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25, 2007
周未書評：印度前情報分析主管稱三十年前曾阻中國“兼併緬北”
撰文 Sreeram Chaulia
2007/08/24, 週五, 亚洲时报
書名：《R&AW的特工們》（The Kaoboys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作者：拉曼（B Raman）
保密和情報機構，可以是同義詞。一般公眾鮮有機會一窺特工的秘密世界，以及他們在國家秘密機構鐵幕背後的英勇事蹟。
拉曼（B Raman）是印度對外情報機構“R&AW”（ 研究分析局）的反恐科前負責人，通過其《R&AW的特工們》一書，讓公眾一窺這個“黑盒子”的內幕。他一方面通過此書，懷念印度情報界默默無聞的 戰士，同時也思索了這個傳奇組織的問題。（編注：拉曼在書名中用上Kaoboy一字，據印度傳媒解釋，這字眼意指那些忠心耿耿的間諜特工；這字眼也可能來 自R&AW首任局長Kao的名字。）
拉曼在開篇就把矛頭對準了美國。他在R&AW 工作的26年期間，美國國務院一直是他痛恨的對象。例如，美國國務院曾把新德里與它分享的錫克裔動亂情報，轉交給巴基斯坦。又例如，在1992年，由於印 度拒絕美國偵察機在空中拍攝印度與中國的邊界，美國國務院就威脅對印實施經濟制裁。
在1994年，美國又警告新德里說，如果R&AW不中止在巴基斯坦的秘密任務，美國將“採取對印度不利的行動”。
拉曼也敘述了在1971年“東巴基斯坦危機”加劇期間，時任印度總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1966年至1980年連續四屆當選印度總理），決定讓剛成立兩年半的R&AW出動一事。（編注：1971年印巴第三次戰後，其後 東巴基斯坦獨立，成為孟加拉國。）
他指出，當年R&AW負責訓練孟加拉的遊擊隊，組織一場心理戰打擊巴基斯坦的統治者。甘地夫人幾乎每天都能竊聽到巴基斯坦高級將領討論局勢演變的電話交談。她每做一項決定，都會咨詢R&AW首腦卡奧（R N Kao）。
在1969－1971年間，R&AW破壞了獲中國支持的 “納加族”（Naga）和“米佐族”（Mizo）叛亂組織，在緬甸和東孟加拉的交通設施、庇護所和基礎設施。
當時美國的尼克松政府發起與巴國聯合反擊印度，支持印度旁遮普邦錫克人的分離主義運動。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還在媒體和公共論壇大談印度侵犯錫克裔的人權。美國對錫克裔尋求建立卡利斯坦（Khalistan）國的叛亂活動，一直持續支持到1984年。
不過，R&AW與美國中情局之間並非只是簡單的敵對關係。它們曾聯手阻止了中國可能兼併緬甸北部的行動。於1975－77年擔任美國中情局局長的 老布什，更因而成為卡奧的私交。後來在老布什擔任副總統時，卡奧成功說服他，切斷對卡利斯坦分離分子的援助。拉曼對此評論說：“兩個情報機構之間，善意和 惡意如影隨形。”（頁42）
在1970年代中期，卡奧意識到R&AW迫切需要加強能力，搜集美國在印度洋活動的情報。他匆忙與法國和伊朗情報機構建立聯繫，合作監視美國的行動。鑒於當時的伊朗巴列維王朝，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之一，此舉的確令人感到驚奇。
在拉曼看來，R&AW當前搜集美國情報的能力仍然很弱。他批評當前的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看來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
R&AW於1968年創立後不久，卡奧就與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Mossad）建立秘密聯繫，“學習它的反恐技巧”（頁127）。在 1980年代初，巴基斯坦的確擔心印度和以色列情報機構合作，摧毀它在卡胡塔（Kahuta）的濃縮鈾工廠。12年來，摩薩德官員一直以南美商人的身份， 駐紮在新德里。
拉曼提到的一個有趣事態發展是，在約旦塔拉爾親王的牽線下，印度的R&AW和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nter Services Intelligence）的首腦，曾於1980年後期多次秘密會晤。三軍情報局否認窩藏卡利斯坦恐怖分子，但在公共媒體視線之外，它的確向印度 R&AW移交了一些從印度軍隊叛逃的錫克人。
相對於聯合反恐機制，拉曼更支持這種交流方式，因為雙方的特工頭子，可在沒有正式議程的情況下定期會晤，“對照一下各自就共同利益發展的看法”（頁234）。
1975年之後，印度情報人員在東部邊境的表現下滑，拉曼將部分責任歸咎於局內負責孟加拉事務的分支，認為問題在於他們有欠客觀。
此外，政客操縱的政治迫害、裙帶關係、歧視性的內部國安檢查、高級和低級官員之間的隔閡、放縱、以及工會的興起，所有這些因素，都對R&AW造成 了很大傷害。在招募問題上，還有跨部門之間的資歷安排問題上，摩擦持續存在，“即使是機關建立39年後的今天，這仍妨礙團隊精神的形成”（頁133）。
R&AW科技部門的桑塔納姆（K Santanam），是第一個評估到巴基斯坦秘密建立濃縮鈾廠的人。他有系統地監視巴基斯坦核計劃的發展。拉曼披露說，當時的印度總理德賽（1977- 79在任）輕率地告訴巴基斯坦總統哈克（Zia ul-Haq）：他知道伊斯蘭堡的核計劃。
R&AW曾訓練過很多非洲獨立國家的情報官員，又協助過南非和納米比亞的反對種族隔離鬥爭。一些退休的R&AW官員，會被派駐到非洲國家 的情報訓練機構。令拉曼感到非常惋惜的是，由於後來疏忽，R&AW將先前在非洲贏得的善意和影響力，拱手讓給了中國。
另一方面，當年R&AW有關卡利斯坦恐怖分子的情報，有一部分證明是錯誤的。拉曼對此堅持說，“跨邊境行動缺乏協調，通常導致誤差以及誤導性的和 警告性的報道，這一直是我們情報界的痛處。”1984年甘地夫人遇刺身亡，就跟“印度情報局”（Intelligence Bureau）高級官員玩忽職守和監督鬆懈有關，卡奧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同樣，拉曼曾提醒有關方面，要當心來自斯里蘭卡的泰米爾極端分子，刺殺拉吉夫．甘地（甘地夫人之子，1984至1989年任總理、1991 年遇刺身亡）。然而，他的警告受到情報界的質疑，結果產生了致命的後果。“在德里，大家都相信他們（斯里蘭卡泰米爾人）不會傷害拉吉夫，因為他和他的母 親，比任何一位印度領導人對他們的幫助都多。”（頁236）
拉曼直言不諱地指出，印度安全機構“幾乎不承認它們的缺陷，這就是為什麼悲劇會接連發生”。情報局對R&AW的嫉妒、戒心和偏見，導致印度情報界支離破碎。而且，兩個平行存在的情報機關，對印度納稅人來說也是不必要的負擔。
拉曼用了很多篇幅，說明1980年代R&AW在反間諜工作方面的弱點。法國情報機構滲入了印度總理辦公室，美國中情局又被發現在R&AW 的欽奈辦公室搜集情報。R&AW特工辛格（Rabinder Singh）被揭發原來為美國中情局工作了多年，最近叛逃到美國。這些都顯示了印度情報界的可悲之處。去年甚至有報道說，美國中情局已滲透進了印度國家安 全委員會秘書處。拉曼悲觀地預測說，也許有一天，“這個國家所有敏感機構，都會在情報合作的名義下受到嚴重滲透。”（頁255）
拉曼又指出，由於“不必要地沉迷於西歐的語言”，R&AW特工在語言方面存在缺陷，往往不利他們在印度周邊國家的活動（頁130）。英國知名安全機構“軍情五處”（MI5）“掌握旁遮普語的專家，要比R&AW和印度情報局的總和還多”（頁152）。
拉曼還發現，前任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ir Vajpayee）政府和現任辛格政府下的國家安全管理，結構存在問題：R&AW的首腦被降格為國家安全顧問的下屬，甚少能與總理直接溝通。
拉曼承認，R&AW官員曾向拉吉夫“獻計”，以掩蓋有爭議的“博福斯軍購回扣醜聞”（編注：瑞典軍火商博福斯透過行賄獲得訂單）。博福斯醜聞“暴 露了我們情報和調查機構最惡劣的一些特徵”。然而，正是在拉吉夫執政期間，R&AW、特別是其負責巴基斯坦事務的部門，重新獲得了強大的秘密活動 能力。
也是在拉吉夫時代，R&AW在中印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幕後作用，兩國情報首腦之間建立了熱線。中印兩國政治領導人利用這條熱線，可 繞過正常的外交管道互通消息。在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中國情報部門就曾提出向印度供應石油，以助印度應付任何可能出現的石油短缺。
不過，拉曼總體上認為，R&AW在分析有關中國的情報方面仍然做得不夠。
在冷戰結束後，R&AW利用與俄羅斯情報界的密切關係，獲得了保證：無論莫斯科的政治氣候怎樣變化，都不會放棄對印度的友好立場。
1987年當印控克什米爾開始叛亂時，R&AW堵塞了巴基斯坦的廣播和電訊渠道，並反過來在巴控克什米爾宣傳印度的立場。它還在印度的穆斯林社區 以及歐洲的南亞穆斯林移民社區當中，煽動反巴基斯坦的情緒。它與巴基斯坦政圈和民間社會中“親印度”的人士，建立強有力的聯繫網絡。它還開始與那些不滿巴 國情報人員滲透阿富汗的游擊指揮官建立聯繫。
1993年孟買發生連環爆炸，是印度首次發生導致大量人員傷亡的恐怖襲擊，R&AW綜合各種可靠的證據後，認為是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直接插手了恐 怖襲擊行動。當時卡奧曾憤怒地表示，儘管證據確鑿，“但美國決不會因巴基斯坦對印度所做的事，而採取行動反對巴基斯坦。”拉曼補上一句說，“即使在今天， 跟過去還是一樣的。”（頁277）
譯者：晏陽
2007/08/24, 週五, 亚洲时报
書名：《R&AW的特工們》（The Kaoboys of R&AW: Down Memory Lane）作者：拉曼（B Raman）
保密和情報機構，可以是同義詞。一般公眾鮮有機會一窺特工的秘密世界，以及他們在國家秘密機構鐵幕背後的英勇事蹟。
拉曼（B Raman）是印度對外情報機構“R&AW”（ 研究分析局）的反恐科前負責人，通過其《R&AW的特工們》一書，讓公眾一窺這個“黑盒子”的內幕。他一方面通過此書，懷念印度情報界默默無聞的 戰士，同時也思索了這個傳奇組織的問題。（編注：拉曼在書名中用上Kaoboy一字，據印度傳媒解釋，這字眼意指那些忠心耿耿的間諜特工；這字眼也可能來 自R&AW首任局長Kao的名字。）
拉曼在開篇就把矛頭對準了美國。他在R&AW 工作的26年期間，美國國務院一直是他痛恨的對象。例如，美國國務院曾把新德里與它分享的錫克裔動亂情報，轉交給巴基斯坦。又例如，在1992年，由於印 度拒絕美國偵察機在空中拍攝印度與中國的邊界，美國國務院就威脅對印實施經濟制裁。
在1994年，美國又警告新德里說，如果R&AW不中止在巴基斯坦的秘密任務，美國將“採取對印度不利的行動”。
拉曼也敘述了在1971年“東巴基斯坦危機”加劇期間，時任印度總理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1966年至1980年連續四屆當選印度總理），決定讓剛成立兩年半的R&AW出動一事。（編注：1971年印巴第三次戰後，其後 東巴基斯坦獨立，成為孟加拉國。）
他指出，當年R&AW負責訓練孟加拉的遊擊隊，組織一場心理戰打擊巴基斯坦的統治者。甘地夫人幾乎每天都能竊聽到巴基斯坦高級將領討論局勢演變的電話交談。她每做一項決定，都會咨詢R&AW首腦卡奧（R N Kao）。
在1969－1971年間，R&AW破壞了獲中國支持的 “納加族”（Naga）和“米佐族”（Mizo）叛亂組織，在緬甸和東孟加拉的交通設施、庇護所和基礎設施。
當時美國的尼克松政府發起與巴國聯合反擊印度，支持印度旁遮普邦錫克人的分離主義運動。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還在媒體和公共論壇大談印度侵犯錫克裔的人權。美國對錫克裔尋求建立卡利斯坦（Khalistan）國的叛亂活動，一直持續支持到1984年。
不過，R&AW與美國中情局之間並非只是簡單的敵對關係。它們曾聯手阻止了中國可能兼併緬甸北部的行動。於1975－77年擔任美國中情局局長的 老布什，更因而成為卡奧的私交。後來在老布什擔任副總統時，卡奧成功說服他，切斷對卡利斯坦分離分子的援助。拉曼對此評論說：“兩個情報機構之間，善意和 惡意如影隨形。”（頁42）
在1970年代中期，卡奧意識到R&AW迫切需要加強能力，搜集美國在印度洋活動的情報。他匆忙與法國和伊朗情報機構建立聯繫，合作監視美國的行動。鑒於當時的伊朗巴列維王朝，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之一，此舉的確令人感到驚奇。
在拉曼看來，R&AW當前搜集美國情報的能力仍然很弱。他批評當前的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看來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
R&AW於1968年創立後不久，卡奧就與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Mossad）建立秘密聯繫，“學習它的反恐技巧”（頁127）。在 1980年代初，巴基斯坦的確擔心印度和以色列情報機構合作，摧毀它在卡胡塔（Kahuta）的濃縮鈾工廠。12年來，摩薩德官員一直以南美商人的身份， 駐紮在新德里。
拉曼提到的一個有趣事態發展是，在約旦塔拉爾親王的牽線下，印度的R&AW和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nter Services Intelligence）的首腦，曾於1980年後期多次秘密會晤。三軍情報局否認窩藏卡利斯坦恐怖分子，但在公共媒體視線之外，它的確向印度 R&AW移交了一些從印度軍隊叛逃的錫克人。
相對於聯合反恐機制，拉曼更支持這種交流方式，因為雙方的特工頭子，可在沒有正式議程的情況下定期會晤，“對照一下各自就共同利益發展的看法”（頁234）。
1975年之後，印度情報人員在東部邊境的表現下滑，拉曼將部分責任歸咎於局內負責孟加拉事務的分支，認為問題在於他們有欠客觀。
此外，政客操縱的政治迫害、裙帶關係、歧視性的內部國安檢查、高級和低級官員之間的隔閡、放縱、以及工會的興起，所有這些因素，都對R&AW造成 了很大傷害。在招募問題上，還有跨部門之間的資歷安排問題上，摩擦持續存在，“即使是機關建立39年後的今天，這仍妨礙團隊精神的形成”（頁133）。
R&AW科技部門的桑塔納姆（K Santanam），是第一個評估到巴基斯坦秘密建立濃縮鈾廠的人。他有系統地監視巴基斯坦核計劃的發展。拉曼披露說，當時的印度總理德賽（1977- 79在任）輕率地告訴巴基斯坦總統哈克（Zia ul-Haq）：他知道伊斯蘭堡的核計劃。
R&AW曾訓練過很多非洲獨立國家的情報官員，又協助過南非和納米比亞的反對種族隔離鬥爭。一些退休的R&AW官員，會被派駐到非洲國家 的情報訓練機構。令拉曼感到非常惋惜的是，由於後來疏忽，R&AW將先前在非洲贏得的善意和影響力，拱手讓給了中國。
另一方面，當年R&AW有關卡利斯坦恐怖分子的情報，有一部分證明是錯誤的。拉曼對此堅持說，“跨邊境行動缺乏協調，通常導致誤差以及誤導性的和 警告性的報道，這一直是我們情報界的痛處。”1984年甘地夫人遇刺身亡，就跟“印度情報局”（Intelligence Bureau）高級官員玩忽職守和監督鬆懈有關，卡奧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同樣，拉曼曾提醒有關方面，要當心來自斯里蘭卡的泰米爾極端分子，刺殺拉吉夫．甘地（甘地夫人之子，1984至1989年任總理、1991 年遇刺身亡）。然而，他的警告受到情報界的質疑，結果產生了致命的後果。“在德里，大家都相信他們（斯里蘭卡泰米爾人）不會傷害拉吉夫，因為他和他的母 親，比任何一位印度領導人對他們的幫助都多。”（頁236）
拉曼直言不諱地指出，印度安全機構“幾乎不承認它們的缺陷，這就是為什麼悲劇會接連發生”。情報局對R&AW的嫉妒、戒心和偏見，導致印度情報界支離破碎。而且，兩個平行存在的情報機關，對印度納稅人來說也是不必要的負擔。
拉曼用了很多篇幅，說明1980年代R&AW在反間諜工作方面的弱點。法國情報機構滲入了印度總理辦公室，美國中情局又被發現在R&AW 的欽奈辦公室搜集情報。R&AW特工辛格（Rabinder Singh）被揭發原來為美國中情局工作了多年，最近叛逃到美國。這些都顯示了印度情報界的可悲之處。去年甚至有報道說，美國中情局已滲透進了印度國家安 全委員會秘書處。拉曼悲觀地預測說，也許有一天，“這個國家所有敏感機構，都會在情報合作的名義下受到嚴重滲透。”（頁255）
拉曼又指出，由於“不必要地沉迷於西歐的語言”，R&AW特工在語言方面存在缺陷，往往不利他們在印度周邊國家的活動（頁130）。英國知名安全機構“軍情五處”（MI5）“掌握旁遮普語的專家，要比R&AW和印度情報局的總和還多”（頁152）。
拉曼還發現，前任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ir Vajpayee）政府和現任辛格政府下的國家安全管理，結構存在問題：R&AW的首腦被降格為國家安全顧問的下屬，甚少能與總理直接溝通。
拉曼承認，R&AW官員曾向拉吉夫“獻計”，以掩蓋有爭議的“博福斯軍購回扣醜聞”（編注：瑞典軍火商博福斯透過行賄獲得訂單）。博福斯醜聞“暴 露了我們情報和調查機構最惡劣的一些特徵”。然而，正是在拉吉夫執政期間，R&AW、特別是其負責巴基斯坦事務的部門，重新獲得了強大的秘密活動 能力。
也是在拉吉夫時代，R&AW在中印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幕後作用，兩國情報首腦之間建立了熱線。中印兩國政治領導人利用這條熱線，可 繞過正常的外交管道互通消息。在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中國情報部門就曾提出向印度供應石油，以助印度應付任何可能出現的石油短缺。
不過，拉曼總體上認為，R&AW在分析有關中國的情報方面仍然做得不夠。
在冷戰結束後，R&AW利用與俄羅斯情報界的密切關係，獲得了保證：無論莫斯科的政治氣候怎樣變化，都不會放棄對印度的友好立場。
1987年當印控克什米爾開始叛亂時，R&AW堵塞了巴基斯坦的廣播和電訊渠道，並反過來在巴控克什米爾宣傳印度的立場。它還在印度的穆斯林社區 以及歐洲的南亞穆斯林移民社區當中，煽動反巴基斯坦的情緒。它與巴基斯坦政圈和民間社會中“親印度”的人士，建立強有力的聯繫網絡。它還開始與那些不滿巴 國情報人員滲透阿富汗的游擊指揮官建立聯繫。
1993年孟買發生連環爆炸，是印度首次發生導致大量人員傷亡的恐怖襲擊，R&AW綜合各種可靠的證據後，認為是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直接插手了恐 怖襲擊行動。當時卡奧曾憤怒地表示，儘管證據確鑿，“但美國決不會因巴基斯坦對印度所做的事，而採取行動反對巴基斯坦。”拉曼補上一句說，“即使在今天， 跟過去還是一樣的。”（頁277）
譯者：晏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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