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pril 05, 2007
美国股市：谁吓跑了外企？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本•斯太尔(BENN STEIL)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7年4月5日 星期四
因2002年的公司治理改革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 (Sarbanes-Oxley)而声名大噪的保罗•萨班斯(Paul Sarbanes)和迈克尔•奥克斯利(Michael Oxley)，已经因为外国企业纷纷将上市地点从纽约改为伦敦，而在美国成为“替罪羊”。但实际上，真正造成外国企业避而远之的，却是另一位前国会议员之前采取的措施——他有意将国内市场监管与外交政策混为一谈。而且，目前他对美国资本市场竞争力的影响，要比萨班斯和奥克斯利大得多。
1999 年，两个委员会就中国军方与美国境内商业和金融活动的联系，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报告。这两份报告的焦点，就是声称美国资本市场为中国的武器研制和扩散提供了资金，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其中一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时任国会议员、现任美国证交会(SEC)主席的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Christopher Cox)。
考克斯的报告称：“在美国有3000多家（中资）公司，其中一些与中国国家情报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存在关联，或者以获取技术和收购美国资产为目标”。该报告令美国政界一片哗然。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此前的估计数字以及有关专家在考克斯之前所做的证词均显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存在关联的公司数量不足考克斯报告宣称数量的1%。
另一个委员会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担任主席。多伊奇报告在考克斯报告的最终结论上大做文章，称中国“正把美国的资本市场当为中国中央政府的融资渠道，为军事发展和商业发展筹措资金”，与此同时，美国证交会却未能收集足够的信息来实施有效监督。多伊奇报告的结尾称：“我们必须开始像对待军事行动一样，拿出同样水平的谋略和规划来对待这场‘经济战争'。”该报告进一步断称，“美国未能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应当“采取措施，切断军备扩张者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通道”。
此后，有关方面向国会提交了数项法案，要求美国资本市场对那些与相关国家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导致动用经济武器的呼声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家安全鹰派人士、人权鼓吹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环保维权人士和劳工团体全都呼吁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个别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在美国境内证交所上市或在美国融资。
当这些努力失败后，美国国家安全运动的矛头转向了美国证交会。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当时负责领导众议院内控制证交会预算的专门委员会。他要求美国证交会对在苏丹境内开展业务的中国和加拿大石油公司采取措施，目标是将它们从纽约证交所(NYSE)摘牌。尽管他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但沃尔夫迫使美国证交会成立了全球安全风险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Security Risk)，调查在美上市外国公司的活动。此举令华尔街警觉。这种情绪在美国证券业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致美国证交会的一份信函中得到了反映。这封信强调，成立这样一个办公室，将使“美国资本市场面临被政治化”的风险。
美国证交会与沃尔夫的联袂演出，直接导致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宣布将其拟上市地点从纽约证交所改为伦敦证交所，理由是在美国上市存在“政治风险”。其结果是卢克石油公司不再受制于美国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交易方面的监管规定，但无碍它利用美国资本。然而，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弗兰克•盖夫尼 (Frank Gaffney)却对美国的行动大为褒奖，在一篇新闻报道中将此举赞扬为“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面对美国国会发出的或撤离苏丹或从纽约证交所摘牌的威胁，加拿大石油公司塔利斯曼(Talisman)做出了回应，选择在伦敦进行了其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债券发行。尽管非美国公司无意公开宣布它们有意避开美国的司法管制，但毫无疑问，这仍然是影响外国公司上市和融资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部分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中，一些人对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的无知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他们一直依赖于各种各样愚蠢的国内市场监管规定来代替真正的外交政策。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盖夫尼），都与威廉•J•凯西学院 (William J. Casey Institute)有关联。凯西学院曾发表荒谬的论点，宣称美国已经“成功”对中石油(PetroChina)和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实施了制裁。2004年，我研究了中石油在苏丹的石油业务，发现其最大的非政府股东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持有14%的公开发行股份。其中的95%是在香港购买的，而非纽约，突出表明了上述制裁毫无作用。无论是中石油，还是苏丹，都未受到丝毫影响。然而，正是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严厉的资本市场制裁行动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信号，表明美国将利用其对外国公司的监管权力达到政治目的。
由此，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便成了“资本市场制裁运动”的最重要创始人，而这一运动理应在外交无知者的圣殿中坐上头把交椅。
本文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经济主任，《金融治国术：金融市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Financial Statecraft: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书的作者之一。
译者/朱冠华 ¶ 2:00 AM
2007年4月5日 星期四
因2002年的公司治理改革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 (Sarbanes-Oxley)而声名大噪的保罗•萨班斯(Paul Sarbanes)和迈克尔•奥克斯利(Michael Oxley)，已经因为外国企业纷纷将上市地点从纽约改为伦敦，而在美国成为“替罪羊”。但实际上，真正造成外国企业避而远之的，却是另一位前国会议员之前采取的措施——他有意将国内市场监管与外交政策混为一谈。而且，目前他对美国资本市场竞争力的影响，要比萨班斯和奥克斯利大得多。
1999 年，两个委员会就中国军方与美国境内商业和金融活动的联系，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报告。这两份报告的焦点，就是声称美国资本市场为中国的武器研制和扩散提供了资金，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其中一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时任国会议员、现任美国证交会(SEC)主席的克里斯托弗•考克斯 (Christopher Cox)。
考克斯的报告称：“在美国有3000多家（中资）公司，其中一些与中国国家情报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存在关联，或者以获取技术和收购美国资产为目标”。该报告令美国政界一片哗然。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此前的估计数字以及有关专家在考克斯之前所做的证词均显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存在关联的公司数量不足考克斯报告宣称数量的1%。
另一个委员会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担任主席。多伊奇报告在考克斯报告的最终结论上大做文章，称中国“正把美国的资本市场当为中国中央政府的融资渠道，为军事发展和商业发展筹措资金”，与此同时，美国证交会却未能收集足够的信息来实施有效监督。多伊奇报告的结尾称：“我们必须开始像对待军事行动一样，拿出同样水平的谋略和规划来对待这场‘经济战争'。”该报告进一步断称，“美国未能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应当“采取措施，切断军备扩张者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通道”。
此后，有关方面向国会提交了数项法案，要求美国资本市场对那些与相关国家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导致动用经济武器的呼声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家安全鹰派人士、人权鼓吹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环保维权人士和劳工团体全都呼吁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个别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在美国境内证交所上市或在美国融资。
当这些努力失败后，美国国家安全运动的矛头转向了美国证交会。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当时负责领导众议院内控制证交会预算的专门委员会。他要求美国证交会对在苏丹境内开展业务的中国和加拿大石油公司采取措施，目标是将它们从纽约证交所(NYSE)摘牌。尽管他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但沃尔夫迫使美国证交会成立了全球安全风险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Security Risk)，调查在美上市外国公司的活动。此举令华尔街警觉。这种情绪在美国证券业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致美国证交会的一份信函中得到了反映。这封信强调，成立这样一个办公室，将使“美国资本市场面临被政治化”的风险。
美国证交会与沃尔夫的联袂演出，直接导致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宣布将其拟上市地点从纽约证交所改为伦敦证交所，理由是在美国上市存在“政治风险”。其结果是卢克石油公司不再受制于美国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交易方面的监管规定，但无碍它利用美国资本。然而，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弗兰克•盖夫尼 (Frank Gaffney)却对美国的行动大为褒奖，在一篇新闻报道中将此举赞扬为“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面对美国国会发出的或撤离苏丹或从纽约证交所摘牌的威胁，加拿大石油公司塔利斯曼(Talisman)做出了回应，选择在伦敦进行了其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债券发行。尽管非美国公司无意公开宣布它们有意避开美国的司法管制，但毫无疑问，这仍然是影响外国公司上市和融资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部分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中，一些人对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的无知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他们一直依赖于各种各样愚蠢的国内市场监管规定来代替真正的外交政策。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盖夫尼），都与威廉•J•凯西学院 (William J. Casey Institute)有关联。凯西学院曾发表荒谬的论点，宣称美国已经“成功”对中石油(PetroChina)和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实施了制裁。2004年，我研究了中石油在苏丹的石油业务，发现其最大的非政府股东是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持有14%的公开发行股份。其中的95%是在香港购买的，而非纽约，突出表明了上述制裁毫无作用。无论是中石油，还是苏丹，都未受到丝毫影响。然而，正是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严厉的资本市场制裁行动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信号，表明美国将利用其对外国公司的监管权力达到政治目的。
由此，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便成了“资本市场制裁运动”的最重要创始人，而这一运动理应在外交无知者的圣殿中坐上头把交椅。
本文作者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经济主任，《金融治国术：金融市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Financial Statecraft: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书的作者之一。
译者/朱冠华 ¶ 2:00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