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靠美國保平安 中國近交頻失利 林行止 2011年11月24日
信報

一、於一九六七年成立的東盟（ＡＳＥＡＮ，東南亞國家聯盟，又稱東南亞合作組織〔東合〕，台灣稱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新馬則譯為亞細安），一如其各自表述的中文譯名，成員國各有堅持，意見紛紜，初期毫無建樹，加上處於冷戰時期，其主要「任務」在防止區內共黨勢力擴張，因此目的在加強成員國軍事合作而非經貿；非常明顯，其時的「假想敵」正是中國。冷戰結束及中國經濟有成「和平崛起」後，中國成為「十加一」的「一」，「十」當然是東盟成員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文萊、越南、柬埔寨、緬甸和老撾。東盟「邀請」中國加入，原因是改革開放後中國放棄「輸出革命」，強調進行「互補性」雙邊貿易，讓有關國家各買所需；隨着中國經濟快速膨脹，其與「十」的貿易額亦大幅增加，今年的總貿易額估計會達三千五百億美元，比二十年前增四十倍，遠遠拋離「老主顧」美國；商貿蓬勃興旺，本來不難使區內各國達致童話式快樂圓滿收場的結局，可是，中國的壯大令情況轉趨緊張和複雜！

經濟崛興令中國為了保護經濟果實，不得不擴軍加強現代化軍力以保障能夠真正「和平崛起」（不外侵同時有力捍衞國土）；這本為很正常亦是西方各國崛興時採用的策略，但中國的強盛令東南亞「諸小」寢食難安、坐臥不寧，紛紛向美歐俄軍火商「進貢」，還向美「帝」求救，而此時「巧逢」奧巴馬政府為俯順國內民情，積極部署從中東和阿富汗撤兵，「行」有餘力，雙方一拍即合，此為「美國重返亞洲」的「內因」。

二、美國介入亞洲事務，始於二戰結束。韓戰越戰固不待言，在南韓、日本設軍事基地以至武裝台灣，亦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所有種種，加上現在與澳洲「結盟」，除在達爾文港建基地，還可能把澳洲位於印度洋的空軍加油站祈連群島（Keeling Islands，亦稱Cocos Islands）擴建為空軍基地。美澳如此合作，目的彰彰明顯，表面理由在保持南海的「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保障亞洲諸國經濟生命線麻六甲、巽他和龍目海峽暢通無阻；實際當在牽制、壓制甚至扼殺中國的海事「擴張」！

澳洲是「國土大國」，版圖夠大之外，其餘種種如軍事、ＧＤＰ及人口等，均與「大國」無緣；在軍事上她可說是大而無當的弱國，因此必須借助外力以自保；而「外力」有什麼比有意願且言語、宗教、政治制度以及價值觀相同的美國更佳！正因為有求於美國，澳洲在外交政策上向來被美國牽着鼻子走，是典型的「乖乖牌」，戰後美國對外用兵，澳洲可說無役不與，大壯美軍聲勢（實際作用有限）。前總理陸克文看不透這點微妙關係，試圖通過成立「亞太共同體」（Asian Pacific Community），拉攏、撮合中、美關係，以避免中美在區內因政經利益之爭發生衝突殃及區內各國；加上他反對成立被中國稱為「亞約」（Asian NATO）的所謂「四邊計劃」（區內四民主國家美國、澳洲、日本和印度軍事合作組織），被視為「討好中國」而於上任不足二年便被攆落台（因對其力圖擺脫美國影響的獨立的外交政策不滿，奧巴馬兩度取消澳洲訪問，成為陸克文的催命符）。事實上，不論從哪一角度看，陸克文都不反美，他只是希望引領澳洲走出一條獨立的外交政策並意圖成為中、美之間的「和平使者」，進而為澳洲謀取政治利益，那與美國雄霸天下的野心不符，遂被迫倉皇辭廟。現任總理吉拉德女士，看其作為，頗合做美國「政治忠僕」（faithful political servant）的條件，美國無後顧之憂，才選中在澳洲建立軍事基地。

美國選擇在澳洲建立軍事基地—在國防預算可能裁削之際顯得更為重要—不等於她會放鬆甚至放棄其他遠東地區的「防務」，南韓和日本固然「固若金湯」，台灣即使未能「晉級」亦會維持現狀不變，她已被美國定性為「安全夥伴」，既可牽制中國，且是美國軍火商的財源，十一月十一日《紐約時報》的〈救經濟，棄台灣〉（To Save our Economy, Ditch Taiwan）的特稿，建議美國以放棄台灣交換中國銷毀手上的美國國債，開玩笑之作而已（見連日來該報的「讀者來函」）。事實上，美國在亞洲增兵，成為「駐亞洲強權」（a resident Pacific power），除了中國，區內各國莫不表歡迎。因為「好管閒事」、維持世界各地「和平」及各海洋通航無阻，是美國的傳統，雖然為此支出不菲，卻是她領袖全球應付的代價。老實說，以中國在疆土問題上向來理直氣壯的立場，如果國際確認整個南海主權屬於中國，而中國又成為海上強權，看其對「不聽話」（如頒諾和獎如接見達賴等）國家的強烈反應，難保日後她不會禁止這類國家船隻進入中國領海……。就此角度看，美國的軍事介入，確是保持在不同政治氣候下有關海運不致中斷的保證。

三、中國近年各方面的進展都不錯，勢頭的確甚佳（力求平衡的陳腔濫調寫法應加「有待改善改進之處尚多」），惟在「近交」方面，成績極劣，幾乎所有她伸出友誼之手的國家，在簽訂有利的經貿協議或達成某種交易之後，轉頭便向老美輸誠並與之簽署形形色色的軍事協約或大購其軍火，在她們的認知中，不把自己武裝起來，遲早會被強盛起來的中國欺侮！中國實應反躬自問，為什麼鄰國這樣害怕中國崛起？

眾所周知，美國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亞洲的「口碑」甚差，「打倒美帝」、「美國佬滾出亞洲」的口號至八十年代後期才有所收斂，總之美國並不是到處受歡迎的國家；可是，何以現在亞洲北自北韓（北韓為擺脫中國的羈絆和美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意圖至為明顯）南至澳洲，包括曾受美國蹂躪的越南和受美狂炸的日本，都樂於引「狼」入室？ 十一月十四日緬甸新任國防部長打破慣例不先赴北京「面聖」而首赴與中國有海域主權紛爭的越南訪問，加上九月間斷然取消代價三十六億美元的密松水壩的興建，緬甸這些動作旨在展示她已不再是中國的「屬國」……為什麼中國強盛鄰國便惴惴不安同時向美國靠攏？回答這個問題，可從兩方面入手。第一是如李光耀所說，美國並無領土野心，其張牙舞爪，目的不外在貿易和傳播其普世價值……。第二當然是國人深植未富先驕而後財大氣粗的劣根性，反映在外交上軍事上其態度便被「鬼佬」歸納為assumption和condescension，如果外國人真的經濟破產、軍事落後，這種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傲慢態度，他們有所求，只能硬吞，但現在他們不至如此，他們的老大美國仍是第一軍事強國，這口氣便吞不下……。不過，實情是否如此，應由北京出來解釋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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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遇美国警察的顺水人情 2009/11/06 cn.wsj.com

李淼

亲戚给了我一张信用卡大小的灰绿色卡片，我签上名和驾照一起塞进钱包，发动李老师写有“长岛中年妇女买菜专用”的SIENNA(丰田的一款七座商务面包)。金蛇狂舞上495号高速公路的一霎间，心中高喊“美国交警听好了：我上面有人!”

卡片正面上很简单的几个字，NYCPBA。NYC是纽约市，PBA是Patrolme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警民情深互助会。翻译成大白话儿就是纽约警察亲友团。两个问题：第一，这卡片儿哪儿来的？是不是中关村过街天桥上办证儿的干活？第二，这卡片能干嘛？什么时候开始美国也兴“捞人”了？

严肃点说吧，NYCPBA实际上是纽约市警察的一个工会组织。组织的职能包括跟老板讨薪、帮警察找工作学文化打官司告状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儿就是为因公殉职警察的亲属和子女做FUND RAISING。这样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成员包括Police, Sheriff’s Deputy，Corrections Officers 等执法人员。当个人或者机构为PBA提供了一定数额的募捐后， PBA会送出一个或者几个上面我拿到的那种卡片来表示感谢。当然，如果你是PBA成员的近亲或者好友，自然也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这样的“待遇”在某些小事儿上能让警察“手下留情”。遇到类似并线不打灯、低于50%超速这样的“轻微违法行为”，一般来说警察可以根据他的心情或者司机的外貌来判断是要给TICKET还是WARNING。而这个时候和驾照一起递上去的PBA卡片，就能为你──警察的好朋友，省下个百八十块。

看来美国的警察也会公然“徇私”。其实不光是警察，有类似“徇私”行为的还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师等。他们给这样的现象起了个很体面的名字 ---Professional Courtesy。翻译成职业礼仪并不合适，确切的意思应该是同行间互行方便。有个关于Professional Courtesy的笑话说的是一个律师的故事。先声明律师是美国人普遍仇恨和鄙视的一类人，以奸诈凶残著名。一个律师某天和朋友开船出海，船坏了并且正被一群饥饿的鲨鱼围攻。律师自告奋勇游泳去岸上求救，朋友眼看律师抓着两只鲨鱼的背鳍一路游上岸去找人。得救后谈起这件事，朋友依旧很诧异律师怎么能驾驭两只饥饿的鲨鱼。律师很低调地说“Professional Courtesy” 。

其实在美国最好用的“面子”还不是警察的，而是现役或者退伍军人的。若非如此，我那开车像开战斗机一样的前空降兵老公怎么可能十几年从来没有过TRAFFIC TICKET？

PBA 卡片的背面印着送卡人的签名、头衔和电话号码。遇到有怀疑的时候，执法的警察可以亲自打电话核实卡片是否大街上捡来或者EBAY（美国淘宝网）上买来的。亲戚的一个华人朋友也拿到过这么个卡，此人身在美国，英语却是几乎不会。某日被警察拦下后赶紧掏卡套磁， 警察看了看后面的签名，只问了一句话：“How are you related to this officer?” 不会英语的强人苦苦思索，半日后吐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唯一一个涉及人物关系的英语句型----“He is my FATHER.”。警察狠盯此人的扁平小脸儿和卡片后类似帕瓦罗蒂的意大利名字，微笑着开出了一本儿罚单。




（本文作者李淼曾任纽约市调查局调查员，美国期货行业协会审计调查员和CCTV9套节目播音等职，现任新东方商务英语教师。本栏目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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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现状与趋势 沈本秋 倪世雄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11期《现代国际关系》）


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积极取代英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香港学术界对此有诸多研究，中国大陆学界则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将分析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议题、方式及未来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趋势。


一、美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介入

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主要在政制发展、人权问题和高度自治原则这三个议题上深入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

首先，美国介入香港的政制发展。美国“例外论”及其自由主义传统使美国有一种坚持向全世界推广民主价值的“使命感”，美因而希望通过香港展示西方的民主理念和生活方式，对中国大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香港如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就将成为美国为中国大陆树立的又一个西方民主“典范”。据此，1997年后美国高调介入香港的民主发展进程。中国全国人大为保障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在香港《基本法》中制定了香港民主发展计划，其中规定香港的民主发展实行循序渐进方式，即回归之后前10年，香港不实行特首普选和立法会直选，10年后即2007年后再根据香港社会的共识来决定何时实行。2004年4月，中国全国人大释法规定，由于时机不成熟，2007年香港不实行特首普选。美国大力介入香港政改进程，指责中国人大释法限制了香港民主进程的步伐，要求“香港发展民主的步伐和范围由香港人民和特区政府自己决定”，并妄言“香港人民已经为民主做好了准备”。正是在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下，2005年底香港“民主派”在香港立法会联合所有“反对派”议员一致运用否决权，使特首提交的在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原则下2007年特首选举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具体建议最终未获通过。在 2007年底中国全国人大释法明确规定香港将于 2017年开始实行特首普选和 2020年开始实行立法会直选后，美国又指责这一时间太遥远，公开要求 “中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更多空间使港人实现2012年有民主的愿望”。

其次，美国介入香港的人权问题。美国指责回归后的香港存在两大人权问题，其一是认为中国在香港的国家安全和主权原则超越了港人的人权保护原则；其二是指责香港公民改变政府的权利和香港立法会影响政策的能力受到限制。中国政府尽管在香港《基本法》制定期间还没有正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为了尊重和保护港人人权，却按照两个公约的精神支持香港《基本法》，制定了保护港人人权的条款。为保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美国批评该条款的立法精神是对国际人权公约的违背，强调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在2002年到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进行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活动中，美国以保护港人人权和自由为名，大力支持香港“反对派”的活动，最终使特区政府不得不为了香港的稳定而撤回立法建议。另外，《基本法》考虑到香港回归前港人没有完全行使过选举权，为了使港人的选举权逐步得到实现，规定第一任特首由4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第二任特首由800人的选委会选出。美国却批评港人没有选举特首的权利，自1997年以来美国历年的香港人权报告均指责“香港公民改变政府的权利受到限制。”香港立法会由地区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议席组成，议员提案要得到通过，必须由地区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议席各自占多数通过。政制结构和政府运作方面的议案必须由特首书面同意方可提交立法会讨论。对此，美国在其历年的香港人权报告中也指责“立法会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受到限制”。

第三，美国介入香港的“高度自治”原则。美国十分重视香港的自治地位，认为维护香港的独特性和自治程度有利于维护其在港利益。回归前香港的独特性在于它是英国统治下的自由港。回归后，美国希望香港仍保持自由港地位，即中国只收回主权，而香港仍然保留其以前的制度和自由港地位。早在1992年制定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中，美国就规定1997年7月1日或之后，无论何时一旦裁定香港的自治受到影响，总统可以颁布命令中止该法201条赋予香港特殊法律地位的条款。这里的特殊法律地位是指美国在双边和多边经济活动中把香港当作一个半国家行为体而给予优惠待遇。香港回归后，只要是涉及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关系的事务，美国就十分担忧中国政府影响和削弱香港的自治地位。中国认为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在“一国”这个大前提下实施，而不是不要中国这个大前提让香港的“高度自治” 变成“完全自治”。为此，《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对于涉及国家与特区关系的事务有释法的权力，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回归后根据这一规定也先后有过四次释法。


二、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方式

香港回归后，美国不仅通过官方介入香港的“一国两制”，还运用民间力量予以介入。

首先，美国政府通过发布文件的形式正式阐述其香港政策。美国国务院主要通过两个文件来阐述其香港政策。第一个文件是美国国会1992年通过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到2007年6月底，除了1994年外，美国国务院依据该法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对美港双边经济文化关系和美对港政策作出界定，香港回归后其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的香港政策以及香港的自治状况进行监督和评估。小布什时期，该报告更是涉及到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制发展和香港的政治生态，对香港的政制发展进行监督。报告多次指责中国政府阻碍香港民主进程、在选举中打压香港“泛民主派”，批评中国政府“干预”特区自治，反复声明“美国坚决支持香港人民要求在香港实行民主、选举改革和普选的愿望”。另一个文件是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该报告对香港人权状况进行监督和评估，批评港人权利和立法会能力受到的最大的限制来自《基本法》。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制定了香港政制发展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规定香港将于2017年实施特首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直选，但2008年3月的美国年度人权报告还是指责《基本法》限制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其次，美国政府通过高层访问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压。2002年10月25日，布什总统在得州与江泽民主席会晤时直接谈到了“香港问题”，他要求中国政府认识到“维护香港居民权利的重要性”。2003年12月9日，布什会晤温家宝总理时也提出“香港问题”。2004年4月中国人大就香港政改释法后，美国副总统切尼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强调中国对香港民主干预过多会导致台湾逐步分离的倾向。2005年 5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再次谈到了香港问题。

第三，美国政府通过公开声明表达对香港事务的关注。美国政府一般通过驻港总领事发表演讲和声明来阐述其对香港事务的观点，也通过白宫和国务院的声明来提高对香港事务关注的程度。如2002年下半年当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就第二十三条立法向公众进行咨询之际，美国驻港总领事祁俊文就表示：“如何经过自由公开的咨询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建议作出结论，如何最好地贯彻《基本法》所保证的民主，这应该由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来决定。”2003年6月19日和26日，在日益临近香港立法会表决之时，美国白宫表示“反对任何对香港的独特地位构成威胁的法律，包括目前有关第二十三条的立法文本”。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决定香港 2007年不实行特首普选后，2005年底，特首提交的有关2007年特首选举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的建议在立法会被“反对派”议员否决后，美国国务院公开表态，“港人反复表达了对民主进步的渴望，对实行普选承诺的渴望，我们支持这些目标，而且认为普选的时间表制定得越早越好。”在200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之时，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瀚公开表示，“我们一直支持香港普选……这个工作应由香港市民来完成”。2008年7月11 日，郭明瀚再次强调“更希望香港在自由经济、公民自由和尊重人权方面能继续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明灯”。

第四，美国政府官员利用媒体来影响舆论。 2003年7月1日，在香港“反对派”的鼓动下，香港爆发反对第二十三条立法的游行。7月10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香港街头》的署名文章，提出“有必要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渠道，使人民代表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人民的意见，而民主机制则是最有效的沟通渠道”。凯利并鼓动“需要现在就开始为推动香港的更大民主而采取行动”。2003年第二十三条立法撤回后，香港“反对派”再次掀起运动。祁俊文 2004年3月9日在香港《明报》发表题为“民主——香港保持稳定繁荣最佳途径”一文，表示“美国政府坚决支持实行民主，这是香港保持稳定繁荣和推动自治的最佳途径”。

第五，美国公开支持香港的“反对派”。在2002年第二十三条立法活动中，李柱铭等人两次赴美寻求支持。2002年10 月，李柱铭等人得到凯利和赖斯的接见。2003年6月6日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与李柱铭等人见面并明确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和香港人民的各项基本自由；美国坚决认为实施拟议中有关煽动叛乱和颠覆行为的立法，不应造成对香港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2004年3月在中国全国人大就香港政制发展进行释法之前以及特区政府立法会在2005年年底讨论2007年特首选举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方案之前，李柱铭又数次赴美，均得到国务卿等高官接见。

第六，美国政府支持涉港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以达到在香港实现“颜色革命”的目的。美国政府拨给经费，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香港人权监察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等在香港执行具体项目。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统计，2003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拨给涉港组织的经费是24万美元，2004年近54万美元，2006年超过38万美元。香港人权监察所获经费用于培养公民对民主与人权的认识、制订人权报告、促请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发展的关注等；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所获经费用于培养工人的维权意识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支持香港职工盟；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的经费主要用于香港政党磋商和培训、开展和出版多党民意调查、为选举提供选民指南、帮助香港非政府组织提高管理水平、支持香港的合作伙伴对特区政府的执政情况及立法会选举后的情况进行评估，并开办选举技巧培训班。


三、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趋势

美国在香港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等。仅就经济而言，回归前美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远远高于英国，仅次于中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回归以来，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更加庞大。2006年，美国对香港出口达178 亿美元，香港成为美国第15大出口市场；美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则达379亿美元；在香港的美国公司约1200 家。美国国务院2007年6月30日发表的香港政策报告明确表示，“美国未来将继续努力维护在香港的利益”。因此，美国未来必定会继续介入香港事务。

就具体议题而言，美国未来介入香港事务将表现出诸多新的趋势。在政制发展方面，2012年和2016年将是两个关键时期。2012年既有特首选举也有立法会选举，2016年则有立法会选举。2017年和2020年民主选举能否顺利实施将取决于2012年和2016年各方达成共识的程度，这也将是美国和香港 “反对派”尽力要价的时期。在内容上，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布什时期提供给香港“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经费使用重点自2004年以来逐渐发生了变化。2003年前活动经费主要用于资助在港促进民主与人权和制订人权报告的活动。2004年以来资助对象开始增加，主要包括香港民主党、香港人权监察、思汇政策研究所、香港职工盟、新力量网络等“反对派”团体和其所属的研究机构，经费使用开始偏重于选举培训、民意调查等。随着未来香港民主逐步得到实施，美国介入的重点就是在选举事务上增加对香港“反对派”的支持，争取“反对派”在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中有大的收获。

在人权方面，美国以前主要介入两个议题：一是港人改变政府的能力，一是香港立法会改变政策的能力。随着2017年和2020年港人完全获得选举权，港人改变政府的能力这一议题将不再是美国介入的重点。《基本法》对于香港立法会的组成有明确的规定，即香港立法会主要由地区直选议席和功能组别议席组成。功能组别议席由香港专业界组成，商界占有重要分量，但是美国一直批评香港立法会没有实现全部议席直选。鉴此，在2012年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功能组别的存废问题将是美国介入的重点议题。另外，在国家安全方面，《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仍然没有完成，未来如果再次举行立法活动，美国必会继续进行阻止。

在 “高度自治”方面，尽管《基本法》规定了涉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事务由全国人大释法，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划分中央和特区事务的界限一直存在争议，这使美国继续介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有一种趋势需要关注：美国在《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中将香港定位于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半国家行为体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员而在美港经贸关系和多边经济关系中享受美国的优惠待遇；该法还规定如果这种地位一旦发生改变，或者香港将从美国通过优惠待遇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输入到中国大陆，美国将取消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随着未来粤港经济逐渐融合，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两者最终会融为一体。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如何评估香港在美港双边和多边经济交流中的地位，对未来的香港、美港关系甚至中美关系都十分重要。1992年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在2007年已经到期，美国已没有评估香港特殊性和自治程度的法律依据。但是美国国内目前出现了要求重新立法的声音。如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其《2007年对国会报告》中已经明确建议国会敦促政府为已到期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重新立法。

就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方式而言，未来美国官方的介入可能会相对减少，而更加重视利用香港本地“反对派”和涉港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随着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加速，美国在很多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都需要中国合作，如朝核危机、反恐等问题。同时，中美经济联系加深，军事交流也开始增加，双边关系进入多层面的复合相互依赖时代。为了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在逐步减少官方对香港事务的介入，2006年以来，美国白宫、国务院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公开批评和指责已经减少。但是基于美国在港利益，美国会继续加强对香港“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统计，该机构发放给香港“泛民主派”和涉港非政府组织的经费在逐渐增加，如香港“泛民主派”人物陆恭蕙创建的思汇政策研究所2005年获得4．5万美元资助，2006年增加到接近8．6万美元；香港人权监察2001年到2003年所得经费总数只有16万美元，而2004年和 2005年每年获得的经费均超出17万美元，2006年增加到近18万美元。另外，作为涉港活动最大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资助下不断增加涉港活动内容。该机构的活动主要涉及民意调查和出版报告等，为香港政党和选民提供选举指南等。从2006年开始，该机构明显扩大了活动内容，出版了香港政党研究和政治发展前景的报告，并对2017和2020年后的香港政治发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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