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提问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3月1日 星期四

我依然顽固地去探索祖国历史的秘密，好像从北坡去攀登一个高峰，因为从小这就是我的梦想。

——阿兰·佩雷菲特

那本绿色封皮、356页的《李约瑟游记》，打开了一个我从未想象的世界。那是1942年—1946年的中国，她在与日本人对抗中，丢失了大部分土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战争又激发起中国人空前的团结，长期如同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处于获得胜利和重建国家的高涨热情中。

我们了解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很多故事，士兵的、农民的、将军的、政客的，但是科学家们在这场风暴中是怎样的呢？三十年前，“科学”与另一个词“民主”，被认定是解救中国的良药。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一连串对抗西方的失败，中国人的自信心从未如此低落，作为世界中心的天朝一去不返。一开始，人们相信是军事技术上的不足，但是洋务运动的成就却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功亏一篑；然后，人们开始将失败归于制度上的落后，维新与革命，都试图将欧美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它的效果也令人怀疑；最后，人们认定问题出在他们一直为傲的中国文化传统上，它已经僵死，无力应对现代世界。一些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宣称，应该将线装书全部仍进茅坑。

很多新观念涌入动荡的中国，用以解救“外国干涉、政治分裂、基层社会动荡”这些严峻的问题。“科学”在其中占有的地位无疑是最为独特的，民主是政治改革的方法，而科学则牵扯到更为根本的变化——它可以改造我们的文化基因。以至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胡适1923年会这样一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不仅是我们的制度、技术，甚至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自身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太静而不活跃，思维上欠缺逻辑，身体太文弱，郁达夫在小说中甚至对于我们的性能力也倍感怀疑。

缺乏科学精神，是最经常被指责的一项。欧洲中心论者带着考察土著居民式的眼光打量中国，发现欧洲人“生来就就是具有智慧的民族”，而中国人则尚未开化，他们不善于分析、怀疑、科学思维，中国社会则长期停滞，一直以来是黑暗的专制主义，它扼杀一切想象力。即使在那本极力将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化的作品《吾土吾民》中，林语堂也说，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为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李约瑟 1942年来到中国时，他已听到了太多类似的论调。他的名字是Joseph Needham，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富有成就的生物化学家，他也是自由教育所产生出的最佳人才，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与好奇心。1936年，因为一名叫鲁桂珍的年轻中国女科学家的出现，他对中国深感着迷，依靠自修学习中文，阅读中国典籍，并取了这个中文名字。

“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文明史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1942年的中国之行，是个饶有兴致的探究过程，充满了李约瑟一直渴望的新鲜的感受与一手经验。他努力让自己融入中国，他的朋友发现，他不喜欢别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汉”，而坚持叫“李约瑟”的用法，他睡前与早起时，不穿西式睡衣，而是中国篮布长衫，一位听过他讲演的学生记忆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个性非常活泼，穿着咔叽布料的艺术，上装上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蓝白的牌子……他喜欢别人叫他李先生，谈话明白而快捷。”

那真是奇特的旅行，处于抗日战争的中国，一切都艰苦卓绝，然而中国人却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并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在嘉定，李约瑟发现科学家们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宗祠里讨论原子物理，在广西的山洞里，他又看到了大型发电厂，而工程师们争相同来自外部世界的技术专家交谈；在大理的土著部落中，有人帮助一位浮游生物学家把小船推入五华塔下的洱海；在一座炼焦厂里，所有的管道、蒸馏塔和金属部件都是用汽油桶建造的，一座轧钢厂是又打捞起来的沉没江轮上的发电机供电的，一流的鼓风炉则是上面的钢板改装的，当显微镜的盖板买不到时，他们就使用天然云母片……

（待续）

FT中文网《2007:中国纪事》  ¶ 11:28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