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鸣:晚清“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 反政府势力泛起
2010-10-30 19:33 作者:曾鸣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1869-1871,广东,两位商人和他们的助手。左边的商人身穿当时只有王公贵族才穿的貂皮大衣。图/fotoe)
(1870年前后,上海,吸食鸦片的人。此为摆拍的照片,当中表现了当时中国人吸鸦片的几种方式。图/fotoe)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除了“官”之外,就是“民”了。所谓“民”,就是“士”、“农”、“工”、“商”,由他们组成传统“四民”社会。其中,“士”为“四民”之首。
清帝国晚期,“士”失其位,“四民”社会秩序逐渐解体,劣绅、绅商、学生、无产者等新的社会群体纷纷出现。尤其,传统“别于四民之外”的“兵”,开始向社会权势中心地位崛起。从传统的各种会党游兵,到大规模的造反之兵,到曾国藩时期的“绅军”和“军绅”,再到新式军事学校之学生和士兵等等,以至于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干脆以“兵”换“士”,而以“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新的基本构成。
事情的发展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国际汉学大师费正清也指出,甲午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及至辛亥首义,更是在清朝武昌新军中打响的。
以“民权”的名义,士绅走上反清道路 士绅的特权 如果你是清朝110万名士绅中的一员,那么,你不说,我也能看出来。
是的,你彬彬有礼,饱读诗书,但我从外貌上也能认出你来。你一般穿着长袍,留着长指甲--就像孔乙己力图成为的那样。除此以外,你要是生员,你冠帽上还可以别一枚纯银簪,你要是举人或进士,你可以戴纯金簪。要是你不仅是进士还当了官,那我也知道那金簪上面的更多名堂,比如添点花纹,上镶宝石中嵌珍珠……
你有特权。犯了事,县官办不了你--你被处置之前,首先要被褫夺绅衔,而县官又干不了这个,因为你在组织关系中是本省学政的人,而学政可与总督、巡抚分庭抗礼;其次,你不用劳役……每年交税,你总能想方设法少交一些。
你走到今天这步并不容易,要像练级打怪一样逐层考试:每三年两次的童试通过了,是“秀才”,成为“低级士绅”;乡试通过了,是举人;再连会试都通过,好,牛逼,你是进士了。全国年均新进士的人数不到三百,一旦中选,是绝对的成功人士。
进士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但考了一辈子什么也考不上的人也是有的。曾国藩的爸爸就到43岁才考上秀才,然后他就把希望交给儿子去了。这种希望是社会流动的最大可能性,是穷人不造反就能改变命运的稻草。有37.2%的进士,祖上三代都是文盲。
你是绅,不是官,但是比官还重要。那会儿一个州县人口在20万上下,可一个县的官,连20人都不到。由于“回避法”,这官肯定还不是本地人,所以,他全得靠你,你是官府和百姓之间的中间人。你在地方上的责任重大,邻里之间闹事打架了你得劝,集资修路造桥疏通河道修缮庙宇,都交给你。
赶上灾荒,你要开粥铺赈灾,赶上兵灾,你得组织乡勇率队赴敌。还有,你有文化,私塾的捐资和地方志的编纂什么的啊,也都拜托你。你还是道德楷模,要组织村民进行思想学习,主要是传诵康熙皇帝的“钦颁十六条上谕”--“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第二条,笃宗族以昭雍睦……”记住了,每个月念两次。
如果说州县官代表正式的权力,那你就代表非正式的权力。你是地方唯一有力量的集团,也是国家最重要的集团。你知道有人怎么称呼中国吗?“士绅国家”。就如清末民初时贤熊希龄所说:“绅为人民之代表。”在近代中国“民权”倡行之初,“绅权”是最实在的内容。
士绅的出走 你住在乡里,田园牧歌是农业社会的正道。但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也是一种趋势,毕竟城里文化高雅,又热闹。你一般在城里有另一套房,两头走,城里饥荒时你就下乡,乡里闹兵灾你就进城。
19世纪中期,发生一桩大事,加速了你去城里的步伐。就是太平天国起义,那仗打起来看上去是没完没了。你渐渐在城里头不回来。你的出走对农村造成了深刻影响:乡村学堂少了资助;农业没士绅关心了;每个月两次的思想教育也没人干了,传统礼教,渐渐崩坏。阿Q这样的人物再调戏吴妈,就没人主持公道。
你走了以后最麻烦的事情在于,乡里没有社会领袖。被你抛弃的农村社会失去了和官府联系的中介,农民兄弟们又不会写字,再没有人以书写的方式来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农民的生活一旦陷入绝境,留给他们的出路就只剩下一条:造反。大清的统治基础--乡村社会,动摇了。
在你离开以后,你和那些你曾经庇护的乡民都发生了变化。你成了劣绅、军阀、资产阶级,或者地主寡头;他成了贫民、无产阶级、流民……你们在历史的岔口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绅民冲突”出现了:1904年,广东阳山民众提出了“抗官杀绅”口号,1910年广西全州民变时打出“官逼民反,绅逼民死”的旗号。在你们再次认识并和解之前,社会的秩序是缺失的。
所以,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城市起义,它的母亲其实是农村。正是农村共同体的松散,社会发生了空前变化,导致这个古老的农业帝国转而向西方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新的技术。
士绅的背叛 也有的士绅仍然留在乡间,还是在读书和做学问。但作为读书人的士绅也在起变化。
1905年,朝廷废科举,士绅开始走向新式学堂或者留洋。清政府本来希望你们在学习了新知识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能够热爱并维护旧体制。不幸的是,你们走向了反面。如史家余英时所说,“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
1905年7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出席的70来个人全部都是留学生。这一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一万人,他们大多成了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反清运动的核心人物。
国内的情况则是:1911年朝廷完蛋的时候,有现代学校87272所,学生近三百万。新式学校除了传统纲常,还强调集体努力和纪律,这让学生认识到自身力量和集体行动的威力。于是,学生们学会罢课和抗议,在辛亥革命中冲劲十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消亡中的士绅集团也对清政府不利。在士绅不再作为传统的特殊集团把持社会后,士绅们和朝廷不再因为支持同一种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而团结在一起了。1909年,各地咨议局经选举成立,咨议员中有89%的人是有旧功名的,以至于“兴民权”变成了“兴绅权”。
按道理,“士绅”变成“权绅”,是对朝廷最保险的情况,谁知道他们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跑到北京去请愿,要朝廷速开国会。当局部分妥协,宣布将预备立宪从9年缩短为6年,接着,他们再次触怒士绅:新成立内阁中11个部长只有4个汉族人……多为汉人的老派士绅遂也成为了他们的反对者。
几场叛乱,农民死亡七千万之众 农民的传统 如果你是清朝的农民,我祝你生在雍正年间或者乾隆年间的上半叶(1723-1775)。据法国史学家谢和耐称,这会儿你能比法国路易十五时期(1715-1774)的农民过得滋润。
首先,你吃的不错。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农业革命。红薯、落花生、高粱、玉米从美洲被引进,一年四季,它们都能在贫瘠干旱的地里种出来;康熙皇帝1712年免去丁税(人口税),你每年能省下8到9两银子,余钱很可能比法国农民要多一点。最后,那会你受教育的权利也较好,读好了书能当官,不像法国政权都被贵族把持。
你当然知道皇帝,但他对于你只是一个符号。你若不去赶考或造反,村镇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热爱赶集。一个健康的农民,几年的时间一般会赶千把次集。你们去那里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参加庙会,逛灯市,或者去找媒婆以物色外村的老婆。
太平年代里,子孙绕膝是件幸福的事情。从16世纪引进红薯那些美洲作物开始,到1800年,中国的人口从一亿半增长到三亿,人口密度明显高过同时期的欧洲。可是祸兮福所倚,中国古代在财产继承上通行诸子平分,子孙一多,田土就不够,危机遂慢慢出现。1661年到1766年,全国耕地只从5.49亿亩增加到7.41亿亩--人口翻番了,田土的增长不给力啊,连一半都不到。
从此往后,除了头发,你的生活里就很难再找出长过法国农民的东西了。
农民的破产与农村的瓦解 当人口的压力超过了土地能够承受的范畴时,好日子就到了尽头。1799年,乾隆眼看着要跨世纪的时候驾崩了,留给嘉庆一个和珅和三亿子民。嘉庆赐死了和珅,却拿吏治的败坏没法,他更加不能解决人口的压力。
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时除了移民,死一批人在所难免。1796年,白莲教造反,成为清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三合会暴动和苗民造反什么的都来了,嘉庆皇帝治下的25年间国无宁日。
这么着,进入19世纪了。鸦片开始影响农民的生活。千万不要以为你不抽这东西,它就和你没有关系。
抽鸦片要花钱,虽然不花你的钱,但一个客观事实是,1828年到1836年,鸦片贸易导致3800万两白银外流。再加上其他原因,银价开始上涨,铜钱跟着贬值。农民手里差不多全是铜钱哇,交税时一换成银子,立马亏死。1820年,一两白银值1000铜币,到1845年,就值1600铜币了,再往后,还创下过1∶2400的新高。这25年间,就算政府不多收一分钱税,你的负担也增加了至少60%。
朝廷决定打仗,当然打输了。签下的《南京条约》又跟你有何联系呢?上海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过去。从1845年到1858年,广州茶叶出口量从7600万斤降到了2400万斤。茶农、船民、贩夫纷纷破产。
1850年,太平军起义了,数万叛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失业的船民、贩夫。从此时到1878年,捻军、贵州苗族、云南回族、陕西甘肃回族、新疆回族纷纷叛乱。他们都由过不下去日子的贫民组成。这几场叛乱死亡的总人数约七千万之众。
大流血减轻了人口压力,农村的缺地问题得以缓解,而同治年间的农业税收也较太平军反叛前平均减少了30%,如此,到19世纪末以前,再没有农民骚乱。
平安里潜伏着新的危机:农村共同体继续松散,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他们在无家可归、无以为生后,半无产阶级产生了。1902年四川七八十县遭受旱灾,破产的饥民达几十万。农村传统的互助体系和政府的救济对此都无济于事,他们被乡村抛弃的时候也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网。保甲和乡约制度不能再约束他们,这些农村苦力、游民、乞丐,成为鸦片、赌博、卖淫等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并成为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的后备军。如三合会就主要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
在大量士绅和农民都离开农村后,传统社会体系就这样从上、下两个方面一起瓦解。不仅上层阶级经历了变化,一个边缘的平民阶层也戏剧出现:他们不受法律管辖,不受社会控制,不受秩序制约。这种力量又反过来对社会机构进行冲击,加速它的瓦解。
工人慢慢和民族主义先进词汇扯上关系 清朝的工人分两种:传统的手工业者和新兴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你是前者的可能性非常大。上海西南部的松江,有20万棉纺织工人;鄱阳湖东的景德镇,有好几万陶瓷工人;散布在长江流域的茶庄,雇工动辄达几百人。更多的手工业者是家庭个体户。事实上,大部分产棉区的纺纱和织布都是由个体户进行的。
鸦片战争前,手工业在对外贸易中所向披靡。1571年到1821年,欧洲从南美和墨西哥进口的4亿银圆,有一半花在了中国,全买了手工业产品。到19世纪80年代,手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手工业所向披靡。1880年后的二十年,中国变成了手工业产品的进口国,英美的棉织品和煤油横扫城市与乡村。由于印度、锡兰、日本茶叶的挑战,1887年时,中国八成的茶山被荒弃。
如果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手工业者,我祝愿你在火柴厂、肥皂厂、卷烟厂、玻璃厂或者丝织品厂做工,这是为数不多效益还算好的行业。千万不要辞职,找工作的人太多了--1912年,你的队伍已经增加到了1300万。哪来的?农村破产者。
产业工人是新鲜事物,鸦片战争后才出现,主要分布在广东和浙江,还有香港,那里洋人的造船厂和修理厂需要大量工人。1894年的时候产业工人只有10 万人,到了1912年也只有66万。产业工人很辛苦:每天吃一顿饭,工作11个小时,两周休一天。不过赚的还可以,1867年的江南制造局,工人收入是农民的四到八倍。
工人们没有任何权利,但是可以争取。在1900年到1910年,有案可查的罢工有47次,有时候为了更高的工资罢工,有时候则因为百日维新、义和团、抵制美货这样的事情。工人慢慢地和民族主义这些先进词汇扯上关系,但总的来说其人数还太少,力量还太弱,加上亲属,也不到全部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一。
“买办”与“绅商”步入“官洋夹道” 我想你不会是商人,你怎么愿意做一个清朝的商人呢?有钱不仅不是大爷,反而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士农工商,老末。只有外国人才羡慕你,比如马可·波罗,他说中国的城市是怎么熙熙攘攘的时候,对你的感情显然是正面的。
但你可以买个尊重。比如捐个功名,甚至捐个一官半职。在清代,有一半的官员,都是买来的。1890年以后,政府每年出售官爵的收入稳定在500万两左右,占总收入的4%。
其实,大家还是很愿意做一个商人的。原因很简单,人口在增长,科举名额却没有跟着增加。“弃儒就贾”出现了,社会上就已流行一种说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
到鸦片战争前后,你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并有了新身份。好听一点,叫“买办”,难听一点,叫“汉奸”。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就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人为“汉奸”。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林则徐轻蔑地对你的同伙--怡和行第五代人伍崇曜说:“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命,如此而已。”吓得伍老板向北京送了大批钱财,才捡回一条小命。
1895年,清朝输掉甲午战争之后,朝廷终于意识到国家需要实业,在政府鼓励之下,士绅从商的情况大增,陈璧、沈云沛、陆润庠及张謇都投入商人阵营。他们可都是进士出身,其中陆润庠和张謇还是状元。--甚至,连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是状元),也安排儿子和侄孙去从商。等到1900年,你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绅商”。
不过,绅商里,从事实业的并不多。直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全国做制造业和矿业的商人,也不过600人左右。但如果你以为做回传统的手工业商人更保险,那你就错了。
以纺织业为例:你的难题首先来自于筹措资金,日本企业能拿到充足的贷款,年利率3%,而中国银行要10%;然后,日本企业由于和轮船公司达成了协议,印度运来的原棉价格比你要低30%;最后,等这些资金和原料做成成品在中国销售时,日本产品还不用交厘金。结果就是,你的棉织品比日本要贵114%。
因此,你的特点出现了,你不仅要在商场上对抗外商,无能的政府也成为你反对的对象,因为它不能为你提供保护。你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管理租界、海关和制定关税,你们还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控制。
1905年到1911年,中国企业的资本在艰难中增加了两倍,一个属于你的阶级开始出现--资产阶级。而基于之前所叙的特点,在之后的立宪运动中,你始终采取了反政府的立场。
(参考资料: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过程中的农民意识的变迁》;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