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25, 2007
中國外貿新政打擊 港商“流金歲月”走到盡頭
撰文 Kent Ewing
2007/08/24, 週五，亚洲时报
香港 -- 勞動力成本低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利益的一本萬利發展模式，在中國或許快走到盡頭了。至少對於數以萬計在大陸設廠的港商而言，“流金歲月”很快就會結束了。
中國本周開始實施新措施，加緊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製造商必須要先預付至少50%的進口稅押金，以及必須採用價格高昂的環保技術。新措施顯然是為了緩和因中國的外貿順差持續擴大、所導致的國際貿易摩擦，以及阻止環境進一步惡化，並提升國內的製造業在價值鏈上的位置。
大陸整個製造業所吸納的投資，近半來自香港企業，新措施帶來的衝擊自然對港企最沉重。雖然這些港企不甘坐以待斃，不過營商環境惡化已成定局，沒人能改變事實。
在解釋北京的外貿新政時，商務部產業司司長王琴華說，“新政策將增加成本，影響出口商的現金流量，尤其是行業中那些從事勞動密集型的部分。我們計算過，這些影響將迫使出口商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提升自己的技術”。
王琴華指出，政策調整對於企業來說，既是壓力也是動力，她希望相關企業借著大環境的改變，也儘快改變自己的產品結構，向更高技術含量、更大增值環節和自主品牌方向發展，向產業鏈的高端環節發展。
毫無疑問，中央政府希望王琴華的話，能清晰無誤地傳到華盛頓的耳朵裏。須知，美國會一眾議員長久以來批評人民幣升值步伐過慢，又指北京故意操縱匯率，導致美中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云云，甚至揚言要對中國掄起貿易制裁大棒。
不過，新措施實在來得太突然，令在大陸投資的港企瘁不及防。無奈之下，他們正紛紛要求特區政府伸出援手。
根據新規定，廠商要引入價格高昂的環保技術，這將使出口產品成本增加至少10億美元。此外，產業分析人士還預計，預付進口稅押金的規定，會令廠商的流動資金減少20至30億美元，而這部分資金本來可用於生產玩具、電子、服裝等廉價產品。
從8月23日開始，公司但凡進口1800多種貨品，包括塑料、金屬和紡織品等貨物，必須要先預付至少50%的進口稅押金。未來此類貨品將增至約5000種。
港企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加工貿易，將成為受新規定衝擊的重災區。分子人士估計，港企的出口成本將上升三成之多。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大陸有9萬多家主要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當中港企占了半壁江山，為57,500家。受僱於這些企業的工人多達960萬，相信部分人將因為新措施而失業。
不過，北京對此已有心理準備。為了使製造業向產業鏈的高端環節發展，淨化環境，同時通過收窄外貿順差來向國際社會示好，北京似乎認為，以失業為代價換取這些目標值得一搏。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外貿盈餘飆升至1125億美元，比前一年高出84%。
香港工業總會指出，共有4.5萬家港資工廠受是次政策調整的影響。而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一份報告，當中14,500家廠商將遭受嚴重打擊，1,500家甚至遭遇停產關門的厄運；37.5萬大陸工人和1萬名香港工人，會因此飯碗不保。
中國經濟的規模能在短短25年內，取得增容40倍的彪炳成績，香港投資者功不可沒。如今，他們都為前景感到茫然。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一直敦促特區政府伸出援手，該會主席劉達邦表示，“整體形勢不太好，受新規定影響，估計將有30億美元（進口稅押金）不能動。中小企業的邊際利潤本來就較微薄，對它們而言，情況尤其不妙。”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正在向政府施壓，要求它說服北京押後實施外貿新政、對涉及的1853種商品分階段收保證金，以及授權香港的銀行，為出口商向海關開具台賬保證金擔保函（目前僅有中國銀行獲此授權）。劉達邦還建議，香港政府可以補貼形式，為製造業廠商減輕負擔。
代表工業界利益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君彥透露，特區政府正同北京“緊密合作”，試圖減少新政對港企的衝擊。梁君彥預計，若北京拒絕收回成命，約10-15% 的港資工廠會被迫關門大吉。但無論如何，他認為北京已通過外貿新政，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國不再是一個生產廉價低端產品的地方，港企應當想想如何提升產品的附加值了。
官媒《中國日報》上周刊出了一個故事，講述兩家在大陸設廠的港企面，對外貿新政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個打算認命，關門走人；另一個則不向命運低頭，做好在價值鏈上往上爬的準備。
故事回顧了港商Victor Ho的營商歷程。Victor七年前從父親手中接過了廣東一家玩具廠的管理大權。七年後的今天，他卻在考慮解散150名僱員，關門大吉。“在我父親管理的年代，賺錢十分容易。那時，人人都會對在港資企業工作的人投以豔羨目光。”
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故事的另一個主人公，“群邦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趙振邦。趙振邦於上1950年代創立群邦實業，並在“好幾年前”將這個生產手套的低端企業，成功轉型為高端的“環保產品廠商”。 趙振邦對記者說：“商業界有個不成文的規則──深謀遠慮，高瞻遠矚。”
1950年代，香江是低端製造業中心。後來，廠商陸續遷移到大陸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珠三角及近海的福建和江蘇尤受青睞。如今，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的環境，因一些廠商違規操作而日益惡化，中央政府已經發出要大力治理環境的訊號。
其實，廠商也並非無路可走，他們可以選擇把工廠，再遷至中部或西部地區，例如新疆、甘肅等自治地區，以規避外貿新政帶來的衝擊。外貿新政之所以給廠商提供這個選擇，想必是為了縮小沿海和內陸省市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可是，對於上面提到的那個港商Victor Ho的低端製造企業而言，搬遷費用是個大問題。
隨著大陸經濟列車駛進第三個高速前行的十年，內地的勞動力成本也水漲船高。在這種大背景下，有意擴大業務規模的港企有兩條路走：要麼把手觸伸到內陸，要麼走出國門，投資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等成本低廉、監管不嚴的國家。
編譯 寸草心 ¶ 2:25 AM
2007/08/24, 週五，亚洲时报
香港 -- 勞動力成本低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利益的一本萬利發展模式，在中國或許快走到盡頭了。至少對於數以萬計在大陸設廠的港商而言，“流金歲月”很快就會結束了。
中國本周開始實施新措施，加緊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製造商必須要先預付至少50%的進口稅押金，以及必須採用價格高昂的環保技術。新措施顯然是為了緩和因中國的外貿順差持續擴大、所導致的國際貿易摩擦，以及阻止環境進一步惡化，並提升國內的製造業在價值鏈上的位置。
大陸整個製造業所吸納的投資，近半來自香港企業，新措施帶來的衝擊自然對港企最沉重。雖然這些港企不甘坐以待斃，不過營商環境惡化已成定局，沒人能改變事實。
在解釋北京的外貿新政時，商務部產業司司長王琴華說，“新政策將增加成本，影響出口商的現金流量，尤其是行業中那些從事勞動密集型的部分。我們計算過，這些影響將迫使出口商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提升自己的技術”。
王琴華指出，政策調整對於企業來說，既是壓力也是動力，她希望相關企業借著大環境的改變，也儘快改變自己的產品結構，向更高技術含量、更大增值環節和自主品牌方向發展，向產業鏈的高端環節發展。
毫無疑問，中央政府希望王琴華的話，能清晰無誤地傳到華盛頓的耳朵裏。須知，美國會一眾議員長久以來批評人民幣升值步伐過慢，又指北京故意操縱匯率，導致美中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云云，甚至揚言要對中國掄起貿易制裁大棒。
不過，新措施實在來得太突然，令在大陸投資的港企瘁不及防。無奈之下，他們正紛紛要求特區政府伸出援手。
根據新規定，廠商要引入價格高昂的環保技術，這將使出口產品成本增加至少10億美元。此外，產業分析人士還預計，預付進口稅押金的規定，會令廠商的流動資金減少20至30億美元，而這部分資金本來可用於生產玩具、電子、服裝等廉價產品。
從8月23日開始，公司但凡進口1800多種貨品，包括塑料、金屬和紡織品等貨物，必須要先預付至少50%的進口稅押金。未來此類貨品將增至約5000種。
港企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加工貿易，將成為受新規定衝擊的重災區。分子人士估計，港企的出口成本將上升三成之多。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大陸有9萬多家主要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當中港企占了半壁江山，為57,500家。受僱於這些企業的工人多達960萬，相信部分人將因為新措施而失業。
不過，北京對此已有心理準備。為了使製造業向產業鏈的高端環節發展，淨化環境，同時通過收窄外貿順差來向國際社會示好，北京似乎認為，以失業為代價換取這些目標值得一搏。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外貿盈餘飆升至1125億美元，比前一年高出84%。
香港工業總會指出，共有4.5萬家港資工廠受是次政策調整的影響。而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一份報告，當中14,500家廠商將遭受嚴重打擊，1,500家甚至遭遇停產關門的厄運；37.5萬大陸工人和1萬名香港工人，會因此飯碗不保。
中國經濟的規模能在短短25年內，取得增容40倍的彪炳成績，香港投資者功不可沒。如今，他們都為前景感到茫然。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一直敦促特區政府伸出援手，該會主席劉達邦表示，“整體形勢不太好，受新規定影響，估計將有30億美元（進口稅押金）不能動。中小企業的邊際利潤本來就較微薄，對它們而言，情況尤其不妙。”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正在向政府施壓，要求它說服北京押後實施外貿新政、對涉及的1853種商品分階段收保證金，以及授權香港的銀行，為出口商向海關開具台賬保證金擔保函（目前僅有中國銀行獲此授權）。劉達邦還建議，香港政府可以補貼形式，為製造業廠商減輕負擔。
代表工業界利益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君彥透露，特區政府正同北京“緊密合作”，試圖減少新政對港企的衝擊。梁君彥預計，若北京拒絕收回成命，約10-15% 的港資工廠會被迫關門大吉。但無論如何，他認為北京已通過外貿新政，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國不再是一個生產廉價低端產品的地方，港企應當想想如何提升產品的附加值了。
官媒《中國日報》上周刊出了一個故事，講述兩家在大陸設廠的港企面，對外貿新政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個打算認命，關門走人；另一個則不向命運低頭，做好在價值鏈上往上爬的準備。
故事回顧了港商Victor Ho的營商歷程。Victor七年前從父親手中接過了廣東一家玩具廠的管理大權。七年後的今天，他卻在考慮解散150名僱員，關門大吉。“在我父親管理的年代，賺錢十分容易。那時，人人都會對在港資企業工作的人投以豔羨目光。”
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故事的另一個主人公，“群邦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趙振邦。趙振邦於上1950年代創立群邦實業，並在“好幾年前”將這個生產手套的低端企業，成功轉型為高端的“環保產品廠商”。 趙振邦對記者說：“商業界有個不成文的規則──深謀遠慮，高瞻遠矚。”
1950年代，香江是低端製造業中心。後來，廠商陸續遷移到大陸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珠三角及近海的福建和江蘇尤受青睞。如今，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的環境，因一些廠商違規操作而日益惡化，中央政府已經發出要大力治理環境的訊號。
其實，廠商也並非無路可走，他們可以選擇把工廠，再遷至中部或西部地區，例如新疆、甘肅等自治地區，以規避外貿新政帶來的衝擊。外貿新政之所以給廠商提供這個選擇，想必是為了縮小沿海和內陸省市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可是，對於上面提到的那個港商Victor Ho的低端製造企業而言，搬遷費用是個大問題。
隨著大陸經濟列車駛進第三個高速前行的十年，內地的勞動力成本也水漲船高。在這種大背景下，有意擴大業務規模的港企有兩條路走：要麼把手觸伸到內陸，要麼走出國門，投資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等成本低廉、監管不嚴的國家。
編譯 寸草心 ¶ 2:25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