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pril 16, 2008
西藏問題：中國難解的癥結
作者Francesco Sisci是意大利《新聞報》（La Stampa）的駐京編緝。
2008/04/16, 週三
北京 --- 懷著最好的動機去翻看歷史，我們很難為西藏找到證明或反駁它與北京關係的證據。然而，被中國當作意識形態工具使用了幾個世紀後，歷史已無法繼續為今日的問題提供幫助。
事實上，中國不需要歷史來證明西藏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地域政治，已是最好的出發點。若拋開歷史談西藏，將會給現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中留下一個巨大的空洞；簡單地以地緣政治取代歷史，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要求中國推出相應政策，以求得海內外在此問題上的一致。說到底，西藏問題的癥結在於管治不力。要知道，很多藏人依然忠於達賴喇嘛，而北京對此頗有介懷。
幾百年來，歷史（對它的管理與操縱）就像指南針一樣，創造了統治中國所必要的意識形態範例。中國上世紀初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完全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關鍵特徵（如對歷史的激情和非常實用的本質）產生了共鳴。歷史與實踐合拍，也是幾個世紀以來的事實了。
最近發生的西藏危機，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戰著歷史，並迫使中國尋找新的指南針。實踐與實際原因，都無法再和歷史及對歷史的操作相銜接
3月14日的西藏起義及隨後出現在其他中國城市的藏人遊行，均為中國未來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超越了抗議活動本身，也超越了順利舉辦北京奧運會的迫切要求；這些問題事關中國的歷史、地理及它在全球的角色。
中國政府稱，西藏隸屬於中國的歷史，可追溯到元朝甚至更遠古。有著政府背景的中國網（china.org.cn）寫道：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贊干布兼併十餘個部落和部族，建立了吐蕃王朝，疆域覆蓋今日西藏的大部分地方。他曾兩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於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
1271年，蒙古汗政權定國號為元，並於1279年統一全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西藏成為中國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個行政區域。考慮到當地歷史傳統、社會狀況與自然條件、種族與宗教，元朝政府對西藏實行了有別於其他10個行政區的特別措施。
首先，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命薩迦派的西藏喇嘛八思巴（Pagba）為“帝師”，加封“大寶法王”，主管全國佛教和西藏地方政務。這是中國歷史上僧人所取得的最高封號。
第二，元朝在建立不久還成立了總制院，管轄全國的佛教事務與西藏的軍政事務。1288年，它改名為宣政院；丞相通常負責宣政院，而由“帝師”提名的僧人擔任副手。就這樣，中國歷史上首個專管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正式宣告成立。
第三，元朝還將西藏劃分為不同的行政區，並提拔各級別官員，以加強行政管理，而“帝師”則承擔整體責任。
不過，以此稱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有些牽強。原因有兩個：1，將元朝的情況當作中華的傳統，存在爭議。當時的統治者為蒙古人，官方語言為蒙古語或波斯語，而漢人只是二等公民。
2，蒙古人通過支持不同派系，介入了西藏的權力鬥爭，但是這種行為有沒有上升為直接對西藏的統治和管理，還存在爭議。美國漢學家白慕堂（Thomas Bartlett）如此總結：“蒙古人的元朝僅通過藏族宗教領袖之手來施加對西藏的統治，並沒有征服、佔領或統治西藏。”
到了清朝（1644-1912），情況又完全不同。當時，西藏一直是滿族人、准葛爾人及俄國人三方角力的一個主要目標；滿族人與准葛爾人更為西藏的控制權而鬥爭了多年。
防止西藏精神領袖與准葛爾人結盟，也就成了滿族人當時政策的重中之重。康熙皇帝還曾將自己比作將八思巴奉為“帝師”的忽必烈汗之轉世。
這一比較並不合適，因為忽必烈汗是出於宗教信仰，而康熙則完全是帶有政治目的。還有人說，六世達賴喇嘛1706年被謀殺，得到了康熙的默許，因為他既有動機又有手段。1708年，六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在滿族人控制下的“康區”（Khams，今四川西部的西康地區）找到，正中康熙的下懷。這個孩子成長的一切，都在康熙的過問之下。1720年，他被清兵護送入藏，行使達賴的權力。
一些史料認為，清朝對西藏的吞併始於此時。不過，這實屬誇張。滿族人竭力希望在西藏建立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傀儡政權；1721年，康熙在一份聖旨中稱西藏已被滿族統治80年，並打算用更嚴厲的文字寫明二者的關係。藏人表示，應繼續延續傳統的“施主與喇嘛”關係，即不認為康熙與達賴喇嘛的關係為“君臣關係”。 美國漢學家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在《900—1800年之中華帝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寫道：從當地管理來看，西藏仍獨立於清朝；身為領導者的喇嘛們並未得到除此之外的任何政治利益。
牟複禮說，清朝成立管理蒙古、俄人和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理藩院，進一步證明了他的觀點。蒙古的一部分屬於清朝，也有疆域屬於准葛爾人；俄羅斯則從中亞和東北亞對清朝虎視眈眈。
美國的中國歷史學家彼得•普度（Peter C. Perdue）在新著《中國挺進西---大清對歐亞中心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哈佛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寫道：“西藏發生內亂，令雍正皇帝下定決心，派兵進藏。1720年，清兵在康熙的命令下已進駐拉薩，趕走了准葛爾人，並成立了軍政府，還受到了當地百姓的歡迎。被准葛爾人佔據的布達拉宮，重新回到了達賴喇嘛的手中。佔領者的官邸均被拆毀，而年僅12歲的七世達賴則淪為了西藏貴族們統治的傀儡。兩位最有權力的人是西藏西部噶倫瑣南多結（Sonam Stobgyal），又名頗羅鼐（Polhanas），和康濟鼐。二人曾率眾抵抗准葛爾人的統治；三位清兵官員連同三千人的部隊，一同監督著西藏政府的運作。西藏的局勢並未因此獲得穩定，因為當地統治者仍無法成立一個名至實歸的集權化議會。”
駐紮的清兵，逐漸成了藏人們的負擔。當地的穀物價格飛漲，儘管清朝政府花費了鉅資，千里迢迢地從內地向西藏運送糧食。主將年羹堯和延信（康熙的侄子）曾向康熙進奏，應儘快從拉薩減少駐兵。雍正則下令迅速撤軍，以實現其加強內線防禦工事的計劃，如與准葛爾人議和，減輕百姓的負擔。康濟鼐曾懇求雍正再次考慮，但遭到拒絕。
這段描述與牟複禮的觀點並不矛盾。由於它強調了當地貴族的角色，為討論清政府在西藏事務中所實際扮演的角色留下了空間。雍正想安撫准葛爾人，因此下令放棄對西藏的完全控制，以避免與這位好戰的鄰居發生更多衝突。當時，清朝已無法應付與准葛爾人的消耗戰，還要提防東進中的俄羅斯人。如此分析，清兵從西藏撤出有兩個原因：駐藏清兵無法從貧困的當地得到供給，而由於交通落後和成本太高，從周邊省份運輸補給也不現實。
如今，北京大可以稱情況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向西藏提供物流補給，不再“難於上青天”；中國的國力雄厚，足以維持在拉薩及西藏其他地方的駐軍。此外，它無需討好准葛爾人之類的周邊對手，也無需應對象18世紀的沙皇俄國那樣虎視眈眈的外國列強。簡而言之，中國如今能竭盡全力實現歷史上無法完成的任務—全面控制西藏。儘管如此，西藏與北京的政治關係仍停滯不前。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在乾隆時期承認西藏是清政府的藩屬。在說到北京與高麗（今朝鮮半島）、暹羅（今泰國）等如今已脫離中華版圖的領土的政治關係時，用“藩屬”一詞似乎並不貼切。但英國人或認為這個寓意模糊的詞語恰恰能掩飾他們垂涎中國領土的野心。當時，沙皇俄國從北蠶食著清朝的疆域；法國人已佔領了越南，隨時準備向北進犯；統治著印度的英國人，則希望把女皇的恩澤惠及喜馬拉雅高原。若能證明清朝對西藏等領土的統治已到了事實上或法理上分崩離析的地步，顯然對這些西方列強都是件好事。
從現代的角度來看，中共1950年之後對西藏的統治模式，可謂是前無古人。當然，中共對整個中國的統治模式，同樣是史前無例。用10萬官員來管理4億國民（官民比例為1：4,000），已令乾隆皇帝感到很滿意。
若將這一比例擴大20倍，即一名官員擁有隨從、護衛、秘書等20人並不過分，則變成了每200名百姓中有一名官員。當時，清政府還實行著兩級體系，即官員由中央供養，而護衛、秘書等則由地方承擔。如此一來，中央很難避免地方官員變成“土皇帝”的情況，因為地方的管理權已大多落入了與官員有密切關係的貴族和富人手中。
為避免這一惡果，中共在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黨組織，黨員人數也因此大大增加。他們嚴格執行黨紀，使中央指令得以迅速傳播至國家的每一個角落；現代通信技術的應用，更大大縮短了這一過程。目前，中國總人口不到14億，但黨員人數卻已達到了7,000萬。
理論上講，所有官員均受制於中央，並受中央的監督。同樣，由於中央有能力繞過中低層官員，沒有人能成為“土皇帝”。中共對西藏的影響，與它對其他省份的影響幾無差別。
上述分析自有其重要性，因為它為中國統治西藏提供了合法解釋。若缺少這一點，中國或許能用武力征服西藏，但此舉無疑會影響北京在海內外的形象。這一觀點，是在1950年後才逐漸形成的。
美國藏史研究專家史伯林（Elliot Sperling）的《漢藏衝突的歷史及爭辯》（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一文，被刊登在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EWC）在2004年第七期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中。他在文中寫道：
在新中國建立後，中共成為了自清朝覆滅以來有能力與決心主張擁有西藏的首個政府。對中國領導人而言，特別是那些知識分子，過去的征戰與屈服已不足以創造歷史。從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需要科學化的印證和證實。受此理念驅動，中共認真研究了西藏歷史上隸屬於中華的性質，隨後得出了沿用幾十年的結論，即在蒙古人的元朝將西藏與中國各地納入版圖之下時，西藏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受當時的意識形態所限，人們無法接受中國純粹是出於地域政治的原因而進入了西藏高原。無奈之下，中共只好把解放當地百姓（符合共產主義理念）和繼承歷史（符合中華歷史），作為控制西藏的合法解釋。
隨後，人們在談到西藏時的用詞也發生了變化。民族主義者曾樂意將西藏稱為“處於中國主權之下”或是中國的“藩屬”。但這兩個概念有著很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與當時剛剛經歷了革命的新中國不相符。50年代，中國創造了一個描述西藏地位的、且目前沿用至今的詞語—“中國的一部分”。這個詞非常模糊，足以經受人們對西藏與中國既往管理的認真考究；同時，它又非常精確，指明了西藏屬於中國。
然而，這種過於依賴歷史的立場，卻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武力及因此取得的勝利，不足以令公眾達成共識。教育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而歷史則被認為是最實用、且文明很多的手段。不過，它需要對史實進行操縱與教育等複雜動作。然而，這類動作越多，越容易給其他歷史解讀資料留下可攻擊的漏洞；研究的歷史越長，發現的漏洞也就會越多。例如，西方歷史學家多次指出，明朝政府並未在西藏建立政權，“明朝沒有在西藏頒佈任何法令、徵收任何賦稅等”。
這種說法，無疑令西藏為中國藩屬的說法站不住腳。歷史漏洞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歷史是在為政治服務，與之相左的歷史觀點都清除出了史書。
19世紀中葉之前，當不少國家附屬於中國時，這種手法還算有效。進入現代社會，中國想繼續做到滴水不漏儼然困難萬分，且加強修改過的歷史教育，反而弱化了官方立場。一旦人們對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聲明產生懷疑，他們也會質疑政府的其他聲明。
正由於西藏歷史存在爭議，西藏問題讓中國人與外國人感到模糊，也就毫不出奇了。比起西藏，越南似乎更有理由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它有幾百年一直使用漢字，語言與華南地區的方言相近，並在漢朝時歸順；相反，西藏的語言和文字，完全與漢人不同，與中國接觸的歷史也相對較短。然而，歷史弄人：西藏成了中國的一部分，而越南卻是個獨立國家。朝鮮半島的例子，也能說明這一問題。
越南的例子，似乎更有意思。1950年，人民解放軍分別到達西藏和越南邊境。若繼續前進的話，中國將難免與法國發生直接衝突，因為越南當時是法國的殖民地；而西藏就不同，並沒有其他大國的保護。英國雖然因1947年印巴分治而撤離印度，但仍在亞洲保留了大部分利益。它本應該在西藏成立類似於攝政體制的政府，對其提供包括軍事支援在內的幫助；它本可以在喜馬拉雅高原保留駐軍，監視中國的一舉一動。顯然，新成立的中國必然不敢輕舉妄動。
印巴分治剛實現，第一次印巴戰爭的戰火旋即燃起。因此，兩國無暇關注西藏問題。對印度而言，它更情願中國人出現在喜馬拉雅高原，而不是英國人。當達賴喇嘛1959年出逃至印度時，尼赫魯還就向西藏難民提供保護的可能性而咨詢毛澤東的意見。據說，這位中國領導人當時回答說，讓藏民呆在友好的印度總比在敵對的美國好。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軍隊進入了西藏。
英國在乾隆時期承認西藏是中國的藩屬，但是如何理解和從政治上翻譯這個詞，卻有些難度。別忘了，對北京而言，高麗、暹羅和西藏雖然同為藩屬，但地位卻明顯不同。那麼“藩屬”一詞與當時的殖民地有無區別呢？如今，殖民地已成為昨日黃花，但俄羅斯和美國等大國仍將殖民擴張時所侵佔的土地納入了自己的版圖。
它們之所能這樣做，是因為地域的連貫性。英法之所以喪失了殖民地，恰恰是缺少這一因素。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也是出於這一原因。事實上，清朝時處理西藏政務的理蕃院，在英文中就常被翻譯為“殖民地事務辦公室”。在《聯豫駐藏奏稿》（1979年出版）中，中國藏學家吳豐培將清朝在西藏的工作與英、美、法、荷的殖民機構進行了比較。
當然，在反殖民運動日益高漲的50年代，中國若繼續把西藏當作殖民地，顯然不合時宜。當時，蘇聯、美國等其他國家，靠著地域連貫性的便利，保留了在殖民時期佔領、征服或因原住民稀少而佔有的大幅領土。
在19 世紀，國體不同且邊境劃分也不同。歐洲國家會以共享的權力與義務來劃分邊境線。若不承認這一政治原則，就有被其他國家吞併的危險。清朝則是個特例。它太強大無法被瓜分，而其遵守的政治原則也與歐洲不同。當時，西方外交官（很多後來變成了歷史學家）嘗試著將中國的政治領土原則翻譯過來；有了這些譯稿，他們便開始順理成章侵佔清朝領土。
上世紀初，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作出了回應，向海內外人士重申了中國在疆域問題上的立場。這些聲明為現代中國的疆域定了基調，並把西藏、新疆和蒙古包括在內。為提高中國人在洋人面前的自豪感，孫中山指出中國有著5,000年的悠久歷史，比西方文化的鼻祖古希臘與古羅馬還早數千年。此後，唯有幾百年歷史的國家均被認為是年輕國家，還可能被看不起。
在年輕、精力充沛的、現代化的西方人面前，中國人常常感到自慚形穢。孫中山的政治新發明，無疑提升了同胞們的民族自豪感。孫中山說，年輕一無是處，古老才是真正文明的原因。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屢屢搶到這一點，稱沒有國家能比中國更古老，更有價值。
國民黨在歷史與地理上的立場，為中共後來執政打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礎。儘管有著如此驕人的進步，國民黨在清朝覆滅後仍缺乏統一中國疆域的能力，更別提做出其他領土聲明了。也只有在1949年後，中國人才擁有了這樣的能力。
在西藏方面，情況並沒有變得清晰起來。與中方擺出的大量資料文件相比，藏民在主張獨立時所能提供的歷史證據實在少得可憐。西藏之所想獨立，癥結在於它認為與中國的關係就像中亞地區較為普遍的喇嘛與施主之間的關係。其中，中國是施主，而西藏是喇嘛。
隨著時間和環境的遷移，喇嘛與施主的關係或會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含義。理論上，無論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是藩屬、獨立、或是某種形式的依付，這種喇嘛與施主的關係都與之並存。事實上，即使是中方最空泛的歷史描述，也比藏方的說法接近現實。藏人以宗教人物與普通信眾的關係來形容兩者的關係，反擊中方的歷史論據。不過，最後雙方都不願聆聽對方的觀點。
西藏似乎從其在20世紀上半葉所處的狀態中找到了獨立的政治理由，稱西藏在中國軟弱的情況下事實上已獲得獨立。的確，中國很多省份當時也面臨這種情況；但沒有國家承認西藏或中國其他省份的獨立地位。
解放軍1949年入藏，將其融入現代化的中國，自然有了充分的地域政治理由。一談到中國，人們自然而然會想到它長達5,000年的漫長歷史。歷史如此悠久，西藏在其中佔據了至少20%的時間段。因此，我們得知西藏從1,000多年前的元朝起開始屬於中國。
與孫中山時期備受屈辱的中國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相比，局勢已發生了顯著變化。5,000年歷史的想法，失去了相應的作用：當年，它提高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如今卻讓這個民族變得有些自大傲慢。若指望在未來幾十年裏擠入第一世界，中國應該謙虛和低調，前提是它仍希望在和平中崛起。它目前的疆域不會改變；其他國家也無意改變這一局勢。
就像以色列與美國一樣，今日的中國既可以說是個古老國家，也可以稱之為年輕國家。說它古老，是因為它的歷史延綿數千年。以色列也在1949年前後建國，但歷史能上溯到摩西及古埃及時代；美國建國於1776年，毫無疑問是個年輕國家，但它的一切傳統均來自於同樣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歐洲大陸。
一條新的歷史年線，或許能讓中國的領土聲明在政治找到合理與合法性。歷史年線越短，在解釋時遺留的漏洞也就越少。
這時，我們就不能不提及達賴喇嘛的政治作用了。從新中國建立伊始，達賴與班禪的地位便被中共領導人放在其他西藏喇嘛之上；他們二人在藏民的文化與宗教生活中的影響力，可以窺豹一斑。
有著傳奇經歷與享譽全球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藏民甚至華人中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實際上，達賴喇嘛對藏民的號召力，遠遠超過了教皇對基督教徒的影響。首先，教皇代表著上帝，但他並不是上帝。他是選舉產生的，任職20～30年；而達賴與活佛無異，是終身制。其次，達賴是民族與文化的象徵，而教皇絕無這一功能。
若中共官員鼓勵僧人和普通百姓譴責達賴喇嘛，以便親北京的班禪喇嘛能儘快得到認同，簡直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僧人怎會去譴責自己的佛祖，自己的身份呢？藏民怎會否認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要這樣做，他當初何必要當僧人呢？既然生為藏民，這種身份又如何放棄呢？同樣，一個信奉基督的漢人也不會去譴責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漢人身份。迫於高壓時，西藏僧人可能會不得不臥薪嚐膽，尋找痛斥統治者的最佳時機。
西藏問題，似乎變成了時間遊戲。若達賴喇嘛過幾年去世，而藏民抗議活動盡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北京所考慮的就是提升班禪喇嘛的地位，使其的影響力超過其他流亡海外的喇嘛。即便到時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各選出一位達賴的轉世靈童，中國仍有20年來控制局勢。屆時，流亡海外的達賴將無法獲得藏民的認同，也就只剩下親北京的班禪與達賴了。
對中國而言，這種情況最為理想。它將獲得將西藏藩屬化的時間與機遇。但這可能造成漢人與藏民的分歧更加嚴重，因為藏民在文化上已瀕臨被徹底消滅的地步。
達賴喇嘛批評說，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文化滅絕政策，破壞所有的文化遺產。但大部分中國人對這一點都閉耳不聞。在過去60年利，中國領導人已對自己的文化實施了“滅絕政策”，並認為這是邁向現代化、成為發達國家的必經之路。全球化，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少本土文化都消失在全球的大熔爐中。
中國人認為，他們對西藏文化的保護力度，遠大於對自己的文化。這種心態，相信還會持續到未來。畢竟，中國就是個歷史的大熔爐，成功消化了清朝的滿族文化、元朝的蒙古文化、唐朝的突厥文化。為何要放過西藏文化呢？
但如果達賴喇嘛依然健康長壽，藏民抗議活動不斷升級，國際社會的關注並未因奧運會勝利閉幕而轉移，北京就不得不同達賴喇嘛展開對話，不然將帶來重重麻煩。達賴也是能令西藏局勢走向緩和的唯一人物。
如果藏民抗議持續，但北京拒絕與達賴對話，那對國際社會而言，中國顯得非常無情。在國際社會上，達賴是位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長時間不與其展開對話，將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是在全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動機日益擔心的時候。廢除西藏傳統文化，屆時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令人警惕的信號。
中國與西藏的未來歷史如何書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之後十年所發生的事情和中國在達賴喇嘛問題上的處理方式。
或許，中國應研究一番歷史在中華帝國與在古羅馬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在中國，歷史是為皇帝撰寫的；而古羅馬則允許歷史學家有著獨立觀點。事實上，他們常與元老院一條戰線，對皇帝並非言聽計從。正因如此，我們才知道古羅馬最荒淫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曾提名他的禦馬進入元老院，而暴君尼祿（Nero）故意在羅馬城縱火，然後嫁禍於基督教徒，以便對他們進行迫害。這些皇帝的舉止，聽起來都瘋子一樣，但史書並未因此而抹殺他們在關鍵時期維護並擴大帝國疆域的功勞。就連古羅馬的宿敵漢尼拔（Hannibal），也被歷史學家描述成一位尊貴的將軍；雖然古羅馬視過著遊牧生活的日耳曼人為蠻族，但不妨礙史書將他們稱為偉大的好戰民族。
史書對古羅馬敵人和自身缺點的描述，非但未貶低國家的形象，反而讓它高尚起來，變成了一個成功克服了種種困難與挫折、並最終邁向勝利的帝國。在美國新聞界與當代史中，就可以察覺到這一傳統的影子：作家們深入探討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在最後呈現一個邁向勝利的美國形象。這樣的歷史更有說服力，因為它沒有刪除與之觀點相左的版本，聽起來更具真實性。隨著古羅馬最終的勝利，歷史更加證明了國家的真正偉大，因為它成功邁過了所有艱難險阻。
然而，上述情況不可能發生在中國。正史雖然談到了所有歷史事件，卻很難令人信服。目前，中國已無必要去繼續撰寫有利於自己的歷史，例如在西藏問題方面。拋開了舊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及解放人類的觀念後，單說出於地域政治原因而控制西藏，已足以避開任何危及中國統治的理論上的挑戰。然而，地域政治原因也易令情況變得複雜：它將招致惟以實力計較得失的危險，從而引起其他國家的惴惴不安。地域政治，還需與一些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溫和措施相配合。也就是說，中國應通過提高管治能力，來贏得海內外支持。
中國政府以目前的政治需求為方向來調整歷史角度的做法，讓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恐慌。北京無疑在告訴世界，中國人最初並不認為他們應統治西藏；而這或許是中國面臨的最棘手問題題。
歷史之所以為此，因為所發生的大背景已成為過去。蘇聯解體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它不會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適用。目前，巴爾幹化趨勢在全球日益抬頭，超過100多個要求獨立的組織活躍在世界各地。假如它們都實現各自主張的話，世界將出現100多個新生國家。
若簡單地使用民族自決權來解決問題的話，相信會在全球激起更洶湧的獨立運動。為了生存與繁榮，這些新生國家只能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代價是被迫向世貿、聯合國或歐盟之類的國際組織放棄部分領土要求。如此一來，當初分離又有何意義呢？難道是為了滿足少數民族的野心？還是反抗單一民族的統治，爭取自由？抑或是企圖通過分裂來削弱該國實力？或者是以上動機都有？
這些才是真真切切的問題；真正的解決方法不是尋求獨立，而是提高管治水平。
就像上世紀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樣，獨立運動儼然被當作了解決凡間種種問題的革命性救世良藥。在情緒化的爭拗面前，理性總是顯得非常無助。這大概是隱藏在偽理性歷史爭拗背後的可怕內容；稍處理不慎，又往往會燃起難以駕馭的民族主義情緒。 ¶ 7:26 PM
2008/04/16, 週三
北京 --- 懷著最好的動機去翻看歷史，我們很難為西藏找到證明或反駁它與北京關係的證據。然而，被中國當作意識形態工具使用了幾個世紀後，歷史已無法繼續為今日的問題提供幫助。
事實上，中國不需要歷史來證明西藏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地域政治，已是最好的出發點。若拋開歷史談西藏，將會給現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中留下一個巨大的空洞；簡單地以地緣政治取代歷史，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要求中國推出相應政策，以求得海內外在此問題上的一致。說到底，西藏問題的癥結在於管治不力。要知道，很多藏人依然忠於達賴喇嘛，而北京對此頗有介懷。
幾百年來，歷史（對它的管理與操縱）就像指南針一樣，創造了統治中國所必要的意識形態範例。中國上世紀初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完全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關鍵特徵（如對歷史的激情和非常實用的本質）產生了共鳴。歷史與實踐合拍，也是幾個世紀以來的事實了。
最近發生的西藏危機，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戰著歷史，並迫使中國尋找新的指南針。實踐與實際原因，都無法再和歷史及對歷史的操作相銜接
3月14日的西藏起義及隨後出現在其他中國城市的藏人遊行，均為中國未來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超越了抗議活動本身，也超越了順利舉辦北京奧運會的迫切要求；這些問題事關中國的歷史、地理及它在全球的角色。
中國政府稱，西藏隸屬於中國的歷史，可追溯到元朝甚至更遠古。有著政府背景的中國網（china.org.cn）寫道：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贊干布兼併十餘個部落和部族，建立了吐蕃王朝，疆域覆蓋今日西藏的大部分地方。他曾兩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於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
1271年，蒙古汗政權定國號為元，並於1279年統一全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西藏成為中國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個行政區域。考慮到當地歷史傳統、社會狀況與自然條件、種族與宗教，元朝政府對西藏實行了有別於其他10個行政區的特別措施。
首先，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命薩迦派的西藏喇嘛八思巴（Pagba）為“帝師”，加封“大寶法王”，主管全國佛教和西藏地方政務。這是中國歷史上僧人所取得的最高封號。
第二，元朝在建立不久還成立了總制院，管轄全國的佛教事務與西藏的軍政事務。1288年，它改名為宣政院；丞相通常負責宣政院，而由“帝師”提名的僧人擔任副手。就這樣，中國歷史上首個專管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正式宣告成立。
第三，元朝還將西藏劃分為不同的行政區，並提拔各級別官員，以加強行政管理，而“帝師”則承擔整體責任。
不過，以此稱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有些牽強。原因有兩個：1，將元朝的情況當作中華的傳統，存在爭議。當時的統治者為蒙古人，官方語言為蒙古語或波斯語，而漢人只是二等公民。
2，蒙古人通過支持不同派系，介入了西藏的權力鬥爭，但是這種行為有沒有上升為直接對西藏的統治和管理，還存在爭議。美國漢學家白慕堂（Thomas Bartlett）如此總結：“蒙古人的元朝僅通過藏族宗教領袖之手來施加對西藏的統治，並沒有征服、佔領或統治西藏。”
到了清朝（1644-1912），情況又完全不同。當時，西藏一直是滿族人、准葛爾人及俄國人三方角力的一個主要目標；滿族人與准葛爾人更為西藏的控制權而鬥爭了多年。
防止西藏精神領袖與准葛爾人結盟，也就成了滿族人當時政策的重中之重。康熙皇帝還曾將自己比作將八思巴奉為“帝師”的忽必烈汗之轉世。
這一比較並不合適，因為忽必烈汗是出於宗教信仰，而康熙則完全是帶有政治目的。還有人說，六世達賴喇嘛1706年被謀殺，得到了康熙的默許，因為他既有動機又有手段。1708年，六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在滿族人控制下的“康區”（Khams，今四川西部的西康地區）找到，正中康熙的下懷。這個孩子成長的一切，都在康熙的過問之下。1720年，他被清兵護送入藏，行使達賴的權力。
一些史料認為，清朝對西藏的吞併始於此時。不過，這實屬誇張。滿族人竭力希望在西藏建立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傀儡政權；1721年，康熙在一份聖旨中稱西藏已被滿族統治80年，並打算用更嚴厲的文字寫明二者的關係。藏人表示，應繼續延續傳統的“施主與喇嘛”關係，即不認為康熙與達賴喇嘛的關係為“君臣關係”。 美國漢學家牟複禮（Frederick W. Mote）在《900—1800年之中華帝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寫道：從當地管理來看，西藏仍獨立於清朝；身為領導者的喇嘛們並未得到除此之外的任何政治利益。
牟複禮說，清朝成立管理蒙古、俄人和西藏事務的中央機構—理藩院，進一步證明了他的觀點。蒙古的一部分屬於清朝，也有疆域屬於准葛爾人；俄羅斯則從中亞和東北亞對清朝虎視眈眈。
美國的中國歷史學家彼得•普度（Peter C. Perdue）在新著《中國挺進西---大清對歐亞中心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哈佛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寫道：“西藏發生內亂，令雍正皇帝下定決心，派兵進藏。1720年，清兵在康熙的命令下已進駐拉薩，趕走了准葛爾人，並成立了軍政府，還受到了當地百姓的歡迎。被准葛爾人佔據的布達拉宮，重新回到了達賴喇嘛的手中。佔領者的官邸均被拆毀，而年僅12歲的七世達賴則淪為了西藏貴族們統治的傀儡。兩位最有權力的人是西藏西部噶倫瑣南多結（Sonam Stobgyal），又名頗羅鼐（Polhanas），和康濟鼐。二人曾率眾抵抗准葛爾人的統治；三位清兵官員連同三千人的部隊，一同監督著西藏政府的運作。西藏的局勢並未因此獲得穩定，因為當地統治者仍無法成立一個名至實歸的集權化議會。”
駐紮的清兵，逐漸成了藏人們的負擔。當地的穀物價格飛漲，儘管清朝政府花費了鉅資，千里迢迢地從內地向西藏運送糧食。主將年羹堯和延信（康熙的侄子）曾向康熙進奏，應儘快從拉薩減少駐兵。雍正則下令迅速撤軍，以實現其加強內線防禦工事的計劃，如與准葛爾人議和，減輕百姓的負擔。康濟鼐曾懇求雍正再次考慮，但遭到拒絕。
這段描述與牟複禮的觀點並不矛盾。由於它強調了當地貴族的角色，為討論清政府在西藏事務中所實際扮演的角色留下了空間。雍正想安撫准葛爾人，因此下令放棄對西藏的完全控制，以避免與這位好戰的鄰居發生更多衝突。當時，清朝已無法應付與准葛爾人的消耗戰，還要提防東進中的俄羅斯人。如此分析，清兵從西藏撤出有兩個原因：駐藏清兵無法從貧困的當地得到供給，而由於交通落後和成本太高，從周邊省份運輸補給也不現實。
如今，北京大可以稱情況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向西藏提供物流補給，不再“難於上青天”；中國的國力雄厚，足以維持在拉薩及西藏其他地方的駐軍。此外，它無需討好准葛爾人之類的周邊對手，也無需應對象18世紀的沙皇俄國那樣虎視眈眈的外國列強。簡而言之，中國如今能竭盡全力實現歷史上無法完成的任務—全面控制西藏。儘管如此，西藏與北京的政治關係仍停滯不前。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在乾隆時期承認西藏是清政府的藩屬。在說到北京與高麗（今朝鮮半島）、暹羅（今泰國）等如今已脫離中華版圖的領土的政治關係時，用“藩屬”一詞似乎並不貼切。但英國人或認為這個寓意模糊的詞語恰恰能掩飾他們垂涎中國領土的野心。當時，沙皇俄國從北蠶食著清朝的疆域；法國人已佔領了越南，隨時準備向北進犯；統治著印度的英國人，則希望把女皇的恩澤惠及喜馬拉雅高原。若能證明清朝對西藏等領土的統治已到了事實上或法理上分崩離析的地步，顯然對這些西方列強都是件好事。
從現代的角度來看，中共1950年之後對西藏的統治模式，可謂是前無古人。當然，中共對整個中國的統治模式，同樣是史前無例。用10萬官員來管理4億國民（官民比例為1：4,000），已令乾隆皇帝感到很滿意。
若將這一比例擴大20倍，即一名官員擁有隨從、護衛、秘書等20人並不過分，則變成了每200名百姓中有一名官員。當時，清政府還實行著兩級體系，即官員由中央供養，而護衛、秘書等則由地方承擔。如此一來，中央很難避免地方官員變成“土皇帝”的情況，因為地方的管理權已大多落入了與官員有密切關係的貴族和富人手中。
為避免這一惡果，中共在全國各地都建立了黨組織，黨員人數也因此大大增加。他們嚴格執行黨紀，使中央指令得以迅速傳播至國家的每一個角落；現代通信技術的應用，更大大縮短了這一過程。目前，中國總人口不到14億，但黨員人數卻已達到了7,000萬。
理論上講，所有官員均受制於中央，並受中央的監督。同樣，由於中央有能力繞過中低層官員，沒有人能成為“土皇帝”。中共對西藏的影響，與它對其他省份的影響幾無差別。
上述分析自有其重要性，因為它為中國統治西藏提供了合法解釋。若缺少這一點，中國或許能用武力征服西藏，但此舉無疑會影響北京在海內外的形象。這一觀點，是在1950年後才逐漸形成的。
美國藏史研究專家史伯林（Elliot Sperling）的《漢藏衝突的歷史及爭辯》（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一文，被刊登在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EWC）在2004年第七期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中。他在文中寫道：
在新中國建立後，中共成為了自清朝覆滅以來有能力與決心主張擁有西藏的首個政府。對中國領導人而言，特別是那些知識分子，過去的征戰與屈服已不足以創造歷史。從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來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需要科學化的印證和證實。受此理念驅動，中共認真研究了西藏歷史上隸屬於中華的性質，隨後得出了沿用幾十年的結論，即在蒙古人的元朝將西藏與中國各地納入版圖之下時，西藏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受當時的意識形態所限，人們無法接受中國純粹是出於地域政治的原因而進入了西藏高原。無奈之下，中共只好把解放當地百姓（符合共產主義理念）和繼承歷史（符合中華歷史），作為控制西藏的合法解釋。
隨後，人們在談到西藏時的用詞也發生了變化。民族主義者曾樂意將西藏稱為“處於中國主權之下”或是中國的“藩屬”。但這兩個概念有著很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與當時剛剛經歷了革命的新中國不相符。50年代，中國創造了一個描述西藏地位的、且目前沿用至今的詞語—“中國的一部分”。這個詞非常模糊，足以經受人們對西藏與中國既往管理的認真考究；同時，它又非常精確，指明了西藏屬於中國。
然而，這種過於依賴歷史的立場，卻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武力及因此取得的勝利，不足以令公眾達成共識。教育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而歷史則被認為是最實用、且文明很多的手段。不過，它需要對史實進行操縱與教育等複雜動作。然而，這類動作越多，越容易給其他歷史解讀資料留下可攻擊的漏洞；研究的歷史越長，發現的漏洞也就會越多。例如，西方歷史學家多次指出，明朝政府並未在西藏建立政權，“明朝沒有在西藏頒佈任何法令、徵收任何賦稅等”。
這種說法，無疑令西藏為中國藩屬的說法站不住腳。歷史漏洞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歷史是在為政治服務，與之相左的歷史觀點都清除出了史書。
19世紀中葉之前，當不少國家附屬於中國時，這種手法還算有效。進入現代社會，中國想繼續做到滴水不漏儼然困難萬分，且加強修改過的歷史教育，反而弱化了官方立場。一旦人們對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聲明產生懷疑，他們也會質疑政府的其他聲明。
正由於西藏歷史存在爭議，西藏問題讓中國人與外國人感到模糊，也就毫不出奇了。比起西藏，越南似乎更有理由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因為它有幾百年一直使用漢字，語言與華南地區的方言相近，並在漢朝時歸順；相反，西藏的語言和文字，完全與漢人不同，與中國接觸的歷史也相對較短。然而，歷史弄人：西藏成了中國的一部分，而越南卻是個獨立國家。朝鮮半島的例子，也能說明這一問題。
越南的例子，似乎更有意思。1950年，人民解放軍分別到達西藏和越南邊境。若繼續前進的話，中國將難免與法國發生直接衝突，因為越南當時是法國的殖民地；而西藏就不同，並沒有其他大國的保護。英國雖然因1947年印巴分治而撤離印度，但仍在亞洲保留了大部分利益。它本應該在西藏成立類似於攝政體制的政府，對其提供包括軍事支援在內的幫助；它本可以在喜馬拉雅高原保留駐軍，監視中國的一舉一動。顯然，新成立的中國必然不敢輕舉妄動。
印巴分治剛實現，第一次印巴戰爭的戰火旋即燃起。因此，兩國無暇關注西藏問題。對印度而言，它更情願中國人出現在喜馬拉雅高原，而不是英國人。當達賴喇嘛1959年出逃至印度時，尼赫魯還就向西藏難民提供保護的可能性而咨詢毛澤東的意見。據說，這位中國領導人當時回答說，讓藏民呆在友好的印度總比在敵對的美國好。
基於以上原因，中國軍隊進入了西藏。
英國在乾隆時期承認西藏是中國的藩屬，但是如何理解和從政治上翻譯這個詞，卻有些難度。別忘了，對北京而言，高麗、暹羅和西藏雖然同為藩屬，但地位卻明顯不同。那麼“藩屬”一詞與當時的殖民地有無區別呢？如今，殖民地已成為昨日黃花，但俄羅斯和美國等大國仍將殖民擴張時所侵佔的土地納入了自己的版圖。
它們之所能這樣做，是因為地域的連貫性。英法之所以喪失了殖民地，恰恰是缺少這一因素。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也是出於這一原因。事實上，清朝時處理西藏政務的理蕃院，在英文中就常被翻譯為“殖民地事務辦公室”。在《聯豫駐藏奏稿》（1979年出版）中，中國藏學家吳豐培將清朝在西藏的工作與英、美、法、荷的殖民機構進行了比較。
當然，在反殖民運動日益高漲的50年代，中國若繼續把西藏當作殖民地，顯然不合時宜。當時，蘇聯、美國等其他國家，靠著地域連貫性的便利，保留了在殖民時期佔領、征服或因原住民稀少而佔有的大幅領土。
在19 世紀，國體不同且邊境劃分也不同。歐洲國家會以共享的權力與義務來劃分邊境線。若不承認這一政治原則，就有被其他國家吞併的危險。清朝則是個特例。它太強大無法被瓜分，而其遵守的政治原則也與歐洲不同。當時，西方外交官（很多後來變成了歷史學家）嘗試著將中國的政治領土原則翻譯過來；有了這些譯稿，他們便開始順理成章侵佔清朝領土。
上世紀初，孫中山和他領導的國民黨作出了回應，向海內外人士重申了中國在疆域問題上的立場。這些聲明為現代中國的疆域定了基調，並把西藏、新疆和蒙古包括在內。為提高中國人在洋人面前的自豪感，孫中山指出中國有著5,000年的悠久歷史，比西方文化的鼻祖古希臘與古羅馬還早數千年。此後，唯有幾百年歷史的國家均被認為是年輕國家，還可能被看不起。
在年輕、精力充沛的、現代化的西方人面前，中國人常常感到自慚形穢。孫中山的政治新發明，無疑提升了同胞們的民族自豪感。孫中山說，年輕一無是處，古老才是真正文明的原因。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屢屢搶到這一點，稱沒有國家能比中國更古老，更有價值。
國民黨在歷史與地理上的立場，為中共後來執政打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礎。儘管有著如此驕人的進步，國民黨在清朝覆滅後仍缺乏統一中國疆域的能力，更別提做出其他領土聲明了。也只有在1949年後，中國人才擁有了這樣的能力。
在西藏方面，情況並沒有變得清晰起來。與中方擺出的大量資料文件相比，藏民在主張獨立時所能提供的歷史證據實在少得可憐。西藏之所想獨立，癥結在於它認為與中國的關係就像中亞地區較為普遍的喇嘛與施主之間的關係。其中，中國是施主，而西藏是喇嘛。
隨著時間和環境的遷移，喇嘛與施主的關係或會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含義。理論上，無論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是藩屬、獨立、或是某種形式的依付，這種喇嘛與施主的關係都與之並存。事實上，即使是中方最空泛的歷史描述，也比藏方的說法接近現實。藏人以宗教人物與普通信眾的關係來形容兩者的關係，反擊中方的歷史論據。不過，最後雙方都不願聆聽對方的觀點。
西藏似乎從其在20世紀上半葉所處的狀態中找到了獨立的政治理由，稱西藏在中國軟弱的情況下事實上已獲得獨立。的確，中國很多省份當時也面臨這種情況；但沒有國家承認西藏或中國其他省份的獨立地位。
解放軍1949年入藏，將其融入現代化的中國，自然有了充分的地域政治理由。一談到中國，人們自然而然會想到它長達5,000年的漫長歷史。歷史如此悠久，西藏在其中佔據了至少20%的時間段。因此，我們得知西藏從1,000多年前的元朝起開始屬於中國。
與孫中山時期備受屈辱的中國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相比，局勢已發生了顯著變化。5,000年歷史的想法，失去了相應的作用：當年，它提高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如今卻讓這個民族變得有些自大傲慢。若指望在未來幾十年裏擠入第一世界，中國應該謙虛和低調，前提是它仍希望在和平中崛起。它目前的疆域不會改變；其他國家也無意改變這一局勢。
就像以色列與美國一樣，今日的中國既可以說是個古老國家，也可以稱之為年輕國家。說它古老，是因為它的歷史延綿數千年。以色列也在1949年前後建國，但歷史能上溯到摩西及古埃及時代；美國建國於1776年，毫無疑問是個年輕國家，但它的一切傳統均來自於同樣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歐洲大陸。
一條新的歷史年線，或許能讓中國的領土聲明在政治找到合理與合法性。歷史年線越短，在解釋時遺留的漏洞也就越少。
這時，我們就不能不提及達賴喇嘛的政治作用了。從新中國建立伊始，達賴與班禪的地位便被中共領導人放在其他西藏喇嘛之上；他們二人在藏民的文化與宗教生活中的影響力，可以窺豹一斑。
有著傳奇經歷與享譽全球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在藏民甚至華人中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實際上，達賴喇嘛對藏民的號召力，遠遠超過了教皇對基督教徒的影響。首先，教皇代表著上帝，但他並不是上帝。他是選舉產生的，任職20～30年；而達賴與活佛無異，是終身制。其次，達賴是民族與文化的象徵，而教皇絕無這一功能。
若中共官員鼓勵僧人和普通百姓譴責達賴喇嘛，以便親北京的班禪喇嘛能儘快得到認同，簡直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僧人怎會去譴責自己的佛祖，自己的身份呢？藏民怎會否認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身份呢？如果要這樣做，他當初何必要當僧人呢？既然生為藏民，這種身份又如何放棄呢？同樣，一個信奉基督的漢人也不會去譴責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漢人身份。迫於高壓時，西藏僧人可能會不得不臥薪嚐膽，尋找痛斥統治者的最佳時機。
西藏問題，似乎變成了時間遊戲。若達賴喇嘛過幾年去世，而藏民抗議活動盡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北京所考慮的就是提升班禪喇嘛的地位，使其的影響力超過其他流亡海外的喇嘛。即便到時北京與西藏流亡政府各選出一位達賴的轉世靈童，中國仍有20年來控制局勢。屆時，流亡海外的達賴將無法獲得藏民的認同，也就只剩下親北京的班禪與達賴了。
對中國而言，這種情況最為理想。它將獲得將西藏藩屬化的時間與機遇。但這可能造成漢人與藏民的分歧更加嚴重，因為藏民在文化上已瀕臨被徹底消滅的地步。
達賴喇嘛批評說，中國政府在西藏實行文化滅絕政策，破壞所有的文化遺產。但大部分中國人對這一點都閉耳不聞。在過去60年利，中國領導人已對自己的文化實施了“滅絕政策”，並認為這是邁向現代化、成為發達國家的必經之路。全球化，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少本土文化都消失在全球的大熔爐中。
中國人認為，他們對西藏文化的保護力度，遠大於對自己的文化。這種心態，相信還會持續到未來。畢竟，中國就是個歷史的大熔爐，成功消化了清朝的滿族文化、元朝的蒙古文化、唐朝的突厥文化。為何要放過西藏文化呢？
但如果達賴喇嘛依然健康長壽，藏民抗議活動不斷升級，國際社會的關注並未因奧運會勝利閉幕而轉移，北京就不得不同達賴喇嘛展開對話，不然將帶來重重麻煩。達賴也是能令西藏局勢走向緩和的唯一人物。
如果藏民抗議持續，但北京拒絕與達賴對話，那對國際社會而言，中國顯得非常無情。在國際社會上，達賴是位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長時間不與其展開對話，將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是在全球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動機日益擔心的時候。廢除西藏傳統文化，屆時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令人警惕的信號。
中國與西藏的未來歷史如何書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之後十年所發生的事情和中國在達賴喇嘛問題上的處理方式。
或許，中國應研究一番歷史在中華帝國與在古羅馬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在中國，歷史是為皇帝撰寫的；而古羅馬則允許歷史學家有著獨立觀點。事實上，他們常與元老院一條戰線，對皇帝並非言聽計從。正因如此，我們才知道古羅馬最荒淫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曾提名他的禦馬進入元老院，而暴君尼祿（Nero）故意在羅馬城縱火，然後嫁禍於基督教徒，以便對他們進行迫害。這些皇帝的舉止，聽起來都瘋子一樣，但史書並未因此而抹殺他們在關鍵時期維護並擴大帝國疆域的功勞。就連古羅馬的宿敵漢尼拔（Hannibal），也被歷史學家描述成一位尊貴的將軍；雖然古羅馬視過著遊牧生活的日耳曼人為蠻族，但不妨礙史書將他們稱為偉大的好戰民族。
史書對古羅馬敵人和自身缺點的描述，非但未貶低國家的形象，反而讓它高尚起來，變成了一個成功克服了種種困難與挫折、並最終邁向勝利的帝國。在美國新聞界與當代史中，就可以察覺到這一傳統的影子：作家們深入探討國家面臨的種種問題，在最後呈現一個邁向勝利的美國形象。這樣的歷史更有說服力，因為它沒有刪除與之觀點相左的版本，聽起來更具真實性。隨著古羅馬最終的勝利，歷史更加證明了國家的真正偉大，因為它成功邁過了所有艱難險阻。
然而，上述情況不可能發生在中國。正史雖然談到了所有歷史事件，卻很難令人信服。目前，中國已無必要去繼續撰寫有利於自己的歷史，例如在西藏問題方面。拋開了舊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及解放人類的觀念後，單說出於地域政治原因而控制西藏，已足以避開任何危及中國統治的理論上的挑戰。然而，地域政治原因也易令情況變得複雜：它將招致惟以實力計較得失的危險，從而引起其他國家的惴惴不安。地域政治，還需與一些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溫和措施相配合。也就是說，中國應通過提高管治能力，來贏得海內外支持。
中國政府以目前的政治需求為方向來調整歷史角度的做法，讓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恐慌。北京無疑在告訴世界，中國人最初並不認為他們應統治西藏；而這或許是中國面臨的最棘手問題題。
歷史之所以為此，因為所發生的大背景已成為過去。蘇聯解體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它不會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適用。目前，巴爾幹化趨勢在全球日益抬頭，超過100多個要求獨立的組織活躍在世界各地。假如它們都實現各自主張的話，世界將出現100多個新生國家。
若簡單地使用民族自決權來解決問題的話，相信會在全球激起更洶湧的獨立運動。為了生存與繁榮，這些新生國家只能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代價是被迫向世貿、聯合國或歐盟之類的國際組織放棄部分領土要求。如此一來，當初分離又有何意義呢？難道是為了滿足少數民族的野心？還是反抗單一民族的統治，爭取自由？抑或是企圖通過分裂來削弱該國實力？或者是以上動機都有？
這些才是真真切切的問題；真正的解決方法不是尋求獨立，而是提高管治水平。
就像上世紀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樣，獨立運動儼然被當作了解決凡間種種問題的革命性救世良藥。在情緒化的爭拗面前，理性總是顯得非常無助。這大概是隱藏在偽理性歷史爭拗背後的可怕內容；稍處理不慎，又往往會燃起難以駕馭的民族主義情緒。 ¶ 7:26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