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的終極困局 陶傑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因挪用公款被查，泰國前總理他信也因貪污倒台。民主選出來的領袖，有時是選民沒有眼光，有時根本是沒有幾件好貨選得下手，選出一個貪污犯時有所聞，但民主的好處是台上的人貪瀆而不稱職，時限一到，必須下台。而且如果司法相對獨立，任內的貪污必受追究，即使把國家資產轉移給子女，也確保其禍延子孫，下一代一起蒙羞。


陳水扁身敗名裂，不足以證明民主普選的失敗，因為民主同樣也產生廉潔不貪的馬英九。陳水扁的金權醜聞揭發出來，公義伸張，民怨有所宣洩，馬英九的民望也上升而得益，民主的意義不在於保證能選出好人，但可以監察壞人，一旦濫用國民的信用做壞事，一定沒有好下場。


香港特區政府遭遇管治危機，因為既無普選，民意的渠道就會堵塞。香港如果沒有民主，本來沒有問題，只須滿足兩個環境條件：第一是政府擁有對民意的準確判斷；第二是政府有正確的強勢，第三是人民的要求不高。


前殖民地時代，這三點都基本做到。前英國殖民地政府是一個外來政府，香港以武力奪來，異族統治，在政治的道德上不合法。但殖民地政府對民意的判斷很準確：五六十年代，難民遍地，大陸封閉，香港人的要求不高，只要吃得飽、有一片地方安身。殖民地政府維繫正確的強勢管治，建立廉潔的公務員團隊，鼓勵上海和潮州南來的實業家興辦紡織、膠花、玩具實業，英國代為在歐洲打拼出口市場，難民變為廉價勞工，勞工可以積聚資本當小老闆，小老闆可以變身為大亨，經濟的脈絡暢通，社會的氣氛自由，市民安逸於溫飽，造就香港奇跡。


今日的香港特區，民意無法在一個民主公正的立法會通達體現，又因地產壟斷，經濟的脈絡不暢通。香港人今天創業很難從小企業做起，因為昂貴的租金扼殺了任何萌芽的企業生機。一波小業主捱不起貴租倒閉了，又有另一批不知死活的新老闆想做弄潮兒，結果是地產的汪洋把小業主一波接一浪地吞噬掉，殖民地時代社會向上爬的階梯，基本已經塌毀。


貧富懸殊甚麼時候都有，懸殊其中有階梯，社會有希望；沒有了階梯，社會動盪。香港十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的不公義結構已成：地產商堵塞了經濟血液的脈絡，普選要等到二o一七年才「起步」，則民意的管道也在一個結構奇特的立法會中無從流通。政府如何維持正確的強勢？即使公務員，一九九七年之前入職的享有長俸和子女留學的教育津貼；一九九七年招聘的，待遇低了一等，許多是短期合約，沒有長俸，津貼也少了許多。「梁展文事件」是舊時代的公務員在新時代又享受了一切好處，連新一代的政務官也大感不公，公務員士氣受打擊，行政主導又如何維持？


否決普選，中方眼前勝了一仗，但麻煩的後遺症卻由香港特區政府長期承受。殖民地時代，香港的工商利益階層沒有辦法向倫敦唐寧街告港督的狀，也無法在英國投資，親近英國首相與工貿部大臣，從而繞過港督，獲得甚麼第一手消息，上議院沒有爵位分給他們，港督可以在沒有民主的前提之下，準確掌辨民情，維持有公義的強勢行政管治，這些才是種種香港當日賴之以繁榮安定的優勢，今日已經不復存在，因為香港已經接入儒家君臣父子政治文化的傳統。


加上香港人的要求高了：連中國奧運精英來香港表演，特區政府派贈門票，輪不到的市民，會大罵政府，而政府也把一萬張門票扣起來，分給許多特權人士。一個弱勢政府，越受既得利益的各路勢力掣肘，越無法實現「公義施政」，本來民主可以有效促進公義，或至少阻嚇陳水扁和他信之流在台上濫權的不公，但這條路也堵塞了，香港遂成為全世界一個四不像的地方：民主不民主，獨裁不獨裁，行自由市場之政則助長地產的經濟壟斷而擴大貧富懸殊之不公，行開倉派米之舉又怕陷入社會福利主義的死路。民意的訴求無法展達，只有在一個民選議席有限的議會塞進最激進最對抗的草根人物，但政府為了打壓，則更須倚仗「功能組別」許多不稱職或自動當選的貴族，另加保皇政黨回頭勒索、上下其手，民粹更向街頭爆發。

今日香港外逢國際通脹的風雨，內有一個畸形制度的內耗扭曲，十年實驗，落入了一個政經的怪圈，無論誰做特首，香港都走不出這個怪圈，這不僅是香港人和特區政府今後須面對無了期的陣痛，其實也是中國在誤解和排斥民主之下的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終極困局。

Labels: Hong Kong

  ¶ 8:08 PM 0 comments

  张学良与红军宁夏战役 唐洪森　叶　按 (社会科学战线 2005年3期)


　　内容提要　1935年底,张学良所部开始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接触。翌年春夏,双方出于共同抗日政治需要加快合作步骤,及至商定打通苏联道路并首先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尔后红军三大主力得东北军暗中相助,实现西北大会师,顺势发起宁夏战役,分兵西渡黄河转北进宁夏,终至激变西京。

关键词　张学良　宁夏战役　打通苏蒙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与中共商定宁夏战役计划

　　1935年10月至11月间,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主力在崂山、青石咀、榆林桥、直罗镇、黑水寺、张家湾诸次战斗中,相继击败东北军,数度兵围甘泉城,致使东北军损兵折将,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及军械物资损失。红军通过战场释俘,严重影响着东北军官兵士气,也促使张学良早定联共决心。12月,张学良首先通过驻防甘泉、洛川前线的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打通了与红军的关系。王以哲同彭德怀也由起初信件往来迅速发展为电台联络,为日后张学良直接介入谈判过程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上半年,经过李克农两次赴洛川与王以哲(先)、张学良(后)谈判,周恩来与张学良两次肤施(今延安)会谈,双方政治立场日趋接近,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尤其经过红军东征山西战役、“两广事变”,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日益密切,并就另立“西北新局面(即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外蒙道路获取军援、东北军配合红一方面军西征、隐蔽掩护南方红军北上陕甘、巩固内部、出兵绥远、联合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等一系列具体事项协商一致。

同时为加强西北红军实力,进一步增强打通苏蒙道路的可行性,中共中央在张学良应允暗助后,以北方有较强的友军,并有联合发动西北局面为由,适时指导南方川康边的两支主力红军北进会合陕甘红军,想方设法促成西北大会师。所以从5月起,中共中央即不断地向红二、四方面军负责人通报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与配合程度,指明新的军事战略行动方针。

5月18日,西北军委发布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6月底、7月初,在中共中央连电催促之下,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并分路北上甘南地区事成,宁夏战役计划随之提到日程上来。8月初,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通过草地,占领巴西、阿西、包座等地,拟于8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接近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活动区域,形成战略配合。鉴于南方两支红军主力即将到达预定战略集结地带,原拟联合东北军共创西北大业有望实现,中共中央即于8月9日致函张学良,建议“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间,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①中央并决定派潘汉年于11日动身到西安,与张166学良“商量各种问题”。续派叶剑英、朱理治也到西安,同先期抵达的刘鼎一起协助张学良工作。

8月12日,中共中央将与张学良商定的新的战略行动计划电告朱德、张国煮、任弼时,其中攻取宁夏的步骤改在冬季进行。该项计划是:红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而打通苏联道路为其重要一环,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10月至11月实现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从12月起,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军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渡黄河,攻占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②。依据这项作战计划,红四方面军出哈达铺后即以一部兵力围攻岷州。至8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已全部集结甘南地区。东北军也按照双方协定战略计划,向西兰公路出动,控制据点,配合红二、四方面军行动。出于多种因素考虑, 10天后,中共中央决定略为变更前电计划,除夺取宁夏、绥远外,再扩大占领甘肃西部一带,形成两个战略突击目标,分别从新疆、外蒙接取苏援。8月22日,毛泽东就此事首先电询彭德怀的意见,主要是询问红一方面军能否有独立攻取宁夏、战胜马鸿连部的把握。23日,中共中央又电询朱、张、任等人的意见,如以红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接新疆边境有充分把握否? 25日,中共中央再将这项行动计划电告莫斯科的王明,请其全权代表中国红军向苏联方面交涉具体援助事宜。此时,中共的政策重心已转向“联蒋抗日”,与南京政府的和谈正加紧进行,张学良暂时还不能脱离南京政府,贸然另立局面,公开与中共的关系,更不能协助红军抢渡黄河,只能约束所部为红二、四方面军让路。8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冬季以前三个方面军的基本行动方针,仍准备冬季“打通苏联”,现时发展甘南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保护东北军与张学良,“不使受蒋介石可能的打击”。③此后,红一、二、四方面军按照9月至11月作战部署分头行动,攻宁战役计划暂时搁置下来。


二、张学良暗助红军发起宁夏战役

　　在中共中央数次去电共产国际请示行动方针后,几经周折,共产国际终于1936年9月11日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17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主要询问攻宁夏与甘西,何为重点?以及宁夏敌情、地理等问题。中央于19日12时收到这封电报后,即于15时复电指明: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也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首先占领定远营。所以“夺取宁夏,打通苏蒙,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④。按照这一基本战略方针,红四方面军以夺取静宁和会宁、夹击敌胡宗南部、会合红一方面军为战役目标,全部向北挺进。10月初,红二方面军也北进抢渡渭水,朝着会师红一方面军的目标前进。

在此期间,张学良身兼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不得不表面上应付一些“剿共”军事行动,实则消极避战,暗中助红军。如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地区后,即与东北军相遇,遵党中央嘱咐采取友善的态度,主动同东北军联络。张学良则下令各部守备各城镇,保存实力,不许主动出击。并请中共代表潘汉年、刘鼎转达,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时,尽量贴近东北军防区行进,如红军一定要通过东北军防区,须事先打个招呼,由他设法调防。有了这层特殊关系,红军与东北军很少发生冲突,彼此心照不宣。

张学良于军事上给予红军另一特殊帮助是,将国民党军进攻红军的各种情报及时向中共方面通报,且提出自己的应对意见。如10月8日,蒋介石、张学良拟组织“通渭会战”,准备与红军决战。167张学良与红军宁夏战役但当天,张学良即将该项绝密军事计划通报给中共中央,说明自己将于次日乘飞机到兰州绥靖公署布置会战。9日18时,毛泽东、周恩来再将敌“通渭会战”计划电告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明白指出敌军部署是:胡宗南部由秦安前进,毛炳文部由陇西前进,关麟征部由宝鸡转向陇县,于学忠部抽出2个师向定西前进,王以哲部位于平凉、静宁防堵,董英斌部集中2个师位于固原策应,庄浪由王以哲部派1个团固守。依据这种军事围堵态势,张学良向我提出7条意见,如下:

1.设法推迟会战时间。
2.红一方面军佯攻靖远,威胁兰州,抑留东北军于学忠部守城。
3.红二方面军在现地区活动,钳制王钧部、关麟征部。
4.红四万面军迅速通过西兰大道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
5.蒋介石有意抽调固原的部队到平凉,使东北军集中作战,因请红军佯攻固原。
6.请红军大力攻击庄浪。
7.胡宗南表示要坚决进攻,估计胡部将紧随红军身后,破坏宁夏战役计划,建议红军集中兵力抗击胡敌。

根据上述情况,毛、周电示红二方面军“应速集中通谓,并准备向静隆大道”前进。⑤至于王以哲与彭德怀函电交驰,冒险将所部和胡宗南等部的进军路线、驻防地、作战任务与命令等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秘报给彭德怀,中共中央再将陕甘敌情每日变化及时通报给红二、四方面军,并指示红二方面军按照王以哲所述路线突破渭水封锁线北进陕甘边界等,更是难能可贵。即使到了宁夏战役执行的关键时刻,王以哲仍密切保持与红军的电讯联络,交换情报。红军发起山城堡战役前后,王以哲部靠近战区,最有希望增援胡宗南部。但王部虚假推进,一日数电彭德怀,告知各部行军路线、抵达地点、作战部署。胡敌一部在山城堡、萌城堡相继被红军歼灭后,蒋介石严电张学良追究王以哲的责任,最终不了了之。

除此之外,张学良还应中共方面请求,给予红军物资援助。主要是红二、四方面军经草地艰苦行军,衣服缺乏,粮食困难,冻饿伤病减员较大,官兵体力透支,部队相当疲劳。党中央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也尽力做了各种准备工作,主要办法是向张学良“借款”另加解决棉衣问题。为此,叶剑英于5日同张学良商谈,提出借款5万元并另给解决1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当即表示,借款之事一定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直接送往苏区,可先派车从西安解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于半路上取走。⑥事后不久,张学良所承诺的两件事全都落实。12月初,叶剑英按照中央指示撤离西安,张学良再次慷慨相送10万元。当然,张学良接济红军之事,远不仅此。此时的东北军与红军真正是同舟共济,休戚相关。


三、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及西安事变爆发

　　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实现会师,明显增强了红军在西北地区作战的实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即拟定《10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攻宁部队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的3个师组成,其余部队组成向南防御兵团。该项计划要求至迟于11月10日之前完成一切攻宁准备,并在10月内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但敌情变化也较快,且表现异常严重。蒋介石于10月22日赶到西安督战,调集近20个师的兵力,驱赶东北军内战,沿兰州、陇西、秦安、固原弧形地带,向红军展开全线猛攻。红军面临敌军南攻北堵险恶境地,中间战略回旋余地狭小,已过河的部队被敌隔断分离,宁夏战役计划暂时已无法执行,被迫寻求更大范围的生存空间。

1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征求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5人的意见,168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区域历史与文化准备在两星期内作出最后决定。这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长征计划”。

该计划要点是:红四方面军已过河的3个军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负责直接打通苏联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红四方面军未过河的2个军组成北路军,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均在12月上旬出动,逐步到达黄河沿岸,准备渡河入山西。如此时我与蒋介石、阎锡山谈判不成,则第一步占领同蒲路,第二步出至冀豫晋之交,第三步到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回西北,以一至两年时间完成之。⑦如此一来,红军将再度游击半个中国,前途未卜。11月下旬,中共中央将新长征计划通报给张学良。对于中共的困难处境,原来答应11月公开与红军另立西北国防政府新局面的张学良很着急,不同意中共这项“大计”。11月底,张学良建议中共及红军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他尽力使全线停战。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12月1日3时,毛泽东等电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一二个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因此, 12月确定红军仍在现地区,“以随时准备打胡姿态,加紧休息整理”⑧。12月10日,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告以中共与南京谈判情况,表示红军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⑨

张学良为着中国的抗日前途大计,十多天后终于做出惊天动地之举,与杨虎城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及随从军政大员等,打乱了蒋介石“剿共”格局。这样,红军宁夏战役计划虽不得实现,却因此激变西京,峰回路转,中国革命再一次突出重围。


注释:

①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103页。

②③④⑤⑦⑧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 1992年版,第635页,第664页,第708页,第874页,第1058页,第1057页。
´
⑥　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1068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332页。


作者单位:唐洪森　浙江海洋学院社科部　　
　　　　叶　按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尚永琪

Labels: 宁夏战役, 张学良, 红军, 西安事变

  ¶ 10:51 PM 0 comments

  在中国把真话说出来是有秘诀的 （《多维月刊》）

　　第一次知道“杨继绳”这个名字，是2005年4月在出走的前中共中央委员、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他的茶几上堆着高高一摞书刊报纸，最上面的一本书油墨尚香，就是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2008年10月17日，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举行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了专程前来的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他经十年调查研究，今年上半年出版了上下两册厚厚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这次专门讨论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会议上，做了题为《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的发言。三天会议结束后，他接受了多维社记者的专访。

　　杨继绳长相憨厚，穿着朴实，不像清华的毕业生，也不像新华社高级记者，倒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镇干部。因为他的《炎黄春秋》副社长身份，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但杨继绳对多维社记者有言在先：我不是《炎黄春秋》的法人和主管，按说情况不应该由我来介绍，不过多年参与杂志的运作，就谈谈个人的看法吧。

　　多维社记者问：那么《炎黄春秋》的主管是谁呢？

　　杨继绳说：杜导正主管，他是终审人。

　杜导正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在新华社工作了近四十年，当过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在他的身份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就是《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管机构。不过，杜导正已经85岁了，他这个终审人，是挂名而已吧？

　　杨继绳却说：不，杜老可不是挂名，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要看。原来我也是终审人之一，后来写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本书，挨了上面的批，比较招人注意，杜导正就让我别当终审人了，只当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副社长和执行总编另外还有吴思和徐孔——徐孔是一位“老右派”。

　　《炎黄春秋》最近几年刊出不少题材和内容敏感的文章。像2007年7月号上田纪云《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率先正面描述被废黜的总书记赵紫阳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的往事：“1986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更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却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动。再如2007年2月号刊出谢韬的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时也洛阳纸贵，唤起众多猜测；今年5月号的《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从标题上就与“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迥然有别。



刘云山说“你们去看《炎黄春秋》吧”




　　多维社记者问道：眼下公认当局对言论的管制日益细密严格，对互联网上的舆论也采用了各种行政和技术措施来控制，许多问题被禁止披露和讨论，为什么《炎黄春秋》能够享有“网开一面”的待遇？你们发表这些敏感文章，是跟有关方面通过气，得到特别的许可吗？

　　杨继绳连连摇头说：我们没有请示、也不需要请示任何人。

　　我追问：莫非当局真是要留一个“新闻自由”的标本，来做抵挡批评政府管制言论的挡箭牌？

　　杨继绳笑了：还真有这回事——中宣部长刘云山真的对批评者说过：你们去看看《炎黄春秋》吧。

　　他思忖了一下，接着说：这份杂志能够坚持一种相对开放的面貌，有多种原因。杜老是个老共产党员，思想仍然是体制内的，但他开明，看到了历史潮流大势所趋。我们杂志的顾问队伍，杜润生、李昌、于光远、李锐等也多是党内民主派、多是老革命。主管机构对我们也给予了宽松的环境。

　　杂志的主管机构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5月10日，先后有萧克、周谷城、费孝通、程思远等人当会长，2006年换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为新一届会长，实际管事的是第一副会长兼党组书记，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多年来，炎黄文化研究会创办“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举办过多样化的学术研讨会，还编辑出版《炎黄汇典》等书籍；出版《炎黄春秋》也是其工作之一。不过，杨继绳介绍说：炎黄文化研究会对《炎黄春秋》基本上是不管，过一段时间，召去汇报一次而已。

　　而当局手上对杂志能打的牌又实际上很少。《炎黄春秋》是民间办的，又没有用他们的钱，现在发行八万多份，能够平衡收支，略有盈余。当局想过换人这一招，就要张文彬来跟杜导正谈。张文彬说：“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杜导正说：“你说吧！”张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找个接班人哪。”杜导正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回去就安排让吴思当了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但是我们的内部运作，还是照常。



“安全守则”经验谈

　　在当代中国讲真话，没有勇气是不行的；但是只有勇气又是不够的。多维社记者问：你们自己内部，对敏感文章要进行讨论，也评估过风险？——个人的风险和刊物的风险……

　　杨继绳说：那当然。几个副社长都要看，都要讨论，都要评估。不过，我们评估的是对于杂志的风险，个人的风险基本上不用考虑。近年来当局控制媒体的方式方法比过去还是聪明了、进步了：书出了问题，只处理出版社；杂志出了问题，只处理杂志——黄牌警告，停业整顿，换人，扣发书号，停刊等等。他们打压和查封报刊本来是因为政治问题，也说你是出了经济问题：卖书号啊，超越了出版权限啊。

　　评估风险，怎样才能“化险为夷”呢？杨继绳在2007 年香港大学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过：我们要当先驱，但不必当先烈。他总结怎样才能安全的规则，第一条就说：不要犯低级错误。低级错误往比高级“错误”更危险。他举例说，《炎黄春秋》发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从过去50年当局奉行的理论标准来看，是颠覆性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危险，这是“高级错误”。而《21世纪环球报道》之所以被封，不是因为发了李锐文章，而是说中共中央同意李锐的文章。中央怎么会同意李锐的文章？这是硬给中共中央加上去的。中央当然恼火。

　　杨继绳列举的低级错误还有：对现任领导人的人格侮辱，对现行的重大方针政策正面挑战，泄露国家机密，国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敏感话题，等。

　　杨继绳介绍的第二条安全规则是，要了解国家允许的言论边界。“怎样才能了解这个边界呢？在于学识，在于眼界，在于经验。井底蛙当然不知道危险的边界在哪里。”—— 这一条，恐怕《炎黄春秋》得天独厚：创办者与操作者多年投注心血，建立起雄厚的顾问和核心作者队伍，在网站上列出名单的“核心作者”就有近百人，其中有田纪云、胡启立、朱厚泽这样的前高官，也有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知情人及其后代，还有中共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各个山头的“大腕”，所持观点有“左” 有“右”，有体制内也有体制外。其它哪家刊物能集中这么多有学识、有眼界、有经验的顾问和核心作者？

　　尽管杨继绳讲得有理有据，但是包括他在内，《炎黄春秋》几位副社长多未能做到安全过关：杨继绳的书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基本上不能在国内出版；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吴思几乎每一本书都被当局禁止发行，其中就包括那本《潜规则》。但“潜规则”这一概念由于其新颖和准确而深入人心，《炎黄春秋》主办者就是凭借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与宣传主管部门进行博弈，总算在当局容忍度的边缘保持了平衡。

　　杨继绳归纳的最关键原因是：《炎黄春秋》多年来积累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今任何人若打算查封这家杂志，都要顾及政治成本太大了，是否承受得起？



新闻与历史，必须贯串“真”字

　　杨继绳1940年出生于湖北浠水，读高中时，经历过“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大饥荒，父亲被活活饿死，凄惨的印象深深刻在他的脑际。

杨继绳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题为《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他认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当年的所谓“统计”得出的饿死人口数字，是大大低估了实际死亡数字。

　　虽然他从小爱写作，作文在《中国少年报》刊出，但1960年考大学时，却阴差阳错进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不过，正待毕业时赶上“文革”，新华社要招学工科的记者跑工业经济新闻，杨继绳被选中，派到天津分社。一干三十多年。到他晚年，却从新闻转到了历史。杨继绳觉得这两者本来就是一脉相通，历史就是昨日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与历史，都必须贯串一个“真”字。他因三次探访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写作又总是萦绕让掌权者芒刺在背的敏感话题，招致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不满，先后被三任中宣部长点名批评，他的几本书也被禁，但他仍信奉“求真理、讲真话、做真人”的最高信条。

　　杨继绳告诉我，他跑遍了大饥荒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数易其稿，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披露，从1958年至 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至少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上下，两者相加共计7000多万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灾荒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人类当代史中空前惨痛的大悲剧。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和平发展年代里发生的惨剧。而这场大饥荒，也间接引发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杨继绳的《墓碑》一书，是凝聚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也是为那3600多万受难者所立墓碑之墓志铭。

　　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记者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能见证历史重大事件、能采写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杨继绳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运。他对多维社记者谈到很多采访过的人与事，我们将在今后陆续介绍。  ¶ 9:47 PM 0 comments

  评论：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猥亵了女童 中国新闻网

　　深圳“高官猥亵门”愈演愈烈，却暂未有直接证据认定林嘉祥猥亵女童。网事如风，突然想起一句由奴隶带进北美的非洲谚语，“干草会把湿草点燃”。

　　当事人之一的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纪检组组长林嘉祥，到目前为止，除了在视频中出现外，还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由于监控摄像头的盲区，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的监控录像缺失，接触此事的人们，包括女童的父母，都依靠女童的指控及事件的逆推，来修补缺损的事实——人们是不是在不得不相信一个未完全证实的事情？

　　实在很佩服林嘉祥在视频中光明正大的勇气，却又不得不反感他在事发与事后首鼠两端的行为。一个11岁的小女孩在餐厅好心为一位50来岁的男子带路，走 到洗手间前仓皇奔回，跑向包房哭诉被男子在洗手间前卡住脖子强行拖往男厕，情急才得以挣脱。女童父母寻找男子交涉，面对责问，男子坦荡豪言：“我就是干 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在表达“虽千万钱，吾出矣”的能力后，面对愤怒，进一步表达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境界：“你知道我是 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和市委书记是山东老乡。我卡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 们”。

　　诚哉斯言！活脱脱一部《官场现形记》的自白录，午夜梦回没敢对自己说的话，酒醉后敢于扯下遮羞布晾给公众，真无愧“斗士”，想想那些没出事就逃往国外的高官，林嘉祥先生出了事不怕与不怕出事的境界算得上“典范”，至少用不了“劝回”那么麻烦。

　　面对林嘉祥的“坦荡”，假如我们不相信他真的干了，又怎么相信“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的直接与实在；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干了，又怎么相信“我 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的真实与优越；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干了，又怎么相信“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 们”的能干与蔑视；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干了，又如何相信天下没有钱摆不平的事情、天下没有收拾不了的人这一流行风气。

　　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干了，我们就只能像林嘉祥深圳海事局的同事一样，觉得“不太可能”，但事实就是“公然”了，林嘉祥事发后的言行已被视频锁 定；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干了，我们就只能像深圳市南山警方一样，因“该男子不愿透露身份了”，也就淡然处之了，我们也就只能像事发酒店的员工一样， 对事发当晚的情况一律“失忆”和回避；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干了，我们就找不出“该男子”的身份——林嘉祥的身份是靠网友“人肉搜索”找出，后经深圳 海事局证实；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干了，正义就无法推进，一番“疯话”，早就淹没在世事茫茫中去了，谁又当得真呢？林嘉祥被担保出派出所后，不就若无 其事地到上海公干去了。

　　假如我们不相信林嘉祥真的干了，许多人会在社会的阴影里狂笑，他们会指着我们的头颅说，看，这是傻子！司法的相信，有程序的推进，但林嘉祥让我们相 信，他真的干了，就像美国人相信辛普森真的干了。辛普森不惮说出“如果是我干的”，美国人认为这是对司法公正“可憎的挑衅”；而林嘉祥说“我就是干了”， 这是对中国官场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公然挑衅，哪一个党派、哪一种政治，可以容得下如此挑衅？

　　不要逼公众去想像一个事实，不要逼公众去相信一个事实，不要忘了鲁迅先生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公仆们手中的权力，殊属正当。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 10:46 PM 1 comments