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01, 2007
不要轻易放过那些亚洲大亨！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
2007年8月1日 星期三
不要忘记那些企业大亨们。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10年后，人们谈论的话题多集中于宏观经济原因，如放开资本账户控制、经常账户赤字以及无收益资产的过度投资。但对于同样须对金融危机负责的商界富豪，相关讨论并不多。
对于二战后东南亚的经济“奇迹”、1997年至1998年间金融市场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复苏，当地行事低调的亿万富翁们发挥了关键（哪怕是有争议的）作用。了解一下印尼林绍良(Liem)和黄柏年(Widjaja)家族、被罢黜的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等大亨们持久的政治影响力，你就能理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同时意识到亚洲目前仍然面临的挑战。
上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地区主管大卫•伯顿(David Burton)在新加坡新闻俱乐部(Singapore Press Club)发表演讲时礼貌地表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当时并未完全显现的金融行业和企业界弱点”。在为亚洲开发银行(ADB)撰写的一系列更为直白的报告中，经济学家们呼吁改善治理状况，并将印尼和菲律宾的腐败现象斥为“阻碍进步的深层障碍”。*这份报告指出，在5个受金融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国家，平均年度增长率较危机前下降了2.5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编辑、研究公司龙州经讯(Dragonomics)董事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在其新书《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中对该报告的观点进行了抨击。他认为，贪婪、腐败和过剩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部分原因，长期以来，亚洲企业大亨们一直都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非刺激经济增长的力量。
尽管存在不同的论调，但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多数分析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97年前的东南亚经济成功和1998年后的经济复苏，都是在竞争性出口行业的推动下实现的。而企业大亨们——只有个别例外——则是在受保护、垄断且通常低效率的国内行业赚到了钱，例如房地产和银行业等。斯塔威尔嘲笑那些大亨们的傲慢时写道，他们“在各个会议和媒体上庆祝着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荣所做的贡献，但真正让东南亚繁荣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加工厂组装线上的女工们。”
尽管泰国出口放缓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导火索，但实际上，是那些如今声名狼藉的 “双重错配”(double-mismatch)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借入短期美元为项目融资，准备利用本币长期偿还。在亚洲货币暴跌、不可能偿还债务时，局面演变成了一场危机。在整个东南亚，房地产大亨们和垄断的进口产品分销商，再加上管理不善的国内银行和温吞的金融公司，都是问题的一部分。
10年过去了，一些大亨们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在资金逃离该地区之际，将数十亿美元从印尼撤到新加坡和其它国家）往往被人们所忘记。他信和其他人成功创造了一个民族主义“神话”。其中，西方投机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了罪人，亚洲企业领袖则令人吃惊地被描绘为受害者。
那些被发现行为不当的教父和政客们——包括苏哈托(Suharto)的商界密友穆罕默德•鲍勃•哈桑(Muhammad “Bob” Hasan)——得到了宽大处理，在监狱里更像是度假者，而非囚犯。政客们的遭遇仅略微糟糕一些。被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称为全球头号窃国者的苏哈托躲过了刑事指控，不过，印尼政府最近对苏哈托提起了案值达15.4亿美元的民事诉讼，指控他通过一家慈善基金会窃取国家钱财。
多数须对引发亚洲金融危机负责的大亨们最终都毫发无损（最多因此变得穷了一些）。“当地经济仍是大亨们主宰的经济，”斯塔威尔写道，“实际上，金融危机令那些最聪明、最老练的教父们变得更为强大。”
企业大亨们以及他们的企业甚至正再次从国际市场上筹集资金。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sia Pulp & Paper, APP)，正考虑回归市场。2001年，该公司未能偿还140亿美元的债务，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债务拖欠者。该公司背后的黄柏年家族已在新加坡筹资 5.4亿美元。
为了避免另一次金融崩溃，满足已经习惯经济持续增长的国民怀有的期望，也为了更有效地与中国和印度竞争，东南亚需要提高公司和国家的治理水平。在这个地区，这就意味着要结束政客与企业大亨之间的共生关系。然而在这方面鲜有进展迹象。贫富差距正在扩大。根据ADB分析的数据显示，无论按绝对数据还是与其它国家相比，近年东南亚国家的治理更糟糕了。
很少有企业大亨承认有必要进行改革。即便是在香港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他们也相信，他们有权利控制政府，有权利凌驾于普通民众的民主愿望之上，其理由就是大型企业对总体繁荣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不过，从十年前那场危机得来的证据提醒我们，这种贡献非常值得怀疑。
*《危机之上：新出现的趋势与挑战》，亚洲开发银行。(Beyond the Crisis: Emerging Trends and Challenges)，ADB
**《亚洲教父：香港和东南亚的金钱与权力》(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Profile Books出版社
译者/何黎 ¶ 3:43 AM
2007年8月1日 星期三
不要忘记那些企业大亨们。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10年后，人们谈论的话题多集中于宏观经济原因，如放开资本账户控制、经常账户赤字以及无收益资产的过度投资。但对于同样须对金融危机负责的商界富豪，相关讨论并不多。
对于二战后东南亚的经济“奇迹”、1997年至1998年间金融市场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复苏，当地行事低调的亿万富翁们发挥了关键（哪怕是有争议的）作用。了解一下印尼林绍良(Liem)和黄柏年(Widjaja)家族、被罢黜的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等大亨们持久的政治影响力，你就能理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同时意识到亚洲目前仍然面临的挑战。
上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地区主管大卫•伯顿(David Burton)在新加坡新闻俱乐部(Singapore Press Club)发表演讲时礼貌地表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当时并未完全显现的金融行业和企业界弱点”。在为亚洲开发银行(ADB)撰写的一系列更为直白的报告中，经济学家们呼吁改善治理状况，并将印尼和菲律宾的腐败现象斥为“阻碍进步的深层障碍”。*这份报告指出，在5个受金融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国家，平均年度增长率较危机前下降了2.5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编辑、研究公司龙州经讯(Dragonomics)董事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在其新书《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中对该报告的观点进行了抨击。他认为，贪婪、腐败和过剩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部分原因，长期以来，亚洲企业大亨们一直都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非刺激经济增长的力量。
尽管存在不同的论调，但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多数分析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997年前的东南亚经济成功和1998年后的经济复苏，都是在竞争性出口行业的推动下实现的。而企业大亨们——只有个别例外——则是在受保护、垄断且通常低效率的国内行业赚到了钱，例如房地产和银行业等。斯塔威尔嘲笑那些大亨们的傲慢时写道，他们“在各个会议和媒体上庆祝着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荣所做的贡献，但真正让东南亚繁荣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加工厂组装线上的女工们。”
尽管泰国出口放缓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导火索，但实际上，是那些如今声名狼藉的 “双重错配”(double-mismatch)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借入短期美元为项目融资，准备利用本币长期偿还。在亚洲货币暴跌、不可能偿还债务时，局面演变成了一场危机。在整个东南亚，房地产大亨们和垄断的进口产品分销商，再加上管理不善的国内银行和温吞的金融公司，都是问题的一部分。
10年过去了，一些大亨们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在资金逃离该地区之际，将数十亿美元从印尼撤到新加坡和其它国家）往往被人们所忘记。他信和其他人成功创造了一个民族主义“神话”。其中，西方投机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了罪人，亚洲企业领袖则令人吃惊地被描绘为受害者。
那些被发现行为不当的教父和政客们——包括苏哈托(Suharto)的商界密友穆罕默德•鲍勃•哈桑(Muhammad “Bob” Hasan)——得到了宽大处理，在监狱里更像是度假者，而非囚犯。政客们的遭遇仅略微糟糕一些。被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称为全球头号窃国者的苏哈托躲过了刑事指控，不过，印尼政府最近对苏哈托提起了案值达15.4亿美元的民事诉讼，指控他通过一家慈善基金会窃取国家钱财。
多数须对引发亚洲金融危机负责的大亨们最终都毫发无损（最多因此变得穷了一些）。“当地经济仍是大亨们主宰的经济，”斯塔威尔写道，“实际上，金融危机令那些最聪明、最老练的教父们变得更为强大。”
企业大亨们以及他们的企业甚至正再次从国际市场上筹集资金。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Asia Pulp & Paper, APP)，正考虑回归市场。2001年，该公司未能偿还140亿美元的债务，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债务拖欠者。该公司背后的黄柏年家族已在新加坡筹资 5.4亿美元。
为了避免另一次金融崩溃，满足已经习惯经济持续增长的国民怀有的期望，也为了更有效地与中国和印度竞争，东南亚需要提高公司和国家的治理水平。在这个地区，这就意味着要结束政客与企业大亨之间的共生关系。然而在这方面鲜有进展迹象。贫富差距正在扩大。根据ADB分析的数据显示，无论按绝对数据还是与其它国家相比，近年东南亚国家的治理更糟糕了。
很少有企业大亨承认有必要进行改革。即便是在香港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他们也相信，他们有权利控制政府，有权利凌驾于普通民众的民主愿望之上，其理由就是大型企业对总体繁荣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不过，从十年前那场危机得来的证据提醒我们，这种贡献非常值得怀疑。
*《危机之上：新出现的趋势与挑战》，亚洲开发银行。(Beyond the Crisis: Emerging Trends and Challenges)，ADB
**《亚洲教父：香港和东南亚的金钱与权力》(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Profile Books出版社
译者/何黎 ¶ 3:43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