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玥 转载自《安徽党校报》

农村改革是继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的第二次解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一代文明、进步、勇于开拓创新、敢闯敢干的新型农民正在茁壮成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迁。

一、安土重迁观念的变迁。人口的流动可以激发 人的智慧潜能，增进社会活力，促进信息的交汇、文化的交流、社会资源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数千年来，我国农民对土地顶礼膜拜， 情有独钟。农民视土地为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他们的命根子。农民世世代代始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封闭而单调的生活。他们尊奉着“父母在，不远 游”的律条，恪守着“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的祖训，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活动的半径只是从住房到耕地这么块“碟子大的天地 ”，不少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到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强烈的改变贫穷的愿望，激发青壮年农民离开了梦牵魂萦的土地，一部分成了乡 镇企业职工，一部分南下、北上、东进、西征，进入城市打工、经商、贩运。尤其是“80后”新一代青年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已经淡漠，他们普遍认为，“要想富得 快、种田兼买卖。”从事非农产业更易致富，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已高达1.8亿多人。这些外出劳务的流动大军，一面勤劳致 富，一面接受城市现代文明的洗礼，成为沟通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信使，把城市文明带回农村。新文化、新观念的触角伸向农村的每个角落，昔日农民那种与土 地浑然一体，生死相依的安土重迁观念开始解体。

二、择业观念的变迁。农村改革开放为农民自由 择业和人尽其才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农民的职业极其单一，所有的人都是公社社员，一律从事农业生产。上世纪80年 代，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飞速发展，农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一次飞跃。由于农民从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开，使得农民从土地上获取收入的份额占其 年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从而使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这必然会对农民的农业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一种新型的农村经济格局正在形成。传统意义上的 农民正在裂变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智力劳动者、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职工、外聘工人、乡镇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农村干部 等不同的阶层和群体。

三、“宿命论”观念的变迁。自古以来，我国农 民信奉的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命里只有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的“宿命论”。因此，农民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不敢突破老祖宗传下的陈规陋 习。改革开放使农民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视野。他们认识到不能再固守老祖宗的章法，贫穷并非命中注定，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广大农民从实践中认识到了科 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知道只有依靠科技才能致富，才能发展经济。因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广大农村已蔚然成风。

从敬畏鬼神、笃信命运到相信科学；从甘受贫穷到治穷致富奔小康，说明农民打破了“宿命论”的枷锁，开始真正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四、婚育观念的变迁。建国后，1950年5月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的生育观还在 一定程度上束缚着农民的思想。农村改革后，随着家庭职能的转变，社会交往的增强，接触范围的扩大，视野的不断开阔，农民的婚育观念在社会变迁中也随之发生 变化。择偶观由过去的“门当户对”，只重经济条件趋向重才能、重人品、重感情和重职业。恋爱观由过去的父母包办趋向自己做主，自由恋爱。过渡形式是请中间 人介绍，征得父母同意。恋爱方式由过去的隐蔽、含蓄趋向公开化、现代化。婚礼观由过去的大操大办趋向经济实惠的新式婚礼，如集体婚礼和旅游结婚等。生育观 由过去的早婚早育趋向晚婚晚育先创业，少生孩子少拖累。多数青年男女都能严肃对待恋爱婚姻问题上的道德观，未婚先孕、婚外恋现象较少发生。多数农民都能理 解和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已经蔚然成风，成为多数农民的共识。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使农民的价值观及消费观也产生了深 刻的变化。

总之，农民的观念意识的变化必将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摧垮几千年来砌筑的小农思想的堤坝，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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