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y 05, 2007
我们的进步年代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7月5日 星期四
“那天晚上，我们酩酊大醉。”许志永这样回忆2001年7月13日的夜晚，“啤酒瓶在我们面整整排了两排。”此刻，我们坐在海淀区五道口的一家叫卡瓦小镇的酒吧里，喝着青岛啤酒，听着Leonard Cohen的低沉嗓音，谈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
许志永34岁了，留着短簇的头发，单眼皮，眉毛不浓也不淡，面孔有点严肃，穿着蓝色的T恤衫，当他不开口时，你丝毫不觉得他又任何特殊之处。但是，一旦谈起了他所处理的那些案件，光芒就会突然从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来，他开始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你会不由自主的被他的单纯信念所鼓舞。
六年前许志永的兴奋和北京街头人们的兴奋不同。后者挥舞着红旗、砸碎酒瓶、在街头相互拥抱，被一种集体情绪所裹携——那是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大的情绪，它与中国在过去 150年所遭受屈辱相关，也与1989年之后中国所陷入了孤立状态有关，与1993年的申奥失败有关，可能也与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被轰炸有关。中国总有那种被别人承认的迫切愿望，不管是举办奥运会，还是加入WTO，它们既与我们自身的利益和理想相关，更多少是向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国家对事务的态度，和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待客之道差不多——我们要让客人吃好喝好，自己的孩子吃残羹剩饭也没关系。或许它也是一种安全的释放方式，对体育活动、爱国情绪的欢呼是一项不受限制的公共表达。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太孤单、脆弱，我们的勇气总是通过群体来表现。刘德华所唱的“让世界知道我是中国人”，既是多么自豪，又是多么脆弱，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所流露出的是克制，而不是这种情感夸张，而且他也不需要隐藏在13亿人其中。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吧，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不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多么出色，而是我们数量和规模上的庞大。
那天晚上，令许志永和他的朋友们鼓舞的是，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的七年时间里，可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黄金年代。中国的变化经常如此，它因为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内在的需要而改变。
那年的许志永28岁，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他之前的道路，像是中国很多上进的小镇青年的轨迹。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民权县，1990年入兰州大学法律系，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许是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和家庭教养所致，他对于弱势群体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寻求公正变成了他血液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喜欢行侠仗义的工作”，他这样解释选择以法律为业的原因。他期待通过法律的程序，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兴起——公众通过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学习如何捍卫自身的权利。
2001年—2003年，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刻。申办奥运会、加入WTO，两代领导人的权力交接，突然到来的Sars危机，这些并存的因素，都帮助中国社会获得了暂时性的气氛松动，社会似乎发现了一种舆论力量和公众情绪，可以对抗无处不在、强大无比的政治权力。
许志永的个人声望也在这股情绪中达到了第一个高峰。2003年，他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这个莫名其妙葬送性命的广州大学生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的里程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媒体和公众力量挑战长期的行政法规。这一年，他还代理孙大午案，这位时年49岁的河北农民企业家，是政府权力侵占个人财产和权利的典型牺牲者，这一案件同样激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中国太复杂了，我们经常很难分清楚什么是表面的变化，什么又是实质性的变革。新闻记者们经常被这样的词汇“新政”、“转折点”所陶醉，却可能发现其实它只是那条宽阔、深沉的河流上一朵浪花，既非流向的改变，也非流速的减弱。我们放弃了道义与尊严，以换取物质富足和框架内的自由。这种富足和自由很快就演变成没原则的放纵，一场典型的公众的狂欢——人们争夺路易·威登的皮包、澳门的轮盘赌、桑拿房夜总会、15分钟电视名人，而同情心、社会正义、道德操守、信任网络，则像是一次性纸巾一样被丢弃了。这种社会气氛让我想起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在1981年的感慨：“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
我经常惊异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相似之处，历史的情绪与洞察力可以轻易地从1981年的阿根廷转移到2007年的中国。“在完全缺乏道义——其表现是以产生巨额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投资——的情况下，美国、加拿大、苏联、西德、法国和奥地利等国提供大量贷款，输出复杂技术，用来建造河坝、核工厂、汽车制造厂……”胡利奥·科塔萨尔写道，“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是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一样耸立者。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现的自由的基础，是一个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主义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科塔萨尔批评的是 “阿根廷模式”，它在1970年代开始实行，物质繁荣和政治稳定是建立尊严与个人权利压制的基础上，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赛的被视作这种模式的成功象征。
碰到许志永时，我为自己的一直以来的消极态度感到汗颜，我们年初才认识，之前一些人不断将我们两个人搞混（我们名字的发音太相似了），我一直好奇他是谁。甚至在吃了两顿饭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维权律师。他会给我描述他在遭遇地方警察围攻的经历，也会突然动情地说起他的那些当事人的辛酸而残酷的经历。我们像是盛了一半水的杯子的不同角度的观察者。我看到了政治权力的强大、金钱的腐蚀作用、盲目的公众欲望的兴起，怀疑那些被媒体反复报道的“进步”只是“表象的进步”，它随时可能进一步，退半步，甚至退两步。而他看到的则是一连串进步，即使暂时的低落，都被他视作下一次进步的开端，他也对于自己所采取的手段：“中国的法治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法律职业本来应该是一个保守的职业，但在中国成了引领公民权利的一个‘创新’的职业。这是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吧。”
他对于中国公民权利在过去半年中取得一连串成就，显出极度的兴奋。重庆的钉子户、太湖的污染、厦门的化工厂事件，像是公共诉求的胜利，人们借助互联网、手机短信，将散落的个体力量集中起来，最后取得了意外的结果。他也清楚，这些胜利也与政治气氛的变化相关。
距离2001年7月13日那场醉酒已经6年了，他对最初的判断与期待毫不怀疑。一个事件、一群人、一场运动，许志永相信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在卡瓦小镇的谈话时，我是逐渐感觉到空气里飘荡的那种希望的气息。它让我想起了《出类拔萃之辈》的那一段话：“尽管气候严寒，他们不像平日那样怨天尤人了。他们觉得参与了创造历史。旧的人退出去了，新的人进来了，而新的人物似乎是很有前途的、令人振奋的。”
我一直深信，像所有社会的转型期一样，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艰苦的工作，这一代与未来几代人，要将我们的热忱与精力投入到一场构建一个值得生活的好社会的过程。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为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来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了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而这个看似矛盾重重的社会，也为这几代人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舞台。他们提供希望、朝气、具体的行动，而不是悲观无力和嘲弄的腔调。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1890年—1920年间，美国如何在两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相对幸福、公正的社会，或是1976—2006年间，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年代的压抑、封闭，变成了开放、自由、富有创造力新国家，人们也会那些曾经压抑在贪婪、放纵、残忍的表象下掩藏着多么爱、友善、积极、宽容、希望的人性光芒。
（作者的邮件地址edmund.z.xu@gmail.com ,他最近的一本书是《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 2:42 AM
2007年7月5日 星期四
“那天晚上，我们酩酊大醉。”许志永这样回忆2001年7月13日的夜晚，“啤酒瓶在我们面整整排了两排。”此刻，我们坐在海淀区五道口的一家叫卡瓦小镇的酒吧里，喝着青岛啤酒，听着Leonard Cohen的低沉嗓音，谈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
许志永34岁了，留着短簇的头发，单眼皮，眉毛不浓也不淡，面孔有点严肃，穿着蓝色的T恤衫，当他不开口时，你丝毫不觉得他又任何特殊之处。但是，一旦谈起了他所处理的那些案件，光芒就会突然从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来，他开始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你会不由自主的被他的单纯信念所鼓舞。
六年前许志永的兴奋和北京街头人们的兴奋不同。后者挥舞着红旗、砸碎酒瓶、在街头相互拥抱，被一种集体情绪所裹携——那是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大的情绪，它与中国在过去 150年所遭受屈辱相关，也与1989年之后中国所陷入了孤立状态有关，与1993年的申奥失败有关，可能也与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被轰炸有关。中国总有那种被别人承认的迫切愿望，不管是举办奥运会，还是加入WTO，它们既与我们自身的利益和理想相关，更多少是向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国家对事务的态度，和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待客之道差不多——我们要让客人吃好喝好，自己的孩子吃残羹剩饭也没关系。或许它也是一种安全的释放方式，对体育活动、爱国情绪的欢呼是一项不受限制的公共表达。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太孤单、脆弱，我们的勇气总是通过群体来表现。刘德华所唱的“让世界知道我是中国人”，既是多么自豪，又是多么脆弱，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所流露出的是克制，而不是这种情感夸张，而且他也不需要隐藏在13亿人其中。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吧，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不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多么出色，而是我们数量和规模上的庞大。
那天晚上，令许志永和他的朋友们鼓舞的是，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的七年时间里，可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黄金年代。中国的变化经常如此，它因为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内在的需要而改变。
那年的许志永28岁，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他之前的道路，像是中国很多上进的小镇青年的轨迹。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民权县，1990年入兰州大学法律系，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许是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和家庭教养所致，他对于弱势群体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寻求公正变成了他血液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喜欢行侠仗义的工作”，他这样解释选择以法律为业的原因。他期待通过法律的程序，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兴起——公众通过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学习如何捍卫自身的权利。
2001年—2003年，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时刻。申办奥运会、加入WTO，两代领导人的权力交接，突然到来的Sars危机，这些并存的因素，都帮助中国社会获得了暂时性的气氛松动，社会似乎发现了一种舆论力量和公众情绪，可以对抗无处不在、强大无比的政治权力。
许志永的个人声望也在这股情绪中达到了第一个高峰。2003年，他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这个莫名其妙葬送性命的广州大学生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的里程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媒体和公众力量挑战长期的行政法规。这一年，他还代理孙大午案，这位时年49岁的河北农民企业家，是政府权力侵占个人财产和权利的典型牺牲者，这一案件同样激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中国太复杂了，我们经常很难分清楚什么是表面的变化，什么又是实质性的变革。新闻记者们经常被这样的词汇“新政”、“转折点”所陶醉，却可能发现其实它只是那条宽阔、深沉的河流上一朵浪花，既非流向的改变，也非流速的减弱。我们放弃了道义与尊严，以换取物质富足和框架内的自由。这种富足和自由很快就演变成没原则的放纵，一场典型的公众的狂欢——人们争夺路易·威登的皮包、澳门的轮盘赌、桑拿房夜总会、15分钟电视名人，而同情心、社会正义、道德操守、信任网络，则像是一次性纸巾一样被丢弃了。这种社会气氛让我想起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在1981年的感慨：“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
我经常惊异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相似之处，历史的情绪与洞察力可以轻易地从1981年的阿根廷转移到2007年的中国。“在完全缺乏道义——其表现是以产生巨额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投资——的情况下，美国、加拿大、苏联、西德、法国和奥地利等国提供大量贷款，输出复杂技术，用来建造河坝、核工厂、汽车制造厂……”胡利奥·科塔萨尔写道，“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是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一样耸立者。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现的自由的基础，是一个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主义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科塔萨尔批评的是 “阿根廷模式”，它在1970年代开始实行，物质繁荣和政治稳定是建立尊严与个人权利压制的基础上，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赛的被视作这种模式的成功象征。
碰到许志永时，我为自己的一直以来的消极态度感到汗颜，我们年初才认识，之前一些人不断将我们两个人搞混（我们名字的发音太相似了），我一直好奇他是谁。甚至在吃了两顿饭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维权律师。他会给我描述他在遭遇地方警察围攻的经历，也会突然动情地说起他的那些当事人的辛酸而残酷的经历。我们像是盛了一半水的杯子的不同角度的观察者。我看到了政治权力的强大、金钱的腐蚀作用、盲目的公众欲望的兴起，怀疑那些被媒体反复报道的“进步”只是“表象的进步”，它随时可能进一步，退半步，甚至退两步。而他看到的则是一连串进步，即使暂时的低落，都被他视作下一次进步的开端，他也对于自己所采取的手段：“中国的法治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法律职业本来应该是一个保守的职业，但在中国成了引领公民权利的一个‘创新’的职业。这是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吧。”
他对于中国公民权利在过去半年中取得一连串成就，显出极度的兴奋。重庆的钉子户、太湖的污染、厦门的化工厂事件，像是公共诉求的胜利，人们借助互联网、手机短信，将散落的个体力量集中起来，最后取得了意外的结果。他也清楚，这些胜利也与政治气氛的变化相关。
距离2001年7月13日那场醉酒已经6年了，他对最初的判断与期待毫不怀疑。一个事件、一群人、一场运动，许志永相信社会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在卡瓦小镇的谈话时，我是逐渐感觉到空气里飘荡的那种希望的气息。它让我想起了《出类拔萃之辈》的那一段话：“尽管气候严寒，他们不像平日那样怨天尤人了。他们觉得参与了创造历史。旧的人退出去了，新的人进来了，而新的人物似乎是很有前途的、令人振奋的。”
我一直深信，像所有社会的转型期一样，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艰苦的工作，这一代与未来几代人，要将我们的热忱与精力投入到一场构建一个值得生活的好社会的过程。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为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来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了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而这个看似矛盾重重的社会，也为这几代人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舞台。他们提供希望、朝气、具体的行动，而不是悲观无力和嘲弄的腔调。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1890年—1920年间，美国如何在两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相对幸福、公正的社会，或是1976—2006年间，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年代的压抑、封闭，变成了开放、自由、富有创造力新国家，人们也会那些曾经压抑在贪婪、放纵、残忍的表象下掩藏着多么爱、友善、积极、宽容、希望的人性光芒。
（作者的邮件地址edmund.z.xu@gmail.com ,他最近的一本书是《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 2:42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