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中信出局：生存之道的三个错误 2009年4月24日
亚洲周刊 吴晓波


荣智健在中信出局似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他长期对观赏模式漠视的结果。

荣氏家族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中信集团为中国国资委直属企业，在那个国有垄断资本高度集中的集群中，私人得以拥有股份，且能以阳光化的方式成为中国首富，荣家确为仅有之孤例。因为是孤例，所以一定违背了某些规律，荣智健之出局，正在于他对此的长期漠视，而且犯了三个关键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没有择机让荣家资本独立

荣家创业者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早在一九三四年，荣德生的大儿子、荣智健的大伯荣伟仁就在一封信中说：「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正是这种坚持，使得荣家祸福自担，很少有所谓的政商烦恼。鲜为人知的是，一九七九年，复出的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投资信託公司，最初的动议是建一个私人公司，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他的提案上批示说：「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因此，中信的国有资本性质才一锤定音。

荣家在中信的壮大过程中，功可不没，但是在资本意义上却少有创新，荣毅仁先是当政协副主席，又出任国家副主席，自然不可能办私人企业，荣智健南下独立创业，日后也进入了中信体系，创建中信泰富。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荣毅仁去世，荣智健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提到，中信泰富曾一次性交给国家超过二百亿元的现金加股权收益。言下之意，荣家财富是理应得到。或许正是这种惯性思考，让他始终没有资本独立的意愿。


第二个错误是对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

中信自创办之时，就享受了无穷的政策好处。香港的商业氛围对官商逻辑有天然的反感与抵触，荣智健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警惕与防范，甚至他还以奢侈的形象和强悍的商业运作「挑衅」公众的忍耐力。

荣家百年，自创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到荣毅仁，都以好善乐施、勤俭克己为立身之本。据计泓赓《荣毅仁传》记载，一九九八年荣毅仁夫妇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五零年代常见的、刷著清漆的木头椅子。相比父辈，荣智健的风格迥然不同，即便在富豪云集的香港，他的奢侈作派也是很突出的。

《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据报道，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他拥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他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他还是唯一一个会在週末带著私人巵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中国大陆富豪。

二零零五年，中信泰富投资的东区海底隧道申请提高过道价格，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淮，身任董事的荣智健之女荣明方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百分之十五为由，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结果胜诉，获裁定回报率应达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十七，之后东隧疯狂加价百分之六十七。东隧加价事件虽让公司获利颇多，但却受尽香港社会的批评。此次危机爆发，港媒少有同情者，其得也失也，可见一斑。

以官商背景而行奢侈之事，以「在商言商」而罔修公共关系，为荣智健重大疏忽。


第三个错误是没有著力培养下一个「荣毅仁」。

荣家百年，英才倍出，创业二老自不待言，其子女及女婿也多有豪杰之士。中共建国后，三十出头的荣毅仁留居上海，忍辱负重，被周恩来称为「少壮派」，被毛泽东许为「红色资本家的首户」，后贵为国家领导人，全国企业家无出其右。到荣智健一辈，也是一人过港，打出一片江山。可第四代则蚕卧在父辈的馀荫之下，不敢独立门户，少有显赫战绩，以至于危机降临，竟没有腾挪博弈的能力。在传承上缺乏远大的抱负和规划，成了这个百年商业家族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

检视荣家百年历史，此次澳元对赌巨亏远远不是危机最大的一次，早在一九三四年，受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荣氏的申新企业就曾在上海《申报》公开宣告「搁浅」，一九三八年，抗战爆发，荣家工厂三去其二，大多被日人炸毁或侵佔，到一九五六年的公私合营改造，荣家在大陆的二十多家工厂一夜之间被国有化。与上述三次相比，亏损一百多亿元仅是区区之数，荣智健迄今在中信泰富仍持有超过百分之十一的股份。所以，荣家复起，或有可期。但是，它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已成定案，荣家对中国商业进步的影响力要重新再建，这或许才是「荣智健辞职」最大的损失所在。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主要著作有《大败局》、《非常营销》、《激荡三十年》等。  ¶ 1:01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