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左派"
　　根源

　　“新左派”这个词不是这个群体中的人创造出来 的。它一开始反倒是一个有贬低意味的词，用来攻击那群中国1978年之后改革的批评者。这个词是何时开始使用的这一点并不清楚，但是它一直到20世纪90 年代末才开始有其固定用法。那些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是确实认可这个词的。富有影响的《读书》杂志的主编汪晖的评论有助于解释其中的原 因：

　　“像我自己这样的人通常是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敌人钉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标签的。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无意与‘文革’联系在一起，或者就此 而与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中的所谓‘旧左派’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也是因为新左派这个词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词，在欧洲和美国有其一系列独特的内涵——年代上 的和政治上的。我们的历史处境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因而这个完全从西方引入的概念在当今中国是否适用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

　　一般而言，“新左派”这个标签被给予了中国新一代人当中那些已经开始对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持批判态度并把中国的各种新问题归咎于各种改革自身的人。

　 　“新左派”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以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先兆的迈向市场改革的巨大热潮而出现的。邓小平的南巡重新启动了中国因天//安 //门//事//件而被搁置的市场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止，20世纪80年代那种开放和探索的学术氛围已经被削弱了，所剩下的主要学术潮流就是：自由 主义（就像古典自由主义——想想英国的保守党）和新独裁主义（想想韩国的朴正熙）。中国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情况与上述两种思想密切相关：社会分裂成无 数彼此竞争的经济利益集团，政治权力不断集中到共产党手中。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前的中央计划体制已经从内部被瓦解。主 要的改革政策曾经是“权力下放”和对外国资本开放。大部分的经济决策不再由中央政府的机构来做出，经济单位（无论其是“国有的”还是私人的）在其决策中拥 有极大自由。这是由中国各级政府有意识地推动的，因为它们认为不完善的激励机制是造成改革前中国经济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适当的激励能够使中国的经济恢复 活力，这样的推理大行其道。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经济充满活力，但是各种改革也造成了社会分化、腐败以及处于贫困中的过度消费主义。也许中国“新左派”中最一致的观点就是他们坚持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改革自身，而不是因为各项改革没有得到全面实施。

　　主题

　　一些更普遍的主题可以在“新左派”的著述中找到，这包括：

　　拒绝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

　 　新古典经济学现在是各高校中的主流派，而在中国所有的纸质媒体中，商业和财经类的媒体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最大的自主权。其结果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 当前改革的支柱被广泛加以引证，并往往被作为既定的科学事实来对待。中国“新左派”中的许多人，包括杨帆、左大培、韩德强以及其他人已经发起了一场运动， 反对被他们视之为正在中国崛起的新古典经济学霸权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点意见并不一致。“新左派”关于经济 和政治问题的大多数著述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一种复杂的联系，但并不鼓吹它应该成为正统理论，虽然“新左派”和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之间的联合越来越 普遍（比如，最近刘国光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教学中被过分削弱的讲话得到了广泛回应）。

　　对将国有资产剥离给私人的批评

　 　1978年，中国几乎所有的资产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现在，关于国有资产剩余份额的估算各式各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占有的部分是少数了。在中国国有企 业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快进程之后，这种不动声色的资产转移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种批评不仅仅来自中国的“新左派”。去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开始 批评中国一些最有名和最有前途的企业所进行的管理层收购。中国“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几年来一直在写文章谈这个问题，但在中国却没有产生多少反响。他们利用 那位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香港经济学家的出面在中国主流媒体上开创的空间，开始批评中国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和不正义。

　　“新左派” 的成员前所未有地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他们对争论的参与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争论。这触及了大众的痛处，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国有资产的剥 离视为一种最严重的滥用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国有资产剥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国家转移到私人手中，而这通常伴随着解雇职工或者社会福利的削减。这个问题 已经成为了中国城市冲突的导火线。

　　互联网上具体针对管理层收购以及一般性针对国有资产剥离的猛烈的批评性评论迫使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2004年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的政策，至少暂时是如此。

　　反对中国在加入WTO时所作的让步

　 　各级政府将中国加入WTO视为一条坚持和继续改革进程以及使得中国经济能够根据其比较优势进行发展的道路。“新左派”所提出的最根本性的批评是，中国为 加入WTO所作的努力是中国的官僚和买办利益集团为巩固其自身的地位而采取的策略，是有损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的。一个具体证据就是WTO协议将阻止中国 保护和培植其本土的“新兴产业”。他们论证说，如果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大门开放得太早，中国现有的企业将别无选择，只好与外国公司形成联盟和解雇工人。国内 的高科技公司也将面临着艰难的发展。

　　他们还担心加入WTO将导致外国粮食的蜂拥而入，从而给中国的农民施加价格上的压力，促使他们移 居到城市，而恶化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伴随着中国加入WTO而来的金融自由化也招致了“新左派”的批评。关于WTO的争论是紧随亚洲金融危机而发生的，许多 人认为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放开中国的金融部门是不明智的。

　　反思中国的当代历史

　　伴随着中国1978年之后的改 革的是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大部分历史的否定性评价。几乎中国所有的弊病都被归咎于此前的十几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新左派”宣称，中国当前的问 题本身就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过去“左”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残余的顽固问题。因此毫不奇怪，“新左派”也开始以一种更加肯定的态度来重新审视中国的革 命历史。

　　“新左派”阵营中的一些人通过检视改革以前中国出现的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创新而试图为当代的问题寻找到灵感和可替代的解决方 法。这些创新包括农村公社、中国的公共医疗体制、“鞍钢宪法”（这是一套于1960年被采纳的鼓励工人参与管理的企业管理原则），甚至改革之后的乡镇企 业。

　　许多“新左派”的成员还试图修正一般人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所持的否定性看法。他们所依据的是生活水平提高、扫盲率、婴儿死亡率下降、工业的快速发展，等等。一些人甚至进一步宣称毛泽东时代为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左派”最难应付的历史问题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历史研究的禁区，大多数新的研究成果只能在地下出版物上发表。对其他任何历史 事件（天//安//门//事//件除外）的解释从来没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受到各级政府的严密控制。与中国“新左派”有联系的许多个人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收 集了大量纪录性资料（主要是访谈和回忆录），这些资料使得官方对文化大革命过于简单和完全否定性的报道变得复杂而难堪。有些人甚至宣称，中国重新加入全球 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腐败、官僚/资本家买办集团的重新出现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忧和发起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这不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参见汪晖在前面所作的评论）， 但是它使人们看到了当前中国已经出现的正在愈演愈烈的观点分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汪晖对导致1989年天//安//门//事//件 的运动的原因所作的重新解读。汪晖力图将焦点从学生抗议者身上移开，而将其放到8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上。按照汪晖的看法，这些抗议活动 的出现是对一系列以市场为基础的放权让利政策的反应，因而是世界范围内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部分。

　　新左派的活动

　 　中国“新左派”的公开活动几乎只局限于学术圈子内。尽管市场改革造成了深远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仍牢牢抓住了它在组织方面的垄断权力。即使像联名请愿这样 低水平的动员策略也可能导致限制（比如，由于为民工王斌余案组织签名，“新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在2005年9到10月间被关闭了几个星期）。“新左 派”和那些提倡建立合作社以及努力维护民工权利的团体之间联系越来越多，但是这些联系还只是刚刚形成。

　　范围更广的左派

　 　中国的“新左派”并不是中国惟一的左派。在各地还零散分布着一些“老左派”的成员。这些“旧左派”是一些政府和党的重要干部的残余势力，这些干部在改革 开始后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并依旧相信毛泽东的许多政策的正确性（认为其是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体制上而言，“老左派”看起来在中国的处境还不错，因 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所有学生（不只是党校）必须学习的科目。但是，事实却是“老左派”正在“死”去，无论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比喻的意义上都是如此。“老左 派”表现活跃的杂志《真理的追求》和《中流》刊登的文章批评了江//泽//民在2002年做出的正式允许扩大吸收私人企业家入党的决定，因而被关闭 了。这些杂志被关闭后却后继无人。也存在少数因在改革后还继续坚持毛泽东的发展原则而获得声名的农村公社（南街村、华西村，等等），但是这一模式并没有被 其他的农村社区所采用。  ¶ 2:05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