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November 23, 2008
在中国把真话说出来是有秘诀的
（《多维月刊》）
第一次知道“杨继绳”这个名字，是2005年4月在出走的前中共中央委员、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他的茶几上堆着高高一摞书刊报纸，最上面的一本书油墨尚香，就是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08年10月17日，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了专程前来的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他经十年调查研究，今年上半年出版了上下两册厚厚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这次专门讨论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会议上，做了题为《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的发言。三天会议结束后，他接受了多维社记者的专访。
杨继绳长相憨厚，穿着朴实，不像清华的毕业生，也不像新华社高级记者，倒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镇干部。因为他的《炎黄春秋》副社长身份，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但杨继绳对多维社记者有言在先：我不是《炎黄春秋》的法人和主管，按说情况不应该由我来介绍，不过多年参与杂志的运作，就谈谈个人的看法吧。
多维社记者问：那么《炎黄春秋》的主管是谁呢？
杨继绳说：杜导正主管，他是终审人。
杜导正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在新华社工作了近四十年，当过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在他的身份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就是《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管机构。不过，杜导正已经85岁了，他这个终审人，是挂名而已吧？
杨继绳却说：不，杜老可不是挂名，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要看。原来我也是终审人之一，后来写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本书，挨了上面的批，比较招人注意，杜导正就让我别当终审人了，只当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另外还有吴思和徐孔——徐孔是一位“老右派”。
《炎黄春秋》最近几年刊出不少题材和内容敏感的文章。像2007年7月号上田纪云《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率先正面描述被废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的往事：“1986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更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却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再如2007年2月号刊出谢韬的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时也洛阳纸贵，唤起众多猜测；今年5月号的《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从标题上就与“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迥然有别。
刘云山说“你们去看《炎黄春秋》吧”
多维社记者问道：眼下公认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日益细密严格，对互联网上的舆论也采用了各种行政和技术措施来控制，许多问题被禁止披露和讨论，为什么《炎黄春秋》能够享有“网开一面”的待遇？你们发表这些敏感文章，是跟有关方面通过气，得到特别的许可吗？
杨继绳连连摇头说：我们没有请示、也不需要请示任何人。
我追问：莫非当局真是要留一个“新闻自由”的标本，来做抵挡批评政府管制言论的挡箭牌？
杨继绳笑了：还真有这回事——中宣部长刘云山真的对批评者说过：你们去看看《炎黄春秋》吧。
他思忖了一下，接着说：这份杂志能够坚持一种相对开放的面貌，有多种原因。杜老是个老共产党员，思想仍然是体制内的，但他开明，看到了历史潮流大势所趋。我们杂志的顾问队伍，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等也多是党内民主派、多是老革命。主管机构对我们也给予了宽松的环境。
杂志的主管机构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5月10日，先后有萧克、周谷城、费孝通、程思远等人当会长，2006年换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为新一届会长，实际管事的是第一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多年来，炎黄文化研究会创办“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举办过多样化的学术研讨会，还编辑出版《炎黄汇典》等书籍；出版《炎黄春秋》也是其工作之一。不过，杨继绳介绍说：炎黄文化研究会对《炎黄春秋》基本上是不管，过一段时间，召去汇报一次而已。
而当局手上对杂志能打的牌又实际上很少。《炎黄春秋》是民间办的，又没有用他们的钱，现在发行八万多份，能够平衡收支，略有盈余。当局想过换人这一招，就要张文彬来跟杜导正谈。张文彬说：“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杜导正说：“你说吧！”张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找个接班人哪。”杜导正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回去就安排让吴思当了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是我们的内部运作，还是照常。
“安全守则”经验谈
在当代中国讲真话，没有勇气是不行的；但是只有勇气又是不够的。多维社记者问：你们自己内部，对敏感文章要进行讨论，也评估过风险？——个人的风险和刊物的风险……
杨继绳说：那当然。几个副社长都要看，都要讨论，都要评估。不过，我们评估的是对于杂志的风险，个人的风险基本上不用考虑。近年来当局控制媒体的方式方法比过去还是聪明了、进步了：书出了问题，只处理出版社；杂志出了问题，只处理杂志——黄牌警告，停业整顿，换人，扣发书号，停刊等等。他们打压和查封报刊本来是因为政治问题，也说你是出了经济问题：卖书号啊，超越了出版权限啊。
评估风险，怎样才能“化险为夷”呢？杨继绳在2007 年香港大学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过：我们要当先驱，但不必当先烈。他总结怎样才能安全的规则，第一条就说：不要犯低级错误。低级错误往比高级“错误”更危险。他举例说，《炎黄春秋》发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从过去50年当局奉行的理论标准来看，是颠覆性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危险，这是“高级错误”。而《21世纪环球报道》之所以被封，不是因为发了李锐文章，而是说中共中央同意李锐的文章。中央怎么会同意李锐的文章？这是硬给中共中央加上去的。中央当然恼火。
杨继绳列举的低级错误还有：对现任领导人的人格侮辱，对现行的重大方针政策正面挑战，泄露国家机密，国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敏感话题，等。
杨继绳介绍的第二条安全规则是，要了解国家允许的言论边界。“怎样才能了解这个边界呢？在于学识，在于眼界，在于经验。井底蛙当然不知道危险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条，恐怕《炎黄春秋》得天独厚：创办者与操作者多年投注心血，建立起雄厚的顾问和核心作者队伍，在网站上列出名单的“核心作者”就有近百人，其中有田纪云、胡启立、朱厚泽这样的前高官，也有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知情人及其后代，还有中共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各个山头的“大腕”，所持观点有“左” 有“右”，有体制内也有体制外。其它哪家刊物能集中这么多有学识、有眼界、有经验的顾问和核心作者？
尽管杨继绳讲得有理有据，但是包括他在内，《炎黄春秋》几位副社长多未能做到安全过关：杨继绳的书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基本上不能在国内出版；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吴思几乎每一本书都被当局禁止发行，其中就包括那本《潜规则》。但“潜规则”这一概念由于其新颖和准确而深入人心，《炎黄春秋》主办者就是凭借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与宣传主管部门进行博弈，总算在当局容忍度的边缘保持了平衡。
杨继绳归纳的最关键原因是：《炎黄春秋》多年来积累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今任何人若打算查封这家杂志，都要顾及政治成本太大了，是否承受得起？
新闻与历史，必须贯串“真”字
杨继绳1940年出生于湖北浠水，读高中时，经历过“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大饥荒，父亲被活活饿死，凄惨的印象深深刻在他的脑际。
虽然他从小爱写作，作文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但1960年考大学时，却阴差阳错进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不过，正待毕业时赶上“文革”，新华社要招学工科的记者跑工业经济新闻，杨继绳被选中，派到天津分社。一干三十多年。到他晚年，却从新闻转到了历史。杨继绳觉得这两者本来就是一脉相通，历史就是昨日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与历史，都必须贯串一个“真”字。他因三次探访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写作又总是萦绕让掌权者芒刺在背的敏感话题，招致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不满，先后被三任中宣部长点名批评，他的几本书也被禁，但他仍信奉“求真理、讲真话、做真人”的最高信条。
杨继绳告诉我，他跑遍了大饥荒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数易其稿，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披露，从1958年至 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上下，两者相加共计7000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人类当代史中空前惨痛的大悲剧。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和平发展年代里发生的惨剧。而这场大饥荒，也间接引发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是凝聚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也是为那3600多万受难者所立墓碑之墓志铭。
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记者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能见证历史重大事件、能采写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杨继绳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运。他对多维社记者谈到很多采访过的人与事，我们将在今后陆续介绍。 ¶ 9:47 PM
第一次知道“杨继绳”这个名字，是2005年4月在出走的前中共中央委员、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他的茶几上堆着高高一摞书刊报纸，最上面的一本书油墨尚香，就是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08年10月17日，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了专程前来的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他经十年调查研究，今年上半年出版了上下两册厚厚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这次专门讨论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会议上，做了题为《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的发言。三天会议结束后，他接受了多维社记者的专访。
杨继绳长相憨厚，穿着朴实，不像清华的毕业生，也不像新华社高级记者，倒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镇干部。因为他的《炎黄春秋》副社长身份，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但杨继绳对多维社记者有言在先：我不是《炎黄春秋》的法人和主管，按说情况不应该由我来介绍，不过多年参与杂志的运作，就谈谈个人的看法吧。
多维社记者问：那么《炎黄春秋》的主管是谁呢？
杨继绳说：杜导正主管，他是终审人。
杜导正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在新华社工作了近四十年，当过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在他的身份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就是《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管机构。不过，杜导正已经85岁了，他这个终审人，是挂名而已吧？
杨继绳却说：不，杜老可不是挂名，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要看。原来我也是终审人之一，后来写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本书，挨了上面的批，比较招人注意，杜导正就让我别当终审人了，只当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另外还有吴思和徐孔——徐孔是一位“老右派”。
《炎黄春秋》最近几年刊出不少题材和内容敏感的文章。像2007年7月号上田纪云《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率先正面描述被废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的往事：“1986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更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却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再如2007年2月号刊出谢韬的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时也洛阳纸贵，唤起众多猜测；今年5月号的《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从标题上就与“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迥然有别。
刘云山说“你们去看《炎黄春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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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为《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多维社记者问道：眼下公认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日益细密严格，对互联网上的舆论也采用了各种行政和技术措施来控制，许多问题被禁止披露和讨论，为什么《炎黄春秋》能够享有“网开一面”的待遇？你们发表这些敏感文章，是跟有关方面通过气，得到特别的许可吗？
杨继绳连连摇头说：我们没有请示、也不需要请示任何人。
我追问：莫非当局真是要留一个“新闻自由”的标本，来做抵挡批评政府管制言论的挡箭牌？
杨继绳笑了：还真有这回事——中宣部长刘云山真的对批评者说过：你们去看看《炎黄春秋》吧。
他思忖了一下，接着说：这份杂志能够坚持一种相对开放的面貌，有多种原因。杜老是个老共产党员，思想仍然是体制内的，但他开明，看到了历史潮流大势所趋。我们杂志的顾问队伍，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等也多是党内民主派、多是老革命。主管机构对我们也给予了宽松的环境。
杂志的主管机构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5月10日，先后有萧克、周谷城、费孝通、程思远等人当会长，2006年换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为新一届会长，实际管事的是第一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多年来，炎黄文化研究会创办“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举办过多样化的学术研讨会，还编辑出版《炎黄汇典》等书籍；出版《炎黄春秋》也是其工作之一。不过，杨继绳介绍说：炎黄文化研究会对《炎黄春秋》基本上是不管，过一段时间，召去汇报一次而已。
而当局手上对杂志能打的牌又实际上很少。《炎黄春秋》是民间办的，又没有用他们的钱，现在发行八万多份，能够平衡收支，略有盈余。当局想过换人这一招，就要张文彬来跟杜导正谈。张文彬说：“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杜导正说：“你说吧！”张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找个接班人哪。”杜导正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回去就安排让吴思当了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是我们的内部运作，还是照常。
“安全守则”经验谈
在当代中国讲真话，没有勇气是不行的；但是只有勇气又是不够的。多维社记者问：你们自己内部，对敏感文章要进行讨论，也评估过风险？——个人的风险和刊物的风险……
杨继绳说：那当然。几个副社长都要看，都要讨论，都要评估。不过，我们评估的是对于杂志的风险，个人的风险基本上不用考虑。近年来当局控制媒体的方式方法比过去还是聪明了、进步了：书出了问题，只处理出版社；杂志出了问题，只处理杂志——黄牌警告，停业整顿，换人，扣发书号，停刊等等。他们打压和查封报刊本来是因为政治问题，也说你是出了经济问题：卖书号啊，超越了出版权限啊。
评估风险，怎样才能“化险为夷”呢？杨继绳在2007 年香港大学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过：我们要当先驱，但不必当先烈。他总结怎样才能安全的规则，第一条就说：不要犯低级错误。低级错误往比高级“错误”更危险。他举例说，《炎黄春秋》发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从过去50年当局奉行的理论标准来看，是颠覆性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危险，这是“高级错误”。而《21世纪环球报道》之所以被封，不是因为发了李锐文章，而是说中共中央同意李锐的文章。中央怎么会同意李锐的文章？这是硬给中共中央加上去的。中央当然恼火。
杨继绳列举的低级错误还有：对现任领导人的人格侮辱，对现行的重大方针政策正面挑战，泄露国家机密，国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敏感话题，等。
杨继绳介绍的第二条安全规则是，要了解国家允许的言论边界。“怎样才能了解这个边界呢？在于学识，在于眼界，在于经验。井底蛙当然不知道危险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条，恐怕《炎黄春秋》得天独厚：创办者与操作者多年投注心血，建立起雄厚的顾问和核心作者队伍，在网站上列出名单的“核心作者”就有近百人，其中有田纪云、胡启立、朱厚泽这样的前高官，也有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知情人及其后代，还有中共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各个山头的“大腕”，所持观点有“左” 有“右”，有体制内也有体制外。其它哪家刊物能集中这么多有学识、有眼界、有经验的顾问和核心作者？
尽管杨继绳讲得有理有据，但是包括他在内，《炎黄春秋》几位副社长多未能做到安全过关：杨继绳的书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基本上不能在国内出版；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吴思几乎每一本书都被当局禁止发行，其中就包括那本《潜规则》。但“潜规则”这一概念由于其新颖和准确而深入人心，《炎黄春秋》主办者就是凭借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与宣传主管部门进行博弈，总算在当局容忍度的边缘保持了平衡。
杨继绳归纳的最关键原因是：《炎黄春秋》多年来积累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今任何人若打算查封这家杂志，都要顾及政治成本太大了，是否承受得起？
新闻与历史，必须贯串“真”字
杨继绳1940年出生于湖北浠水，读高中时，经历过“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大饥荒，父亲被活活饿死，凄惨的印象深深刻在他的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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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为《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他认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当年的所谓“统计”得出的饿死人口数字，是大大低估了实际死亡数字。
虽然他从小爱写作，作文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但1960年考大学时，却阴差阳错进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不过，正待毕业时赶上“文革”，新华社要招学工科的记者跑工业经济新闻，杨继绳被选中，派到天津分社。一干三十多年。到他晚年，却从新闻转到了历史。杨继绳觉得这两者本来就是一脉相通，历史就是昨日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与历史，都必须贯串一个“真”字。他因三次探访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写作又总是萦绕让掌权者芒刺在背的敏感话题，招致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不满，先后被三任中宣部长点名批评，他的几本书也被禁，但他仍信奉“求真理、讲真话、做真人”的最高信条。
杨继绳告诉我，他跑遍了大饥荒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数易其稿，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披露，从1958年至 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上下，两者相加共计7000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人类当代史中空前惨痛的大悲剧。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和平发展年代里发生的惨剧。而这场大饥荒，也间接引发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是凝聚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也是为那3600多万受难者所立墓碑之墓志铭。
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记者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能见证历史重大事件、能采写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杨继绳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运。他对多维社记者谈到很多采访过的人与事，我们将在今后陆续介绍。 ¶ 9:47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