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的終極困局 陶傑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因挪用公款被查，泰國前總理他信也因貪污倒台。民主選出來的領袖，有時是選民沒有眼光，有時根本是沒有幾件好貨選得下手，選出一個貪污犯時有所聞，但民主的好處是台上的人貪瀆而不稱職，時限一到，必須下台。而且如果司法相對獨立，任內的貪污必受追究，即使把國家資產轉移給子女，也確保其禍延子孫，下一代一起蒙羞。


陳水扁身敗名裂，不足以證明民主普選的失敗，因為民主同樣也產生廉潔不貪的馬英九。陳水扁的金權醜聞揭發出來，公義伸張，民怨有所宣洩，馬英九的民望也上升而得益，民主的意義不在於保證能選出好人，但可以監察壞人，一旦濫用國民的信用做壞事，一定沒有好下場。


香港特區政府遭遇管治危機，因為既無普選，民意的渠道就會堵塞。香港如果沒有民主，本來沒有問題，只須滿足兩個環境條件：第一是政府擁有對民意的準確判斷；第二是政府有正確的強勢，第三是人民的要求不高。


前殖民地時代，這三點都基本做到。前英國殖民地政府是一個外來政府，香港以武力奪來，異族統治，在政治的道德上不合法。但殖民地政府對民意的判斷很準確：五六十年代，難民遍地，大陸封閉，香港人的要求不高，只要吃得飽、有一片地方安身。殖民地政府維繫正確的強勢管治，建立廉潔的公務員團隊，鼓勵上海和潮州南來的實業家興辦紡織、膠花、玩具實業，英國代為在歐洲打拼出口市場，難民變為廉價勞工，勞工可以積聚資本當小老闆，小老闆可以變身為大亨，經濟的脈絡暢通，社會的氣氛自由，市民安逸於溫飽，造就香港奇跡。


今日的香港特區，民意無法在一個民主公正的立法會通達體現，又因地產壟斷，經濟的脈絡不暢通。香港人今天創業很難從小企業做起，因為昂貴的租金扼殺了任何萌芽的企業生機。一波小業主捱不起貴租倒閉了，又有另一批不知死活的新老闆想做弄潮兒，結果是地產的汪洋把小業主一波接一浪地吞噬掉，殖民地時代社會向上爬的階梯，基本已經塌毀。


貧富懸殊甚麼時候都有，懸殊其中有階梯，社會有希望；沒有了階梯，社會動盪。香港十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的不公義結構已成：地產商堵塞了經濟血液的脈絡，普選要等到二o一七年才「起步」，則民意的管道也在一個結構奇特的立法會中無從流通。政府如何維持正確的強勢？即使公務員，一九九七年之前入職的享有長俸和子女留學的教育津貼；一九九七年招聘的，待遇低了一等，許多是短期合約，沒有長俸，津貼也少了許多。「梁展文事件」是舊時代的公務員在新時代又享受了一切好處，連新一代的政務官也大感不公，公務員士氣受打擊，行政主導又如何維持？


否決普選，中方眼前勝了一仗，但麻煩的後遺症卻由香港特區政府長期承受。殖民地時代，香港的工商利益階層沒有辦法向倫敦唐寧街告港督的狀，也無法在英國投資，親近英國首相與工貿部大臣，從而繞過港督，獲得甚麼第一手消息，上議院沒有爵位分給他們，港督可以在沒有民主的前提之下，準確掌辨民情，維持有公義的強勢行政管治，這些才是種種香港當日賴之以繁榮安定的優勢，今日已經不復存在，因為香港已經接入儒家君臣父子政治文化的傳統。


加上香港人的要求高了：連中國奧運精英來香港表演，特區政府派贈門票，輪不到的市民，會大罵政府，而政府也把一萬張門票扣起來，分給許多特權人士。一個弱勢政府，越受既得利益的各路勢力掣肘，越無法實現「公義施政」，本來民主可以有效促進公義，或至少阻嚇陳水扁和他信之流在台上濫權的不公，但這條路也堵塞了，香港遂成為全世界一個四不像的地方：民主不民主，獨裁不獨裁，行自由市場之政則助長地產的經濟壟斷而擴大貧富懸殊之不公，行開倉派米之舉又怕陷入社會福利主義的死路。民意的訴求無法展達，只有在一個民選議席有限的議會塞進最激進最對抗的草根人物，但政府為了打壓，則更須倚仗「功能組別」許多不稱職或自動當選的貴族，另加保皇政黨回頭勒索、上下其手，民粹更向街頭爆發。

今日香港外逢國際通脹的風雨，內有一個畸形制度的內耗扭曲，十年實驗，落入了一個政經的怪圈，無論誰做特首，香港都走不出這個怪圈，這不僅是香港人和特區政府今後須面對無了期的陣痛，其實也是中國在誤解和排斥民主之下的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終極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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