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02, 2009
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
2009年07月25日 南风窗
萧功秦
记得10年前，在戊戌变法100周年的时候，笔者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要特别警惕出现“急诊室效应”。
什么叫“急诊室效应”？当长期不改革，一个人变成危重病人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医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必须动大手术，不动手术这个人就要死了，因为病太重了。另一种意见说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动大手术，一动手术他就要死了。动手术也要死，不动手术也要死，两种意见都对，但这两种意见是一对悖论。
第一种我们叫做激进派医生，第二种叫保守派医生。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都无法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困难。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但从这10年的形势看来，笔者当时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心中怎不怅然？
由于存在较多社会不公问题，动不了手来解决，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对立情绪严重。现在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两年，受经济情况影响，政府陷入两难之中。一个邓玉娇案最后变成一件影响力巨大的事件。如果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对公民社会的发育多加关注和引导的话，问题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要承认公民社会，首先出现的会是对立性组织，但是不走这条路的话，又很危险。这是一个两难。另一个两难是政府对官员的约束能力非常弱，第三者又发挥不出多大作用。
笔者和“危机派”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说，这些年发展还是不错的，国家的力量和组织能力还很强，中产阶级发展也比较快，整体上谁也不希望大乱，民工也不希望乱。没有谁希望成为绝望阶层，这是个好事情，说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识还是存在的。适当进行政府改革，把严重的问题缓解下来，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小船好调头，大船很难掉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充分理解它的困难，给政府更多的时间。说实在话，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苏联模式的代价太大了，事实证明，苏联解体之后，社会没有因为建立民主政治就安定下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地方“苏丹化”
笔者始终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是，县一级的公、检、法的经费完全是地方供给的，也就是把地方的公、检、法完全置于县政府的手里，一直没有分开。
这是一种最落后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都知道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巡按使、监察使这些巡视地方、监察地方的官员，其官薪和任免都掌握在朝廷手里，它是一个垂直的系统，和地方完全没有关系，才能够超越地方利益，发出正确信息，进行有效监督。古人早就注意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能解决？为什么难度就那么大呢？而且要改变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地方遭到的反对声音就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觉得，自己掌握这个权力实在太重要了。
这是很明显的，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他要干一件坏事情，他会找黑社会去做，因为黑社会有求于他，黑社会搞砸了，他让公安去解决，公安解决不了，让检察院解决，检察院解决不了，让法院去解决。他有四道关口，这是多么大的安全系数。实在解决不了，他下面还有保底，上面还有保护人。这种结构可称作“比附网结构”。公检法成了“比附网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笔者记得，改革初期中央领导已经注意过这个现象。有一位领导人说，我们县委里面近亲繁殖现象已经很严重了，有个笑话说，县委开会，一个常委说，“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见。”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30年了都没有解决，反而盘根错节，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地方“苏丹化”现象。
“苏丹化政权”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指政权的权力运作是任意的，官员把自己的管理范围当作私产，利用一种朋党的方法进行统治，形成比附网结构来自我保护，从而导致非法行为的收益极大、成本极低、风险极小。这种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更加明显，因为它的机会更多。解决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多国家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比如法治约束、公民社会、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但在中国都不具备。目前我们正在受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困扰，反而形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
一个生意人曾对笔者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是历史上最好的官员，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现在官员想的都是招商引资，想的是把企业拉过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他说共产党执政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是多么好的事情。整个行政部门完全动员起来了，要见一个县委书记，当天就可以见。笔者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台商跟我说，中共搞起经济来，也像野战军一样，联合办公，图章一气敲过来，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怪不得经济发展这么快。
这当然也是两面刃。因为高效率的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权力很大，效率很高，干好事容易，制度跟不上的时候，人皆有之的幽暗面、自私心就有很大空间自行其是。但还是有机会保证效率的同时限制其负面效应。比如资产评估权，如果能够公开，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明明是3000万的矿山，你100万就卖给人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公开的环境，根本拿不出这个方案来。现实中却“大呼隆”，一下子开放资产评估权，马上就造成大量的腐败。一窝蜂，不这么干的倒成了傻瓜。
几年以前，笔者碰到一个大老板，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国有资产评估然后卖给我们，实在太便宜了。他拿到这些好处，当然要分给那些官员。当时的决策显然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必然要走到这条路上来。当时有机会做得更好，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大跃进”，不要一下子铺开来。
在一个公民社会或者说传统的市民社会极度缺乏的环境里面，市场经济将会极大地刺激地方保护网的形成。现在改革的难度真的很大。
“白老鼠过迷宫”
在常态下，官僚文化的特点是喜欢平庸。官僚对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它是秩序的建构者和执行者，我们那么需要秩序，所以官僚不可缺少。
但是中国处在过渡时期，又需要一种创新精神。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官僚某种意义上有一种特殊的反淘汰机制。其特点就是要把有棱角的人去掉。所谓的官僚病，就是指它喜欢平庸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创新的时候，官僚文化难以提供这种创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绝地反击的时候，官僚体制才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人物，但那个时代一过去，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任何转型都是不完美的。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出现一个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事故高发地段”。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都是它们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但是它们都解决了。中国也应该从历史上看到信心，以试错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制度不能靠在头脑里凭空设计，制度设计是一个试错的结果，笔者比喻为“白老鼠过迷宫”。白老鼠要走出迷宫，它的智慧是不够的，它的信息也是不够的，它不是预先设计出一个最佳的走出迷宫的道路，它是在不断的碰撞当中，找到一条走出迷宫的道路。这就是试错。
中国的政府应该特别容忍有试错的机会，通过试错来解决问题。不允许试错是不可能凭空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关键是试错的机制要发达；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弹性的考虑，而不是用简单的一刀切的办法来限制别人。
但眼下试错的动力在递减。改革之初，两个劳动力的工分还不如一个鸡蛋，已经走上了一条绝路，那时候的改革是绝地反击。而今天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的动力在递减，加上社会渐入小康，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民间力量参与政治进程、推动改革的能力也在递减。
中国的老百姓从小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熏陶，没有懂得谈判的可能性，一旦和政府发生对立，就是你死我活，逼得政府没有退路，不得不用强制手段，越强制反而越强化民众的道义感。为什么多年来就这样？因为你没有试错机制，意识形态创新能力薄弱，没有任何新的话语。
找回常识理性
笔者提倡一种常识理性和世俗理性，也即超越意识形态的、超越教条的思考方式，它追求一种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以达到一个有效的目标。常识理性能让人们摆脱愤青情结，形成健康的民间制衡力量。一旦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就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制约。
这种常识理性是中国所缺乏的。包括现在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当中，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影子。后者假定西方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之所以搞不好，就是没有按这个制度办事，把这个制度变成了一种信仰。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是怎么产生的，它需要哪些条件，为什么落后国家实施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都不考虑。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意识形态思维。前者的问题同样严重。
重新梳理100年来的历史需要常识理性。为什么清末新政失败？为什么立宪运动失败？为什么辛亥革命失败？为什么袁世凯的威权政治一度能够保证社会秩序，最后还是失去了控制？为什么红色革命一度那么具有凝聚力，最后会走向极左的道路？根据当时的条件、环境，从常识理性去梳理这些问题，这种梳理反过来有利于理解中国当代问题。
理解现实问题也需要常识理性的帮助，不要走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圈。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重建公民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所有的国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间的社会组织，民众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受到规范，由这个中间组织来和官府进行谈判。在中国古代，有宗法组织、有士绅阶层，在近代有公民社会，有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都是有一个中间组织。
中国当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1949年之后，所有的中间组织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民众生活在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里面，没有一个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为什么没有跟上来呢？可能政府害怕这个东西形成对抗政府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发生问题，政府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个体。这种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力量的诱导，就会走向对抗。
这就是笔者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形。中国要避免民粹主义的前景，眼下比较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获得民主的经验，才能够在未来的政治生活当中，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公民社会的发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正面意义。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时，很多公益组织都存在并且有效地运作了。政府对此还有很多疑虑，但砍掉有形的组织，砍不掉无形的东西。不让它存在，黑社会和地下宗教组织就会来接管、整合这种力量。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很严重的问题。 ¶ 1:32 AM
萧功秦
记得10年前，在戊戌变法100周年的时候，笔者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要特别警惕出现“急诊室效应”。
什么叫“急诊室效应”？当长期不改革，一个人变成危重病人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医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必须动大手术，不动手术这个人就要死了，因为病太重了。另一种意见说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动大手术，一动手术他就要死了。动手术也要死，不动手术也要死，两种意见都对，但这两种意见是一对悖论。
第一种我们叫做激进派医生，第二种叫保守派医生。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都无法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困难。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但从这10年的形势看来，笔者当时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心中怎不怅然？
由于存在较多社会不公问题，动不了手来解决，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对立情绪严重。现在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两年，受经济情况影响，政府陷入两难之中。一个邓玉娇案最后变成一件影响力巨大的事件。如果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对公民社会的发育多加关注和引导的话，问题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要承认公民社会，首先出现的会是对立性组织，但是不走这条路的话，又很危险。这是一个两难。另一个两难是政府对官员的约束能力非常弱，第三者又发挥不出多大作用。
笔者和“危机派”的观点还是有差异的。总的来说，这些年发展还是不错的，国家的力量和组织能力还很强，中产阶级发展也比较快，整体上谁也不希望大乱，民工也不希望乱。没有谁希望成为绝望阶层，这是个好事情，说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识还是存在的。适当进行政府改革，把严重的问题缓解下来，还是有可能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小船好调头，大船很难掉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充分理解它的困难，给政府更多的时间。说实在话，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苏联模式的代价太大了，事实证明，苏联解体之后，社会没有因为建立民主政治就安定下来，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地方“苏丹化”
笔者始终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是，县一级的公、检、法的经费完全是地方供给的，也就是把地方的公、检、法完全置于县政府的手里，一直没有分开。
这是一种最落后的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都知道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巡按使、监察使这些巡视地方、监察地方的官员，其官薪和任免都掌握在朝廷手里，它是一个垂直的系统，和地方完全没有关系，才能够超越地方利益，发出正确信息，进行有效监督。古人早就注意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能解决？为什么难度就那么大呢？而且要改变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地方遭到的反对声音就越来越大，地方政府觉得，自己掌握这个权力实在太重要了。
这是很明显的，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他要干一件坏事情，他会找黑社会去做，因为黑社会有求于他，黑社会搞砸了，他让公安去解决，公安解决不了，让检察院解决，检察院解决不了，让法院去解决。他有四道关口，这是多么大的安全系数。实在解决不了，他下面还有保底，上面还有保护人。这种结构可称作“比附网结构”。公检法成了“比附网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笔者记得，改革初期中央领导已经注意过这个现象。有一位领导人说，我们县委里面近亲繁殖现象已经很严重了，有个笑话说，县委开会，一个常委说，“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见。”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30年了都没有解决，反而盘根错节，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地方“苏丹化”现象。
“苏丹化政权”是一个政治学术语，指政权的权力运作是任意的，官员把自己的管理范围当作私产，利用一种朋党的方法进行统治，形成比附网结构来自我保护，从而导致非法行为的收益极大、成本极低、风险极小。这种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更加明显，因为它的机会更多。解决这种情况，在西方很多国家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比如法治约束、公民社会、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但在中国都不具备。目前我们正在受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困扰，反而形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
一个生意人曾对笔者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员是历史上最好的官员，我问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现在官员想的都是招商引资，想的是把企业拉过去发展当地的经济，他说共产党执政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能够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是多么好的事情。整个行政部门完全动员起来了，要见一个县委书记，当天就可以见。笔者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台商跟我说，中共搞起经济来，也像野战军一样，联合办公，图章一气敲过来，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见的，怪不得经济发展这么快。
这当然也是两面刃。因为高效率的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谈判地位很低。权力很大，效率很高，干好事容易，制度跟不上的时候，人皆有之的幽暗面、自私心就有很大空间自行其是。但还是有机会保证效率的同时限制其负面效应。比如资产评估权，如果能够公开，可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明明是3000万的矿山，你100万就卖给人了，如果是一个比较公开的环境，根本拿不出这个方案来。现实中却“大呼隆”，一下子开放资产评估权，马上就造成大量的腐败。一窝蜂，不这么干的倒成了傻瓜。
几年以前，笔者碰到一个大老板，他说，我都不好意思，国有资产评估然后卖给我们，实在太便宜了。他拿到这些好处，当然要分给那些官员。当时的决策显然有问题，其实并不是必然要走到这条路上来。当时有机会做得更好，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大跃进”，不要一下子铺开来。
在一个公民社会或者说传统的市民社会极度缺乏的环境里面，市场经济将会极大地刺激地方保护网的形成。现在改革的难度真的很大。
“白老鼠过迷宫”
在常态下，官僚文化的特点是喜欢平庸。官僚对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它是秩序的建构者和执行者，我们那么需要秩序，所以官僚不可缺少。
但是中国处在过渡时期，又需要一种创新精神。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官僚某种意义上有一种特殊的反淘汰机制。其特点就是要把有棱角的人去掉。所谓的官僚病，就是指它喜欢平庸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创新的时候，官僚文化难以提供这种创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绝地反击的时候，官僚体制才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人物，但那个时代一过去，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任何转型都是不完美的。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出现一个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事故高发地段”。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都是它们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但是它们都解决了。中国也应该从历史上看到信心，以试错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制度不能靠在头脑里凭空设计，制度设计是一个试错的结果，笔者比喻为“白老鼠过迷宫”。白老鼠要走出迷宫，它的智慧是不够的，它的信息也是不够的，它不是预先设计出一个最佳的走出迷宫的道路，它是在不断的碰撞当中，找到一条走出迷宫的道路。这就是试错。
中国的政府应该特别容忍有试错的机会，通过试错来解决问题。不允许试错是不可能凭空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关键是试错的机制要发达；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弹性的考虑，而不是用简单的一刀切的办法来限制别人。
但眼下试错的动力在递减。改革之初，两个劳动力的工分还不如一个鸡蛋，已经走上了一条绝路，那时候的改革是绝地反击。而今天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的动力在递减，加上社会渐入小康，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民间力量参与政治进程、推动改革的能力也在递减。
中国的老百姓从小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熏陶，没有懂得谈判的可能性，一旦和政府发生对立，就是你死我活，逼得政府没有退路，不得不用强制手段，越强制反而越强化民众的道义感。为什么多年来就这样？因为你没有试错机制，意识形态创新能力薄弱，没有任何新的话语。
找回常识理性
笔者提倡一种常识理性和世俗理性，也即超越意识形态的、超越教条的思考方式，它追求一种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以达到一个有效的目标。常识理性能让人们摆脱愤青情结，形成健康的民间制衡力量。一旦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就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制约。
这种常识理性是中国所缺乏的。包括现在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当中，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影子。后者假定西方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之所以搞不好，就是没有按这个制度办事，把这个制度变成了一种信仰。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是怎么产生的，它需要哪些条件，为什么落后国家实施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都不考虑。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意识形态思维。前者的问题同样严重。
重新梳理100年来的历史需要常识理性。为什么清末新政失败？为什么立宪运动失败？为什么辛亥革命失败？为什么袁世凯的威权政治一度能够保证社会秩序，最后还是失去了控制？为什么红色革命一度那么具有凝聚力，最后会走向极左的道路？根据当时的条件、环境，从常识理性去梳理这些问题，这种梳理反过来有利于理解中国当代问题。
理解现实问题也需要常识理性的帮助，不要走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怪圈。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重建公民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所有的国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间的社会组织，民众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受到规范，由这个中间组织来和官府进行谈判。在中国古代，有宗法组织、有士绅阶层，在近代有公民社会，有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都是有一个中间组织。
中国当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1949年之后，所有的中间组织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民众生活在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里面，没有一个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为什么没有跟上来呢？可能政府害怕这个东西形成对抗政府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发生问题，政府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个体。这种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力量的诱导，就会走向对抗。
这就是笔者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形。中国要避免民粹主义的前景，眼下比较好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获得民主的经验，才能够在未来的政治生活当中，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公民社会的发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正面意义。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时，很多公益组织都存在并且有效地运作了。政府对此还有很多疑虑，但砍掉有形的组织，砍不掉无形的东西。不让它存在，黑社会和地下宗教组织就会来接管、整合这种力量。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很严重的问题。 ¶ 1:32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