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ugust 24, 2006
一个中国人在越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6年8月24日 星期四
第一次进入越南时，邓伟文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他21岁，身高1.78米，有一张有点冷峻的长方形脸，在南方中国算得上高大英俊。他是一家广西省南宁市一家小型贸易公司的低级职员，每月挣100块人民币，一年前，他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专学院，在校期间他学习经济管理，却因烧得一手好菜、是一名半专业的拉丁舞蹈舞手而在同学中出名。
在广西的东兴县城，邓伟文坐着小船摇摇晃晃穿过北仑河，就到达了越南的芒街。尽管广西与越南接壤，但邓伟文对于越南的理解来自于零星的记忆。作为一名军医，他的父亲在1979年那场中越战争中，被抽调到前线。此外，即使在中越战争紧张的1980年代，南宁市也始终有着从事中越贸易的小型公司。
“中国的所有产品都很受欢迎，自行车、啤酒、运动鞋”，这是1990年初，越南政府仍处于1986年开始的“经济革新”的初期，它试图模仿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重组”，却仍未能将越南从匮乏中摆脱出来，邓伟文记得越南人尤其喜欢上海货。在1991年中越正式恢复邦交前，邓伟文的贸易公司必须小心谨防，来自中国的通行证只能在边境一带使用，如果要前往更远一点的海防市，他必须穿上越南人破旧衣服，脚上踏着拖鞋，在路过检查点时，还要压低头顶上绿色的兵帽。
作为一名反应灵活的青年，邓伟文的工作由两项组成。首先，他将中国的轻工产品运往越南，将橡胶等原料从越南运回中国；其次，他还是一名导游，对于一心要到国外看一看的人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越南，它都是外国，很多内地人愿意花上4000元，只为去越南逛一逛。邓伟文记得，那个时期，一块人民币相当于2800盾，当时的越南的币值很小，如果带上十几个人的团在越南北部呆上几天，他要用麻袋背着钱，他们都没听说过什么信用卡。
邓伟文目睹着越南一步一步的转变。当他1999年2月，成为中国的TCL公司最初的被派往越南四名高级职员时，他发现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产品已变成“价低质次”的代名词，昔日对于上海货的迷恋，变成了对中国品牌的怀疑。1992年之后在中国兴起的全民经商的浪潮，催生了大小不等、良莠不齐的公司，他们逃避了国营工厂的计划性，也丢弃了它们对于质量的基本要求。醒来的中国市场足够大，只要欺骗上几次，他们就可以赚到不少钱。这些廉价劣质的产品也源源不断的涌入越南，在那些小贸易商眼中，短期的获益是最重要的，他从不在乎败坏名声。
于是，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电视生产商之一，TCL的越南分公司却必须标榜自己是一家香港公司，拥有的是美国技术和日本零件。
尽管TCL认定自己的产品品质不错，并且价格上具有优势，邓伟文和同事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经败坏的中国产品形象的逆潮流。此刻的越南的家电市场，日本、韩国的公司拥有主导权。它们将二线产品销售到此地，赚取比本国高得多的利润。
城市居民宁可购买昂贵的日本与韩国彩电，这是每一个家庭中的重要开支。遍布在越南的山间农村成为TCL公司在越南的拓展的开始。越南缺乏全国性的交通建设，他们租借了汽车，在抵达一个乡村时经常已是深夜。在简陋的乡村旅社住上一晚，他们在第二天就一家又一家地演示给村里人看，TCL电视机的质量是可靠的。在第一个月里，他们只卖出了一百多台。推销的工作比他们想象更艰苦，一些顾客在购买之后听说TCL是中国产品，又纷纷要求退货，在一些深夜，工作人员的车在山间的道路上抛锚了，一些村民围了上来，他们语言不通，只能向总部打求救电话。
我在2006年8月见到邓伟文时，TCL越南公司的历史已达到了7年，邓伟文已经37岁，是分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的办公室里，悬挂了总公司颁发的“2004年最佳海外公司”的奖牌。在胡志明市的街头，混杂着三星、LG和本田的广告牌中，红色背景，只有TCL三个字母的简洁广告牌，相当醒目。在过去的一年中，TCL电视的销售额已增长到将近30万台，市场占有率仅次于三星公司，是TCL海外最成功的分公司。邓伟文说，TCL成功是逐步获得的，它在此推出了“三年保修、一年保换”的承诺，它为越南用户设计了更强信号接受能力的天线，保证在多雨的季节里，雷霹导致的损坏由TCL公司赔偿……
邓伟文也是胡志明市三年前成立的中国商会的副会长。距离1986年那场“经济革新”已经20年了，越南已变成了全球最令人瞩目的新兴市场之一，在经济增长率的表格上，过去的好几年里，它仅次于中国。越南人绝口不提1979年那场战争，去过中国的越南商人与知识分子，都盛赞中国政府的成就。但是，有一点却几乎没有改变，中国产品仍是质次价低的，尽管越南（当然全世界也是）充斥着中国货，人人却都对此心存怀疑，相信它用不了几天就会坏掉，还可能影响使用者的健康。
在过去的几年中，邓伟文还看到了中国公司试图拓展越南市场的努力。似乎总是一窝蜂的，有一个时刻，人们在谈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于是大家都试图将自己产品卖到海外，或者在越南设厂。在越南，它们延续的也是国内竞争策略，不断降低价格似乎是唯一的武器。三、四年前，河内市与胡志明市的大街小巷充斥着中国的摩托车，十几家中国的摩托车厂在此争夺市场。几年过去了，大部分厂家像潮水一样到来，也像潮水一样退却，获胜的是本田摩托车——越南人最信任的品牌。
TCL的成功算是中国公司的例外，甚至带有了某种偶然。一位中国商人说，它没有中文名字，TCL三个字母，在很多人心目中，它像是一家韩国公司。
在北仑河上，宽阔的友谊大桥连接着东兴与芒街，前者已升级为市，而后者则在1993年成为了越南第一个经济开发区。中国商贸城矗立在芒街离入境口不远的大道边，你在中国城镇熟悉的那种景象全部复制于此，一家接一家简陋的店铺连在一起，电风扇、电视机、瓷砖、运动服……所有的产品都堆积在那里，拥有一种单调的丰富。在河内市，中国的痕迹随处可见，中国的寺庙，汉字的标牌，电视里的中国肥皂剧，这里的文庙供奉着孔子像，他有一副典型的越南面孔。一些中国人也和我提到了这几年不断到来的中国商人，他们挺着肚子，吵吵嚷嚷，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越南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中国影响（或者阴影下）的国家，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是一个在西方世界面前有着深刻屈辱感的国家，我们总是想知道美国人、欧洲人怎么看我们。但是，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在今天的越南人眼中，中国的形象到底是何样？它的结果，可能令所有人不安。 ¶ 4:17 PM
2006年8月24日 星期四
第一次进入越南时，邓伟文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他21岁，身高1.78米，有一张有点冷峻的长方形脸，在南方中国算得上高大英俊。他是一家广西省南宁市一家小型贸易公司的低级职员，每月挣100块人民币，一年前，他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专学院，在校期间他学习经济管理，却因烧得一手好菜、是一名半专业的拉丁舞蹈舞手而在同学中出名。
在广西的东兴县城，邓伟文坐着小船摇摇晃晃穿过北仑河，就到达了越南的芒街。尽管广西与越南接壤，但邓伟文对于越南的理解来自于零星的记忆。作为一名军医，他的父亲在1979年那场中越战争中，被抽调到前线。此外，即使在中越战争紧张的1980年代，南宁市也始终有着从事中越贸易的小型公司。
“中国的所有产品都很受欢迎，自行车、啤酒、运动鞋”，这是1990年初，越南政府仍处于1986年开始的“经济革新”的初期，它试图模仿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重组”，却仍未能将越南从匮乏中摆脱出来，邓伟文记得越南人尤其喜欢上海货。在1991年中越正式恢复邦交前，邓伟文的贸易公司必须小心谨防，来自中国的通行证只能在边境一带使用，如果要前往更远一点的海防市，他必须穿上越南人破旧衣服，脚上踏着拖鞋，在路过检查点时，还要压低头顶上绿色的兵帽。
作为一名反应灵活的青年，邓伟文的工作由两项组成。首先，他将中国的轻工产品运往越南，将橡胶等原料从越南运回中国；其次，他还是一名导游，对于一心要到国外看一看的人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越南，它都是外国，很多内地人愿意花上4000元，只为去越南逛一逛。邓伟文记得，那个时期，一块人民币相当于2800盾，当时的越南的币值很小，如果带上十几个人的团在越南北部呆上几天，他要用麻袋背着钱，他们都没听说过什么信用卡。
邓伟文目睹着越南一步一步的转变。当他1999年2月，成为中国的TCL公司最初的被派往越南四名高级职员时，他发现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产品已变成“价低质次”的代名词，昔日对于上海货的迷恋，变成了对中国品牌的怀疑。1992年之后在中国兴起的全民经商的浪潮，催生了大小不等、良莠不齐的公司，他们逃避了国营工厂的计划性，也丢弃了它们对于质量的基本要求。醒来的中国市场足够大，只要欺骗上几次，他们就可以赚到不少钱。这些廉价劣质的产品也源源不断的涌入越南，在那些小贸易商眼中，短期的获益是最重要的，他从不在乎败坏名声。
于是，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电视生产商之一，TCL的越南分公司却必须标榜自己是一家香港公司，拥有的是美国技术和日本零件。
尽管TCL认定自己的产品品质不错，并且价格上具有优势，邓伟文和同事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经败坏的中国产品形象的逆潮流。此刻的越南的家电市场，日本、韩国的公司拥有主导权。它们将二线产品销售到此地，赚取比本国高得多的利润。
城市居民宁可购买昂贵的日本与韩国彩电，这是每一个家庭中的重要开支。遍布在越南的山间农村成为TCL公司在越南的拓展的开始。越南缺乏全国性的交通建设，他们租借了汽车，在抵达一个乡村时经常已是深夜。在简陋的乡村旅社住上一晚，他们在第二天就一家又一家地演示给村里人看，TCL电视机的质量是可靠的。在第一个月里，他们只卖出了一百多台。推销的工作比他们想象更艰苦，一些顾客在购买之后听说TCL是中国产品，又纷纷要求退货，在一些深夜，工作人员的车在山间的道路上抛锚了，一些村民围了上来，他们语言不通，只能向总部打求救电话。
我在2006年8月见到邓伟文时，TCL越南公司的历史已达到了7年，邓伟文已经37岁，是分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的办公室里，悬挂了总公司颁发的“2004年最佳海外公司”的奖牌。在胡志明市的街头，混杂着三星、LG和本田的广告牌中，红色背景，只有TCL三个字母的简洁广告牌，相当醒目。在过去的一年中，TCL电视的销售额已增长到将近30万台，市场占有率仅次于三星公司，是TCL海外最成功的分公司。邓伟文说，TCL成功是逐步获得的，它在此推出了“三年保修、一年保换”的承诺，它为越南用户设计了更强信号接受能力的天线，保证在多雨的季节里，雷霹导致的损坏由TCL公司赔偿……
邓伟文也是胡志明市三年前成立的中国商会的副会长。距离1986年那场“经济革新”已经20年了，越南已变成了全球最令人瞩目的新兴市场之一，在经济增长率的表格上，过去的好几年里，它仅次于中国。越南人绝口不提1979年那场战争，去过中国的越南商人与知识分子，都盛赞中国政府的成就。但是，有一点却几乎没有改变，中国产品仍是质次价低的，尽管越南（当然全世界也是）充斥着中国货，人人却都对此心存怀疑，相信它用不了几天就会坏掉，还可能影响使用者的健康。
在过去的几年中，邓伟文还看到了中国公司试图拓展越南市场的努力。似乎总是一窝蜂的，有一个时刻，人们在谈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于是大家都试图将自己产品卖到海外，或者在越南设厂。在越南，它们延续的也是国内竞争策略，不断降低价格似乎是唯一的武器。三、四年前，河内市与胡志明市的大街小巷充斥着中国的摩托车，十几家中国的摩托车厂在此争夺市场。几年过去了，大部分厂家像潮水一样到来，也像潮水一样退却，获胜的是本田摩托车——越南人最信任的品牌。
TCL的成功算是中国公司的例外，甚至带有了某种偶然。一位中国商人说，它没有中文名字，TCL三个字母，在很多人心目中，它像是一家韩国公司。
在北仑河上，宽阔的友谊大桥连接着东兴与芒街，前者已升级为市，而后者则在1993年成为了越南第一个经济开发区。中国商贸城矗立在芒街离入境口不远的大道边，你在中国城镇熟悉的那种景象全部复制于此，一家接一家简陋的店铺连在一起，电风扇、电视机、瓷砖、运动服……所有的产品都堆积在那里，拥有一种单调的丰富。在河内市，中国的痕迹随处可见，中国的寺庙，汉字的标牌，电视里的中国肥皂剧，这里的文庙供奉着孔子像，他有一副典型的越南面孔。一些中国人也和我提到了这几年不断到来的中国商人，他们挺着肚子，吵吵嚷嚷，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越南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中国影响（或者阴影下）的国家，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是一个在西方世界面前有着深刻屈辱感的国家，我们总是想知道美国人、欧洲人怎么看我们。但是，我们从未认真考虑过，在今天的越南人眼中，中国的形象到底是何样？它的结果，可能令所有人不安。 ¶ 4:17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