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16, 2007
邓小平的“三十年”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07年2月16日 星期五
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 “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邓小平无疑就是伯格森所谓的“某个人”。
1997年2月19日，当93岁的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他一直是中国改革大戏中的“男一号主角”，而去世后的十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邓小平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将已经在意识形态的沙滩上搁浅的中国重新推入商业运动的大海的？其艰巨与反复，恐怕是后来者很难身同感受的。这是一个在必须坚持的时候，毫不含糊、分寸不让，而需要迂回的时候，身段无比柔软的政治家。
1978 年底，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述。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只说了10个字：“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
后来出任国家副总理的李岚清当时受命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资事宜，美方提出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概念，“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李岚清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他当即将谈判做成简报，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上简单地画了个圈，意思是“看到了”，但是态度是没有的，只有邓小平批了几个字，“我看合资也可以谈嘛。”
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关于路线的争论已趋白热化，即便是很多高级干部都对大会的方向茫然无知，后来担任过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回忆说，十二月初，他和政治家邓力群、经济学家马洪到日本访问，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袁先生，中国允许不允许外国去投资建厂？”他左问邓力群，闭眼不答，右盼马洪，紧嘴摇头。最后他硬着头皮说，“记者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第二日，转机回京，全会召开了。袁后来说，我们感觉得到斗争的激烈程度。
1981年前后，中国出现第一次宏观调控，三年前上马的上海宝钢项目受到重大争议，一些人大代表联合提议让项目下马，一些已经签订的合作也被迫中止，《纽约时报》在报道时用了一个很疑问的标题：《上海真的需要钢铁吗？》。便是在这一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终于保住了这个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
在1990年之前，邓小平事无巨细，管理半径非常之大，他要为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定性，要为首钢与地方政府的纠纷排解，要为松下幸之助的进入中国牵线，要为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护航。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他唯一考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
邓小平被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先知”，相反，是一个最善于时势来改变方向的智者。李光耀曾经评价说，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度想靠大量引进外资来振奋中国的经济。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他委派谷牧等人遍访欧美各国，寻求合资意向。然而，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很快就改变了思路，他当即决定在南方——那里有中国大陆唯一的外来资本跳板香港——设立“窗口”，通过特区的方式逐步地引进外资。而在国内改革上，一方面加快国营企业的体制松绑，另一方面对民间经济的活跃持乐观其成的放任态度。
邓小平深知，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因此，在处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时，邓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态度。
他对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处理方式就很让人印象深刻。年是安徽芜湖的一个小业主，1979年，因为生意兴隆雇佣了10来个雇工，国内媒体开始热烈争论他是不是个资本家，是不是在搞剥削。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其实却很严重的争论，当时国内类似现象已非个例。如果认可，则违背《资本论》的“经典论述”，如果堵死，则民间经济发展无从谈起。邓小平用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感觉意外，他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第二年又有人将年案上报到他那里，他只批了6个字，“放一放，看一看。”
这一放就是7年，到1987年，雇工超过8人的民营工厂比比皆是了，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允许”彻底放开。
1984 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当时，关于特区的争议如火如荼，有人报告中央，在深圳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共产党的，其他都已经变色了。在考察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一路上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在那时，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明显带有铜臭气的口号。袁庚当场“将军”，自然希望老人家给一个明确的肯定。然而，邓小平眉毛一动，欲言又止。机灵的袁庚只好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此言一出，全场大笑。主政深圳的梁湘一路陪同，总是希望邓小平给予一个肯定的意见，邓对他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邓小平在深圳的表现，可谓意味深长，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却又在言辞上留下空白，给不同意见者留足了面子。
邓小平给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的名言，如“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起点与宗旨都一脉相承。
当邓小平离去的时候，人们最大的遗憾是老人家没有看到他在晚年一力促成的香港回归，那满天烟花中有一朵专为他开放。
邓后十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早非昔日可比，但是，最重要的变革脉络和逻辑却似乎仍然未改。
中国之崛起终于成为了公认的现实，如今它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营企业的改革命题在他去世十年后已告一段落，或许如今形成的格局非当年所想，但是其大舍大得之策略却颇得真传；上海的繁荣也是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命题之一，他对这座城市所寄予的厚望正在变成事实。
不过十年以来，很多他没有看到的事件也正在考验着后来的中国改革者。
就在他去世的当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当时正好在泰国，他驱车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参加一个约会，此处是泰国的华尔街，倒闭了的金融机构多数在此。当他的轿车慢慢经过这些破产了的银行时，每过一家，司机就喃喃自语道：“垮了···垮了···垮了··· 垮了”这些泰国银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泰国危机导致整个东南亚，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大幅贬值。中国大陆的人民币保持了稳定，但是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都相继损值大约30％。
亚洲金融风暴彻底改变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邓小平一直试图通过机制创新和体制松绑的方式来改造僵化的国营企业，但是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成效似乎仍然不太明显，大面积的亏损以及拯救乏力一度让决策者束手无策，邓小平在晚年似乎支持财团型企业的模式，在他的支持下，一些在市场上渐渐具备起竞争力的新型公司被允许进行实业与金融相结合的新试验，他对首钢的非钢化财团型改革就比较的欣赏。然而，亚洲金融风暴让中国决策者彻底了思路。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国营企业开始大踏步地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在若干个资源性领域则保持强势的垄断姿态。这种垄断效益成为邓后国营企业成长的最大特征。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 40％。与此相关联的另外一组数据是，从2004年到2006年的三年间，央企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21.4%；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提高了5个百分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在 2006年《财富》杂志新出炉的全球500强名单上，有13家中央企业入选，比三年前增加了5家，而中石化、中移动等则成为全亚洲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
邓小平将民营公司的崛起，称为是意外的“异军突起”。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工业化运动，是当代企业史最让人惊奇的一幕。在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农村，数以百万计的乡村工厂如雨后春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并成为瓦解计划体制的最重要的力量。邓小平深知，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因此，在处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时，邓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态度。他对民营企业的宽容态度，成为这支草莽力量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邓后十年，民营企业的规模仍在膨胀之中，而其被边缘化的命运似乎并没有改变。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已经与邓小平时代有很大的差异。
他用将近15年时间让中国走出了短缺经济的状态，而如今的领导者则面临产业提升和承担大国责任的新挑战。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报告如此评论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曾在垃圾制造方面经历过如此大规模、高速度的增长。现在重庆10天的建筑成果，相当于15个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有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50％左右。一年的房屋总量相当于俄罗斯全国现有的房屋面积，在全球20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其未来的资源消耗量极有可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资本市场、房地产、能源等由国家控制着主要资源的领域，似乎仍然没有走出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规律。
另外一个让邓小平无法预料的现状是，一直以来非常“弱势”的人民币如今已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硬通货，当巨大的升值压力扑面而至的时候，决策者应当如何应对并避免风险，已经成了一个十分富有挑战性的命题。邓小平晚年留给继任者的一个理念是“韬光养晦”，这是一个十分中国式的、充满了中庸气质的战略思想，也充分体现了这位十分善于妥协和揉合的、晚年心境已日趋平和的老政治家的超人智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如何在国际上避免风险的不二法门。
邓小平没有看到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以及它对全球经济格局所形成的革命性的冲击。在他去世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才刚刚蹒跚起步，而十年后的今天，它们已成为中国经济最耀眼的群体，马云、丁磊、陈天桥等更为年轻而阳光的互联网企业家似乎已经替代十年前的张瑞敏、倪润峰等等，成为新的商业英雄。如果把中国变革看成一个棋局的话，也许很多演变都在邓小平的谋划之中，然而，互联网则作为最为陌生和突然的一个力量出现，它显然已成为最大的变局因素。
到今天，中国仍在体制的转型期内，任何突破和变革都意味着对现有制度的创新，也就是带有“违规”或“违法”的本质。这是中国改革最迷人的地方，也是造成众多灰色现象的原因所在。因此，加快法制化的建设，以开放和全球化的思路来变革中国的制度，显然是一个十分艰巨和必要的任务。
如今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两大特征，一是国有资本与跨国资本紧密融合，这很可能最终形成国家商业主义，二是强大私人资本环境中的弱小私人公司。这是一个仍在激烈巨变中的、充满了未知的国家。
中国仍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我们也许将一帆风顺，也许将遭遇更险恶的激流。然而，邓留给中国的“思想遗产”，却仍然散发光芒。从1978年到1997 年的二十年中，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始终是，“中国不能乱。”这也是中国改革最后走上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渐进式道路的原因。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稳定压倒一切”、“共同富裕”以及“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重大议题，这些思想与当今中国打造“和谐社会”的理念宛若一体。
1986年9月，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及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当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至今，我们仍然艰难地行走在他的这段语境之中。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曾言，“在任何一个国家，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邓小平用富有技巧性的领导才能，实践了上述的观点。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并没有提出系统化的社会改造理论，然而却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用独特的坚持和迂回，催生了一个新的商业国家的诞生。 ¶ 12:36 AM
2007年2月16日 星期五
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 “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邓小平无疑就是伯格森所谓的“某个人”。
1997年2月19日，当93岁的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他一直是中国改革大戏中的“男一号主角”，而去世后的十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邓小平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将已经在意识形态的沙滩上搁浅的中国重新推入商业运动的大海的？其艰巨与反复，恐怕是后来者很难身同感受的。这是一个在必须坚持的时候，毫不含糊、分寸不让，而需要迂回的时候，身段无比柔软的政治家。
1978 年底，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述。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只说了10个字：“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
后来出任国家副总理的李岚清当时受命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资事宜，美方提出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概念，“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李岚清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他当即将谈判做成简报，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上简单地画了个圈，意思是“看到了”，但是态度是没有的，只有邓小平批了几个字，“我看合资也可以谈嘛。”
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关于路线的争论已趋白热化，即便是很多高级干部都对大会的方向茫然无知，后来担任过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回忆说，十二月初，他和政治家邓力群、经济学家马洪到日本访问，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袁先生，中国允许不允许外国去投资建厂？”他左问邓力群，闭眼不答，右盼马洪，紧嘴摇头。最后他硬着头皮说，“记者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第二日，转机回京，全会召开了。袁后来说，我们感觉得到斗争的激烈程度。
1981年前后，中国出现第一次宏观调控，三年前上马的上海宝钢项目受到重大争议，一些人大代表联合提议让项目下马，一些已经签订的合作也被迫中止，《纽约时报》在报道时用了一个很疑问的标题：《上海真的需要钢铁吗？》。便是在这一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终于保住了这个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
在1990年之前，邓小平事无巨细，管理半径非常之大，他要为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定性，要为首钢与地方政府的纠纷排解，要为松下幸之助的进入中国牵线，要为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护航。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他唯一考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
邓小平被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先知”，相反，是一个最善于时势来改变方向的智者。李光耀曾经评价说，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度想靠大量引进外资来振奋中国的经济。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他委派谷牧等人遍访欧美各国，寻求合资意向。然而，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很快就改变了思路，他当即决定在南方——那里有中国大陆唯一的外来资本跳板香港——设立“窗口”，通过特区的方式逐步地引进外资。而在国内改革上，一方面加快国营企业的体制松绑，另一方面对民间经济的活跃持乐观其成的放任态度。
邓小平深知，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因此，在处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时，邓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态度。
他对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处理方式就很让人印象深刻。年是安徽芜湖的一个小业主，1979年，因为生意兴隆雇佣了10来个雇工，国内媒体开始热烈争论他是不是个资本家，是不是在搞剥削。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其实却很严重的争论，当时国内类似现象已非个例。如果认可，则违背《资本论》的“经典论述”，如果堵死，则民间经济发展无从谈起。邓小平用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感觉意外，他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第二年又有人将年案上报到他那里，他只批了6个字，“放一放，看一看。”
这一放就是7年，到1987年，雇工超过8人的民营工厂比比皆是了，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允许”彻底放开。
1984 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当时，关于特区的争议如火如荼，有人报告中央，在深圳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共产党的，其他都已经变色了。在考察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一路上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在那时，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明显带有铜臭气的口号。袁庚当场“将军”，自然希望老人家给一个明确的肯定。然而，邓小平眉毛一动，欲言又止。机灵的袁庚只好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此言一出，全场大笑。主政深圳的梁湘一路陪同，总是希望邓小平给予一个肯定的意见，邓对他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邓小平在深圳的表现，可谓意味深长，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却又在言辞上留下空白，给不同意见者留足了面子。
邓小平给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的名言，如“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起点与宗旨都一脉相承。
当邓小平离去的时候，人们最大的遗憾是老人家没有看到他在晚年一力促成的香港回归，那满天烟花中有一朵专为他开放。
邓后十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早非昔日可比，但是，最重要的变革脉络和逻辑却似乎仍然未改。
中国之崛起终于成为了公认的现实，如今它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营企业的改革命题在他去世十年后已告一段落，或许如今形成的格局非当年所想，但是其大舍大得之策略却颇得真传；上海的繁荣也是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命题之一，他对这座城市所寄予的厚望正在变成事实。
不过十年以来，很多他没有看到的事件也正在考验着后来的中国改革者。
就在他去世的当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当时正好在泰国，他驱车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参加一个约会，此处是泰国的华尔街，倒闭了的金融机构多数在此。当他的轿车慢慢经过这些破产了的银行时，每过一家，司机就喃喃自语道：“垮了···垮了···垮了··· 垮了”这些泰国银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泰国危机导致整个东南亚，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大幅贬值。中国大陆的人民币保持了稳定，但是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都相继损值大约30％。
亚洲金融风暴彻底改变了中国公司的成长路径。邓小平一直试图通过机制创新和体制松绑的方式来改造僵化的国营企业，但是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成效似乎仍然不太明显，大面积的亏损以及拯救乏力一度让决策者束手无策，邓小平在晚年似乎支持财团型企业的模式，在他的支持下，一些在市场上渐渐具备起竞争力的新型公司被允许进行实业与金融相结合的新试验，他对首钢的非钢化财团型改革就比较的欣赏。然而，亚洲金融风暴让中国决策者彻底了思路。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国营企业开始大踏步地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在若干个资源性领域则保持强势的垄断姿态。这种垄断效益成为邓后国营企业成长的最大特征。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 40％。与此相关联的另外一组数据是，从2004年到2006年的三年间，央企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21.4%；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提高了5个百分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在 2006年《财富》杂志新出炉的全球500强名单上，有13家中央企业入选，比三年前增加了5家，而中石化、中移动等则成为全亚洲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
邓小平将民营公司的崛起，称为是意外的“异军突起”。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工业化运动，是当代企业史最让人惊奇的一幕。在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农村，数以百万计的乡村工厂如雨后春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并成为瓦解计划体制的最重要的力量。邓小平深知，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因此，在处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时，邓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态度。他对民营企业的宽容态度，成为这支草莽力量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邓后十年，民营企业的规模仍在膨胀之中，而其被边缘化的命运似乎并没有改变。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已经与邓小平时代有很大的差异。
他用将近15年时间让中国走出了短缺经济的状态，而如今的领导者则面临产业提升和承担大国责任的新挑战。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报告如此评论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曾在垃圾制造方面经历过如此大规模、高速度的增长。现在重庆10天的建筑成果，相当于15个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有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50％左右。一年的房屋总量相当于俄罗斯全国现有的房屋面积，在全球20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16个，其未来的资源消耗量极有可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资本市场、房地产、能源等由国家控制着主要资源的领域，似乎仍然没有走出一控就死、一放就乱的规律。
另外一个让邓小平无法预料的现状是，一直以来非常“弱势”的人民币如今已成为全球炙手可热的硬通货，当巨大的升值压力扑面而至的时候，决策者应当如何应对并避免风险，已经成了一个十分富有挑战性的命题。邓小平晚年留给继任者的一个理念是“韬光养晦”，这是一个十分中国式的、充满了中庸气质的战略思想，也充分体现了这位十分善于妥协和揉合的、晚年心境已日趋平和的老政治家的超人智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如何在国际上避免风险的不二法门。
邓小平没有看到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以及它对全球经济格局所形成的革命性的冲击。在他去世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才刚刚蹒跚起步，而十年后的今天，它们已成为中国经济最耀眼的群体，马云、丁磊、陈天桥等更为年轻而阳光的互联网企业家似乎已经替代十年前的张瑞敏、倪润峰等等，成为新的商业英雄。如果把中国变革看成一个棋局的话，也许很多演变都在邓小平的谋划之中，然而，互联网则作为最为陌生和突然的一个力量出现，它显然已成为最大的变局因素。
到今天，中国仍在体制的转型期内，任何突破和变革都意味着对现有制度的创新，也就是带有“违规”或“违法”的本质。这是中国改革最迷人的地方，也是造成众多灰色现象的原因所在。因此，加快法制化的建设，以开放和全球化的思路来变革中国的制度，显然是一个十分艰巨和必要的任务。
如今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两大特征，一是国有资本与跨国资本紧密融合，这很可能最终形成国家商业主义，二是强大私人资本环境中的弱小私人公司。这是一个仍在激烈巨变中的、充满了未知的国家。
中国仍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我们也许将一帆风顺，也许将遭遇更险恶的激流。然而，邓留给中国的“思想遗产”，却仍然散发光芒。从1978年到1997 年的二十年中，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始终是，“中国不能乱。”这也是中国改革最后走上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渐进式道路的原因。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稳定压倒一切”、“共同富裕”以及“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重大议题，这些思想与当今中国打造“和谐社会”的理念宛若一体。
1986年9月，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及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当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至今，我们仍然艰难地行走在他的这段语境之中。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曾言，“在任何一个国家，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邓小平用富有技巧性的领导才能，实践了上述的观点。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并没有提出系统化的社会改造理论，然而却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用独特的坚持和迂回，催生了一个新的商业国家的诞生。 ¶ 12:36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