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18, 2007
剖析一场达沃斯讨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博主康云峰
2007年9月18日 星期二
“中西交流”，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进行交流。可是，这一活动说来容易，做来难。诚恳而深入的中西交流，古今中外实属罕见。有人说，问题在于风俗文化的不同；还有人给问题涂上“政治色彩”，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西方的民主主义对人民的思想发挥深远的作用，从而构成双方的交流障碍。我认为，问题未必如此严重，往往不过是交流方式不同而已。
对此，上周在辽宁大连举行的达沃斯经济国际论坛(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可以作为确凿的实例。即便达沃斯讨论的正式讨论有关国际性的课题，对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企业、学界人物而言，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意思，不如在走廊上忙碌，交换名片、聊会天儿。但是，此次在大连，由Forbes杂志亚洲编辑Steven Chandler主持的一场讨论却令人瞩目，主题为 “中国的软实力”。嘉宾由三位中国人、两位美国人构成，其中最有名的是《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兼《纽约时报》记者Thomas Friedman先生。Friedman的出席引起了观众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中国记者不厌其烦地争夺了话筒向他提出问题。
讨论一开始，以左翼思想著称的Friedman，竟然大声夸张冷战后美国的庞大实力及其充当“世界警察”的重要角色。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的李若谷先生，显得不以为然。他愤慨地反驳说，美国的实力够大了，为什么还要当作世界警察？李先生还斥责说，美国滥用外力以强加伊拉克走向民主之路，而不用“软实力”。他认为，最能用 “软实力”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孙子兵法》之类的战术著作，为后代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智慧。他还说，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就是以这种传统的 “软实力”为主。李先生的话，掀起轩然大波，中国观众拍手喝彩，西方观众则不声不响默默坐着。
后来，主持人Chandler表示，与颇具“软实力”的美国公司相比，中国大企业的董事不常受到外国记者的采访，因而对其公司的业务透明度不够了解。他用英语向一位中国嘉宾发问：“作为大公司的董事，您一年几次受到外国记者的采访？” 那位董事不敢正面回答问题了，而像历史教授一般用汉语讲述古代中国灿烂辉煌的“软实力”文化，最后才说他每年“无数次”与外国记者会见。Chandler 反驳说：“‘无数次’是不可能的，请您具体说，最后一次与外国记者会见是什么时候？” 那位董事说，他前一天就跟许多外国记者进行访谈。Chandler说：“那么，您这种行为大概没有代表性。” 那位董事听到这句话，肯定不高兴了。
从上述的对话可以看得出，这场讨论的气氛不理想。问题何在？表面上，就是中美双方在政治、文化上有所分歧。Friedman先生自以为是地夸大美国实力，而中国嘉宾在“国学热”的影响下则过于歌颂中国传统文化的功绩，并且尖锐地批评美国的外交策略。
不过，据我说，问题未必在于此，而由交流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其一，嘉宾坐成一排，面对观众；据我所知，中国人宁愿面对面地坐着，或者坐成圈，而并不喜欢坐成一排，从而中国嘉宾感到稍微拘束一点。
其二，主持人不恰当。Chandler先生不会讲中文，又不了解中国人交谈的准则。他提问题直言不讳，而不用委婉而柔软的语气，从而得罪了中国嘉宾。
其三，嘉宾进行交流的目标不同。一个在德国生活几年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告诉我，中国人在交谈中“以和为贵”，呈奉着“能忍则忍，能让方让”的准则，而西方人则 “以我为尊”，认为“该争就争，该闹就闹”。对这场达沃斯讨论而言，这种说法比较恰当。Chandler和Friedman以为当众讨论“软实力”的课题，目标应该是“中西争鸣”，所以他们说话直截了当。中国嘉宾则认为，讨论的目标是嘉宾交换意见、互相表示尊严，而不要“高谈阔论”。结果，李先生一听到 Friedman的意见，大致不喜欢他的语气，因而愤愤不平地反驳了。同样，那位中国董事也不喜欢Chandler的语气，因而支吾其词，没有给 Chandler说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Chandler向负责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的沙祖康先生提问，温家宝为何在演讲里每次都一股脑儿地重复“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这些理念？沙先生的回答出乎意料，说国家领导人的演讲原则，即说话严谨，千万不要随意炒作，不然会产生严重的误会。他补充说明，在中国，领袖不要自夸，因为不需要说服别人。我想，沙先生的发言，可能是全部讨论最深刻的，因为能够进一步表达中西之间的交流方式不同的一些问题。
最后，达沃斯讨论讨论不成功的另一原因，就是中西嘉宾对“软实力”的理解不一致。中国嘉宾一概用中国传统文化以阐述中国“软实力”，而Friedman则将现代“硬实力”与“软实力”混合起来。显然，嘉宾所谈到的“软实力”不止一种形状。也许，沙先生的意见最正确，说这一概念原来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Joseph Nye) 1980年代末提出，因而属于西方思维,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如“软实力”一般广泛应用的概念，往往模糊不清，确实能给说话者设置语言陷阱。我再来举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所谓的“民族”，此词在德国和中国稍有不同的含义。由于纳粹党三四十年代对犹太人、少数民族的罪恶累累，德国民族的历史抱负沉重，使“民族”的语境在德国人的心目中非常敏感。因此，如果中国人说“德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肯定会让一些德国人感到难受。那么，“民族”在中国恰恰相反，可能意味着“56个民族、56枝花”的多民族文化，或者作为“国民”的同义词。有意思的是，以赫尔德(Herder)、费希德 (Fichte)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于十八世纪首次着力提倡“民族精神” (Volksgeist)。后来，“民族精神”在某程度上启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雏形的爱国主义融为一体，民国时期极为流行。在二战后的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则深受知识分子的抗议。从此可见，“民族”在两国有着各异的含义。
总之，中西交流并不简单。我们要是想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除非态度开放、视野开阔，才能取得收获。通过达沃斯讨论的实例，恳切希望激起读者好好琢磨琢磨中西交流。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 1:25 AM
2007年9月18日 星期二
“中西交流”，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进行交流。可是，这一活动说来容易，做来难。诚恳而深入的中西交流，古今中外实属罕见。有人说，问题在于风俗文化的不同；还有人给问题涂上“政治色彩”，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西方的民主主义对人民的思想发挥深远的作用，从而构成双方的交流障碍。我认为，问题未必如此严重，往往不过是交流方式不同而已。
对此，上周在辽宁大连举行的达沃斯经济国际论坛(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可以作为确凿的实例。即便达沃斯讨论的正式讨论有关国际性的课题，对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企业、学界人物而言，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意思，不如在走廊上忙碌，交换名片、聊会天儿。但是，此次在大连，由Forbes杂志亚洲编辑Steven Chandler主持的一场讨论却令人瞩目，主题为 “中国的软实力”。嘉宾由三位中国人、两位美国人构成，其中最有名的是《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兼《纽约时报》记者Thomas Friedman先生。Friedman的出席引起了观众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中国记者不厌其烦地争夺了话筒向他提出问题。
讨论一开始，以左翼思想著称的Friedman，竟然大声夸张冷战后美国的庞大实力及其充当“世界警察”的重要角色。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的李若谷先生，显得不以为然。他愤慨地反驳说，美国的实力够大了，为什么还要当作世界警察？李先生还斥责说，美国滥用外力以强加伊拉克走向民主之路，而不用“软实力”。他认为，最能用 “软实力”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孙子兵法》之类的战术著作，为后代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智慧。他还说，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就是以这种传统的 “软实力”为主。李先生的话，掀起轩然大波，中国观众拍手喝彩，西方观众则不声不响默默坐着。
后来，主持人Chandler表示，与颇具“软实力”的美国公司相比，中国大企业的董事不常受到外国记者的采访，因而对其公司的业务透明度不够了解。他用英语向一位中国嘉宾发问：“作为大公司的董事，您一年几次受到外国记者的采访？” 那位董事不敢正面回答问题了，而像历史教授一般用汉语讲述古代中国灿烂辉煌的“软实力”文化，最后才说他每年“无数次”与外国记者会见。Chandler 反驳说：“‘无数次’是不可能的，请您具体说，最后一次与外国记者会见是什么时候？” 那位董事说，他前一天就跟许多外国记者进行访谈。Chandler说：“那么，您这种行为大概没有代表性。” 那位董事听到这句话，肯定不高兴了。
从上述的对话可以看得出，这场讨论的气氛不理想。问题何在？表面上，就是中美双方在政治、文化上有所分歧。Friedman先生自以为是地夸大美国实力，而中国嘉宾在“国学热”的影响下则过于歌颂中国传统文化的功绩，并且尖锐地批评美国的外交策略。
不过，据我说，问题未必在于此，而由交流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其一，嘉宾坐成一排，面对观众；据我所知，中国人宁愿面对面地坐着，或者坐成圈，而并不喜欢坐成一排，从而中国嘉宾感到稍微拘束一点。
其二，主持人不恰当。Chandler先生不会讲中文，又不了解中国人交谈的准则。他提问题直言不讳，而不用委婉而柔软的语气，从而得罪了中国嘉宾。
其三，嘉宾进行交流的目标不同。一个在德国生活几年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告诉我，中国人在交谈中“以和为贵”，呈奉着“能忍则忍，能让方让”的准则，而西方人则 “以我为尊”，认为“该争就争，该闹就闹”。对这场达沃斯讨论而言，这种说法比较恰当。Chandler和Friedman以为当众讨论“软实力”的课题，目标应该是“中西争鸣”，所以他们说话直截了当。中国嘉宾则认为，讨论的目标是嘉宾交换意见、互相表示尊严，而不要“高谈阔论”。结果，李先生一听到 Friedman的意见，大致不喜欢他的语气，因而愤愤不平地反驳了。同样，那位中国董事也不喜欢Chandler的语气，因而支吾其词，没有给 Chandler说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Chandler向负责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的沙祖康先生提问，温家宝为何在演讲里每次都一股脑儿地重复“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这些理念？沙先生的回答出乎意料，说国家领导人的演讲原则，即说话严谨，千万不要随意炒作，不然会产生严重的误会。他补充说明，在中国，领袖不要自夸，因为不需要说服别人。我想，沙先生的发言，可能是全部讨论最深刻的，因为能够进一步表达中西之间的交流方式不同的一些问题。
最后，达沃斯讨论讨论不成功的另一原因，就是中西嘉宾对“软实力”的理解不一致。中国嘉宾一概用中国传统文化以阐述中国“软实力”，而Friedman则将现代“硬实力”与“软实力”混合起来。显然，嘉宾所谈到的“软实力”不止一种形状。也许，沙先生的意见最正确，说这一概念原来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Joseph Nye) 1980年代末提出，因而属于西方思维,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如“软实力”一般广泛应用的概念，往往模糊不清，确实能给说话者设置语言陷阱。我再来举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所谓的“民族”，此词在德国和中国稍有不同的含义。由于纳粹党三四十年代对犹太人、少数民族的罪恶累累，德国民族的历史抱负沉重，使“民族”的语境在德国人的心目中非常敏感。因此，如果中国人说“德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肯定会让一些德国人感到难受。那么，“民族”在中国恰恰相反，可能意味着“56个民族、56枝花”的多民族文化，或者作为“国民”的同义词。有意思的是，以赫尔德(Herder)、费希德 (Fichte)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于十八世纪首次着力提倡“民族精神” (Volksgeist)。后来，“民族精神”在某程度上启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雏形的爱国主义融为一体，民国时期极为流行。在二战后的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则深受知识分子的抗议。从此可见，“民族”在两国有着各异的含义。
总之，中西交流并不简单。我们要是想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除非态度开放、视野开阔，才能取得收获。通过达沃斯讨论的实例，恳切希望激起读者好好琢磨琢磨中西交流。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 1:25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