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19, 2007
不仅仅为了解答李约瑟难题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3月8日 星期四
像政治人物一样，专栏作家是一项可以躲避长期负责的工作。前者经常是突发事件、短期选举的俘虏，他们没有时间考虑长远，必须为保持眼前的权力而斗争；而后者则永远生活在截稿日期的阴影下，当时间到来时，即使无话可说，也要假装深思熟虑，也因此思考经常是碎片的、不连续的。
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上周的此刻，我正在试图解答李约瑟难题：曾经辉煌无比的中国为什么突然间落后了？我的桌前摊放着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简装的中译本，一本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论文合集，那本在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和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获奖作品《枪炮、病菌和钢铁》……
我是试着去think big 。中国的落后，和欧洲突然崛起一样，让人费解，人们做出了各种解释。马克斯·韦伯相信，支配传统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缺乏清教伦理中的节俭与虔诚；卡尔·魏特夫则说，治水传统使中国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它限制了创新；大卫·兰德斯提出，一切的根本是文化，中国文化固步自封，它不鼓励创新，更缺乏精确性；黄仁宇则相信，中国社会一直未能从数字角度进行管理；贾雷德·戴蒙德干脆从地理学上解释，中国的海岸线太平直，而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前者造成了中国的长期统一，而后者则孕育了不同的语言与文明，而前者长期的一致性压抑了创造力……
而这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则坐在马德里的皇家国家关系与战略研究所里，听对面的研究员谈论中国的崛起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与忧虑。对于中国的热情仍在升温，最近的一个话题是，全球股市的暴跌是否由中国股票的衰退引起的，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当中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将会感冒”的年代。
一瞬间，我似乎觉得之前的困惑毫无意义。人们开始觉得中国注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有这么多人口，人民又如此勤奋，如此庞大的市场，你们已经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非常可能再将这个纪录保持30年……不用担心你们的问题，当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时，政治改革自然会发生，民主必将出现；不用担心环境的问题，当你们变得富有起来，必然可以使空气变得更清洁，河流更清澈，想想19世纪的伦敦，如今它不也再度有湛蓝的天空了吗；不用忧虑教育问题，中国的年轻人是如此聪明，他们知道如何迎接挑战，想想看，全世界的教育似乎都很失败；有一天，中文会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语言，你们既拥有伟大的传统，比如孔夫子，也有现在的导演与艺术家，中国的文化会影响世界；人们越来越不喜欢美国，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领导者，你们将举办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它们都是中国成熟的标志……
对于这些表达，我的感情是如此复杂。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过情感而非理智理解世界。一旦成见形成，人们就不再理会事实，而只按照既定的方式思考。就像西方对于中国的理解，在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贫困、什么都缺少的国家，1989年之后则变成了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这个角度在2000年前后，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对中国的理解开始进入一种崭新的情绪——中国变得如此强大。所有的事件似乎都在加固这种想法，中国成为了引入外资的国家，中国加入了 WTO，成功的申办到奥运会，中国人被送上了太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新一届政府也开始考虑建立“和谐社会”……
在这些情绪下，所有中国面临的险峻问题都被淹没了。这种情绪甚至感染了更多的中国人，人们放弃了怀疑态度，而对于新获得的地位感到沾沾自喜，并对于未来确信不疑—— 21世纪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界。
但是，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教训，一种情绪是多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挑战冲散，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 直到1973年的石油禁运风潮前的几个月，亨利· 基辛格还这样对助手说。当时令这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真正兴奋的是密室内的外交游戏，是政治策略上的联盟，但是很快他就发现石油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深信“儒家价值观”是东亚繁荣的基础，似乎完全忘记了一个世纪前，人们觉得中国得不到发展，完全是因为儒家文化的束缚，而在1997年之后，这种价值观再次沦为被批评的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仍未经历这种根本性的挑战，如今世界对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情绪是建立在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它是一种习惯性的乐观，认定所有的挫折都是临时性的，我们必将渡过。
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下，事情的真实进展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妙，我们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也从来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暂时性遗忘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面临 100年前人们认为的科学精神不足问题，面临着停滞的政治改革、衰败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深入而严肃的思考这些问题，或许并不能提供明确解决答案，但它可能为可能发生的问题提供心理上的准备，就像人们对于民主的期待，它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运转方式，但它却可能释放社会的紧张与焦虑，防止极端化行为的发生。
在这种意义上，重新分析李约瑟难题，或许和维持经济上的高增长同样重要。毕竟，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他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因为他们了解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并愿意为生活赋予意义。而还有什么比了解自身（既有自己，也包括自己国家和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事呢？
作者的电子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由单向街书店策划出版。 ¶ 11:23 AM
2007年3月8日 星期四
像政治人物一样，专栏作家是一项可以躲避长期负责的工作。前者经常是突发事件、短期选举的俘虏，他们没有时间考虑长远，必须为保持眼前的权力而斗争；而后者则永远生活在截稿日期的阴影下，当时间到来时，即使无话可说，也要假装深思熟虑，也因此思考经常是碎片的、不连续的。
这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上周的此刻，我正在试图解答李约瑟难题：曾经辉煌无比的中国为什么突然间落后了？我的桌前摊放着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简装的中译本，一本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论文合集，那本在八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和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获奖作品《枪炮、病菌和钢铁》……
我是试着去think big 。中国的落后，和欧洲突然崛起一样，让人费解，人们做出了各种解释。马克斯·韦伯相信，支配传统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缺乏清教伦理中的节俭与虔诚；卡尔·魏特夫则说，治水传统使中国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它限制了创新；大卫·兰德斯提出，一切的根本是文化，中国文化固步自封，它不鼓励创新，更缺乏精确性；黄仁宇则相信，中国社会一直未能从数字角度进行管理；贾雷德·戴蒙德干脆从地理学上解释，中国的海岸线太平直，而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前者造成了中国的长期统一，而后者则孕育了不同的语言与文明，而前者长期的一致性压抑了创造力……
而这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则坐在马德里的皇家国家关系与战略研究所里，听对面的研究员谈论中国的崛起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与忧虑。对于中国的热情仍在升温，最近的一个话题是，全球股市的暴跌是否由中国股票的衰退引起的，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当中国打一个喷嚏，全世界将会感冒”的年代。
一瞬间，我似乎觉得之前的困惑毫无意义。人们开始觉得中国注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有这么多人口，人民又如此勤奋，如此庞大的市场，你们已经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非常可能再将这个纪录保持30年……不用担心你们的问题，当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时，政治改革自然会发生，民主必将出现；不用担心环境的问题，当你们变得富有起来，必然可以使空气变得更清洁，河流更清澈，想想19世纪的伦敦，如今它不也再度有湛蓝的天空了吗；不用忧虑教育问题，中国的年轻人是如此聪明，他们知道如何迎接挑战，想想看，全世界的教育似乎都很失败；有一天，中文会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语言，你们既拥有伟大的传统，比如孔夫子，也有现在的导演与艺术家，中国的文化会影响世界；人们越来越不喜欢美国，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领导者，你们将举办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它们都是中国成熟的标志……
对于这些表达，我的感情是如此复杂。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过情感而非理智理解世界。一旦成见形成，人们就不再理会事实，而只按照既定的方式思考。就像西方对于中国的理解，在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贫困、什么都缺少的国家，1989年之后则变成了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这个角度在2000年前后，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对中国的理解开始进入一种崭新的情绪——中国变得如此强大。所有的事件似乎都在加固这种想法，中国成为了引入外资的国家，中国加入了 WTO，成功的申办到奥运会，中国人被送上了太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新一届政府也开始考虑建立“和谐社会”……
在这些情绪下，所有中国面临的险峻问题都被淹没了。这种情绪甚至感染了更多的中国人，人们放弃了怀疑态度，而对于新获得的地位感到沾沾自喜，并对于未来确信不疑—— 21世纪必然是中国人的世界。
但是，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教训，一种情绪是多么容易被突如其来的挑战冲散，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 直到1973年的石油禁运风潮前的几个月，亨利· 基辛格还这样对助手说。当时令这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真正兴奋的是密室内的外交游戏，是政治策略上的联盟，但是很快他就发现石油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深信“儒家价值观”是东亚繁荣的基础，似乎完全忘记了一个世纪前，人们觉得中国得不到发展，完全是因为儒家文化的束缚，而在1997年之后，这种价值观再次沦为被批评的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仍未经历这种根本性的挑战，如今世界对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情绪是建立在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它是一种习惯性的乐观，认定所有的挫折都是临时性的，我们必将渡过。
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下，事情的真实进展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妙，我们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也从来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暂时性遗忘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面临 100年前人们认为的科学精神不足问题，面临着停滞的政治改革、衰败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深入而严肃的思考这些问题，或许并不能提供明确解决答案，但它可能为可能发生的问题提供心理上的准备，就像人们对于民主的期待，它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运转方式，但它却可能释放社会的紧张与焦虑，防止极端化行为的发生。
在这种意义上，重新分析李约瑟难题，或许和维持经济上的高增长同样重要。毕竟，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他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因为他们了解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并愿意为生活赋予意义。而还有什么比了解自身（既有自己，也包括自己国家和这个世界）更重要的事呢？
作者的电子邮件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由单向街书店策划出版。 ¶ 11:23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