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储位之争 张成泽为何力捧金正云？

朝鲜未来摄政王张成泽

　　有消息称金正日于2009年1月8日钦点三子金正云为接班人。

据悉，对于金正日挑选继承人的问题起到关键角色的竟是长子金正男的亲信、劳动党行政部部长张成泽。韩联社消息证实，金正日去年8月健康出问题后，委任张成泽负责处理国政。在此期间张成泽构筑三子接班体系，加上从去年年初开始暗地里开展三子继承工作的金正日第四任夫人金玉的配合，促使金正日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金正日的三个儿分别是长子金正男（38岁）、次子正哲（26岁）和三子正云（24岁）。在去年金正日病重期间，金正男从中国回到朝鲜，并在劳动党组织指导部工作。组织指导部是掌管朝鲜党、军、政大权的核心部门。金正男当时回国，并在朝鲜的权力核心部门工作，引起了外界对朝鲜谁来接替金正日大位的关注。媒体一度认为金正男是接替金正日的第一人选。除了金正男在权力核心部门工作外，能够左右朝鲜政局的张成泽又是金正男的亲信，所以外界认为，金正男继承大位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政治风云的变化往往难以琢磨，正当人们一直认为金正男是继承朝鲜大统的人选后，却爆出张成泽抛弃金正男，转而支持只有24岁的金正云，并获得了金正日的认可。张成泽为什么要抛弃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金正男，力推金正云？个中奥妙既有朝鲜大位争斗的残酷，张成泽也有自己的如意政治算盘。笔者认为张成泽力推金正云的原因主要有如下方面：

　　首先，张成泽力推金正云除了金正日的宠爱外，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作为金日成的女婿，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目前在朝鲜可谓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之上。处于这样高位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张成泽如果此时表现出力推金正男，势必引起金正日的警惕，其权力随时有可能遭到剥夺，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其次，张成泽力推金正云，为自己做“摄政王”埋下伏笔。媒体报道“金正云各方面都神似他的父亲，包括相貌和体格。”既然金正日对三儿子金正云非常欣赏，张成泽就做个顺水人情。但只有24岁的金正云，在政治上的历练几乎毫无经验，难以承担引领朝鲜的重任。并且有媒体称金正云因为过于肥胖，身体状况不好。如果这些报道是真实的，一旦金正云继位，朝鲜实权就顺理成章落入张成泽手中。

　　其三，张成泽如果推荐金正男，虽有争位立储之功，但38岁的金正男的历练逐步成熟，一旦继位，决不会轻易受张成泽的控制。虽然金正男与张成泽关系很好，但象张成泽这样的权臣，金正男势必解除或削弱其权力，以免给自己的权威带来威胁，甚至影响其政治命运。张成泽想必一定也经过深思熟虑，推荐乳臭未干的金正云，金正云今后为了掌控朝鲜局势，势必会倚重张成泽的实力。

　　其四，金正男过于鲜明的中国化倾向，也是张成泽不愿意为其冲锋陷阵的原因。目前朝鲜国内，亲俄势力还握有很大的实权，包括金正日本人亲俄倾向都比较明显。金正男虽然有俄罗斯的学习背景，但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钟，过于鲜明的亲中国倾向，也是张成泽忌惮的原因。张成泽一旦力主金正男继位，国内的亲俄势力必然对张成泽不利。政治倾向不明，一直处于神秘状态的金正云，对朝鲜今后打俄罗斯牌，还是中国牌，都比较容易操纵，这也是张成泽未来所必须考量的。

　　综合上述原因，张成泽在金正男、金正云二者之间力捧一个接班人，无论从个人政治前途，还是为自己未来最终掌控实权铺路，显然金正云更容易受自己掌控，同时也容易获得金正日的认可。最近“张成泽势力”全面掌握朝鲜军部，表明张成泽在主导接班人问题上已经赢得了金正日的默许和支持。如果金正日因身体原因退位，金正云接替朝鲜大位，未来朝鲜政局如何走向，就要看“摄政王”张成泽的魔棒如何挥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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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茉楠：中美贸易博弈将更趋激烈 2010年08月16日 【证券时报】

　　奥巴马8月10日新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暂时取消或削减制造业企业在进口部分原材料时需支付的关税。中国是美国能够完成“出口倍增计划”的战略重点和最大的“肥肉”，但中美贸易并未按照人们的预期实现“再平衡”，而是按原来的轨迹越走越远。

　　美国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

　　奥巴马8月10日新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暂时取消或削减制造业企业在进口部分原材料时需支付的关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一措施将使制造业企业在未来3年内节省约2.98亿美元的进口关税成本。

　　制造业促进法案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美国制造”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总投资170亿美元，旨在帮助制造业重拾竞争力，并恢复该行业在过去10年间失去的约56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预计，这一法案将使美国制造业产值增加46亿美元，并创造或支持9万个就业岗位。

　　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而在高新技术对外输出的壁垒打开前，高端市场的贸易份额更多被欧洲占据。预计，在全球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国际市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美国一定会使出各种手段争夺有限的外部需求市场，或构筑各种贸易壁垒，中美贸易战动荡升级在所难免。

　　“再平衡”未如美国所愿

　　纠结于复苏与平衡的全球经济，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凸显出其复杂性。当前全球经济被许多经济学家描述为“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 “经济增速减缓、总需求长期不足、不确定性严重、自利主义盛行”。在这样一种新常态下，全球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在下降，最稀缺的资源是国际市场空间。因此，各国之间的博弈由红利的增长转向红利的争夺与红利的分配上。

　　奥巴马一直纠结于美国经济实现变革，以透支消费、信贷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为支点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短期来看，奥巴马以刺激需求和清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作为重点，以求恢复市场信心，而长期看，“再工业化”将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的重要战略。

　　早在2009年1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就把出口倍增计划的最终目标概括为，“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政府日前已成立了“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按其目标测算，美国出口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5年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将超过3万亿美元，解决2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货物出口额达到2.1万亿美元，将回归世界第一的位置。

　　然而事与愿违，中美贸易并未按照人们的预期实现“再平衡”，而是按原来的轨迹越走越远。海关统计表上一路向上的线条勾勒出中国外贸的强劲复苏，海关统计显示，今年7月份，我国进出口值2623.1亿美元，增长30.8%。其中出口1455.2亿美元，增长38.1%；进口1167.9亿美元，增长22.7%，出口增长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

　　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比前一个月增加18.8%，达到499亿美元，创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6月，美国贸易逆差已经连续3个月环比出现扩大趋势。其中，对华的逆差急剧扩大至261.5亿美元，为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较5月份的222.8亿美元逆差增长17%。

　　美可能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形成极大地拖累。当月对华进口额增加38.3亿美元，出口额则减少3800万美元。美国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增长 2.4%，净出口对GDP下拉2.78个百分点，为20年来最差。因此，如何促进美国出口是奥巴马政府未来最关注的政策导向，可以预计的是，奥巴马将不遗余力地抡起保护主义的大棒，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它能够完成“出口倍增计划”的战略重点和最大的“肥肉”。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正对美国出口前景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结构调整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对美国出口而言，中国市场有以下几个突出特征：

　　首先，经济增长强劲。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9年底，美国对华的货物出口总额从9年前的 162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近700亿美元，9年内增加了3.3倍，比增幅第二的巴西高出近260%。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只增加了29%。

　　其次，市场份额显著提高。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在美国的货物出口份额中，中国市场的比例从9年前的1.5%上升到如今的6.6%。中国在2007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除北美加拿大、墨西哥市场外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且比重将继续提升。

　　其三，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总需求。美国财政部近期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这一年里，世界总需求下降了 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促使美国对华出口在2009年下半年增长了15%，而美国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减少了13%。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重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进口增速开始超过出口增速，今年前7个月，中国出口增长35.6%；进口增长47.2%，中国进口对这些经济体的迅速复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美国出口更至关重要。

　　在全球经济逐渐恢复的过程中，美国、欧盟以及与中国贸易结构相似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使出各种手段争夺有限的外部需求市场，贸易战动荡升级在所难免，这也是国际经济格局的一次被动调整。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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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 ·尹曙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了200多万犯罪嫌疑人,其中被判死刑的有70多万,判管制、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30多万,判有期、无期徒刑的120多万,还有30多万,罪行轻微不够判刑,又不愿意放,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紧接着,1955年至1957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很难判刑。如在肃反高潮中,肃出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就涉及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其他人多数进了看守所、拘留所,长期关押不放。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不能判刑、不够判刑、又不愿意放的人,成了一个大难题。195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就预料到对人的处理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内部红头文件。从此,“劳动教养”这个名词在中国也就诞生了。接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于是,劳动教养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办起来了。

　　“指示”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在内部肃反中肃出来的不够判刑,又不能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什么人是反革命分子?什么人是坏分子?中共中央十人小组(中央成立的专门领导肃反运动的组织。10个人是:陆定一、罗瑞卿、刘澜涛、周扬、肖华、钱瑛、梁国斌、高克林、李楚离、杨奇清。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办事机构设在公安部),在1956年3月10日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该“规定”把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一些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托匪分子、汉奸、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界定为反革命分子。对坏分子的解释是:“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坏分子的罪名。它界定的坏分子罪名除“叛变投敌分子”比较好理解外,其它三项很难界定、很难掌握(在刑法条文中没有坏分子罪),为以后政治运动中随便给人戴上坏分子帽子,提供了政策依据。

　　坏分子就是坏分子,为什么要加上“其他”这个限制词?上述“暂行规定”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原来如此。所谓“其他坏分子”,就是指除反革命分子这个坏分子以外的那四种人。难怪中国老百姓把那些进了看守所、拘留所的人统统称为“坏蛋”,还是有根据的。

　　内部肃反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相比,肃出来的反革命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人没有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只是历史上有些“污点”而已,不能逮捕判刑,只能送去劳动教养。到了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又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这些只动口、动笔,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人怎么办、怎么处理?成了当政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经过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提议,报经毛泽东批准,劳动教养成了处置右派的主要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内部红头文件规定的,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由中共中央授意,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同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只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相比,劳动教养对象的适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得无边无际,为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全民大办劳教开了录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

　　一、对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这四条规定的劳教对象的范围太宽、太广,可以把任何一个有点缺点、错误的人送去劳动教养。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改造。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有多少人被劳动教养?大约是45至5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被判刑劳改的是少数,继续留单位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被送去劳动教养。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相当多数”是多少?以安徽省为例,就可以说明问题。在反右派运动中,安徽省一共有3147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除987人外,都送到劳改、劳教场所劳动教养。因为当时专门的劳教场所少,绝大多数人是被送往劳改农场、工厂,和已经判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被管教干部统称为“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刑满就业人员)。

　　被劳动教养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多少区别。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判刑和批准劳动教养的人员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市劳改犯人、劳教人员被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3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5万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劳教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没有规定劳教人员的劳教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才规定劳教期限一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劳教人员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可是,对这么多劳教人员总得有个处理办法,于是每年由中央下达对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使劳教人员有个盼头,不至于绝望、走绝路。但是中央每年下达的解除劳教比例很小,下面又不认真执行,被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很少。1959年,中央给全国下达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3%,而青海省只给45人解除劳教,占劳教人员总数0.2%;1960年中央下达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而被解除劳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谓“多留少放”政策指导下,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所以有人说解除劳教留场(厂)就业,是第二次劳教。所以很多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的人,20多年后才随着所谓“纠正”错戴右派分子帽子才被解除劳教。

　　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重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3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159人,占劳教人员数的26.5%,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被“改正”的那一天。

　　在送往青海的2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5000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4000多人中,有1000多是女劳教人员。没有死亡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非人的生活。因为那太恐怖、太没有人道,回忆起来无异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笔者在这里介绍一位女劳教幸存者的情况,并以此纪念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残酷迫害致死30周年的原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昭同志。

　　1971年8月13日,笔者在青海省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秘书组接待一位30多岁的女人,她自称是王昭的侄女,是来领王昭骨灰的。我很诧异。王昭1967年被捕入狱,1970年2月12日被残酷迫害致死。公检法机关军管会严格保密,不对外宣布,遗体火化时对殡仪馆谎称是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向中央报告说王昭是因病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除了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少数领导知道真实情况外,别人是不知道的。笔者在军管会秘书组当秘书,对王昭被迫害致死情况一清二楚,也知道王昭根本没有家居江南的一位侄女。几经盘问,她终于说出事实真相。而我对她说的她的不幸遭遇也就一清二楚。是王昭救她于水火之中,使她幸存下来。她来领王昭骨灰,是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恕我不能说出她的真实姓名和确切住址(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子女都很出众),就叫她张秀吧。1956年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当语文教员。由于她长得很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公社管文教的副主任。她不喜欢这位副主任。而副主任则穷追不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不得不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希望他今后不要再纠缠她。这位副主任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他以检查教学为名,到学校检查学生作业。在检查一位六年级学生的作文时,看到这位同学在参观公社丰产田写的作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公社粮食大丰收,收那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呢?”张秀作为语文老师,在这句话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并在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吹牛皮的话,我们国家现在不是粮食多,而是少,不然为什么要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呢?这位公社副主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如获至宝,说张秀思想反动,竟敢怀疑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话,煽动学生反对“大跃进”。张秀感到莫名其妙。原来这位学生在作文上写的那句话,是从《人民日报》上学来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该县秋收要收11亿斤粮食。毛泽东说:“秋收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这位学生看了报纸报道,把毛泽东说的最后这句话,改动一下,变成自己的问话。而张秀老师就没有看过这篇报道,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否则她也不敢在这句话后面打问号,在课堂上说那样的话。这位公社副主任将张秀打成右派坏分子,以不适合做人民教师为由,决定送她劳动教养(在“大跃进”运动中,劳动教养遍地开花,机关、工厂、公社、生产大队都可以自办劳动教养。经过正规手续批准的劳教人员近百万,没经过批准的有几百万)。她被送到青海省西宁市劳动教养。由于她长得漂亮,先后被几个品质恶劣的管教干部强行奸污。为此她两次自杀未遂。1961年,王昭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大刀阔斧地纠正原青海省委的左倾路线错误,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整顿政法部门,撤换公、检、法部门不称职和违法乱纪的领导,并派工作组到劳改、劳教单位进行内部整风。工作组将张秀被几名管教干部强行奸污的情况发了简报,提出的处理意见是,管教干部要处理,张秀也要处理,说她和管教干部发生性行为,是拉拢腐蚀干部的流氓行为。王昭不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在政法干部大会上说:“要处分就只能处分那些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管教干部,而不能处分她。因为她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她不干行吗?她为什么几次自杀?还不是忍受不了折磨?!”

　　王昭说的话,救了她的命。不久她被解除劳动教养,回到江南老家,1962年,经过申诉,纠正了给她戴右派分子帽子的错误。她重新当上小学教师。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昭首当其冲。那些过去被王昭整肃、受到过处理的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把他到青海纠正左倾路线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为牛鬼蛇神张魂,向反对王昭的群众组织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王昭被残酷批斗,非法拘禁,摔断了胳膊。他的警卫员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一个夜晚,乘看押他的造反派熟睡之机,将他救出来,秘密送到洛阳治病。就在他治病期间,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不断掀起武斗。为了控制《青海日报》,双方展开激烈争夺。这时,军队也分成两派,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夺了司令刘贤权的权,控制了驻军部队,下令驻守在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撤出报社。“八一八”造反派不干,1967年2月23日军队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几天内逮捕近万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青海省“二·二三事件”。196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但是,同时也颠倒黑白地把王昭定为幕后黑手。王昭不服,不听好心人劝阻,执意从洛阳到北京申诉,结果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在接见青海“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头头时,要他们在保证王昭人身安全条件下,准许将他押回青海。不久经中央批准被逮捕。张秀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知道王昭被捕,以后又打听到被迫害致死。为了感恩,她要领走王昭骨灰加以保存,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知道,这是万万不能的。我非常严肃地告诉她,你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这件事,否则后果很严重,你赶快回去!她接受了我的劝告,泪眼婆娑地离开军管会。

　　“四人帮”垮台后,王昭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其家属从殡仪馆苦苦寻求,才找到骨灰。骨灰运到北京时,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并送到八宝山公墓一室安葬。

　　“劳动教养”这一行政法规已经存在50多年。在法学界、理论界对这一法规的合法性一直质疑不断。尽管现在的劳动教养比较规范,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同1954年颁布并作过4次较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相抵触。我坚信,随着我们国家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总有一天违反宪法的劳动教养制度一定会寿终正寝。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杨继绳)炎黄春秋，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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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力量 刘亚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

但是，钱多了只意味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不意味着软实力有了相应提升，因为很多难题并不是只靠堆钱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钱开路，只有油水情而绝无鱼水情，换来的往往是顺水推舟、要价一路水涨船高。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中国商人在国内直接用钱向官员买路的行为方式，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远无法与国内相比，钱只是摆平了官员却摆不平当地老百姓，当地部族游击队隔三岔五扔个炸弹或发一封恐吓信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金钱开道的方式不但使这些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百姓对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形象极为反感。

而西方国家进入非洲一类国家时，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员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条件约束其行为的未雨绸缪，同时不忘对当地社会进行有效渗透和攻心工作。经济的一条腿伸进去时，文化和政治辐射的一条腿也伸了进去。单以金钱开道，雨来地皮湿，雨过一风吹。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往往反不如西方。

谈到中亚，我们的视线首先会落在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上，但拉开了距离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竞争对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有军事力量没有经济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号召力；美国什么都不缺，但中亚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圣战”和大国角逐战略的疆场，它无意也无心经营中亚；而土耳其则不然，虽然它既无足够军事力量也无足够经济力量，但它却在突厥民族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感召力。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样；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称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国，它虽不算富有，却在中亚地区大量进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学、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输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统，传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对所有突厥语民族的留学生留有大量政府补贴的名额。

不到20年时间，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玉门关的“突厥走廊”里，到处都流行着土耳其音乐、土耳其影视，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要么选择西方发达国家，要么选择土耳其。

没错，中亚五国市场上到处可以见到中国的小商品，汉族商人卖中高端产品，维吾尔商人卖中低端商品，但换来的却是中国把中亚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疑惧。虽然土耳其在中亚与中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尤其是资源争夺中落了下风，但却在人心的争夺中，占据了上风。

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

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一关尚未过呢。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

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正因为这种背景，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改革在其他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

它可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

它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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