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pril 05, 2007
汕头一日
2007年4月5日 星期四
“我的计价器跳得比一般的车要快。”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留着短短的寸头，一脸的不屑，语调冰冷、生硬。从汕头机场到汕头大学，他的开价是120元（实际最多80元），当我提出要使用计价器时，他摆出了那副开诚布公的强盗逻辑。
刚刚一场大雨过后，炎热散去，天空阴郁而低沉。那位愿意接受80元价格司机大约四十几岁，他的车脏且破，在人群与车流中，他太喜欢按喇叭了，以至于我坐在车里都觉得吵。一切都没有变，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来过好几次汕头，总是来去匆匆。最鲜明的感受是它的破败和潮湿空气里那种不安。我总是透过车窗看着那一个个简陋的商铺排列在一起，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货物，都使用蛇皮袋的包装，店铺牌色彩张扬、字体难看，处处都是一种刺眼的不协调。这一次，我还看到那家叫叫长江的小小的医药铺，挂在门外比店牌更显著的横幅上贴着几个大字：本店有售万艾可（伟哥）。
出租车总是被摩托车包围，一些时刻，汕头的街头让我想起了越南的河内与胡志明市，太多的摩托车的轰鸣声了。“这里的人不怎么讲规矩”，这位司机不是本地人，1992年时来自江西，“他们好面子，却有点心胸狭隘。”他刚到来时，汕头比现在更有活力。那时，汕头正处于它繁荣的顶峰，走私、假冒伪劣、伪造增值税发票，造就这座城市迅速却短命的繁荣。它也像是中国早期市场改革的某种象征——生机勃勃却混乱无序，财富的创造不是来自与技术与市场上的创新，而是来自于政策的漏洞、个人行为的大胆。一位见证者将邓小平的措词篡改为“胆量才是第一生产力”。
2000 年之后的国家政策的改变，对于汕头长期的“黑色经济”的容忍走到了尽头。这座城市仍未走过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与深圳、珠海、厦门被并列在一起，是中国开放的象征，是未来繁荣中国的代名词。但如今，这些特区都在为各自的身份苦苦挣扎。珠海除了两年一度的国际航展，紧邻澳门的赌场，几乎被遗忘了；厦门则因为一起震惊世界的走私案而倍受损伤；深圳的表现最为出色，却仍在担心“是否被抛弃”；汕头的命运最为不济，2005年时，它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已经落到了第十名，不仅被东莞、佛山、中山超过，而且也不动声色地被茂名、惠州、湛江等城市超过，如今，它仅仅相当于深圳市的八分之一了。最近进入全国视野的汕头的新闻，似乎只有汕尾那起激烈的警民冲突，汕头大学28岁的毕业生翁帆嫁给了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还有那个堆积了来自全球的电子垃圾的贵屿镇，硫酸镕液污染了河道与地下水，它是中国正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例证。
下午五点，我在汕头的老城区闲逛，在一家叫肥姐海鲜的大排档喝鲍鱼汤、吃清炒空心菜。旧城与中国所有的中小城市的市场一模一样，一家接一家的衣服、皮包、盗版音像店，港台歌手的声音飘荡在潮乎乎的空气里。但是那些摊位背后的年代久远的楼房却诉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楼房建造的年代足以追溯到1930年代或更早之前的，它的风格无一不混杂着欧洲和东南亚特性。
我差点就忘记了，除去短暂的特区岁月，汕头还有着更辉煌历史。恩格斯不是在1858年就以相当肯定口吻说，汕头是中国最有价值的港口吗。那个时候，汕头不过是潮州府中的一个小渔村，而英国人则仍在试图通过武力寻觅适合于中国展开贸易的港口城市。
1861年正式开港的汕头夹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一跃成为中国繁荣的港口之一。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1841 年—1949年之间，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正让中国人尝试一种新的做生意与生活的方式。在沿海或沿江的港口城市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中国人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族上的屈辱，却享受到一种躲避了传统政治官僚的压榨的自由。长期以来，中国商业力量彻底的生活于官僚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发展出两种不同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商人期待能与官僚达成联盟，前者贿赂后者，而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自由；而在偏离中央政权的沿海地区，海盗传统则是支持着另一种商业传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主宰着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他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商业活动的保护伞，今日汕头人的 “不讲规矩”或许多少也承袭了这种海盗传统。
中国商业精神如今是一个热门题目，那些重温晋商、徽商的电视节目与书籍，美化了中国商人那个更讲究信用体系的年代。但其实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更早时就以充沛的史料证明了，儒家伦理中拥有与清教伦理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政治动荡和缺乏法律保障妨碍了这种精神的自由生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些被租借的口岸反而孕育了中国人商业的繁荣，因为那个掠夺性的政权在此止步了。 ¶ 2:01 AM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重温晋商、徽商的电视节目与书籍如今热遍神州，但中国从来就不缺乏资本主义精神，它缺乏的是政治上的稳定和法律上的保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4月5日 星期四
“我的计价器跳得比一般的车要快。”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留着短短的寸头，一脸的不屑，语调冰冷、生硬。从汕头机场到汕头大学，他的开价是120元（实际最多80元），当我提出要使用计价器时，他摆出了那副开诚布公的强盗逻辑。
刚刚一场大雨过后，炎热散去，天空阴郁而低沉。那位愿意接受80元价格司机大约四十几岁，他的车脏且破，在人群与车流中，他太喜欢按喇叭了，以至于我坐在车里都觉得吵。一切都没有变，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来过好几次汕头，总是来去匆匆。最鲜明的感受是它的破败和潮湿空气里那种不安。我总是透过车窗看着那一个个简陋的商铺排列在一起，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货物，都使用蛇皮袋的包装，店铺牌色彩张扬、字体难看，处处都是一种刺眼的不协调。这一次，我还看到那家叫叫长江的小小的医药铺，挂在门外比店牌更显著的横幅上贴着几个大字：本店有售万艾可（伟哥）。
出租车总是被摩托车包围，一些时刻，汕头的街头让我想起了越南的河内与胡志明市，太多的摩托车的轰鸣声了。“这里的人不怎么讲规矩”，这位司机不是本地人，1992年时来自江西，“他们好面子，却有点心胸狭隘。”他刚到来时，汕头比现在更有活力。那时，汕头正处于它繁荣的顶峰，走私、假冒伪劣、伪造增值税发票，造就这座城市迅速却短命的繁荣。它也像是中国早期市场改革的某种象征——生机勃勃却混乱无序，财富的创造不是来自与技术与市场上的创新，而是来自于政策的漏洞、个人行为的大胆。一位见证者将邓小平的措词篡改为“胆量才是第一生产力”。
2000 年之后的国家政策的改变，对于汕头长期的“黑色经济”的容忍走到了尽头。这座城市仍未走过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与深圳、珠海、厦门被并列在一起，是中国开放的象征，是未来繁荣中国的代名词。但如今，这些特区都在为各自的身份苦苦挣扎。珠海除了两年一度的国际航展，紧邻澳门的赌场，几乎被遗忘了；厦门则因为一起震惊世界的走私案而倍受损伤；深圳的表现最为出色，却仍在担心“是否被抛弃”；汕头的命运最为不济，2005年时，它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已经落到了第十名，不仅被东莞、佛山、中山超过，而且也不动声色地被茂名、惠州、湛江等城市超过，如今，它仅仅相当于深圳市的八分之一了。最近进入全国视野的汕头的新闻，似乎只有汕尾那起激烈的警民冲突，汕头大学28岁的毕业生翁帆嫁给了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还有那个堆积了来自全球的电子垃圾的贵屿镇，硫酸镕液污染了河道与地下水，它是中国正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例证。
下午五点，我在汕头的老城区闲逛，在一家叫肥姐海鲜的大排档喝鲍鱼汤、吃清炒空心菜。旧城与中国所有的中小城市的市场一模一样，一家接一家的衣服、皮包、盗版音像店，港台歌手的声音飘荡在潮乎乎的空气里。但是那些摊位背后的年代久远的楼房却诉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楼房建造的年代足以追溯到1930年代或更早之前的，它的风格无一不混杂着欧洲和东南亚特性。
我差点就忘记了，除去短暂的特区岁月，汕头还有着更辉煌历史。恩格斯不是在1858年就以相当肯定口吻说，汕头是中国最有价值的港口吗。那个时候，汕头不过是潮州府中的一个小渔村，而英国人则仍在试图通过武力寻觅适合于中国展开贸易的港口城市。
1861年正式开港的汕头夹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一跃成为中国繁荣的港口之一。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1841 年—1949年之间，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正让中国人尝试一种新的做生意与生活的方式。在沿海或沿江的港口城市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中国人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族上的屈辱，却享受到一种躲避了传统政治官僚的压榨的自由。长期以来，中国商业力量彻底的生活于官僚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发展出两种不同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商人期待能与官僚达成联盟，前者贿赂后者，而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自由；而在偏离中央政权的沿海地区，海盗传统则是支持着另一种商业传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主宰着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他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商业活动的保护伞，今日汕头人的 “不讲规矩”或许多少也承袭了这种海盗传统。
中国商业精神如今是一个热门题目，那些重温晋商、徽商的电视节目与书籍，美化了中国商人那个更讲究信用体系的年代。但其实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更早时就以充沛的史料证明了，儒家伦理中拥有与清教伦理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政治动荡和缺乏法律保障妨碍了这种精神的自由生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些被租借的口岸反而孕育了中国人商业的繁荣，因为那个掠夺性的政权在此止步了。 ¶ 2:01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