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知识
谢谢各位！很高兴能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今天我要讲的是：Sharing My Life Experience（分享我的人生经验）。我从警已经快48年了。我是哪一个地方出生的，有没有人知道？（有听众回答“江苏”）江苏哪个地方啊？（有听 众回答“如皋”）如皋。谁说的？好，有奖！（笑声、掌声）我手上的这个警徽不是纯金的，是14K金的，但是在美国已经卖到39美元了，所以你们要好好留 着。答对问题就有奖（扔警徽给听众，听众欢呼）。
我在如皋出生，很小的时候就去了台湾。我父亲去世早，我母亲一个人抚养了我们13个兄 弟姐妹，是很伟大的母亲。人家问我“最怕的人是谁”，我说“怕我妈妈”；别人问我“最尊敬的人是谁”，我也说“是我妈妈”。当时我们家境不好，念不起普通 大学，我就去投考警官大学。（指着大屏幕上和同学合影的相片）哪一个是我啊？（有听众回答“比较帅的那个”）对！比较帅的那个。（笑声）谁讲的？（听众回 答“我讲的”）哪个小姐说我帅的？有奖！（扔警徽，笑声）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对刑侦很有兴趣。我毕业的时候22岁，成了（台湾）最年轻的 警官。我们破了很多案件。那时候我们怎么破案呢？没有指纹也没有DNA，就是把嫌犯抓起来，看看他招不招。要是没有人招，我们就把他们带到后面的房间，敲 敲打打，每个人也就招了。后来我们知道，这样做不但残忍，而且很多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
1965年的时候，我和我太太两人去了美国，当 时身上只有50美金。我很快发现，在纽约、在美国并不是满地黄金，美国其实到处都是垃圾。在美国要Opening the door（打开命运之门），只有两条路。第一，你出生的家庭姓洛克菲勒或者肯尼迪。第二就是好好用功。我不姓洛克菲勒，也不姓肯尼迪，我只好好好用功。大 家看看这张相片。那时我在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工作，半夜了我还在做研究。我的工作时间很长，一边念书，一边工作，周末还要在餐馆端盘子。钱还是不够，就去 教功夫。因为我在警官大学毕业，学过功夫。美国人最好骗，扎一根黑带子，装个样子，他就吓坏了。（笑声）看这一张照片，半夜我还在打报告，用的是一个玩具 打字机，当时是19美元买的，很多年后这个打字机被人收藏去了，大概三年前拍卖了4000美元。我太太说我真是傻瓜，我问为什么，她说你那时就该买一百架 打字机，现在4000美元卖了我们不就赚很多钱了吗？（笑声）
我总算要毕业了，但是在美国什么东西都要花钱。连自己的 Commencement（毕业典礼）都要交钱。我没有钱，所以只好在家里毕业，自己照相留念。（笑声、掌声）我当时念书很快，从硕士毕业到博士毕业只念 了一年，破了学校的记录。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化学家是我当时的导师，也是我的领导，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十年，当他的研究助理。毕业以后，我就到康州（康 涅狄格州）纽海文大学做助理教授。（指着相片）这是我第一届毕业的学生，现在他们俩都是世界上著名的鉴识家，都成为中心主任了。看我那时候多年轻，很帅是 吧？（笑声）
早就听说李博士谈吐风趣，被人称做“李式幽默”，午宴时已经见识了他的妙 语连珠。但没想到在演讲时他还不断给听众制造惊喜。他早就准备了许多小礼物，有警徽、钥匙环、印着他照片的卡片，谁答对了问题就奖给谁。结果现场的气氛始 终活跃，高潮不断，大家争先恐后地回答李博士提出的幽默问题——电影电视里的神探亨特、英雄警察、糊涂侦探们，不都神气活现地戴着警徽吗？谁不想得到李昌 钰的警徽？
很快地，在三年之内，我成为终身教授和系主任，也打破了学校的记录。有一天，大概是1979年，康州州长打电 话请我吃午饭。去了以后州长告诉我，康州的警政制度也是主要靠刑讯，抓了犯人就打，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很多案件变成悬案、冤案。所以州长希望我 当州警政厅第一任鉴识中心主任。当时我在纽海文大学，年薪已经是35000美元，那时已经是很多了。我起先是不想去的，但那时候没有一个中国人当行政主 任，所以我妈妈说“你就得替中国人争口气，钱少一点没关系，去做”。我回去跟太太说“好消息，从今天开始你应该叫我主任啦”。太太问我薪水拿多少钱啊，大 家猜多少钱啊？一万九。所以我太太就说“算啦，还是去教书，你不要去做主任啦”。但我还是去了。人的运气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坚守理想。不要老是想着 靠运气。一定要有理想，永远不要说“不”，要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你才能成功。中国有个成语叫“知难而退”，假如每个人都退，那世界永远不会 有今天了，是不是？所以当时我知道鉴识中心条件很差，我们就有一个理想，希望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中心，几年之后就落成了。现在我们的鉴识中心已经世界知名。 有记者报道说这件事情背后是有一个人，就是我，在推动，但我认为真正成功一定要有一个team（团队），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做成的。我很幸运，在 我的鉴识中心有很多优秀的高级化验员和我一起工作。每次到现场，都有很多优秀的刑侦人员和我一起工作。
虽然我后来当过警政厅长，但我一 生对做官最没有兴趣了。我喜欢在实验室、在现场工作。1997年，康州新任州长希望我当警政厅长，我不愿意。但是州长很聪明，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妈。 （笑声）那天我回家看到我妈妈很不开心，就问她为什么。我妈妈就说：“人家看得起你，你就要好好做。”我说：“您知道他让我做什么啊？”“当然知道，中国 人有哪一个当厅长的，美国虽然是个平等的社会，但是有个Glass City，看不见的玻璃之城，有色人种再怎么优秀，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上不去了。所以我们打破这个Glass City是很重要的。”当时我是鉴识中心主任，1997年的年薪是一年15万美元，你们知道厅长一年拿多少钱吗？我回家告诉太太：“好消息，现在我变成州 里的最高警官啦。”“那拿多少钱啊？”“七万五。”当然我还是很幸运，有很多优秀的警官跟我一起工作。
但做了两任之后，我实在不想做 了，我很想做第一线的工作。我就跟州长说：“你给我的20个projects（计划），我通通完成了。前面11个警政厅长想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也完成 了。现在你可以让我回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了吧？”他说当然不勉强，但一定要选一个继任人。我选谁呢？美国的警政厅长通常都是白人，又高又大，200磅以 上，我是最矮的警政厅长。我选的继任人是一个地方法院院长，他比我矮。（笑声）所以在康州历史上我不是最矮的警政厅长（笑声）。
我不当 警政厅长，回去当鉴识中心主任，薪水变成一年18万美元，更多一点了。我就想要退休，没想到中央政府和很多地方政府说，李博士，我们请你来，每年给20 万、25万、30万，行不行？搞得我好像股票，价格越来越高。州长很聪明，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妈。（笑声）听说我要走了，我妈妈就说：“走了干什么？留 在这里。”所以现在我退休了三次，还是留在康州，是惟一在康州替六任州长做过事，一直没有退休的人。现在我给大家讲我成功的秘诀：
第 一，你要确立人生的目标。每一行每一业都需要很多优秀的人才，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来了很多年轻的同学听我的演讲。你们在成长的时候应该想自己将来要做什 么，要走外交路线，还是走科技路线，还是跟着别人去做生意。不管是什么，都要定一个目标。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会觉得枯燥，别人逼你做的事，做了 心里也不痛快。我一天工作至少16～18个小时，人家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很高兴。很多人看我一天到晚笑嘻嘻，就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心情愉快。心情怎么 才能愉快呢？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再累也不会觉着累。
第二，人要有强烈的欲望，期望自己能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不要以金钱 作为自己的宗旨，否则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而且会非常痛苦，因为总有人会比你有钱，总有别人的公司比你的大。人生下来就不带一毛钱，走的时候也带不走啊， 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常常有很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死了后，我们去调查，棺材还没有盖上，儿子女儿就已经雇杀手、请律师，每个都在争，老爸死在那里没人 问。社会的犯罪根源就是一个“钱”字。很可惜，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越来越差。
第三，要运用潜在的意识，建立合理的判断，不断进行自 我改进。更重要的是有效利用时间。我们一个人一年有多少小时啊？3285个小时。不管你是总书记还是在街上拉车的，不管你是校长、教授还是学生，时间都是 一样的。你能不能向你的朋友说：“哎呀，我的时间实在没有了，你能不能借我两个小时？”你能不能把时间放到银行里面，明天拿点利息？你今天没有用完，想明 天用，可不可能？都不可能。所以时间很重要，应该努力利用。我这个人坐飞机、上厕所都在看书。
的 确，李博士最大的特点还不是幽默，而是办事认真。午宴开始前，他急着向沈总编询问演讲对象，询问听众希望他讲什么。得知会有许多大学生来听演讲，他抓紧时 间调整笔记本电脑中准备的演讲资料。他准备了大量的图片、表格、文字资料。邓博士在旁笑说“李博士这个笔记本电脑太珍贵了”。李博士用“李式幽默”回应： “电脑对我是最重要的。电脑第一，太太第二。电脑不能丢，太太么——丢不了。”他的太太就坐在旁边笑。近两个小时的演说，李博士一直是站在讲台上，并且不 时地演示电脑投影。而协助工作的邓博士和Ly警官也是全力以赴，不管是调试电脑，还是安排行程、调度车辆、计算路程中的时间，都是一丝不苟。李博士的时间 太宝贵了。他这次是应公安部邀请来大陆的。午宴后至演讲开始前的空隙中他还有一项工作安排，而演讲结束后他就要立即飞往沈阳。
通常一个案件的侦查分成几个步骤：第一是现场保全，第二是收集物证，第三是检验物证，第四是找寻疑犯，第五是动机分析，最后是抓人起诉。这几个步骤是分 工合作的，并不像电影里面，一位大明星从头做到尾。社会大众有时候不了解，认为我们是警察，也是现场人员，也是检验人员，也是去抓人的，也是法官。
我一生处理了很多案件，在世界各国处理了大概7000～8000件案件，有很多案件都涉及名人。
除了有钱的案件，很多重大的政治案件常常变成世界命案，比如肯尼迪遇刺案件。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吃过午饭，做过演讲后，坐车回去，路边 一幢房子的六楼窗口，有人“砰”地开了一枪。凶手被抓了，但是现场没有处理好，验尸的时候没有发现到底是一枪还是两枪，到底是一个杀手还是两个杀手。这个 问题43年了还没有搞清楚。1998年国会通过一个特别法案，邀请我去做咨询顾问，重新调查。但是因为当时现场没有弄好，现在即使用最新的科技也没有办法 重新调查了。
再看看这个案件。Vincent W.Foster是克林顿总统最亲近的顾问和老同学，权势极大。1996年有一天，他的尸体在公园里被发现，嘴里被打了一枪。那时候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 是谋杀，有人说是自杀，还有人说他与希拉里有一手，总统正好经过，听到声音，拿了特警人员的枪，打死了他的好友，又把尸体抬到公园去。国会成立了一个独立 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写信给我说：“李博士，能不能帮帮忙？”我答应了。后来重新调查，去了现场很多次，终于证明这是一个自杀的案件。
你们看这些照片——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工作，其他人在袖手旁观。（笑声）为什么我还要亲自工作？很多领导是坐在办公室开开会、喝喝茶就行了，但是我必须亲临现场，因为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一定要自己看过证据，那才是证据。
这个案件（指着图片）发生在瑞士。瑞士很少有凶杀案，但这次有一个大学女生在宿舍里被谋杀了。那边的警察局长赶快打电话给我：“李博士，能不能来欧洲帮 帮忙？”我说：“很忙，很忙，没有时间，欧洲很多专家，请他们。”他说：“一定要请您。”我说：“美国也有很多专家，请他们。”他还是说：“一定要请 您。”我说：“没有时间。”他说：“那我们等你。”我说：“那至少等一个月。”“这尸体还在现场，能不能马上来啊？”（笑声）“不行，不行。”结果一回 家，我看到太太在收拾行李，我就问她：“你收拾行李干嘛？”她说瑞士的警察局长请她去瑞士度周末，免费吃巧克力。（笑声）结果怎么样？我只好跟着去了。 （笑声）
一到现场，（指着图片）大家看到没有，尸体大腿上有三滴血，这些血叫做垂直型滴血。人死在地上，她的血不可能从上面滴下来。那 这些血是谁的？是嫌犯的。但是很多时候，由于法医没有受过训练，到了现场马上就把尸体翻过来。我问他：“翻尸体干什么？”他说：“我看看她的脸。”“人死 了也不会爬起来跑掉，你急着翻尸体干什么？”（笑声）“我要看看前面有没有伤口。”我说：“等到了验尸中心再看也不迟啊。”假如尸体一翻，这三滴血就找不 着了。尸体翻完后再放到尸包里面，脸朝上，这三滴血还是看不到。到了验尸中心要用水冲洗尸体，这三滴血不就没了？
几十年来，每个地方都 翻尸体，我问他们翻尸体干什么，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答案。直到前几年，英国苏格兰场请我去演讲，我还问过这个问题。鉴识科学或者说法医学是从哪里起源的？ （有听众回答：“中国。”“《洗冤录》。”）对，《洗冤录》是全世界第一本法医书。领奖！（抛过去奖品）但是现代的法医起源于英国。英国伦敦的法医 Peter是我的好朋友，我问他：“Peter，为什么你们一到现场就要把尸体翻过去？”他回答不出来。英国人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就老是说一个词： Tradition（传统）。传统教我这么做，就是说老师教我这么做，老师的老师也教他这么做，所以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法医都是殡仪馆老 板，他们需要给死人化妆，让死人看起来好看一点。假如脸向下，脸上就会出现尸斑，这样化妆后还是很难看。第二天朋友家属去告别式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怎 么这么难看？”殡仪馆的老板就没有生意了。所以他们一到现场，就会把尸体翻过去，这样尸斑就到下面去了，脸上就好看一点。没有科学的原因，也没有科学的原 则。所以做鉴识科学，好的传统要继续，不好的传统一定要改。通过这三滴血，我们找到DNA，通过资料库搜寻这个DNA，17分钟就破案了。
虽然李昌钰早已蜚声世界，但是中国多数民众还是因为他受邀调查2004年陈水扁枪击案而知道他的。在演讲中，李博士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案子的调查情况。
李昌钰1938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幼年丧父，随母举家赴台湾。1959年毕业于台湾中央警官学校，1965年放弃在台北警局与马来西亚某报社的职务， 携夫人到美国留学，在纽约半工半读了10年，相继获纽约市立大学刑事科学系学士、纽约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受聘为康州纽黑文大学刑事科学助理 教授，三年内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进而成为终身教授并出任刑事科学系主任。1979年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1998年出任康州 警政厅厅长，2000年从厅长职位上退休，继续主持康州刑侦工作。2001年受聘成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名誉主任、纽约州警政厅总顾问。 震惊世界的辛普森杀妻案、肯尼迪暗杀案、克林顿性丑闻案、9.11事件后法医勘查……这些重大案件都经过他的手，而办这些案件也更彰显出他科学办案、明察 秋毫的功底。
（指图片）这个案件发生在东欧。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打内战，死了很多人，出现了万人冢。联合国、克罗地亚和 波斯尼亚合作，要鉴定这些死者的身份。我们有五个人去了。指挥官领我们到万人冢，告诉我们说这些尸体都和手榴弹、地雷埋在一起。我们本来是四个白人和一个 中国人，一听这话，变成五个白人了——脸都吓白了。（笑声）每个人都看着我：“李博士，我们该怎么办？”……我说：“挖挖挖！”但是很危险啊，挖错可就牺 牲了。沈大使，那今天你就得请别人来演讲了。（笑声）跟我一起去的有个麦克博士，他是纽约市的一个法医官，有280磅，是我的老朋友。他当时说：“博士是 现场之王，大家听博士的，博士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就告诉他：“麦克，你太重啦，要是走错一步，踩到地雷，我们都完了。”（笑声）我叫他赶快坐下， 他说“对对对”，马上坐下了。（笑声）两分钟后我叫他到旁边去坐，他就起来了，坐到旁边去，我就开始挖他刚刚坐过的地方。（笑声、掌声）我又让他再一次坐 到旁边去，我继续挖他刚才坐过的地方。七八次以后，他说：“你在干什么啊？”我说：“280磅，坐下去站起来都没事，说明什么？很安全嘛！”（笑声、掌 声）他说中国人真聪明，我说我是中国人里面最笨的一个。（掌声）
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丑闻大家都知道吧？那年1月22日。通常我早上五点 多就上班了，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都不接电话。这一天秘书告诉我：“博士，华盛顿有请。”我说：“告诉他们，很忙。”5分钟后，他说：“国会有请。”我说： “国会？还是很忙。只有我他*的电话我接，连太太电话都不接。”秘书说：“不是你妈妈，国家需要你。”我说：“为什么不早点讲啊？”我拿起电话就问：“国 家需要我干什么？”（笑声）“请博士到华盛顿来一下，有件案子想请博士看一看。”我问是什么案件，对方说：“不能讲的案件。”我再问：“是什么不能讲的案 件？”对方回答：“不能讨论的案件。”我还以为是国家机密，不能讨论，华盛顿也没有人知道。结果到了华盛顿一下飞机，七八个记者拿着摄影机在那里等着。一 看到我，他们都大喊“李博士”。我说：“我不是李博士，我是邓洪，从洛杉矶来的。”（笑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李博士。”第二天，报纸上就登了这幅漫 画，（演示漫画）画的是李博士在白宫的地毯上找证据。这像不像我啊？我长得这么难看吗？（笑声）后来我就去白宫了。（指着图片）这件衣服上就是克林顿的精 斑。你看，多好啊，做鉴识科学家还可以去白宫逛逛。有几个人能见到美国总统的精斑啊？（笑声）
很多人说我是生活艺术大师，问我为什么可 以这样。我说：工作中找乐趣，劳动中找闲情，信仰中找真爱，身心和谐，寓教于乐。很多外国杂志、中国杂志都拿我做封面，很多电视也做我的节目。很多人叫我 现场之王，甚至有叫我包青天、福尔摩斯的。我从警40多年，得了很多奖，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很多人都说我是The Glory of Chinese American（美籍华裔的荣耀）。这些奖章有些是真金的，有些是假金的，这个是祖国颁发给我的外国专家奖，是真金的，我因为做过鉴识科学，很快就验出 来。（笑声、掌声）最“差”的是印度，请我去演讲，说是给我最高的奖，去了以后给了我一个纸牌（演示图片——其实是个参会者的身份卡），大家说是不是很不 好看？（笑声、掌声）
生活艺术大师？太太未必这样看吧？可惜演讲时太太并不在场，没法 问。李博士的太太宋妙娟是马来西亚长大的华侨女子，1961年在台北求学时，有一次到台北警察局办理签证手续，办事的警察就是李昌钰，由此开始了他们令人 羡慕的爱情。李博士通常每天工作都在15～20小时左右。早上5点钟起床，先阅读一些法庭及相关科学文献，6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后，开始进行自己的学术 研究工作，晚上还要赶去大学讲课。多年来，李博士一直坚持晚睡早起的习惯。李昌钰说，要想成功必须充分利用时间。李昌钰吃饭很快，太太说他像个吸尘器，坐 下来三分钟就把饭“吸”完走了。他睡觉也比别人少一半时间。
人的一生其实并不长，我一辈子也就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热烈的掌声）人一定要有一个Team Work，要有一个团队和你一起工作。我很幸运，我太太和我结婚43年，是我很好的伴侣。最后，我要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勉语：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进步，要在艰苦中见其光辉；人生要在和谐中求发展，要在努力中见其希望；人生要在安定中求付出，要在锻炼之中见其庄严；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要在活跃中见其弘愿。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成功！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精彩对答
请问李博士，您办过的案子有没有至今还没有破过的？如果这个问题冒犯了您，不好意思。
你没有冒犯我。很多案子都没有破，但是每个人都不要听没有破的案子，都要听破了的案子。破案是一个团队的，假如原始物证没有，我们鉴识科学家也没有办 法。因为我们到现场时，有些是事发几天后，有的是两年后，有的甚至是20年之后。最近一个案件是39年之后，夏威夷有一个14岁的中学生被谋杀，他的妈妈 39年之后才来找我，说李博士是我最后的希望。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找我。她说我原先不知道你。
李博士，我想请教一下，现在中国由于鉴定科学不是很发达，很多方面还比较重口供，因而产生了不少因为刑讯逼供导致的冤案。想请教李博士，对中国的这种做法有什么建议？
很好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要慢慢改进，不可能一天就改变了。美国也是很多年才改变的。我1965年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也是逼供。在国内，我常常到 各省和公安部的鉴识中心，昨天我才参观了公安大学的模拟现场训练中心，非常好。我想不久的将来，物证科学会越来越成功。
李博士， 您好。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在很多大案要案发生的时候，您是处在利益漩涡中心的，在各派的斗争中您是用物证来说话，所以您一定要得罪人的。中国人的哲学不是 得罪人的哲学，您是怎样在这种风口浪尖全身而退，又是怎样在坚守您的信念和原则的同时还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的？（掌声）
这个问 题问得太好了。我很幸运，很多鉴识科学家都受不了压力，就离开了。人生要坚守一个理念：绝对公正。你一定会受到批评。不只是做鉴识工作，你做任何事情，都 会有人批评你的。但是只要你自己知道，晚上能在床上安心睡觉，就不管人家怎么想。人家讲什么不要管，我自己知道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历史会证明一切。（掌 声）
我想问一下李博士。现在影视剧对犯罪的报道、影视剧对犯罪现场和犯罪手法的细致描写，可能会导致很多罪犯知道怎样去毁尸灭迹，或者销毁证据，这会不会增加鉴识或者采集证据的难度？
14世纪，当鉴识科学还没有真正变成科学的时候，已经有了《洗冤录》。犯罪分子都希望自己不要被抓到。所以我们科学家要不断学习，永远要比犯罪分子超前 一步，他越在现场毁尸灭迹，留下来的证据就越多，这些证据就会说话。所以电视剧电影是有负面影响，但是正面影响更多。因为犯罪有两种，一种是偶发性的，一 种是职业性的。偶发性犯罪是不会出现第二次的，而职业性犯罪分子即使不看电视也会知道，他也会不断研究。关在监牢里面，你以为他在改造学习，那是改造学习 犯罪。所以重要的是大家多一些常识，这样我们才有更多机会破案。（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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