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ne 04, 2008
拿破仑批判英国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朱维铮
2008年6月5日 星期四
之前曾说到英国二度访华使团的副使托玛斯·斯当东，认为满清嘉庆帝对待拒行跪拜礼的阿美士德，先怒逐，旋又表示“怀柔”，意味着英国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一次胜利。
可是，有个在英属圣赫拿岛上的法国囚徒，对此事件的见解却适得其反。这个人就是遭遇滑铁卢失败而被放逐小岛的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原来，阿美士德率使团离华返英，于1871年7月1日经停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会见了拿破仑，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拿破仑的谈话，同时在场的使团随员，以及拿破仑的爱尔兰医生等，也都留下过各自的目击记载。
曾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多届部长的著名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的未刊已刊的种种资料，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列有题为“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的专章，对拿破仑准备这次会面以及会面时谈话，作了可谓详细的历史陈述。于是我们得知，由于七十年后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而在晚清学界政界广泛传播的拿破仑将中国譬作“睡狮”，连同“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那个警告的由来。
十多年前，我初读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的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3），接着准备校释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经寻觅拿破仑那个名喻在晚清中文著译里有没有更早的介绍。一个理由便是发现某些所谓近代史论著犯了低级错误，将拿破仑的“睡狮”比喻，说成是同马戞尔尼谈话作出的，却不知马戞尔尼于1806年已死于英属好望角总督任上，与当年正驰骋于欧洲战场的拿破仑大帝从未谋面。或许我孤陋寡闻，直到前月仍未找到曾纪泽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用英文发表其论前后，有哪一种中文书刊介绍过拿破仑对阿美士德的谈话，因而只能假设曾纪泽是注意拿破仑此说的第一位中国人。
为免我们的近代史论者继续以讹传讹起见，现据《停滞的帝国》中译本第八十五章，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前后的几次谈话，摘引如次。
1817 年3月，拿破仑预猜阿美士德返英途中必将要求会见自己，于是再读二十三年前马戞尔尼使团的有关记载，曾说这次英国内阁没要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礼仪是个失误：“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
前任法国皇帝批评随扈的爱尔兰医生：“你说他（阿美士德）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他甚至粗鲁地比方：“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同月拿破仑又对御医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
1817年7月1日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据阿美士德的未刊日记：“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
拿破仑显然比英国使臣更有外交修养，所以事后才对御医说出对阿美士德的批评：“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我前一篇文章判断阿美士德因不服从中国礼仪而闹到使团被逐，是自命中国通的副使小斯当东的主意，由此可得佐证。
据记载，拿破仑对英国两度遣使失败，有这样的概括：“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们地位平等的人。”类似推己及人而表示同情中国皇帝措置的言论，在《停滞的帝国》中还有多则，不具引。
令人注目的，尤其是拿破仑对英国朝野盛行的以武制华言论的抨击：
“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他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当年我读到这段引文，不禁惊异：这不正是满清同治、光绪之际，曾国藩、左宗棠，特别是李鸿章那班“洋务”名臣的逻辑吗？难怪他们的第二代曾纪泽们，对拿破仑的晚年的中国论表示倾倒。于是我赶紧去翻由俄文版转译的《拿破仑文选》。号称主要取材于拿破仑被囚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这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仅选军事问题，而对拿破仑抨击英国对华政策愚昧偏颇的论述只字不提。1980年正值“真理标准”辩论高潮，人们却对如此重要的域外历史论述视而不见。于是想到那之前学界已在重评清末所谓改良与革命之争，发展到1990年代出现的“告别革命”论，完全无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献颂扬“华拿二圣”（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历史合理性。倘若重读近代史，能对昔年拿破仑的上述见解，继续置若罔闻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年6月5日 星期四
之前曾说到英国二度访华使团的副使托玛斯·斯当东，认为满清嘉庆帝对待拒行跪拜礼的阿美士德，先怒逐，旋又表示“怀柔”，意味着英国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一次胜利。
可是，有个在英属圣赫拿岛上的法国囚徒，对此事件的见解却适得其反。这个人就是遭遇滑铁卢失败而被放逐小岛的前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原来，阿美士德率使团离华返英，于1871年7月1日经停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会见了拿破仑，并在日记中记载了拿破仑的谈话，同时在场的使团随员，以及拿破仑的爱尔兰医生等，也都留下过各自的目击记载。
曾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多届部长的著名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的未刊已刊的种种资料，于1989年出版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列有题为“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的专章，对拿破仑准备这次会面以及会面时谈话，作了可谓详细的历史陈述。于是我们得知，由于七十年后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而在晚清学界政界广泛传播的拿破仑将中国譬作“睡狮”，连同“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那个警告的由来。
十多年前，我初读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的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3），接着准备校释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曾经寻觅拿破仑那个名喻在晚清中文著译里有没有更早的介绍。一个理由便是发现某些所谓近代史论著犯了低级错误，将拿破仑的“睡狮”比喻，说成是同马戞尔尼谈话作出的，却不知马戞尔尼于1806年已死于英属好望角总督任上，与当年正驰骋于欧洲战场的拿破仑大帝从未谋面。或许我孤陋寡闻，直到前月仍未找到曾纪泽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用英文发表其论前后，有哪一种中文书刊介绍过拿破仑对阿美士德的谈话，因而只能假设曾纪泽是注意拿破仑此说的第一位中国人。
为免我们的近代史论者继续以讹传讹起见，现据《停滞的帝国》中译本第八十五章，将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前后的几次谈话，摘引如次。
1817 年3月，拿破仑预猜阿美士德返英途中必将要求会见自己，于是再读二十三年前马戞尔尼使团的有关记载，曾说这次英国内阁没要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礼仪是个失误：“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
前任法国皇帝批评随扈的爱尔兰医生：“你说他（阿美士德）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他甚至粗鲁地比方：“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同月拿破仑又对御医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
1817年7月1日拿破仑接见阿美士德，据阿美士德的未刊日记：“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
拿破仑显然比英国使臣更有外交修养，所以事后才对御医说出对阿美士德的批评：“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我前一篇文章判断阿美士德因不服从中国礼仪而闹到使团被逐，是自命中国通的副使小斯当东的主意，由此可得佐证。
据记载，拿破仑对英国两度遣使失败，有这样的概括：“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们地位平等的人。”类似推己及人而表示同情中国皇帝措置的言论，在《停滞的帝国》中还有多则，不具引。
令人注目的，尤其是拿破仑对英国朝野盛行的以武制华言论的抨击：
“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他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当年我读到这段引文，不禁惊异：这不正是满清同治、光绪之际，曾国藩、左宗棠，特别是李鸿章那班“洋务”名臣的逻辑吗？难怪他们的第二代曾纪泽们，对拿破仑的晚年的中国论表示倾倒。于是我赶紧去翻由俄文版转译的《拿破仑文选》。号称主要取材于拿破仑被囚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这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仅选军事问题，而对拿破仑抨击英国对华政策愚昧偏颇的论述只字不提。1980年正值“真理标准”辩论高潮，人们却对如此重要的域外历史论述视而不见。于是想到那之前学界已在重评清末所谓改良与革命之争，发展到1990年代出现的“告别革命”论，完全无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献颂扬“华拿二圣”（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历史合理性。倘若重读近代史，能对昔年拿破仑的上述见解，继续置若罔闻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Labels: Napoléon
¶ 7:18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