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闲评
Wednesday, September 09, 2009
以监管维护香港金融业的竞争优势
香港观察 BBC
2009年09月08日
林贡钦 香港自由撰稿人
金融业，是香港目前硕果仅存的仍具竞争优势的行业。要维护香港金融业的竞争优势，面临着继续自由放任或加强监管的抉择。
多起金融弊端"爆煲"
今年以来，多起金融弊端猛烈地冲击着香港的金融业：年初，香港有20多间银行及金融机构涉嫌不当销售雷曼发行的"迷你债券"，导致约5万港人，动用逾250亿港元投资，目前正在商讨赔偿六成以上本金的和解方案。年中，发生了一位年高七旬、文化程度低下、从没有任何投资高风险产品经验的香港女富豪，因误信瑞银女职员，动用2.6亿元现金购入瑞银的累计股票期权，惨蚀仅剩百多万元，现入禀香港高等法院向瑞银索赔。
八月初，中国大陆"香港私人银行受害者联盟"的6名代表专程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赴香港金管局投诉，指控星展、汇丰、花旗和荷兰等银行在内的多家香港银行涉嫌欺诈销售，误导他们购买金融衍生产品，导致他们损失超过10亿元人民币，估计受害者约3000人。这种带有对赌性质的被称为"金融鸦片"的金融衍生产品（KODA），绝大多数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银行设计出来的。在美国禁止向美国公民销售，却在香港大行其道。这些国际投行将销售大本营设在香港，要求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把资金转到在港的账户中进行投资，避开了内地的监管。
八月底，香港媒体又披露了国际投行摩根斯坦利在香港发行的"精明债券"，即债务抵押证券，面临"爆煲"，投资者将损失惨重。
放松监管，自毁优势
香港连续1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特别是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及金融自由方面，评分均居首位。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也引来了金融大鳄的觊觎。今年多起金融弊端"爆煲"，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
近年，香港金融业一直担心上海、新加坡等地是其强大的竞争对手，其实不然，真正能打败香港的，只能是香港自己。如果香港金融业不清理门户，加强监管，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香港金融业的边缘化即将来临。
金融危机，导致一些金融弊案爆发，但仅是冰山一角。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业监管不利所致。对投资者的投资保障力度缺失，对高风险的金融产品的放任自流，使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成为转移财富而不创造财富的手段，成为将大部分人的财富合法地转移到一小部分人口袋里的财技。
让银行回归为一般企业
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为香港经济的成长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丰功伟绩。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是香港的主要税基，撑起了世界金融中心的门面。长期以来，香港的银行是天之骄子，倍受呵护，受到许多特殊的关照。打银行工，在香港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
近年，香港不少银行员工在业绩的压力下，以代客理财为由，看着客户的存款数字，推销着各种金融产品。把储蓄和投资混为一体，利用客户对银行的信任，把风险披露到最小，把获利鼓吹到最大，造成很多银行客户的财富损失，引发了一系列投诉。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产品不当推销的监管不力，问题越积越多，最终产生雪崩效应，这对银行的信用造成极大的伤害，最终造成对香港金融业的重创。
然而，在投资者与银行的诉讼案例中，银行几乎没有败诉过，高昂的诉讼费用一般使原告知难而退，寻求庭外和解。银行的许多不法行为被金钱掩盖了。在香港的相关案例中，只有客户欺诈银行，没有银行欺诈客户。
人们疑虑：香港健全的法制，却保护不了投资者的基本权益和市民在银行里的存款。当法律的天平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倾斜的时候，在另一端的弱势群体，则纷纷逃离，这不但将导致香港金融体系的崩溃，也将最终导致法制大厦的倾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投资者来说，如果法制不彰，越自由的经济体系，越是投资的坟墓。
对金融业的监管，要剥去其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外衣，还原其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本性，用法律对抗人的贪欲。例如对不当销售雷曼迷你债券的违规犯错，不仅是庭外和解，赔偿六成了事，而应将主事者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 11:59 PM 0 comments
2009年09月08日
林贡钦 香港自由撰稿人
金融业，是香港目前硕果仅存的仍具竞争优势的行业。要维护香港金融业的竞争优势，面临着继续自由放任或加强监管的抉择。
多起金融弊端"爆煲"
今年以来，多起金融弊端猛烈地冲击着香港的金融业：年初，香港有20多间银行及金融机构涉嫌不当销售雷曼发行的"迷你债券"，导致约5万港人，动用逾250亿港元投资，目前正在商讨赔偿六成以上本金的和解方案。年中，发生了一位年高七旬、文化程度低下、从没有任何投资高风险产品经验的香港女富豪，因误信瑞银女职员，动用2.6亿元现金购入瑞银的累计股票期权，惨蚀仅剩百多万元，现入禀香港高等法院向瑞银索赔。
八月初，中国大陆"香港私人银行受害者联盟"的6名代表专程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赴香港金管局投诉，指控星展、汇丰、花旗和荷兰等银行在内的多家香港银行涉嫌欺诈销售，误导他们购买金融衍生产品，导致他们损失超过10亿元人民币，估计受害者约3000人。这种带有对赌性质的被称为"金融鸦片"的金融衍生产品（KODA），绝大多数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银行设计出来的。在美国禁止向美国公民销售，却在香港大行其道。这些国际投行将销售大本营设在香港，要求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把资金转到在港的账户中进行投资，避开了内地的监管。
八月底，香港媒体又披露了国际投行摩根斯坦利在香港发行的"精明债券"，即债务抵押证券，面临"爆煲"，投资者将损失惨重。
放松监管，自毁优势
香港连续15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特别是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及金融自由方面，评分均居首位。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也引来了金融大鳄的觊觎。今年多起金融弊端"爆煲"，充分说明了这一观点。
近年，香港金融业一直担心上海、新加坡等地是其强大的竞争对手，其实不然，真正能打败香港的，只能是香港自己。如果香港金融业不清理门户，加强监管，恢复投资者的信心，香港金融业的边缘化即将来临。
金融危机，导致一些金融弊案爆发，但仅是冰山一角。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业监管不利所致。对投资者的投资保障力度缺失，对高风险的金融产品的放任自流，使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成为转移财富而不创造财富的手段，成为将大部分人的财富合法地转移到一小部分人口袋里的财技。
让银行回归为一般企业
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为香港经济的成长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丰功伟绩。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是香港的主要税基，撑起了世界金融中心的门面。长期以来，香港的银行是天之骄子，倍受呵护，受到许多特殊的关照。打银行工，在香港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
近年，香港不少银行员工在业绩的压力下，以代客理财为由，看着客户的存款数字，推销着各种金融产品。把储蓄和投资混为一体，利用客户对银行的信任，把风险披露到最小，把获利鼓吹到最大，造成很多银行客户的财富损失，引发了一系列投诉。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产品不当推销的监管不力，问题越积越多，最终产生雪崩效应，这对银行的信用造成极大的伤害，最终造成对香港金融业的重创。
然而，在投资者与银行的诉讼案例中，银行几乎没有败诉过，高昂的诉讼费用一般使原告知难而退，寻求庭外和解。银行的许多不法行为被金钱掩盖了。在香港的相关案例中，只有客户欺诈银行，没有银行欺诈客户。
人们疑虑：香港健全的法制，却保护不了投资者的基本权益和市民在银行里的存款。当法律的天平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倾斜的时候，在另一端的弱势群体，则纷纷逃离，这不但将导致香港金融体系的崩溃，也将最终导致法制大厦的倾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投资者来说，如果法制不彰，越自由的经济体系，越是投资的坟墓。
对金融业的监管，要剥去其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外衣，还原其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本性，用法律对抗人的贪欲。例如对不当销售雷曼迷你债券的违规犯错，不仅是庭外和解，赔偿六成了事，而应将主事者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 11:59 PM 0 comments
Monday, September 07, 2009
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现状与趋势
沈本秋 倪世雄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11期《现代国际关系》）
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积极取代英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香港学术界对此有诸多研究，中国大陆学界则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将分析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议题、方式及未来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趋势。
一、美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介入
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主要在政制发展、人权问题和高度自治原则这三个议题上深入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
首先，美国介入香港的政制发展。美国“例外论”及其自由主义传统使美国有一种坚持向全世界推广民主价值的“使命感”，美因而希望通过香港展示西方的民主理念和生活方式，对中国大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香港如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就将成为美国为中国大陆树立的又一个西方民主“典范”。据此，1997年后美国高调介入香港的民主发展进程。中国全国人大为保障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在香港《基本法》中制定了香港民主发展计划，其中规定香港的民主发展实行循序渐进方式，即回归之后前10年，香港不实行特首普选和立法会直选，10年后即2007年后再根据香港社会的共识来决定何时实行。2004年4月，中国全国人大释法规定，由于时机不成熟，2007年香港不实行特首普选。美国大力介入香港政改进程，指责中国人大释法限制了香港民主进程的步伐，要求“香港发展民主的步伐和范围由香港人民和特区政府自己决定”，并妄言“香港人民已经为民主做好了准备”。正是在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下，2005年底香港“民主派”在香港立法会联合所有“反对派”议员一致运用否决权，使特首提交的在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原则下2007年特首选举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具体建议最终未获通过。在 2007年底中国全国人大释法明确规定香港将于 2017年开始实行特首普选和 2020年开始实行立法会直选后，美国又指责这一时间太遥远，公开要求 “中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更多空间使港人实现2012年有民主的愿望”。
其次，美国介入香港的人权问题。美国指责回归后的香港存在两大人权问题，其一是认为中国在香港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原则超越了港人的人权保护原则；其二是指责香港公民改变政府的权利和香港立法会影响政策的能力受到限制。中国政府尽管在香港《基本法》制定期间还没有正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为了尊重和保护港人人权，却按照两个公约的精神支持香港《基本法》，制定了保护港人人权的条款。为保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美国批评该条款的立法精神是对国际人权公约的违背，强调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在2002年到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活动中，美国以保护港人人权和自由为名，大力支持香港“反对派”的活动，最终使特区政府不得不为了香港的稳定而撤回立法建议。另外，《基本法》考虑到香港回归前港人没有完全行使过选举权，为了使港人的选举权逐步得到实现，规定第一任特首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第二任特首由800人的选委会选出。美国却批评港人没有选举特首的权利，自1997年以来美国历年的香港人权报告均指责“香港公民改变政府的权利受到限制。”香港立法会由地区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议席组成，议员提案要得到通过，必须由地区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议席各自占多数通过。政制结构和政府运作方面的议案必须由特首书面同意方可提交立法会讨论。对此，美国在其历年的香港人权报告中也指责“立法会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受到限制”。
第三，美国介入香港的“高度自治”原则。美国十分重视香港的自治地位，认为维护香港的独特性和自治程度有利于维护其在港利益。回归前香港的独特性在于它是英国统治下的自由港。回归后，美国希望香港仍保持自由港地位，即中国只收回主权，而香港仍然保留其以前的制度和自由港地位。早在1992年制定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中，美国就规定1997年7月1日或之后，无论何时一旦裁定香港的自治受到影响，总统可以颁布命令中止该法201条赋予香港特殊法律地位的条款。这里的特殊法律地位是指美国在双边和多边经济活动中把香港当作一个半国家行为体而给予优惠待遇。香港回归后，只要是涉及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关系的事务，美国就十分担忧中国政府影响和削弱香港的自治地位。中国认为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在“一国”这个大前提下实施，而不是不要中国这个大前提让香港的“高度自治” 变成“完全自治”。为此，《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对于涉及国家与特区关系的事务有释法的权力，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回归后根据这一规定也先后有过四次释法。
二、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方式
香港回归后，美国不仅通过官方介入香港的“一国两制”，还运用民间力量予以介入。
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发布文件的形式正式阐述其香港政策。美国国务院主要通过两个文件来阐述其香港政策。第一个文件是美国国会1992年通过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到2007年6月底，除了1994年外，美国国务院依据该法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美港双边经济文化关系和美对港政策作出界定，香港回归后其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的香港政策以及香港的自治状况进行监督和评估。小布什时期，该报告更是涉及到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制发展和香港的政治生态，对香港的政制发展进行监督。报告多次指责中国政府阻碍香港民主进程、在选举中打压香港“泛民主派”，批评中国政府“干预”特区自治，反复声明“美国坚决支持香港人民要求在香港实行民主、选举改革和普选的愿望”。另一个文件是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该报告对香港人权状况进行监督和评估，批评港人权利和立法会能力受到的最大的限制来自《基本法》。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制定了香港政制发展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规定香港将于2017年实施特首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直选，但2008年3月的美国年度人权报告还是指责《基本法》限制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其次，美国政府通过高层访问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压。2002年10月25日，布什总统在得州与江泽民主席会晤时直接谈到了“香港问题”，他要求中国政府认识到“维护香港居民权利的重要性”。2003年12月9日，布什会晤温家宝总理时也提出“香港问题”。2004年4月中国人大就香港政改释法后，美国副总统切尼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强调中国对香港民主干预过多会导致台湾逐步分离的倾向。2005年 5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再次谈到了香港问题。
第三，美国政府通过公开声明表达对香港事务的关注。美国政府一般通过驻港总领事发表演讲和声明来阐述其对香港事务的观点，也通过白宫和国务院的声明来提高对香港事务关注的程度。如2002年下半年当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就第二十三条立法向公众进行咨询之际，美国驻港总领事祁俊文就表示：“如何经过自由公开的咨询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建议作出结论，如何最好地贯彻《基本法》所保证的民主，这应该由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来决定。”2003年6月19日和26日，在日益临近香港立法会表决之时，美国白宫表示“反对任何对香港的独特地位构成威胁的法律，包括目前有关第二十三条的立法文本”。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决定香港 2007年不实行特首普选后，2005年底，特首提交的有关2007年特首选举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建议在立法会被“反对派”议员否决后，美国国务院公开表态，“港人反复表达了对民主进步的渴望，对实行普选承诺的渴望，我们支持这些目标，而且认为普选的时间表制定得越早越好。”在200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之时，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瀚公开表示，“我们一直支持香港普选……这个工作应由香港市民来完成”。2008年7月11 日，郭明瀚再次强调“更希望香港在自由经济、公民自由和尊重人权方面能继续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明灯”。
第四，美国政府官员利用媒体来影响舆论。 2003年7月1日，在香港“反对派”的鼓动下，香港爆发反对第二十三条立法的游行。7月10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香港街头》的署名文章，提出“有必要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使人民代表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人民的意见，而民主机制则是最有效的沟通渠道”。凯利并鼓动“需要现在就开始为推动香港的更大民主而采取行动”。2003年第二十三条立法撤回后，香港“反对派”再次掀起运动。祁俊文 2004年3月9日在香港《明报》发表题为“民主——香港保持稳定繁荣最佳途径”一文，表示“美国政府坚决支持实行民主，这是香港保持稳定繁荣和推动自治的最佳途径”。
第五，美国公开支持香港的“反对派”。在2002年第二十三条立法活动中，李柱铭等人两次赴美寻求支持。2002年10 月，李柱铭等人得到凯利和赖斯的接见。2003年6月6日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与李柱铭等人见面并明确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人民的各项基本自由；美国坚决认为实施拟议中有关煽动叛乱和颠覆行为的立法，不应造成对香港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2004年3月在中国全国人大就香港政制发展进行释法之前以及特区政府立法会在2005年年底讨论2007年特首选举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方案之前，李柱铭又数次赴美，均得到国务卿等高官接见。
第六，美国政府支持涉港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以达到在香港实现“颜色革命”的目的。美国政府拨给经费，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香港人权监察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等在香港执行具体项目。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统计，2003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拨给涉港组织的经费是24万美元，2004年近54万美元，2006年超过38万美元。香港人权监察所获经费用于培养公民对民主与人权的认识、制订人权报告、促请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发展的关注等；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所获经费用于培养工人的维权意识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支持香港职工盟；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的经费主要用于香港政党磋商和培训、开展和出版多党民意调查、为选举提供选民指南、帮助香港非政府组织提高管理水平、支持香港的合作伙伴对特区政府的执政情况及立法会选举后的情况进行评估，并开办选举技巧培训班。
三、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趋势
美国在香港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等。仅就经济而言，回归前美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远远高于英国，仅次于中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回归以来，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更加庞大。2006年，美国对香港出口达178 亿美元，香港成为美国第15大出口市场；美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则达379亿美元；在香港的美国公司约1200 家。美国国务院2007年6月30日发表的香港政策报告明确表示，“美国未来将继续努力维护在香港的利益”。因此，美国未来必定会继续介入香港事务。
就具体议题而言，美国未来介入香港事务将表现出诸多新的趋势。在政制发展方面，2012年和2016年将是两个关键时期。2012年既有特首选举也有立法会选举，2016年则有立法会选举。2017年和2020年民主选举能否顺利实施将取决于2012年和2016年各方达成共识的程度，这也将是美国和香港 “反对派”尽力要价的时期。在内容上，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布什时期提供给香港“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经费使用重点自2004年以来逐渐发生了变化。2003年前活动经费主要用于资助在港促进民主与人权和制订人权报告的活动。2004年以来资助对象开始增加，主要包括香港民主党、香港人权监察、思汇政策研究所、香港职工盟、新力量网络等“反对派”团体和其所属的研究机构，经费使用开始偏重于选举培训、民意调查等。随着未来香港民主逐步得到实施，美国介入的重点就是在选举事务上增加对香港“反对派”的支持，争取“反对派”在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中有大的收获。
在人权方面，美国以前主要介入两个议题：一是港人改变政府的能力，一是香港立法会改变政策的能力。随着2017年和2020年港人完全获得选举权，港人改变政府的能力这一议题将不再是美国介入的重点。《基本法》对于香港立法会的组成有明确的规定，即香港立法会主要由地区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议席组成。功能组别议席由香港专业界组成，商界占有重要分量，但是美国一直批评香港立法会没有实现全部议席直选。鉴此，在2012年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功能组别的存废问题将是美国介入的重点议题。另外，在国家安全方面，《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仍然没有完成，未来如果再次举行立法活动，美国必会继续进行阻止。
在 “高度自治”方面，尽管《基本法》规定了涉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务由全国人大释法，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划分中央和特区事务的界限一直存在争议，这使美国继续介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有一种趋势需要关注：美国在《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中将香港定位于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半国家行为体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员而在美港经贸关系和多边经济关系中享受美国的优惠待遇；该法还规定如果这种地位一旦发生改变，或者香港将从美国通过优惠待遇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输入到中国大陆，美国将取消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随着未来粤港经济逐渐融合，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两者最终会融为一体。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如何评估香港在美港双边和多边经济交流中的地位，对未来的香港、美港关系甚至中美关系都十分重要。1992年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在2007年已经到期，美国已没有评估香港特殊性和自治程度的法律依据。但是美国国内目前出现了要求重新立法的声音。如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其《2007年对国会报告》中已经明确建议国会敦促政府为已到期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重新立法。
就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方式而言，未来美国官方的介入可能会相对减少，而更加重视利用香港本地“反对派”和涉港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随着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加速，美国在很多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都需要中国合作，如朝核危机、反恐等问题。同时，中美经济联系加深，军事交流也开始增加，双边关系进入多层面的复合相互依赖时代。为了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在逐步减少官方对香港事务的介入，2006年以来，美国白宫、国务院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公开批评和指责已经减少。但是基于美国在港利益，美国会继续加强对香港“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统计，该机构发放给香港“泛民主派”和涉港非政府组织的经费在逐渐增加，如香港“泛民主派”人物陆恭蕙创建的思汇政策研究所2005年获得4．5万美元资助，2006年增加到接近8．6万美元；香港人权监察2001年到2003年所得经费总数只有16万美元，而2004年和 2005年每年获得的经费均超出17万美元，2006年增加到近18万美元。另外，作为涉港活动最大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资助下不断增加涉港活动内容。该机构的活动主要涉及民意调查和出版报告等，为香港政党和选民提供选举指南等。从2006年开始，该机构明显扩大了活动内容，出版了香港政党研究和政治发展前景的报告，并对2017和2020年后的香港政治发展进行研究。 ¶ 8:08 PM 0 comments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11期《现代国际关系》）
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积极取代英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香港学术界对此有诸多研究，中国大陆学界则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将分析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议题、方式及未来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趋势。
一、美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介入
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主要在政制发展、人权问题和高度自治原则这三个议题上深入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
首先，美国介入香港的政制发展。美国“例外论”及其自由主义传统使美国有一种坚持向全世界推广民主价值的“使命感”，美因而希望通过香港展示西方的民主理念和生活方式，对中国大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香港如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就将成为美国为中国大陆树立的又一个西方民主“典范”。据此，1997年后美国高调介入香港的民主发展进程。中国全国人大为保障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在香港《基本法》中制定了香港民主发展计划，其中规定香港的民主发展实行循序渐进方式，即回归之后前10年，香港不实行特首普选和立法会直选，10年后即2007年后再根据香港社会的共识来决定何时实行。2004年4月，中国全国人大释法规定，由于时机不成熟，2007年香港不实行特首普选。美国大力介入香港政改进程，指责中国人大释法限制了香港民主进程的步伐，要求“香港发展民主的步伐和范围由香港人民和特区政府自己决定”，并妄言“香港人民已经为民主做好了准备”。正是在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下，2005年底香港“民主派”在香港立法会联合所有“反对派”议员一致运用否决权，使特首提交的在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原则下2007年特首选举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具体建议最终未获通过。在 2007年底中国全国人大释法明确规定香港将于 2017年开始实行特首普选和 2020年开始实行立法会直选后，美国又指责这一时间太遥远，公开要求 “中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更多空间使港人实现2012年有民主的愿望”。
其次，美国介入香港的人权问题。美国指责回归后的香港存在两大人权问题，其一是认为中国在香港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原则超越了港人的人权保护原则；其二是指责香港公民改变政府的权利和香港立法会影响政策的能力受到限制。中国政府尽管在香港《基本法》制定期间还没有正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为了尊重和保护港人人权，却按照两个公约的精神支持香港《基本法》，制定了保护港人人权的条款。为保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美国批评该条款的立法精神是对国际人权公约的违背，强调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在2002年到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活动中，美国以保护港人人权和自由为名，大力支持香港“反对派”的活动，最终使特区政府不得不为了香港的稳定而撤回立法建议。另外，《基本法》考虑到香港回归前港人没有完全行使过选举权，为了使港人的选举权逐步得到实现，规定第一任特首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第二任特首由800人的选委会选出。美国却批评港人没有选举特首的权利，自1997年以来美国历年的香港人权报告均指责“香港公民改变政府的权利受到限制。”香港立法会由地区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议席组成，议员提案要得到通过，必须由地区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议席各自占多数通过。政制结构和政府运作方面的议案必须由特首书面同意方可提交立法会讨论。对此，美国在其历年的香港人权报告中也指责“立法会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受到限制”。
第三，美国介入香港的“高度自治”原则。美国十分重视香港的自治地位，认为维护香港的独特性和自治程度有利于维护其在港利益。回归前香港的独特性在于它是英国统治下的自由港。回归后，美国希望香港仍保持自由港地位，即中国只收回主权，而香港仍然保留其以前的制度和自由港地位。早在1992年制定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中，美国就规定1997年7月1日或之后，无论何时一旦裁定香港的自治受到影响，总统可以颁布命令中止该法201条赋予香港特殊法律地位的条款。这里的特殊法律地位是指美国在双边和多边经济活动中把香港当作一个半国家行为体而给予优惠待遇。香港回归后，只要是涉及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关系的事务，美国就十分担忧中国政府影响和削弱香港的自治地位。中国认为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在“一国”这个大前提下实施，而不是不要中国这个大前提让香港的“高度自治” 变成“完全自治”。为此，《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对于涉及国家与特区关系的事务有释法的权力，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回归后根据这一规定也先后有过四次释法。
二、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方式
香港回归后，美国不仅通过官方介入香港的“一国两制”，还运用民间力量予以介入。
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发布文件的形式正式阐述其香港政策。美国国务院主要通过两个文件来阐述其香港政策。第一个文件是美国国会1992年通过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到2007年6月底，除了1994年外，美国国务院依据该法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美港双边经济文化关系和美对港政策作出界定，香港回归后其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的香港政策以及香港的自治状况进行监督和评估。小布什时期，该报告更是涉及到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制发展和香港的政治生态，对香港的政制发展进行监督。报告多次指责中国政府阻碍香港民主进程、在选举中打压香港“泛民主派”，批评中国政府“干预”特区自治，反复声明“美国坚决支持香港人民要求在香港实行民主、选举改革和普选的愿望”。另一个文件是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该报告对香港人权状况进行监督和评估，批评港人权利和立法会能力受到的最大的限制来自《基本法》。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制定了香港政制发展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规定香港将于2017年实施特首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直选，但2008年3月的美国年度人权报告还是指责《基本法》限制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其次，美国政府通过高层访问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压。2002年10月25日，布什总统在得州与江泽民主席会晤时直接谈到了“香港问题”，他要求中国政府认识到“维护香港居民权利的重要性”。2003年12月9日，布什会晤温家宝总理时也提出“香港问题”。2004年4月中国人大就香港政改释法后，美国副总统切尼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强调中国对香港民主干预过多会导致台湾逐步分离的倾向。2005年 5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再次谈到了香港问题。
第三，美国政府通过公开声明表达对香港事务的关注。美国政府一般通过驻港总领事发表演讲和声明来阐述其对香港事务的观点，也通过白宫和国务院的声明来提高对香港事务关注的程度。如2002年下半年当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就第二十三条立法向公众进行咨询之际，美国驻港总领事祁俊文就表示：“如何经过自由公开的咨询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建议作出结论，如何最好地贯彻《基本法》所保证的民主，这应该由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来决定。”2003年6月19日和26日，在日益临近香港立法会表决之时，美国白宫表示“反对任何对香港的独特地位构成威胁的法律，包括目前有关第二十三条的立法文本”。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决定香港 2007年不实行特首普选后，2005年底，特首提交的有关2007年特首选举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建议在立法会被“反对派”议员否决后，美国国务院公开表态，“港人反复表达了对民主进步的渴望，对实行普选承诺的渴望，我们支持这些目标，而且认为普选的时间表制定得越早越好。”在200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之时，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瀚公开表示，“我们一直支持香港普选……这个工作应由香港市民来完成”。2008年7月11 日，郭明瀚再次强调“更希望香港在自由经济、公民自由和尊重人权方面能继续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明灯”。
第四，美国政府官员利用媒体来影响舆论。 2003年7月1日，在香港“反对派”的鼓动下，香港爆发反对第二十三条立法的游行。7月10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香港街头》的署名文章，提出“有必要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使人民代表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人民的意见，而民主机制则是最有效的沟通渠道”。凯利并鼓动“需要现在就开始为推动香港的更大民主而采取行动”。2003年第二十三条立法撤回后，香港“反对派”再次掀起运动。祁俊文 2004年3月9日在香港《明报》发表题为“民主——香港保持稳定繁荣最佳途径”一文，表示“美国政府坚决支持实行民主，这是香港保持稳定繁荣和推动自治的最佳途径”。
第五，美国公开支持香港的“反对派”。在2002年第二十三条立法活动中，李柱铭等人两次赴美寻求支持。2002年10 月，李柱铭等人得到凯利和赖斯的接见。2003年6月6日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与李柱铭等人见面并明确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人民的各项基本自由；美国坚决认为实施拟议中有关煽动叛乱和颠覆行为的立法，不应造成对香港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2004年3月在中国全国人大就香港政制发展进行释法之前以及特区政府立法会在2005年年底讨论2007年特首选举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方案之前，李柱铭又数次赴美，均得到国务卿等高官接见。
第六，美国政府支持涉港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以达到在香港实现“颜色革命”的目的。美国政府拨给经费，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香港人权监察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等在香港执行具体项目。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统计，2003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拨给涉港组织的经费是24万美元，2004年近54万美元，2006年超过38万美元。香港人权监察所获经费用于培养公民对民主与人权的认识、制订人权报告、促请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发展的关注等；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所获经费用于培养工人的维权意识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支持香港职工盟；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的经费主要用于香港政党磋商和培训、开展和出版多党民意调查、为选举提供选民指南、帮助香港非政府组织提高管理水平、支持香港的合作伙伴对特区政府的执政情况及立法会选举后的情况进行评估，并开办选举技巧培训班。
三、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趋势
美国在香港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等。仅就经济而言，回归前美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远远高于英国，仅次于中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回归以来，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更加庞大。2006年，美国对香港出口达178 亿美元，香港成为美国第15大出口市场；美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则达379亿美元；在香港的美国公司约1200 家。美国国务院2007年6月30日发表的香港政策报告明确表示，“美国未来将继续努力维护在香港的利益”。因此，美国未来必定会继续介入香港事务。
就具体议题而言，美国未来介入香港事务将表现出诸多新的趋势。在政制发展方面，2012年和2016年将是两个关键时期。2012年既有特首选举也有立法会选举，2016年则有立法会选举。2017年和2020年民主选举能否顺利实施将取决于2012年和2016年各方达成共识的程度，这也将是美国和香港 “反对派”尽力要价的时期。在内容上，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布什时期提供给香港“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经费使用重点自2004年以来逐渐发生了变化。2003年前活动经费主要用于资助在港促进民主与人权和制订人权报告的活动。2004年以来资助对象开始增加，主要包括香港民主党、香港人权监察、思汇政策研究所、香港职工盟、新力量网络等“反对派”团体和其所属的研究机构，经费使用开始偏重于选举培训、民意调查等。随着未来香港民主逐步得到实施，美国介入的重点就是在选举事务上增加对香港“反对派”的支持，争取“反对派”在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中有大的收获。
在人权方面，美国以前主要介入两个议题：一是港人改变政府的能力，一是香港立法会改变政策的能力。随着2017年和2020年港人完全获得选举权，港人改变政府的能力这一议题将不再是美国介入的重点。《基本法》对于香港立法会的组成有明确的规定，即香港立法会主要由地区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议席组成。功能组别议席由香港专业界组成，商界占有重要分量，但是美国一直批评香港立法会没有实现全部议席直选。鉴此，在2012年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功能组别的存废问题将是美国介入的重点议题。另外，在国家安全方面，《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仍然没有完成，未来如果再次举行立法活动，美国必会继续进行阻止。
在 “高度自治”方面，尽管《基本法》规定了涉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务由全国人大释法，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划分中央和特区事务的界限一直存在争议，这使美国继续介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有一种趋势需要关注：美国在《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中将香港定位于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半国家行为体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员而在美港经贸关系和多边经济关系中享受美国的优惠待遇；该法还规定如果这种地位一旦发生改变，或者香港将从美国通过优惠待遇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输入到中国大陆，美国将取消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随着未来粤港经济逐渐融合，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两者最终会融为一体。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如何评估香港在美港双边和多边经济交流中的地位，对未来的香港、美港关系甚至中美关系都十分重要。1992年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在2007年已经到期，美国已没有评估香港特殊性和自治程度的法律依据。但是美国国内目前出现了要求重新立法的声音。如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其《2007年对国会报告》中已经明确建议国会敦促政府为已到期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重新立法。
就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方式而言，未来美国官方的介入可能会相对减少，而更加重视利用香港本地“反对派”和涉港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随着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加速，美国在很多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都需要中国合作，如朝核危机、反恐等问题。同时，中美经济联系加深，军事交流也开始增加，双边关系进入多层面的复合相互依赖时代。为了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在逐步减少官方对香港事务的介入，2006年以来，美国白宫、国务院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公开批评和指责已经减少。但是基于美国在港利益，美国会继续加强对香港“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统计，该机构发放给香港“泛民主派”和涉港非政府组织的经费在逐渐增加，如香港“泛民主派”人物陆恭蕙创建的思汇政策研究所2005年获得4．5万美元资助，2006年增加到接近8．6万美元；香港人权监察2001年到2003年所得经费总数只有16万美元，而2004年和 2005年每年获得的经费均超出17万美元，2006年增加到近18万美元。另外，作为涉港活动最大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资助下不断增加涉港活动内容。该机构的活动主要涉及民意调查和出版报告等，为香港政党和选民提供选举指南等。从2006年开始，该机构明显扩大了活动内容，出版了香港政党研究和政治发展前景的报告，并对2017和2020年后的香港政治发展进行研究。 ¶ 8:08 PM 0 comments
Monday, March 23, 2009
大恐慌中诞生的汇丰银行：追抚香港历史角色的身影
2009年3月23日 亚洲周刊十二期
许桢／汇丰成立未满週岁即遇上一八六六年环球金融危机。如何避过夭折厄运、成长为亚洲第一的金融雄狮？抚今追昔，重新阅读中国现代化历程，在金融浪潮起伏与利益交织之间是香港历史角色的身影。
遇上旧识新知，每被问及新近研究项目，当报以「汇丰」二字时，纵使对方明知财金非我专业，仍条件反射式续问汇控股票走势。最近问题自然改成「该不该供股」。其实，于港人而言，汇丰又岂只是一隻股？该行的历史、现况与前景，始终是「香港故事」重要一章。
一个半世纪来，汇丰在京港的风云地位及发展历程的研究甚少；以之为商例的著作亦不算多。一九六五年，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Collis）写成汇丰百年史，较有份量。及至一九八零年代，「汇丰历史研究计划」启动。由港大亚洲研究中心景复朗教授﹙Frank H.H.King﹚领导的团队，遂完成多部重要论文集及专著。一九九零年代中，该行总部迁往伦敦后，相关计划仍继续。汇丰档案陆续开放给公众。
现时中环汇丰大楼正对的广场，有铜像一尊。其本尊即为汤马士‧昃臣﹙Thomas Jackson﹚。自十九世纪以降，芸芸汇丰大班中，影响和贡献及于昃臣者，怕亦屈指可数。在汇丰，甚或香港银行史当中，昃臣的角色，甚或重于该行创办人汤马士‧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无论如何，透过细阅两位汤马士爵士的历史身影，我们对香港过去与未来的掌握，便加深了一分。「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背后，其实是严密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社会脉动。
据Maurice Collis所述，苏石兰为苏格兰人，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铁行船运驻港监事。一八六三年，怡和、铁行等英资巨头组建亚洲最大的黄埔船坞公司，苏氏为首任主席。次年，苏石兰乘坐铁行马尼拉号，往赴汕头、厦门等地，继续开拓中国航运市场。途中，苏氏因阅读了一些关于银行的文章，而对该行业著迷，并萌生在华创设「苏格兰银行」之念。当然，由意念转化为行动，免不了外力的驱策。
恰恰一百年前，一九零九年，苏石兰在汇丰年宴上说明，在港成立银行的念头酝酿数月后，在一次平常不过的商务冾谈中，一名船长告与密讯，有孟买商团著手建立「皇家中国银行」。该行大部分股份自然留与印度英商，仅有两三成会到中国发行。苏石兰续道：「假如这些侨居于华的英商，那麽没有归属感，那麽不团结；自然甘于让那孟买公司，置我们于如斯不堪的地位。」最终，如苏氏所述，孟买皇家中国银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许，为汇丰的诞生点燃了礼抱，成为该行仅馀的历史痕迹。
中国与印度市场之争
其实，汇丰成立前，孟买银行业者「飞象过河」到香港，每为常态。自一八六零年代以降，白象斗雄狮的境况，实由后者的掘兴与挑战而起。自一八四一年英人佔港始，十馀年内，先后有多家英资印度银行在港设立分行。而历史最悠久实力雄厚的首两家，即丽如、有利银行，皆以孟买为总部。与印度银行相较，总行设于伦敦，声名更为显赫，由The Economist创办人James Wilson建立的渣打，也要更晚才开展对港业务。
此外，还有起家于北印呵加喇城﹙Agra﹚的呵加喇马士打文银行，亦先于汇丰在港发展。事实上，直至十九世纪中叶，英帝国才依次建立环南海经贸据点。往后一世纪，成为「华南—南海」网络中枢的「沪—港—星」三点一线，尚在草创阶段；而孟买早成英帝国亚洲第一金融中心。按照逾百年来的惯例，「皇家中国银行」以印度英商为核心，理所当然。然而，新剧目上演在即，老歌谣就不能重弹。而这，才是历史剧场亘古不易的主题。
在那个时代，除了「皇家中国银行」，还有更多英资印度银行鹊起殒落，却几与汇丰无关，而由一八六六伦敦大恐慌造成。一如眼前的金融海啸，银行业似乎总与「福兮祸所伏」的古谚生死相随。事实上，正如昃臣大班在另一次年度宴会所指，「汇丰的起点十分独特，该行诞生于一八六四年孟买投机大风潮当中。当时，孟买的金融企业、填海造地公司、银行，乃至各行各业，都飞速发展」。而这才是汇丰诞生的时代主旋律。
马克思的亲历观察
除了昃臣，亲历一八六六的，还有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写到：「棉荒将巨额资本从恒常的投资领域，赶到货币市场。因此，这次危机主要是金融性质的。危机在一八六六年五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进行金融诈骗的公司接连倒闭。遭殃的伦敦重大行业，包括铁船製造。此一行业的巨头在繁荣时期，不仅无节制地过剩生产，而且由于误以为资金源源不绝，因而接受了大宗订货。如今，一种可怕的反作用产生了，而且直到现在，一八六七年三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产业持继下去。」
紧随上述思路，造成一八六六大恐慌者正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经济荣景与金融泡沫。一八五八年前后，英国货进一步渗透中、印市场，棉製品倾销亚洲新兴市场。英伦纺织业勃兴，引入了大量美国棉花、金银与石油让后者经济极速发展。冶炼技术突飞猛进令钢铁、造船、铁路、军需等工业，成本日降产量骤增。相关企业的数目与股价持续上升。自一八六三至六七年，仅英国即见三千多间股份公司。名义资本共约七亿镑，实收不过五分一。像生铁等核心物料，价格随产量上升，十分反常。
到了一八六一年，美国南北战争开打，棉花等原料出口几陷停顿。一场突如其来的内战，同时震撼了大洋两岸的工业化进程，却未有稍抑炒风。作为美国棉的替代品，中、印，尤甚是后者的原棉价格狂飙。单在一八六五年，孟买和加尔各答棉花即由一磅两便士，暴升至七便士。尤为严重的是，内战并未压抑美国的石油、铁路投机风。在南北战争的数年内，竟有逾千家油公司成立，股本总额六亿美元，实收却不到一亿。
内战爆发时，铁路股价格不过四十美元水平，三年后升水三倍。可见，实体经济遭遇严重瓶颈，海量资金被「堵住」金融市场，炒风燎原。此与二零零零年后美国科网股、新经济、高油价和金融热，几无二致。近年中国工业升级困难和房价井喷，也形成了上述「道消魔长」的恶性循环。观乎此，温总重廉租屋、经济适用房，而未提振兴商品房，实亦把握中国发展脉搏。
盲目生产、过度入口与失控的投机，让经济很快透支而走到尽头。一八六四年是英国经济的转捩点；铁路、造船等战略工业甫登历史高峰后，即调头向下。次年，美国内战结束，恢复棉花出口，中、印、欧相关产品投机市场崩溃。事实上，英国因进口过多被炒热的印度棉，致令黄金大举外流；遂使英格兰银行被迫急升贴现率。在工业生产明显下调，资金紧促，以及重金投资的两所铁路公司破产的情况下，一八六六年，大型银行Overend Gurney应声而倒。大恐慌由此触发，英国大小银行出现挤兑，股价急泻十之八九。是年，伦敦有十七家银行倒闭。当英国仍是世界的中心，伦敦的危机就是世界的危机，金融风暴很快便从欧美席卷亚洲与中国。
在一八六零年代初金融泡沫之中，英资在正式、非正式帝国范围开设的银行，竟近二十家。当一八六六大恐慌降临，孟买一口气倒掉十二家。一八四零年代，英资在沪银行仅丽如一家，五零年代多了四家，六零年代初增加的汇川、利华、利生、利升四家，同于一八六六年关门大吉。而两年前，渣打股价升了一倍多，有利的涨幅更达两倍。弹指间，银行业从巅峰坠入深谷。
香港方面，中转贸易亦因美国恢复出口棉花而严重受创。港商在上海等沿岸地区作房产、茶叶大规模投机，痛失六百万英镑。在投机风气下，一八六三年在港设立分行的汇川、印度东方商业银行、悭度士丹中国日本汇理银行等英资印度银行，同样抵受不住一八六六金融风暴。是年，印度爆发工潮，在港根基更雄厚的呵加喇银行大受打击，香港分行亦现挤提。
汇丰的颠地洋行倒闭
对汇丰而言，一八六六金融危机造成最沉重打击，是该行主要发起人颠地洋行的倒闭。其时，贸易萎缩、航运萧条，颠地营运日趋困难，却遭遇孟买、上海房产泡沫爆破，涉入颇深的颠地再也支撑不住，在一八六七年结束在港业务。其时，怡和尚未加入汇丰董事局，颠地是最有份量的英商代表。而该行董事局首任主席正是颠地代表崇利﹙F. Chomley﹚。
汇丰成立未满週岁，即遇上环球金融危机；该行究竟如何避过夭折厄运，成长为亚洲第一的金融雄狮？以此为基础，能否重新阅读中国现代历程？在浪潮起伏与利益交织之间，我们彷彿看到了香港及其历史角色的身影。﹙许桢是香港Roundtable Community成员、大中华研究学会共同召集人﹚
许桢／汇丰成立未满週岁即遇上一八六六年环球金融危机。如何避过夭折厄运、成长为亚洲第一的金融雄狮？抚今追昔，重新阅读中国现代化历程，在金融浪潮起伏与利益交织之间是香港历史角色的身影。
遇上旧识新知，每被问及新近研究项目，当报以「汇丰」二字时，纵使对方明知财金非我专业，仍条件反射式续问汇控股票走势。最近问题自然改成「该不该供股」。其实，于港人而言，汇丰又岂只是一隻股？该行的历史、现况与前景，始终是「香港故事」重要一章。
一个半世纪来，汇丰在京港的风云地位及发展历程的研究甚少；以之为商例的著作亦不算多。一九六五年，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Collis）写成汇丰百年史，较有份量。及至一九八零年代，「汇丰历史研究计划」启动。由港大亚洲研究中心景复朗教授﹙Frank H.H.King﹚领导的团队，遂完成多部重要论文集及专著。一九九零年代中，该行总部迁往伦敦后，相关计划仍继续。汇丰档案陆续开放给公众。
现时中环汇丰大楼正对的广场，有铜像一尊。其本尊即为汤马士‧昃臣﹙Thomas Jackson﹚。自十九世纪以降，芸芸汇丰大班中，影响和贡献及于昃臣者，怕亦屈指可数。在汇丰，甚或香港银行史当中，昃臣的角色，甚或重于该行创办人汤马士‧苏石兰﹙Thomas Sutherland﹚。无论如何，透过细阅两位汤马士爵士的历史身影，我们对香港过去与未来的掌握，便加深了一分。「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背后，其实是严密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社会脉动。
据Maurice Collis所述，苏石兰为苏格兰人，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铁行船运驻港监事。一八六三年，怡和、铁行等英资巨头组建亚洲最大的黄埔船坞公司，苏氏为首任主席。次年，苏石兰乘坐铁行马尼拉号，往赴汕头、厦门等地，继续开拓中国航运市场。途中，苏氏因阅读了一些关于银行的文章，而对该行业著迷，并萌生在华创设「苏格兰银行」之念。当然，由意念转化为行动，免不了外力的驱策。
恰恰一百年前，一九零九年，苏石兰在汇丰年宴上说明，在港成立银行的念头酝酿数月后，在一次平常不过的商务冾谈中，一名船长告与密讯，有孟买商团著手建立「皇家中国银行」。该行大部分股份自然留与印度英商，仅有两三成会到中国发行。苏石兰续道：「假如这些侨居于华的英商，那麽没有归属感，那麽不团结；自然甘于让那孟买公司，置我们于如斯不堪的地位。」最终，如苏氏所述，孟买皇家中国银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许，为汇丰的诞生点燃了礼抱，成为该行仅馀的历史痕迹。
中国与印度市场之争
其实，汇丰成立前，孟买银行业者「飞象过河」到香港，每为常态。自一八六零年代以降，白象斗雄狮的境况，实由后者的掘兴与挑战而起。自一八四一年英人佔港始，十馀年内，先后有多家英资印度银行在港设立分行。而历史最悠久实力雄厚的首两家，即丽如、有利银行，皆以孟买为总部。与印度银行相较，总行设于伦敦，声名更为显赫，由The Economist创办人James Wilson建立的渣打，也要更晚才开展对港业务。
此外，还有起家于北印呵加喇城﹙Agra﹚的呵加喇马士打文银行，亦先于汇丰在港发展。事实上，直至十九世纪中叶，英帝国才依次建立环南海经贸据点。往后一世纪，成为「华南—南海」网络中枢的「沪—港—星」三点一线，尚在草创阶段；而孟买早成英帝国亚洲第一金融中心。按照逾百年来的惯例，「皇家中国银行」以印度英商为核心，理所当然。然而，新剧目上演在即，老歌谣就不能重弹。而这，才是历史剧场亘古不易的主题。
在那个时代，除了「皇家中国银行」，还有更多英资印度银行鹊起殒落，却几与汇丰无关，而由一八六六伦敦大恐慌造成。一如眼前的金融海啸，银行业似乎总与「福兮祸所伏」的古谚生死相随。事实上，正如昃臣大班在另一次年度宴会所指，「汇丰的起点十分独特，该行诞生于一八六四年孟买投机大风潮当中。当时，孟买的金融企业、填海造地公司、银行，乃至各行各业，都飞速发展」。而这才是汇丰诞生的时代主旋律。
马克思的亲历观察
除了昃臣，亲历一八六六的，还有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写到：「棉荒将巨额资本从恒常的投资领域，赶到货币市场。因此，这次危机主要是金融性质的。危机在一八六六年五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进行金融诈骗的公司接连倒闭。遭殃的伦敦重大行业，包括铁船製造。此一行业的巨头在繁荣时期，不仅无节制地过剩生产，而且由于误以为资金源源不绝，因而接受了大宗订货。如今，一种可怕的反作用产生了，而且直到现在，一八六七年三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产业持继下去。」
紧随上述思路，造成一八六六大恐慌者正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经济荣景与金融泡沫。一八五八年前后，英国货进一步渗透中、印市场，棉製品倾销亚洲新兴市场。英伦纺织业勃兴，引入了大量美国棉花、金银与石油让后者经济极速发展。冶炼技术突飞猛进令钢铁、造船、铁路、军需等工业，成本日降产量骤增。相关企业的数目与股价持续上升。自一八六三至六七年，仅英国即见三千多间股份公司。名义资本共约七亿镑，实收不过五分一。像生铁等核心物料，价格随产量上升，十分反常。
到了一八六一年，美国南北战争开打，棉花等原料出口几陷停顿。一场突如其来的内战，同时震撼了大洋两岸的工业化进程，却未有稍抑炒风。作为美国棉的替代品，中、印，尤甚是后者的原棉价格狂飙。单在一八六五年，孟买和加尔各答棉花即由一磅两便士，暴升至七便士。尤为严重的是，内战并未压抑美国的石油、铁路投机风。在南北战争的数年内，竟有逾千家油公司成立，股本总额六亿美元，实收却不到一亿。
内战爆发时，铁路股价格不过四十美元水平，三年后升水三倍。可见，实体经济遭遇严重瓶颈，海量资金被「堵住」金融市场，炒风燎原。此与二零零零年后美国科网股、新经济、高油价和金融热，几无二致。近年中国工业升级困难和房价井喷，也形成了上述「道消魔长」的恶性循环。观乎此，温总重廉租屋、经济适用房，而未提振兴商品房，实亦把握中国发展脉搏。
盲目生产、过度入口与失控的投机，让经济很快透支而走到尽头。一八六四年是英国经济的转捩点；铁路、造船等战略工业甫登历史高峰后，即调头向下。次年，美国内战结束，恢复棉花出口，中、印、欧相关产品投机市场崩溃。事实上，英国因进口过多被炒热的印度棉，致令黄金大举外流；遂使英格兰银行被迫急升贴现率。在工业生产明显下调，资金紧促，以及重金投资的两所铁路公司破产的情况下，一八六六年，大型银行Overend Gurney应声而倒。大恐慌由此触发，英国大小银行出现挤兑，股价急泻十之八九。是年，伦敦有十七家银行倒闭。当英国仍是世界的中心，伦敦的危机就是世界的危机，金融风暴很快便从欧美席卷亚洲与中国。
在一八六零年代初金融泡沫之中，英资在正式、非正式帝国范围开设的银行，竟近二十家。当一八六六大恐慌降临，孟买一口气倒掉十二家。一八四零年代，英资在沪银行仅丽如一家，五零年代多了四家，六零年代初增加的汇川、利华、利生、利升四家，同于一八六六年关门大吉。而两年前，渣打股价升了一倍多，有利的涨幅更达两倍。弹指间，银行业从巅峰坠入深谷。
香港方面，中转贸易亦因美国恢复出口棉花而严重受创。港商在上海等沿岸地区作房产、茶叶大规模投机，痛失六百万英镑。在投机风气下，一八六三年在港设立分行的汇川、印度东方商业银行、悭度士丹中国日本汇理银行等英资印度银行，同样抵受不住一八六六金融风暴。是年，印度爆发工潮，在港根基更雄厚的呵加喇银行大受打击，香港分行亦现挤提。
汇丰的颠地洋行倒闭
对汇丰而言，一八六六金融危机造成最沉重打击，是该行主要发起人颠地洋行的倒闭。其时，贸易萎缩、航运萧条，颠地营运日趋困难，却遭遇孟买、上海房产泡沫爆破，涉入颇深的颠地再也支撑不住，在一八六七年结束在港业务。其时，怡和尚未加入汇丰董事局，颠地是最有份量的英商代表。而该行董事局首任主席正是颠地代表崇利﹙F. Chomley﹚。
汇丰成立未满週岁，即遇上环球金融危机；该行究竟如何避过夭折厄运，成长为亚洲第一的金融雄狮？以此为基础，能否重新阅读中国现代历程？在浪潮起伏与利益交织之间，我们彷彿看到了香港及其历史角色的身影。﹙许桢是香港Roundtable Community成员、大中华研究学会共同召集人﹚
Labels: Hong Kong, HSBC, 汇丰银行,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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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05, 2008
兵器譜：做人不要太AO
都市日報 2008-12-04
由「做人要做到AO」到「做人不要太AO」！這是包機鬧劇之後才出現的戲謔。
在此之前，AO (Administrative officer)與其說是政務官的簡稱，不如說是香港精英的統稱。我們對AO的理解，總是滿載傳說。做得AO的人，大學一級榮譽畢業；男要有才女要有貌；兩文三語舌劍唇槍；最好在名校完成中小學以及在大學期間曾經激情過；而在面試期間受盡刁難而面不改容，面試問題有幾刁鑽就幾刁鑽但都能全身而回，偶爾還隱隱然透露半點witty；入職後頻頻被派到不同工作崗位，作為歴練，是個「真係好打得」的一朝天子。他們萬中無一，每年政府招聘時都沒有一定的quota，有好人選就全部招攬，否則寧願全年交白卷⋯⋯
簡單說，政務官就是香港社會的傳奇，而延續傳奇的，有港英殖民地政府。因為在回歸之時，末代港督彭定康就公開讚頌香港之所以有今日，全靠「強而有力的優秀公務員體制」；而據聞中央政府也明瞭香港政局的真貌，政局一直受到四大陣營支配，即政務官，左派，民主派及工商界。香港政治的吊詭之處，就是四大勢力各據一方，誰也吃不了誰，無論何人出任特首，都要好好協調及平衡這四路人馬，方能確保施政暢順，政通人和。只是在回歸後，AO的光環不斷褪色，而到了今天的包機鬧劇，簡直是AO的重重一交，還要將頭上的光環都摔碎。
泰國反政府示威者上周一開始佔據曼谷機場，導致大批港人旅客滯留當地。內地及澳門特區政府都出動包機救人，但港府連日都拒絕包機，備受批評；直至一對港人夫婦凌晨由曼谷包車從布吉乘機返港途中發生交通意外，導致夫死妻輕傷。港府才突然宣布一連兩日包機前往芭堤雅，但對自身的失職責任始終支吾以對。
全城嘩然，對於為何拒絕包機，一面各自私忖，一面切齒捶胸，有滯泰港客直話直說：「我會決定移民澳門囉，唔交稅呀！都保障唔到我哋！」消息人士說，在是否包機接送港人回港的問題上，政府內部一直採取「by default」（按本子辦事）的態度，這亦是慣常的手法。由於過去並無因政局動盪包機接送港人回港的先例，「既然無先例，就即是甚麼都不做，也不想去 justify（合理化）包機的理由，結果一路拖住先。」（經濟日報12月2日）
剛愎自用但審時度勢的政務官都往哪裏去了？他們擁有政府權力得到安全數據，他們擁有聯絡各方聽取各方意見的渠道，以及綜合各方立場的政治敏感度，當然比一般人更能夠預見未來社會的理想發展，也明瞭社會現實的限制，我們甚至可以期望政務官必須是個「思考者」，不思不考的人沒有資格當政務官；他也是個「說服者」，形成願景之後，他需要說服社會接受他的願景，凝聚一定的社會共識，願景才產生引領的方向，集中資源的作用。
可是如今，一切一切對AO的期望都破滅，只餘下一句尖刻的調侃：做人不要太AO。
邵家臻 (bottleshiu@yahoo.com.hk)
由「做人要做到AO」到「做人不要太AO」！這是包機鬧劇之後才出現的戲謔。
在此之前，AO (Administrative officer)與其說是政務官的簡稱，不如說是香港精英的統稱。我們對AO的理解，總是滿載傳說。做得AO的人，大學一級榮譽畢業；男要有才女要有貌；兩文三語舌劍唇槍；最好在名校完成中小學以及在大學期間曾經激情過；而在面試期間受盡刁難而面不改容，面試問題有幾刁鑽就幾刁鑽但都能全身而回，偶爾還隱隱然透露半點witty；入職後頻頻被派到不同工作崗位，作為歴練，是個「真係好打得」的一朝天子。他們萬中無一，每年政府招聘時都沒有一定的quota，有好人選就全部招攬，否則寧願全年交白卷⋯⋯
簡單說，政務官就是香港社會的傳奇，而延續傳奇的，有港英殖民地政府。因為在回歸之時，末代港督彭定康就公開讚頌香港之所以有今日，全靠「強而有力的優秀公務員體制」；而據聞中央政府也明瞭香港政局的真貌，政局一直受到四大陣營支配，即政務官，左派，民主派及工商界。香港政治的吊詭之處，就是四大勢力各據一方，誰也吃不了誰，無論何人出任特首，都要好好協調及平衡這四路人馬，方能確保施政暢順，政通人和。只是在回歸後，AO的光環不斷褪色，而到了今天的包機鬧劇，簡直是AO的重重一交，還要將頭上的光環都摔碎。
泰國反政府示威者上周一開始佔據曼谷機場，導致大批港人旅客滯留當地。內地及澳門特區政府都出動包機救人，但港府連日都拒絕包機，備受批評；直至一對港人夫婦凌晨由曼谷包車從布吉乘機返港途中發生交通意外，導致夫死妻輕傷。港府才突然宣布一連兩日包機前往芭堤雅，但對自身的失職責任始終支吾以對。
全城嘩然，對於為何拒絕包機，一面各自私忖，一面切齒捶胸，有滯泰港客直話直說：「我會決定移民澳門囉，唔交稅呀！都保障唔到我哋！」消息人士說，在是否包機接送港人回港的問題上，政府內部一直採取「by default」（按本子辦事）的態度，這亦是慣常的手法。由於過去並無因政局動盪包機接送港人回港的先例，「既然無先例，就即是甚麼都不做，也不想去 justify（合理化）包機的理由，結果一路拖住先。」（經濟日報12月2日）
剛愎自用但審時度勢的政務官都往哪裏去了？他們擁有政府權力得到安全數據，他們擁有聯絡各方聽取各方意見的渠道，以及綜合各方立場的政治敏感度，當然比一般人更能夠預見未來社會的理想發展，也明瞭社會現實的限制，我們甚至可以期望政務官必須是個「思考者」，不思不考的人沒有資格當政務官；他也是個「說服者」，形成願景之後，他需要說服社會接受他的願景，凝聚一定的社會共識，願景才產生引領的方向，集中資源的作用。
可是如今，一切一切對AO的期望都破滅，只餘下一句尖刻的調侃：做人不要太AO。
邵家臻 (bottleshiu@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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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November 24, 2008
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的終極困局
陶傑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因挪用公款被查，泰國前總理他信也因貪污倒台。民主選出來的領袖，有時是選民沒有眼光，有時根本是沒有幾件好貨選得下手，選出一個貪污犯時有所聞，但民主的好處是台上的人貪瀆而不稱職，時限一到，必須下台。而且如果司法相對獨立，任內的貪污必受追究，即使把國家資產轉移給子女，也確保其禍延子孫，下一代一起蒙羞。
陳水扁身敗名裂，不足以證明民主普選的失敗，因為民主同樣也產生廉潔不貪的馬英九。陳水扁的金權醜聞揭發出來，公義伸張，民怨有所宣洩，馬英九的民望也上升而得益，民主的意義不在於保證能選出好人，但可以監察壞人，一旦濫用國民的信用做壞事，一定沒有好下場。
香港特區政府遭遇管治危機，因為既無普選，民意的渠道就會堵塞。香港如果沒有民主，本來沒有問題，只須滿足兩個環境條件：第一是政府擁有對民意的準確判斷；第二是政府有正確的強勢，第三是人民的要求不高。
前殖民地時代，這三點都基本做到。前英國殖民地政府是一個外來政府，香港以武力奪來，異族統治，在政治的道德上不合法。但殖民地政府對民意的判斷很準確：五六十年代，難民遍地，大陸封閉，香港人的要求不高，只要吃得飽、有一片地方安身。殖民地政府維繫正確的強勢管治，建立廉潔的公務員團隊，鼓勵上海和潮州南來的實業家興辦紡織、膠花、玩具實業，英國代為在歐洲打拼出口市場，難民變為廉價勞工，勞工可以積聚資本當小老闆，小老闆可以變身為大亨，經濟的脈絡暢通，社會的氣氛自由，市民安逸於溫飽，造就香港奇跡。
今日的香港特區，民意無法在一個民主公正的立法會通達體現，又因地產壟斷，經濟的脈絡不暢通。香港人今天創業很難從小企業做起，因為昂貴的租金扼殺了任何萌芽的企業生機。一波小業主捱不起貴租倒閉了，又有另一批不知死活的新老闆想做弄潮兒，結果是地產的汪洋把小業主一波接一浪地吞噬掉，殖民地時代社會向上爬的階梯，基本已經塌毀。
貧富懸殊甚麼時候都有，懸殊其中有階梯，社會有希望；沒有了階梯，社會動盪。香港十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的不公義結構已成：地產商堵塞了經濟血液的脈絡，普選要等到二o一七年才「起步」，則民意的管道也在一個結構奇特的立法會中無從流通。政府如何維持正確的強勢？即使公務員，一九九七年之前入職的享有長俸和子女留學的教育津貼；一九九七年招聘的，待遇低了一等，許多是短期合約，沒有長俸，津貼也少了許多。「梁展文事件」是舊時代的公務員在新時代又享受了一切好處，連新一代的政務官也大感不公，公務員士氣受打擊，行政主導又如何維持？
否決普選，中方眼前勝了一仗，但麻煩的後遺症卻由香港特區政府長期承受。殖民地時代，香港的工商利益階層沒有辦法向倫敦唐寧街告港督的狀，也無法在英國投資，親近英國首相與工貿部大臣，從而繞過港督，獲得甚麼第一手消息，上議院沒有爵位分給他們，港督可以在沒有民主的前提之下，準確掌辨民情，維持有公義的強勢行政管治，這些才是種種香港當日賴之以繁榮安定的優勢，今日已經不復存在，因為香港已經接入儒家君臣父子政治文化的傳統。
加上香港人的要求高了：連中國奧運精英來香港表演，特區政府派贈門票，輪不到的市民，會大罵政府，而政府也把一萬張門票扣起來，分給許多特權人士。一個弱勢政府，越受既得利益的各路勢力掣肘，越無法實現「公義施政」，本來民主可以有效促進公義，或至少阻嚇陳水扁和他信之流在台上濫權的不公，但這條路也堵塞了，香港遂成為全世界一個四不像的地方：民主不民主，獨裁不獨裁，行自由市場之政則助長地產的經濟壟斷而擴大貧富懸殊之不公，行開倉派米之舉又怕陷入社會福利主義的死路。民意的訴求無法展達，只有在一個民選議席有限的議會塞進最激進最對抗的草根人物，但政府為了打壓，則更須倚仗「功能組別」許多不稱職或自動當選的貴族，另加保皇政黨回頭勒索、上下其手，民粹更向街頭爆發。
今日香港外逢國際通脹的風雨，內有一個畸形制度的內耗扭曲，十年實驗，落入了一個政經的怪圈，無論誰做特首，香港都走不出這個怪圈，這不僅是香港人和特區政府今後須面對無了期的陣痛，其實也是中國在誤解和排斥民主之下的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終極困局。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因挪用公款被查，泰國前總理他信也因貪污倒台。民主選出來的領袖，有時是選民沒有眼光，有時根本是沒有幾件好貨選得下手，選出一個貪污犯時有所聞，但民主的好處是台上的人貪瀆而不稱職，時限一到，必須下台。而且如果司法相對獨立，任內的貪污必受追究，即使把國家資產轉移給子女，也確保其禍延子孫，下一代一起蒙羞。
陳水扁身敗名裂，不足以證明民主普選的失敗，因為民主同樣也產生廉潔不貪的馬英九。陳水扁的金權醜聞揭發出來，公義伸張，民怨有所宣洩，馬英九的民望也上升而得益，民主的意義不在於保證能選出好人，但可以監察壞人，一旦濫用國民的信用做壞事，一定沒有好下場。
香港特區政府遭遇管治危機，因為既無普選，民意的渠道就會堵塞。香港如果沒有民主，本來沒有問題，只須滿足兩個環境條件：第一是政府擁有對民意的準確判斷；第二是政府有正確的強勢，第三是人民的要求不高。
前殖民地時代，這三點都基本做到。前英國殖民地政府是一個外來政府，香港以武力奪來，異族統治，在政治的道德上不合法。但殖民地政府對民意的判斷很準確：五六十年代，難民遍地，大陸封閉，香港人的要求不高，只要吃得飽、有一片地方安身。殖民地政府維繫正確的強勢管治，建立廉潔的公務員團隊，鼓勵上海和潮州南來的實業家興辦紡織、膠花、玩具實業，英國代為在歐洲打拼出口市場，難民變為廉價勞工，勞工可以積聚資本當小老闆，小老闆可以變身為大亨，經濟的脈絡暢通，社會的氣氛自由，市民安逸於溫飽，造就香港奇跡。
今日的香港特區，民意無法在一個民主公正的立法會通達體現，又因地產壟斷，經濟的脈絡不暢通。香港人今天創業很難從小企業做起，因為昂貴的租金扼殺了任何萌芽的企業生機。一波小業主捱不起貴租倒閉了，又有另一批不知死活的新老闆想做弄潮兒，結果是地產的汪洋把小業主一波接一浪地吞噬掉，殖民地時代社會向上爬的階梯，基本已經塌毀。
貧富懸殊甚麼時候都有，懸殊其中有階梯，社會有希望；沒有了階梯，社會動盪。香港十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的不公義結構已成：地產商堵塞了經濟血液的脈絡，普選要等到二o一七年才「起步」，則民意的管道也在一個結構奇特的立法會中無從流通。政府如何維持正確的強勢？即使公務員，一九九七年之前入職的享有長俸和子女留學的教育津貼；一九九七年招聘的，待遇低了一等，許多是短期合約，沒有長俸，津貼也少了許多。「梁展文事件」是舊時代的公務員在新時代又享受了一切好處，連新一代的政務官也大感不公，公務員士氣受打擊，行政主導又如何維持？
否決普選，中方眼前勝了一仗，但麻煩的後遺症卻由香港特區政府長期承受。殖民地時代，香港的工商利益階層沒有辦法向倫敦唐寧街告港督的狀，也無法在英國投資，親近英國首相與工貿部大臣，從而繞過港督，獲得甚麼第一手消息，上議院沒有爵位分給他們，港督可以在沒有民主的前提之下，準確掌辨民情，維持有公義的強勢行政管治，這些才是種種香港當日賴之以繁榮安定的優勢，今日已經不復存在，因為香港已經接入儒家君臣父子政治文化的傳統。
加上香港人的要求高了：連中國奧運精英來香港表演，特區政府派贈門票，輪不到的市民，會大罵政府，而政府也把一萬張門票扣起來，分給許多特權人士。一個弱勢政府，越受既得利益的各路勢力掣肘，越無法實現「公義施政」，本來民主可以有效促進公義，或至少阻嚇陳水扁和他信之流在台上濫權的不公，但這條路也堵塞了，香港遂成為全世界一個四不像的地方：民主不民主，獨裁不獨裁，行自由市場之政則助長地產的經濟壟斷而擴大貧富懸殊之不公，行開倉派米之舉又怕陷入社會福利主義的死路。民意的訴求無法展達，只有在一個民選議席有限的議會塞進最激進最對抗的草根人物，但政府為了打壓，則更須倚仗「功能組別」許多不稱職或自動當選的貴族，另加保皇政黨回頭勒索、上下其手，民粹更向街頭爆發。
今日香港外逢國際通脹的風雨，內有一個畸形制度的內耗扭曲，十年實驗，落入了一個政經的怪圈，無論誰做特首，香港都走不出這個怪圈，這不僅是香港人和特區政府今後須面對無了期的陣痛，其實也是中國在誤解和排斥民主之下的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終極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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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24, 2008
香港商品交易所有望明年初开业
英国《金融时报》安德鲁•伍德(Andrew Wood)香港报道
2008年6月25日 星期三
香港希望明年年初开设一家商品交易所，以利用内地对原材料迅速增长的需求和对较为复杂风险对冲方式的需要。
设立香港商品交易所(Hong Kong Mercantile Exchange)是由泰山石化集团(Titan Petrochemicals)发起的，并得到了香港政府的支持。泰山石化是一家新加坡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
香港商品交易所表示，多家公司有意成为会员或股东，其中包括美林(Merrill Lynch)、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来宝集团(Noble)以及内地的中信集团(Citic)和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CIFCO)。
香港商品交易所已聘请托马斯•麦克马汉(Thomas McMahon)担任总裁。麦克马汉拥有拓展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亚洲业务的丰富经验。
“目前正是时机，大宗商品进口一直增长惊人，无论是石油、铁矿石还是其他软商品。”香港商品交易所董事长、原泰山石化高管张震远(Barry Cheung)表示，“合约将以内地为中心，交割将在内地进行。”
中国内地有几家商品交易所，但由于交易受限，国际投资者无法参与交易，内地商品买家难以在海外对冲风险。
首个产品将是以美元计价的燃油合约，在中国南方地区进行实货交割。张震远表示，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燃油进口占全国的60%。
燃油将储存在泰山石化的保税仓库。但香港商品交易所表示，其他公司如果符合有关环境及安全标准，欢迎它们申请许可。
Cantor Fitzgerald亚洲证券及全球证券衍生品业务执行常务董事詹森•博耶(Jason Boyer)表示，他“对于有望成为香港商品交易所的合伙人及市场参与者感到兴奋。（我们）相信拥有一家商品交易所，将进一步增强香港作为卓越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表示，香港面临发展商品期货市场的巨大机遇。
译者/岱嵩
2008年6月25日 星期三
香港希望明年年初开设一家商品交易所，以利用内地对原材料迅速增长的需求和对较为复杂风险对冲方式的需要。
设立香港商品交易所(Hong Kong Mercantile Exchange)是由泰山石化集团(Titan Petrochemicals)发起的，并得到了香港政府的支持。泰山石化是一家新加坡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
香港商品交易所表示，多家公司有意成为会员或股东，其中包括美林(Merrill Lynch)、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来宝集团(Noble)以及内地的中信集团(Citic)和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CIFCO)。
香港商品交易所已聘请托马斯•麦克马汉(Thomas McMahon)担任总裁。麦克马汉拥有拓展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亚洲业务的丰富经验。
“目前正是时机，大宗商品进口一直增长惊人，无论是石油、铁矿石还是其他软商品。”香港商品交易所董事长、原泰山石化高管张震远(Barry Cheung)表示，“合约将以内地为中心，交割将在内地进行。”
中国内地有几家商品交易所，但由于交易受限，国际投资者无法参与交易，内地商品买家难以在海外对冲风险。
首个产品将是以美元计价的燃油合约，在中国南方地区进行实货交割。张震远表示，毗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燃油进口占全国的60%。
燃油将储存在泰山石化的保税仓库。但香港商品交易所表示，其他公司如果符合有关环境及安全标准，欢迎它们申请许可。
Cantor Fitzgerald亚洲证券及全球证券衍生品业务执行常务董事詹森•博耶(Jason Boyer)表示，他“对于有望成为香港商品交易所的合伙人及市场参与者感到兴奋。（我们）相信拥有一家商品交易所，将进一步增强香港作为卓越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表示，香港面临发展商品期货市场的巨大机遇。
译者/岱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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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February 21, 2008
香港观察：香港如何面对台海两岸直航
曹景行
2008年02月19日 BBC
台海两岸55年来进行了首次的包机直航飞行
香港2008年又将面对一个转折关头。如果低估了可能出现的冲击，如果未能及时而准确地应对，香港的相对竞争优势难免进一步跌落，哪怕大年初二众乡绅到新界车公庙为香港求得上上签也没有用。
香港过去许多年得天独厚，自以为人杰地灵，但以笔者之见，那更是因为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遭遇不幸或者喜欢做傻事。远的不说，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千万台商涌向对岸寻求商机，可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湾当政者就是拒绝两岸直航和直接商业往来，让香港轻而易举就拣到一大堆商机。
但这样的局面看来就要改变了。三月二十二日台湾大选，国民党的马英九当选的可能性较高。不管他上台后愿不愿、敢不敢同北京谈统一，两岸直航看来已是势在必行、水到渠成的了；他在竞选过程中向台湾商界和民众一再承诺，当选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两岸直航。而他的对手谢长廷为争取中间选民和商界的支持，同样提出两岸直航的诉求，还说他若当选将开放两岸金融往来。这表明，台海两岸关系已经到了一个非改变不可的转折关头。今后不管是国民党上台还是民进党继续执政，都必须打开直航之门，随之而来的就是两岸的全面直接经贸往来。如果以为两岸直航只是让"台胞"省下几小时的飞行时间和几千元钱旅费，香港每天只少了几次来往台湾的航班，那就很有点坐井观天了。
自九十年代以来，台商在中国大陆有两个地方投资最集中，一个是距离香港不远的东莞，另一个则是上海旁边的昆山。相较之下，昆山起步晚一些，而且因不能直航，来往台湾比东莞不方便许多，但发展却更加迅猛，产业水平更高，吸引的台商也更多，实力更强大。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有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依托。实际上，香港应该从昆山与东莞的区别，看到自己和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危机，特别是缺乏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而一旦两岸之间实现直接通航，台湾与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大幅拉近，香港的竞争优势可能将进一步萎缩，也许只剩下金融等少数几个领域了。
今年年初，以上海为基地的东方航空公司想引进新加坡的合作伙伴，不料被"国航"公开搅局。日前同中国民航界的朋友谈起此事，他们相信"东航"与新加坡合作破局，获利最大的不是"国航"，而是与"国航"合作的香港国泰航空。如果"东航"与新加坡成功携手，再乘两岸直航的东风，必然使国泰在华东和两岸航线上遇到劲敌。可见，这场中国民航业巨头的明争暗斗，正预示了未来市场重心的转移。
两岸实现直航，亚太地区的整个商战格局就会大变。首先是上海与台北之间一个多小时的航程，将把这两个大都市以及台湾与整个长江三角洲密切地联结起来，远远超过今天台湾与香港的关系。加上两三年后北京与上海之间五小时高速铁路的连接，两岸关系的中心和重心，都必然落在这个大三角的地域之中。
第二个大变化，是一直落在后面的福建地区，终于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了。两岸直航，意味着福建与台湾西海岸的全面对接，昔日东莞的奇迹将以更大的规模在福建沿海地区复制。北京当局近年来注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开发，就是看准了这一发展前景。
更进一步看，随着中国沿海铁路和高速公路干线网的完成，从渤海湾到长江三角洲，再经浙江东南的温州到福建，最后连接到广东、广西，整个中国东部和南部首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这将是亚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新的、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心，其综合实力未来应有可能超过日本。台湾如果开放两岸直航，实际上就是同这个庞大经济体的直接连接以至融合，双方的竞争力都会提升到新的层级。
当然这样的前景只是一种最乐观的预估，两岸政治变数多多，究竟何时能够实现直航，谁也不敢打包票。但香港不能不对两岸间将会出现的重大变局预作准备。也就是说，一旦两岸直航导致中国经济重心移向"上海---台北"轴心，香港怎么办？如果香港继续无所作为，那么它的未来经济地位也许就会同今天的台湾相互调换。除了金融领域，香港的特殊优势只会与日俱减，在未来的大中华经济区里至多扮演南部枢纽的次要角色，变成"小香港"。香港的另一种做法，就是积极加入这一变局，从台湾与长江三角洲、福建"海西经济区"的新联结中探寻香港的未来发展空间，把香港因素和优势全面融入进去，在"大中华"中造就新的"大香港"。
但这又涉及到香港的老大难问题--人才。香港今天和将来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正是既懂国际又懂香港、大陆和台湾的各类专业人士。哪里来？两个办法，香港人自己必须走出香港，而香港的大门必须向全世界的人才开放。能做到吗？我不敢确定。
2008年02月19日 BBC
台海两岸55年来进行了首次的包机直航飞行香港过去许多年得天独厚，自以为人杰地灵，但以笔者之见，那更是因为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遭遇不幸或者喜欢做傻事。远的不说，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千万台商涌向对岸寻求商机，可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台湾当政者就是拒绝两岸直航和直接商业往来，让香港轻而易举就拣到一大堆商机。
但这样的局面看来就要改变了。三月二十二日台湾大选，国民党的马英九当选的可能性较高。不管他上台后愿不愿、敢不敢同北京谈统一，两岸直航看来已是势在必行、水到渠成的了；他在竞选过程中向台湾商界和民众一再承诺，当选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两岸直航。而他的对手谢长廷为争取中间选民和商界的支持，同样提出两岸直航的诉求，还说他若当选将开放两岸金融往来。这表明，台海两岸关系已经到了一个非改变不可的转折关头。今后不管是国民党上台还是民进党继续执政，都必须打开直航之门，随之而来的就是两岸的全面直接经贸往来。如果以为两岸直航只是让"台胞"省下几小时的飞行时间和几千元钱旅费，香港每天只少了几次来往台湾的航班，那就很有点坐井观天了。
自九十年代以来，台商在中国大陆有两个地方投资最集中，一个是距离香港不远的东莞，另一个则是上海旁边的昆山。相较之下，昆山起步晚一些，而且因不能直航，来往台湾比东莞不方便许多，但发展却更加迅猛，产业水平更高，吸引的台商也更多，实力更强大。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有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依托。实际上，香港应该从昆山与东莞的区别，看到自己和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危机，特别是缺乏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而一旦两岸之间实现直接通航，台湾与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大幅拉近，香港的竞争优势可能将进一步萎缩，也许只剩下金融等少数几个领域了。
今年年初，以上海为基地的东方航空公司想引进新加坡的合作伙伴，不料被"国航"公开搅局。日前同中国民航界的朋友谈起此事，他们相信"东航"与新加坡合作破局，获利最大的不是"国航"，而是与"国航"合作的香港国泰航空。如果"东航"与新加坡成功携手，再乘两岸直航的东风，必然使国泰在华东和两岸航线上遇到劲敌。可见，这场中国民航业巨头的明争暗斗，正预示了未来市场重心的转移。
两岸实现直航，亚太地区的整个商战格局就会大变。首先是上海与台北之间一个多小时的航程，将把这两个大都市以及台湾与整个长江三角洲密切地联结起来，远远超过今天台湾与香港的关系。加上两三年后北京与上海之间五小时高速铁路的连接，两岸关系的中心和重心，都必然落在这个大三角的地域之中。
第二个大变化，是一直落在后面的福建地区，终于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了。两岸直航，意味着福建与台湾西海岸的全面对接，昔日东莞的奇迹将以更大的规模在福建沿海地区复制。北京当局近年来注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开发，就是看准了这一发展前景。
更进一步看，随着中国沿海铁路和高速公路干线网的完成，从渤海湾到长江三角洲，再经浙江东南的温州到福建，最后连接到广东、广西，整个中国东部和南部首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这将是亚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新的、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心，其综合实力未来应有可能超过日本。台湾如果开放两岸直航，实际上就是同这个庞大经济体的直接连接以至融合，双方的竞争力都会提升到新的层级。
当然这样的前景只是一种最乐观的预估，两岸政治变数多多，究竟何时能够实现直航，谁也不敢打包票。但香港不能不对两岸间将会出现的重大变局预作准备。也就是说，一旦两岸直航导致中国经济重心移向"上海---台北"轴心，香港怎么办？如果香港继续无所作为，那么它的未来经济地位也许就会同今天的台湾相互调换。除了金融领域，香港的特殊优势只会与日俱减，在未来的大中华经济区里至多扮演南部枢纽的次要角色，变成"小香港"。香港的另一种做法，就是积极加入这一变局，从台湾与长江三角洲、福建"海西经济区"的新联结中探寻香港的未来发展空间，把香港因素和优势全面融入进去，在"大中华"中造就新的"大香港"。
但这又涉及到香港的老大难问题--人才。香港今天和将来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正是既懂国际又懂香港、大陆和台湾的各类专业人士。哪里来？两个办法，香港人自己必须走出香港，而香港的大门必须向全世界的人才开放。能做到吗？我不敢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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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anuary 13, 2008
特首拼政绩 香港十大基建上马
2008-01-13 联合早报
● 戴庆成（香港通讯）
韩国总统大选，在野党选人李明博异军突起，凭借首尔市长任内复育清溪川所表现出的气魄，提出总经费150亿美元、总长度达540公里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以加速经济增长，结果在大选中囊括近半数选票赢得总统宝座。李明博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也因此被台湾报章喻为有如蒋经国时代的“十大建设”翻版。
2007年，香港也提出过类似“十大建设”的口号。
去年10月10日，刚连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首次宣布，将展开“十大基建”工程，以基建带动香港经济发展。
曾荫权所指的十大基建工程包括：一、南港岛线铁路；二、沙田至中环线铁路；三、屯门西绕道及屯门至赤腊角连接路；四、广深港高速铁路；五、港珠澳大桥；六、港深空港合作，建设两机场连接铁路；七、港深共同开发落马洲河套区；八、西九文化区；九、启德发展计划（包括建设邮轮码头）；十、发展新界北区。
曾荫权解释，回顾上世纪70及90年代，香港大型基建工程都对经济扮演重要角色，也创造工作职位与提高工资，并带来不少实质经济效益，但回归十年以来基建投资却不断减少，故他决定在五年任期内耗资逾2500亿港元（约460亿新元），展开十大基建工程，希望为香港经济创造每年超过1000亿港元（约 184亿新元）的增加值。
为了确保这个宏伟蓝图得以落实，曾荫权特委任两名爱将——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担大旗。
较早前，郑汝桦率先宣布，港府将注资60亿港元（约11亿新元）协助地铁公司先建港岛线，而沙田至中环线铁路也有望于明年初落实。此举意味着十大基建工程即将启动。
与此同时，港府还积极与广东省政府协商，加快多个涉及两地的基建项目上马。其中，本月初，香港就与深圳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成立“港深机场合作联合专责小组”及“港深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就兴建接驳香港与深圳机场的铁路，以及港深共同发展边境河套区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了使十大基建中与广东省有关的项目能尽早推行，曾荫权甚至亲自出马。当中国官方宣布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南调，接替新任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而张德江或会调任中央后，曾荫权去年12月2日到北京述职后立即赶赴广州与张德江会晤，希望张德江离开广东前能运用影响力，促使广东省官员全力推动港珠澳大桥动工。
港府对十大基建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香港政坛人士普遍这么认为，“说穿了其实（十大）工程就是曾荫权的个人政绩。曾荫权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要香港人在五年后离任时记住他；由铁路、公路、跨境大桥、新市镇以至新郊野公园，都是在他的五年任期内一一落实，所以政府才会这么着急。”
事实上，对于这项香港自1990年代玫瑰园计划以来最大型的基建工程，香港社会尤其是房地产及建筑界都看好其效益。
瑞银亚洲房地产联席董事王震宇表示，虽然十个项目早前已略有所闻，但动工及启用时间没有定案，如今施政报告披露时间表，意义颇大。他相信，透过十大建设，可以打通香港对外“经脉”，有助促进人流及资金流。
摩根大通发表的报告也指出，十大基建能创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尤其改善建筑及运输业的就业情况，也有助加强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融合。
不过，在一些学者及专业人士眼中，十大基建工程能否成功还存在着许多变数。
担任香港规划署署长长达七年，现任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总裁的潘国城说：“几十年前我做规划署的时候，亲戚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几年，我问同行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也说身边的人均不知规划署是做什么工作的。”
对香港发展规划发展了如指掌的潘国城慨叹，香港人不熟悉城市规划概念，再加上近年来为皇后码头的清拆问题而出现的“保育”声音，均令当局重新发展城市时面对更大的压力及困难。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教授曾渊沧也指出，全世界的反对派都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城市、社会在经济上欣欣向荣，因为经济越好，自己就越没有机会取得权力；经济越好，支持政府的选民就越多。外国如此，香港也如此。因此，“反对派会倾力阻碍十大建设。此外，一些打着环保旗帜的人也会跳出来反对，他们会说基建影响环保。那些极端的保育人士也会反对，说基建可能破坏保育。总之，香港永无建设最好。”
《东方日报》专栏作家史进在去年10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担心，曾荫权为了个人政绩，必定不惜劳民伤财，争取在五年任期内尽可能推动上马。
文章引述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说，十大建设将耗资2500亿港元只是初步估计数字，也就是将来的实际数字肯定不止此数。“犹记得，曾荫权担任九七前后港府的财爷时，接任时政府财政储备高达四五千亿元，但交给接手的梁锦松时，只剩下2000亿元左右，不足政府一年的开支！现在港府的财政储备约4000亿元，在煲呔的十大建设和其他挥霍下，五年后可能只剩1000亿，不足政府半年开支，到时怎么办？”
不过，香港政界人士分析，十大基建之中最难实施的相信是与中国大陆合作的部分。十大基建可归纳为四个范畴，就是香港内部的交通基建、与广东合作的跨境基建、兴建都市新发展区以及建设文娱及旅游设施。其中四项涉及衔接中国大陆的跨界建设，需要与广东有关单位进一步磋商和规划。
香港一名政界人士说：“按照目前情况来看，港珠澳大桥、港深空港合作和港深共同开发河套区三个项目，双方拖了很多年。曾荫权提出的四大跨境基建，似乎只有广深港高速铁路有望开通，因为粤方确有需要。其他三项很大可能在他任内成为空中楼阁。”
台湾已故总统蒋经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主政后，提出“十大建设”计划，这个基础建设工程后来被视为是带领台湾经济转型，以及冲破石油危机的关键力量。
由于当时台湾许多公共基本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不足，十大建设计划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建设自1974年起，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
十大建设分别是南北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中正国际机场、大钢铁厂（中国钢铁厂）、大造船厂（中国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核能发电厂，总投资达2580亿元新台币。
据东森新闻报报道，有如天文数字的建设经费由当年的财政部长李国鼎，亲自到沙地阿拉伯去借钱。
整个基础建设工程刺激了生产，增大了就业，改变了台湾以农业轻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提高了能源和原材料的自给水平，建立了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
据报道，刚开始有人对“十大建设”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提出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蒋经国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
● 戴庆成（香港通讯）
韩国总统大选，在野党选人李明博异军突起，凭借首尔市长任内复育清溪川所表现出的气魄，提出总经费150亿美元、总长度达540公里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以加速经济增长，结果在大选中囊括近半数选票赢得总统宝座。李明博的“韩半岛大运河”工程，也因此被台湾报章喻为有如蒋经国时代的“十大建设”翻版。
2007年，香港也提出过类似“十大建设”的口号。
去年10月10日，刚连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首次宣布，将展开“十大基建”工程，以基建带动香港经济发展。
曾荫权所指的十大基建工程包括：一、南港岛线铁路；二、沙田至中环线铁路；三、屯门西绕道及屯门至赤腊角连接路；四、广深港高速铁路；五、港珠澳大桥；六、港深空港合作，建设两机场连接铁路；七、港深共同开发落马洲河套区；八、西九文化区；九、启德发展计划（包括建设邮轮码头）；十、发展新界北区。
曾荫权解释，回顾上世纪70及90年代，香港大型基建工程都对经济扮演重要角色，也创造工作职位与提高工资，并带来不少实质经济效益，但回归十年以来基建投资却不断减少，故他决定在五年任期内耗资逾2500亿港元（约460亿新元），展开十大基建工程，希望为香港经济创造每年超过1000亿港元（约 184亿新元）的增加值。
为了确保这个宏伟蓝图得以落实，曾荫权特委任两名爱将——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担大旗。
十大基建即将启动
较早前，郑汝桦率先宣布，港府将注资60亿港元（约11亿新元）协助地铁公司先建港岛线，而沙田至中环线铁路也有望于明年初落实。此举意味着十大基建工程即将启动。
与此同时，港府还积极与广东省政府协商，加快多个涉及两地的基建项目上马。其中，本月初，香港就与深圳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成立“港深机场合作联合专责小组”及“港深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就兴建接驳香港与深圳机场的铁路，以及港深共同发展边境河套区进行深入的研究。
为了使十大基建中与广东省有关的项目能尽早推行，曾荫权甚至亲自出马。当中国官方宣布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南调，接替新任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出任广东省委书记，而张德江或会调任中央后，曾荫权去年12月2日到北京述职后立即赶赴广州与张德江会晤，希望张德江离开广东前能运用影响力，促使广东省官员全力推动港珠澳大桥动工。
港府对十大基建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房地产建筑界看好十大基建效益
香港政坛人士普遍这么认为，“说穿了其实（十大）工程就是曾荫权的个人政绩。曾荫权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要香港人在五年后离任时记住他；由铁路、公路、跨境大桥、新市镇以至新郊野公园，都是在他的五年任期内一一落实，所以政府才会这么着急。”
事实上，对于这项香港自1990年代玫瑰园计划以来最大型的基建工程，香港社会尤其是房地产及建筑界都看好其效益。
瑞银亚洲房地产联席董事王震宇表示，虽然十个项目早前已略有所闻，但动工及启用时间没有定案，如今施政报告披露时间表，意义颇大。他相信，透过十大建设，可以打通香港对外“经脉”，有助促进人流及资金流。
摩根大通发表的报告也指出，十大基建能创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尤其改善建筑及运输业的就业情况，也有助加强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融合。
学者专业人士：十大基建工程存在变数
不过，在一些学者及专业人士眼中，十大基建工程能否成功还存在着许多变数。
担任香港规划署署长长达七年，现任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总裁的潘国城说：“几十年前我做规划署的时候，亲戚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几年，我问同行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也说身边的人均不知规划署是做什么工作的。”
对香港发展规划发展了如指掌的潘国城慨叹，香港人不熟悉城市规划概念，再加上近年来为皇后码头的清拆问题而出现的“保育”声音，均令当局重新发展城市时面对更大的压力及困难。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教授曾渊沧也指出，全世界的反对派都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城市、社会在经济上欣欣向荣，因为经济越好，自己就越没有机会取得权力；经济越好，支持政府的选民就越多。外国如此，香港也如此。因此，“反对派会倾力阻碍十大建设。此外，一些打着环保旗帜的人也会跳出来反对，他们会说基建影响环保。那些极端的保育人士也会反对，说基建可能破坏保育。总之，香港永无建设最好。”
《东方日报》专栏作家史进在去年10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担心，曾荫权为了个人政绩，必定不惜劳民伤财，争取在五年任期内尽可能推动上马。
文章引述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说，十大建设将耗资2500亿港元只是初步估计数字，也就是将来的实际数字肯定不止此数。“犹记得，曾荫权担任九七前后港府的财爷时，接任时政府财政储备高达四五千亿元，但交给接手的梁锦松时，只剩下2000亿元左右，不足政府一年的开支！现在港府的财政储备约4000亿元，在煲呔的十大建设和其他挥霍下，五年后可能只剩1000亿，不足政府半年开支，到时怎么办？”
政界：与大陆合作部分难实施
不过，香港政界人士分析，十大基建之中最难实施的相信是与中国大陆合作的部分。十大基建可归纳为四个范畴，就是香港内部的交通基建、与广东合作的跨境基建、兴建都市新发展区以及建设文娱及旅游设施。其中四项涉及衔接中国大陆的跨界建设，需要与广东有关单位进一步磋商和规划。
香港一名政界人士说：“按照目前情况来看，港珠澳大桥、港深空港合作和港深共同开发河套区三个项目，双方拖了很多年。曾荫权提出的四大跨境基建，似乎只有广深港高速铁路有望开通，因为粤方确有需要。其他三项很大可能在他任内成为空中楼阁。”
台湾经济转型靠十大建设
台湾已故总统蒋经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主政后，提出“十大建设”计划，这个基础建设工程后来被视为是带领台湾经济转型，以及冲破石油危机的关键力量。
由于当时台湾许多公共基本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不足，十大建设计划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建设自1974年起，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
十大建设分别是南北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中正国际机场、大钢铁厂（中国钢铁厂）、大造船厂（中国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核能发电厂，总投资达2580亿元新台币。
据东森新闻报报道，有如天文数字的建设经费由当年的财政部长李国鼎，亲自到沙地阿拉伯去借钱。
整个基础建设工程刺激了生产，增大了就业，改变了台湾以农业轻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提高了能源和原材料的自给水平，建立了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
据报道，刚开始有人对“十大建设”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提出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蒋经国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
Labels: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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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11, 2008
恒生银行"乌龙"事件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于晓娜 2008-1-11
H先生原本以每股0.19港元平均成本持有的90万股中海雷曼八零三B窝轮(代码:5741,下称"5741"),不仅不能如愿到期兑换成91.84万股中海外(0688.HK),反而一夜间可能缩水到9.16万股!
不仅如此,根据1月10日收盘价,5741的股价已经跌到0.061港元,比当时已经下挫67.9%。
乌龙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7年11月2日,H先生在其证券经纪(恒生银行网上银行)的即时信息里看到5741的行使价为19.514港元, 溢价5.9%,但兑换比率为0.98,即每0.98股该窝轮对应1股中海外正股。
以当日5741的收盘价0.295港元计算,若持有到期,每股中海外正股的认购成本约22.4港元。而当日,中海外(0688.HK)正股收盘价18.7港元。
" 当时5741并不是溢价最低的中海窝轮,有一个7750(中海花旗八零二认购窝轮,认购比例为10,即10股窝轮可兑换1股正股)的溢价是-1.18%。但是5741的杠杆比率却是所有中海窝轮里边最高的,相当吸引人。所以我当时就准备买5741。"H先生说。
随后几日,H先生全力出击5741。
根据H先生提供的交易记录,他在11月5日分别以0.305港元、0.29港元、0.23港元各买入10万股5741;11月13日,再以0.168港元买入30万股5741;11月20日,H先生又买入30万股5741,每股作价0.122港元。
其间,11月9日,H先生向恒生银行询问5741的交割及行使问题,得知若持有到期,则"最后现金交割价是由正股最后5个交易日的收市平均价来,减去行权价19.514港元,再把结果乘以1.018就是每股窝轮5741的价格"。
H先生认为,这意味着5741兑换正股的比率仍为0.98(即1/1.018)。
这原本是一件极为正常的投资。
"乌龙"的是,到了11月29日,等H先生再次登入其证券账户察看5741的行情时,却发现其兑换比率变成了9.82!
这意味着,需要9.82股5741才能兑换1股正股!换言之,H先生持有的90万股5741可以兑换的正股数量,从原来的91.84万股,瞬间缩水到9.16万股!
H先生立刻就此向恒生银行查询,得知该行的确曾在11月27日将5741窝轮的资料进行过修改,即将兑换比率从0.98变成了9.82,整整10倍的差距。
H先生试图向该行进行索赔,理由是其依赖进行交易的证券信息是从经纪商处得到,而且其也支付了相关费用,理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客户损失。
多轮协商之后,12月21日,恒生银行则以相关错误信息是由恒生银行的资料提供方提供,并且该行网站已经有相关免责声明为由,拒绝给与H先生任何赔偿。
恒生银行资料显示,该行的资料提供方有多家,包括:恒指服务有限公司、财华控股有限公司、经济通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道琼斯通讯社、麦格理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及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金管局介入
12月22日,恒生银行拒绝赔偿的次日,H先生向香港金管局进行投诉。
2008年1月2日,金管局在给H先生的回复中表示,会将该问题转至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会将处理结果回复H先生。
然而,金管局同时表示,"若投诉涉及审慎监管的问题,我们会按情况要求有关机构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但由于<银行业条例>的保密条文所限,我们不能向你透露我们向有关机构采取的任何监管行动。"
金管局同时强调,"金管局并无权力就认可机构与客户之间的纠纷做出仲裁,亦无需指令认可机构做出赔偿。"
截至1月10日,H先生并未接到金管局的回复。
消息人士透露,香港金管局已经就相关问题询问过恒生银行,但并未获知处理结果。
免责声明
该事件反映的问题在于,对恒生银行来说,其拒绝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该行网页登载"免责声明"。
本报记者发现,该"不承担责任声明"显示:"……资料供货商及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本行")尽力确保所提供数据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
此外,该声明还指出:"凡属数据供货商所提供并印有'Powered by'之数据,乃由本行在日常运作过程中再转送予阁下并只供参考之用。本行及其雇员、代理人并无对该等数据的内容进行设定、拣选、增补、修改或作其它方式的控制,及不会对数据的准确性负责或认可。"
问题是,包括恒生银行在内的证券经纪商,由于直接采用了某些资料提供商的信息,未加确认直接提供其客户,而客户根据某些错误信息做出了不合本意的投资决定,是否仅通过"免责声明"就可免除所有责任?
据上述消息人士透露,恒生银行内部已经就此事进行过认真讨论,该行内部负责投诉事宜的部门,认为在该事件中,恒生银行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月10日,恒生银行给本报的回复则称,"该案正交予有关部门跟进和处理,将会尽快将结果奉送。"
律师意见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如果经纪商可以通过免责条款而开脱所有责任的话,对投资者来说,是否公平?
对此,香港何耀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奇鹏律师在阅读了H先生提供的材料之后,对本报表示,其个人认为恒生银行的免责声明包罗范围相当广泛,应当已经包括了所有可能涉及的免责范围。
"免责条款在香港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从通常情况来看,投资者要在同意相关的免责条款之后才能使用其服务,这意味着投资者认可了这种合约关系",徐奇鹏表示。
" 问题在于,香港的法律是不看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的,只是看合约关系,只要合约双方达成了协议,即使不公平也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点跟内地是不同的",徐奇鹏指出,内地的<合同法>规定,显失公平的合约可能是无效的,而香港则是,"显失公平也未必无效,只要你签了字,一般都是有效的"。
并且,具体的情况是,在香港,一般的人跟银行签约,很多条文都是对银行比较有利的,对普通个人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无碍法律的执行。
徐奇鹏指出,一般的网站其实在登入的时候或者内部都登有免责声明,使用者看不看是自己的问题,但免责声明通常仍然有效。
" 比较特别的问题是,如果对投资意见提出免责声明通常是有效的,比如说只是说某只股票好坏、应该买多还是买少,这样的建议肯定是可以免责的,因为投资者有义务自己判断是否采纳,但现在这个信息属于完全失实,如果连一个基本的事实都错误的话,应该是有人要承担责任的。"徐奇鹏表示。
他指出,H先生应该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争取得到利益保障,金管局并没有权力要求银行赔偿客户。
"有一点有问题,有些大的律师楼可能不愿意做,因为很多律师楼的业务都是从银行来的,他们不太会愿意因为一个客户而向银行追讨,不愿意得罪银行。"有业内人士表示。
H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投资窝轮就遭遇滑铁卢。
H先生原本以每股0.19港元平均成本持有的90万股中海雷曼八零三B窝轮(代码:5741,下称"5741"),不仅不能如愿到期兑换成91.84万股中海外(0688.HK),反而一夜间可能缩水到9.16万股!
不仅如此,根据1月10日收盘价,5741的股价已经跌到0.061港元,比当时已经下挫67.9%。
乌龙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7年11月2日,H先生在其证券经纪(恒生银行网上银行)的即时信息里看到5741的行使价为19.514港元, 溢价5.9%,但兑换比率为0.98,即每0.98股该窝轮对应1股中海外正股。
以当日5741的收盘价0.295港元计算,若持有到期,每股中海外正股的认购成本约22.4港元。而当日,中海外(0688.HK)正股收盘价18.7港元。
" 当时5741并不是溢价最低的中海窝轮,有一个7750(中海花旗八零二认购窝轮,认购比例为10,即10股窝轮可兑换1股正股)的溢价是-1.18%。但是5741的杠杆比率却是所有中海窝轮里边最高的,相当吸引人。所以我当时就准备买5741。"H先生说。
随后几日,H先生全力出击5741。
根据H先生提供的交易记录,他在11月5日分别以0.305港元、0.29港元、0.23港元各买入10万股5741;11月13日,再以0.168港元买入30万股5741;11月20日,H先生又买入30万股5741,每股作价0.122港元。
其间,11月9日,H先生向恒生银行询问5741的交割及行使问题,得知若持有到期,则"最后现金交割价是由正股最后5个交易日的收市平均价来,减去行权价19.514港元,再把结果乘以1.018就是每股窝轮5741的价格"。
H先生认为,这意味着5741兑换正股的比率仍为0.98(即1/1.018)。
这原本是一件极为正常的投资。
"乌龙"的是,到了11月29日,等H先生再次登入其证券账户察看5741的行情时,却发现其兑换比率变成了9.82!
这意味着,需要9.82股5741才能兑换1股正股!换言之,H先生持有的90万股5741可以兑换的正股数量,从原来的91.84万股,瞬间缩水到9.16万股!
H先生立刻就此向恒生银行查询,得知该行的确曾在11月27日将5741窝轮的资料进行过修改,即将兑换比率从0.98变成了9.82,整整10倍的差距。
H先生试图向该行进行索赔,理由是其依赖进行交易的证券信息是从经纪商处得到,而且其也支付了相关费用,理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客户损失。
多轮协商之后,12月21日,恒生银行则以相关错误信息是由恒生银行的资料提供方提供,并且该行网站已经有相关免责声明为由,拒绝给与H先生任何赔偿。
恒生银行资料显示,该行的资料提供方有多家,包括:恒指服务有限公司、财华控股有限公司、经济通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道琼斯通讯社、麦格理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及Morningstar Asia Limited。
金管局介入
12月22日,恒生银行拒绝赔偿的次日,H先生向香港金管局进行投诉。
2008年1月2日,金管局在给H先生的回复中表示,会将该问题转至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会将处理结果回复H先生。
然而,金管局同时表示,"若投诉涉及审慎监管的问题,我们会按情况要求有关机构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但由于<银行业条例>的保密条文所限,我们不能向你透露我们向有关机构采取的任何监管行动。"
金管局同时强调,"金管局并无权力就认可机构与客户之间的纠纷做出仲裁,亦无需指令认可机构做出赔偿。"
截至1月10日,H先生并未接到金管局的回复。
消息人士透露,香港金管局已经就相关问题询问过恒生银行,但并未获知处理结果。
免责声明
该事件反映的问题在于,对恒生银行来说,其拒绝承担责任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该行网页登载"免责声明"。
本报记者发现,该"不承担责任声明"显示:"……资料供货商及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本行")尽力确保所提供数据乃属准确及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可靠性概不作出任何保证,亦毋须就由于任何不确或遗漏而导致之损失或损害负责(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它方面)。"
此外,该声明还指出:"凡属数据供货商所提供并印有'Powered by'之数据,乃由本行在日常运作过程中再转送予阁下并只供参考之用。本行及其雇员、代理人并无对该等数据的内容进行设定、拣选、增补、修改或作其它方式的控制,及不会对数据的准确性负责或认可。"
问题是,包括恒生银行在内的证券经纪商,由于直接采用了某些资料提供商的信息,未加确认直接提供其客户,而客户根据某些错误信息做出了不合本意的投资决定,是否仅通过"免责声明"就可免除所有责任?
据上述消息人士透露,恒生银行内部已经就此事进行过认真讨论,该行内部负责投诉事宜的部门,认为在该事件中,恒生银行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月10日,恒生银行给本报的回复则称,"该案正交予有关部门跟进和处理,将会尽快将结果奉送。"
律师意见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如果经纪商可以通过免责条款而开脱所有责任的话,对投资者来说,是否公平?
对此,香港何耀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奇鹏律师在阅读了H先生提供的材料之后,对本报表示,其个人认为恒生银行的免责声明包罗范围相当广泛,应当已经包括了所有可能涉及的免责范围。
"免责条款在香港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从通常情况来看,投资者要在同意相关的免责条款之后才能使用其服务,这意味着投资者认可了这种合约关系",徐奇鹏表示。
" 问题在于,香港的法律是不看公平不公平的问题的,只是看合约关系,只要合约双方达成了协议,即使不公平也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点跟内地是不同的",徐奇鹏指出,内地的<合同法>规定,显失公平的合约可能是无效的,而香港则是,"显失公平也未必无效,只要你签了字,一般都是有效的"。
并且,具体的情况是,在香港,一般的人跟银行签约,很多条文都是对银行比较有利的,对普通个人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无碍法律的执行。
徐奇鹏指出,一般的网站其实在登入的时候或者内部都登有免责声明,使用者看不看是自己的问题,但免责声明通常仍然有效。
" 比较特别的问题是,如果对投资意见提出免责声明通常是有效的,比如说只是说某只股票好坏、应该买多还是买少,这样的建议肯定是可以免责的,因为投资者有义务自己判断是否采纳,但现在这个信息属于完全失实,如果连一个基本的事实都错误的话,应该是有人要承担责任的。"徐奇鹏表示。
他指出,H先生应该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争取得到利益保障,金管局并没有权力要求银行赔偿客户。
"有一点有问题,有些大的律师楼可能不愿意做,因为很多律师楼的业务都是从银行来的,他们不太会愿意因为一个客户而向银行追讨,不愿意得罪银行。"有业内人士表示。
Labels: Hang Seng, Hong Kong,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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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anuary 07, 2008
香港深圳一体化 两种制度如何对接
南方周末 2007-12-20 09:53:15
□本报记者 林志文 发自香港
构建港深大都会，不仅仅是两个城市的密切联动，还是两种制度的对接与融合。“一国两制”的框架会因此改变吗？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两地渐趋渐近的过程中，又会出现怎样的融合与碰撞？
本周一开始，深圳市长许宗衡开始了他的香港之行，之前，深圳市府曾有消息称，他在香港将签定一系列加强深港合作的协议。
媒体一般认为，相关协议和安排将进一步推进深港一体化进程。
广义的深港一体化，将涉及制度的对接与融合，两种不同制度如何共处？还要包括如何将深港两地民众的心连在一起，这是“一国两制”遇到的新问题。
深圳和香港是否已经做好了体制准备和心理准备？
《色，戒》引发的话题
电影发烧友林先生，专程到香港看《色，戒》原版。
类似影迷不在少数，据悉，该片的香港票房有1／3由内地居民创造，其中尤以深圳影迷贡献最多。
去香港看电影，搁在10年前，不啻于痴人说梦。如今，一切都日渐便利化。这趟“色戒”之旅，林先生的花费是：20元签证费、30元交通费、以及70元的电影票，“钱不算多，但签证要等15天，过关排长队，折腾了一点”。
也许在未来，林先生的行程还可以更便捷。比如，以他深圳居民的身份，他可以更自由出入香港；当深港铁路网完全接轨，他乘车不必多费周折。
这些只是港深两地关于共建“港深大都会”一揽子设想中的一部分，更大的蓝图是：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4000万人次的机场吞吐量，40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等等。
11月22日，刚完成草案编订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将上报国务院审批，该规划首次从政府角度提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
在港深合作的历史上，200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短短几月，港深政府频送秋波，互动之频密前所未有。
2月，特首曾荫权在竞选连任时表明，他为香港设计的一个方向是“与深圳携手打造国际大都会”。
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诚恳告诫市民：“我们要用整个国家的视野去看香港，从这个高度去看香港，我们才会看得见未来。”
在深圳，十几年来，所有如何加强深港合作的框架、理论、建议，都曾先后出现过。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秘书长李罗力说：“深圳的方向应是外向型的。一是在改革开放方面继续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经验，二是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外向型特区。两者的出路都是向香港靠拢。”
谁会得利 谁在担忧
但在两地民众心中，关心的是未来“港深大都会”会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的便利与影响。
“自由行”开放后，内地居民赴港比过去更容易。但一上罗湖桥，等候过关的长蛇队还是让人感到不对等。因此，很多像林先生一样的深圳市民期盼两边可以逐渐平等对视。
另一面，深圳人的期许却并不为一些香港居民欢迎。香港货柜车司机杰仔的担心是：口子一开，香港房价会下滑、工资会下降、“黑工”会增多、犯罪也会增加。
杰仔的想法的确代表了不少港人。一名香港警察透露，香港的犯罪统计中，内地人出现的频率引人注意。一项调查显示，近六成港人赞成港深共建大都会，近七成受访者反对放宽深圳户籍居民进出香港。
而在杰仔的老板、香港某物流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先生看来，“香港与深圳间，任何更紧密的关系都值得欢迎”。杨从事的是跨境运输业，通关效率对其生意的影响重大，“当然是越快越好”。
《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认为，此前，特别是港英培养出来的一些精英，总是担心内地太大，太乱，香港太小，太干净，不愿意和内地人搅到一起，消极地对待深圳伸过来的橄榄枝。
“曾荫权担任特首后在这方面要好一些，港府官员开始蛮积极地向内地靠拢。但我个人感觉，有些内地官员反而没以前那么积极了。”
深圳人其实也有疑虑：香港人会不会把房价带得更高？会不会弄得蔬菜跟香港一样贵？
令港人担心的情景也许还远，但杨先生的愿望看来不难达到。在港深合作几十年的历史中，通关效率的提升是最卓有成效的。根据港深未来合作计划，跨境工程建设依然首当其冲。虽然新开通的深圳湾、福田口岸目前远未饱和，但新的深港口岸又在酝酿中了。
冲撞 融合 借鉴
分处深圳河的两岸，城市的融合背后可能就有制度的冲撞，构建“港深大都会”还会引起两个城市经营理念、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甚至两个不同制度的互相影响。
一些大胆试验已经进行。
2007年7月1日，在胡锦涛的主持下，深圳湾口岸开通，酝酿多年的“一地两检”模式首次在这里实施，香港的口岸查验场地和设施设在了位于深圳一侧的口岸大楼里。从此，同一幢楼内，两套人马、两种制度共存，此举意味着香港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管辖权首次在中央授权下有限度地延伸至内地。
此前的2006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允许香港以“租用形式”，即特区政府向深圳租用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土地，使用期初定50年，到期后可协商续期。最关键的一点是：香港法律适用该区域，港方执法人员可以从2007年7月1日起在此处的港方口岸区执法。
尽管“一地两检”模式是否会被推广目前不得而知，但它无疑是深港合作的独特成果，是“一国两制”下的新突破。
相比制度之间可能出现的冲撞，相关内地研究人员更留意的是如何向香港借鉴。
二十多年来，深圳创造的两百多项全国改革之最，包括物价改革、打破铁饭碗、企业产权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住房制度改革、国民待遇、社会保障等等，许多政策中都能或多或少有香港的影子。
有观点认为，随着“深港大都会”构想的提出，深港全面实现“无缝对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更有建议提出，“下一步可以做的，是两地政府官员的交换”。
香港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在文章中说：“如果下一任的特区首长曾在深圳‘挂职’过一两年，或者未来的深圳市长也有香港政府的工作经验，那不是很好吗？”
难在哪里
距离“港深大都会”的愿景，自然还有更多的路，也不可避免遇到更多的困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主要的困难在两大方面：一是要避免给外界留下冲击“一国两制”内涵的印象和口实；二是如何争取中央及广东的支持。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深港合作还必须在粤港合作的大框架下进行，不管是深港、穗港、莞港合作，都是粤港合作大框架下两个城市间的合作，广东一般是从粤港合作的全局出发通盘考虑。
有关各方对此问题的敏感及小心表明：构建“港深大都会”将会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
对此，港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表示，港深两地政府正朝着“先易后难”方向合作。据了解，较易项目包括硬件建设、方便出入境、交通运输等；较难问题包括两地的政治制度、做事方式差异等。
□本报记者 林志文 发自香港
构建港深大都会，不仅仅是两个城市的密切联动，还是两种制度的对接与融合。“一国两制”的框架会因此改变吗？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两地渐趋渐近的过程中，又会出现怎样的融合与碰撞？
本周一开始，深圳市长许宗衡开始了他的香港之行，之前，深圳市府曾有消息称，他在香港将签定一系列加强深港合作的协议。
媒体一般认为，相关协议和安排将进一步推进深港一体化进程。
广义的深港一体化，将涉及制度的对接与融合，两种不同制度如何共处？还要包括如何将深港两地民众的心连在一起，这是“一国两制”遇到的新问题。
深圳和香港是否已经做好了体制准备和心理准备？
《色，戒》引发的话题
电影发烧友林先生，专程到香港看《色，戒》原版。
类似影迷不在少数，据悉，该片的香港票房有1／3由内地居民创造，其中尤以深圳影迷贡献最多。
去香港看电影，搁在10年前，不啻于痴人说梦。如今，一切都日渐便利化。这趟“色戒”之旅，林先生的花费是：20元签证费、30元交通费、以及70元的电影票，“钱不算多，但签证要等15天，过关排长队，折腾了一点”。
也许在未来，林先生的行程还可以更便捷。比如，以他深圳居民的身份，他可以更自由出入香港；当深港铁路网完全接轨，他乘车不必多费周折。
这些只是港深两地关于共建“港深大都会”一揽子设想中的一部分，更大的蓝图是：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4000万人次的机场吞吐量，40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等等。
11月22日，刚完成草案编订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将上报国务院审批，该规划首次从政府角度提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
在港深合作的历史上，200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短短几月，港深政府频送秋波，互动之频密前所未有。
2月，特首曾荫权在竞选连任时表明，他为香港设计的一个方向是“与深圳携手打造国际大都会”。
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诚恳告诫市民：“我们要用整个国家的视野去看香港，从这个高度去看香港，我们才会看得见未来。”
在深圳，十几年来，所有如何加强深港合作的框架、理论、建议，都曾先后出现过。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秘书长李罗力说：“深圳的方向应是外向型的。一是在改革开放方面继续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经验，二是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外向型特区。两者的出路都是向香港靠拢。”
谁会得利 谁在担忧
但在两地民众心中，关心的是未来“港深大都会”会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的便利与影响。
“自由行”开放后，内地居民赴港比过去更容易。但一上罗湖桥，等候过关的长蛇队还是让人感到不对等。因此，很多像林先生一样的深圳市民期盼两边可以逐渐平等对视。
另一面，深圳人的期许却并不为一些香港居民欢迎。香港货柜车司机杰仔的担心是：口子一开，香港房价会下滑、工资会下降、“黑工”会增多、犯罪也会增加。
杰仔的想法的确代表了不少港人。一名香港警察透露，香港的犯罪统计中，内地人出现的频率引人注意。一项调查显示，近六成港人赞成港深共建大都会，近七成受访者反对放宽深圳户籍居民进出香港。
而在杰仔的老板、香港某物流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先生看来，“香港与深圳间，任何更紧密的关系都值得欢迎”。杨从事的是跨境运输业，通关效率对其生意的影响重大，“当然是越快越好”。
《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认为，此前，特别是港英培养出来的一些精英，总是担心内地太大，太乱，香港太小，太干净，不愿意和内地人搅到一起，消极地对待深圳伸过来的橄榄枝。
“曾荫权担任特首后在这方面要好一些，港府官员开始蛮积极地向内地靠拢。但我个人感觉，有些内地官员反而没以前那么积极了。”
深圳人其实也有疑虑：香港人会不会把房价带得更高？会不会弄得蔬菜跟香港一样贵？
令港人担心的情景也许还远，但杨先生的愿望看来不难达到。在港深合作几十年的历史中，通关效率的提升是最卓有成效的。根据港深未来合作计划，跨境工程建设依然首当其冲。虽然新开通的深圳湾、福田口岸目前远未饱和，但新的深港口岸又在酝酿中了。
冲撞 融合 借鉴
分处深圳河的两岸，城市的融合背后可能就有制度的冲撞，构建“港深大都会”还会引起两个城市经营理念、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甚至两个不同制度的互相影响。
一些大胆试验已经进行。
2007年7月1日，在胡锦涛的主持下，深圳湾口岸开通，酝酿多年的“一地两检”模式首次在这里实施，香港的口岸查验场地和设施设在了位于深圳一侧的口岸大楼里。从此，同一幢楼内，两套人马、两种制度共存，此举意味着香港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管辖权首次在中央授权下有限度地延伸至内地。
此前的2006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允许香港以“租用形式”，即特区政府向深圳租用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土地，使用期初定50年，到期后可协商续期。最关键的一点是：香港法律适用该区域，港方执法人员可以从2007年7月1日起在此处的港方口岸区执法。
尽管“一地两检”模式是否会被推广目前不得而知，但它无疑是深港合作的独特成果，是“一国两制”下的新突破。
相比制度之间可能出现的冲撞，相关内地研究人员更留意的是如何向香港借鉴。
二十多年来，深圳创造的两百多项全国改革之最，包括物价改革、打破铁饭碗、企业产权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住房制度改革、国民待遇、社会保障等等，许多政策中都能或多或少有香港的影子。
有观点认为，随着“深港大都会”构想的提出，深港全面实现“无缝对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更有建议提出，“下一步可以做的，是两地政府官员的交换”。
香港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在文章中说：“如果下一任的特区首长曾在深圳‘挂职’过一两年，或者未来的深圳市长也有香港政府的工作经验，那不是很好吗？”
难在哪里
距离“港深大都会”的愿景，自然还有更多的路，也不可避免遇到更多的困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主要的困难在两大方面：一是要避免给外界留下冲击“一国两制”内涵的印象和口实；二是如何争取中央及广东的支持。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深港合作还必须在粤港合作的大框架下进行，不管是深港、穗港、莞港合作，都是粤港合作大框架下两个城市间的合作，广东一般是从粤港合作的全局出发通盘考虑。
有关各方对此问题的敏感及小心表明：构建“港深大都会”将会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
对此，港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表示，港深两地政府正朝着“先易后难”方向合作。据了解，较易项目包括硬件建设、方便出入境、交通运输等；较难问题包括两地的政治制度、做事方式差异等。
“西部通道”为港深合作提供便利 王小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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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12, 2007
Shenzhen nuzzles closer to Hong Kong
By Olivia Chung, Asia Times Online
Dec 7, 2007
HONG KONG - After plenty of talk about Shenzhen and neighboring Hong Kong joining hands to form a twin-city metropolis, Shenzhen has incorporated the idea into its development blueprint for the period to 2020.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booming city i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has taken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Hong Kong into consideration in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The draft blueprint, drawn up in late November and to be sent to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for approval, says Shenzhen and Hong Kong should turn themselves into a twin-city financial, trade and shipping hub.
One of the priorities set in the blueprint is to build a common capital market, with Shenzhen’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oing international through Hong Kong while mo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former British territory could set up branches in Shenzhen as their springboard to expand business in the mainland. The two stock exchanges could cooperate more closely to attract dual-listing of enterprises home and overseas, the plan suggests.
As rosy a picture as the blueprint depicts, analysts say there are heavy barriers to be overcome before the plan can be actually executed.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still not fully convertible, which greatly restricts capital flow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Legal systems in the two places are also radically different, so to build a common capital market some common legal basis must be established.
Nevertheless, the blueprint indicates that a substantial step has been taken toward this long-term goal.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in Shenzhen have advocated integration with Hong Kong for many years, though it was not until August this year that Hong Kong reacted positively, when a report by the Bauhinia Foundation Research Center, a Hong Kong think tank seen 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government, said a Shenzhen-Hong Kong metropolis could outperform London, Paris, Chicago or Los Angeles by 2020.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also said in October in his policy address that the territory will go all out to develop the Shenzhen-Hong Kong twin-city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 Shenzhen blueprint focuses on six major areas - improving co-operation on financial systems, building a Shen(zhen)-(Hong) Kong Innovation Rim, improving cross-border transportation, and enhancing co-operation with Hong Kong in the high-technology and high-end service industries.
To build the Shen-Kong metropolis, the Shenzhen government reiterated in its newly released draft regulation on developing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at it was willing to become ''the backyard'' of Hong Kong as the region’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The draft regulation was aimed at boosting Shenzhen’s financial sector into ''a strategic pillar industry'' of the city after high-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draft, Shenzhen will create a multi-tier capital market, including a main board, a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board, a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an over-the-counter market and a bond market.The draft also said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s financial market must be based on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it becoming ''an organic part of the Shen-Kong metropoli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s the backyard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The gradual realization of a collaboration of financial industries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is not only a domestic demand for innovation for Shenzhen financial industry, but also an aspiration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by Hong Kong, which cannot achieve it on its own,'' the draft said.
''With its condition, Hong Kong, on its own, finds it very hard to become a world-level financial center,'' Julia Leung Fung-yee, executive director (external)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said during a meeting in Hong Kong with Tang Jie, vice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Only if it enters into an alliance with the mainland, can it achieve its goal with a combined scale and efficiency.''
The creation of a mega-metropolis would b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cities, according to Zhang Yuge, a senior researcher with the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a Shenzhen-based non-government think tank. Covering 3,2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with a combined population of about 20 million, ``it could improve infrastructure, trade and finance'' despite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agreed to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that undwrote the 1997 handover by Britain of Hong Kong to Beijing.
Tuan Chyau,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decision sciences and managerial economics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that faced the risk of being marginalized, Hong Kong should work for closer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Shenzhen so the two cities c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with their peculia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mainland, with its runaway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aking on Hong Kong as a center for logistics and trade; it is attracting Hong Kong’s business and talent.
In the past, Hong Kong acted as a springboard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o China and as a fund-raising center for mainland companies. Now international firms can go directly to the mainland and large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ies are encouraged to list at home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dual-listing cases of the mainland companies such a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in the A-share market on the mainland and the H-share market in Hong Kong.
''A-share companies'' refers to those domestically listed firms, which foreign investors are not allowed to buy. H-share companies are incorporated on the mainland and approved for listing in Hong Kong.
The mainland’s strong economic growth and successful reform that has led to the flotation of state holdings has been augmented by a flood of funds into Shanghai and Shenzhen’s stock exchanges, helping to create condi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overseas-registered mainland companies, the red chips, and even foreign companies listing in the mainland. At pres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changing listing regulations to let red chips take this path.
One reason behind the red chips’ eagerness to return home to raise more funds is the high valuations A shares are generating.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which tracks yuan-denominated A shares and hard-currency B shares, surged 176% in the 12 months to mid-November, with A shares trading at an average price of more than 40 times their earnings and leaving their H-share counterparts trailing at big discoun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red chips now account for a bigger percentage of the volume at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than local blue chips. A possible single listing in the A-share market by state-owned companies or return of the red chips to list in Shanghai could trigger an exodus of funds from Hong Kong that could destabilize growth in the territory.
By the end of November last year, 85 red chips with a combined market value of HK$2 trillion were listed in Hong Kong, accounting for 21% of the exchange’s overall market value.
Some commenators have suggested a merger between the Hong Kong and Shenzhen exchanges, a move soon declined by Hong Kong academics and officials, who pointed out that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s a listed company while the stock exchange of Shenzhen is ow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stead, a single trading and listing platform jointly esta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exchange and the exchanges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had recently been suggested, in which A and H shares could be freely traded on the three exchanges al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shareholding and company structures.
That would touch on the issues of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yuan and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mainland on the mobility of users and providers of financial services, Tuan said.
''Besides, there are many technical issues to deal with, for example the listing, settlement and regulatory regimes of the three exchanges are different; investo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mainland are also not allowed to trade in each other’s markets,'' he said.
Even so, if a single market between Hong Ko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exchanges is establshed, it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ly traded markets in the world, he said.
According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combined market turnover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reached US$1.03 trillion in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year, trailing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US$12.95 trillion), Nasdaq (US$7.03 trillion), London (US$4.26 trillion) and Tokyo (US$3.61 trillion).
In what was seen as a step towards mov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loser links between the area's exchange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ently increased its shareholding in the city's exchange to 5.88% from 4.41% to become the single largest shareholder while continuing to talk with the mainland about the idea.
The victory of the pro-democracy camp in December 2 by-elections in Hong Kong added a twist to the debate, with Anson Chan, a passionate advocate for democracy, winning a seat in the city's Legislative Council. Chan, who held the city's second-highest post, and other senior officials trained by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were opposed to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the mainland when the subject was raised a couple of years before the 1997 handover.
In anticipation of the nod from the state council, Shenzhen Mayor Xu Zongheng is scheduled to visit Hong Ko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to flesh out the proposed merger. But Hong Kong observers say the scheme would require a meticulous scrutiny in order to win public back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certainly most welcome but Hong Kong people don't want to see any political synergies," says Joseph Che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litical integration could endanger Hong Kong's rule of law and could flatten our lifestyles".
Other researchers say Hong Kong and Shenzhen have moved towards a unified management in areas like shipping, for example, even before a formal proposal has been approved.
"We already have a merger in a sense," says Michael DeGolyer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ho works on the 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 examining the changes since the handover. "Hong Kong and Shenzhen ports are in fact merged because they are owned by the same company."
While he believes Hong Kong people tend to see the proposed integration in a constructive way - as a unified solution to common problems like pollution - he is emphatic they would not tolerate any imposed changes to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Olivia Chung is a senior Asia times Online reporter. With additional reporting from Inter Press Service.
Dec 7, 2007
HONG KONG - After plenty of talk about Shenzhen and neighboring Hong Kong joining hands to form a twin-city metropolis, Shenzhen has incorporated the idea into its development blueprint for the period to 2020.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booming city i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has taken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Hong Kong into consideration in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plan.
The draft blueprint, drawn up in late November and to be sent to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for approval, says Shenzhen and Hong Kong should turn themselves into a twin-city financial, trade and shipping hub.
One of the priorities set in the blueprint is to build a common capital market, with Shenzhen’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oing international through Hong Kong while mo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former British territory could set up branches in Shenzhen as their springboard to expand business in the mainland. The two stock exchanges could cooperate more closely to attract dual-listing of enterprises home and overseas, the plan suggests.
As rosy a picture as the blueprint depicts, analysts say there are heavy barriers to be overcome before the plan can be actually executed.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still not fully convertible, which greatly restricts capital flow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Legal systems in the two places are also radically different, so to build a common capital market some common legal basis must be established.
Nevertheless, the blueprint indicates that a substantial step has been taken toward this long-term goal.
Officials and academics in Shenzhen have advocated integration with Hong Kong for many years, though it was not until August this year that Hong Kong reacted positively, when a report by the Bauhinia Foundation Research Center, a Hong Kong think tank seen 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government, said a Shenzhen-Hong Kong metropolis could outperform London, Paris, Chicago or Los Angeles by 2020.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also said in October in his policy address that the territory will go all out to develop the Shenzhen-Hong Kong twin-city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 Shenzhen blueprint focuses on six major areas - improving co-operation on financial systems, building a Shen(zhen)-(Hong) Kong Innovation Rim, improving cross-border transportation, and enhancing co-operation with Hong Kong in the high-technology and high-end service industries.
To build the Shen-Kong metropolis, the Shenzhen government reiterated in its newly released draft regulation on developing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at it was willing to become ''the backyard'' of Hong Kong as the region’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The draft regulation was aimed at boosting Shenzhen’s financial sector into ''a strategic pillar industry'' of the city after high-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draft, Shenzhen will create a multi-tier capital market, including a main board, a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board, a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an over-the-counter market and a bond market.The draft also said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s financial market must be based on finan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it becoming ''an organic part of the Shen-Kong metropoli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s the backyard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The gradual realization of a collaboration of financial industries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is not only a domestic demand for innovation for Shenzhen financial industry, but also an aspiration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by Hong Kong, which cannot achieve it on its own,'' the draft said.
''With its condition, Hong Kong, on its own, finds it very hard to become a world-level financial center,'' Julia Leung Fung-yee, executive director (external)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said during a meeting in Hong Kong with Tang Jie, vice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Only if it enters into an alliance with the mainland, can it achieve its goal with a combined scale and efficiency.''
The creation of a mega-metropolis would b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cities, according to Zhang Yuge, a senior researcher with the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a Shenzhen-based non-government think tank. Covering 3,2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with a combined population of about 20 million, ``it could improve infrastructure, trade and finance'' despite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agreed to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that undwrote the 1997 handover by Britain of Hong Kong to Beijing.
Tuan Chyau,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decision sciences and managerial economics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that faced the risk of being marginalized, Hong Kong should work for closer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Shenzhen so the two cities c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with their peculia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mainland, with its runaway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aking on Hong Kong as a center for logistics and trade; it is attracting Hong Kong’s business and talent.
In the past, Hong Kong acted as a springboard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o China and as a fund-raising center for mainland companies. Now international firms can go directly to the mainland and large Chinese state-owned companies are encouraged to list at home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dual-listing cases of the mainland companies such a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in the A-share market on the mainland and the H-share market in Hong Kong.
''A-share companies'' refers to those domestically listed firms, which foreign investors are not allowed to buy. H-share companies are incorporated on the mainland and approved for listing in Hong Kong.
The mainland’s strong economic growth and successful reform that has led to the flotation of state holdings has been augmented by a flood of funds into Shanghai and Shenzhen’s stock exchanges, helping to create condi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overseas-registered mainland companies, the red chips, and even foreign companies listing in the mainland. At pres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changing listing regulations to let red chips take this path.
One reason behind the red chips’ eagerness to return home to raise more funds is the high valuations A shares are generating.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which tracks yuan-denominated A shares and hard-currency B shares, surged 176% in the 12 months to mid-November, with A shares trading at an average price of more than 40 times their earnings and leaving their H-share counterparts trailing at big discoun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red chips now account for a bigger percentage of the volume at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than local blue chips. A possible single listing in the A-share market by state-owned companies or return of the red chips to list in Shanghai could trigger an exodus of funds from Hong Kong that could destabilize growth in the territory.
By the end of November last year, 85 red chips with a combined market value of HK$2 trillion were listed in Hong Kong, accounting for 21% of the exchange’s overall market value.
Some commenators have suggested a merger between the Hong Kong and Shenzhen exchanges, a move soon declined by Hong Kong academics and officials, who pointed out that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s a listed company while the stock exchange of Shenzhen is ow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stead, a single trading and listing platform jointly esta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exchange and the exchanges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had recently been suggested, in which A and H shares could be freely traded on the three exchanges al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shareholding and company structures.
That would touch on the issues of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yuan and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mainland on the mobility of users and providers of financial services, Tuan said.
''Besides, there are many technical issues to deal with, for example the listing, settlement and regulatory regimes of the three exchanges are different; investo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mainland are also not allowed to trade in each other’s markets,'' he said.
Even so, if a single market between Hong Ko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exchanges is establshed, it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ly traded markets in the world, he said.
According to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combined market turnover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reached US$1.03 trillion in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year, trailing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US$12.95 trillion), Nasdaq (US$7.03 trillion), London (US$4.26 trillion) and Tokyo (US$3.61 trillion).
In what was seen as a step towards mov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loser links between the area's exchange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ently increased its shareholding in the city's exchange to 5.88% from 4.41% to become the single largest shareholder while continuing to talk with the mainland about the idea.
The victory of the pro-democracy camp in December 2 by-elections in Hong Kong added a twist to the debate, with Anson Chan, a passionate advocate for democracy, winning a seat in the city's Legislative Council. Chan, who held the city's second-highest post, and other senior officials trained by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were opposed to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the mainland when the subject was raised a couple of years before the 1997 handover.
In anticipation of the nod from the state council, Shenzhen Mayor Xu Zongheng is scheduled to visit Hong Kong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to flesh out the proposed merger. But Hong Kong observers say the scheme would require a meticulous scrutiny in order to win public back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certainly most welcome but Hong Kong people don't want to see any political synergies," says Joseph Cheng,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litical integration could endanger Hong Kong's rule of law and could flatten our lifestyles".
Other researchers say Hong Kong and Shenzhen have moved towards a unified management in areas like shipping, for example, even before a formal proposal has been approved.
"We already have a merger in a sense," says Michael DeGolyer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who works on the 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 examining the changes since the handover. "Hong Kong and Shenzhen ports are in fact merged because they are owned by the same company."
While he believes Hong Kong people tend to see the proposed integration in a constructive way - as a unified solution to common problems like pollution - he is emphatic they would not tolerate any imposed changes to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Olivia Chung is a senior Asia times Online reporter. With additional reporting from Inter Press Service.
Labels: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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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深圳融合：兩地建立共同資本市場？
撰文 Olivia Chung, 亞洲時報
2007/12/10, 週一
香港---11月21日，深圳公佈了《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2007-2020）》草案，首次將與香港共建國際大都會的目標，列入長期發展的宏圖中。這標誌著，在一輪又一輪的探討之後，深圳終於開始向建立深港大都會的目標邁進了。草案說，深圳將與香港一起努力，將兩地建設成一個國際性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該方案將上報國務院審批。
在未來發展藍圖中，建立共同的資本市場，是深圳與香港面臨的首要任務。草案說，將積極探索深圳金融機構通過香港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同時繼續吸引香港金融機構在深圳設立分支機構，作為進入國內金融市場的跳板。草案還建議，兩地的證券交易所可通過密切合作，吸引海內外企業在內地與香港同時上市。
分析人士認為，要實現草案所描述的光明前景，需要克服重重困難。例如，現時人民幣仍不能自由兌換，而中央仍嚴格控制著深圳與香港之間的資金流動。再加上兩地截然不同的法律體系，要想建立一個共同點資本市場，必須先構建一個統一的法律基礎。
儘管如此，草案的出臺已表明，深圳已向著這一長期目標，邁出了第一步。
多年來，深圳官員與學者一直主張加快與香港的融合。今年8月，香港方面也終於做出了積極回應：與香港政府關係密切的智庫“智經研究中心”率先發表了《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稱港深2020年的GDP，有望超越倫敦和巴黎，成為全球僅次於紐約和東京的超級大都會。
10月，香港特首曾蔭權也在《2007—2008年施政報告》中稱，“香港必須加強與中央及內地省市的整合，並全力推動港深共建大都會。”
在加強深港合作方面，深圳的藍本提出了六方面目標：一、共同構建世界級都市區；二、完善深港金融合作機制；三、積極建設深港創新圈；四、加強與香港在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的合作；五、改善通關環境和跨境交通；六、加強兩地在生態環境治理保護和監督管理方面的協作。
為建設深港大都會，深圳政府強調甘願做“綠葉”。在提及發展金融產業時，草案寫道，深圳願為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扮演“後院”的角色。草案的目標之一是，將金融業發展成繼高科技之後，深圳另一項戰略性支柱產業。
根據草案，深圳將建設一個多層次資本交易市場，包括主板市場、中小企業板市場、創業板市場、場外交易市場和債券市場。草案指出，只有與香港加強金融合作，深圳的金融市場才能得以發展，才能成為“港深大都會及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的有機組成部分”。
草案說：“逐漸實現兩地金融業融合，不僅是為了滿足深圳改善金融業的國內要求，更是香港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迫切需求。”
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總裁梁鳳儀說：“從香港自身條件看，憑一己之力很難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只有聯合內地，合兩地規模、效率，才能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她是在與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唐傑會面時，發表這番話的。
深圳非官方智庫“綜合開發研究院”（CDI）的資深研究員張玉閣認為，共建大都會對港深兩地來講是個雙贏。實現深港一體化後，它的總面積將達到3,200平方公里，總人口2,000萬左右，將大大改善雙方的基礎設施、貿易、金融條件，儘管深圳在政治體制上與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有所不同。
香港中文大學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教授段樵（Tuan Chyau）說，面臨被邊緣化風險的香港，應加強與深圳的經濟合作，才能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
經濟發展飛速的大陸，不僅把香港視為物流與貿易中心，還在不遺餘力地吸引香港人才與企業。過去，香港是大陸吸引國際投資者的跳板，為內地企業的資金募集地。如今，跨國公司可以直接投資內地；在中國工商銀行等企業以“A+H”成功上市後，中央更是轉而鼓勵大型國企直接在內地上市。
在持續高增長和企業成功改制的刺激下，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數目大幅增加，也引發巨量資金流入中國的股市，為紅籌股及海外企業在國內上市創造了必要條件。目前，中國正考慮修改上市制度，為紅籌股回歸A股鋪路。
國內股市的高估值，是紅籌股急於回歸A股的主要原因。截止11月中旬，上證綜合指數在過去12個月裏飆升了176個百分點；A股的平均市盈率達到了40倍，令相對的H股價格出現了很大的折讓。
國企股（包括紅籌股在內）在香港股市的比重，遠遠超過了本地的藍籌股。截止去年11月底，共有85支紅籌股在香港掛牌，市值達到了2萬億港元，佔總市值的 21%。中央推出國企僅在內地上市及鼓勵紅籌股回歸的政策，無疑將引發香港股市的資金大量外流，從而動搖其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有一些評論員說，應將香港與深圳兩地的股市合併為一，但立即遭到了香港學術界與政界人士的反對。他們認為，香港證交所是個上市公司，深市卻為中國政府所有。
因此，又有人最近建議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家交易所，可在維持各自的股權和組織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共同開發一個交易和上市平臺，讓A股和H股企業可同時在三家交易所上市，而投資者則可自由選擇其中一個市場進行交易。
但段樵認為，這將觸及人民幣自由兌換，以及大陸限制投資者與金融機構流動的問題。他說：“除此之外，還有考慮不少技術難題。比如，三方的上市、結算和監管體系各有不同，A股與H股的投資者也不能在對方市場中買賣。”
不過，他指出，一旦大陸與香港建立起一個單一的股票市場，這有可能成為全球最活躍的交易市場之一。
據《南華早報》報道，香港、上海、深圳三地股市的交易額，在今年前7個月達到了1.03萬億美元，緊隨紐約交易所（12.95萬億）、納斯達克（7.03萬億）、倫敦（4.26萬億）和東京（3.61萬億）之後。
9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大舉增持港交所股權至5.88%，成為第一大股東。分析人士認為，這或許是大陸與香港兩地通過置換來掌握對方交易所戰略股份的第一步棋。
在被香港政壇形容為世紀之戰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中，被喻為泛民主派代言人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取得了最終勝利。然而，這對深港大融合未必是個好消息。在九七回歸之前，擔任政府高官的她與其他親英官員，曾堅決反對加強與大陸的經濟聯繫。
深圳的草案已通過了建設部審批，料將獲得國務院的支持。下月中旬，深圳市長許宗衡將率政府代表團訪問香港，有望簽署包括關於“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深港創新圈、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內的多項協議。觀察家表示，香港政府需認真審議“港深大都會”方案，才能贏得香港市民的支持。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碩說：“香港市民當然無任歡迎加強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但不希望看到任何政治層面的變動，因為這將危及香港的法制，衝擊他們現有的生活方式。”
其他學者認為，在正式協議達成之前，香港與深圳已在船運等領域向著一體化管理的目標邁進。
“我們已感受到了某種意義上的合併，”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教授戴高禮（Michael DeGolyer）說，“香港與深圳的港口早已合併了，因為它們由同一間公司控制著。”他是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成員，研究香港回歸後的種種變化。
他認為，儘管香港人會從建設性的角度去審視“港深大融合”（如可為污染等問題提供一體化解決方案），但他們絕不會容忍目前的政治體制發生任何變化。
譯者：章彊
2007/12/10, 週一
香港---11月21日，深圳公佈了《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2007-2020）》草案，首次將與香港共建國際大都會的目標，列入長期發展的宏圖中。這標誌著，在一輪又一輪的探討之後，深圳終於開始向建立深港大都會的目標邁進了。草案說，深圳將與香港一起努力，將兩地建設成一個國際性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該方案將上報國務院審批。
在未來發展藍圖中，建立共同的資本市場，是深圳與香港面臨的首要任務。草案說，將積極探索深圳金融機構通過香港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同時繼續吸引香港金融機構在深圳設立分支機構，作為進入國內金融市場的跳板。草案還建議，兩地的證券交易所可通過密切合作，吸引海內外企業在內地與香港同時上市。
分析人士認為，要實現草案所描述的光明前景，需要克服重重困難。例如，現時人民幣仍不能自由兌換，而中央仍嚴格控制著深圳與香港之間的資金流動。再加上兩地截然不同的法律體系，要想建立一個共同點資本市場，必須先構建一個統一的法律基礎。
儘管如此，草案的出臺已表明，深圳已向著這一長期目標，邁出了第一步。
多年來，深圳官員與學者一直主張加快與香港的融合。今年8月，香港方面也終於做出了積極回應：與香港政府關係密切的智庫“智經研究中心”率先發表了《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稱港深2020年的GDP，有望超越倫敦和巴黎，成為全球僅次於紐約和東京的超級大都會。
10月，香港特首曾蔭權也在《2007—2008年施政報告》中稱，“香港必須加強與中央及內地省市的整合，並全力推動港深共建大都會。”
在加強深港合作方面，深圳的藍本提出了六方面目標：一、共同構建世界級都市區；二、完善深港金融合作機制；三、積極建設深港創新圈；四、加強與香港在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的合作；五、改善通關環境和跨境交通；六、加強兩地在生態環境治理保護和監督管理方面的協作。
為建設深港大都會，深圳政府強調甘願做“綠葉”。在提及發展金融產業時，草案寫道，深圳願為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扮演“後院”的角色。草案的目標之一是，將金融業發展成繼高科技之後，深圳另一項戰略性支柱產業。
根據草案，深圳將建設一個多層次資本交易市場，包括主板市場、中小企業板市場、創業板市場、場外交易市場和債券市場。草案指出，只有與香港加強金融合作，深圳的金融市場才能得以發展，才能成為“港深大都會及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的有機組成部分”。
草案說：“逐漸實現兩地金融業融合，不僅是為了滿足深圳改善金融業的國內要求，更是香港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迫切需求。”
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總裁梁鳳儀說：“從香港自身條件看，憑一己之力很難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只有聯合內地，合兩地規模、效率，才能打造國際金融中心。”她是在與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唐傑會面時，發表這番話的。
深圳非官方智庫“綜合開發研究院”（CDI）的資深研究員張玉閣認為，共建大都會對港深兩地來講是個雙贏。實現深港一體化後，它的總面積將達到3,200平方公里，總人口2,000萬左右，將大大改善雙方的基礎設施、貿易、金融條件，儘管深圳在政治體制上與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有所不同。
香港中文大學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系教授段樵（Tuan Chyau）說，面臨被邊緣化風險的香港，應加強與深圳的經濟合作，才能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
經濟發展飛速的大陸，不僅把香港視為物流與貿易中心，還在不遺餘力地吸引香港人才與企業。過去，香港是大陸吸引國際投資者的跳板，為內地企業的資金募集地。如今，跨國公司可以直接投資內地；在中國工商銀行等企業以“A+H”成功上市後，中央更是轉而鼓勵大型國企直接在內地上市。
在持續高增長和企業成功改制的刺激下，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數目大幅增加，也引發巨量資金流入中國的股市，為紅籌股及海外企業在國內上市創造了必要條件。目前，中國正考慮修改上市制度，為紅籌股回歸A股鋪路。
國內股市的高估值，是紅籌股急於回歸A股的主要原因。截止11月中旬，上證綜合指數在過去12個月裏飆升了176個百分點；A股的平均市盈率達到了40倍，令相對的H股價格出現了很大的折讓。
國企股（包括紅籌股在內）在香港股市的比重，遠遠超過了本地的藍籌股。截止去年11月底，共有85支紅籌股在香港掛牌，市值達到了2萬億港元，佔總市值的 21%。中央推出國企僅在內地上市及鼓勵紅籌股回歸的政策，無疑將引發香港股市的資金大量外流，從而動搖其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有一些評論員說，應將香港與深圳兩地的股市合併為一，但立即遭到了香港學術界與政界人士的反對。他們認為，香港證交所是個上市公司，深市卻為中國政府所有。
因此，又有人最近建議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家交易所，可在維持各自的股權和組織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共同開發一個交易和上市平臺，讓A股和H股企業可同時在三家交易所上市，而投資者則可自由選擇其中一個市場進行交易。
但段樵認為，這將觸及人民幣自由兌換，以及大陸限制投資者與金融機構流動的問題。他說：“除此之外，還有考慮不少技術難題。比如，三方的上市、結算和監管體系各有不同，A股與H股的投資者也不能在對方市場中買賣。”
不過，他指出，一旦大陸與香港建立起一個單一的股票市場，這有可能成為全球最活躍的交易市場之一。
據《南華早報》報道，香港、上海、深圳三地股市的交易額，在今年前7個月達到了1.03萬億美元，緊隨紐約交易所（12.95萬億）、納斯達克（7.03萬億）、倫敦（4.26萬億）和東京（3.61萬億）之後。
9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大舉增持港交所股權至5.88%，成為第一大股東。分析人士認為，這或許是大陸與香港兩地通過置換來掌握對方交易所戰略股份的第一步棋。
在被香港政壇形容為世紀之戰的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中，被喻為泛民主派代言人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取得了最終勝利。然而，這對深港大融合未必是個好消息。在九七回歸之前，擔任政府高官的她與其他親英官員，曾堅決反對加強與大陸的經濟聯繫。
深圳的草案已通過了建設部審批，料將獲得國務院的支持。下月中旬，深圳市長許宗衡將率政府代表團訪問香港，有望簽署包括關於“深港共建國際大都會”、深港創新圈、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內的多項協議。觀察家表示，香港政府需認真審議“港深大都會”方案，才能贏得香港市民的支持。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鄭宇碩說：“香港市民當然無任歡迎加強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但不希望看到任何政治層面的變動，因為這將危及香港的法制，衝擊他們現有的生活方式。”
其他學者認為，在正式協議達成之前，香港與深圳已在船運等領域向著一體化管理的目標邁進。
“我們已感受到了某種意義上的合併，”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教授戴高禮（Michael DeGolyer）說，“香港與深圳的港口早已合併了，因為它們由同一間公司控制著。”他是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成員，研究香港回歸後的種種變化。
他認為，儘管香港人會從建設性的角度去審視“港深大融合”（如可為污染等問題提供一體化解決方案），但他們絕不會容忍目前的政治體制發生任何變化。
譯者：章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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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23, 2007
香港優才計劃進退維谷
Vol.29, Thu, 05 Oct, 2006
新世纪周刊 記者/張雄 實習記者/熊巧
對許多內地人來說，擁有香港綠卡比較大的吸引力在於可以享有100多個國家免簽證。但是通過香港的優才計劃移民香港卻並不容易
“能夠成為這個計劃的第一人我很榮幸。今後我會把更多的時間留給香港。”
2006年11月27日，郎朗向香港入境事務處遞交了相關申請證明，這個渾身充滿表演氣質的鋼琴演奏家從此成為香港居民。
郎朗在香港入境處的那張招牌式的笑臉，第二天便出現在內地各大報紙上。很多人通過這條新聞才知道香港政府的“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簡稱優才計劃)。
讓特區政府感到尷尬的是，擁有夢幻般開局的優才計劃並沒有如他們設想中那般順利。從2006年6月推出到今年 10月底，入境事務處只收到1071份申請，最終通過申請的，只有238名。這與特區政府當初“利用該計劃每年引進1 000人”的設想相差甚遠。
郎朗效應是一大敗筆
“這個優才計劃批准的第一個申請是郎朗，絕對是失敗的一筆。”在香港傳媒人呂丘露薇看來，這樣的安排會讓很多人覺得優才計劃的門檻太高。“其實如果是一個沒有名氣的人成為第一個，媒體同樣會有興趣的。”
優才計劃有兩種計分方式。一種是成就計分，為“具備超凡才能或技術並擁有傑出成就的個別人士”準備，申請人曾獲得傑出成就獎(例如奧運獎牌、諾貝爾獎、國家/國際獎項)；或申請人可以證明其工作得到同業肯定，或對其界別的發展有重大貢獻(例如獲業內頒發終生成就獎)。
郎朗的申請即屬於成就計分獲得批准，李雲迪和章子怡不久亦步其後塵成功入港。
成就計分之外，優才計劃還有適合普通人的綜合計分方式。通過對申請者年齡、學歷、工作經驗等五方面條件的考核，申請的人士，在預估其個人資歷已達到最低及格分數條件下，可提交申請。最新適用的最低及格分數為80分。
呂丘露薇認為，媒體對適用成就計分的明星申請者的追逐，給公眾塑造出一種印象，“當你考慮這個計劃的時候，你需要問問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名氣。”而很多普通人可能會符合綜合計分的資格，也會因此望而卻步。
優才計劃的前世今生
香港歷來是個移民流入地。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國大陸移民構成了香港人口的主體。但80年代中期，從中英談判定下香港要回歸中國開始近10年的時間裡，香港達到了向外移民的歷史最高峰，數以10萬計的香港居民移居海外。
1997年後，曾出現小規模的人才回流。“但回來的那些，基本是在海外境遇不是很好的人。”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陳麗君教授告訴《新世紀週刊》，在回歸後的很長時間裡，香港一直面臨人才荒的問題。“一方面有人找不到工作，又有很多高職位找不到人。”
特區政府引進人才的計劃始於1999年。這年12月，面向全球的“輸入優秀人才計劃”出台，但執行情況並不樂觀，2003年該計劃取消。
兩年後，特區政府又推出“輸入內地專才計劃”。該計劃針對資訊科技和金融服務業所設，申請人必須具備這兩個行業的專業技能，並且獲得本地公司聘用與其學歷或工作經驗有關的職位，且申請成功者只能單身來港。
“在當時，大陸這樣的人才非常吃香，就業非常好，工資也很高，為什麼一定要一個人去香港呢？”陳麗君說。
在經歷前兩次不太成功的計劃後，香港政府在2003年推出了“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對於專業和名額，計劃未作限制。但該計劃嚴格按工作崗位引進人才，只要香港僱主在本地找不到能為其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員工，即可由僱主向入境處提出申請從內地引進人才。被香港老闆招過去的內地人才，還可以將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帶到香港定居。
這一次，靈活而人性化的計劃終於取得成效。到今年8月底，順利通過該計劃申請的共有17856人。引進的人才，則主要集中在學術研究和教育行業，佔了58%；商貿和金融服務人才各佔10%和7%。
“計劃每年獲批准人數都在遞增，基本上只要提交申請大都可以過。每引入這樣一個人才，就可以給香港社會創造2 .9個就業機會，因為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陳麗君說，這是個很成功的人才引進計劃。
“嚴格按照工作崗位引進人才計劃有局限性，那就是缺乏靈活性。”香港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陳詠梅這樣解釋出台“ 優才計劃”的原因：“有些內地優異人才未必希望在香港找一個固定的工作，很多還可能開公司創業，為此去年我們推出了全新的『優才計劃』，讓內地人才先來港熟悉情況，再決定找什麼工作或者創業，緩衝期可以有一年之久。”
香港特區駐京辦事處主任曹萬泰也向《新世紀週刊》表示，優才計劃是一個吸引高層次人才的長期性計劃，實施之初必然有一定的探索階段。“另外，別忘了，輸入優秀人才計劃只針對內地，而優才計劃是適用於全世界的。”
香港給人才的餡餅不夠大
“在內地移民市場上，把香港作為首選目的地的人並不太多。”凱勝移民留學集團移民顧問莊凱芳認為，由於地寡人眾和低稅收造成的相對低福利，香港的移民政策在國際市場上顯得“不太有吸引力”。
莊凱芳將優才計劃的目標人群定義為：高學歷、工作經驗豐富的青壯年(25～35歲)。“顯然這些人在哪裡都會活得很好。”
曾有不少客戶向莊凱芳咨詢移民香港及優才計劃的情況，在瞭解到該計劃的細則後，絕大多數人選擇了放棄。
“能達到80分及格線的人有不少，但關於一年內必須要找到與其專業相關工作的規定，還是讓他們感到有點沒底，後顧之憂太多。”莊凱芳說，相比之下，加拿大等國的技術移民政策，並無如此“苛刻”的規定條款。“你一個博士生去了那兒給人刷碗，也沒問題，只要你能活得下來。
莊凱芳說，在公司代理的移民業務中，美國加拿大的移民覆蓋面很廣，“隨便一撒網，一百個人申請，可能有二三十個合格。香港這個我跟你說清楚之後，你還會想要去嗎？”
莊凱芳認為，優才計劃對申請者比較大的吸引，應該是享有100多個國家免簽證的香港綠卡。但獲得綠卡的前提是：必須在香港連續居住7年，方可提出永久居住權的申請。
“實際上這個很簡單，”莊凱芳說，“只要你找到一份香港的工作，僱主會讓你通過工作簽證，比如多次往返的方式拿到身份證。在香港連續工作7年，也可以同樣申請永久居住權。鳳凰衛視裡的很多元老們，都是這樣拿到綠卡的。有僱主就行，不一定要通過優才計劃。”
對於優才計劃出師不利的原因，莊凱芳認為問題並不出在宣傳上。“投資移民獲得很多收益，民眾就是口碑，一個人申請成功以後會帶動他身邊的很多人。雪球會越滾越大，根本不用廣告。如果優才計劃真的做得很好，很對申請人胃口的話，現在也應該很火了吧。”
新世纪周刊
新世纪周刊 記者/張雄 實習記者/熊巧
對許多內地人來說，擁有香港綠卡比較大的吸引力在於可以享有100多個國家免簽證。但是通過香港的優才計劃移民香港卻並不容易
“能夠成為這個計劃的第一人我很榮幸。今後我會把更多的時間留給香港。”
2006年11月27日，郎朗向香港入境事務處遞交了相關申請證明，這個渾身充滿表演氣質的鋼琴演奏家從此成為香港居民。
郎朗在香港入境處的那張招牌式的笑臉，第二天便出現在內地各大報紙上。很多人通過這條新聞才知道香港政府的“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簡稱優才計劃)。
讓特區政府感到尷尬的是，擁有夢幻般開局的優才計劃並沒有如他們設想中那般順利。從2006年6月推出到今年 10月底，入境事務處只收到1071份申請，最終通過申請的，只有238名。這與特區政府當初“利用該計劃每年引進1 000人”的設想相差甚遠。
郎朗效應是一大敗筆
“這個優才計劃批准的第一個申請是郎朗，絕對是失敗的一筆。”在香港傳媒人呂丘露薇看來，這樣的安排會讓很多人覺得優才計劃的門檻太高。“其實如果是一個沒有名氣的人成為第一個，媒體同樣會有興趣的。”
優才計劃有兩種計分方式。一種是成就計分，為“具備超凡才能或技術並擁有傑出成就的個別人士”準備，申請人曾獲得傑出成就獎(例如奧運獎牌、諾貝爾獎、國家/國際獎項)；或申請人可以證明其工作得到同業肯定，或對其界別的發展有重大貢獻(例如獲業內頒發終生成就獎)。
郎朗的申請即屬於成就計分獲得批准，李雲迪和章子怡不久亦步其後塵成功入港。
成就計分之外，優才計劃還有適合普通人的綜合計分方式。通過對申請者年齡、學歷、工作經驗等五方面條件的考核，申請的人士，在預估其個人資歷已達到最低及格分數條件下，可提交申請。最新適用的最低及格分數為80分。
呂丘露薇認為，媒體對適用成就計分的明星申請者的追逐，給公眾塑造出一種印象，“當你考慮這個計劃的時候，你需要問問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名氣。”而很多普通人可能會符合綜合計分的資格，也會因此望而卻步。
優才計劃的前世今生
香港歷來是個移民流入地。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國大陸移民構成了香港人口的主體。但80年代中期，從中英談判定下香港要回歸中國開始近10年的時間裡，香港達到了向外移民的歷史最高峰，數以10萬計的香港居民移居海外。
1997年後，曾出現小規模的人才回流。“但回來的那些，基本是在海外境遇不是很好的人。”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陳麗君教授告訴《新世紀週刊》，在回歸後的很長時間裡，香港一直面臨人才荒的問題。“一方面有人找不到工作，又有很多高職位找不到人。”
特區政府引進人才的計劃始於1999年。這年12月，面向全球的“輸入優秀人才計劃”出台，但執行情況並不樂觀，2003年該計劃取消。
兩年後，特區政府又推出“輸入內地專才計劃”。該計劃針對資訊科技和金融服務業所設，申請人必須具備這兩個行業的專業技能，並且獲得本地公司聘用與其學歷或工作經驗有關的職位，且申請成功者只能單身來港。
“在當時，大陸這樣的人才非常吃香，就業非常好，工資也很高，為什麼一定要一個人去香港呢？”陳麗君說。
在經歷前兩次不太成功的計劃後，香港政府在2003年推出了“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對於專業和名額，計劃未作限制。但該計劃嚴格按工作崗位引進人才，只要香港僱主在本地找不到能為其提供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員工，即可由僱主向入境處提出申請從內地引進人才。被香港老闆招過去的內地人才，還可以將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帶到香港定居。
這一次，靈活而人性化的計劃終於取得成效。到今年8月底，順利通過該計劃申請的共有17856人。引進的人才，則主要集中在學術研究和教育行業，佔了58%；商貿和金融服務人才各佔10%和7%。
“計劃每年獲批准人數都在遞增，基本上只要提交申請大都可以過。每引入這樣一個人才，就可以給香港社會創造2 .9個就業機會，因為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陳麗君說，這是個很成功的人才引進計劃。
“嚴格按照工作崗位引進人才計劃有局限性，那就是缺乏靈活性。”香港入境事務處助理處長陳詠梅這樣解釋出台“ 優才計劃”的原因：“有些內地優異人才未必希望在香港找一個固定的工作，很多還可能開公司創業，為此去年我們推出了全新的『優才計劃』，讓內地人才先來港熟悉情況，再決定找什麼工作或者創業，緩衝期可以有一年之久。”
香港特區駐京辦事處主任曹萬泰也向《新世紀週刊》表示，優才計劃是一個吸引高層次人才的長期性計劃，實施之初必然有一定的探索階段。“另外，別忘了，輸入優秀人才計劃只針對內地，而優才計劃是適用於全世界的。”
香港給人才的餡餅不夠大
“在內地移民市場上，把香港作為首選目的地的人並不太多。”凱勝移民留學集團移民顧問莊凱芳認為，由於地寡人眾和低稅收造成的相對低福利，香港的移民政策在國際市場上顯得“不太有吸引力”。
莊凱芳將優才計劃的目標人群定義為：高學歷、工作經驗豐富的青壯年(25～35歲)。“顯然這些人在哪裡都會活得很好。”
曾有不少客戶向莊凱芳咨詢移民香港及優才計劃的情況，在瞭解到該計劃的細則後，絕大多數人選擇了放棄。
“能達到80分及格線的人有不少，但關於一年內必須要找到與其專業相關工作的規定，還是讓他們感到有點沒底，後顧之憂太多。”莊凱芳說，相比之下，加拿大等國的技術移民政策，並無如此“苛刻”的規定條款。“你一個博士生去了那兒給人刷碗，也沒問題，只要你能活得下來。
莊凱芳說，在公司代理的移民業務中，美國加拿大的移民覆蓋面很廣，“隨便一撒網，一百個人申請，可能有二三十個合格。香港這個我跟你說清楚之後，你還會想要去嗎？”
莊凱芳認為，優才計劃對申請者比較大的吸引，應該是享有100多個國家免簽證的香港綠卡。但獲得綠卡的前提是：必須在香港連續居住7年，方可提出永久居住權的申請。
“實際上這個很簡單，”莊凱芳說，“只要你找到一份香港的工作，僱主會讓你通過工作簽證，比如多次往返的方式拿到身份證。在香港連續工作7年，也可以同樣申請永久居住權。鳳凰衛視裡的很多元老們，都是這樣拿到綠卡的。有僱主就行，不一定要通過優才計劃。”
對於優才計劃出師不利的原因，莊凱芳認為問題並不出在宣傳上。“投資移民獲得很多收益，民眾就是口碑，一個人申請成功以後會帶動他身邊的很多人。雪球會越滾越大，根本不用廣告。如果優才計劃真的做得很好，很對申請人胃口的話，現在也應該很火了吧。”
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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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s peg delivers disparity
By Mark Konyn
Published: November 19 2007
Most years my Hong Kong sales colleagues take a long weekend at an offsite to build their strategy for the coming 12 months. On the past few occasions they have made the hour-long flight to China's tropical paradise, otherwise known as Hainan Island. In years gone by it was infamous for smuggling contraband, but has since been transformed into China's spa capital made famous through hosting the Miss World beauty pageant.
Loaded with wads of Hong Kong dollars, my colleagues landed to discover that,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visits, their once prized dollar was no longer the currency of choice. In fact restaurateurs and shopkeepers alike refused to take the pegged and internationally traded currency in preference to their own strengthening renminbi. How times have changed.
The Hong Kong dollar has followed the decline of the US dollar as a result of the currency peg that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1983. In recent months international funds have flowed into Hong Kong's financial system both to participate in IPOs and also to buy up mainland companies already listed in Hong Kong.
Investors have continued to speculate on the expected valuation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shares of mainland companies listed in Hong Kong and their counterparts listed in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se inflows,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has acted to sell the Hong Kong dollar to maintain the exchange rate within its stated range. The most recently reported amount of selling was for HK$7.8bn (US$1bn, €680m, £488m) at the end of October. Comparisons have been made to 1998 when the then financial secretary and now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Donald Tsang, spent $15bn to protect the peg and drive away speculators betting on a devaluation. However circumstances are radically different now and the HKMA i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maintain stability.
Dollar weakness and 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fund flows have been coincident with speculation of a possible stock through train that will allow mainland investors direct access to Hong Kong-listed companies. Much of the Hong Kong stock market's spectacular performance from the early days of August has been due to this speculation with the market rising by over 50 per cent at its peak since then.
However it is not just speculation and possible valuation convergence that is driving asset prices in Hong Kong. The discipline of the peg effectively cedes monetary policy to the US Federal Reserve. As such, local banks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slavishly follow US interest rate movements. At times in the past this has imposed either a too austere or too liberal policy on the Hong Kong economy since it is not always perfectly synchronised with the US economy.
In the current cycle, the Hong Kong economy is more influenced by developments on the mainland where the economy is growing at a rapid 11 per cent this year at a time when the US economy is slowing. With inflation beginning to pick up, savers are likely to face the prospect of negative real interest rates again. Compounded by the weaker currency, this means that local assets are looking cheaper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local savers are likely to be motivated to move their money out of deposit accounts. Typically in the past similar circumstances have been the cause of major stock market revaluation and rampant speculation in the property markets. Both are now on the verge of repeating historical patterns.
Recent investor doubts caused by the losses in the US financial sector and fears of a US slowdown have cautioned some investors, although the staggering interest in the November launch of China's e-commerce portal, Alibaba, indicates that the appetite to invest and speculate remains strong. This IPO raised $1.5bn on its Hong Kong debut and delivered an opening day profit of nearly 200 per cent. Chinese companies have raised $20bn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this year.
It seems as we approach the final stages of this year, global economic issues, uncertainty about the timing of the through train, and falls in China's A share market have combined to impede the progress of the Hong Kong market.
However with real economic growth at 11 per cent on the mainland and inflation at over 6 per cent, mainland companies should deliver a comfortable average 25 per cent earnings growth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with many doing better.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valuation of Hong Kong-listed Chinese companies and those listed in China will continue at a time when external factors, namely the weaker dollar and rising inflation, will provide another reason for asset prices to inflate further.
Whilst my sales colleagues have suffered a loss of face realising that their currency is no longer dominant in southern China, they have, no doubt, more than hedged their position through investment in the local property and stock markets.
Mark Konyn i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RCM Asia Pacific
Copyright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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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October 28, 2007
China's Olympic Opportunity
By MARTIN LEE, October 17, 2007
Wall Street Journal, Page A18
Whe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ccepted President Hu Jintao's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n Beijing, Mr. Bush's press secretary said that he was going to the Games as "a sports fan, not to make any political statement." I too am a great sports fan -- especially of the Soccer World Cup -- but I would encourage President Bush to take a broader vis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Beijing Games. He should use the next 10 months to press for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basic human rights in my country, including press, assembly and religious freedoms.
This should be possible, since Chinese leaders have promised to make these improvements anyway. In their pled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while bidding for the Games and since, China's leaders at all levels repeatedly assured the world that they would use the Games to go beyond improving the country's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By applying for the Olympics, we want to promote not just the city's development, bu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clud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ne of China's key Olympic figures, Deputy Mayor Liu Jingmin,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in 2001. Then, Mr. Liu said, "If people have a target like the Olympics to strive for, it will help us establish a more jus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and help integrate China into the world."
I couldn't agree more. But instead of the hoped-for refor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ears to be backsliding on its promises, including in Hong Kong where we have near total political paralysis, not the promised road to full democracy. That is no reason to give up on the prospects for reform in China. But it is reason to step up the direct engagement on these pressing issues.
In accepting the invitation to attend China's Games, President Bush said this would be "a moment where China's leaders can us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confidence by demonstrating a commitment to greater openness and tolerance." Instead of a "moment" of change, China needs structural and long-term reforms: placing the Communist Pa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unshackling the media and Internet, allowing religious adherents to freely practice their faiths, ceasing harassment of civil-society groups that work on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addressing modest calls for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Mr. Bush and other world leaders planning to attend the Olympics should not wait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but must start now with sustained efforts to achieve this agenda.
One reason for optimism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for progress in China is recent Olympic history. When South Korea bid for the 1988 Games, the country was a military dictatorship. Due in good part to the prospects for embarrassment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the Olympics helped kick off an overdue peaceful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 just six months before the launch of the Seoul Games. Since then, South Korea has endured as one of Asia's most stable and vital democracies. The parallel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China are not exact, but the lesson is that the Olympics certainly present an opening to raise thes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wn promises.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there are campaigns to boycott the Beijing Games o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rade with and support for regimes in Sudan and Burma. As a Chinese person, I would encourage backers of these efforts to consider the positive effects Olympic exposure could still have in China, including scrutiny by the world's journalists. This is certainly the time for Chinese leaders to step up and constructively use their clout in Asia and Africa. In so doing, Beijing should open a new chapter of responsible foreign policy and convince the world it is not oblivious to these issues.
Chines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proud that China will host the Games. China has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and may indeed put on history's most impressive Olympic Games next August. But how does it profit our nation if it wins gold medals but suffers from the continued absence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t is my hope that the Games could have a catalytic effect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remember the Games long after they are held -- not merely for medals won, but also because they were a turning point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worth cheering.
Mr. Lee is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gislator and the founding chairman of Hong Kong's Democratic Party.
Wall Street Journal, Page A18
Whe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ccepted President Hu Jintao's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n Beijing, Mr. Bush's press secretary said that he was going to the Games as "a sports fan, not to make any political statement." I too am a great sports fan -- especially of the Soccer World Cup -- but I would encourage President Bush to take a broader vis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Beijing Games. He should use the next 10 months to press for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basic human rights in my country, including press, assembly and religious freedoms.
This should be possible, since Chinese leaders have promised to make these improvements anyway. In their pled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while bidding for the Games and since, China's leaders at all levels repeatedly assured the world that they would use the Games to go beyond improving the country's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By applying for the Olympics, we want to promote not just the city's development, bu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clud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ne of China's key Olympic figures, Deputy Mayor Liu Jingmin,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in 2001. Then, Mr. Liu said, "If people have a target like the Olympics to strive for, it will help us establish a more jus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and help integrate China into the world."
I couldn't agree more. But instead of the hoped-for refor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ears to be backsliding on its promises, including in Hong Kong where we have near total political paralysis, not the promised road to full democracy. That is no reason to give up on the prospects for reform in China. But it is reason to step up the direct engagement on these pressing issues.
In accepting the invitation to attend China's Games, President Bush said this would be "a moment where China's leaders can us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confidence by demonstrating a commitment to greater openness and tolerance." Instead of a "moment" of change, China needs structural and long-term reforms: placing the Communist Pa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unshackling the media and Internet, allowing religious adherents to freely practice their faiths, ceasing harassment of civil-society groups that work on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addressing modest calls for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Mr. Bush and other world leaders planning to attend the Olympics should not wait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but must start now with sustained efforts to achieve this agenda.
One reason for optimism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for progress in China is recent Olympic history. When South Korea bid for the 1988 Games, the country was a military dictatorship. Due in good part to the prospects for embarrassment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the Olympics helped kick off an overdue peaceful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 just six months before the launch of the Seoul Games. Since then, South Korea has endured as one of Asia's most stable and vital democracies. The parallel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China are not exact, but the lesson is that the Olympics certainly present an opening to raise thes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wn promises.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there are campaigns to boycott the Beijing Games o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rade with and support for regimes in Sudan and Burma. As a Chinese person, I would encourage backers of these efforts to consider the positive effects Olympic exposure could still have in China, including scrutiny by the world's journalists. This is certainly the time for Chinese leaders to step up and constructively use their clout in Asia and Africa. In so doing, Beijing should open a new chapter of responsible foreign policy and convince the world it is not oblivious to these issues.
Chines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proud that China will host the Games. China has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and may indeed put on history's most impressive Olympic Games next August. But how does it profit our nation if it wins gold medals but suffers from the continued absence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t is my hope that the Games could have a catalytic effect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remember the Games long after they are held -- not merely for medals won, but also because they were a turning point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worth cheering.
Mr. Lee is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gislator and the founding chairman of Hong Kong's Democratic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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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October 27, 2007
政坛美女也装嫩
江迅 BBC 2007年10月24日 |
陈方安生和叶刘淑仪究竟谁能胜出？
宫雪花又出现在公众眼前，久违了。当年隐瞒年龄，隐瞒曾经的婚史，隐瞒有两个孩子，参加香港亚洲小姐选举，成了城中的热门 话题。10月12日，宫雪花在一个发布会上现身。谁都知道她是60岁的人了，面对记者却依然将年龄视作最高机密。她一袭"菜色"长裙，超低胸装包裹着过于 丰满的身躯，露出胸脯，连乳贴也露了出来。有记者故意问她不老秘方。她嗲声嫩气地正经道："我保养的秘诀是12年不近男色，才永葆青春不老。"
好一个美女装嫩，严谨些说，是老美女装嫩。如今，香港女人们玩腻了优雅，时下追蔻、装嫩、扮柔，突然间成了女人的时尚。于是，美女装嫩，不管是那些老美女，还是那些正在老的美女，以及那些还没有老的美女，装嫩成了一种时髦，一种时尚，一种流行，一种趋势。
香港政坛现在正闹两个女人的战争。陈方安生对决叶刘淑仪，参加立法会港岛区议席补选。陈方安生，被誉为香港政坛"缈娘子 "。这位前政务司长，香港政坛精英，被泛民主派称为"香港良心"。一贯以"见步行步"（看一步走一步）为口头禅的她，当然志不在补选的任期不到一年的立法 会港岛区议员，即使届时能连任5年，但议员席位对这位离开政府已经多年的高官，意义也不大了。谁都明白，她志在特区行政长官。以她目前与中央"有你无我" 的僵化关系，唯有香港实行普选才有望当上。不过依据时下的形势判断，2012年普选根本无望，而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陈方安生已经77岁了，届时再出 选，年龄是否大了些？
这位政坛美女，美在"4万"的招牌笑容。没想到这位政坛老手，这一回却也装了一次"嫩"。话说10月7日，泛民主派举行争 取2012年双普选"撑伞"及游行活动。撑伞拚成"2012"年字样后，众人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游行。陈方安生始终是活动中的焦点人物和必然主角。活动前 几天，她呼吁民众参加。在人们心目中，她俨然是这两项活动的代言人。不过，在众目睽睽下，在传媒镜头下，戴着太阳帽的她在游行队伍中，仅仅走了约20分 钟，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竟然离队，走到白沙道一家发型屋修整头发。一个小时后，她走出发型屋，守候的记者围着她提问，她竟然处之泰然，施施然轻描淡写响 应说："离队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大家已经游行了一段时间。"有人批评她中途离场，她笑着说："香港是言论自由的地方，总会有人赞扬有人批评。"她这一天的 言行掀起轩然大波，当天电视新闻就表明，这是一场公关政治灾难，连不少泛民主派和参加游行的民众都指责她"愚不可及"，可谓一片哗然，成为众矢之的。
有人抨击她行为不智，缺乏选举意识；有人批评她如果真有私人事务要处理，就干脆别游行；有人指责她不能放下身段，还是高官 那副德性……如果她不是如此张扬地离队，不是如此张扬地走进发型屋，而是径直回家休息也罢了，或者坐出租车走得远远的再找一家发型屋。市民会理解为这是她 的做事方式，惜身如玉的她，以前游行也没有走完全程的。问题就是她偏偏张扬了，偏偏高调了。一个政府高官、政坛老手，真会这么傻，自陷政治险地？看来不可 能，这是她故意犯下的失策，故意表露的失误。这是一种政治"装嫩"。亲北京阵营的舆论几乎每天在骂她"陈老太"，老美人装嫩不正是一种时尚吗？ 
青春永驻是女性的共同心愿
其实，她如此高调的离开游行队伍，能解释的惟有一个原因：她要当众表白，她与泛民主派是若即若离的，与泛民主派还是保持距 离的。香港那么多政论学者，那么多专栏作家，似乎都没看出这一点，唯独香港牛棚书院院长、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梁文道在一篇文章中说："打从一开始，陈方安 生就很小心地保持自己和泛民主派的距离。虽然参加泛民主派的初选机制，但她从不承认自己是代表泛民主派的候选人。虽然和泛民主派的成员站在一起高呼争取 2012年普选，但她又表示还有妥协的余地。"梁文道点中了穴位。
在舆论的穷追猛打下，陈方安生为游行离队而走进发型屋向支持她的人道歉了。记得，当年她身为政务司司长时，新机场启用混 乱，公众要她道歉，具有高民望的她竟然拒绝道歉。如今她愿为自己的不妥举动作出反省。因为她的目的已经达到，让北京看到她和泛民主派并不完全站在一条战壕 里。政治舞台上，政治装嫩折射出一种政治光谱。陈方安生不愧是香港政坛的"缈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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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18, 2007
一 國 兩 制 前 的 香 港
评曾銳生《現代香港史》
梅 兆 贊 （ Jonathan Mirsky ）
(作 者 為 英 國 《 泰 晤 士 報 》 前 東 亞 編 輯)
本書 內 容 廣 泛 ， 文 筆 流 暢 犀 利 ， 但 除 了 一 處 例 外 ， 述 均 止 於 九 七 年 政 權 交 接 ， 這 是 頗為 可 惜 的 。 曾 銳 生 既 是 土 生 土 長 的 「 香 港 仔 」 ， 若 能 夠 一 併 論 述 董 建 華 首 五 年 的 施政 ， 可 望 較 詳 細 地 介 紹 「 一 國 兩 制 」 的 運 作 ， 探 討 其 得 失 。 對 此 他 僅 僅 表 示 ： 「 九七 之 後 ， 中 國 高 層 幹 部 較 少 高 調 干 預 香 港 事 務 」 ； 「 高 調 」 一 詞 可 圈 可 點 。 但 自 去年 七 一 大 遊 行 以 來 ， 北 京 不 但 加 強 介 入 香 港 事 務 ， 態 度 更 愈 趨 強 硬 ， 既 詈 罵 部 份 民主 派 人 士 「 不 愛 國 」 以 至 甘 為 「 漢 奸 」 。 更 乾 脆 放 言 威 嚇 ： 民 主 派 若 繼 續 要 求 ○ 七和 ○ 八 年 落 實 行 政 長 官 和 立 法 會 「 雙 普 選 」 的 話 ， 中 央 有 權 解 散 立 法 會 。
話說 回 來 ， 選 定 論 述 範 圍 是 作 者 的 權 利 。 本 書 述 鴉 片 戰 爭 後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間 香 港 作 為英 國 殖 民 地 的 百 多 年 歷 史 ， 足 以 滿 足 一 般 讀 者 以 至 專 家 的 需 要 。 書 中 描 述 香 港 的 發經 過 ： 英 國 最 初 委 派 到 港 的 殖 民 地 官 員 只 有 數 十 人 ， 但 在 警 隊 和 少 量 駐 軍 的 協 助 下， 香 港 逐 漸 由 一 個 小 漁 村 發 展 成 現 代 都 市 。
香 港 較 少 匪 賊 貪 官 ， 政 局 也 相 對穩 定 ， 很 多 中 國 人 因 此 南 下 定 居 或 暫 避 戰 亂 。 殖 民 統 治 初 期 ， 香 港 的 華 人 和 殖 民 地官 員 彼 此 刻 意 保 持 距 離 ， 英 國 政 府 將 香 港 發 展 為 南 中 國 轉 口 港 ， 香 港 人 則 謹 守 本 份， 或 在 殖 民 政 府 打 工 ， 或 幹 點 小 買 賣 。 （ 一 九 五 八 至 九 七 年 間 我 到 過 香 港 多 次 ， 也居 住 過 一 段 時 間 ， 據 我 觀 察 ， 中 國 人 和 外 國 人 一 直 各 有 不 同 的 生 活 圈 子 。 ） 更 有 意思 的 是 ， 自 十 九 世 紀 末 以 來 ， 英 政 府 已 容 �\ 反 對 滿 清 的 革 命 活 動 家 在 港 定 居 ， 條件 是 不 能 以 香 港 為 顛 覆 大 陸 的 基 地 。 這 情 況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執 政 後 仍 然 延 續 。
曾銳 生 又 論 述 了 戰 後 香 港 的 人 口 變 化 。 南 下 的 中 國 人 起 初 自 視 為 過 客 ， 後 來 逐 漸 對 香港 產 生 身 份 認 同 ， 自 覺 身 份 特 殊 ， 既 是 中 國 人 更 是 香 港 人 。 （ 這 作 者 可 能 忽 略 了 香港 淪 陷 期 間 的 兩 個 因 素 ： 一 方 面 香 港 人 目 睹 日 本 輕 易 擊 潰 英 軍 ； 而 部 份 社 會 賢 達 ，尤 其 是 有 外 國 血 統 的 華 人 則 與 日 軍 積 極 合 作 。 當 年 英 國 人 表 現 膽 怯 ， 過 後 並 未 懲 處那 些 高 呼 日 本 皇 軍 萬 歲 的 權 貴 。 後 來 北 京 狠 批 彭 定 康 ， 這 些 人 的 兒 孫 也 在 一 旁 推 波助 瀾 。 Philip Snow 的 《 The Fall of Hong Kong 》 一 書 詳 述 了 這 段 歷 史 。 此 書 新近 出 版 ， 曾 銳 生 也 �\ 來 不 及 參 考 。 ） 隨 愈 來 愈 多 逃 難 到 香 港 的 中 國 人 對 內 地 的 局勢 不 存 幻 想 ， 絕 了 返 鄉 定 居 之 念 ， 香 港 的 本 土 意 識 也 逐 漸 成 熟 。
中 英 談 判 這段 歷 史 雖 然 幾 乎 引 述 自 舊 著 ， 但 依 然 是 全 書 最 精 采 的 章 節 。 中 英 就 香 港 主 權 問 題 的談 判 可 追 溯 自 七 十 年 代 ， 英 國 政 府 一 直 以 為 只 需 稍 作 讓 步 ， 在 九 七 後 仍 可 延 續 管 治， 所 謂 「 以 主 權 換 治 權 」 ， 多 年 後 才 逐 漸 明 白 中 國 收 回 香 港 的 決 心 。
本 書 也指 出 香 港 對 中 國 經 濟 有 不 少 貢 獻 ， 九 七 後 地 位 可 能 更 加 重 要 ； 而 香 港 之 所 以 成 為 生金 蛋 的 母 雞 ， 有 賴 多 項 因 素 ， 只 可 惜 中 國 對 此 幾 乎 一 無 所 知 。 這 有 點 匪 夷 所 思 ， 但卻 千 真 萬 確 。 記 得 一 些 中 國 領 導 人 曾 認 定 ， 英 國 在 九 七 前 必 會 「 掏 空 」 香 港 ， 更 有人 相 信 港 英 政 府 已 建 成 直 通 倫 敦 的 海 底 秘 道 ， 準 確 好 在 最 後 一 刻 將 黃 金 庫 存 運 返 英國 。
我 不 完 全 同 意 曾 銳 生 的 判 斷 。 以 八 九 天 安 門 運 動 為 例 ， 他 認 為 港 人不 了 解 北 京 示 威 者 的 「 陰 暗 面 」 ， 只 是 對 事 件 演 變 成 血 腥 鎮 壓 深 感 內 疚 ， 這 才 激 發起 百 萬 港 人 上 街 。 他 沒 有 進 一 步 解 釋 何 謂 「 陰 暗 面 」 。 書 中 又 指 港 人 有 佔 盡 「 兩 制」 便 宜 的 心 態 ， 既 要 保 留 香 港 的 一 制 ， 又 企 圖 影 響 內 地 。 這 說 法 對 港 人 並 不 公 平 。「 六 四 」 在 香 港 造 成 極 大 震 撼 ， 激 發 起 市 民 的 義 憤 和 熱 忱 ， 更 轉 化 為 向 港 英 以 至 中央 政 府 爭 取 民 主 和 港 人 治 港 的 強 大 動 力 。 曾 銳 生 似 乎 低 估 了 這 些 因 素 。
此 外， 本 書 也 交 代 了 英 國 如 何 奠 定 香 港 的 法 治 基 礎 ， 以 及 六 十 年 代 後 期 開 始 肅 貪 倡 廉 。這 兩 點 也 是 中 國 認 同 的 成 就 。 （ 作 為 似 乎 認 為 港 英 政 府 建 立 了 公 正 嚴 明 的 警 隊 ， 這話 大 致 不 錯 ， 但 香 港 黑 社 會 活 動 猖 獗 ， 警 方 打 擊 不 力 ， 甚 或 有 串 通 之 嫌 。 ） 總 括 來說 ， 本 書 以 生 動 文 筆 完 整 記 述 香 港 的 傳 奇 故 事 ， 可 謂 同 類 著 作 中 的 表 表 者 。
梅 兆 贊 （ Jonathan Mirsky ）
(作 者 為 英 國 《 泰 晤 士 報 》 前 東 亞 編 輯)
英語 世 界 現 時 有 四 本 論 述 香 港 通 史 的 佳 作 ， 其 中 曾 銳 生 （ Steve Tsang ） 包 辦 了 兩 本， 另 外 兩 本 則 是 Frank Welsh 的 《 香 港 史 》 以 及 葉 胡 達 （ Michael Yahuda ） 的 《香 港 ： 中 國 之 挑 戰 》 （ Hong Kong : China's Challenge ） 。 曾 銳 生 是 牛 津 大 學 聖安 東 尼 學 院 政 治 學 教 授 及 查 良 鏞 榮 譽 學 人 ， 曾 於 九 七 年 出 版 《 香 港 ： 迎 向 中 國 》 （ Hong Kong :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 。 新 近 出 版 的 《 現 代 香 港 史 》 （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 有 些 章 節 引 用 自 舊 著 ， 但 都 經 過 刪 節 改 寫 。
本書 內 容 廣 泛 ， 文 筆 流 暢 犀 利 ， 但 除 了 一 處 例 外 ， 述 均 止 於 九 七 年 政 權 交 接 ， 這 是 頗為 可 惜 的 。 曾 銳 生 既 是 土 生 土 長 的 「 香 港 仔 」 ， 若 能 夠 一 併 論 述 董 建 華 首 五 年 的 施政 ， 可 望 較 詳 細 地 介 紹 「 一 國 兩 制 」 的 運 作 ， 探 討 其 得 失 。 對 此 他 僅 僅 表 示 ： 「 九七 之 後 ， 中 國 高 層 幹 部 較 少 高 調 干 預 香 港 事 務 」 ； 「 高 調 」 一 詞 可 圈 可 點 。 但 自 去年 七 一 大 遊 行 以 來 ， 北 京 不 但 加 強 介 入 香 港 事 務 ， 態 度 更 愈 趨 強 硬 ， 既 詈 罵 部 份 民主 派 人 士 「 不 愛 國 」 以 至 甘 為 「 漢 奸 」 。 更 乾 脆 放 言 威 嚇 ： 民 主 派 若 繼 續 要 求 ○ 七和 ○ 八 年 落 實 行 政 長 官 和 立 法 會 「 雙 普 選 」 的 話 ， 中 央 有 權 解 散 立 法 會 。
話說 回 來 ， 選 定 論 述 範 圍 是 作 者 的 權 利 。 本 書 述 鴉 片 戰 爭 後 至 一 九 九 七 年 間 香 港 作 為英 國 殖 民 地 的 百 多 年 歷 史 ， 足 以 滿 足 一 般 讀 者 以 至 專 家 的 需 要 。 書 中 描 述 香 港 的 發經 過 ： 英 國 最 初 委 派 到 港 的 殖 民 地 官 員 只 有 數 十 人 ， 但 在 警 隊 和 少 量 駐 軍 的 協 助 下， 香 港 逐 漸 由 一 個 小 漁 村 發 展 成 現 代 都 市 。
香 港 較 少 匪 賊 貪 官 ， 政 局 也 相 對穩 定 ， 很 多 中 國 人 因 此 南 下 定 居 或 暫 避 戰 亂 。 殖 民 統 治 初 期 ， 香 港 的 華 人 和 殖 民 地官 員 彼 此 刻 意 保 持 距 離 ， 英 國 政 府 將 香 港 發 展 為 南 中 國 轉 口 港 ， 香 港 人 則 謹 守 本 份， 或 在 殖 民 政 府 打 工 ， 或 幹 點 小 買 賣 。 （ 一 九 五 八 至 九 七 年 間 我 到 過 香 港 多 次 ， 也居 住 過 一 段 時 間 ， 據 我 觀 察 ， 中 國 人 和 外 國 人 一 直 各 有 不 同 的 生 活 圈 子 。 ） 更 有 意思 的 是 ， 自 十 九 世 紀 末 以 來 ， 英 政 府 已 容 �\ 反 對 滿 清 的 革 命 活 動 家 在 港 定 居 ， 條件 是 不 能 以 香 港 為 顛 覆 大 陸 的 基 地 。 這 情 況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執 政 後 仍 然 延 續 。
曾銳 生 又 論 述 了 戰 後 香 港 的 人 口 變 化 。 南 下 的 中 國 人 起 初 自 視 為 過 客 ， 後 來 逐 漸 對 香港 產 生 身 份 認 同 ， 自 覺 身 份 特 殊 ， 既 是 中 國 人 更 是 香 港 人 。 （ 這 作 者 可 能 忽 略 了 香港 淪 陷 期 間 的 兩 個 因 素 ： 一 方 面 香 港 人 目 睹 日 本 輕 易 擊 潰 英 軍 ； 而 部 份 社 會 賢 達 ，尤 其 是 有 外 國 血 統 的 華 人 則 與 日 軍 積 極 合 作 。 當 年 英 國 人 表 現 膽 怯 ， 過 後 並 未 懲 處那 些 高 呼 日 本 皇 軍 萬 歲 的 權 貴 。 後 來 北 京 狠 批 彭 定 康 ， 這 些 人 的 兒 孫 也 在 一 旁 推 波助 瀾 。 Philip Snow 的 《 The Fall of Hong Kong 》 一 書 詳 述 了 這 段 歷 史 。 此 書 新近 出 版 ， 曾 銳 生 也 �\ 來 不 及 參 考 。 ） 隨 愈 來 愈 多 逃 難 到 香 港 的 中 國 人 對 內 地 的 局勢 不 存 幻 想 ， 絕 了 返 鄉 定 居 之 念 ， 香 港 的 本 土 意 識 也 逐 漸 成 熟 。
中 英 談 判 這段 歷 史 雖 然 幾 乎 引 述 自 舊 著 ， 但 依 然 是 全 書 最 精 采 的 章 節 。 中 英 就 香 港 主 權 問 題 的談 判 可 追 溯 自 七 十 年 代 ， 英 國 政 府 一 直 以 為 只 需 稍 作 讓 步 ， 在 九 七 後 仍 可 延 續 管 治， 所 謂 「 以 主 權 換 治 權 」 ， 多 年 後 才 逐 漸 明 白 中 國 收 回 香 港 的 決 心 。
本 書 也指 出 香 港 對 中 國 經 濟 有 不 少 貢 獻 ， 九 七 後 地 位 可 能 更 加 重 要 ； 而 香 港 之 所 以 成 為 生金 蛋 的 母 雞 ， 有 賴 多 項 因 素 ， 只 可 惜 中 國 對 此 幾 乎 一 無 所 知 。 這 有 點 匪 夷 所 思 ， 但卻 千 真 萬 確 。 記 得 一 些 中 國 領 導 人 曾 認 定 ， 英 國 在 九 七 前 必 會 「 掏 空 」 香 港 ， 更 有人 相 信 港 英 政 府 已 建 成 直 通 倫 敦 的 海 底 秘 道 ， 準 確 好 在 最 後 一 刻 將 黃 金 庫 存 運 返 英國 。
我 不 完 全 同 意 曾 銳 生 的 判 斷 。 以 八 九 天 安 門 運 動 為 例 ， 他 認 為 港 人不 了 解 北 京 示 威 者 的 「 陰 暗 面 」 ， 只 是 對 事 件 演 變 成 血 腥 鎮 壓 深 感 內 疚 ， 這 才 激 發起 百 萬 港 人 上 街 。 他 沒 有 進 一 步 解 釋 何 謂 「 陰 暗 面 」 。 書 中 又 指 港 人 有 佔 盡 「 兩 制」 便 宜 的 心 態 ， 既 要 保 留 香 港 的 一 制 ， 又 企 圖 影 響 內 地 。 這 說 法 對 港 人 並 不 公 平 。「 六 四 」 在 香 港 造 成 極 大 震 撼 ， 激 發 起 市 民 的 義 憤 和 熱 忱 ， 更 轉 化 為 向 港 英 以 至 中央 政 府 爭 取 民 主 和 港 人 治 港 的 強 大 動 力 。 曾 銳 生 似 乎 低 估 了 這 些 因 素 。
此 外， 本 書 也 交 代 了 英 國 如 何 奠 定 香 港 的 法 治 基 礎 ， 以 及 六 十 年 代 後 期 開 始 肅 貪 倡 廉 。這 兩 點 也 是 中 國 認 同 的 成 就 。 （ 作 為 似 乎 認 為 港 英 政 府 建 立 了 公 正 嚴 明 的 警 隊 ， 這話 大 致 不 錯 ， 但 香 港 黑 社 會 活 動 猖 獗 ， 警 方 打 擊 不 力 ， 甚 或 有 串 通 之 嫌 。 ） 總 括 來說 ， 本 書 以 生 動 文 筆 完 整 記 述 香 港 的 傳 奇 故 事 ， 可 謂 同 類 著 作 中 的 表 表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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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17, 2007
Grand dames let rip in Hong Kong cat fight
Oct 16, 2007, Asia Times Online
By Augustine Tan
HONG KONG - Cheered on by the political class, two of Hong Kong's aging tais-tais (a Chinese term for a privileged woman of leisure) are publicly slugging it out to the utter amusement of the common folk.
In one corner representing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Anson Chan, a Hong Kong and US educated former top civil servant under former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hwa and the last colonial Governor, Chris Patten. Known as "Hong Kong's conscience" for her steadfast support of the city's freedoms, former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son Chan Fang On-sang, aka Chan Sei Man (for her icy smile which is said to resemble the "40,000" mahjong tile) is 67.
In the other corner stands her former subordinate and ex-security chief Regina Lau Ip Suk-yee aka "Broomhead" (after her flaring hairstyle which cartoonists found so amusing during her ill-fated campaign to push through anti-subversion legislation in 2002) whose opening shot was: "I'm 10 years younger than her!"
Ip, who also spent some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s also known for her passionate support for a 1982 anti-sedition law a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which made her a symbol of fears of a Beijing crack down on Hong Kong's political freedom. However, when she announced plans to contest the vacant legislative seat she also said, "Democrac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for Hong Kong."
The prize for this contest i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seat left vacant by the recent death of Ma Lik, chairman of the pro-Beijing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DAB). The winner will only have the seat for 10 months before fresh elections for the entire council are called.
The by-election is set for December 2 but official campaigning does not begin until nominations are filed later this month. Nevertheless both women are already hitting out at each other.
Supposedly the fight is over universal sufferage for Hong Kong where the chief executive is not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but virtually rubber-stamped at Beijing's behest through an 800 member electoral college, hence the pro-democracy camp's adoption of Chan as their candidate and her elevation from "conscience of Hong Kong" to "goddess of democracy".
Ip, despite her "democracy come lately" stance, has Beijing's support since the DAB and the pro-government Liberal Party are backing her with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 reality may be more prosaic.
A power struggle has been going on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between the leaders and younger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flagship of the whole pro-democracy movement. Many of these rank-and-file members sit on district councils and feel it is time for them to move up to the legislature.
The party squabbles have led to leakage of confidential party documents on the Internet, accusations of collusion with Beijing and counter-accusations of sabotage on Beijing's behalf, followed by an internal inquiry without any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The elitist leadership is simply not about to admit anymore of the proles into its ranks, hence their need to recruit someone of stature - from the ranks of Hong Kong's elite - to contest the by-election without splitting the party. Initially Chan was reluctant to run and some very big names in Hong Kong society were enlisted to cajole her. If the more rabidly anti-Democratic Party media are to be believed, even the British were enlisted to persuade her.
On the pro-China side, the issue was altogether different: Ip went knocking on their doors to solicit support. It was something of a godsend because neither the DAB nor the Liberal Party had anyone else of stature to contest the seat.
Successive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recent years have shown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is totally bored with politics. Now, with the stock market likely to soar above the once "impossible" 30,000-point mark before polling day i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the fight between these two women would be ignored.
Not so. There is, in fact, tremendous interest in this tussle of the tai-tais. Hong Kong people love to see a good fight. But this is much, much more than that - it could be a once-in-a-lifetime punch-up.
For outsiders to understand the exquisite nature of this fight,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society need to be understood.
Hong Kong is a highly stratified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is expected to know his place and to keep himself there. At the top of this society are some two dozen or so established families who, generally, do not soil themselves with such common activities as politics.
Som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see themselves as rightful heirs of the British in the running of Hong Kong. They will not come right out and say so, of course. They simply expect to be courted by the powers-that-be.
The British cultivated them; the Chinese did not. Or no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British did.
Except for a notorious few (notably gambling mogul Stanley Ho), members of these established families are men and women whose desires, disdain or contempt are expressed with a nod of the head, an icy stare or a brief nod of the head. Rarely is anyone publicly criticized or scolded; face is paramount and no one, no matter how contemptuous, is made to lose face.
This much even the wretchedly poor in Hong Kong understand. So it astonishes them to hear and see on TV two elderly tai-tais from two established families going at each other's throat. It's simply not the done thing.
Chan has accused Ip of using the Legco venture as a trial run for her "grander plan to become chief executive" and questioned her opponent's sudden passion for democracy, asking: "I wonder who is a sudden democrat, myself or Regina?"
For her part, Ip, a woman who once argued against universal sufferage by saying, "Adolf Hitler was return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and he killed 7 million Jews ... one-person, one-vote is no panacea," has called Chan's comments "too far fetched", adding, "I'm really bewildered by what Anson Chan has said."
It is obvious that these two women have something between them that has nothing whatever to do with democracy, Beijing or even what's good for Hong Kong. They are not merely questioning each other's motives for contesting the seat or a sudden passion for democracy. They're also talking about who did what to whom during their time in the civil service under the British. No face spared and none given.
Ip had been regarded as a shoo-in candidate soon after the DAB chairman passed away. Then Chan was talked into running - and everyone, media and multitude alike, wrote off Ip.
Since the two started to swing at each other Ip has been catching up with each successive opinion poll. Most of these polls are conducted by pollsters sympathetic to the pro-democracy camp; one of them even organized the "primary" which ensured Chan's candidacy.
There's not much that is at stake in this by-election, no matter what the media say.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ultimate decision on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lie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Period.
Hopefully, this tai-tai slug fest may convince others in the established families to abandon their own "Queensbury" rules of proper fighting behavior and get down to dirtying or glorifying themselves in politics. That may really help push Hong Kong along the road to democracy.
Augustine Tan i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based in Hong Kong.
By Augustine Tan
HONG KONG - Cheered on by the political class, two of Hong Kong's aging tais-tais (a Chinese term for a privileged woman of leisure) are publicly slugging it out to the utter amusement of the common folk.
In one corner representing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Anson Chan, a Hong Kong and US educated former top civil servant under former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hwa and the last colonial Governor, Chris Patten. Known as "Hong Kong's conscience" for her steadfast support of the city's freedoms, former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Anson Chan Fang On-sang, aka Chan Sei Man (for her icy smile which is said to resemble the "40,000" mahjong tile) is 67.
In the other corner stands her former subordinate and ex-security chief Regina Lau Ip Suk-yee aka "Broomhead" (after her flaring hairstyle which cartoonists found so amusing during her ill-fated campaign to push through anti-subversion legislation in 2002) whose opening shot was: "I'm 10 years younger than her!"
Ip, who also spent some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s also known for her passionate support for a 1982 anti-sedition law a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which made her a symbol of fears of a Beijing crack down on Hong Kong's political freedom. However, when she announced plans to contest the vacant legislative seat she also said, "Democracy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for Hong Kong."
The prize for this contest i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seat left vacant by the recent death of Ma Lik, chairman of the pro-Beijing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DAB). The winner will only have the seat for 10 months before fresh elections for the entire council are called.
The by-election is set for December 2 but official campaigning does not begin until nominations are filed later this month. Nevertheless both women are already hitting out at each other.
Supposedly the fight is over universal sufferage for Hong Kong where the chief executive is not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but virtually rubber-stamped at Beijing's behest through an 800 member electoral college, hence the pro-democracy camp's adoption of Chan as their candidate and her elevation from "conscience of Hong Kong" to "goddess of democracy".
Ip, despite her "democracy come lately" stance, has Beijing's support since the DAB and the pro-government Liberal Party are backing her with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 reality may be more prosaic.
A power struggle has been going on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between the leaders and younger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flagship of the whole pro-democracy movement. Many of these rank-and-file members sit on district councils and feel it is time for them to move up to the legislature.
The party squabbles have led to leakage of confidential party documents on the Internet, accusations of collusion with Beijing and counter-accusations of sabotage on Beijing's behalf, followed by an internal inquiry without any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The elitist leadership is simply not about to admit anymore of the proles into its ranks, hence their need to recruit someone of stature - from the ranks of Hong Kong's elite - to contest the by-election without splitting the party. Initially Chan was reluctant to run and some very big names in Hong Kong society were enlisted to cajole her. If the more rabidly anti-Democratic Party media are to be believed, even the British were enlisted to persuade her.
On the pro-China side, the issue was altogether different: Ip went knocking on their doors to solicit support. It was something of a godsend because neither the DAB nor the Liberal Party had anyone else of stature to contest the seat.
Successive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recent years have shown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is totally bored with politics. Now, with the stock market likely to soar above the once "impossible" 30,000-point mark before polling day i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the fight between these two women would be ignored.
Not so. There is, in fact, tremendous interest in this tussle of the tai-tais. Hong Kong people love to see a good fight. But this is much, much more than that - it could be a once-in-a-lifetime punch-up.
For outsiders to understand the exquisite nature of this fight,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society need to be understood.
Hong Kong is a highly stratified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is expected to know his place and to keep himself there. At the top of this society are some two dozen or so established families who, generally, do not soil themselves with such common activities as politics.
Som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see themselves as rightful heirs of the British in the running of Hong Kong. They will not come right out and say so, of course. They simply expect to be courted by the powers-that-be.
The British cultivated them; the Chinese did not. Or no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British did.
Except for a notorious few (notably gambling mogul Stanley Ho), members of these established families are men and women whose desires, disdain or contempt are expressed with a nod of the head, an icy stare or a brief nod of the head. Rarely is anyone publicly criticized or scolded; face is paramount and no one, no matter how contemptuous, is made to lose face.
This much even the wretchedly poor in Hong Kong understand. So it astonishes them to hear and see on TV two elderly tai-tais from two established families going at each other's throat. It's simply not the done thing.
Chan has accused Ip of using the Legco venture as a trial run for her "grander plan to become chief executive" and questioned her opponent's sudden passion for democracy, asking: "I wonder who is a sudden democrat, myself or Regina?"
For her part, Ip, a woman who once argued against universal sufferage by saying, "Adolf Hitler was return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and he killed 7 million Jews ... one-person, one-vote is no panacea," has called Chan's comments "too far fetched", adding, "I'm really bewildered by what Anson Chan has said."
It is obvious that these two women have something between them that has nothing whatever to do with democracy, Beijing or even what's good for Hong Kong. They are not merely questioning each other's motives for contesting the seat or a sudden passion for democracy. They're also talking about who did what to whom during their time in the civil service under the British. No face spared and none given.
Ip had been regarded as a shoo-in candidate soon after the DAB chairman passed away. Then Chan was talked into running - and everyone, media and multitude alike, wrote off Ip.
Since the two started to swing at each other Ip has been catching up with each successive opinion poll. Most of these polls are conducted by pollsters sympathetic to the pro-democracy camp; one of them even organized the "primary" which ensured Chan's candidacy.
There's not much that is at stake in this by-election, no matter what the media say.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ultimate decision on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lie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Period.
Hopefully, this tai-tai slug fest may convince others in the established families to abandon their own "Queensbury" rules of proper fighting behavior and get down to dirtying or glorifying themselves in politics. That may really help push Hong Kong along the road to democracy.
Augustine Tan i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bas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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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08, 2007
港股直通车的通与不通
2007-09-18 赵晓
（此文内容将分别刊于《中外管理》、《上海证券报》的在下专栏。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近期，政府宣布了大陆境内居民可直接投资港股的政策构想，人称行将启动港股直通车。然而，各方对此举有许多不明之处，疑虑和批评随即纷至沓来（就连港人也是疑窦丛生），进而传闻此举可能搁浅。而政府则不得不出来辟谣，说港股直通车会待完善规则即行推出，目前相关细则正在制定中，正做各方评估以完善实施细则，云云。
在我看来，目前大陆的各项经济政策中，极少有象“港股直通车”之重大者。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此举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革命之举，堪与2001年中国（大陆）加入WTO、2005年人民币开始渐进升值相提并论，共同成为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三大战略举措。然而，无论是“入世”还是“升值”，现在看来都未尽全善。WTO固然带来了中国在贸易和FDI准入上的全面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象打了兴奋剂一样连续勃起，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得过去几年，资本在中国的权益日益障显，尤其是国有资本大举回潮下 “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色彩渐浓，而草根的民营资本以及普通民众的权益却不幸被忽视、被沦落乃至边缘化，这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以及未来发展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而人民币渐进升值路线的确立虽然维护了贸易部门的利益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同时却不免带来流动性严重过剩的烦扰。所以，这两举都很难说是尽善尽美。而港股直通车又将通向何处呢？不能不让人深思并担忧之。
从某些因素看，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有其通的地方，甚至谈得上有其精明的地方。其一，从长远看，中国的资本管制迟早需要放松，人民币也迟早要成为可兑换的国际货币，港股直通车作为试水的做法可以说是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其二，中国宏观经济目前正饱受“流动性过剩”之苦，而外汇过剩成为流动性过剩的一大源头，因此港股直通车正好可起到北水南调、内资外引的“泄洪”效果，给可能走向过热的中国经济带来清凉。其三，从近期情况来看，由于美国次按债金融危机，港股深受其害，而港股直通车的消息正值港股大跌之际传出，可谓在香港的资本市场下了一场及时雨，其小的时机把握是相当好的（事实上也带来了香港股市的强劲反弹）。其四，此举还可一箭双雕，同时助香港和天津经济以一臂之力，并刺激上海经济进一步发挥潜力，更加平衡中国经济。
关于这最后一点，请容我多说几句。众所周知，近年来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香港经济与大陆的许多城市尤其是与最强大的竞争者上海的进步相比相形见绌，这对香港未来发展带来隐忧。而港沪两城市未来10年的竞争势必成为分水岭，胜出者将成为能与纽约、东京、伦敦相媲美的国际级大城市、大金融中心，其地位未来中国其他城市亦将难以撼动，而失败者可能失去历史机会，永远地沦为二流城市。在香港回归大陆10周年之后，如何维护香港的进一步繁荣成为中央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类似于CEPA的思路，即通过给予香港相比于海外更多或更早的开放机会，使香港能够更好的融入大陆经济，更多分享大陆经济繁荣的机会，从而强化其竞争力，避免其相对沦落。
天津以及其所依托的环渤海经济与香港经济有类似之处。在整个大陆经济板块的经济中，其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始终有所不足，如果没有政府的外力作用，要想迅速崛起，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第三极终究力有不逮。由于港股直通车的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分别是天津和香港，因此此举显然将直接带来对这两地经济的刺激。虽然表面看，上海会因港股直通车而失利，但上海的优势面太多，香港和天津的进步，可以避免其昏昏欲睡，更加发挥自身潜力。从区域经济竞争的均势来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可以说，上述四点显示出港股直通车有其通和精明的地方。但如果考虑得更多更深全面一些，则港股直通车也有不通的地方。而全盘考虑，这可能是思虑不周的一招，其对于大陆的体制改革和未来发展或许会有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不能不三思而后行。
首先，港股直通车缺乏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序的整体考虑。经济学家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转型是重要的，然而各项转型的顺序同样重要，否则可能造成经济转型的失败。什么是转型的顺序呢？就是说如何安排好各项重大改革的出台。现在大家一般认同，贸易的自由化可以先行，竞争的引入以及产权的变革可以随后跟进，而汇率自由浮动以及资本的自由进出等国际金融层面的改革应该最后出台。何以如此？是因为国际金融层面的风险最大，足以摧毁一国的繁荣经济；同时，国际金融层面的放开对于经济健康以及金融监管的要求也是最高，而经济的健康（不是说单单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监管的的完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又是最难的。所以，国际金融层面的改革需要放在最后，实在是相当于水利工程大功告成后的最后合龙或者开闸放水。如果其他工程有所不足，贸然放小风险甚大。亚洲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不可不吸取。
在港股直通车的方案构想中，居民投资港股在规模上将上不封项，即不受大陆当前个人年出境资金最多5万美元的外汇政策限制。此举甚为激进。实际上意味着相对于对内引进外资而言，内资的对外输出已国门大开。虽然在当前的情况下，由于大陆股市仍然有着奇强的吸引力，并且有能力的资金早已进入香港，因此现实上不太可能出现内资大举进军香港的可能性。然而，可以想象，一旦大陆资本市场或者大陆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则情况会大变，大量内资离境将对大陆经济尤其是依然脆弱的金融造成致命影响。
许多专家设想，一年内或许可能会有1000-1500美元的资金从大陆流入香港。我不太想象近期这会成为现实。但异常情况下的资金输出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其风险也远比总量上的数目字要难以预期。
我不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以及中国金融的监管水平可以承受如此冲击，因此，我也不认为港股直通车的做法有着充分的体制变革的依据，而可能更多的是权宜之计。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权宜之图而让总体经济陷于危境，实不可取。
其次，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考虑。前文已述，当前大陆宏观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情形。对于流动性过剩，国内一般意见都是认为是坏，或者尽都看到的是风险。但笔者却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情形和当年日本并不相同，日本当年面临流动性过剩时，其经济现代化基本完成，人均国民收入超2万水平，因此过多的流动性直接导致的是泡沫经济。而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只有2000美元，经济现代化远未完成，尤其是政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百废待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加快金融业发展，充分利用流动性过剩的机遇实为更加重要的事情。举例而言，大陆股市一路飚升，人人为泡沫担忧。但为什么不乘机高位减持国有股，获得大量资金去建立社保体系，既稀释泡沫又为未来发展夯实基础，难道不比将流动性往外引更加关键，更加有利于国家？
谈到日本的流动性过剩所导致的问题，国内一般人士马上想到的就是日本的泡沫危机。殊不知，日本在上个世纪的失败是包括对美投资失败、对东南亚投资失败以及泡沫崩盘这三大失败在内的总体失败。其中，仅对美投资的失败导致的损失即高达8000亿美元，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之和。而目前，中国政府试图引出流动性的做法与当年日本有许多相似，相比对国内泡沫风险的担心，我们更担心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以及目前港股直通车资金外引可能导致的失败。从汇金投黑石看，这一失败的风险是那样的现实。
关于此举的目的，证监会权威官员强调是希望“这一举措对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拓展资本流出渠道都有建设性作用。”然而，如果没有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深刻认识，没有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权衡，简章的引出流动性的做法可能是短视和近视的。
再次，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行政色彩浓厚，缺乏市场公平法则的遵循，与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一个国家的金融业发展和普通产业的发展大有不同，其所需要的主要不是政府的大力推动，或者政府的某些优惠政策，而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以及为此而建立起来的健全的监管，如此，人们才能有信心参与游戏。这可以说也正是大陆金融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致命软肋、政府的干预过多，强权色彩过浓，而公道太少、市场观念淡薄。在今年的印花税出台的“5·30”事件上，人们已经领教了一回政府的蛮横无理。这一次，在港股直通车政策构想匆忙抛出行为上，在港股直通车构想中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银行参与的规定上，人们再一次看到政府的随意作为，而缺乏对公平竞争的尊重。
在我的印象中，大陆改革开往以来，很少有一项重大政策象港股直通车那样草率，居然事先没有经过任何像样的公共讨论，甚至连规则都没有考虑清楚，就匆匆宣布了。试问，魔鬼在细节中，关键的问题没有理清，细则不清楚，你何以保证这项政策出台的充分依据，何以保证一定是利国利民而不会危害大局？
至于有人提到的此举缺乏对大陆居民的保护意识，缺乏对香港和大陆股市差异风险的提醒，以及可能再次出现当年B股效应（即大陆股民高位套牢）。我以为也是很自然的。那么多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那么多的环节和细则有待制定，对大陆投资者的考虑肯定也是挂一漏万的。
本文的总体看法就是，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目前不通的地方甚多，其通向危险之途的可能性甚大。鉴于此，此举未来变数甚大，政府最好能重新审慎考虑。
(赵晓: 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体改基金会学术委员) ¶ 10:46 AM 0 comments
（此文内容将分别刊于《中外管理》、《上海证券报》的在下专栏。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近期，政府宣布了大陆境内居民可直接投资港股的政策构想，人称行将启动港股直通车。然而，各方对此举有许多不明之处，疑虑和批评随即纷至沓来（就连港人也是疑窦丛生），进而传闻此举可能搁浅。而政府则不得不出来辟谣，说港股直通车会待完善规则即行推出，目前相关细则正在制定中，正做各方评估以完善实施细则，云云。
在我看来，目前大陆的各项经济政策中，极少有象“港股直通车”之重大者。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此举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革命之举，堪与2001年中国（大陆）加入WTO、2005年人民币开始渐进升值相提并论，共同成为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三大战略举措。然而，无论是“入世”还是“升值”，现在看来都未尽全善。WTO固然带来了中国在贸易和FDI准入上的全面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象打了兴奋剂一样连续勃起，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得过去几年，资本在中国的权益日益障显，尤其是国有资本大举回潮下 “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色彩渐浓，而草根的民营资本以及普通民众的权益却不幸被忽视、被沦落乃至边缘化，这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以及未来发展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而人民币渐进升值路线的确立虽然维护了贸易部门的利益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同时却不免带来流动性严重过剩的烦扰。所以，这两举都很难说是尽善尽美。而港股直通车又将通向何处呢？不能不让人深思并担忧之。
从某些因素看，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有其通的地方，甚至谈得上有其精明的地方。其一，从长远看，中国的资本管制迟早需要放松，人民币也迟早要成为可兑换的国际货币，港股直通车作为试水的做法可以说是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其二，中国宏观经济目前正饱受“流动性过剩”之苦，而外汇过剩成为流动性过剩的一大源头，因此港股直通车正好可起到北水南调、内资外引的“泄洪”效果，给可能走向过热的中国经济带来清凉。其三，从近期情况来看，由于美国次按债金融危机，港股深受其害，而港股直通车的消息正值港股大跌之际传出，可谓在香港的资本市场下了一场及时雨，其小的时机把握是相当好的（事实上也带来了香港股市的强劲反弹）。其四，此举还可一箭双雕，同时助香港和天津经济以一臂之力，并刺激上海经济进一步发挥潜力，更加平衡中国经济。
关于这最后一点，请容我多说几句。众所周知，近年来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香港经济与大陆的许多城市尤其是与最强大的竞争者上海的进步相比相形见绌，这对香港未来发展带来隐忧。而港沪两城市未来10年的竞争势必成为分水岭，胜出者将成为能与纽约、东京、伦敦相媲美的国际级大城市、大金融中心，其地位未来中国其他城市亦将难以撼动，而失败者可能失去历史机会，永远地沦为二流城市。在香港回归大陆10周年之后，如何维护香港的进一步繁荣成为中央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类似于CEPA的思路，即通过给予香港相比于海外更多或更早的开放机会，使香港能够更好的融入大陆经济，更多分享大陆经济繁荣的机会，从而强化其竞争力，避免其相对沦落。
天津以及其所依托的环渤海经济与香港经济有类似之处。在整个大陆经济板块的经济中，其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始终有所不足，如果没有政府的外力作用，要想迅速崛起，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第三极终究力有不逮。由于港股直通车的的始发站和终点站分别是天津和香港，因此此举显然将直接带来对这两地经济的刺激。虽然表面看，上海会因港股直通车而失利，但上海的优势面太多，香港和天津的进步，可以避免其昏昏欲睡，更加发挥自身潜力。从区域经济竞争的均势来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可以说，上述四点显示出港股直通车有其通和精明的地方。但如果考虑得更多更深全面一些，则港股直通车也有不通的地方。而全盘考虑，这可能是思虑不周的一招，其对于大陆的体制改革和未来发展或许会有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不能不三思而后行。
首先，港股直通车缺乏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序的整体考虑。经济学家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转型是重要的，然而各项转型的顺序同样重要，否则可能造成经济转型的失败。什么是转型的顺序呢？就是说如何安排好各项重大改革的出台。现在大家一般认同，贸易的自由化可以先行，竞争的引入以及产权的变革可以随后跟进，而汇率自由浮动以及资本的自由进出等国际金融层面的改革应该最后出台。何以如此？是因为国际金融层面的风险最大，足以摧毁一国的繁荣经济；同时，国际金融层面的放开对于经济健康以及金融监管的要求也是最高，而经济的健康（不是说单单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监管的的完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又是最难的。所以，国际金融层面的改革需要放在最后，实在是相当于水利工程大功告成后的最后合龙或者开闸放水。如果其他工程有所不足，贸然放小风险甚大。亚洲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不可不吸取。
在港股直通车的方案构想中，居民投资港股在规模上将上不封项，即不受大陆当前个人年出境资金最多5万美元的外汇政策限制。此举甚为激进。实际上意味着相对于对内引进外资而言，内资的对外输出已国门大开。虽然在当前的情况下，由于大陆股市仍然有着奇强的吸引力，并且有能力的资金早已进入香港，因此现实上不太可能出现内资大举进军香港的可能性。然而，可以想象，一旦大陆资本市场或者大陆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则情况会大变，大量内资离境将对大陆经济尤其是依然脆弱的金融造成致命影响。
许多专家设想，一年内或许可能会有1000-1500美元的资金从大陆流入香港。我不太想象近期这会成为现实。但异常情况下的资金输出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其风险也远比总量上的数目字要难以预期。
我不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以及中国金融的监管水平可以承受如此冲击，因此，我也不认为港股直通车的做法有着充分的体制变革的依据，而可能更多的是权宜之计。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权宜之图而让总体经济陷于危境，实不可取。
其次，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考虑。前文已述，当前大陆宏观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的情形。对于流动性过剩，国内一般意见都是认为是坏，或者尽都看到的是风险。但笔者却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情形和当年日本并不相同，日本当年面临流动性过剩时，其经济现代化基本完成，人均国民收入超2万水平，因此过多的流动性直接导致的是泡沫经济。而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只有2000美元，经济现代化远未完成，尤其是政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百废待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加快金融业发展，充分利用流动性过剩的机遇实为更加重要的事情。举例而言，大陆股市一路飚升，人人为泡沫担忧。但为什么不乘机高位减持国有股，获得大量资金去建立社保体系，既稀释泡沫又为未来发展夯实基础，难道不比将流动性往外引更加关键，更加有利于国家？
谈到日本的流动性过剩所导致的问题，国内一般人士马上想到的就是日本的泡沫危机。殊不知，日本在上个世纪的失败是包括对美投资失败、对东南亚投资失败以及泡沫崩盘这三大失败在内的总体失败。其中，仅对美投资的失败导致的损失即高达8000亿美元，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之和。而目前，中国政府试图引出流动性的做法与当年日本有许多相似，相比对国内泡沫风险的担心，我们更担心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以及目前港股直通车资金外引可能导致的失败。从汇金投黑石看，这一失败的风险是那样的现实。
关于此举的目的，证监会权威官员强调是希望“这一举措对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拓展资本流出渠道都有建设性作用。”然而，如果没有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深刻认识，没有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权衡，简章的引出流动性的做法可能是短视和近视的。
再次，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行政色彩浓厚，缺乏市场公平法则的遵循，与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格格不入。一个国家的金融业发展和普通产业的发展大有不同，其所需要的主要不是政府的大力推动，或者政府的某些优惠政策，而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以及为此而建立起来的健全的监管，如此，人们才能有信心参与游戏。这可以说也正是大陆金融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致命软肋、政府的干预过多，强权色彩过浓，而公道太少、市场观念淡薄。在今年的印花税出台的“5·30”事件上，人们已经领教了一回政府的蛮横无理。这一次，在港股直通车政策构想匆忙抛出行为上，在港股直通车构想中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银行参与的规定上，人们再一次看到政府的随意作为，而缺乏对公平竞争的尊重。
在我的印象中，大陆改革开往以来，很少有一项重大政策象港股直通车那样草率，居然事先没有经过任何像样的公共讨论，甚至连规则都没有考虑清楚，就匆匆宣布了。试问，魔鬼在细节中，关键的问题没有理清，细则不清楚，你何以保证这项政策出台的充分依据，何以保证一定是利国利民而不会危害大局？
至于有人提到的此举缺乏对大陆居民的保护意识，缺乏对香港和大陆股市差异风险的提醒，以及可能再次出现当年B股效应（即大陆股民高位套牢）。我以为也是很自然的。那么多的问题没有考虑清楚，那么多的环节和细则有待制定，对大陆投资者的考虑肯定也是挂一漏万的。
本文的总体看法就是，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目前不通的地方甚多，其通向危险之途的可能性甚大。鉴于此，此举未来变数甚大，政府最好能重新审慎考虑。
(赵晓: 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体改基金会学术委员) ¶ 10:46 AM 0 comments
Friday, September 14, 2007
廉政专员：因大多涉及高层 港中资上市公司贪污案调查难
联合早报 2007-09-15
● 易锐民(香港特派员)
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表示，到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公司数目增加，令廉署调查涉及这类公司的难度增加。另外，今年首八个月私人机构涉嫌贪污被检控的案件之中，七成属公司高层。
廉署昨日与香港董事学会举行研讨会，讨论如何提高董事的诚信，有百多名董事及公司高层参加。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主持开幕礼时表示，香港的公司管治有改善空间。
汤显明在会后接受记者访问时称，过去一年有100家公司到香港上市，虽然商业贪污的情况无明显增加，但随着中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调查涉及这些公司的案件时，所需时间明显较长。
他说：“这些人都是地位高，也有专业知识，涉及罪行一般较为复杂，相对地调查也不容易，因而需要的时间较长。有没有办法去克服？是有办法克服的。”
今年首八个月，私人机构有183人因涉嫌贪污、或相关罪行而被检控，其中七成即127人，属公司高层包括总经理、高级董事等，或专业人士。
当中，包括三家上市公司的11名高层人员被定罪，判监23个月至10年不等。比起上两年每年只有个位数字的人被定罪，今年情况显然严重。汤显明认为，这与公司内部监控不足有关。
不过，他强调，有关数字相对于香港的大量董事及高层人员，其实比例仍少。“当然，对香港廉署来说，对贪污是‘零' 容忍。”
学者指出，在中国最新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标志着打击腐败“从源头治理”，加强反贪工作的力度， 回归后的香港ICAC（廉政署），对大陆来说犹如一面镜子，提供了反贪的典范。
香港廉政署前专员罗范椒芬则分析，中港两地在反贪法规上有点不一样。大陆往往会规定一条标准线，比如多少钱以下就不做处理 ；但香港不同，是“零容忍”。
她又认为，中港反贪理念相同，均强调源头治理，但结构上大陆很难完全复制香港。 在香港，由于政治制度权力不集中，要收买就要针对整个部门，成本太高，降低了行贿的可能性。
另外，由于香港与大陆尚未在司法领域建立有关移交逃犯的机制，中资企业高层犯法后回到大陆，港方很难处理。
例如，在香港廉署网站的通缉名单上，在上海服刑的前上海地产主席周正毅，仍然位列第一。香港执法人必须在周去到跟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或地方，才可将他带回香港受审。
据了解，目前如果中国人在香港犯案，而属于廉署的事务，在香港立案，查完之后不会主动把结果提供给大陆机构；同样,大陆司法机构也不会把查案结果提供给廉署。
以往香港廉署若需要大陆到香港法庭作证， 基本上很困难，证人不愿意来。现在有了自由行，而且中国民众对香港法制的认识更为深入，取证相对上较容易。
廉署的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6年，大陆检察机关到香港500多次，会见证人约900人；廉署到 大陆300多次，会见证人500多人。
● 易锐民(香港特派员)
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表示，到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公司数目增加，令廉署调查涉及这类公司的难度增加。另外，今年首八个月私人机构涉嫌贪污被检控的案件之中，七成属公司高层。
廉署昨日与香港董事学会举行研讨会，讨论如何提高董事的诚信，有百多名董事及公司高层参加。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主持开幕礼时表示，香港的公司管治有改善空间。
汤显明在会后接受记者访问时称，过去一年有100家公司到香港上市，虽然商业贪污的情况无明显增加，但随着中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调查涉及这些公司的案件时，所需时间明显较长。
他说：“这些人都是地位高，也有专业知识，涉及罪行一般较为复杂，相对地调查也不容易，因而需要的时间较长。有没有办法去克服？是有办法克服的。”
今年首八个月，私人机构有183人因涉嫌贪污、或相关罪行而被检控，其中七成即127人，属公司高层包括总经理、高级董事等，或专业人士。
当中，包括三家上市公司的11名高层人员被定罪，判监23个月至10年不等。比起上两年每年只有个位数字的人被定罪，今年情况显然严重。汤显明认为，这与公司内部监控不足有关。
不过，他强调，有关数字相对于香港的大量董事及高层人员，其实比例仍少。“当然，对香港廉署来说，对贪污是‘零' 容忍。”
学者指出，在中国最新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标志着打击腐败“从源头治理”，加强反贪工作的力度， 回归后的香港ICAC（廉政署），对大陆来说犹如一面镜子，提供了反贪的典范。
香港廉政署前专员罗范椒芬则分析，中港两地在反贪法规上有点不一样。大陆往往会规定一条标准线，比如多少钱以下就不做处理 ；但香港不同，是“零容忍”。
她又认为，中港反贪理念相同，均强调源头治理，但结构上大陆很难完全复制香港。 在香港，由于政治制度权力不集中，要收买就要针对整个部门，成本太高，降低了行贿的可能性。
另外，由于香港与大陆尚未在司法领域建立有关移交逃犯的机制，中资企业高层犯法后回到大陆，港方很难处理。
例如，在香港廉署网站的通缉名单上，在上海服刑的前上海地产主席周正毅，仍然位列第一。香港执法人必须在周去到跟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国家或地方，才可将他带回香港受审。
据了解，目前如果中国人在香港犯案，而属于廉署的事务，在香港立案，查完之后不会主动把结果提供给大陆机构；同样,大陆司法机构也不会把查案结果提供给廉署。
以往香港廉署若需要大陆到香港法庭作证， 基本上很困难，证人不愿意来。现在有了自由行，而且中国民众对香港法制的认识更为深入，取证相对上较容易。
廉署的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6年，大陆检察机关到香港500多次，会见证人约900人；廉署到 大陆300多次，会见证人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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