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投资中国的故事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
2008年3月13日 星期四

你不得不佩服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这位来自匹兹堡的工人阶级子弟。他拿着橄榄球奖学金上了耶鲁大学(Yale)，在华尔街工作了20年，最终成为普惠公司(Paine Webber)的投行业务负责人。他完全可以吃老本，享受自己的个人财富。

但他没有。上世纪90年代，他来到一个环境艰难的国度，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棘手行业里开始创业。本书讲述了潘考夫斯基到中国建立了一家中国汽车配件集团的故事。这家企业原名亚洲战略投资集团(Asian Strateg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现已更名为亚新科工业技术公司(Asimco Technologies)。

《和巨龙打交道》 (Managing the Dragon)不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四年前出版的《中国先生》(Mr China)讲述了一些同样的场景，但却更具文采，更为幽默。那本书的作者祈立天(Tim Clissold)是一名会说中文的会计师，协助潘考夫斯基创建了亚新科。但潘考夫斯基的作品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在一些在中国做生意的真知灼见，而且还是一位永远乐观的美国企业家的自画像——在灾难和失望面前，他始终锲而不舍。

潘考夫斯基不会说中文，但他了解华尔街，而且募集到了资金。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描述了祁立天书中同样提到过的那些恐怖景象：官僚主义、欺诈、贪腐、来自亚新科中国合资伙伴的竞争、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用卡车而不是现金付账。

如潘考夫斯基所言，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10年前。但是，对于考虑进军中国的工业投资者而言，本书的核心部分读起来仍然扣人心弦。这部分内容详尽讲述了潘考夫斯基如何赶走安徽省橡胶制品合资企业那位难以合作的老板。

祁立天的书中提到，他对潘考夫斯基的乐观态度感到困惑。按照他的形容，潘考夫斯基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是“典型的华尔街冒险家”。的确，即使在他自己的书中，这位美国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天真无邪。潘考夫斯基似乎很想得到认可，在一开始好像对中国与美国在习惯上的巨大差异颇为惊讶。有时候，他总结的经验是如此浅显，简直就是废话，例如：“我从中学到，对于企业而言，制定正确的策略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但谈到如何在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做生意和进行管理，书中也不乏智慧的火花。

在得知其它亚洲经济体都掌握在少数强大的商业家族（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作品《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的主题）手中之后，潘考夫斯基选择了几乎是商业处女地的中国。他明智地驳斥了“关系”是在中国做交易时的独有现象这一荒诞说法，指出自己也运用了作为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关系。他还半开玩笑地建议，渴望获得认可的新公司应该以A字母打头的单词为名。

潘考夫斯基的中心论点是，在中国的投资者面临“管理缺口”，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培养出来的官僚经理人，另一方面极具创业精神的经理人，他们“会和犯罪分子打交道，或是同我们竞争”。

潘考夫斯基与亚新科在多年痛苦的尝试与失败中奋力填补这一缺口。他们最初聘用了外籍经理，但并不成功。潘考夫斯基承认，自己早年的最大错误就是“忽视了中国经理的意见”。后来，他们尝试将已有的不合适的“官僚”及“创业型”中国经理转换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经理人，但这一尝试总体上也以失败告终。

最后，他们决定寻找亚新科自己的“新中国经理人”，然后放权给他们。这些人需要具备的条件是：思想开明，有一定管理经验，对现代管理概念有所了解，特别是要有工程师背景。事后看来，这就像需要策略一样显而易见，但它非常有效。

一个没有被回答问题是，潘考夫斯基是否必须历经这些困苦，才能建立一家如今在中国8个省份拥有17家工厂的企业。

祁立天无法理解潘考夫斯基为何不学中文。这是潘考夫斯基的一个痛脚。虽然他写到，在中国犯下的错误，90%都源于“误解和沟通不畅”，他却用了近3页的内容为自己不愿学习中文进行辩护。

把两本书放在一起阅读，我得到的最宝贵的教训之一就是，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学习一下当地语言是有好处的。

译者/李碧波  ¶ 9:17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