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闲评
Monday, January 19, 2009
纪检成现代“东西厂”？中国人人害怕的最大权力机构
永平来稿／中共哪个部门的权力最大？管人事的组织部，还是管经济的发改委？或许都不是。因邓后中共再无威权人物，集体领导愈来愈依靠纪检监察系统控制和平衡权利，而在无官不贪的背景下，该系统整人方式五花八门，愈演愈烈，正演变成今日之“东西厂”，随未来中共核心人物进一步式微，该系统将终成尾大不掉之势，最终成左右中共政局的最大力量。
新年之际约会了一位朋友，茶间聊及内地经济形势，朋友一个劲叹息。他开有一家旅游公司，主要业务是内地的考察观光团。近因内地出国考察团突然减少而生意萧条，言及未来，对内地形势不报乐观。朋友认为，关键不在经济，而在权利争夺已现乱象。
朋友说，前些天他接待内地某市考察观光团，团长（一位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是他多年旧友，该团长多次提醒他，要他一定安排好行程，一定要有考察，尤其是考察项目的时间内容一定要充分，要有记者的充分报道，考察之外，要把当地和带来的记者招待好。同时，随行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纪委的处长，一个是检察院的副处长。这两个人，团长要求考察项目时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但要想办法让他们玩好。
朋友一面答应，一面笑旧友过敏。该副市长大叹一声说，你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某地以考察为名实则出国旅游之事被网上曝光后，出外考察便成惹麻烦之事。以前出国旅游都是美差，一般是某个部门组织，找个企业出钱，再找一些平时要拉关系的部门，比如纪检、检察、组织部的人，给这些部门一些名额，就组团出去了，名光考察，其实就是花国家钱玩。
这次考察团本是另一个人带队，因为这位副市长马上要被提市长了，但现在的市长却想让另一个副市长上，就硬性派他带团来，一是关键时期让他不在国内，很多运作没有办法进行，二是设个套，如果出国出了什么丑闻，那可政治前途就全毁了。至于那两个纪委的人，一个是市长的人，就是来抓他的小辫子的；而那个检察院的，则是副市长的人，只要把他俩弄出去，他的人就会搞定那个市长的人。
朋友强调，这里面透出一种很不好的信号。由于他负责旅游接待工作，对于内地纪检系统的作法，多有耳闻。他说，如果高层中纪委还能听命于中央，那么在地方上，可能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一些地方，纪委书记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大过了市委书记。去年广西某市为同一个项目前后来过两拔考察团，一拔是市委书记带队，由一位副市长陪着，没有招商成功；而当市纪委书记（纪委书记竟然插手经济，所为何来？）来时，则是由市长陪着，带的全是该市的企业家，招商竟然成功了，连投资者都知道谁更厉害。
他听团里的人闲谈时，就能感受到该市纪委书记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大过了市委书记。那个市委书记提了好几次人事，都被纪委书记否了，两个人斗得不可开交，直到纪委书记通过纪检手段，把市委书记提拔的组织部长送进监狱，双方才最后妥协，在人事安排的问题，两个人从此就是一半对一半。现在省纪委的一个处长，就会让地方市委书记发抖打颤。现在跑部进钱是明面，更重要的是跑纪委保官。
朋友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个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在郴州市不就是一手遮天嘛。民间社会，多把现在的纪检系统称作“东西厂 ”，因为其权力早就超过了反腐职能，勾制罪名打击对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明朝为巩固皇权，强化专制，先后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对各级官员、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监督，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锦衣卫的创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法网之密布、行刑之严酷，甚至将贪官剥皮示众，营造了一个极其严酷肃杀的氛围。
但贪污腐败之风并未就此收敛，因为锦衣卫本身就是个黑窝。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设立了“东厂”，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严酷打击反对派。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由于其镇压手段之残酷，甚至罗织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而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污点。
东西厂最终不仅没有抑止明王朝的腐败，而且制造了最大的腐败，明武宗即位，信用宦官。得宠的宦官刘瑾掌司礼监，邱聚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互为声援，势倾中外。刘瑾又矫诏设立内厂，由自己管领，比东、西厂更残酷。刘瑾专权时期，整个明朝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刘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
而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他们一般办什么案，查谁，也完全不是由谁腐败而决定的，而是权力斗争的方向决定的，他们的主子让查谁，他们就查谁，或谁伤害了纪检监察部门权力人物的利益，他们就查谁。查的方法就太多了。最常用的方法大搞逼供信，本质上与东西厂没有什么区别。一是有罪推定，前提当然是无官不贪。找个借口先把要打倒的人关起来，再查罪证，一般都是被查人心虚，在上了手段的情况下，难有不交待的，据说手段之酷烈，有些人受不了，连小时候偷过一只鸡的事情都招了出来。
二是从被查人亲信下手。纪检监察部门的办案人员，手里都有大把空白的传唤证、搜查证、居留证等相关政法部门的证明（这就是“依法办案”），按需要，不经有关部门同意，随时开具，比如，给某个企业家开个税务稽查通知，把企业家带到某处“协助调查”。然后告诉企业家，不是查你，而是查某个领导，只要你能指认那个领导在经济上有问题，你就没事了。在利诱威逼下，企业家只要协助提供证明。
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就把纪委变成了他自己的“东厂”，敢与他争利的党员、干部，一律“双规”。从2002年开始，曾锦春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双规”手段，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有多位受访官员说，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双规”调查，或因得罪其本人而被调查和威胁。
曾锦春不仅不是一个特例，而且可能正演变为常例。长此下去，纪检监察将成为中共内部人人害怕的最大权力机构。如果这种人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未来中共的权力体制，肯定将以纪检监察为核心构筑。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未来的总书记或许要在目前身兼党政军三职的基础上，再兼一职——当代东西厂总督。 ¶ 11:51 PM 0 comments
新年之际约会了一位朋友，茶间聊及内地经济形势，朋友一个劲叹息。他开有一家旅游公司，主要业务是内地的考察观光团。近因内地出国考察团突然减少而生意萧条，言及未来，对内地形势不报乐观。朋友认为，关键不在经济，而在权利争夺已现乱象。
朋友说，前些天他接待内地某市考察观光团，团长（一位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是他多年旧友，该团长多次提醒他，要他一定安排好行程，一定要有考察，尤其是考察项目的时间内容一定要充分，要有记者的充分报道，考察之外，要把当地和带来的记者招待好。同时，随行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纪委的处长，一个是检察院的副处长。这两个人，团长要求考察项目时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但要想办法让他们玩好。
朋友一面答应，一面笑旧友过敏。该副市长大叹一声说，你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某地以考察为名实则出国旅游之事被网上曝光后，出外考察便成惹麻烦之事。以前出国旅游都是美差，一般是某个部门组织，找个企业出钱，再找一些平时要拉关系的部门，比如纪检、检察、组织部的人，给这些部门一些名额，就组团出去了，名光考察，其实就是花国家钱玩。
这次考察团本是另一个人带队，因为这位副市长马上要被提市长了，但现在的市长却想让另一个副市长上，就硬性派他带团来，一是关键时期让他不在国内，很多运作没有办法进行，二是设个套，如果出国出了什么丑闻，那可政治前途就全毁了。至于那两个纪委的人，一个是市长的人，就是来抓他的小辫子的；而那个检察院的，则是副市长的人，只要把他俩弄出去，他的人就会搞定那个市长的人。
朋友强调，这里面透出一种很不好的信号。由于他负责旅游接待工作，对于内地纪检系统的作法，多有耳闻。他说，如果高层中纪委还能听命于中央，那么在地方上，可能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一些地方，纪委书记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大过了市委书记。去年广西某市为同一个项目前后来过两拔考察团，一拔是市委书记带队，由一位副市长陪着，没有招商成功；而当市纪委书记（纪委书记竟然插手经济，所为何来？）来时，则是由市长陪着，带的全是该市的企业家，招商竟然成功了，连投资者都知道谁更厉害。
他听团里的人闲谈时，就能感受到该市纪委书记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大过了市委书记。那个市委书记提了好几次人事，都被纪委书记否了，两个人斗得不可开交，直到纪委书记通过纪检手段，把市委书记提拔的组织部长送进监狱，双方才最后妥协，在人事安排的问题，两个人从此就是一半对一半。现在省纪委的一个处长，就会让地方市委书记发抖打颤。现在跑部进钱是明面，更重要的是跑纪委保官。
朋友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个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在郴州市不就是一手遮天嘛。民间社会，多把现在的纪检系统称作“东西厂 ”，因为其权力早就超过了反腐职能，勾制罪名打击对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明朝为巩固皇权，强化专制，先后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对各级官员、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监督，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锦衣卫的创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法网之密布、行刑之严酷，甚至将贪官剥皮示众，营造了一个极其严酷肃杀的氛围。
但贪污腐败之风并未就此收敛，因为锦衣卫本身就是个黑窝。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设立了“东厂”，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严酷打击反对派。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由于其镇压手段之残酷，甚至罗织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而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污点。
东西厂最终不仅没有抑止明王朝的腐败，而且制造了最大的腐败，明武宗即位，信用宦官。得宠的宦官刘瑾掌司礼监，邱聚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互为声援，势倾中外。刘瑾又矫诏设立内厂，由自己管领，比东、西厂更残酷。刘瑾专权时期，整个明朝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刘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
而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他们一般办什么案，查谁，也完全不是由谁腐败而决定的，而是权力斗争的方向决定的，他们的主子让查谁，他们就查谁，或谁伤害了纪检监察部门权力人物的利益，他们就查谁。查的方法就太多了。最常用的方法大搞逼供信，本质上与东西厂没有什么区别。一是有罪推定，前提当然是无官不贪。找个借口先把要打倒的人关起来，再查罪证，一般都是被查人心虚，在上了手段的情况下，难有不交待的，据说手段之酷烈，有些人受不了，连小时候偷过一只鸡的事情都招了出来。
二是从被查人亲信下手。纪检监察部门的办案人员，手里都有大把空白的传唤证、搜查证、居留证等相关政法部门的证明（这就是“依法办案”），按需要，不经有关部门同意，随时开具，比如，给某个企业家开个税务稽查通知，把企业家带到某处“协助调查”。然后告诉企业家，不是查你，而是查某个领导，只要你能指认那个领导在经济上有问题，你就没事了。在利诱威逼下，企业家只要协助提供证明。
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就把纪委变成了他自己的“东厂”，敢与他争利的党员、干部，一律“双规”。从2002年开始，曾锦春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双规”手段，参与矿产利益的控制与掠夺。有多位受访官员说，一些官员因不愿将煤矿审批权交给他而被“双规”调查，或因得罪其本人而被调查和威胁。
曾锦春不仅不是一个特例，而且可能正演变为常例。长此下去，纪检监察将成为中共内部人人害怕的最大权力机构。如果这种人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未来中共的权力体制，肯定将以纪检监察为核心构筑。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未来的总书记或许要在目前身兼党政军三职的基础上，再兼一职——当代东西厂总督。 ¶ 11:51 PM 0 comments
Monday, January 12, 2009
漫话中国改革的动力和目标
李大同 BBC
2009年01月12日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这30年里，究竟哪些年可以称为是改革年，学术界已经有多种说法，有两段论，也有三段论，总之这30年里并非每一年都在改革。
譬如1989年春夏之交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这三年时间就肯定没有什么改革可言，相反反改革的势力甚嚣尘上，其势头完全可以终止、断送中国的改革，逼得邓大人公开退休之后还得反戈一击，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
动力与目标
动力：改革需要动力。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动力来源人们很容易感受到。无论对农民还是城市民众来说，改革的动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个"穷"字，太穷了，再也不想继续过这种穷日子了。执政党高层也有动力，那就是实际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发现差距太大了，这种差距直接威胁了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还有什么脸硬说有什么优越性呢？快被"开除地球籍"了。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成为执政集团的主流认识。人民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改革的动力。
第二段的改革从小平南巡开始，直至中国成功加入WTO，这个阶段改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是各级政府和企业家群体，政府官员用GDP增长来考核晋升，而企业家开始大规模占据资源，官商结合，形成动力，农民和大量工人逐渐边缘化，利益直接受损，不再是改革的动力源泉。
第二段改革既造成经济高速发展，也加深了社会的鸿沟，社会新增财富逐渐集中到政府和富人阶层手中。
现在中国还处在改革进程当中吗？不好说了。如果是，改革的目标性共识和动力又是什么呢？
不久前，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完成了一份调查，调查对象是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学者型官员、高校及研究机构学者和其它方面的专家（包括企业界人士）。结果，高达84%的调查对象共同认为"当前改革缺乏应有的共识，改革动力缺失或不足，受既得利益集团掣肘严重。"这种对现状的判断是否代表了社会的共识呢？
再看看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初，执政党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从1979年开始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中国进入小康社会。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目标，只有经济发展一个单项。不过，国门初开，转轨伊始，无论是国家领导集团还是中国社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懂得构成现代国家的全部要素，可以理解。
30年过去了，国民生产总值岂只翻了两番，比两番还要高10倍了吧，中国城乡有多少家庭进入了小康呢？
几天前，一个来自四川农村的小时工对我说，她和母亲、丈夫都在城市打工，老家的地是父亲在种。她说每天都在找新的打工机会，有时一天做两三份工直至深夜，因为没有一份工是有保证的。她还算幸运的，上千万因工厂倒闭不得不提前回乡的农民工们日子怎么过呢？他们是小康家庭吗？
空泛的承诺
在不久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有了新的承诺：到2021年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承诺能否成为让人民欢欣鼓舞的发展目标呢？
如果在30年前，这个承诺没准儿还行，现在不行了，因为太空泛，社会需要具体的内容。
譬如，"民主文明"是个什么含义呢？在上面提到的调查中，"新阶段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什么"，67.21%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可这是中国执政党下一步的改革选项吗？
再比如，一个文明的国家至少应当是个宪政国家吧？中国的宪法什么时候才能不是一纸空文呢？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在法庭上引用宪法来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呢？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一人一票地选举政府领导人呢，哪怕就是县长？中国纳税人什么时候可以监督政府怎么在花我们的钱呢？如今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出国旅游、豪华用车和金碧辉煌的政府大厦支出，什么时候才能被禁绝呢？什么时候人民批评政府和任何官员可以毫无恐惧，不会被指控为" 试图颠覆国家"呢？等等。
目标要具体，承诺要具体，改革才能获得共识，才会获得动力，文明才有实质内容。不是吗？ ¶ 10:21 PM 0 comments
2009年01月12日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这30年里，究竟哪些年可以称为是改革年，学术界已经有多种说法，有两段论，也有三段论，总之这30年里并非每一年都在改革。
譬如1989年春夏之交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这三年时间就肯定没有什么改革可言，相反反改革的势力甚嚣尘上，其势头完全可以终止、断送中国的改革，逼得邓大人公开退休之后还得反戈一击，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
动力与目标
动力：改革需要动力。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动力来源人们很容易感受到。无论对农民还是城市民众来说，改革的动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个"穷"字，太穷了，再也不想继续过这种穷日子了。执政党高层也有动力，那就是实际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发现差距太大了，这种差距直接威胁了国家制度的合法性，还有什么脸硬说有什么优越性呢？快被"开除地球籍"了。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成为执政集团的主流认识。人民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改革的动力。
第二段的改革从小平南巡开始，直至中国成功加入WTO，这个阶段改革的主要动力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是各级政府和企业家群体，政府官员用GDP增长来考核晋升，而企业家开始大规模占据资源，官商结合，形成动力，农民和大量工人逐渐边缘化，利益直接受损，不再是改革的动力源泉。
第二段改革既造成经济高速发展，也加深了社会的鸿沟，社会新增财富逐渐集中到政府和富人阶层手中。
现在中国还处在改革进程当中吗？不好说了。如果是，改革的目标性共识和动力又是什么呢？
不久前，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完成了一份调查，调查对象是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学者型官员、高校及研究机构学者和其它方面的专家（包括企业界人士）。结果，高达84%的调查对象共同认为"当前改革缺乏应有的共识，改革动力缺失或不足，受既得利益集团掣肘严重。"这种对现状的判断是否代表了社会的共识呢？
再看看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初，执政党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从1979年开始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中国进入小康社会。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目标，只有经济发展一个单项。不过，国门初开，转轨伊始，无论是国家领导集团还是中国社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懂得构成现代国家的全部要素，可以理解。
30年过去了，国民生产总值岂只翻了两番，比两番还要高10倍了吧，中国城乡有多少家庭进入了小康呢？
几天前，一个来自四川农村的小时工对我说，她和母亲、丈夫都在城市打工，老家的地是父亲在种。她说每天都在找新的打工机会，有时一天做两三份工直至深夜，因为没有一份工是有保证的。她还算幸运的，上千万因工厂倒闭不得不提前回乡的农民工们日子怎么过呢？他们是小康家庭吗？
空泛的承诺
在不久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有了新的承诺：到2021年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承诺能否成为让人民欢欣鼓舞的发展目标呢？
如果在30年前，这个承诺没准儿还行，现在不行了，因为太空泛，社会需要具体的内容。
譬如，"民主文明"是个什么含义呢？在上面提到的调查中，"新阶段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什么"，67.21%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可这是中国执政党下一步的改革选项吗？
再比如，一个文明的国家至少应当是个宪政国家吧？中国的宪法什么时候才能不是一纸空文呢？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在法庭上引用宪法来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呢？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一人一票地选举政府领导人呢，哪怕就是县长？中国纳税人什么时候可以监督政府怎么在花我们的钱呢？如今每年上万亿的公款吃喝、出国旅游、豪华用车和金碧辉煌的政府大厦支出，什么时候才能被禁绝呢？什么时候人民批评政府和任何官员可以毫无恐惧，不会被指控为" 试图颠覆国家"呢？等等。
目标要具体，承诺要具体，改革才能获得共识，才会获得动力，文明才有实质内容。不是吗？ ¶ 10:21 PM 0 comments
Monday, January 05, 2009
导致“北京新报”被查封的[中国七大恶心]一文
「北京新报」由於违反国家新闻出版规定，被撤销刊号，停止出版，编辑部解散。
第一恶心：公仆们的「指出」。典型场景一：一群公仆在开会，级别最高的在发言，级别较低的则作认真记录状，或做聚精会神领会状。电视解说词此时一定是「ＸＸＸ在会上／在听取了ＹＹＹ汇报後指出：」记者们用「指出」一词表达了对领导的无比敬意，言外之意是我等云云众生在这个混沌迷茫的世界上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领导的指引。他们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我等指出一条金光大道，指引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大多数时候公仆们给我们指出了些什么呢？发大水了指出要抗洪，著大火了指出要消防，出了事故要救人。最搞笑的是一次一位国务委员到湘西考察脱贫，指出了一句大实话，指示当地官员「一定要解决温饱问题」。我说，马路上要饭的都知道饿了要出去要饭，晚上冷了要找张报纸什么的盖上，还劳您来指出？拜托公仆们除了吃喝玩乐之外能真真正正给国家给民族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第二恶心：艺术家赞美的歌声。说到厚颜无耻，我国的艺术家和我国的记者有得一比。我们的艺术家在歌功颂德时不光糟踏自己，还自以为代表人民让人糟蹋，真的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无处含冤。
第三恶心：可怜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协。每年的三月份，这一对苦菜花都要开放一次。我对他们的了解，主要也就是通过三月的银屏。第一个让我搞不懂的是：宪法既然规定了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什么它居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职的？每年除了三月以外的十一个月里它究竟在干什么？代表们在干什么？第二搞不懂的是：这些代表是谁选出来的？怎样选出来的？代表谁？通过银屏我看到代表们形形色色：官员，学者，企业家，劳模，影星，歌星，体坛明星，甚至有连国语都听不懂的少数民族。我真的怀疑他们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国家的管理难道任何人来都行吗？第三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人大开会的重点就是围著「政府工作报告」转？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应该只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现在这种茶话会形式的人大会相对於宪法赋予他们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点渎职的嫌疑？政协就更让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了。看著一群老得连自己姓什么想不起来的人在参政议政，不知道是委员们个人的幸福，还是国家的不幸。
第四恶心：弱智的旁证。当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确霸道了点，社会主义阵营也确实惨了点。想要反对霸权，振作人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古巴百万人举行反美游行」，「卡斯楚声言不放弃社会主义」，「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萨达姆说，」，「米洛舍维奇在法庭上痛斥」，这样一类报道我觉得连老娘们吵架的水平都不如。如果把地球当成一个村的话，上述几户人家都算不上什么好鸟。咱们交朋友应该交些知书达理的君子之辈，和人吵架也犯不著找些地痞流氓来帮腔，看看像加拿大瑞典这样的国家怎样说，恐怕会更有说服力。即便为了和美国较劲，把老米吹成个英雄，国人当时可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间长了怎样交代？
第五恶心：共军打国军的影视作品。在我看来，所谓的解放战争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几千年来这种悲剧在不断地上演，根源在於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缺少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在任何现代政治家（或者叫做政客）的意识里，江山社稷的考虑依然是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也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基於以上考虑，我认为在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是民族的悲剧，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死伤是民族心灵上的一块伤疤，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第六恶心：吹牛皮的水平太低。逢年过节，或重大节日，我们的银屏上就是一片歌功颂德声音，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繁忙的码头，飞机轰鸣著起飞，最後电视画面淡出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在飘扬。解说员激昂的声音「经过ＸＸ年的建设，」，「和解放前相比ＸＸ增长了ＸＸ倍」等等不一而足。过节图个吉祥说点好听的没问题，问题是这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模式，它是文革时忆苦思甜的翻版，它叫人不思进取安於现状，更要命的是它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某个大救星恩赐给我们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是一群没头的苍蝇，连北都找不著。
第七恶心：感恩戴德的百姓。天灾人祸，意外事故全世界哪里都有。政府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救助理应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这些你都不管的话，纳税人花大把的银子养政府干吗？军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电视上政府军队应该做的一切就变成了皇恩浩荡，记者不拍出百姓感恩戴德的话好像就对不起政府给的工资一样。还有，每到逢年过节，领导干部慰问下岗职工贫困户时，你看到领导脸上有一丝愧色么？你辖区的选民沦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没有责任？他们拉著你的手谢恩时你对著镜头就那么得意？
第一恶心：公仆们的「指出」。典型场景一：一群公仆在开会，级别最高的在发言，级别较低的则作认真记录状，或做聚精会神领会状。电视解说词此时一定是「ＸＸＸ在会上／在听取了ＹＹＹ汇报後指出：」记者们用「指出」一词表达了对领导的无比敬意，言外之意是我等云云众生在这个混沌迷茫的世界上一时一刻也不能没有领导的指引。他们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我等指出一条金光大道，指引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大多数时候公仆们给我们指出了些什么呢？发大水了指出要抗洪，著大火了指出要消防，出了事故要救人。最搞笑的是一次一位国务委员到湘西考察脱贫，指出了一句大实话，指示当地官员「一定要解决温饱问题」。我说，马路上要饭的都知道饿了要出去要饭，晚上冷了要找张报纸什么的盖上，还劳您来指出？拜托公仆们除了吃喝玩乐之外能真真正正给国家给民族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第二恶心：艺术家赞美的歌声。说到厚颜无耻，我国的艺术家和我国的记者有得一比。我们的艺术家在歌功颂德时不光糟踏自己，还自以为代表人民让人糟蹋，真的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无处含冤。
第三恶心：可怜的人大和可悲的政协。每年的三月份，这一对苦菜花都要开放一次。我对他们的了解，主要也就是通过三月的银屏。第一个让我搞不懂的是：宪法既然规定了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什么它居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职的？每年除了三月以外的十一个月里它究竟在干什么？代表们在干什么？第二搞不懂的是：这些代表是谁选出来的？怎样选出来的？代表谁？通过银屏我看到代表们形形色色：官员，学者，企业家，劳模，影星，歌星，体坛明星，甚至有连国语都听不懂的少数民族。我真的怀疑他们懂不懂法？懂不懂立法？国家的管理难道任何人来都行吗？第三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人大开会的重点就是围著「政府工作报告」转？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应该只是人大的工作之一。现在这种茶话会形式的人大会相对於宪法赋予他们的使命而言，是不是有点渎职的嫌疑？政协就更让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了。看著一群老得连自己姓什么想不起来的人在参政议政，不知道是委员们个人的幸福，还是国家的不幸。
第四恶心：弱智的旁证。当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确霸道了点，社会主义阵营也确实惨了点。想要反对霸权，振作人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古巴百万人举行反美游行」，「卡斯楚声言不放弃社会主义」，「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萨达姆说，」，「米洛舍维奇在法庭上痛斥」，这样一类报道我觉得连老娘们吵架的水平都不如。如果把地球当成一个村的话，上述几户人家都算不上什么好鸟。咱们交朋友应该交些知书达理的君子之辈，和人吵架也犯不著找些地痞流氓来帮腔，看看像加拿大瑞典这样的国家怎样说，恐怕会更有说服力。即便为了和美国较劲，把老米吹成个英雄，国人当时可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间长了怎样交代？
第五恶心：共军打国军的影视作品。在我看来，所谓的解放战争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悲剧。几千年来这种悲剧在不断地上演，根源在於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缺少一种现代民主政治的元素。在任何现代政治家（或者叫做政客）的意识里，江山社稷的考虑依然是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也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基於以上考虑，我认为在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是民族的悲剧，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死伤是民族心灵上的一块伤疤，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第六恶心：吹牛皮的水平太低。逢年过节，或重大节日，我们的银屏上就是一片歌功颂德声音，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繁忙的码头，飞机轰鸣著起飞，最後电视画面淡出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在飘扬。解说员激昂的声音「经过ＸＸ年的建设，」，「和解放前相比ＸＸ增长了ＸＸ倍」等等不一而足。过节图个吉祥说点好听的没问题，问题是这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模式，它是文革时忆苦思甜的翻版，它叫人不思进取安於现状，更要命的是它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某个大救星恩赐给我们的，没有他们我们就是一群没头的苍蝇，连北都找不著。
第七恶心：感恩戴德的百姓。天灾人祸，意外事故全世界哪里都有。政府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救助理应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这些你都不管的话，纳税人花大把的银子养政府干吗？军队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电视上政府军队应该做的一切就变成了皇恩浩荡，记者不拍出百姓感恩戴德的话好像就对不起政府给的工资一样。还有，每到逢年过节，领导干部慰问下岗职工贫困户时，你看到领导脸上有一丝愧色么？你辖区的选民沦落到如此地步，你有没有责任？他们拉著你的手谢恩时你对著镜头就那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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