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19, 2007
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三城记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6年9月14日 星期四
黄广宇坐在我对面，穿着短袖格子衬衫，神情看起来过分平静。我们有整整六年没见了，在大学时代的204宿舍里，他以如雷的鼾声著称。坐在他旁边的是管沣，8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在北大28楼那个阴暗的拐角处，他对我说，他要成为斯蒂夫·乔布斯和拉里·埃利森式的人物——富有且放荡不羁。
一开始，我们在牛车水的大排档里吃咖哩牛肉和夫妻肺片，喝虎牌啤酒。不远处是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记录了19世纪以来，中国人移居新加坡的历史。牛车水的马来名字叫“Kreta Ayer”，意思是“水车”，最初的居住者马来人每天用牛车在安祥山附近有一口井载水。 1828年，新加坡的奠基人莱佛士将牛车水划为华人居住区，像大多数人南洋的华人定居地一样，广东人与福建人是其中主宰。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牛车水街边的木屐匠、薄饼皮制造者、神像雕刻师、写信佬，这些传统的职业都已消失。除去博物馆里的陈列的旧黑白照片，码头上苦力与记帐员的雕像，我们的确难以找到昔日新加坡的风貌，那个由英国人，华人与马来人，印度人构成的渔村式的小地方，如今被玻璃幕墙、钢筋、混凝土和霓虹灯所建构与包围，金融家们躲藏在屏幕后面操作资金的流向。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它一直在和香港一直在争夺亚洲之都的称号。
“中国企业为何难以成为世界级的品牌？”六年未见之后，我们最初讨论的谈话竟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黄广宇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公司的一名年轻程序员。而管沣则是一名看起来已经饱经风霜的创业者，他2000年的dot-com风潮没有彻底落幕前，进入了IT业，正在开发3D产品，三年前，他从北京搬到了这里，在一套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的住宅里，吃饭、睡觉、编程序，一心要打开东南亚市场。
没有想到，新加坡成为同班同学最多的聚集地，95级微电子专业的22名同学，5名在新加坡在学习与工作过，剩下的几位仍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则在上海。
我们谈话的地点从牛车水，转移到了新加坡河旁的露天酒吧，河对岸正是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落脚点，此地充满了莱佛士的遗迹，他的雕像，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酒店、学校……殖民的色彩消退，却从未消失。
1819年开港的新加坡，1841年的香港，1842年的上海曾是东方与西方交汇只地，都曾期待自己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它们各自的命运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像是你追我赶的赛跑游戏，结局充满了意外的戏剧性。
它们喜欢用“双城记”来形容彼此关系。上海与香港所构成的是沿海中国走廊，一直到1949年之前，是中国新观念、新风尚、商业利润的中心。而1950年代之后，新加坡与香港则是另一个“双城记”，两个亚洲的殖民城市，身处强大邻居影响的焦虑之中，资源匮乏，却在短暂的三十年的时间里，跻身于全球最富有的城市。1970年2月，李光耀在香港大学的讲演中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10年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学习新加坡经验，而香港则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资金与观念的来源。
一觉醒来的上海，却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了，她曾经夸耀自己是远东的巴黎与纽约，从东京到马尼拉到雅加达都在追寻她的风尚，但现在，却想知道香港流行什么。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0万人口的新加坡却是10亿人的中国的摹仿对象——创造经济增长，并保持封闭政治与社会稳定。
“中国没有世界级的品牌”的讨论似乎轻易的就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牵扯到了一起。中国游客在新加坡的声誉不佳，一年前的《海峡时报》创造了“丑陋的中国游客”一词，因为经济奇迹而涌来的中国游客的一些习惯令本地人难以忍受，他们随地吐痰、 在公共场合嗓门大、不守秩序、卫生习惯不佳……
于是，我们三个在新加坡河旁的话题似乎又回到了100年前的年轻知识分子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上：中国人如何变得更富组织性，如何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作为单独的个人，中国人可以成为杰出人物，夸耀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但中国人却很少能够缔造具有扩张性和生命力的组织，商业公司不过是诸多组织形态中的一种。
新加坡是一个好的榜样吗？19世纪的那些为了躲避清帝国的崩溃而带来的社会动荡的福建与广东人逃到此地，他们的后代构成了今日新加坡人的主体，创造了今日的经济奇迹，李光耀正是客家人的后代。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干净、有秩序的城市之一，夜晚从机场到市区，在柔和的光线下，新加坡像是个漂亮的盆景。但谁都知道，新加坡人进行了一场浮士德的交易。直到几年前，在这里买一包口香糖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权利与它的物质成就不相匹配，李光耀甚至说，如果这世上有保姆国家，我们很高兴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繁荣岁月里，香港也是如此，权力交给英国人，华人专心赚取利润。
前往新加坡之前，我正在上海。这座一心要寻回昔日的荣耀的城市最热门的话题是“好男儿”的评选，和一桩牵扯政府官员的巨额的腐败案。上海既缺乏新加坡的高效、清廉的行政力量，又没有香港商业环境中的自由竞争的能量。今天的中国人，在进行着那场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他们经常抱怨的是，即使他们已经接受这笔交易，却仍没有一个稳定环境来安心完成这笔交易，不断有人赤裸裸的窃取他们的成果。“没有权力和关系，生意实在太难做了”，管沣抱怨说，他在国内的创业故事没有成为纳斯达克的中国概念股，他越来越不相信斯蒂夫·乔布斯式的传奇会发生在中国，他喜欢新加坡，即使这里生活沉闷、充满规矩与禁忌，但是，他觉得这里安全，一切可以预期。 ¶ 11:02 AM
2006年9月14日 星期四
新加坡、香港和上海都曾期待自己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它们各自的命运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像是你追我赶的赛跑游戏，结局充满了意外的戏剧性。
黄广宇坐在我对面，穿着短袖格子衬衫，神情看起来过分平静。我们有整整六年没见了，在大学时代的204宿舍里，他以如雷的鼾声著称。坐在他旁边的是管沣，8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在北大28楼那个阴暗的拐角处，他对我说，他要成为斯蒂夫·乔布斯和拉里·埃利森式的人物——富有且放荡不羁。
一开始，我们在牛车水的大排档里吃咖哩牛肉和夫妻肺片，喝虎牌啤酒。不远处是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记录了19世纪以来，中国人移居新加坡的历史。牛车水的马来名字叫“Kreta Ayer”，意思是“水车”，最初的居住者马来人每天用牛车在安祥山附近有一口井载水。 1828年，新加坡的奠基人莱佛士将牛车水划为华人居住区，像大多数人南洋的华人定居地一样，广东人与福建人是其中主宰。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牛车水街边的木屐匠、薄饼皮制造者、神像雕刻师、写信佬，这些传统的职业都已消失。除去博物馆里的陈列的旧黑白照片，码头上苦力与记帐员的雕像，我们的确难以找到昔日新加坡的风貌，那个由英国人，华人与马来人，印度人构成的渔村式的小地方，如今被玻璃幕墙、钢筋、混凝土和霓虹灯所建构与包围，金融家们躲藏在屏幕后面操作资金的流向。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它一直在和香港一直在争夺亚洲之都的称号。
“中国企业为何难以成为世界级的品牌？”六年未见之后，我们最初讨论的谈话竟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黄广宇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公司的一名年轻程序员。而管沣则是一名看起来已经饱经风霜的创业者，他2000年的dot-com风潮没有彻底落幕前，进入了IT业，正在开发3D产品，三年前，他从北京搬到了这里，在一套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的住宅里，吃饭、睡觉、编程序，一心要打开东南亚市场。
没有想到，新加坡成为同班同学最多的聚集地，95级微电子专业的22名同学，5名在新加坡在学习与工作过，剩下的几位仍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则在上海。
我们谈话的地点从牛车水，转移到了新加坡河旁的露天酒吧，河对岸正是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落脚点，此地充满了莱佛士的遗迹，他的雕像，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酒店、学校……殖民的色彩消退，却从未消失。
1819年开港的新加坡，1841年的香港，1842年的上海曾是东方与西方交汇只地，都曾期待自己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它们各自的命运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像是你追我赶的赛跑游戏，结局充满了意外的戏剧性。
它们喜欢用“双城记”来形容彼此关系。上海与香港所构成的是沿海中国走廊，一直到1949年之前，是中国新观念、新风尚、商业利润的中心。而1950年代之后，新加坡与香港则是另一个“双城记”，两个亚洲的殖民城市，身处强大邻居影响的焦虑之中，资源匮乏，却在短暂的三十年的时间里，跻身于全球最富有的城市。1970年2月，李光耀在香港大学的讲演中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10年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学习新加坡经验，而香港则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资金与观念的来源。
一觉醒来的上海，却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了，她曾经夸耀自己是远东的巴黎与纽约，从东京到马尼拉到雅加达都在追寻她的风尚，但现在，却想知道香港流行什么。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0万人口的新加坡却是10亿人的中国的摹仿对象——创造经济增长，并保持封闭政治与社会稳定。
“中国没有世界级的品牌”的讨论似乎轻易的就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牵扯到了一起。中国游客在新加坡的声誉不佳，一年前的《海峡时报》创造了“丑陋的中国游客”一词，因为经济奇迹而涌来的中国游客的一些习惯令本地人难以忍受，他们随地吐痰、 在公共场合嗓门大、不守秩序、卫生习惯不佳……
于是，我们三个在新加坡河旁的话题似乎又回到了100年前的年轻知识分子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上：中国人如何变得更富组织性，如何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作为单独的个人，中国人可以成为杰出人物，夸耀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但中国人却很少能够缔造具有扩张性和生命力的组织，商业公司不过是诸多组织形态中的一种。
新加坡是一个好的榜样吗？19世纪的那些为了躲避清帝国的崩溃而带来的社会动荡的福建与广东人逃到此地，他们的后代构成了今日新加坡人的主体，创造了今日的经济奇迹，李光耀正是客家人的后代。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干净、有秩序的城市之一，夜晚从机场到市区，在柔和的光线下，新加坡像是个漂亮的盆景。但谁都知道，新加坡人进行了一场浮士德的交易。直到几年前，在这里买一包口香糖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权利与它的物质成就不相匹配，李光耀甚至说，如果这世上有保姆国家，我们很高兴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繁荣岁月里，香港也是如此，权力交给英国人，华人专心赚取利润。
前往新加坡之前，我正在上海。这座一心要寻回昔日的荣耀的城市最热门的话题是“好男儿”的评选，和一桩牵扯政府官员的巨额的腐败案。上海既缺乏新加坡的高效、清廉的行政力量，又没有香港商业环境中的自由竞争的能量。今天的中国人，在进行着那场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他们经常抱怨的是，即使他们已经接受这笔交易，却仍没有一个稳定环境来安心完成这笔交易，不断有人赤裸裸的窃取他们的成果。“没有权力和关系，生意实在太难做了”，管沣抱怨说，他在国内的创业故事没有成为纳斯达克的中国概念股，他越来越不相信斯蒂夫·乔布斯式的传奇会发生在中国，他喜欢新加坡，即使这里生活沉闷、充满规矩与禁忌，但是，他觉得这里安全，一切可以预期。 ¶ 11:02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