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土改須借鑑台灣經驗 筆鋒
亞洲週刊二十二卷四十三期 (2008-11-02)

二戰之後台灣農改及農村建設極為成功，除了「三七五減租」等體制改革外，還大力發展合作社等配套。讓中國大陸農民變得更聰明、對市場和技術更敏感，懂得學習和合作，其實更重要。

人們思考及談論問題，總是不自覺的將問題導向意識形態的簡化方向，於是原本可透過精密部署而操作的問題，遂三轉兩轉就轉回了傳統思維模式的老路。

一九六零年代初，有個美國留台學生看見台灣大學學生等公共汽車時都不排隊，車子一來即爭先恐後搶著上車，老弱婦孺都被擠得高聲尖叫，於是他憤而在報上撰文指責台大學生道德低落。該文一出，整個台灣皆視為奇恥大辱，於是台大學生發起「自覺運動」，全台響應，學生開始乖乖排隊，但風頭一過就又回復原樣。實際上，把這個問題視為道德問題是假，它其實是個經濟的供需問題。過了多年，台灣經濟改善，公車供給擴大，不排隊及搶位子的道德問題也就自然煙消雲散。過去以泛道德觀看問題，只不過是個看錯病、開錯藥方的小插曲。

而今天中國大陸關於推進農村改革、允許農民買賣土地承包經?權所引發的討論，無論樂觀的認為這有益於土地的利用而擴大內需，或悲觀的認為這將成為土地兼併的開端，都是傳統的簡化問題方法。如果不能把問題導向到「可運作式的談論方式」上，它就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直糾纏下去。我們認為，無論任何社會在進行改革時，如果主角隨著改革而變得更精明幹練，該項改革所預期的正面目標就會達成；如果主角不能變得更聰明，再怎麼用意良善的改革，也會以一種難以預料的方式走到它的反面。這也就是說︰中國在展開農改時，如何借著配套措施讓農民變聰明，或許才是更重要的課題！對此，二戰之後全球農改及農村建設極為成功的台灣就能說明問題。

一般人皆認為台灣從一九四七年開始推動、至一九六三年全面完成的農改，包括「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乃是有效的體制改革。殊不知，配合這種農地所有權的體制改革，台灣在其他方面的配套才更重要。這些配套使得台灣農民成了聰明幹練、對市場和技術敏感、又懂得相互觀摩學習及自我調整、也比較能彼此合作的現代化農民。這一組讓農民變聰明的運作模式，主要有︰

在組織上，有龐大的農會組織，它的核心架構是保障農村金融穩定的信用部，以及在經營和技術上教導及培養農民能力的推廣部。農會信用部負責農民儲備及承做政府體系支援農業的各種撥款業務，信用部的盈餘則用來支持推廣部的活動，包括新作物的推廣、新管理模式的彼此觀摩、新運銷方式的實現等。

為了協助農村，台灣最好的台大甚至還有農業推廣系這種以農村基層服務為主的實用科系。而為了配合這些，台灣有多個以新作物開發為目標的農業試驗所，也有廣泛的道路建設等。以資本主義理論的說法，這些配套架構及做法，乃是培養農民接近市場的能力。近年來南亞及拉丁美洲均配套在推動「微型金融」，培養農民的市場能力，台灣無論架構及做法都領先了不知多少年。

為了使農村得以形成剝削較少、相對自主的社群，當局極力推動各類合作社如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運銷合作社等，避免農村淪為產銷過程中被層層盤剝的最低階層。通過參與合作社，農民也學會很多做生意搞包裝的本領。不但台灣的農產品加工業從這裏發展出來，台灣後來的工商業精神也有許多發軔於此。

因此，台灣的農地改革之所以成功，其實是被整個農民組織系統所支撐出來的。這些農民組織是官民之間政策及意見的聯繫通道，也是讓農民學習現代化農業的社會教室。政府龐大的農改體系因為有了農民組織的配合，產業政策也才得以落實。幾十年來，台灣農民多數都變得相當聰明而有彈性，本領較大的農民甚至還會自己培育新品種，搞農村創意觀光產業，特別精明的還懂得去雲南、海南等地從事大型的農業產業。

台灣農民每個農戶在面積不大的天地裏求得發展，而沒出現土地兼併及大量廢耕等負面結果，這並非偶然，而是農民逐漸變聰明，也更能參與市場所致。近年來，民進黨政府為了壟斷財金權力，而讓銀行併吞農會信用部，使台灣農業推廣工作難以為繼，一些比較不聰明的農民遂大受影響。但因聰明的農民還是相當多，他們已能靠自己生存，農村遂不至於破產。

也正因為這樣，農地改革重要，但保障農地改革成功的整個支撐體系或許更重要。農民先天上即距離市場和信息較遠，因而比較不耳聰目明，自然容易受到盤剝；若農民能有機會變聰明而接近市場與信息，當然就不可能出現土地大規模兼併、農民流離失所這種古代中國一直上演的噩夢了。也正因為這樣，中國推動農地改革或許更應在如何讓農民變聰明這個問題上多努力吧。■  ¶ 2:42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