tokyo's glitzy Omotesando shopping mile, are doing better than Gucci or Louis Vuitton, the traditional favorites of the Japanese luxury shopper, whose handbag prices start at $600 to $900.

"There's a sort of polarization," notes Claudia D'Arpizio, a partner at consultancy Bain & Co, in a phone conversation from Italy, where she is based. She points out that Bottega Veneta has been shifting its collection in Japan towards more expensive items due to high-end demand. Louis Vuitton, on the other hand, launched lower-priced models in Japan last year to fish around for new customers.

The spending habits reflect a deepening economic divide.

Japan, long known for its safe and stable corporate culture, introduced performance-based wages and stock options and made it easier to hire and fire temporary workers to boost competitiveness after the 1990s economic slump. This has produced a new business elite as well as a growing number of poor and unskilled temporary workers.

For luxury goods makers, the new rich are an appetizing prospect.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Japan holding more than $1 million in financial assets grew 5.1 percent in 2006 to some 1.5 million, about three times as many as in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put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 Capgemini/Merrill Lynch World Wealth Report.

In 2007, Japan saw an avalanche of products for the very wealthy: a volcanic body scrub and massage at the new Armani tower in Ginza for up to $600; a $130,000-a-night Christmas suite with a bejewelled tree in the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a $47 set of tissues in a Swarovski crystal-studded box. The Ritz-Carlton in Tokyo launched a $15,000 martini with a diamond.

"That's ridiculous," said a 45-year-old business owner and one of Japan's newly wealthy.

"Those people hanging around Ginza, they are just showing off," he said, relaxing in his sleek Tokyo office in jeans and a white shirt. "If someone has it, other people want it. That's Japanese. The group mentality."

The business owner was willing to talk about his spending habits only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for fear of drawing unwanted attention, and declined to say how much he was worth.

He is onto his fourth Jaguar and just bought a $130,000 Francois-Paul Journe to add to his growing watch collection. He once bid in an auction for woodblock prints by Hiroshige, a 19th century Japanese printmaker, during a flight from Frankfurt to Cairo. The line kept breaking up, but he still came away with 15 prints.

PRESTIGE

Finding out what exactly such top spenders want and marketing it effectively can be tricky.

Versace has tried to position itself globally as a super-exclusive brand by selling custom services such as interiors for private jets. But in Japan it lacks prestige, possibly because it does not have a flagship store in the Ginza district. The Italian fashion house's financial troubles have prevented it from investing in marketing and retail in a city that is suddenly seeing an influx of money from European brands.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Armani, Gucci, and Bulgari have all opened retail towers in Ginza, which feels like a live, super-scale commercial for luxury goods. Chanel, Louis Vuitton, Hermes, and many others are already there, with adverts and brand names splashed across 10 storeys. Facades sparkle with projections of snowflakes or bamboo, vying for the attention of Japanese shoppers. The weak yen also means it is a good time for upmarket brands -- flush with cash from a global luxury boom -- to secure a place there.

Bulgari, the Italian jeweler, invested heavily in Japan last year, opening a flagship store in Omotesando as well as Ginza.

Francesco Trapani, Bulgari's chief executive,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from Italy that Japanese demand for jewelry in the higher price segments -- which he defined as 25,000 euros to 70,000 euros, or $37,000 to $100,000 -- has been particularly strong.

"In Japan, ther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ore expensive, more sophisticated products, be it watches, jewelry, or accessories," Trapani said.

The new Bulgari restaurant on top of the flagship store in Ginza is packed on a weekday. "Luxury clients want to be entertained," Trapani added. "A retail space shouldn't just be a sales point, it has to be fun and exciting and underline the prestige of the brand they're about to buy."

The Japanese businessman with a weakness for watches and woodblock prints is already tiring of the shopping bonanza.

He finds there are fewer and fewer things he wants. He likes to visit museums rather than own artwork, except for a few lithographs by Salvador Dali and Pablo Picasso.

"The process of getting it, or just before getting it, is interesting. Keeping it is not so interesting," he concludes.

Lately, he has developed a liking for tea ceremony. Three of his wealthy friends now regularly practice the ancient, complex ritual. "Before, Japanese used to enjoy this kind of luxury, he says of the ceremony. "It's a kind of invisible beauty."

(Reporting by Sophie Hardach; Editing by Eddie Ev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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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新富阶层生活奢靡 仿佛黄金80年代重现 2008年 1月 8日
http://cn.reuters.com/article/asiaNews/idCNChina-444120080108?sp=true

路透东京1月6日电（记者Sophie Hardach）---他们坐在自己的个性定制劳斯莱斯车里，微啜浸着鉆石的马提尼酒，心血来潮就会一掷13万美元购买名牌手表。

见识一下这些日本一掷千金的人吧。

一个周三的晚上，身穿裘皮大衣、精心修饰的女人们悄悄地走进银座一处楼顶酒吧，银座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楼下拥塞的街道上，传来法拉利赛车愤怒的轰鸣声。这一幕让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繁荣期的景象，难以相信日本现在正在经历消费购买力疲软的困境。

尽管经济不景气，零售疲软，日圆处于弱势，对超级奢侈品和服务的需求却在上涨，而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一小撮日本新富阶层，他们是日本经济改革的赢家。

日本传统上是一个公平和以谦虚为美德的国家，这些信息技术和金融等行业崛起的企业家和高管却喜欢炫耀财富。

“人们通常认为日本人墨守陈规，”日本劳斯莱斯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Matthew Bennett说道，“但在这里，提出各种空前古怪要求的客户数量却是最高的。”他表示，日本客户常常拿着布料和杂志图片前来，要求定制个性化的劳斯莱斯车。

一个客户要求定制浅灰和番茄红色两色的汽车，这种颜色组合的汽车以前从来没有制造过，造车成本增加了两万美元，零售价格达到了39万美元。另一个客户要求在他的汽车里配备冰箱和电视，结果将汽车价格推高至55万美元。还有一位则要求仿照“哈里・波特式”的哥特式字体将自己名字的缩写刻在汽车靠垫上，为此他要多花费5000美元。

在劳斯莱斯的个性化服务中，俄罗斯和中东客户大多要求做防弹车，中国客户多要求制造吉祥的红色和金色车。Bennett表示，他们在日本的巨富客户往往提出更个性化而怪诞的想法。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表示。

同时，日本的赛车市场也很巨大。玛莎拉蒂汽车2007年1月至11月的销售量较上年增长了21%，法拉利同期的销售增长乐11%，保时捷增长了15%。然而，那些针对中产阶级的汽车销售成绩却非常糟糕。丰田同期的销售量下降了17%，大众下降了6%，奔驰下滑了7%。

时尚强音

在时尚圈，极度昂贵的品牌，如Bottega Veneta，比起昔日血拼族的最爱--古奇(Gucci)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等普通奢侈品牌的业绩更为出色，後两者的手包价格一般从600-900美元起，Bottega Veneta最便宜的手包在东京富丽堂皇的Omotesando购物广场也要卖到1,500美元。

“（日本市场）出现了两极分化状况，”贝恩资本(Bain & Co)的合伙人Claudia D'Arpizio在意大利与记者进行电话交谈时表示。她指出，由于高端需求的旺盛，Bottega Veneta一直把更为昂贵的产品系列推往日本。而LV去年则在日本推出低价款式，以吸引新的客户。

消费习惯反映出日本经济状况分化加剧的事实。

长期来以工作安全、公司文化稳定而闻名的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济萧条後引进了业绩工资和股票期权等奖励措施，这样更便于雇佣或解雇临时雇员，以提升工作竞争氛围。这造就了经济新贵的诞生，也导致贫穷和无所长的临时工数目增多。

对奢侈品制造商而言，新富阶层是令人垂涎的目标客户群。据Capgemini/美林世界财富报告称，日本金融资产超100万美元的人士数量在2006年增长5.1%，达到约150万人，约相当于中国、台湾和香港总量的三倍。

日本在2007年见证了仅针对极富有人群的产品如雨後春笋般出现：银座新的阿玛尼(Armani)旗舰店内，温泉和按摩服务价格高达600美元；文华东方酒店提供13万美元一晚的圣诞豪华套间，内有鉆石装饰的圣诞树；施华洛世奇镶水晶盒子中的薄纸售价47美元。东京丽兹-卡尔顿酒店推出1.5万美元一瓶的镶鉆石马天尼酒。

“简直是荒唐，”一位45岁的企业主表示，他同样属日本新富阶层。

“那些人在银座流连，只是为了显摆，”他说，他身着牛仔裤和白衬衣，放松的坐在东京的办公室内。“有人有了某种东西，别人就跟风想得到。这就是日本人。从众意识。”

这家企业主只是在匿名条件下愿意谈论自己的消费习惯，担心招来不必要的关注，并拒绝透露自己有多少资产。

他坐在自己的第四辆“美洲虎”汽车上，最近刚买进一款13万美元的Francois-Paul Journe名表，让自己的收藏再添新秀。他曾在从法兰克福飞到开罗的旅程中，出价竞拍日本19世纪浮世绘名家安藤广重的一幅作品。通讯断断续续，但他最终仍拍下15幅作品。

尊贵感

要握住这些挥金似土者的脉搏，并有效地变成赚钱良机，确实颇费思量。

范思哲(Versace)曾试图通过销售定制服务，如私人飞机内饰等，定位成全球超奢侈品牌。但它在日本缺乏尊贵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银座区并没有旗舰店。这家意大利时尚品牌的财务状况不允许其在东京大规模展开营销和零售行动。东京正看到欧洲品牌的投资疯狂涌入。

在过去约一年间，阿玛尼、古奇和宝格丽 (Bulgari)都在银座开放零售旗舰店，当地感觉就像是奢侈品的鲜活、大规模商业广告。

香奈尔(Chanel)、LV、爱马仕(Hermes)和很多其他奢侈品牌已经进驻银座，10层的大厦到处闪烁着广告和品牌名字。日圆疲软，以及全球对奢侈品的需求高涨，也意味着对高端品牌而言在日本占据一席之地是个良机。

意大利珠宝商宝格丽去年斥重金在表参道和银座各开了一家旗舰店。宝格丽执行长Francesco Trapani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日本对高端珠宝的需求尤其强劲。高端珠宝定位于2.5万欧元至7万欧元间，或3.7万美元至10万美元间。

“在日本，更昂贵、更精致的产品，无论是手表、珠宝还是饰物，都有更好的市场，” Trapani说。

某个周末，Bulgari在银座旗舰店顶楼的新餐厅内人潮拥挤。“奢侈顾客希望舒适，”Trapani说。“零售场所不仅是卖东西的地方。那里还要有乐趣和刺激，彰显他们所要购买品牌的尊贵感。”

上面那位经不起名表和浮世绘诱惑的日本商人，表示自己已经对这种狂热血拼感到疲倦。

他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除了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和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少数作品外，他不喜欢拥有那些艺术品，而是更喜欢参观博物馆。

“有趣的是得到的过程，或者是就要得到的时刻。而拥有的过程却并没那麽有趣，”他总结道。

最近，他对茶道产生了兴趣。他的三个有钱的朋友现在常聚在一起练习这一古老而又复杂的艺术。“日本人曾经很喜欢这种奢侈的方式，它有一种看不见的美，”他在谈到茶道时表示。（完）

翻译：程芳∕王燕焜 发稿：王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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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s: Japan

  ¶ 10:17 AM 0 comments

  Abe praises Indians who backed Japan in WWII by Elizabeth Roche Thu Aug 23, 2007

KOLKATA, India (AFP) -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voiced admiration Thursday for two controversial Indians who stood up to colonial ruler Britai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sided with Tokyo.

Abe visited the eastern city of Kolkata to meet relatives of nationalist Subhash Chandra Bose, who advocated violent resistance, and Radhabinod Pal, the sole judge who dissented at the Allied tribunal that condemned to death war-time Japanese leaders.

"Many Japanese have been moved deeply by such persons of strong will and ac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India like Subhash Chandra Bose," Abe said in a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the Indo-Japan Cultural Centre.

"Even to this day, many Japanese revere Radhabinod Pal."

The premier, wrapping up a three-day official visit to India, met the son of the judge Prashanto Pal, 81.

Abe has dismissed suggestions back home that meeting Pal's son would anger other Asian nations resentful over Japan's wartime atrocities.

In a dissenting opinion, Pal question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tribunal, sealing a friendship between Pal and Abe's grandfather Nobusuke Kishi, who was charged but never tried as a war criminal.

Prashanto Pal told AFP he was "very, very happy to see" Abe.

"I feel proud of the fact that my father is still remembered for his contribution that was only correct and just. How can you blame only one side for war crimes and not the others?"

Abe's stop in Kolkata came at the end of a high-profile visit during which India and Japan vowed to seal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deal by December.

The premier who later left for Kuala Lumpur held talks with West Bengal state's Marxist chief minister Buddhadeb Bhattacharjee and toured a museum dedicated to Bose.

After WWII broke out, Bose escaped his British watchers, sought help from Nazi Germany and later went to Tokyo, where he organised an army.

Abe spent time looking at black-and-white photos of Bose as a young boy, his May 1942 meeting with Adolf Hitler in Berlin and a picture of his German wife, Emilie Schenkl, holding their baby girl.

He was shown around the museum by Krishna Bose, a niece of the nationalist leader by marriage and her son, Sugata, a Harvard University history professor.

"I was very impressed to see so many memorabilia" related to Bose "who had a strong bond with Japan," Abe told reporters.

"I expressed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strengthen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that Subhash Chandra Bose had wanted."

Other pictures capture Bose's 90-day journey from Germany to Japan aboard a submarine between February and May 1943. And the last known photo of Bose shows him stepping off a plane in Saigon on August 17, 1945, a day before his widely disputed death in an aircrash in Taipei.

Abe "was very interested to see all the pictures, he was able to identify many of the Japanese in them. He was particularly thrilled to see the submarine photo and to see Bose with the Japanese crew," Sugata Bose told AFP.

The exhibits include swords, coats, caps and footwear as well as furniture and scores of books owned by Bose until he fled Kolkata in 1941.

"This is the first visit by a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o Kolkata and to the museum so it is an occasion for a double celebration," said 76-year-old Krishna who heads a trust that has preserved the three-storey residence as a museum.

Sugata Bose said she had presented Abe with a DVD containing the nationalist leader's speeches on Asian solidarity and a picture that showed him on his way to see the Japanese emperor in Tokyo in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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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 praises dissenting war crimes judge

Copyright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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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晋三对持日本战犯无罪论者表示敬意 英国《金融时报》乔•约翰逊(Jo Johnson)新德里、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东京报道
2007年8月24日 星期五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冒着激怒中国和韩国政府的风险，昨日向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Radhabinod Pal)表示了敬意。帕尔因抨击1946年至1948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崇敬。

安倍晋三上周决定不参拜靖国神社，以纪念二战结束，令日本的很多民族主义分子大为失望。为了安抚这些人，安倍晋三在加尔各答和帕尔的儿子进行了20分钟的会晤。

帕尔死于1967年，在对二战战犯的审判中，他是唯一一名裁定全部被告无罪的法官。这些被告中包括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

译者/李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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