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February 11, 2007
从中国春运谈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 )
2007年2月12日 星期一
春节又快到了，春运又开始忙起来了。
这两天上网，看到中国新闻网刊登的一张照片，照片说明这样写道：“2月10日，从北京开往重庆的T9次列车上，硬座车厢人满为患，夜晚车厢洗漱间挤满了没有座位的乘客以及行李。”
据中国媒体报道，仅仅在2月10日这一天，全国铁路客流量便达到370万人，全国民航客流量也达到53万人；仅仅在北京一地，这一天的铁路客流量就有24万人，上海铁路局更为繁忙，10日当天发送旅客63.8万人。
难怪列车洗漱间都挤满了人。
随着除夕夜的临近，未来几天的春运客流量肯定会更为“惊心动魄”。有关方面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1亿7千万人次，中国传媒称之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
都是人口流动惹的祸？
中国春运的种种画面，不过是把近30年来神州大地上规模日渐宏大、节奏日趋频密的内部大移民现象形象化、集中化罢了，当然，也把当代中国人口大流动所暗含的紧张和冲突给戏剧化、公开化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随着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日趋拉大，也随着官方户籍管制的日渐放松，中国出现了主要基于经济原因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流动人口迅猛增加，在过去10年里，流动人口大约增加了1倍，目前已经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接近1.5亿，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
其中少数农民工，再加上其他各类农民家庭出身的社会阶梯攀爬者，有幸成为“非农业人口”。官方数字称，过去七年来，中国每年平均新增城镇人口215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但绝大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尽管已经在城里工作、生活了许多年，但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中，他们仍然是“乡下人”。
在中国经济学家张曙光看来，恰恰是中国目前“只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准许人口自由迁徙”的做法，导致了每年春运火车站内万头攒动的“盛景”。
张曙光所定义的“人口自由迁徙”，就是指合法的长期迁居。他建议中国废除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户籍制度。“一旦允许农民工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定居，成家立业，很多人就不会再劳民伤财回老家过年，春运问题不解自消。” 张曙光如是说。
但是，在那些主张保留户籍制度的人眼中，春运期间火车超载的场面虽然不太可爱，但毕竟比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中遍布贫民窟、街头睡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的景象好得多。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曾经就取消户籍制度的利弊展开过一场网络讨论，一位反对取消户籍制度的网友这样写道：“取消户籍管理，会导致人群向发达地区流动，盲目的人群会呈放射状衍生于城市周遍，这样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市政建设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就业机会有限，找不到工作的家庭将比在原籍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对早先来到发达地区的已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也会有强烈的冲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就是很好的例证。上海刚刚消除的棚户区，不仅会在上海重新出现，同时也会在沿海地区蔓延。”
最近，北京决策研究基地课题组在《前线》杂志上撰文称，现有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外来人口的流入。如果马上取消户籍制度，人口流动会更加容易，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北京。因此，户籍制度不应马上取消，而应进一步规范户籍迁入制度，在积极引进急需人才的同时，限制户籍迁入人口过快增长。
一纸户口难捆大活人
然而，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即使不取消户籍制度，也无法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除非中国完全回到改革开放前那种连外地游客、出公差者进京都要单位开介绍信的计划经济时代。
例如，如今北京的餐饮业、美容美发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等行业基本上都被外地人和农民工包下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市政府有意识地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些有户口的北京市民的确需要外地人和农民工提供的廉价服务。仍然保留过时的户籍制度，并不会把已在北京的庞大外来人口吓跑，只会让北京成为一个不平等的双层社会：上层是有北京市户口的“一等公民”，下层是没有户口及其相应福利的“二等公民”。
计划经济时代除外，中国古今所有的历史都表明：仅仅靠一个户籍制度是很难把人捆住的。例如，明朝也曾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但亦未能把农民固定于一方土地之上。蔡美彪《中国通史》载：“明初对户口的管理，极为严格。无路引私渡关津，要从严治罪。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赋税的繁重，无地少食的农民被迫逃流外乡，寻求生路，被称为‘流民'或‘逃户'。荆襄一带是流民聚集最多的地区。成化时，这里的流民已达150万人以上。郧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延蔓数千里，山深地广，有大量空闲荒地，外地流民多来这里屯聚开垦，官府难以禁止。”
流民现象的背后自然是经济动因，或逃避战乱灾荒，或寻觅更佳生路，所以，尽管当时官府严令禁止，后世又被城里人讥为天性守旧、难舍故土，但中国农民为了生存，即使在小农经济时代，也不乏“闯关东”、“走西口”、“湖广填四川”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迁徙壮举。
人口自由迁居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农业社会欲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更需要鼓励、而非限制农民进城，这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包杰斯认为，就世界范围来说，如果世界各国敞开大门，任由移民进出，那么全世界的GDP将猛增25％。中国经济学家都阳也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 20％－25％是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所致。还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取消现行户籍制度，从而使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每年将会额外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两到三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性的人口自由迁居因国境的存在还无法完全实现，那么，无论是为了权利平等，还是为了经济发展，中国至少应该在自己国家境内废除导致城乡对立的户籍制度，充分实现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本国所有公民的迁徙自由。
废除户籍制度的利弊
然而，反对中国取消户籍制度的人并不全是维护城里人既得利益的特权主义者，也并非都不清楚或都不在乎人口自由迁徙可能带来的经济益处，他们主要的反对立论有二：“贫民窟论”和“社保论”，论证理由都很实际，摆出的困难也很真实：如果中国废除了户籍制度，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那种大城市贫民窟密布的情景在中国城市重演怎么办？如果中国取消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限，所有生活无着的进城农民申请目前只有城里人才能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怎么办？
反驳“贫民窟论”，似乎比较容易。其实，在法律上、字面上废除户籍制度之前，中国早已在具体操作上放宽了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的限制，外地人和农民工相对自由地进城打工，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并没有因此“长”出一片片蘑菇般的贫民窟，这大概是因为城市有关部门在具体操作上松中有严：控制外来人口，松；禁止违章建筑，严。我不相信，今后仅仅因为废除字面上的户口制度，贫民窟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城市中“冒”出。
不错，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完全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中国大城市的景观可能更像里约热内卢或孟买，而非更像纽约或伦敦，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去人为地压低大城市的物价、房价和其它生活成本，与此同时又严格禁止随地搭建简陋住房，如果中国政府的税收政策能够有效地调节企业的地域分布，使之不再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如果中国其它中小城市也能提供更多的谋生机会，展现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市场经济本身也具有自发调节流动人口去向的功能：大城市昂贵的生活费用，自然会迫使那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外乡人告别“伤心地”，另寻它地，另谋生路。
不过，反驳“社保论”，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国的城市户口簿，的确不是一纸简单的身份证明，它附带了许多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权利和福利，所以，保留户籍制度，也许会因此吓退一些有心却无胆进城冒险试试运气的农民。一旦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就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棘手的问题：既然全中国人都变得平等了，都可以自由地择地而居了，那么，他们是否也要给所有愿意进城的农民提供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和退休金？如果提供，那么，这种示范效应是否会诱使那些尚未进城、留守农村的农民大批涌入城市？
这的确是非常实际、非常现实的困境，主张废除户籍制度的人显然难以仅仅用平等原则和经济理由来说服反对者，在他们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之前，匆忙废除户籍制度，的确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弊端。
具体到最低生活保障金和退休金，在中国最终确立城乡合一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奢谈废除户籍制度，显然也是不成熟、不现实的空想。
网上一位中国网友说得好：“如果仅仅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改变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城乡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制度安排，这样的户籍改革恐怕只具有象征意义。”
其实，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弊，所有的政策选择都是衡量利弊：利大还是弊大？如果利大，那就值得兴利除弊：一方面审慎制定一套消除弊端的方案，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为最终实施改革措施开辟道路。
行文至此，我仍然认为，权衡利弊，中国的户籍改革还是利大于弊，而且利处远远不限于解决一年一度的春运瓶颈问题。 ¶ 11:59 PM
2007年2月12日 星期一
春节又快到了，春运又开始忙起来了。
这两天上网，看到中国新闻网刊登的一张照片，照片说明这样写道：“2月10日，从北京开往重庆的T9次列车上，硬座车厢人满为患，夜晚车厢洗漱间挤满了没有座位的乘客以及行李。”
据中国媒体报道，仅仅在2月10日这一天，全国铁路客流量便达到370万人，全国民航客流量也达到53万人；仅仅在北京一地，这一天的铁路客流量就有24万人，上海铁路局更为繁忙，10日当天发送旅客63.8万人。
难怪列车洗漱间都挤满了人。
随着除夕夜的临近，未来几天的春运客流量肯定会更为“惊心动魄”。有关方面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1亿7千万人次，中国传媒称之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
都是人口流动惹的祸？
中国春运的种种画面，不过是把近30年来神州大地上规模日渐宏大、节奏日趋频密的内部大移民现象形象化、集中化罢了，当然，也把当代中国人口大流动所暗含的紧张和冲突给戏剧化、公开化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随着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日趋拉大，也随着官方户籍管制的日渐放松，中国出现了主要基于经济原因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流动人口迅猛增加，在过去10年里，流动人口大约增加了1倍，目前已经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接近1.5亿，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
其中少数农民工，再加上其他各类农民家庭出身的社会阶梯攀爬者，有幸成为“非农业人口”。官方数字称，过去七年来，中国每年平均新增城镇人口215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但绝大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尽管已经在城里工作、生活了许多年，但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中，他们仍然是“乡下人”。
在中国经济学家张曙光看来，恰恰是中国目前“只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准许人口自由迁徙”的做法，导致了每年春运火车站内万头攒动的“盛景”。
张曙光所定义的“人口自由迁徙”，就是指合法的长期迁居。他建议中国废除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户籍制度。“一旦允许农民工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定居，成家立业，很多人就不会再劳民伤财回老家过年，春运问题不解自消。” 张曙光如是说。
但是，在那些主张保留户籍制度的人眼中，春运期间火车超载的场面虽然不太可爱，但毕竟比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中遍布贫民窟、街头睡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的景象好得多。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曾经就取消户籍制度的利弊展开过一场网络讨论，一位反对取消户籍制度的网友这样写道：“取消户籍管理，会导致人群向发达地区流动，盲目的人群会呈放射状衍生于城市周遍，这样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市政建设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就业机会有限，找不到工作的家庭将比在原籍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对早先来到发达地区的已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也会有强烈的冲击。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就是很好的例证。上海刚刚消除的棚户区，不仅会在上海重新出现，同时也会在沿海地区蔓延。”
最近，北京决策研究基地课题组在《前线》杂志上撰文称，现有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外来人口的流入。如果马上取消户籍制度，人口流动会更加容易，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北京。因此，户籍制度不应马上取消，而应进一步规范户籍迁入制度，在积极引进急需人才的同时，限制户籍迁入人口过快增长。
一纸户口难捆大活人
然而，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即使不取消户籍制度，也无法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除非中国完全回到改革开放前那种连外地游客、出公差者进京都要单位开介绍信的计划经济时代。
例如，如今北京的餐饮业、美容美发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等行业基本上都被外地人和农民工包下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市政府有意识地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严格管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些有户口的北京市民的确需要外地人和农民工提供的廉价服务。仍然保留过时的户籍制度，并不会把已在北京的庞大外来人口吓跑，只会让北京成为一个不平等的双层社会：上层是有北京市户口的“一等公民”，下层是没有户口及其相应福利的“二等公民”。
计划经济时代除外，中国古今所有的历史都表明：仅仅靠一个户籍制度是很难把人捆住的。例如，明朝也曾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但亦未能把农民固定于一方土地之上。蔡美彪《中国通史》载：“明初对户口的管理，极为严格。无路引私渡关津，要从严治罪。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赋税的繁重，无地少食的农民被迫逃流外乡，寻求生路，被称为‘流民'或‘逃户'。荆襄一带是流民聚集最多的地区。成化时，这里的流民已达150万人以上。郧阳地区，在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延蔓数千里，山深地广，有大量空闲荒地，外地流民多来这里屯聚开垦，官府难以禁止。”
流民现象的背后自然是经济动因，或逃避战乱灾荒，或寻觅更佳生路，所以，尽管当时官府严令禁止，后世又被城里人讥为天性守旧、难舍故土，但中国农民为了生存，即使在小农经济时代，也不乏“闯关东”、“走西口”、“湖广填四川”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迁徙壮举。
人口自由迁居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农业社会欲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更需要鼓励、而非限制农民进城，这已是尽人皆知的道理。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包杰斯认为，就世界范围来说，如果世界各国敞开大门，任由移民进出，那么全世界的GDP将猛增25％。中国经济学家都阳也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 20％－25％是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所致。还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取消现行户籍制度，从而使劳动力充分自由地流动，每年将会额外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两到三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性的人口自由迁居因国境的存在还无法完全实现，那么，无论是为了权利平等，还是为了经济发展，中国至少应该在自己国家境内废除导致城乡对立的户籍制度，充分实现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本国所有公民的迁徙自由。
废除户籍制度的利弊
然而，反对中国取消户籍制度的人并不全是维护城里人既得利益的特权主义者，也并非都不清楚或都不在乎人口自由迁徙可能带来的经济益处，他们主要的反对立论有二：“贫民窟论”和“社保论”，论证理由都很实际，摆出的困难也很真实：如果中国废除了户籍制度，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那种大城市贫民窟密布的情景在中国城市重演怎么办？如果中国取消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限，所有生活无着的进城农民申请目前只有城里人才能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怎么办？
反驳“贫民窟论”，似乎比较容易。其实，在法律上、字面上废除户籍制度之前，中国早已在具体操作上放宽了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的限制，外地人和农民工相对自由地进城打工，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并没有因此“长”出一片片蘑菇般的贫民窟，这大概是因为城市有关部门在具体操作上松中有严：控制外来人口，松；禁止违章建筑，严。我不相信，今后仅仅因为废除字面上的户口制度，贫民窟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城市中“冒”出。
不错，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完全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中国大城市的景观可能更像里约热内卢或孟买，而非更像纽约或伦敦，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去人为地压低大城市的物价、房价和其它生活成本，与此同时又严格禁止随地搭建简陋住房，如果中国政府的税收政策能够有效地调节企业的地域分布，使之不再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如果中国其它中小城市也能提供更多的谋生机会，展现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市场经济本身也具有自发调节流动人口去向的功能：大城市昂贵的生活费用，自然会迫使那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外乡人告别“伤心地”，另寻它地，另谋生路。
不过，反驳“社保论”，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国的城市户口簿，的确不是一纸简单的身份证明，它附带了许多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权利和福利，所以，保留户籍制度，也许会因此吓退一些有心却无胆进城冒险试试运气的农民。一旦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就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棘手的问题：既然全中国人都变得平等了，都可以自由地择地而居了，那么，他们是否也要给所有愿意进城的农民提供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和退休金？如果提供，那么，这种示范效应是否会诱使那些尚未进城、留守农村的农民大批涌入城市？
这的确是非常实际、非常现实的困境，主张废除户籍制度的人显然难以仅仅用平等原则和经济理由来说服反对者，在他们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之前，匆忙废除户籍制度，的确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弊端。
具体到最低生活保障金和退休金，在中国最终确立城乡合一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之前，奢谈废除户籍制度，显然也是不成熟、不现实的空想。
网上一位中国网友说得好：“如果仅仅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改变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城乡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制度安排，这样的户籍改革恐怕只具有象征意义。”
其实，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弊，所有的政策选择都是衡量利弊：利大还是弊大？如果利大，那就值得兴利除弊：一方面审慎制定一套消除弊端的方案，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为最终实施改革措施开辟道路。
行文至此，我仍然认为，权衡利弊，中国的户籍改革还是利大于弊，而且利处远远不限于解决一年一度的春运瓶颈问题。 ¶ 11:59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