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October 04, 2007
緬甸危機：王光亞誤判形勢？
撰文 Bernt Berger，亚洲时报
2007/10/04, 週四
鎮壓緬甸和平示威者是在緬甸軍政府，但軍政權主要資助者之一的中國，某程度上也被視為緬甸暴力鎮壓的共犯。雖說中國對緬甸軍政府的直接影響有限，但北京在仰光確擁有相當的外交影響力。北京是否支持國際社會對緬甸軍政府的新制裁，很可能成為國際社會是否能夠左右影響當地局勢的關鍵。
中國當前對緬甸的立場，是由於它誤判了軍政權統治下的緬甸局勢，也誤判了它自身的國際角色。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最近在聯合國安理會承認緬甸存在問題，但同時表示，中國相信這些問題並未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而在當前局勢下，西方即使對緬甸政權作出新一輪制裁，也不會起作用。
王光亞的聲明並不奇怪。此前，中國也曾在1月反對安理會按美國提議，在會上討論緬甸人權問題。上周，美國和歐盟起草了一份聯合聲明，敦促中國、印度和東盟利用自身的影響力，支持緬甸人民提出的要求，即要求軍政權與被拘押的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舉行政治對話。然而，這一呼籲迄今仍未得到回應。
當下中國正努力塑造自身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但緬甸問題正日益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由於蘇丹爆發達富爾人道災難，中國已經因為與蘇丹政府走得太近而嚴重損害了自身形象。如今，北京又一次與製造人道危機的殘暴政權（緬甸）拉上關係。
雖說中國不是唯一與緬甸軍政權親近的國家，而且也不應為緬甸正在出現的危機承擔全部責任，但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因此要為任何已經採取或未能採取的行動，承擔間接責任。緬甸軍政權凌虐國民之舉令人髮指，也蔑視一切文明標準，北京應該儘快認識到問題的迫切性。
早在緬甸示者在五月走上街頭之前，仰光大街小巷就盛傳一場人民起義在醞釀中。與此同時，中國也在逐漸改變對緬甸的立場。例如，中國大使館網站在五月刊登一份聲明，批評緬甸軍政府在內比都（Naypyidaw）建立新首都，是鋪張浪費的行為。中國還提議美國和緬甸代表舉行幕後會談，以討論雙方緊張關係的發展新方向。
然而，面對緬甸當前的危機，中國又回到“不干涉別國內政”這一傳統立場上。北京這麼做，可以說不僅有損其國際形象，而且也浪費了一次影響緬甸領導人、樹立自己道義形象的寶貴機會。從全球層面來看，中國本來可以藉此機會，顯示自己是一個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大大提高自己的國際形象。而且，中國還可與地區競爭對手印度形成對比，因為印度迄今同樣是無視緬甸危機。
聯合國特使甘巴里（Ibrahim Gambari）往緬甸會晤軍政府和民主反對派，只是國際社會努力促使軍政府改弦易轍的第一步。
北京的決策者很清楚，由於中國與緬甸軍政權的經濟關係，這些年來由美國領導的制裁行動，一直效果不彰。經濟制裁的確沒有對緬甸軍政府產生重大影響，遭受嚴重打擊的，是那些本已貧窮的窮人和大眾。
在當前形勢下，外界只能旨望緬甸軍政府內部產出變化。中國可以利用其管道、聯繫和影響力，讓緬甸軍政權相信：現在是要改變的時候了。
面對緬甸問題，中國一直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只是強調說，政府和反對派都要保持克制，以確保穩定。然而，中國干涉緬甸內政，其實至少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了。
在冷戰期間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北京公開支持緬甸共產黨與政府作對。緬甸前軍事領導人奈溫（Ne Win）將軍1980年與中國和解，北京此後一直是緬甸歷屆軍政府的戰略盟友。
目前，中國在緬甸基礎設施、商業和自然資源領域有大量投資，也默許大量中國公民向緬甸移民。北京還向緬甸提供大量武器，因而擾亂了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導致該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向軍方轉移。中國的這種干涉政策，與西方在前殖民地維持影響力的方法並無不同。只要中國不改變政策，別人就會繼續指責中國推行新殖民主義。
在冷戰期間，“干涉”意味著破壞發展中世界小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但這種狹隘的意思，在今天已經過時。今天，西方和很多發展中國家都相信，社會權利是政治穩定和發展不可或缺的。事實上，如果不干涉流氓政權的內部事務，國際社會有可能會面臨人道災難和發展問題。堅持人權與發展並舉的政策，不僅是向殘暴政府施壓的一種方式，而且因其溢出效應，對維持全球安全也日益重要。
儘管如此，北京一直反對外界對緬甸的干涉，包括聯合國牽頭的多邊反應。北京之所以採取這種立場，是擔心國際社會樹立一個先例。觀察家指出，北京擔心要是有一天它無法應對內部日益增多的挑戰，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
然而，儘管中國的人權記錄也不光彩，但中共領導人採取務實的外交政策，因此沒有在國際社會淪落到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緬甸軍閥丹瑞（han Shwe）以及其他北京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流氓政權領導人的地步。在中國以外，沒有人認真提出過，要促進中國的政權更替，因此不管國際社會對緬甸軍閥採取什麼行動，都不可能成為未來對北京採取行動的先例。
中國最近表示，緬甸的近鄰，都沒有把緬甸最近的反政府示威看作是對地區穩定與安全的威脅。但早在緬甸軍閥鎮壓示威者之前，東盟一些成員已把緬甸看作是影響該組織國際地位提升的累贅而不是資產。
緬甸政權雖作出了一些外交姿態，但對東盟要求它改善人權、走向民主化的呼籲充耳不聞。東盟最近對緬甸政權的譴責說明，東盟成員國已對緬甸軍政權日益失去信心，並越來越擔心，在東盟日益重視規則之際，緬甸會破壞該組織追求規範化的努力。
如果中國要想證明它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超越單純與東盟地區政府維持良好的商業關係，那麼處理緬甸危機將是一塊試金石。然而，迄今的所有跡象顯示，中國的目標是維持緬甸的現狀，同時也再次證實了國際社會的看法：北京的外交政策，完全是為了追求狹隘的經濟利益。北京顯然擔心，國際社會對緬甸領導人施壓或該國政權更迭，都會傷害中國的經濟利益，特別是中國在緬甸能源等自然資源領域的利益。
冷戰結束後，緬甸領導人學會了打中國和印度這兩張戰略牌維持生存。緬甸領導人之所以能這麼做，是因為這兩個鄰居在爭奪緬甸的資源。如今的理想情景是，中印與西方一道，要求緬甸進行政治變革。如果中國現在在緬甸的政治變革進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日後緬甸民主政府把中國排除在貿易夥伴名單之外的可能性，也會低一些。
中國是緬甸的最大鄰居，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對該國前途發揮重大影響。一旦發生政權更替、軍政權被推翻，新政府在過渡期間，將會很好地利用中國的金融資源和技術知識。但如果緬甸新建立的是民主政府，相信它會歐美傾斜，而與此同時，中國將會遭受損失。
中國一直習慣上阻撓安理會通過制裁或干涉各種殘暴政權的決議，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的這種做法未必代表發展中世界的心聲。今天包括富國和窮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信奉民主、人權和良好政府等價值觀，因此隨時會譴責像緬甸這類時常踐踏這些理想的政權。這就是全球的現實情況，中國領導人沒有接受它，中國將會自食其果。
本文作者Bernt Berger是漢堡“和平與安全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同時也是“德國全球和區域研究學院”亞洲研究部的研究員。
譯者：晏陽
2007/10/04, 週四
鎮壓緬甸和平示威者是在緬甸軍政府，但軍政權主要資助者之一的中國，某程度上也被視為緬甸暴力鎮壓的共犯。雖說中國對緬甸軍政府的直接影響有限，但北京在仰光確擁有相當的外交影響力。北京是否支持國際社會對緬甸軍政府的新制裁，很可能成為國際社會是否能夠左右影響當地局勢的關鍵。
中國當前對緬甸的立場，是由於它誤判了軍政權統治下的緬甸局勢，也誤判了它自身的國際角色。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最近在聯合國安理會承認緬甸存在問題，但同時表示，中國相信這些問題並未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而在當前局勢下，西方即使對緬甸政權作出新一輪制裁，也不會起作用。
王光亞的聲明並不奇怪。此前，中國也曾在1月反對安理會按美國提議，在會上討論緬甸人權問題。上周，美國和歐盟起草了一份聯合聲明，敦促中國、印度和東盟利用自身的影響力，支持緬甸人民提出的要求，即要求軍政權與被拘押的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舉行政治對話。然而，這一呼籲迄今仍未得到回應。
當下中國正努力塑造自身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但緬甸問題正日益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由於蘇丹爆發達富爾人道災難，中國已經因為與蘇丹政府走得太近而嚴重損害了自身形象。如今，北京又一次與製造人道危機的殘暴政權（緬甸）拉上關係。
雖說中國不是唯一與緬甸軍政權親近的國家，而且也不應為緬甸正在出現的危機承擔全部責任，但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因此要為任何已經採取或未能採取的行動，承擔間接責任。緬甸軍政權凌虐國民之舉令人髮指，也蔑視一切文明標準，北京應該儘快認識到問題的迫切性。
早在緬甸示者在五月走上街頭之前，仰光大街小巷就盛傳一場人民起義在醞釀中。與此同時，中國也在逐漸改變對緬甸的立場。例如，中國大使館網站在五月刊登一份聲明，批評緬甸軍政府在內比都（Naypyidaw）建立新首都，是鋪張浪費的行為。中國還提議美國和緬甸代表舉行幕後會談，以討論雙方緊張關係的發展新方向。
然而，面對緬甸當前的危機，中國又回到“不干涉別國內政”這一傳統立場上。北京這麼做，可以說不僅有損其國際形象，而且也浪費了一次影響緬甸領導人、樹立自己道義形象的寶貴機會。從全球層面來看，中國本來可以藉此機會，顯示自己是一個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大大提高自己的國際形象。而且，中國還可與地區競爭對手印度形成對比，因為印度迄今同樣是無視緬甸危機。
聯合國特使甘巴里（Ibrahim Gambari）往緬甸會晤軍政府和民主反對派，只是國際社會努力促使軍政府改弦易轍的第一步。
北京的決策者很清楚，由於中國與緬甸軍政權的經濟關係，這些年來由美國領導的制裁行動，一直效果不彰。經濟制裁的確沒有對緬甸軍政府產生重大影響，遭受嚴重打擊的，是那些本已貧窮的窮人和大眾。
在當前形勢下，外界只能旨望緬甸軍政府內部產出變化。中國可以利用其管道、聯繫和影響力，讓緬甸軍政權相信：現在是要改變的時候了。
面對緬甸問題，中國一直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只是強調說，政府和反對派都要保持克制，以確保穩定。然而，中國干涉緬甸內政，其實至少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了。
在冷戰期間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北京公開支持緬甸共產黨與政府作對。緬甸前軍事領導人奈溫（Ne Win）將軍1980年與中國和解，北京此後一直是緬甸歷屆軍政府的戰略盟友。
目前，中國在緬甸基礎設施、商業和自然資源領域有大量投資，也默許大量中國公民向緬甸移民。北京還向緬甸提供大量武器，因而擾亂了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導致該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向軍方轉移。中國的這種干涉政策，與西方在前殖民地維持影響力的方法並無不同。只要中國不改變政策，別人就會繼續指責中國推行新殖民主義。
在冷戰期間，“干涉”意味著破壞發展中世界小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但這種狹隘的意思，在今天已經過時。今天，西方和很多發展中國家都相信，社會權利是政治穩定和發展不可或缺的。事實上，如果不干涉流氓政權的內部事務，國際社會有可能會面臨人道災難和發展問題。堅持人權與發展並舉的政策，不僅是向殘暴政府施壓的一種方式，而且因其溢出效應，對維持全球安全也日益重要。
儘管如此，北京一直反對外界對緬甸的干涉，包括聯合國牽頭的多邊反應。北京之所以採取這種立場，是擔心國際社會樹立一個先例。觀察家指出，北京擔心要是有一天它無法應對內部日益增多的挑戰，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
然而，儘管中國的人權記錄也不光彩，但中共領導人採取務實的外交政策，因此沒有在國際社會淪落到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緬甸軍閥丹瑞（han Shwe）以及其他北京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流氓政權領導人的地步。在中國以外，沒有人認真提出過，要促進中國的政權更替，因此不管國際社會對緬甸軍閥採取什麼行動，都不可能成為未來對北京採取行動的先例。
中國最近表示，緬甸的近鄰，都沒有把緬甸最近的反政府示威看作是對地區穩定與安全的威脅。但早在緬甸軍閥鎮壓示威者之前，東盟一些成員已把緬甸看作是影響該組織國際地位提升的累贅而不是資產。
緬甸政權雖作出了一些外交姿態，但對東盟要求它改善人權、走向民主化的呼籲充耳不聞。東盟最近對緬甸政權的譴責說明，東盟成員國已對緬甸軍政權日益失去信心，並越來越擔心，在東盟日益重視規則之際，緬甸會破壞該組織追求規範化的努力。
如果中國要想證明它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超越單純與東盟地區政府維持良好的商業關係，那麼處理緬甸危機將是一塊試金石。然而，迄今的所有跡象顯示，中國的目標是維持緬甸的現狀，同時也再次證實了國際社會的看法：北京的外交政策，完全是為了追求狹隘的經濟利益。北京顯然擔心，國際社會對緬甸領導人施壓或該國政權更迭，都會傷害中國的經濟利益，特別是中國在緬甸能源等自然資源領域的利益。
冷戰結束後，緬甸領導人學會了打中國和印度這兩張戰略牌維持生存。緬甸領導人之所以能這麼做，是因為這兩個鄰居在爭奪緬甸的資源。如今的理想情景是，中印與西方一道，要求緬甸進行政治變革。如果中國現在在緬甸的政治變革進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日後緬甸民主政府把中國排除在貿易夥伴名單之外的可能性，也會低一些。
中國是緬甸的最大鄰居，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對該國前途發揮重大影響。一旦發生政權更替、軍政權被推翻，新政府在過渡期間，將會很好地利用中國的金融資源和技術知識。但如果緬甸新建立的是民主政府，相信它會歐美傾斜，而與此同時，中國將會遭受損失。
中國一直習慣上阻撓安理會通過制裁或干涉各種殘暴政權的決議，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的這種做法未必代表發展中世界的心聲。今天包括富國和窮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信奉民主、人權和良好政府等價值觀，因此隨時會譴責像緬甸這類時常踐踏這些理想的政權。這就是全球的現實情況，中國領導人沒有接受它，中國將會自食其果。
本文作者Bernt Berger是漢堡“和平與安全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同時也是“德國全球和區域研究學院”亞洲研究部的研究員。
譯者：晏陽
Labels: Burma
¶ 1:23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